创新及科技局近年努力推进创科，包括鼓励政府部门多采用创科方案、推动再工业化、提升中、小学的STEM教育水平，投放更多基础及应用资源去支持科研等。据悉政府于过去三年付出超过一千亿港元，落实多个创科项目，目标之一是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及科技中心」，这已成为政府重点政策之一。然而，香港中、小学的STEM教育推广，与大湾区的香港人才发展似乎互不衔接，若这情况未能尽早改善，香港年轻人未来在大湾区创业、就业的机会便会大打折扣。 政府在《2019-20年度财政预算案》拨款五亿元，推出「中学IT创新实验室」计划，向每所资助中学三年提供一百万元，让它们自行购置所需的IT设备和专业服务，以及举办更多相关的课外活动，加深学生对人工智能、区块链、云端运算、大数据等（简称ABCD技术)崭新IT的认识。据了解，虽然计划推出至今反应热烈，但参与的学校大部分都会跟随本地IT市场的潮流，偏向采用微软、谷歌、苹果、IBM、亚马逊、三星等外国硬件及软件科技。这现象无疑会窒碍香港热爱IT的年轻人往大湾区发展的意欲，对香港市场拓展百害而无一利，并非好事。  有中学IT老师指出，在本地教育科技市场上，上述主流产品或服务以外的选择并不多。再者，一般老师对大湾区年轻人发展的机遇及需求了解不深，因此不少老师便选择舍难取易，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随波逐流。内地普遍使用的科技（例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产品）在香港学校的使用率偏低，在现阶段这是不变的事实。因此，在商言商，在缺乏生意诱因之下，内地科技公司减少投资香港科技教育市场是可以理解的。但笔者认为它们太短视了，应该把生意目光放长远一点，瞄准国家十四五规划的目标，透过科创建设促进香港融入大湾区，而过程中必然会为公司带来不少商机。  以笔者求学时的经历为例，四十多年前，笔者本科修读电子工程学，课程中学习了包括Unix操作系统、Sun工作站、C编程语言、「英特尔」中心处理器、「甲骨文」数据库等电脑科技，毕业之后这些科技便成为笔者的「揾食」工具，而且使用愈来愈多，也愈来愈深。由此可见，该些公司主动「先入为主」的教育市场策略非常奏效，为公司未来（学生毕业后）创造了不少商机。从经验所谈，笔者建议内地IT公司抛开短视的商业政策，仿效上述做法。如这样做，公司更可以收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可以贡献国家配合十四五规划发展，另一方面在生意上「放长线钓大鱼」从中获益。  从整体STEM教学考虑，科技培训只是横向教育，并不够全面，要与纵向非形式化的体验教育配合。就推动大湾区青年人发展，内地科技公司的参与更加重要。它们可以安排大湾区的工厂访问、假期实习、科创比赛等活动，让老师与学生参加，加强他们对大湾区科创文化的认识。这些安排的目的是准备好学生的未来就业、创业能力，同时也可以让老师们就大湾区社会的需求，设计学生所需的IT课程和设施。  随着去年学校对「中学IT创新实验室」项目的反应积极，政府本年度再拨款两亿多元把计划延伸至小学。政府在未来三年将会向每所资助小学提供最高四十万元资助，推动「奇趣IT识多啲」计划，通过课外活动加强小学生对IT的兴趣、认识及应用。笔者对政府大力推动中、小学IT课外增润计划予以肯定，希望企业可以多为学生未来融入大湾区考虑，与校方紧密合作，提供横向和纵向的科创教育配套。  近期教育局正在忙于重新编写中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原通识科）课程，笔者认为除了透过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时事等议题教导学生了解国家之外，也可考虑加入更多中国科技元素，让学生认识国家的先进科技及所创造的成就，增加他们对投身大湾区科创产业的兴趣和动力。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外务）副院长 来源：星岛日报

因「虚假新闻」造成重大破坏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过后，特朗普团队在社交网络中疯传拜登选举舞弊，引发暴徒上街冲击国会山庄。（路透社资料图片） 大数据分析是人工智能背后的核心技术。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从人类日常生活的数据中学习人类文化，从中进行模仿，达至「机器代人」的目标，例如从市民阅读报章、杂志的习惯，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日常兴趣、甚至其政治立场等，然后针对性地提供个人化的智能服务。 虚假新闻传播 屡造成重大破坏 俗语云：「树大有枯枝」，这道理也适用于大数据应用上。网络上的数据良莠不齐，垃圾信息满布，当中「虚假新闻」更是全球焦点，因而造成重大破坏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美国于2003年在没有真凭实据下坚持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而入侵该国，导致死伤无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市场研究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s）利用5,000万个Facebook私人用户资料发放假信息打压希拉莉，最终特朗普以爆冷姿态在选举中胜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过后，特朗普团队内部在社交网络中疯传拜登选举舞弊，引发暴徒上街冲击国会山庄等。 在香港网络社会中，情况也不遑多让，线上谣言满天飞，虚假新闻严重影响本地社会秩序和常态，例如有「伪专家」指鹿为马，错误地指出「安心出行」存在私隐外泄风险，令市民抗拒下载使用；亦有网民误导普罗大众，刻意指摘新冠疫苗效果不彰，令不少市民放弃接种。这些源源不绝的「假新闻」严重拖慢本港抗疫步伐，打击民生和经济。 面对虚假新闻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科技企业、大学、科研中心等各界没有坐视不理，无不积极投放资源进行研究，务求找出有效的方法识别及过滤虚假新闻。笔者的研究领域聚焦于「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目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及理解文字信息（例如报章内容），而识别虚假新闻亦是笔者近年的主要研究方向。 两类传媒资讯 AI处理各不同 传媒资讯如报章、杂志等的内容，主要由两类信息组成，分别为「客观信息」（Objective Information）和「主观信息」（Subjective Information），客观信息描述所报道的事件，包括其前因后果，主观信息则是记者或受访者对事件的个人意见。根据传统定义，大众视前者为新闻，而后者则为评论，从人工智能角度，处理这两种信息的目标截然不同。 客观信息理论上由事实组成，因此要判断它的真伪，人工智能系统会进行「事实查证」（Fact Check），目的是核对事件是否事实。如果事件是自然发生的，系统可以从它的合理性及科学性进行研究和求证，但若然系统面对的是社会事件，查证便会较为复杂。分析这类新闻的算法，并非纯粹是证实目标事件是否发生过那么简单，而是把事件在何时进行（When）、那里发生（Where）、谁人导致（Who）、如何造成（How）等关连证据也进行彻底分析，例如系统会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以及牵涉相关人士之间的人际网络等。 进行这类任务的最大困难是「自然语言理解」（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NLU），因为在这方面的现有技术都是针对特定领域（如法律）而设，并不能普及地应用于日常新闻理解上。 处理主观信息的手法大有区别，其主要目的是作「舆情分析」（Public Opinion Analysis），让用户了解大众对目标事件所关注的要点及程度。人工智能系统首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评论中挖掘出各评论员的不同论点，然后统计每一论点的支持人数，最后作出结论，例如分析发现大多数香港年轻人认为「在大湾区创业」是正面的。 然而，由于舆情分析的算法主要基于统计学，因此其结果深受数据（即新闻）完备性的影响，常见的现象包括：1、系统并没有涵盖所有关键持份者，导致其分析结果偏颇或带有立场；2、由于分析系统并没有获取所有论点，因而导致以偏概全的问题，影响分析的可靠性。 缺标准测试数据 碍新闻理解研究 总体而言，无论是「事实查证」或「舆情分析」，两者与其他大数据分析应用同出一辙，都是非常依靠「机器学习」技术。有效的机器学习，与系统背后所采用的训练及测试数据质量息息相关。然而，训练数据不足，以及缺乏标准测试数据，是新闻理解研究的瓶颈，窒碍了它的广泛应用。 以拥有最先进科研能力的Facebook公司为例，自从特朗普首届选举以来，他们便坚决要杜绝「脸书」社交平台上的「虚假新闻」，为此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去研发专责的人工智能算法，但到了今天仍未能完全把过程自动化，还是需要人机互动，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专家团队作出最终判断。从另一角度看，此情景又一次反映出坊间盛传的「机器代人」观念在现阶段并不适于传媒行业。新闻采集、写作、而至编辑等工作还是以人为本，很需要真人参与。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荣誉会长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近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公开表示，香港至今对「虚假新闻」没有法例定义，因此政府并无相关法例来防止「虚假新闻」的散播，但若「虚假新闻」引致煽动仇恨、分化社会或挑拨仇恨，新闻发布者有机会触犯包括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罪行，届时警方必会执法严惩。笔者认为香港政府必须尽早正视「虚假新闻」问题，防止它持续发酵，对社会造成不可收复的深度破坏。就此笔者建议政府可以考虑以科技为主导，推行以下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短期策略，利用人工智能(A I) 技术辅助警方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事实查证」（Fact Check），以核对新闻是否符合事实。如果事件是自然发生的，系统可以从它的合理性及科学性进行研究和求证 ，不过若系统面对的是社会事件，「查证」便会较为复杂。分析这类「新闻」的算法，并非纯粹是去证实目标事件曾否发生过那么简单，而是把事件在何时进行（When）、哪里发生（Where），谁人导致（Who）、如何造成（How）等关连证据也进行彻底分析。例如人工智能系统为了「查证」是否属实，会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及其牵涉相关人士之间的人际网络。  然而，进行这类任务的最大困难是「自然语言理解」（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NLU），因为在这方面，现有技术都是针对特定领域（如法律）而设，并不能普及地应用于理解日常「新闻」上。  从另一角度看，这做法是在事发之后而进行的，例如警方发现一宗罪行（如盗窃）便进行侦查，翻看过往新闻，并查证其事实。如此，警察的行动纯粹是为案件搜证，而并不导致以「虚假新闻」入罪。所以，这做法较为被动，主要是治标而并不能治本。  第二部曲是中期策略，以法律为主导。此举针对「虚假新闻」的产生，堵截它的源头。这做法须为防止「虚假新闻」立法，严惩恶意伪造新闻的不法之徒。不过，政府立法必然会惹起争议，其中一个缓冲方案，是仿效Facebook 处理假新闻以人机互动的做法，首先利用「事实查证」系统识别可疑的「虚假新闻」，然后把它转送至专责的法官进行专业审视及裁决。  第三部曲是长期策略，以教育为主导。此举的目的是推行全民传媒教育，教育普罗市民辨别数码新闻的真伪。数码新闻已成为主流，网媒分秒必争，争相把新闻尽快放上网，成为市场的领头羊。可是，一些网媒为求捷足先登，不惜放弃中央化专业编辑程序，例如省略内容校对，影响新闻质量。由此可见，「去中央化」是当今网上数码新闻的制作模式，颠覆传统编辑手法。在这操作下，因一般市民从未受过媒体制作教育，又怎能识别呢？例如不会刻意分别新闻内容中的「个人评论」及「事实报道」，而把一些带有立场的「评论」当作事实，颠倒是非。因此，如透过人工智能系统的辅助，提升一般市民分办新闻真伪的能力，长远而言有助防止「虚假新闻」泛滥。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日报

早前《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讨论大湾区发展，九市两区领导皆有出席，并在会中发言，特首林郑月娥指出，香港有优秀的基础科研能力，配合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先进生产技术，可共同推动大湾区发展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香港也可发挥大湾区人才基地的作用，从海外引进人才。从工程科学者角度看，笔者极赞同此方向，香港地方虽小，但拥有五所全球排名一百以内的大学、八只初创「独角兽」、十六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十五位国家两会院士等优越条件，可以充分利用其高等教育及科研优势，促进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携手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这也可为年轻一代未来就业创业开创一条出路。 为鼓励年轻人多参与大湾区科创产业活动，香港政府今年初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支持约七百个创科职位，让大学毕业生在香港和另一大湾区城市，从事创科工作。此外，政府正积极兴建落马洲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推动香港和深圳科创合作，估计将会创造约四千八百个创科职位。因此，配合「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未来将会有更多香港年轻人到大湾区「揾食」，发展他们的事业。  在促进科研方面，国家科技部、广东省政府及深圳市政府，自从数年前允许内地研究资金「过河」到香港以来，已投放了约半亿港元，支持香港的大学和研发机构进行更多国家关注的科研项目，大大增进两地高校科研合作，进一步筑固大湾区的上游科创实力。  在科创融资方面，近期多家中国跨国科创企业选择在香港首次或二次上市，例如「百度」于三月上市，市值达七千一百二十九亿港元，他们来港上市的目的很明显，就是看准大湾区市场。  至于初创企业的发展，政府两年前推出「创科创投基金」，鼓励投资于本地创科初创企业，促进大湾区的创科生态环境。投资伙伴负责向政府推荐合适的投资对象，政府会与之以约一对二的比例，共同投资于合资格的初创企业。于过去两年，基金已投资了十九家本地初创公司，金额高达一亿多港元，吸引的私人投资超过五亿元，涉及业务涵盖供应链管理、电子商贸、金融科技、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透过与「大湾区共同家园发展基金」合作，政府大力鼓励本地初创企业积极拓展大湾区市场。  总言之，科创产业竞争激烈，尤其是在大湾区营商，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香港企业必须加倍努力，但笔者认为，香港正加速融入大湾区的科创发展，未来将机遇处处，只要年轻人肯努力、勇于创新、不惧劳苦，是必会成功的。  环顾全球在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发展走势，中国是唯一在疫情阶段性受控之下，逐渐复工复产的国家，内地市场亦慢慢回复正常。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复苏明显走快一步，占有优势。香港是大湾区的一分子，应好好把握内地经济循环所带来的机会，促进本地「后疫情」的经济复原，而创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名誉会长来源：星岛日报

按照美国惯例，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四月二十八日到国会发表其上任百天的演讲。美国传媒似乎有点担心拜登的政治魅力，恐防观众、读者对他的新闻不感兴趣，所以纷纷把「历史性首次两位女性（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总统百日演讲出现」作标题，吸引大众眼球。一如所料，根据《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美国民众对拜登的满意度为52%，42%的人不认同他的表现；不谋而合地在《全国广播公司》及《霍士新闻》的调查，拜登的支持率分别为53%及54%。据报道，拜登上任百天的民意满意度是美国在战后所有总统中排名倒数第三。不过值得拜登阵营感到少许欣慰的是与上届总统特朗普相比，拜登百天的支持度还是略高一筹，超出约10%。 笔者非政治学者，也不是美国居民，所以对美国政治的认识实在有限，对拜登总统百天的支持度难以评论。但是换个角度从系统工程科学分析，笔者认为他的新政策略是正确的。在管理层面看，政府在运作上基本上是个政务系统。在一般系统设计中，「回馈控制」（Feedback Control）是常用的工程技巧，工程师会收集系统输出的讯息，用作评估输出结果的效能。若然效能与预期目标有差异的话，工程师便会修改系统进行优化。同出一辙地，前总统特朗普「疯狂」施政，导致美国社会及经济动荡，因此拜登上任立志「收拾残局」。 特朗普在任四年一共签署了220项行政命令，而拜登在竞选时已清楚表态，反对特朗普的部分行政命令。拜登总统上任短短一百天便签署了40项行政命令，当中推翻了19项特朗普的决定，例如:- 取消对穆斯林国家国民的入境禁令;- 撤回对非法移民的严厉执法;- 取消人口普查不计算无证人口的做法;- 废除南方边境的紧急状态令;- 停建美墨边境围墙;- 重新巩固「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 重新给予联邦雇员组织工会的权利;- 重新让跨性别人士参军;- 取消美加之间的「基斯通」（Keystone）输油管道计划；- 重启「奥巴马医保」计划；等。 此外，特朗普在任时专注国家经济发展，疏于抗疫，结果弄巧反拙，导致美国经济呆滞不前。因此拜登上任后把抗疫视作首要任务。他亦不负众望，百天内已有两亿国民接种了新冠疫苗，远超于他上任时所承诺的一亿人接种目标。美国从特朗普时代每人数以十万计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而至今天大幅收歛，拜登总统在抗疫上确是功不可没。 在环保方面，特朗普为维持美国工业生产力，下令美国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议」（Accord de Paris )，此决定无疑得罪了世界各国。拜登总统于就职后首日便立刻下令华府重返「巴黎协议」。再者，拜登于4月22日召开线上「世界领袖气候高峰会议」（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并宣布美国将会在2030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少50%至52%，高于外界期望的目标。透过这些举措拜登争取挽救美国在世界环保舞台上失去的领导地位。 虽然笔者认为拜登「矫枉过正」做法的方向正确，但效果如何还要视乎具体落实的情况。要成功推动新政，拜登必需得到共和党的支持。然而共和党似乎不以为然，反对他的百日新政建议。据美国传媒报道，民主党选民90%满意拜登新政，共和党选民却只得13%。因此外界估计共和党议员将会在国会中投反对票，令拜登未来施政举步为艰。 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在美国议会是「家常便饭」，双方经常互相角力及协商，从中争取各自的最大政治利益。因此，拜登对新政受阻是绝对不会坐事不理的，他会采用民主党常用的手段，设法与共和党妥协，利用一些两党存在共同目标的议题去利诱对方，进行政治交易。就此拜登在国会百日演说中多次提及中国包括在军事、科技和经济上的威胁，以及中国香港、新疆、台湾等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两党承认严重影响美国整体利益的议题，政府必需正视。拜登在任内必然会利用这些议题，与共和党协商，让对方获得适当的好处，从而换取他们对百日新政的支持。 由此可见，这此美国关注的中美议题非常复杂，政治味道极浓，毫不客观。美国更利用其控制的国际传媒，把议题无限放大，激发全球民粹，恶意地诬蔑、丑化中国。近年香港也被拉入这场中美角力的旋涡中，成为美国政府点名打压的市场目标之一。本地工商业界也因此对香港未来国际市场的发展潜力有点担心。不过笔者却认为业界人士无需「自己吓自己」。环球市场变幻莫测是常态，香港成功商人很清楚「适者生存」的基本道理，所以他们的营商手法都非常之灵活，遇到困难时都会积极面对，不会轻易放弃，最终困难便会迎刃而解。因此，笔者相信面对美国制裁，香港业界必然能另谋出路，而香港凭著「背靠祖国，面向国际」的市场优势，再加上创新及科技、国际金融、完善法制的实力，在大湾区及RCEP的国内及国际市场必然可以另有作为。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名誉会长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广州主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特首林郑月娥也有参加。会议中韩正副总理指，香港和深圳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互补性很强，要积极做好相关对接工作，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面对中央提出「港深合作」的要求，香港政府应该怎样部署呢？就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香港政府锐意于落马洲河套区兴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并与深圳市政府达成协议，携手开发两地科技创新合作区，以先行先试的政策加快实施科创产品化、商业化。政府估计港方第一期园区将分阶段于二○二四年至二○二七年期间落成。有见及此，政府建议由「香港科技园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创园区的部分地方，让有兴趣开展大湾区业务的机构和企业先落户深圳科创园区。笔者对此表示非常赞同，原因是此举可避免因「合作区」建设的延误而影响港深创科发展。  然而，笔者认为香港政府在深圳科创园区的任务不局限于「二房东」的角色，只关注「承租和管理」。政府可以另外开设「商务发展办公室」，提供科技转移及市场开拓服务，充当香港的大学及研发中心在大湾区的「盲公竹」，协助有关机构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然后进一步开拓大湾区科创产业市场。事实上，科学家一般都不擅长于巿场的产品研发，或把科研成果产品化，而大部分香港科学家对大湾区内地市场更是摸不着头脑。所以，他们在大湾区闯关初期，极需要熟悉内地的人士帮忙，为他们铺桥搭路。  香港本地推动科技转移本已不容易，要将香港科技转移至大湾区更是难上加难。例如在不同的知识产权法律之下，在深港科创合作园内维护和管理香港创新科技的知识产权，将非常具挑战性，必然与香港或深圳本地的处理方法不太一样。因此，香港政府在深圳河套开设「办公室」的另一工作，是学习及尽快适应深圳当地的法规，之后便可以协助香港企业（尤其是初创公司）攀过进入壁垒（Entry Barrier)，为他们在深圳及大湾区发展拆墙松绑。  笔者认为，推动港深科创合作除了科技创新之外，体制及机制创新也同样重要。政府不宜把「办公室」视为在河套建设工程竣工之前的临时应变项目；反之，政府应策略性地部署其成为「港深创科合作园」的先锋，充分利用，加紧与深圳市政府协作，双方联手制定一套互利互惠的双赢创科政策。待二○二四年至二○二七年河套区落成后，这套创新的体制便大派用场，适时地在「港深创科合作园」内广泛使用。因此，这项先锋工程必可以节省不少政府在策划上的工夫和时间。  再者，笔者建议政府集合香港各大学及应用研究中心的科研能力，在河套区开设一所国家级的实验室。虽然现时香港的大学已各自设有不同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例如港大的「合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大的「先进显示与光电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大的「转化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大的「太赫兹及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但主要都是由各自所属的大学作主导，而国家实验室的优点是在于中央统一策划及管理。  笔者相信在「港深创科合作园」内，创新科技和体制可以互相配合，再加上集中资源调配，国家实验室必然可以把港深打造成为具实力的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更有效地为国家作出贡献。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日报

四月二日台湾花莲发生严重铁路事故，满载乘客的火车与从山坡滑下的工程车相撞，造成四十九人死亡，包括年轻的火车司机。台湾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翻看列车的「黑盒」，了解到司机看到工程车时已尽全力煞车。死者已矣，台湾铁路管理局坚持殉职司机英勇尽责，然而，却有部分人认为司机若于意外发生之前能及早慢驶，撞击力便会大大减轻，死伤人数便不会如此惨重。虽然笔者对此评论不尽同意，但这一说法也是当头棒喝，引发几个技术问题：为甚么司机是唯一的把关者？为甚么到了最后七秒钟，他才知道前面有失事工程车？这些问题，也值得香港设计运输糸统的人思考。 以香港为例，维护铁路安全是政府机电工程署辖下铁路科的任务，它们对铁路沿线遇到任何不寻常的事宜，均会作好预防措施。例如，若政府或建筑商要在铁路旁边进行山坡维修工程，该部门便会预先通知港铁，要求它在开工前进行风险评估，以及据结果设置适当安全设施，如在路轨旁建设防止山泥倾泻的保护围板等。不然的话，政府及港铁便不允许工程开展及火车起动。  再者，港铁亦会有系统指示司机驶进那段路轨之前减速慢驶。由此可见，紧急煞车为台湾出事列车的司机最后一着，如此的铁路安全程序设计实在太脆弱。所以笔者认为是次意外不是司机出错所致，而是系统出了根本问题，台湾铁路局犯了严重行政错失，罪不可恕。  另外，舆论矛头也直指工程车车主，认为他是意外中的罪魁祸首。根据台湾传媒报道，花莲地检署经过多日侦查之后，近日决定以「过失致死」、「过失毁损轨道」及「肇事逃逸」等罪名起诉工程车司机。该司机大意失职，铸成大错，被检控确实应该，但笔者认为政府把所有责任归咎于他，亦于理不合。工程车司机是前线工作人员，并非确保工地安全的负责人，这责任应由地盘主管及承建商所负，台铁未能做好把关工作亦难辞其咎。具专业水平的工程公司，一般会定期为前线员工包括司机进行工作安全培训，避免意外发生。例如，公司可以教育工程车司机在地盘斜坡停车时，除了要再三拉好「手煞掣」之外，也要额外地在各车轮底加上防溜装置，避免工程车向后滑移。因此，事故中工程公司并没有做足培训，是另一行政失误，公司难辞其咎。  庆幸同类事故在香港铁路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使在两年前动乱期间，虽然暴徒屡次企图破坏铁路设施，包括抛弃杂物于车轨上、打烂挂空电缆等恶意破坏行为，但在政府和港铁的专业配合之下，情况得到妥善地控制，由于控制系统运作良好，列车在极恶劣环境之下，仍然能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而且没有发生伤亡，当中关乎管理与科技的实力。  香港铁路系统非常安全，绝非偶然，是有赖政府及港铁公司的「企业治理」（Enterprise Governance）素质和经验，以及两者之间的长期紧密协作，而达至的成效。由此可见，「太鲁阁号」事故间接地凸显出香港在运输管理和技术上的「软实力」，可惜本港传媒较倾向报道事件的因由，却忽略了相比之下香港在此方面的优势。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来源：星岛日报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讲座中讲者多次提及到网络及科技安全的重要性，笔者作为资讯及通讯科技（ICT）业界人士，非常认同这观点。笔者于1996年和多位资讯及通讯科技界内资深人士和专业团体一起努力，成功向当时临时立法会和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争取成立立法会资讯科技界功能组别。 很可惜，自回归以来资讯科技界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和立法会议员的席位，大多数都成政客的囊中物，专业人士却被拒诸门外。政客更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些政治平台来阻挠政府施政，严重拖延香港发展。他们居心叵测，显然非爱国之辈。政客能够占据资讯科技界功能组别的主要原因是选举制度的漏洞。今次政府提出「修订」，改善上述资讯科技功能组别选举的不足之处。 首先，政府的条例草案把科技覆盖范围扩大，由「资讯科技」扩展为「科技创新」，当中除了资讯之外也覆盖生物及其他物理科技范畴。科技创新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发展领域，是次改动反映出国家对香港的科技创新能力之重视，期望香港能够发挥其科创能力，更积极参与国家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此同时，香港也要加入维护国家安全团队，做好科技安全工作。 第二是选举方法的改善。选委会内科技创新界设有30席，一半是由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提名产生，另一半是由合资格团体选民选出。后者的做法是团体负责制，比起以前由个人选民选出的做法能更有效地选贤任能，原因是这些专业团体对参选者的专业能力及经验均了如指掌，而并非依靠「谁大谁恶谁正确」的不专业手段选出来。 第三是覆盖的领域甚广。合资格团体的组成分为三大部分：（一）国家级科研平台；（二）与创新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公营机构；及（三）参与政府科创发展咨询的学术组织和专业团体。宏观而言，透过具广泛覆盖性的委员会，他们肩负起建议和监督香港政府在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责，包括与内地科研机构协作，开拓内地特别是大湾区市场；透过香港不同的应用科研中心及科创基础设施，促进香港科技转移及科研商业化工作；深化官、产、学、研沟通及合作，让政府多了解香港科创产业的需求等。 政府的修例建议更能选贤任能，为香港选出一批既爱国又专业，能为香港及国家作出贡献的科技创新人才。笔者期望新一届选委、立法会议员及特首可以将香港尽快拉回正轨，积极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协同发展，并按「十四五」规划打造香港特区成为国家的「国际创新及科技中心」。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来源：文汇报

若然销售员向你推荐某件产品却没有给你合适的理由，又或者医生在判断你患上危疾时没有向你解释筒中原因，相信任何人遇到上述情况都难以接受。不过，这情况在现今世界却愈来愈普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数码经济大行其道，线上服务已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一部分，例如网上购物、电子医疗等服务广受欢迎。这些系统所具备的先进功能，是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为客户提供贴身的人工智能服务。然而，深度学习以「点对点」（P2P）和「黑箱」（Black Box）形式进行，所以系统输出的答案一般是无法解释的，令用户摸不着头脑，「用户友善」（User Friendly）度甚低。 针对这个问题，电脑科学家着手研发「可解释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I，XAI）技术。顾名思义，其任务是有系统地去了解究竟深度学习算法如何产生某个特定结果。较多人使用的「可解释人工智能」算法是从训练数据集当中，找出对结果有最大贡献的样本，然后从该样本抽取出特征作为解释。例如，训练集中有3张图片：金鱼、麻雀和蚂蚁，分别代表鱼、鸟和虫类动物，基于此集而训练产生的人工智能系统，会把一张燕子的图片定性为鸟类，透过「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专家可了解到这决定主要是因为输入的图片（燕子）是受到训练集中麻雀那张图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两张图片，专家发现两者有着共同的特征，包括翅膀、喙等；就此，专家便可以解释燕子是鸟类动物因为它有翅膀和喙。系统精准度 视乎训练集 在实际环境中，训练集是超大规模的（远远多过3张图片），「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要从中挖掘出最具影响力的样本殊不容易，这正是电脑科学家的研究重点。其中一个折衷的方法是重用讯息，科学家可以把每一次分析的结果结合成为一个智识库（Knowledge Base）。如此这般，系统运作时间愈长，智识库内所建立的资料便愈丰富，「解释」的效率同时亦会愈高。再者，系统所建立的智识库理论上是通用的，可以应用于其他人工智能场景，一举多得。 以上讨论的前设是，人工智能系统所输出的结果是对的，惟现实中系统有机会误判。这是因为输入的资讯（如图片）虽然在学习过程中从来未出现过，但却与某训练样本类似，例如样本是马，输入是鹿，系统可能会错误地「指鹿为马」。在这情况之下，「可解释人工智能」也可派用场，它可以用作为检测器，当找出解释之后，让专家评估其准确性，并进一步分析当中的错处。公司可以使用检测器来修改人工智能系统；政府部门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为人工智能产品检测和认证，确保产品的安全性。数据技术员及检测员吃香 由上述可见，数据驱动（Data Driven）人工智能系统的准确性及可靠性，跟其背后的训练数据集的质量息息相关。电脑科学入门课程中提出「垃圾入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是深度学习以至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则。因此，人工智能工程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必须做好深度学习前期的数据搜集、筛选、标注等准备工作。这些工作是资讯科技业界应运而生的「数据技术员」、「数据检测员」等新工种。在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下，这类工作将会愈来愈抢手。香港在这方面的职业培训也应作好适当的准备，巩固本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科中心地位。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来源：信报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自3月26日正式展开以来，已有近60万市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占香港总人口约9%，但数字不太理想。事实上，这比例与由英国政府所统计的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4月9日版）相比，仍然偏低，例如英国的接种率是56.7%、美国是52.3%、中国（包括港、澳）只是10.8%。 尽管政府不断地努力推广，专家亦多番肯定疫苗能有效地加强免疫力，同时大大减低社区感染风险，但市民反应仍然冷淡。从公共卫生角度看，接种疫苗是每个市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对个人利益而言，不少人认为尽管风险低，但既然自己「无病无痛」，为何要冒这个险呢？倒不如先看看其他人接种后有甚么反应，才作打算。有见及此，为提升接种疫苗的个人诱因，政府近日推出多项「利诱」措施。  政府计划于4月底推行「疫苗气泡」，逐步开放不同的商业场所，其中食肆将会分阶段先行先试。这安排对于「宅」在家中多时的市民，是个大解放，因此笔者估计不少人会乐于配合，并主动接种疫苗。然而，消息公布后，不少食肆负责人担心落实时，员工难以确认顾客是否已有接种疫苗。其实他们毋须过分忧虑，最简单的方法是「目测」。政府会发给已接种者一张证明，食肆员工可于顾客入座前，要求对方出示证明，进行人手检视。  不过这做法出错率高，特别是在繁忙时段，为优化检视的操作，有资讯科技业界人士建议政府利用「二维码」技术制造电子「疫苗证书」，然后采用类似「安心出行」App的做法，顾客在入座前扫一下作确认。然而，前车可鉴，政府在推出「安心出行」时被部分市民质疑，担心政府会透过「二维码」窃取用户私隐及行踪，笔者估计部分人使用「疫苗证书」时，亦会有此心理阴影。其实他们未免太杞人忧天了，用户被追纵的真正风险不在「二维码」扫描，而是在手提电话讯号本身，多数市民平日却对此情况处之泰然，反而对防疫的「二维码」有不必要的疑虑。话虽如此，笔者认为要市民接受「疫苗证书」，政府必须做好前期推广工作，解开他们的心结。  另外，政府正与疫情相对稳定的地区探讨建立「旅游气泡」，参与双方将会互认大家所采用的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从而「开关」放人。例如，新加坡便是最早与香港探讨建立「旅游气泡」的首个国家，计划早前因为第四波疫情而推迟，待疫情回复稳定后，两地政府将会继续进行。  接种疫苗是早年到外地旅游必须做的事，没有认可的医生健康证明信，是不能入境的。因此，笔者认为今次「旅游气泡」的操作安排不会太难。在数码时代，两地健康互认已简单多了。归根究柢，最关键的因素是双方是否承认彼此所采用的疫苗。以新加坡为例，其采用的疫苗是Moderna及复必泰，而香港则是克尔来福（「科兴」制造）及复必泰，两者存在50%差异，需要双方政府互认。  「旅游气泡」计划是好事，但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双方可在疫苗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香港政府仍可与新加坡建立气泡，那么香港为甚么不先考虑与内地城市互通呢？毕竟内地与香港通关的好处，肯定多于国外游。反正政府亦正在大力推行「回港易」及「来港易」计划，除了要求回港或来港者要进行核酸检测外，如加上「疫苗护照」，就更加一劳永逸。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