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海明

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下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文件近日发布。当中提出，要“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提升市民福祉”等多个目标。要实现目标，香港需要规避食利资本主义的长期弊端，借鉴深圳在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方面的经验，确保创新发展资源向生产性活动和实体经济倾斜，而非沉溺于非生产性的资本积累活动。通过优化创新环境、振兴实体经济，香港未来完全有能力在全球创新版图中脱颖而出。

“食利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非生产性资本积累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资本增值过程中过分依赖资源垄断、租金收益和虚拟经济，而非创造新的生产价值。食利资本主义的形成往往源于经济资本化程度过高，大量财富流向金融工具、房地产等领域，构成对生产性经济的挤压。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经济创新能力，还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失衡和经济活力下降。

在迈向“由治及兴”之前，香港经济长期依赖地产和金融行业，形成了食利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这对香港造成了至少以下四方面的影响。

其一，经济“去生产化”增强经济风险。香港“高地价经济”的特征使得地产和金融成为经济支柱，投资和资本回报集中于非生产性领域。单一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可能提升资本收益，但长远会严重抑制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提升能力，削弱实体经济基础。

其二，高生活成本抑制创业与创新动力。持续攀升的房价和商用租金成本对初创企业、科技公司和研发团队形成了重大成本压力。这种环境不仅较难吸引人才留港，还严重限制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空间。

其三，社会财富分配失衡引发不满。食利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持续加剧，大量财富流向持有资本和资源的人群，基层却面临经济成本上升、上升通道受限的窘境。创新环境的恶化使得资本更倾向于逐利而非长期投入科技领域，这进一步弱化了普通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受益面。

其四，产业结构单一化削弱经济韧性。香港的经济过去高度依赖金融和房地产服务业，而新兴科技产业的比重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种产业结构，使得香港在全球创新竞争中面临愈发激烈的挑战，同时增加了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与脆弱性。

若食利资本主义长期存在，不仅将威胁香港经济的可持续性，更会对未来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转型构成结构性障碍，导致“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目标停留于愿景层面。

借鉴深圳制度设计经验

笔者近日走访了深圳一些企业，深入了解深圳的创科发展历程及其最新“十五五”规划。对比之下，深圳通过政策调控与制度设计，成功规避了食利资本主义的弊端，将资本精准引导至生产性经济与科技创新领域，其宝贵经验正是香港可借鉴的关键。

其一，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深圳“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坚持将企业作为连结科技与产业的关键节点”。通过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深圳确保科研成果快速向生产力转化。例如，深圳大力推行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和创新积分制，让具有研发能力和市场潜力的企业始终保持政策支持的重点地位。

其二，资本引导机制优化创新资源分配。深圳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和天使母基金，精准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尤其优先支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领域。这种做法将资本集中在具有长远技术突破可能的高风险领域，避免资本在非生产性行业中的无序扩张和套利行为。

其三，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深圳推出了“科技创新券”等政策，不仅降低企业使用公共技术资源的门槛和成本，更促进了科技资源的共享与高效配置。由此，大量早期科学研究成果得以快速转化为生产应用。

其四，协同创新生态与多样化平台建设。深圳高度重视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度协作。例如，通过由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承担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高校、企业和政策三方推动技术研发。目前，深圳在晶片、生科等行业已建立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生产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

其五，人才政策推动创新资源集聚。深圳实施的“双栖互聘”模式，打破了企业研发人员和高校科研人员之间的身份壁垒，同时推动职称评审等资源向企业倾斜。这种灵活机制进一步优化了人才流动性，为企业创新注入了充沛的高端智力资源。

深圳通过精准引导资本和系统性政策设计，成功实现了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和资本助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的良性循环，其科技产业已跻身全球领先地位。

遏制资本食利化

相比之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提升市民福祉”目标，意在推动经济转型、破解发展困局，但长期以来地产与金融主导的经济模式，使得香港深陷食利资本主义限制，削弱了科技创新能力。要实现首个五年规划目标，特区政府可考虑采取以下五项具体措施。

其一，确保资本服务于生产力发展。香港需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与创新科技，避免其因高收益沉淀于地产与金融领域。特区政府可参照深圳“科技创新券”政策，为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补贴、税收优惠及融资便利，并设立本地创新基金与风险投资基金，支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此外，通过专项贷款政策，降低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门槛。同时，为遏制资本食利化现象，可考虑设立长期空置物业税，鼓励闲置物业用于创新产业，降低企业租金成本。以及加强反垄断监管，阻止知识产权滥用与专利投机，确保创新资源公平开放，避免资本过度追逐垄断收益。

其二，推进产业发展与经济自主性并重。借着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落地，打造区域协作产业链，提升本地技术产业的自主性与市场竞争力。同时，推动技术转移基金，促进高校─企业研发成果的商业化应用，缩短科技成果落地周期。扩大投资晶片设计、工业自动化等硬科技领域，以减少对地产与金融的过度依赖，增强香港经济的韧性与全球贸易话语权。

其三，以人为本，提升市民福祉与社会公平。科技最终应服务于改善民生。香港政府可推动智能医疗、绿色技术等创新方案，提升医疗与居住质量，促进科技惠及公众生活。建议优先资助民生导向的项目，如远程医疗、环保能源、智慧交通等，以增强市民生活满意度。以及，加强教育与科研基础，推动STEM教育资金投入，并开放公共科研设施，让企业和学生享有低成本研发资源。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降低市民住房负担，并借助智慧养老技术改善福利服务，让市民更直接感受科技红利。

其四，降低企业研发压力。通过发展产业园区和优化土地资源分配，将更多土地用于建设研发场所；同时提高科技企业的空间租赁补贴比例，切实减少创业者的资金压力，增强香港在全球竞争中的环境优势。

其五，转变产业思维模式。特区政府和各创新园区负责人需打破对食利资本主义的旧有思维，将资源从非生产性行业转向支持科研、创新和生产活动的领域。同时，改变园区以赚钱为主要KPI的模式，更多关注其对创新生态的长期支持与贡献。引导资本流向科研与生产活动，全面规避食利资本主义的桎梏。

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圳的成功经验表明，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是推动创新成效的“第一性原理”。香港要充分利用首个五年规划契机，通过优化创新环境，摆脱经济对地产与金融的依赖，重塑科技与资本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对全球创新浪潮的回应，更是对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实保障，同时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作者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