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研究会于4月9日发表《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报告，指出美国一直自诩支持人权，并时常借此旗号对外动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世界不同地方发起超过200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装战争，大多都是美国一意孤行的侵略行为，当中军人及平民百姓死伤无数，造成各地严重财物损失、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再者，美国除了大动干戈之外，亦发起过多不胜数的经济侵略战争，其灾难性与武装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发展强劲引美国猜忌 自二战之后，美国一直视中国崛起为隐忧，所以不断地拉拢盟国，挑起地缘政治纷争。据报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于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然而，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近日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指出，中国于2028年将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当然心知不妙，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华府一直无所不用其极，透过不同战略，企图阻止中国后来居上，爬头充当「经济一哥」。因此，美国长期视中国为眼中钉，这是不争的事实。 2003年美国带头与盟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决议，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侵袭。然而，事件直至今天美国还未能找到任何证据，可是战争已导致超过10万伊拉克人死亡。时任英国首相贝理雅（Tony Blair）更于2016年公开承认当年英国攻袭伊拉克是犯了大错，并指出当时美国所谓的杀伤性武器是未经确实的。结果伊拉克战事令美国被全世界人责骂，其「人权使者」的光环也大大褪色。前车可鉴，美国自此采用迂回的战术，声东击西，透过国际传媒，大打「开口牌」，公然出手打击中国政府及企业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笔者质疑美国的行为的成效，并且认为该等行为劳民伤财，损人不利己。 退出「气候协议」推卸国际责任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美两国在未来10年（即2010至2020年）的碳排放量的问题上各持己见，争拗激烈。原因是碳排放是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因此限制碳排放量变相限制工业生产量，此建议对中国发展不利。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只是想借此机会，企图拖垮中国经济发展。最后，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强力推动之下，美国、中国、巴西、印度及南非于会议最后发出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矛盾的是美国「只许自己放火，却不准他人点灯」。2017年中国支持「巴黎气候协议」，不过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以「阻碍美国经济发展」为理由退出协议。 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时，中美贸易摩擦加剧。2018年，特朗普以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行为」，导致美、中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以及强迫技术转移到中国为借口，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中国商务部推行反制措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美国输华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其中包括美国向中国出口最多的货品──大豆。中美贸易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关税战至今还未平息，实际上双方两败俱伤，美国并无占到太大便宜。自2019年起，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番打击中国通讯科技公司，包括对华为穷追猛打，指华为设备泄露用户个人私隐，禁制美国晶片生产商向它提供先进晶片，强行打击华为的产品生产线。 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美国乘机造谣，诬蔑中国为病毒的发源地，目的是制造仇恨，使世界各地针对中国，停止与中国合作。但美国反而因拒绝与中国在抗疫事宜上合作而自食其果，导致自己成为疫情重灾区。2021年，拜登总统上台，中美摩擦并没缓和。美国以中国在新疆出现人权问题，借口挑起争议。多间欧美国际服装品牌生产商宣布抵制新疆棉花，例如瑞典H&M、德国爱迪达（Adidas)、美国耐克（Nike）等，却换来中国人民罢买的抵抗。美国的目的，是打压中国的纺织业和出口业，进一步针对中国经济急速发展。这一招表面看来是人权问题，其实是经济问题；既看似是经济问题，其实又是社会问题。如果美国能够摧毁新疆的支柱产业，便能在当地制造大规模失业，如此这般便能达到美国搞乱新疆的目的。 新疆越乱，对美国来说就是个打倒中国的好机会。可是疫情下欧美服装品牌无法在中国市场畅销，另一方面欧美服装产品不再采用价廉、高质的新疆棉，无疑大大提高成本，直接影响利润。所以美国在新疆棉花争议事件中可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颇为失败。 以上各种争端，其实都是与美国以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为理由诬害伊拉克的阴谋诡计同出一辙，目的是置对方于死地，继而独揽全球大权。 美国又透个不同平台支持「占中」、「五大诉求」、「港独」等反中乱港活动，企图利用香港特区存在的维护国家安全漏洞，制造动乱。所以，中央政府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协助香港止暴制乱；今年再进一步推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理顺香港行政立法关系、堵塞香港维护国安的漏洞之外，更把面临脱轨的香港拉回正轨，重新出发。（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来源：文汇报

复活节五天假期中，很多市民都与家人和朋友外出欢度节日，小朋友当然特别开心，笔者也不例外，应朋友邀请参加了一个别开生面、非传统的「彩蛋暗里寻」活动。活动是由一家社企（「黑暗中对话」）举办，让参与者在黑暗中寻找复活蛋，目的是让他们体验失明人士的日常生活模式，极具教育意义。 活动开始之前充满神秘感，参加者在视障人士的引领下进入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密室，进行约一小时的寻蛋活动。笔者在进入密室之前战战兢兢，不知将会发生甚么事情，会不会像乐园的「鬼屋」般，突然会跳「僵尸」，结果出乎意料，感觉良好，可以应节地寻找到多只复活蛋之余，亦能深深感受到失明人士每天所遇到的挑战。  特别令笔者注意的，是活动背后采用了不少资讯科技。失明人士对声音特别敏感，可以凭声音洞悉四周环境，从而判断其所在之地，以及如何反应。密室内设置了不同的模拟场景，每一景点都有不同声音，例如公园内有雀鸟、游人等声音。这些模拟声音透过三维度（3D）音响设备，很清晰地输送到全黑密室中每个参与者的耳中。除此之外，设计师更加入了一个维度的讯息，利用「物联网」（IoT )的技术，如自动操控花洒，以创造第四维的感觉，让参加者了解到周围出现的事与物，例如在大浪旁边水花溅洒到参加者身上，使他们的感受如同亲历其境。  再者，在模拟触觉方面，设计师利用一般用作编制凸字盲文的立体凸图热力打印机技术，来制造复活蛋，让参与者在黑暗中可以很容易辨别，增加寻找彩蛋的满足感。  随着全球电脑和资讯科技急剧发展，「数码鸿沟」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当中失明及低视力人士的科技障碍，更是首当其冲。据了解，今天全球约有四千多万失明人士及两亿多视障人士，因此，研发失明和低视力人士的支援科技，是不少国际跨国科技企业所十分关注的议题。有见及此，笔者建议除了上述活动中提及的资讯科技之外，「黑暗中对话」团体未来可以加入更多先进技术，进一步丰富大众对视障的了解及体验，也可将之推广至全社会，助视障者克服障碍。例如：  一、「人工智能视觉」（Seeing in AI）应用程式。低视力人士只要把手机镜头对着物件，程式便可以透过语音向他描述情景；  二、声音景观(Soundscape) 系统。利用用户所在地的环境信息，制造「语音地图」（Audio Map），为用户导航；  三、「凸字触摸屏幕」（Braille Touch Screen）。让低视力人士可直接在电脑上阅读；  四、低视力人士透过「人工智能眼镜」可以识别面前的物件，包括利用人脸辨识技术识别出现在眼前的人士；  五、室内场地（如商场）利用iBeacon通讯技术以分布式建设大规模的「物联网」，提供「导盲」服务。  宏观而言，「智慧城市」建设全球大行其道，目的是善用创新及科技去整合城市的设施和服务，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从而优化城市管理，以及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质。香港政府亦于二○二○年十二月十日公布《香港智慧城巿蓝图2.0》，在蓝图的规划之下，笔者希望未来的香港智慧城市，能够达至广泛数码多元化和包容性，创造一个无障碍的生活环境，好好照顾香港约十八万的视障人士及其他弱势社羣。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日报

中央政府于2020年底发表《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家研发经费投入总量每年递增，2019年达至22,143.6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加了12.5%，投入为GDP的2.23%，接近欧盟平均水平。总体而言，尽管过去5年环球经济充满不稳定因素，「十三五规划」科技篇基本上全面达标，令科技工作者鼓舞。 中国大型科学项目 获突破性成果 中国在科学探索工作上一直默默耕耘，「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奋斗者」载人潜水器等大型科学项目取得突破性成果，全球瞩目，而应用科学方面的成就也不遑多让：在医疗方面，「方舱医院」是新冠肺炎病毒爆发期间特别设计的临时医院，由一系列具有不同医疗或技术保障功能的方舱组合而成，在抗疫工作中大派用场，令国家能在很短时间内把疫情控制；在环保方面，完成污染防治的阶段性任务；在保育方面，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力度，包括长江、黄河、海岸带等重要生态系统。 另外，政府大力推行数码经济，网上购物、在线学习、居家办公等数码应用在去年疫情期间被市民广泛地使用，国内外市民均获益不浅。 在国际不明朗的大局下，中国近年在推行各项科技发展任务的过程中挑战重重，不过中央政府并无半点松懈，坚持把任务做到最好，成效全国产、学、研各界有目共睹。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忘从过程中学习，找出工作不足之处，经分析后提出改善措施，为未来「十四五」科技工作铺路，务求达至精益求精。 医学界在疫苗研究工作上亦屡创佳绩。疫苗除了能够供给国民接种之外，中国更无条件地与其他国家分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全球领悟到病毒可能与人类永远共存，无法消灭，因此抗疫工作是持续不断的，并且是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中国一直倡议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疫苗研发工作上愿意与国际合作，分享成果，共同抗疫，这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任务。 促数码经济发展 完善管理制度 促进数码经济发展同样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然而，从传统实体经济转化为创新数码经济，牵涉不少非常态的考虑，殊不容易。过去几年社会环境因素对中国推行数码经济是有利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例如很多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为了维持社交距离，实施弹性上班、家居办公等安排，充分体现「智慧办公室」的便利。又例如，「点对点网络借贷」（P2P Lending）以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及共享经济（Shared Economy）模式，大大提升金融商务效率。 但数码经济引发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冲击传统市场体制。以数码金融领域为例，不少金融服务是由科技公司主导。创新科技无疑可以加快交易效率，但加速之余企业也不能罔顾既定的治理规则，可是这类错配的情况经常发生，在操作上构成莫大风险，导致用户无辜蒙受损失。「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央政府将「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首当其冲就是完善数码经济管理环境及制度，观乎去年底蚂蚁集团上市被煞停，便反映出国家在这方面的决心。 美打压不断 令华更重科技自主 中美贸战近年如火如荼，美国政府不停出招打压中国，加征关税、断供先进芯片、禁止提供前沿科技等，打压手段层出不穷，中兴、华为、中芯国际、数字跳动等华资跨国巨擘皆是受害者，被严重打击。美国的霸凌行为，令中国更深刻地体会到科技自主的重要性，必须自己亲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绝对不可把「卡脖子」技术假手于人。因此，「十四五」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10年行动方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方向。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所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要求国家科研人员「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笔者认为，本文针对国家科技发展方向的分析，会对香港科技工作者有一定帮助。再者，在港区国安法的保障之下，完善选举制度的工作即将落实，香港社会便会回复安宁，经济逐步复苏，届时香港产、学、研各界可以集中精力，朝着「十四五规划」的目标，深化与内地科创合作关系，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中国在科学探索工作上一直默默耕耘，多个大型科学项目取得突破性成果。图为「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新华社资料图片）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文/黄锦辉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订，笔者对此表示支持，希望政府尽力向公众进行解说工作，尽快启动立法程序，让接下来多个选举可以有序进行。笔者特别留意到，新选举制度反映了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也显示创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作用会加强。  新制度之下，选举委人数会由现时的一千二百人增加至一千五百人，由五个界别组成，其中之一是专业界。原本的专业界会改为由十个界别组成，包括新增的科技创新界，取代现有的资讯科技界。在组织结构方面，科技创新界别在选委会中占有三十席，半数会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产生。这些院士都在科学或工程学界中成就显赫，是备受国家及国际肯定的专家教授，例如香港大学前校长及微电子学专家郑耀宗教授、中文大学前副校长及有机化学专家黄乃正教授、科技大学副校长及神经生物学专家叶玉如教授等，由他们担当选委会委员之职，乃实至名归。其余十五席委员由科创界合资格团体选民选出。  在立法会议员选举方面，议席会由现在的七十席增加至九十席，其组成亦被重新安排，在现时「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两个分组中，加入「选举委员会」，合共三个分组。而三组在九十个议席中的分配比例为「地区直选」二十席、「功能组别」三十席及「选委会」四十席。「功能组别」的三十席中，包括一位「科技创新界」议员。「科创界」议员将由合资格团体选民经选举产生，各界别的合资格团体选民由法律规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组织、团体或企业构成。  笔者认为「专业界」议员与「地区直选」议员的性质大大不同，他们必须是其所属界别的专业人士，不然在议会中便很难起到其专业作用。由于合资格专业团体在自己界别的人脉网络认识最深，而且充满热诚，这选举安排必然会更有效地选贤任能，找出一位能为政府和科创界作出贡献的专业议员。与此同时，此安排也可以堵塞以往立法会专业界别选举出现政治凌驾专业的漏洞。  有业外人士也许以为「资讯科技界」改为「科技创新界」，只是更换名称而已，换汤不换药，改变不大，其实不然。首先，「科技创新」比「资讯科技」的应用范畴更广泛，前者除了物理科学技术之外，也涵盖生物科学的技术，以及两者的合并技术，例如与医疗有关的科技，己是香港各大学的重点研究领域，特别在抗疫期间，这些科技更加大派用场。  再者，香港在未来科技策略方向要有所改变，会一反创新及科技常态，改为以科技推动创新。换言之，政府会更加着重科研，鼓励发明，创造新经济。这一点反映，无论在选委会或立法会，「科创界」委员和议员均举足轻重，因此选拔他们的机制不能马虎，不是单靠民选方法可以选出来的。  另外，从宏观科技经济发展角度看，笔者认为中央的修订是深谋远虑的，让香港有更多机会发挥其科创专长，参与国家未来发展工作，为包括港澳大湾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一带一路等大型计划作出贡献。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科技创新能力是绝对肯定的。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日报

文/黄锦辉 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在新选举制度实施之后，未来的立法会议员必然爱国爱港，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把立法会拨乱反正，让议会运作回复正常，集中精力为市民服务。在「后疫情」期间，重建经济民生是香港当务之急，需要行政立法互相配合。 因此，在新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需要更多专业人士为政府出谋献策。立法会可扩充来自专业界别的议员数目。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保留功能组别中的9席，包括法律、会计、医学、卫生服务、社会福利、教育、工程；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以及资讯科技界。 （2）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提出扩大立法会议席，由现在的70席增加至90席，并重新安排其组成，由现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两组，加入选举委员会变成三组。 三组在90个议席中的分配比例，正是近日城中热话，建议方案包括30/30/30；20/30/40；20/20/50等地区直选/功能组别/选举委员会比例，至今未有定案。 新制度决定把选委数目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由5个界别组成，包括（一）工商、金融界；（二）专业界；（三）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四）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 假设均衡分配，那么专业界便有300人，占选委之20%。若以此比例，来自选举委员会的议员，有20%也来自专业界的话，30/30/30、20/30/40、20/20/50组合便分别为立法会增加6、8、10席专业人士，总数为15、17、19席。 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城市，区内其他城市已陆续复工复产，再加上国家刺激内需之下，经济已持续回复至疫前的状况，香港的重建绝对不容怠慢，不然的话便会进一步被抛离。 新一届立法会增加专业界议席，对香港发展百利而无一害。爱国爱港的专业界立法会议员有能力有承担，协助香港尽快走出阴霾。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来源：文汇报

文/黄锦辉 随着流动电话全球普及化，电话骗案亦愈来愈猖獗，香港也是重灾区。近年本地电话骗案的犯案手法普遍使用「猜猜我是谁」及「假冒官员」，骗徒要求接电话者猜测他的身分，一旦受害人作出回应，骗徒随即冒充受害人的亲友进行诈骗。利用「假冒官员」手法的骗徒会冒充政府、物流公司或其他公私营机构的职员，讹称受害人牵涉内地刑事案件，然后再转驳至冒认内地官员的同党进行诈骗。  笔者也曾经间接遇过「假冒官员」骗案。近来因为疫情关系，不少非本地大学生被迫留在香港，有一位内地博士学生在宿舍收到内地疑似「公安」来电（显示号码86110)，说他在北京的银行帐户被盗用，要求他立即转钱到内地某户口。由于对方知道他的电话、内地身分证及银行户口等号码，该学生差点信以为真，幸好学生即时找到笔者并及时报案，事件才没有进一步发展。  香港电话骗案与日俱增，警方于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共录得一千多宗电话骗案，较前年同期升。当中有高达九成案件涉及金钱损失，金额超过五亿元，比同期增长约四倍之多。录得的大部分电话骗案多涉及香港境外来电，当中亦有一些个案是由本地预先付款的流动电话储值卡打出。  政府因此建议推行「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计划，并于一月二十九日为计划中的「实名登记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这制度直接影响资讯及通讯科技商业运作，不少业界及专业团体提出了建议。  在电话诈骗中，电话储值卡主要提供「人对人」（P2P）服务，诈骗是透过通话或短讯操作。然而，储值卡在「智慧城市」中不只是「人对人」的应用，今时今日「人对机」（P2M）及「机对机」（M2M）应用满布全球。在「人对机」应用中，储值卡常被用作WiFi设施，例如在港铁为乘客提供大流量免费通讯服务，这类应用实际上毋须实名登记。另外「物联网」是典型的「机对机」应用。在「智能家居」中万物互联，大厅中的冷气机会因应室内气温而自动调校，这操作牵涉到冷气机和温度计透过各自内置的储值卡互通信息。  与「人对人」通讯相比，这两种应用所用的储值卡并不需要电话和短讯功能，它只需要纯数据功能便可。因此，业界建议把纯数据卡豁免实名登记，避免窒碍本地「人对机」及「机对机」商务的发展。  据政府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资料，截至去年三月本港公共流动服务用户数量多达二千三百万，渗透率达人口的百分之二百七十五，即平均每名市民有两至三个流动电话号码。基于此，新制度建议每名客户拥有三张储值卡的限制，但业界认为这上限不适合工商业界。  在今天数码经济时代，手机应用程式五花八门，软件工程师开发程式需要利用不同型号的手机测试软件，他们会拥有多张电话卡。因此，业界建议新制度不设上限，弹性处理以公司名义作登记的电话储值卡数量。  新制度以两阶段推行，持牌者于首阶段需在规例生效后一百二十天内建立实名登记系统及相关数据库；于次阶段，在之后的三百六十天内，为现有储值卡用户进行实名登记。业界认为由于实名登记系统涉及个人私隐，开发不宜轻率，必须经过反复测试，尽量减低风险，所以首阶段时间太迫切，建议延长为二百七十天。  总言之，资讯及通讯科技业界普遍同意「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认为实名制有助打击电话骗案，提升通讯安全，然而政府在落实新制度时 必须加倍小心，应从数码化时代的实际运作作考虑，避免窒碍业界发展。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日报

文/黄锦辉 科技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重要主题和重点发展方向。香港需要发挥其独特地位与优势，推动与世界顶级的科研机构和人员的合作，瞄准科技和产业前沿进行研发，力争取得世界级的研发成果，并促进后续的科技成果转化。这对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充分发挥香港优势，攻克「卡脖子」技术，推动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发展，笔者认为有几件事必须努力做好：  首先，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型科研机构。目前，建立大型科研机构已经成为了全球趋势，为长期和大规模的前沿科研合作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吸引国际顶尖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为博士后研究员提供职业发展路径。除了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成立的布罗德研究所、英国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成立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外，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也在去年共同建立了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并由著名科学家丘成桐院士出任院长。  依此模式，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可共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型科研机构，理想地点是落马洲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这有助汇聚国内外顶尖人才，集合高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为攻克技术难关、掌握核心前沿技术积聚力量，也有助进一步强化产、学、研合作，凭藉与深圳接壤的地利优势，园内可完成产品研发、产品设计及测试等，深圳再进行原型制作和大量生产，加速进入庞大的内地市场。  第二是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创新机制、完善环境，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去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内容也正包括了建立科技成果决策尽职免责机制等政策创新。香港可借鉴深圳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创新，提高专利权和授权许可政策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先从获得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即「资金过河」）的项目开始，授予研究人员购买专利所有权的优先权，并增加研究人员获得专利使用收益的作比，从而推动国家级成果能更顺利转化。同时，放宽校外执业的相关规定，允许研究人员有更多时间从事校外专业活动，例如临床服务和顾问工作等，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空间进行科研成果转化。  第三是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建立香港研发中心的分支，充分发挥两地的协同效应。位于大湾区东部的深圳、东莞和惠州，在电子信息、通讯设备、石油化工方面有优势；中部的广州、中山和珠海，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方面有优势；西部的佛山、肇庆和江门则在家电制造、汽车制造、海洋工程方面有优势，而香港的研发中心可以与内地各城市的优势产业对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量产。香港的研发中心可以通过在大湾区内城市，建立上述研究业务的分部或实验室，加强与内地龙头企业的合作，连接香港的大学和内地企业，推动产、学、研三方合作，善用大湾区内部的制造技术、人才储备、政府政策等各项支持。  香港如能研发一些国家急需的颠覆性技术、核心技术（例如第三代半导体）作为突破口，发挥基础研究的优势，与内地城市各展所长，努力形成若干主打产业，不仅能有效带动本地的高端就业，形成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国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把握机遇及科技自立自强，更是十分重要。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日报

文/黄锦辉 每年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两会）全球触目。今年十三届第四次会议于3月4日至11日在北京举办，各国传媒尤其关注中国在过去和未来一年中央政府的工作，都争相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3月5日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两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肆虐，中美贸战不断升温，造成世界经济动荡，各国政府都遇上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央政府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爆发以来面对各种突然其来的难题，凭着紧韧的毅力迎难而上，一方面要尽快控制疫情，另一方面要稳定国家经济及社会民生，工作殊不容易。因此，于2019年底及2020年初期间，政府的重点工作是防疫抗疫，政府不计成本，抱着「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挽救国内每一条宝贵的性命。 中央政府于2018年推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稳」的经济方针，但2020年因应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性，再推出「六保」的任务，政府把2020年工作的定位调整为「以保促稳」，旨在维护国家市场的基本面，设法复工复产。踏入2021年，疫情开始受控，今年政府工作的目标集中在「稳中求进」，包括创造内需，刺激本土经济，利用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外经济循环的「双偱环经济战略」。 李克强总理回顾去年中央政府的工作。在极度不寻常和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政府仍然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值得全国人民鼓舞。去年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3%。概括而言，《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点如下： •政府投放超过2.6万亿元人民币为市场减负，帮助中小微型企业舒困，包括透过降低税收及减轻行政费用等手段。与此同时支持银行推出低息贷款，并接受商企延期还本。措施令市场主体在困境之中仍然保持一定的活跃程度。 •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就业岗位，效果显著，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失业率降低至5.2%。同时，广泛开展在线办公、纲上购物、电子支付、无接触配送等商务。 •打好三大攻坚战。在扶贫方面，去年5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包括最后一批551万农村贫困人口。在环保方面，完成污染防治的阶段性目标。在保育方面，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力度，包括长江、黄河、海岸带等重要生态系统。 •深度改革开放。推进「放管服」改革，促简政放权，加强监管，优化服务，提升管商环境条例。为开放市场作好准备，政府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及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促进科技创新。中央政府于2020年底发布《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报告显示在十三五期间国家研发经费投入总量每年递增，2019年达至2.2万多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2.5%，投入为GDP的2.23%，接近欧盟平均水平。例如，「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嫦娥五号」月球采测器、「奋斗者」载人潜水器等大型项目取得突破性成果。 •保持社会稳定。强化社会治安，扫黑除恶。积极推行数码化政府，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所发表的工作报告中有关完善数码政务的效率。 中央政府过去5年的工作基本达到「十三五」所定的目标。面对「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总理在两会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列出2021年的政府重点工作。在政治体制发展上，总理特别指出，「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过去两年香港社会动荡，本地市场一落千丈，经济陷入谷底，笔者希望让所有政治问题平息之后，香港能尽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参与国内经济偱环重中获力之余，亦利用自己国际金融和创科中心的优势协助国家拓展国外经济。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荣誉会长来源：信报

文/黄锦辉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意义重大，是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的具体措施，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初心，切合香港长远发展的核心需求，越快落实越好。 「政通则人和，家和则万事兴」，过去几年，因为一些反对派议员无所顾忌地扰乱立法会秩序，用尽各种方法「拉布」，导致很多重要的议程无法确定、工程无法拨款，香港经济发展几乎瘫痪，甚至危害到国家安全。在当前香港发展的重要转捩点，完善选举制度、坚持「爱国者治港」，才能让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稳定。 中央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实行「爱国者治港」，并非一朝一夕的决定，是全面考察周密部署的。早在港澳办改组升格时，就体现了政府坚定不移的维护香港安全稳定的决心；针对当年的「黑暴」事件，2020年通过的香港国安法，打造了一张「护身符」，遏制了破坏分子的嚣张气焰和恶劣行径，香港随之迎来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 中央以「三步曲」推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首先是「定调」，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夏宝龙主任在2月22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中，已清晰说明「爱国者」的定义。他指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一论述为保持香港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同时夏主任也详细阐述了「爱国者治港」的定义和重要性，以及为了选择有责任、有担当的「爱国者」，需要设立一个规则来选择合适的人。第二步是「定原则」，是次人大会议作出九项原则的决定。第三步是「定法律」，人大决定规定香港应当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有关法律，以及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 全国人大会议的决定中，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有关资格审查制度机制是需要尽快建立和健全的，参选者资格审查的规则要让所有候选人和资格审查委员清晰明确，保证选举公开透明。决定中还规定香港立法会议员由70人增至90人，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建议在选举立法会议员时，在爱国的大前提下，让更多具备专业背景的人士参与进来，同时增加年轻人在议会中的占比。这样既可避免立法会开会讨论专业议题时，无法获取专业意见和建议，也可以解决议员年龄断层、青黄不接的问题。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荣誉会长来源：文汇报

文/黄锦辉透过「车联网」，「城市大脑」可实时了解自动车与城中万物的位置及动态，以致能完全自动驾驶，以及优化其出行效率。（中新社资料图片） 「无人驾驶汽车」是「智慧出行」的愿景。顾名思义，它的目标是提供自动驾驶服务。「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把自动驾驶分级：等级0（L0）是「人工驾驶」；等级1（L1）是「辅助驾驶」；等级2（L2）是「部分自动驾驶」；等级3（L3）是「有条件自动驾驶」；等级4（L4）是「高度自动驾驶」；等级5（L5）是「完全自动驾驶」。 分类条件是基于人与车在（一）「驾驶操作」、（二）「周边监控」、（三）「接管」等功能上的分工，以及（四）「应用场景」的需求，例如L3类别的汽车在头两个条件中是车辆控制，而第三条件是驾驶者控制，而自动驾驶是在限定场景中进行。 以L3自动车为例，驾驶者（人）在适当场景及条件允许下，可以让车辆自动驾驶，例如在车流畅顺、路标及提示线明显的高速公路上。在该场景中，驾驶者启动了汽车自动驾驶模式后，一般便不需介入控制，车辆能够自行转弯、换车道与加速等，但驾驶者的注意力却不能完全松懈，因为当车辆遇上道路模糊不清、突发意外，或自动驾驶的路段（场景）已经结束等情况，车辆便会把驾驶控制转交驾驶者。所以驾驶L3自动车时必须经常保持注意力，切忌途中打瞌睡。 城市大脑 大数据分析实时交通 现实中，L3及L4混合的自动驾驶在美国特定高速公路上已出现，驾驶者把车驶至专用车道便可启动自动驾驶（进入L4），当离开专用车道时便回复至L3。再者，汽车一般设有装置，在自动驾驶模式时，定时提醒驾驶者切勿分心或打瞌睡。 完全自动汽车不涉人手，车辆在路面上行走是透过网络由中央控制，操作类似遥控玩具车，但背后控制的是先进的中央数据中心，业界称之为「城市大脑」。在智慧出行应用上，「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了解实时交通情况，例如找出塞车地点，然后调动资源疏解。杭州的「阿里ET城市大脑」是个好例子，它可以即时修正城市交通运行的缺陷，从而提高市内交通管理效率。 除了「城市大脑」外，支持完全自动驾驶的另一科技，是建基于5G通讯技术的「车联网」（Vehicle to Everything，V2X）。 「车联网」是自动车与其他车辆、任何会影响它或被它影响的实体之间的通讯网络。透过「车联网」，「城市大脑」可实时了解自动车与城中万物的位置及动态，例如车的所在地、车与车、地点和人之间的距离、车速等资讯，然后进行分析，以致能完全自动驾驶（L5），以及优化其出行效率。 5G 3大特性 自动驾驶大派用场 5G在L5应用上大派用场，其3大特性在汽车导航、操作及控制上发挥得淋漓尽致：（1）多连结（Large Connections）--自动车在路上行走由网络操控，因此网络在中途不可失联，所以城中必须大量设置感测器（即通讯设备）；（2）低延迟（Low Latency）--若然自动车面临发生意外的瞬间，在千钧一发之际，中央所发送的煞掣信息必须无半点延误，才能化险为夷；（3）高速度（High Speed）--未来智慧城市里布满自动车，而且车速亦很快，因此「车联网」的带宽要求很高。实际上，这些情境完全非4G技术所能及。 笔者认为，香港也需要仿效其他国际「智慧城市」，构建港版「城市大脑」及「车联网」，逐步迈向L5全自动驾驶。 不过，这两项「智慧出行」的基础建设，并非《香港智慧城市蓝图2.0》的关注点。《蓝图》虽然认定「车联网」和自动驾驶为香港智慧城市建设的未来展望，但观乎《蓝图》当前130多个发展项目，恐怕香港开发这两项基建，以及落实完全自动驾驶，将会遥遥无期。退而求其次，香港可以率先实践「有条件自动驾驶」的L3自动车。《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香港科技园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创园区的部分地方」，笔者建议政府借此机会与深圳合作，开发L3自动车试验台（testbed），然后待5年后港区深港科技合作区落成，L3自动车便可以在两地园区来回穿梭。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荣誉会长来源：香港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