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女士是一位杰出的文化使者，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影响力跨越国界。我曾问她：“你纵横江湖六十年，靠的是什么？”她说：“我靠的是口袋里有钱，手中有笔。特别是这支笔，没有它，我一事无成。”值此纪念陈女士100周年诞辰之际，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我们相知相交几十年，回想起来也是靠“笔”结缘，以文会友，是中华文化将我们连结在一起。

因“书”而结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山东省出版总社任副社长，分管图书外贸和《孔子文化大全》的编纂工作。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在老社长杜秀明和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南的支持下，我们与韩国日报社合作，在汉城（首尔）乐天大厦举办了“孔子文化大展”。当时我国与韩国尚未建交，外交部以另纸签证的办法为展团办理了出国手续。台湾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派秘书长参加大展开幕式。展览在国际文化界，特别是汉文化圈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视为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象征，受到各方关注，这出乎我们的意料。

展览闭幕后不久，我便收到了陈立夫先生寄来的书和信。他除了对汉城孔子文化展的成功表示祝贺外，还寄来了陈香梅女士在美国及台湾的畅销书《一千个春天》，希望能在山东出版社出版。

当时内地的政策是，出版境外图书须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我们得到的答覆是，先与陈女士交谈一下，看她还有什么书希望在大陆出版。在陈香梅率团访华期间，她约我们到北京贵宾楼见面，商谈图书出版事宜。我同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社长金明善一同前往。寒暄几句后，我便直截了当地说：“陈女士，你的《一千个春天》文字优美，感人至深，但现在内地出版有困难。你还有什么书要出版？我会努力去办。”陈香梅爽朗地笑了笑说：“典型的山东人性格，说话不绕弯子。我喜欢和山东人打交道。”随后，她像早有准备一样，拿出了一叠书稿说：“你说的我理解，这是我第一次在内地出书，不能炒冷饭。我刚写了本《春水东流》，就交给你吧，怎么改都行，按你们的程序办。”我说：“那怎么行？我们的规矩是，改稿一定要作者本人认可，最后还得由您签字定稿才能出版，何况您是大家。”她说：“那就这么定，最后定稿你们到华府来也行，等我回国也行，一起研究定稿，我们一起对读者负责。”她的《春水东流》一书的出版协议，就这样确定了下来。这是我与陈香梅的第一次会面。

在陈纳德大厦改稿

走完《春水东流》一书的出版程序后，供改稿的校样很快就出来了。碰巧我要带山东新华印刷厂的厂长去美国考察购买彩色印刷机，顺便与陈香梅约定在华府一起审稿定稿。在华府陈纳德大厦陈香梅的办公室，我们逐章逐段研究修改。她博学多才，思路清晰，且为人大度能容，从不无谓争论。两个社会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尖锐对立的两种见解，往往被她的一个典故、一个笑话就化解了。两天的共同改稿，加深了相互了解与友谊。

《春水东流》一书于199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陈女士在内地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书。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内地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50种陈女士的书，而她最看重的《一千个春天》直到2008年才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在香港为我“打场子”

1992年，我被调往香港大公报工作。我既没有办过报，也不懂广东话，信心不足。周南说：“既然组织上选中你，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好。你策划组织的汉城孔子文化展、香港孔子文化大展，这种国际大型文化展能办好，办报的事，只要尽心尽力也能做好。大公报社长在香港社会地位不低，你要广交朋友，增长见识，三教九流都可以接触。”

陈女士到香港后，第一时间与我见面。她鼓励我说：“搞政治就是交朋友，办报也一样。香港我有人脉，我会介绍给你。我会为你打场子的。”我当时不懂什么叫“打场子”。她让我把报社的老总、副总都请来，她做东，请大家一起聊聊。在餐桌上，她谈笑风生，很会搞气氛。她开场就说：“今天我特别高兴，好像又回到当年。这酒店是当年与我的初恋初次见面的地方。”她指著一位副总说：“当年我的男朋友就坐在你坐的位置上。”那位副总显得有点尴尬，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她又说：“我的山东老友来做你们的社长，我很高兴。山东人厚道，你们可不要欺负他哎！他现在听不懂广东话，你骂他，他都不知道。”此话一出，又是一阵笑声。她在给老总们祝酒时，不动声色地介绍了我的情况。至此，我才逐渐明白什么叫“打场子”！

华府导游

陈女士对我说：“就像上海人称外地人是乡下人一样，有些香港人也有这种情结。不要整天在报馆改稿子、爬格子，要抽时间到报馆的海外办事处看看，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你若到美国华府来，我给你做导游。”1996年夏，我到纽约看望报馆驻美记者后，便直接去华盛顿看望陈女士。她全程陪同，带我参观白宫和国会。

在白宫，她事先约克林顿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在白宫入口处迎接。在国会山，她带我拜访了当时已93岁的共和党参议员瑟蒙徳。我向这位资深参议员提出了三个问题：1.白宫与国会，谁的权力大？2.美国的国务院为什么只管外交不管内政？3.什么是三权分立？陈香梅说：“你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几句话也讲不清楚。他年纪大了，以后我给你讲。”在白宫图书室，陈女士指著几位美国前总统的挂像，逐一作了介绍。她确实是一位超级导游。

水门大厦说“水门”

华盛顿水门大厦世界知名，它是华府权贵们的高级住宅区，也是权力的象征，甚至有人称东水门就是西白宫。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就发生在这里。陈女士1967年就搬进水门东大厦顶楼居住。她邀我到她水门大厦家中作客。

一进门，客厅四周墙上挂满了来此作客的华府权贵和名流的照片，其中有里根、肯尼迪、尼克松、福特总统及夫人们参加宴会的照片。客厅旁的珍藏室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礼品和手信，塞满了整个房间，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她说：“你喜欢什么，随便拿。”

在水门大厦顶层天台上，说起“水门事件”，她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我差点陷进去，幸亏我对他们的政治品质早有察觉。‘水门事件’发生在水门办公大楼五楼，民主党总部办公室。事发于1972年6月17日，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半夜里被人撬开了大门，企图在那里装窃听器，并寻找机密文件。当夜没能完成任务，便第二次返回冒险入室，被守夜警卫一网打尽，并供出是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的办公室主任米曹主使。为掩盖事实，米曹他们以一百万元安抚被捕人员。消息走漏后，新闻界穷追不舍。事件发生一周后，尼克松召集助选人员到白宫谈话，我是其中一员。我问尼克松：‘总统，我们多人都是水门住户，上周水门大楼发生了案件，未知可否指点一二？’尼克松一怔，脸色难看。当时我担任全国妇女竞选总部主席兼财务部副主任。有一天，商务部部长兼竞选财务部主任莫礼接到白宫打来的电话后，气得满脸通红说：‘太欺人了，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100万现钞，十分火急，又不肯告诉我用场，气死人了。’我直接说：‘我们筹钱不易，账目得一清二楚，绝不含糊。我们要负责，不说明用途，不能给。’我表明了态度，但莫礼还是把一百万现钞双手奉送。他知道我的态度，所以瞒著我。这一百万就是给第一批水门案犯人的封口费。莫礼为此进了牢，夫人不久去世。我们同住水门大厦，常在一起玩桥牌。他瞒著我，也算救了我，否则我也会被拖进去。办公室主任米曹夫人玛莎最可怜，丈夫入狱，她又无遮拦，信口雌黄，白宫怕她惹事，送到纽约软禁，对外说她病了。我与她是好友，半夜打电话要我去看她。她说：‘我没有病，但被看管得很严。我恨死尼克松了，他害得我好惨。’我暗中看望她多次，水门事件未了之前，她就去世了，说是癌症，到底如何，至今成谜。水门事件令尼克松总统黯然下台，他得到福特总统的特赦而幸免于难。”

陈女士接著说：“在华府政界打拼，惊涛骇浪。政客们无非是筹钱、拿选票、做高官。我口袋有钱，手中有笔，无求于人，做人讲良心，做事讲原则，才保平安。”

说起尼克松总统，她说：“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以反共起家，以联共成名’。他是真正的国际问题专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他是主导而非基辛格。他是一名成功的政客。尼克松是我认识的八位总统中最不够风趣的人。尼克松第一次竞选总统落败后，到台北访问，要求见蒋介石夫妇未果，他心里不是滋味。离开台北时，台北‘外交部’派礼宾司长送行，他坚决不坐礼宾司的车，要坐我的车。可能由于他太紧张，上车时头部撞了车门，前额流血。我连忙拿了一条手帕让他按著。他说：‘不痛，没事，没事。’当他看到血迹染了我的衣裳时，又说：‘对不起，对不起，怎么办，怎么办！’我笑著说：‘没关系，就算你欠我一条手帕，一件旗袍。’我想，人家不见你，你就连送行的车都不坐，何必呢？紧张得把头都碰破了。”

她还讲了不少华府政界尔虞我诈的小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她是在尽力让我了解美国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态，让我开阔眼界，处理好国际新闻报道。

专栏作家

1981年，陈香梅接受邓小平的邀请，以里根总统特使身份率团访华，受到热情接待，并说了一句：“美国有一百位参议员，但陈香梅只有一个。”之后，陈香梅在内地大受欢迎。她差不多每年都要回国两三次，其间总是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我们的接触也就越来越多。除了聚会会友、给我介绍人脉外，我每次都要带上几个新闻专题，让她为大公报供稿。她也从不推辞，且出手很快。有一次，有一突发重要新闻，报馆老总让我约陈女士写评论。我打电话给她时，她已经在机场等候登机返美。她满口答应说：“我在飞机上写，一到华盛顿，我就传真给你们，误不了明天见报。”她是记者出身，从不误稿。她的新闻评论，深受读者欢迎。

我问她：“你的名字前面写什么头衔好呢？”她毫不犹豫地说：“专栏作家。我是‘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让我做大公报的专栏作家，是我的荣幸。”从此，她为大公报做了七年的专栏作家。她的专栏文章大致有两个主题：一是回望历史，见证时代，分享她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二是缅怀故士，表达她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和赞美之情。陈香梅在她的《珍珠港事件香港回忆》一文中，追忆了当年香港的艰难岁月。她的文章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深刻的人生感悟。她的文字真挚感人，充满智慧和力量。通过这些文章，进一步扩大了陈女士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大公报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

通过这段“笔”缘，加深了她与大公报的友情。她与报馆的老总和记者们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彼此以文会友，成了朋友。她多次参加大公报重要活动，如2002年的百年报庆酒会等。

2010年4月，刚刚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陈女士，又特意拜访大公报，盛赞大公报的贡献。

借助这一经验，从陈香梅开始，在我任大公报社长的十七年间，我先后聘任了六十多位专栏作家，为提高大公报的办报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是陈女士所赐。

出版回忆录

2001年，报馆筹备百年报庆，我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编写百年大公报名记者丛书。有老总提出，可否让陈香梅写回忆录，我们一并出版。我与陈香梅约稿，她依然是那么轻松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要写，我就从情字上用笔，有了情，才有可读性。你有什么要求？”我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随心所欲，手到擒来，我相信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的杰作。顺便多发些照片来，供编辑使用。”不出所料，没过几天，她就把回忆录的《自序》先发来了。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想我该算是一个幸运的女人，也可以说是没白活。”“我这一生中，深刻地尝到亲情、友情、爱情的真谛，和甜酸苦辣的滋味。”“人的一生，无论如何大富大贵、权冠四方，假如心中没有爱，生活中没有感情，那么一切拥有都是空的。”她很念旧，在自序中说到我如何为她出版《春水东流》，请她做专栏作家，邀她写回忆录，并说：“我将在情字上用笔，有了情，写出来的文字就会真，真的故事是比较让人心动的，有可读性。”我想她是在为自己的回忆录定下基调。自序写于2001年12月28日，至2002年5月交稿，50多万字的回忆录，她仅用五个月完稿。当年她已78岁，这期间她还出访两次。可见她确实是一个令人尊敬、勤于执笔的文人。

2002年9月5日，《陈香梅回忆录》首发式在香港举行，同时在香港各大书店公开发行。全书50多万字，分上下两册，收录了陈女士的历史照片200多幅。我在首发式上讲话时说：“陈香梅的名字，在海峡两岸及中美两国间，知名度之高，活跃时间之长，恐怕无人出其右。”有人曾赞叹她是“永远的陈香梅”，而若从她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讲，也可以说是“国宝陈香梅”。“陈香梅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也写了她的情、她的爱，倾诉了她的悲欢离合，读来让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书籍的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她的传奇人生和她为中美关系、两岸交流做出的贡献。但也有读者来信说我在首发式上讲话对陈女士评价过高了。我函复了读者的来信，并对他们对报社的关心表示了感谢。

陈香梅的情与爱

陈香梅生在北京，长在香港，她对香港有特殊感情。有一次在香港雅谷餐厅宴客，送走客人后，我们在楼下酒吧喝茶聊天。她望向窗外的天主教墓场，神色凝重地说：“我这次来要重修我母亲的坟墓。我母亲红颜薄命，45岁去世。那时我15岁，只享受到短暂的母爱。那是抗战期间，我们逃难到香港不久。有一次我在门角偷听到母亲与一位陌生女人的对话：‘陈太太，就是这个价了，这个玉镯很好，也难找到，不过这年头，有闲钱来买这东西的人也不多，你就将就吧。’”她说：“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苦恼和秘密。那时我正在上中学，我暗下决心，做个好学生，将来赚钱，永远不做金钱的奴隶。后来我在美国航空界服务四十年，做到航空公司副总裁，并兼任美国十几家大公司的高级顾问。口袋里有钱了，这次我要把母亲的墓好好修一下。”看见她喃喃自语，又神情庄重的样子，我为之动容。她母亲廖香词，早年在欧洲学习音乐和绘画，精通六国语言，早年英逝。随著年龄的增长，她对母亲的爱就更加深沉。

陈香梅的恋情也是既轰轰烈烈，又感人肺腑。在撰写回忆录时，曾对我说过：“你报馆事多，文稿交给你的编辑处理就行，但有两节你要看看，替我把把关：‘初恋’和‘尼克松的功与过’，因为尼克松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看过后，一字未改，却对“初恋”一节印象深刻：陈香梅16岁时参加全港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获全港冠军。同学们都来祝贺，她的女同学带著一位男士向她走来，并介绍说，这是她的大哥。“我们面对面，四目相对，就像一股暖流，一道电光，觉得似曾相识，一时惊呆了，竟说不出话来。”“只感到双颊红得发热。”之后便是一起看电视、听音乐，直至在山上献出了她的初吻。写得细致入微，使人心动。更妙的是，三年后，陈女士已贵为将军夫人，她与她的初恋伍君在上海巧遇。为了她在上海虹桥的新房装修，公司找来了一位建筑师，而此人正是她的初恋伍君。“我们握著手，久久不放。他抽烟斗，烟圈迷糊了我的眼睛，看不清是昨天还是今天，今年还是去年。”“过去的事，就像昨夜的星辰，昨夜的风，和著几许哀怨，我将永世珍藏。”至此，她用两句诗戛然而止，让你有无穷的想象空间。这两句诗是：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我想陈女士不仅是为同学代写情书的高手，也是描写爱情故事的高手。陈香梅的三年初恋，是她人生恋情的序幕，而恋情的高潮是她与陈纳德将军的爱情。她用《一千个春天》这本书，做了大胆而充分的描述，感动了无数人，成为美国和海峡两岸的畅销书，并拍成了影视作品。而她自己对至死不渝的爱情的诠释是：“爱情不会因为死亡而中断，如果上帝允许我选择，我在死后更加爱你。”

陈香梅对朋友情也有独特的见解。她说：“人生若无友情，人的感情就是不完整的。”她在山东泰安与大学生对话时说：“对朋友，锦上添花的事少做，雪中送炭的事要多做，这样才能交上真朋友。”为朋友雪中送炭、排难解忧、做点实事，是她的做事风格。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是她，帮我建立了大公报专栏作家机制，团结了港澳台、内地及海外华人一大批专栏作家，提高了办报质量；是她，带我结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加强了大公报与上流社会的联系，为我在香港举办大型活动打下了人脉关系的基础；是她，让我认识到，穿著礼仪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是对别人的尊重。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的朋友能在大公报站住脚，让她所敬重的大公报办得更好。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2018年3月30日，陈香梅在美国去世，既没有发讣告，也没有开追悼会。在港的朋友们都异常震惊和惋惜。后来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发了一篇报道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陈香梅的女儿陈美丽说，母亲前不久中风导致并发症去世。”报道还用了陈香梅自己的话概括她的一生：“我的一生走过了千山万水，经历了风风雨雨。现在虽长期住在美国华盛顿，但永远不忘祖国。我为多年来能为推动中美合作、加深中美交往做出一些贡献感到自豪，觉得这样的人生，充实而有价值。”

她在美国去世十天后，我才知道。她一生辉煌，但离去时悄然无声。我找出我们相处时的许多照片，触物生情，寄托哀思。其中有一张她亲笔签名的题画，使我百看不厌，勾起了我许多快乐的回忆。那是1996年10月，我与陈香梅、何鸿燊一起在雅谷餐厅聚会。应我之请，何鸿燊即席作画。我让陈香梅题字，她信写道：“今夕何夕，得三五知音共叙，得好友何鸿燊博士即席挥毫，大家共赏。‘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乐哉，美哉！陈香梅 志 何鸿燊 1996年10月7日。”

如今两位社会名流都已仙逝，陈女士享年96岁，何先生98岁，都算高寿。人生啊！不管多么辉煌，最后都得走。我曾问过香港的觉光长老：“佛教讲修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是往生时那十几分钟，是快乐的。”我想陈女士生时善行天下，她往生时一定是快乐的。想到这里，我的心也就释然了。

我与陈香梅的文字缘，是一段充满温暖与感动的旅程。她的文字，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也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与美文相伴，用文字去记录生活，表达感情，以文会友，让人世间的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谨以此文纪念陈香梅女士诞辰100周年。

2025年1月16日王国华于香港

（原文刊于2025年第二期《世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