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锦辉《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多项促进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以及打造大湾区成为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议，其中包括鼓励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以科技创业、就业的措施。可是，根据「香港广东省青年总会」有关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发展的研究报告指出，85%受访港青关注区内工资水平，77.4%担心语言障碍，可见不少港青对大湾区创业或就业仍然存疑。虽然政府在财务上愿意施以援手，相继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就业计划」，但港青对内地营商环境及工作文化并不熟悉，难免会影响他们北上发展的意欲。《施政报告》第54段建议，在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的落马洲河套区推行「一区两园」，并委派香港科技园公司进驻深圳福田科创园区，承租及管理部分地方，充当「二房东」，协助香港创科企业在港深科技园首批楼宇建立之前提早「登陆」，在大湾区发展。多从事B2B业务 瞄准湾区港厂据统计，在2019年香港拥有3,184间初创公司，合共雇用12,478名员工，估计这些公司必然是「二房东」游说的主要目标，不过，它们在大湾区「人生路不熟」，起步并非那么容易，尤其是面对「商对客」（B2C）商务，不熟悉内地文化将会举步为艰。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打算于河套区发展的香港初创公司多从事「商对商」（B2B）业务，瞄准在大湾区营业多年的香港工厂为客户目标，帮助它们提升科技水平，进行再工业化，优化其生产效益。在双方同声同气之下，初创公司提供技术，厂商提供内地市场，两者协作双得益彰。事实上，不少在大湾区的香港工厂亦真有此需求，自上世纪70年代，港商皆以「前舖后厂」商业模式在广东省营运，不少早年开设的香港工厂虽然今天仍然存在，但由于内地经济环境蜕变，当地生产市场竞争力与日俱增，再加上新冠疫情，港厂的生意已大不如前，部分甚至面临倒闭的危机，所以它们应该尽快转型，而这需求可以为大湾区香港初创公司带来机遇。笔者认为，「二房东」在这方面可大派用场，为初创公司铺桥搭路，联系有需要转型改革的大湾区香港工厂，为两者拉线作「红娘」。科技园公司当「红娘」 为初企拉线与此同时，笔者进一步建议「二房东」可以多走一步，帮助厂商设计个人化的「方案公开比赛」，把厂商的需求和所遇上的困难作为比赛之问题，公开让有兴趣的初创公司提案，然后厂商从中挑选出最佳的方案执行，促成大湾区香港厂商转型。这做法对于一些已数码化的工厂较为容易，它们可以利用过往的操作数据，透过「二房东」举办「骇客松」（Hackathon）比赛，寻找出最佳的大数据分析结果，以及相关转型方法。总括而言，笔者认为《2020年施政报告》带有弦外之音，政府似乎有意对「香港科技园公司」负以重任，期望它们能深化香港与深圳合作，共建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在这目标之下，公司将任重道远，绝非只是《施政报告》中寥寥几句所说的「承租和管理部分地方」那么简单。（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编辑：严骏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文/黄锦辉政府于12月10日晚上静悄悄地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蓝图2.0》（以下简称《蓝图2.0》）。前两份《香港智慧城市蓝图》分别于2014年及2017年推出，公布当天政府都有大肆宣传，今次可能是忙于应付新冠疫情的关系，政府一反常态低调处理。然而，笔者认为政府没有必要这样做。《蓝图2.0》第二章提出多项善用创新科技应对疫情的建议，政府可以借此机会，透过传媒让市民对政府在创科防疫和抗疫的工作认识更多，使普罗大众可以安心。不过，若然政府真要面对传媒的话，必然会面对如何「清零」、何时落实「健康码」等与内地人流互通息息相关的挑战性问题，因此必须作好准备解画，否则会弄巧反拙。《蓝图2.0》出台 提出143项措施与之前两份《香港智慧城市蓝图》相比，《蓝图2.0》显然是较「贴地」，合共提出143项措施，当中约半数（70项）是崭新建议。这些措施分别涉及「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环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智慧经济」6大范畴，以及《蓝图2.0》新提出的「智慧乡村先导计划」，每项措施的执行进程也明确地列出，让市民清楚了解香港智慧城市建设的进度及未来目标。细看其中以下几项措施最有新意：「智慧政府」范畴中提出了21项新措施，是6大范畴中最多，特别是在政府「科技应用」方面，新建议项目多达19项，当中包括机电工程署、惩教署、水务署、建筑署、运输署等部门的应用。由此可见，政府内部近年正积极进行科技及数码转型，务求提高政务的效率。12新措施 提升公共卫生水平「智慧生活」范畴中提出多项「善用创新科技应对疫情」措施。这些措施再于第二章中重复，可见政府对科技防疫及抗疫工作之重视。政府在此组措施中合共提出了12个新建议项目，包括利用科技进行环境清洁及机场清洗、推行街市无现金支付、扩大医管局HA Go应用程式功能、推动网上法律诉讼等。笔者估计，政府把这些抗疫措施纳入《蓝图2.0》中，意味这些并不是短期措施，将会于「后新冠疫情」时代持续应用，有助提升香港未来公共卫生水平及文化。全新推出的「智慧乡村先导计划」，是《蓝图2.0》中唯一所有措施都是新建议的范畴。计划建议在遥远的乡郊地方利用资讯及通讯科技，为当地村民提供生活上的方便，以及保障他们面对不同天然灾害时的风险。这做法如同旧区活化，在保持原有风貌的设计目标下，令乡村赋能增值。另外，笔者估计如计划成功执行，「智慧乡村」可以提供予城市人一个舒适的居住选择，也可以帮助政府纾缓未来住房问题，减轻城市中心人口稠密、过分挤拥的压力。实际上，「智慧乡村先导计划」除可提升乡村的可居住性，也可以利用乡村的现场环境，作为不同智慧城市科技的测试点。值得一提的是，在「智慧经济」范畴下的「推动研发和再工业化」领域中，提出与深圳合作开发落马洲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这项目可以是另一个智慧城市科技的测试点。然而，两项措施的测试重点截然不同：乡村是既有的地方，城市设计存在一定的局限，所以测试偏重于乡村的赋能增值程度；而河套区发展是由零开始，当中的城市设计包括科技应用可以天马行空，所以其测试重点偏重于创意创新。「智慧出行」 助融入大湾区把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2020年施政报告》的重点方向，然而《蓝图2.0》中却没有半点落墨。这安排难免会局限香港智慧城市的建设，窒碍它在未来与香港经济发展同步。笔者希望政府不要轻视这议题，以为疫情之下两地通关无期，而先把大湾区安排暂时搁置；若然待通关后才作部署，未免为时已晚，切记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者的。事实上，智慧城市科技在这方面可大派用场，例如在「智慧出行」方面，利用创新科技方便两地车辆通关；在「智慧环境」方面，在扩大两地工业生产合作过程中可以减少碳排放；在「智慧市民」方面，促进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在「智慧生活」方面，让在大湾区退休的香港人可以遥距地使用香港医疗服务；在「电子政务」方面，让移居大湾区人士方便地遥距使用香港政府网上服务；在「智慧经济」方面，简化两地商务交易流程等。再进一步，政府可以与大湾区各城市政府合作推行「大湾区智慧香港村先导计划」，方便港人退休后回乡定居。笔者相信创科局选择于2020年年底推出《蓝图2.0》，并非纯粹数字上的巧合，似乎是有计划地赶搭「尾班车」，争取原定明年2月公布的《2021-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拨款支持蓝图内143个项目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编辑：严骏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文/黄锦辉《2020年施政报告》建议改革高中通识课程，计划「让这个科目重新成为学生（1）建立稳固的知识基础、（2）联系不同学科的知识、（3）培养明辨慎思能力、（4）以理性分析当代领域的课题」（见第153段）。笔者认为，通识科高中老师于过去十年一直以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按照这四项教学目标来施教。尽管教育局曾于不同时段制定通识科课程指引，包括教育局及考评局分别在○七年及一五年发布及更新了《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一三年教育局课程发展处通识教育组和考评局联合编订了《通识教育科课程与评估资源套》、一五年根据《课程及评估指引》再出版了《通识教育科课程资源册系列》等，老师对指引有着不同的演释，在设计课程及教案时趋向自由发挥。 由于对指引的理解存在落差，教育局及学校在通识课程及考试的检测上难以有效执行。大部分老师通常以「当代领域的课题」（包括时下政治化的社会问题）为教材，可是这类问题往往是没有明确答案的，更甚者答案是模棱两可。如何去分析及理解这类问题见仁见智，而且非常依赖老师本身的教学经验及政治中立程度，实际上老师所设计的课程及其教学方法良莠不齐。因此，特首林郑月娥近日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在过去十年香港通识科的教材及考试题目出现不少争议。客观而言，基于上述理由这现象的确难以避免。 在另一传媒访问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解释通识科改革之后，课时会减少，学生可以利用多出的时间选修多一个学科或参与其他学习活动。再者，他曾在公开场合指出在中小学教育中科学、科技、工程、数学（统称STEM）课程对香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局方会持续投资STEM教育，包括资助学校在设备、教材、师资、实习等范畴的扩展。有见及此，笔者建议学界可以好好利用通识改革所多出的时间推行「当代领域STEM体验式学习」（STEM Experimental Learning for Contemporary Issues）。 例如，「新冠肺炎病毒」防疫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领域问题。老师可以教导学生（1）以「科学」（S）原理去了解病毒的特征及其传播的环境因素；（2）然后利用合适的「数学」（M）模型去模拟病毒传播的途径，并从结果中找出影响力最大的；（3）继而采用「工程」（E）手段，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去追踪经过这途径的疑似疫者；（4）最后选择适当的「科技」（T）来落实方案，并进行成效评估。值得留意的是这学习方法以STEM为主体，科学化地实践通识课程的知识基础、多元知识、明辨慎思及理性分析的四大目标。与此同时，学生也会学习设计具体方案及赴诸实践。这做法可以教导学生建模和分析（Modelling and Analysis）、运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及STEM应用。课程可以为未来有意在大学主修创新及科技相关学科的高中学生打好基础。 学校可以考虑把「当代领域STEM体验式学习」纳入数学科延伸课程M1或M2，又或者编程课程（Coding Class）中。这做法一石二鸟，一方面可以增加M1、M2及编程课程的「软技能」（Soft Skills）及应用学习层面，另一方面可以适当地取代将被取消的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IES）部分。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编辑：严骏来源：星岛日报 

文/黄锦辉《2020年施政报告》建议改革高中通识课程，计划「让这个科目重新成为学生（1）建立稳固的知识基础、（2）联系不同学科的知识、（3）培养明辨慎思能力、（4）以理性分析当代领域的课题」（见第153段）。笔者认为，通识科高中老师于过去十年一直以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按照这四项教学目标来施教。尽管教育局曾于不同时段制定通识科课程指引，包括教育局及考评局分别在○七年及一五年发布及更新了《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一三年教育局课程发展处通识教育组和考评局联合编订了《通识教育科课程与评估资源套》、一五年根据《课程及评估指引》再出版了《通识教育科课程资源册系列》等，老师对指引有着不同的演释，在设计课程及教案时趋向自由发挥。 由于对指引的理解存在落差，教育局及学校在通识课程及考试的检测上难以有效执行。大部分老师通常以「当代领域的课题」（包括时下政治化的社会问题）为教材，可是这类问题往往是没有明确答案的，更甚者答案是模棱两可。如何去分析及理解这类问题见仁见智，而且非常依赖老师本身的教学经验及政治中立程度，实际上老师所设计的课程及其教学方法良莠不齐。因此，特首林郑月娥近日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在过去十年香港通识科的教材及考试题目出现不少争议。客观而言，基于上述理由这现象的确难以避免。 在另一传媒访问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解释通识科改革之后，课时会减少，学生可以利用多出的时间选修多一个学科或参与其他学习活动。再者，他曾在公开场合指出在中小学教育中科学、科技、工程、数学（统称STEM）课程对香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局方会持续投资STEM教育，包括资助学校在设备、教材、师资、实习等范畴的扩展。有见及此，笔者建议学界可以好好利用通识改革所多出的时间推行「当代领域STEM体验式学习」（STEM Experimental Learning for Contemporary Issues）。 例如，「新冠肺炎病毒」防疫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领域问题。老师可以教导学生（1）以「科学」（S）原理去了解病毒的特征及其传播的环境因素；（2）然后利用合适的「数学」（M）模型去模拟病毒传播的途径，并从结果中找出影响力最大的；（3）继而采用「工程」（E）手段，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去追踪经过这途径的疑似疫者；（4）最后选择适当的「科技」（T）来落实方案，并进行成效评估。值得留意的是这学习方法以STEM为主体，科学化地实践通识课程的知识基础、多元知识、明辨慎思及理性分析的四大目标。与此同时，学生也会学习设计具体方案及赴诸实践。这做法可以教导学生建模和分析（Modelling and Analysis）、运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及STEM应用。课程可以为未来有意在大学主修创新及科技相关学科的高中学生打好基础。 学校可以考虑把「当代领域STEM体验式学习」纳入数学科延伸课程M1或M2，又或者编程课程（Coding Class）中。这做法一石二鸟，一方面可以增加M1、M2及编程课程的「软技能」（Soft Skills）及应用学习层面，另一方面可以适当地取代将被取消的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IES）部分。（文章观点锦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编辑：严骏来源：星岛日报

文/黄锦辉 蚂蚁集团原定计划在上海及香港于11月初同步上市。消息一出，两地股民随即蜂拥而至，争相认购，在香港录得388倍超额，非常火热。可是在上市前夕，中国四大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11月2日晚上突然约谈蚂蚁集团管理层，包括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和总裁胡晓明，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相继公布暂停蚂蚁集团上市的决定。  蚂蚁集团暂缓上市，原因甚多，但中国政府不希望人民步美国人「先使未来钱，借贷度日」之后尘，已严格管制网络小微贷业务公司。 两地星斗股民惨遭一盆冷水，使他们获利的希望落空之余，更有不少股民蚀了借「孖展」的手续费，赔了夫人又折兵。 据上交所解释，蚂蚁集团「所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导致集团「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同时，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指出，蚂蚁集团上市申请被暂缓的决定「是基于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的综合考虑」。笔者藉本文利用一实际商务案例，解释副行长所述的「维护论」。 「双十一」疯狂购物 消费者易透支 11月11日是阿里巴巴在中国内地每年大力推广的「双十一」网上购物节（又称「光棍节」）。天猫零售购物网站于当天提供超便宜的品牌货品，吸引内地网民疯狂消费。据天猫报道，今年「双十一」的销售额为4,982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26%，纪录再创新高，阿里巴巴赚得盘满钵满，然而其主要收入并非来自零售。 「双十一」疯狂购物节无可否认是十分之成功的商业模型，它充分利用贪婪的人性--贪便宜、贪拥有、贪方便。在琳琅满目、价格便宜的天猫购物网站上，加上背后「人工智能推荐系统」从旁怂恿，令消费者买个不停；当消费者缺钱的时候，蚂蚁集团辖下的「花呗」小微贷服务便会自动「大献殷勤」，提供贷款。申请贷款的手续非常简单，消费者亦毋须提供入息及身份证明，「花呗」很容易地从「支付宝」帐户过数。再者，「花呗」也会透过客户过往的消费习惯分析他的信用，以及判断客户可承担的借贷金额。「花呗」业务是以小微型贷款为定位，所以提供的贷款金额都是目标消费者可以负担的数目，平均约两三万元人民币左右，消费者抱着一年一次的心态，往往都会欣然接受。 免人民先使未来钱 步美后尘 「花呗」小微贷服务鼓励中国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先使未来钱。先看看美国现况，使用信用卡购物已是美国国民的日常生活文化，事实上不少美国家庭已是「无卡不行」。根据fool.com针对2020年美国信用卡研究的报告，美国于2020年第一季之流通信用卡约5,100万张，61%美国人持有一张或以上信用卡，当中平均每人拥有4张，2019年第二季平均信用卡负债额是每人6,194美元；由salaryexplorer.com负责调查的另一报道指，美国人于2020年平均月薪是7,892美元。在如此紧绌的财政状况下，似乎不少美国人每个月都要借贷度日。 返回国内，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建议，且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基于这些大原则，中央政府是绝对不会让中国人民步美国人「先使未来钱，借贷度日」之后尘。因此，中央暂缓蚂蚁集团上市，要求它重新审视及加紧管治其小微贷款业务，是大有理由的。 阿里巴巴辖下公司在「双十一」各司其职，「天猫」负责提供货品在网上销售，「支付宝」负责收钱、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花呗」负责为有需要的消费者提供小微贷款服务，而后两者是蚂蚁集团的子公司。由此可见，「天猫」在上游直接面对消费者，同时亦间接提供顾客予下游两间公司。在这条网上销售链中，「支付宝」及「花呗」同一命运，其商业模型无客不行，生意十分依赖「天猫」。 蚂蚁集团计划上市后与过百间金融公司合作推出联合贷款，由于阿里巴巴控制整条销售链，不少想参与的公司都避免得罪阿里巴巴，愿意在每次贷款合作个案中接受较低的利润。 倘蚂蚁接受监管 须缩信贷规模 在单笔联合贷款中，中国银保监会针对开展网络小微借贷业务的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而其余70%从合作伙伴进行融资，但目前「花呗」业务并没有达到这要求，反映大部分的贷款资金皆是外来的。如此这般，「花呗」可以无本生利。若然蚂蚁集团愿意接受政府的监管要求，必须补充资本或收缩信贷规模，否则便不能保证监管合规，不过此举难免会打烂「花呗」的如意算盘，大大减少集团的收入。 以总体金融制度而言，中国政府已开始对开展网络小微贷业务公司动用的杠杆率进行严格限制，包括非标准形式融资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倍、标准化形式融资则不得超过4倍等。理论上，这些监管措施可以防止类似2008年美国「雷曼事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传言说蚂蚁集团上市被煞停，与马云在「2020年外滩金融峰会」的言论有关，说他触怒了中央。笔者认为国家领导层绝对不会那么小器，事实上集团所建议的未来金融科技商业模式，难免在内地带来不可控的金融结构及社会风险，严重挑战中央政府坚持建造全国和谐及稳定社会的大原则。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编辑：潘丽丽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文/黄锦辉《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努力发展经济，成绩斐然，全球有目共睹。今天中国经济地位全球第二，美国则因此视中国为威胁或「眼中钉」，不择手段地打击中国，企图压抑中国的发展势头。美国从科技上打压中国最典型的就是打压华为，从零部件、软件、应用、市场等方面进行围堵和打压，华为没有被美国压倒，以超强的远见和科技贮备，开放合作的方式和姿态继续为全球提供最先进和安全的通讯服务。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不会得逞，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和围堵都终将失败。2020年10月30日，华为在上海举行新品发布会，人们在发布会现场体验华为新款手机（图：新华社）美反华势力极力将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局面 美国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四处点火，出招打击中国。例如在双边经贸关系方面，美发动对华贸易战，向中国强征大额进囗关税；在航空产业方面，美以防疫为由限制中国航班飞抵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务卿蓬佩奥混淆是非、挑拨离间，声称中国在南海的相关主权权利「完全不合法」；在「新冠肺炎病毒」抗疫方面，美总统特朗普更是恶语相向肆意栽赃甩锅，称病毒为「中国病毒」，利用此为借口妄言要求中方赔偿；在科技产业方面，美国更变本加厉，打击中国，特别以制裁华为为例，拳拳到肉，毫不留情地欲把该企业置于死地。就美国这些无赖霸凌行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一个记者招待会中公开指明，这是美国某些政治势力把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美国过去掌握第四代通讯（4G）及互联网技术，在这条件之下，其经济发展一飞冲天。不过时移势易，中国（以中兴及华为带领）的通讯科技近年发展迅速，渐渐在第五代通讯（5G）技术上后来居上并超越美国。美国深知「谁得网络谁得天下」，因此总统特朗普一上台便马上连环出招，打压中兴及华为等中国国际通讯巨擘，阻止中国继续发展5G，避免中国控制全球通讯网络及经济市场，威胁其霸主地位。  美国多方位出击打压中国 自去年年中，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华为成为美国头号打击对象。在美国政府连番煽动之下，多间美国资讯及通讯科技（ICT）公司和组织相继出招夹击华为的供应链，包括推行生产、软件、应用及销售多方面的封锁措施。一是「生产封锁」：美国把华为及其相关的子公司纳入黑名单，要求美国晶片制造商停止向它们继续供应生产华为设备所需要的零部件。二是「软件封锁」：「谷歌」停止向「华为」提供Google Play 及「安卓」（Android）作业系统支援服务，令华为移动设备在未来无法下载及使用「安卓」应用程式（App）。三是「应用封锁」：美国以信息安全为理由禁止政府部门采用华为设备，更进一步威迫利诱盟国，促使它们加入抵制行列，扩大全球封杀范围。例如，近期英国下令要求华为退出国家所有电讯基建项目。四是「销售封锁」：美国更妨碍国际市场自由，逼使各国电讯商停止出售华为手机及平板电脑等设备。五是「个人封锁」：虽然与科技无直接关系，但同样影响华为的还有孟晚舟事件。华府利用加拿大政府，于2018年12月1日以两国司法互助为理由，趁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转机之际将她逮捕。此行为理据薄弱，但加国为讨好美国「大佬」而不惜卑躬屈膝，愿作其犬马，并把孟软禁至今。所谓「祸不及妻儿」，美、加同谋合污的卑劣举措难以服众，更引发涉及中、美、加三国的司法、政治、外交等争抝。可惜当今世界似乎已经接受了「谁大谁恶谁正确」的歪理，各国政府皆只顾「自扫门前雪」，忍气吞声，不愿得罪美国，站出来伸张正义。美国如此蛮横无理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咋舌。 华为未雨筹谋  迎美方挑战 面对不同层面的封锁，华为仍然处变不惊，见招拆招。事实上，它们早已有准备，十多年前已开始投放资源于科技研发，近年的研发投资约占公司每年总收入之15％，2020年公司总研发金额高达200亿美元。华为早前分别推出自行研发的「麒麟」晶片及「鸿蒙」操作系统以抗衡美国软件及硬件供应的制裁。再者，「中国制造2025」、「智慧城市」等国家投资策略，「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大型建设，为中国电讯及互联网产业在区域及内地创造庞大市场，同时亦为华为带来无限商机。由此看来，美国封锁中国的战略算盘未必打得响，反而更可能弄巧成拙，例如截断美国资讯及通讯科技（ICT）供应商针对华为生产线的订单、停止美国工商业界提早使用 5G通讯网络服务、拖慢美国「智慧制造」「智慧城市」等项目的进程。在技术和商务上的封锁与制裁，其实华为亦可以应付，但面对孟晚舟的「个人封锁」之粗暴行为，华为只能依法行事，在加国的法律框架之下据理极争，取回公道。 把技术公开  与环球业界共享 令人出乎意料之外，去年正当中美贸易战僵持不下之际，华为始创人兼行政总裁任正非突然宣布愿意出让华为的5G技术包括其源代码予美国及其他国家。任总的决定极之聪明，一举多得。首先，华为开放源代码可让美国亲身测试一下其5G技术是否安全，此举有助释除美国以至全球对于其5G保安漏洞的疑虑。第二，因为其他国家都可以利用华为5G技术开拓自家产品，5G市场这块「饼」便会做得更大，各国通讯相关企业均可受惠，而非华为独肥。第三，华为积极的开放态度令全球对中国企业另眼相看，一反中国私人企业过往在国际市场上封闭的形象。第四，华为拥有全球最多5G技术的知识产权，他们愿意把5G知识产权出让，促使一些在这方面研究较为落后的国家（例如美国）从后赶上，在这安排下有利各国协同，加快全球5G技术发展。第五，若然美国及其他国家愿意接受华为5G技术的话，华为便可以避免世界通讯市场出现两套或以上的通讯制式，而是以中国技术为核心的单一制式标准，这对华为而言较为有利，包括公司可以在国际5G标准上拥有适当的话事权。事实上，华为自2018年已逐渐成为国际5G通讯技术标准的「规则制定者」。华为公开5G技术不单能够把「饼」做大，更可以把全球5G市场的门槛拉低，令更多企业能较轻易地加入市场竞争，大大增加5G市场的灵活性。在这情况下，华为若然要稳操胜券的话，必须未雨绸缪，最有效的方法是趁美国及其他国家在追赶中国5G技术期间，华为利用先行者的优势巩固其市场实力，例如在5G产品上持续推陈出新。如此这般，就算及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5G技术日趋成熟时，他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依然难以与华为相比。尤其是在「智慧城市」、「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项目的驱动之下，中国在未来几年必然会创造大量应用需求，满载5G商机，这绝对有利华为业务稳步发展。 华为愿增加透明度 却吃力不讨好 除了共享5G技术之外，华为也愿意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例如它于2018年在布鲁塞尔开设「网络安全透明中心」，主要目的是加强华为与客户、安全专业人士、政府机构及其他行业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协作，从而释除他们对华为的数码和网络安全方案之疑虑。再者，华为在英国运营了20年，目前在英国设有4个研发中心，分别位于伊普斯威奇（Ipswich）、布里斯托（Bristol）、剑桥（Cambridge）和伦敦。这些安排显示华为是一间名符其实的国际企业，业务遍布全球，并非只靠中国。另外，华为在行商之余亦不忘参与公益活动，以5G回馈社会，尽其世界公民责任。例如，华为帮助中国移动于4月30日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建造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站。加上此前已在海拔5,300米、5,800米建成的基站，中国5G讯号已实现对珠峰北坡登山路线及峰顶的覆盖。此举意义重大，有助维护登山者的安全，让科学家能够更安全地登山探索及了解世界「第三极」的自然生态。攀登珠峰风险极高，据悉迄今约有4,800多人成功登峰，而途中不幸丧生的登山者超过300人，死亡率大约是8%-9%。可惜的是尽管华为努力地向外界彰显其独立性、可靠性及透明度，但却于事无补，它们仍然被美国视为「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美国对华为穷追猛打，更毫不掩饰地去游说盟国（尤期是「五眼联盟」国家）加入战线，旨在将华为赶至绝处。归根究底，它们并非真正针对华为技术所构成的全球威胁，而是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7月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蓬佩奥所说的一番话：「华为唯一的错，就是它是中国的。」  5G市场为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创造优势 近年中国政府在全国兴建5G网络，并利用5G技术开发大规模的物联网应用，积极配合内地「智慧城市」建设。此举一箭双雕，既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素之余，亦可以为中国通讯产业（包括华为）开拓内需市场。以华为移动电话为例，凭著十四亿人口的内地市场，在短期内可以抵消公司因中美贸易战而失去的欧美市场。华为业务在内地起步之后，公司必然会进一步部署国际市场策略，首先从友好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拓展国外市场。在商言商，当华为生意越做越大，届时欧美的资讯及通讯科技公司便不想与钱斗气，懒理特朗普的威逼利诱，与华为重修旧好。在地球的另一方，美国无论在5G的技术或市场上均较为落后，再加上「新冠状肺炎病毒」疫情所造成的本土经济影响，客观看来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长远而言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赢面应该较美国为高。不过，这样的理性分析却未必适用于美国狂人总统特朗普身上。美国大选当前，有谁人能预测到他会为了拉票而作出什么出乎常理的行为呢？前车可鉴，观乎前总统布什在大选前决定攻打伊拉克以拉拢民心，因此大动干戈必然也是狂人特朗普的其中之一个选项。若然他真的如此选择的话，世界便会更加混乱了！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0年11-12月号第98-101页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创新科技中心主任黄锦辉表示，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阶段的创科生态链上紧密合作 中央政府去年（2019）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即透过建设粤港澳企业、高校及科研院的合作平台，把研究、学习及产业结合，让大学研究有机会配合产业需求，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便能填补香港在科研产业化方面的不足。 倡集中应用研究领域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创新科技中心主任黄锦辉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指出，本港大学有基础科研优势，惟受以往评估机制影响，教师缺乏诱因钻研应用型项目。他建议政府应加强主导，研发投入上集中「偏斜」于应用研究领域；做粤港两地共同关心的实用研究，积极参与到大湾区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中。 受限于市场和资本等方面的因素，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创科的机遇和选择之一。黄锦辉强调，深圳和香港两地在创科创业各具优势，可以在建设「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任务上各展所长。基于科研上「前研后产」的模型，他提出了「深港创科生态链」，认为无论是公司、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阶段的创科生态链上紧密合作。 这个创科生态链包含上游、中游、下游及出海四个环节。黄锦辉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一头一尾」，即上游的基础研究和出海将产品国际化以及融资，其中以八大资助院校为首的本港大学，有良好的基础研究团队，大多教授都有海归背景，知识面更加广阔，他们也拥有外国团队的脉络，加上香港生活环境西化，能够吸引国际知名研究团队来进行基础研究。 然而近年在创科研发投入上，香港研发开支仅占GDP的0.8%左右，而公营研究、即主要由大学主导的比例占55%，私营比例只有45%。而深圳在私营研究、即以应用为主的研究占比达90%以上。黄锦辉表示，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构建健康的创科生态，研发开支及私营投入均应有所提高。 公营投入占本地创科研发投入一半以上，且大学科研项目每年不在少数，为何转化率低迷？黄锦辉分析，当中存在老师的诱因问题。他说：「本港大学的教师部门每三年左右要被评估一次，在过去十多二十年的评估指标中，我们的指标大都基于基础研究，论文等，产业化或者说商业化非评估指标之一。」 黄锦辉说，大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自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按照过往规定，每间大学的经费中，12.5%会被抽出，以鼓励学校向其他机构，如研究资助局（RGC）申请更多资助。而RGC支持的项目大多数偏向基础研究，因而促成大学为「抢回」12.5%的经费，聘请更多基础研究实力强的教授，「所以过去十几年请的学者，大多只会写paper（论文），写proposal。而教师的评估积分最后亦影响到大学未来获得的研究经费，形成一个就目前而言的恶性循环，因而愈来愈少人从事产品化研究的工作。」 研究两地共同关心问题 「庆幸的是，现时教师评估指标中，加入了对社会有影响的因素，如social impact和environmental impact等，不是纯学术研究的指标，令老师和学生有做应用研究的诱因。」黄锦辉表示，不同于以往的大学定位，社会逐渐将「Entrepreneurship（商业化）」的使命加于大学，在充分延展大学学术自由、包容和支持教授的研究和教学自由基础上，学校可以有策略性地聘请更多有应用型研究背景的学者。他续指，政府作为八大院校发展和研究支持者，「可以偏斜地投入更多资金到应用研究领域，就如当年向基础研究偏斜一样。」 谈到粤港两地科研合作的壁垒，黄锦辉认为，现时在资源、人才流通和合作领域上均略存在问题，比如数据过河、医疗样本采集困难、学者互访申请程序仍待简化等。「要融合就要改变，现时合作研究的评估机制上，需要两地专家各自评估，再进行合并。大家需求不同，对大环境的认识不一致，评估上亦耗时耗力。」黄锦辉建议两地高校、科研机构均可研究双方共同关心的实际问题，使研究在两地都能发挥应用价值。来源：大公报

早前中共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中国未来30年方向，香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认为，未来中国的会以自主创新作为科技强国的发展方向，香港要配合大湾区发展，与深圳可优势互补前研后产。点击这里一起听听黄教授的分析。

文/黄锦辉 政府早在8月已开始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咨询，听取市民建议，集思广益，并原定于10月14日公布，但特首林郑月娥在原定日期前几天突然宣布延期，令市民感到莫名其妙。之后她率领多位局长北上，拜访中央、广东省、深圳市等政府要员。适逢《国家十四五规划》刚出台，当中「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未来5年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笔者曾预测，特首之行是向内地政府推销香港所长，并争取香港与广州、深圳及澳门「四大中心城市」协同合作，携手打造大湾区成为国际科创中心。  大湾区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发展重点，香港作为其中重点城市之一，必须抓紧机遇，特别是在创新及科技产业领域。 创科园当「二房东」 为港企引路 果然不出笔者所料，本周三（25日）新鲜出炉的《施政报告》，在促进香港与大湾区融合的政策上落墨不少，包括多项与创新及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之建议。 香港政府一直锐意发展落马洲河套区，计划开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据悉，河套区总楼面面积高达120万平方米，约是香港科学园的3倍，区内将聚焦发展6个优先科研领域：医疗科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机械人、新材料、微电子及金融科技。政府预计首批发展的3座楼宇及设施建造工程，最快6年内完工。但「创科不留人」，为纾缓这问题，《施政报告》建议「由香港科技园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创园区的部分地方，让有兴趣开展大湾区业务的机构和企业先落户深圳科创园区」（见第54段）。 笔者认为「打铁要趁热」，透过这政策，香港机构和企业可以尽早在大湾区推销其创科产品，开展商机。事实上，深圳市近年曾推出多项面向香港创科企业及人才的优惠计划，可是「大门开了，小门还未开」，使有意申请者摸不着头脑。是次政策委任香港科技园公司当「二房东」的角色，可以为香港创科机构及企业引路，更可以主动推荐香港科学园内的公司进驻，达至「一区两园」的无缝连接效果，有利公司拓展大湾区市场。 人才是推动创科的重要资源，因此香港要发展成为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骨干城市，无疑是需要大量人才的。因此，《施政报告》针对性地推出「杰出创科学人计划」（见第55段），预拨20亿港元支持计划，为期5年。过去一年由于中美贸战，欧美多国对中国科技人才都有所避忌，多国政府更不惜对华人工作或学生签证之申请诸多刁难，令不少杰出人才被拒诸门外，可说是无用武之地。有见及此，笔者认为「杰出创科学人计划」来得合时，可吸引全球杰出创科学人（包括曾被拒签证的华人学者）来港发展，有助增强香港创新及科技团队的能力。 吸全球杰出创科学人 增强港团队 另外，《施政报告》亦提出，政府会资助在香港和大湾区内其他城市有业务的企业，鼓励它们创造400个科技职位，以提升青年就业机会（见第56段）。这政策要求受惠的青年在18个月内必须有一半时间在大湾区工作，让他们亲身体验大湾区创科工作环境，从中发掘发展机遇。有传媒报道指，不少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认识肤浅，抗拒到大湾区工作，因此笔者认为，《施政报告》中所建议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可派用场。 人才赴湾区 港为他人作嫁衣裳？ 大湾区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发展重点，香港作为其中重点城市之一，必须抓紧这机遇，特别是在创新及科技产业领域。《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方便香港企业及人才到大湾区发展的建议，有传媒担心一旦落实，受惠者可能一去不返，香港便会为他人作嫁衣裳，大大吃亏。 笔者认为他们是杞人忧天，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城市，居于香港的人经常出出入入，不少港人在外国逗留多年后，选择回港定居，也有不少港人在香港居住多年后选择移民外地，笔者亦曾在欧洲居住过16年，才回港发展。 因此，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后决定留低，正常不已；同样地，大湾区杰出创科学人留在香港也不足为奇。总而言之，只要香港欣欣向荣，社会及经济持续发展，尽管香港人口结构有转变，大家也毋须太介怀。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编辑：潘丽丽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随着美国将会换总统，中美紧张关系会否稍有缓和。香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认为，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换总统后仍会明争暗斗，而针对中国的资讯及通讯科技政策会改变，一起听听黄教授分析。 详情请点击 编辑：潘丽丽来源:《灼见财经》(20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