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鋕泓

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警告，联合国正面临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目前遭拖欠的约24亿美元会费中，逾九成来自美国。这场财政危机，如同一次针对成员国承诺的压力测试。作为最大摊款国的美国选择长期拖欠，并以此为“政策杠杆”，反映了一种以短期国内政治算计为先、视国际义务为可交易资产的“利尽则散”逻辑。另一边厢，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坚持足额及时缴纳，体现出一种寻求体系稳定与长期共存的“和合共生”逻辑。今次财危将这两种国际关系伦理的碰撞置于聚光灯下，也将全球治理推向关键的十字路口。

从“责任”滑向“筹码”

美国在联合国会费问题上的行为，已从履行国际义务，退化为精密的杠杆操作。其“美国优先”的逻辑清晰而直接——

其一，是将“履约义务”降格为“交易筹码”。《联合国宪章》第17条第2款规定：本组织之经费应由各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担负之。然而，现时的拖欠款项已成为美国在安理会及其他场合要挟联合国进行机构改革、调整预算重点乃至影响人事安排的谈判工具。例证之一是：美国不仅自行削减维和拨款，更要求联合国将资金投向其“高度关注”的地区，如黎巴嫩、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在美国眼中，会费不再是支持多边体系的基石，而成了一张可随时打出的“王牌”。

其二，奉行“选择性多边主义”。近年来，美国不仅大规模拖欠会费，更曾接连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并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助。特朗普与拜登的政府更迭虽有政策回调，但其基本策略未变：符合当下战略利益的，便参与并试图主导；视为“负担”或无法掌控的，便疏离或制约。其核心关切始终是国内政治议程与短期利益，国际承诺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荡然无存。这是一种“利尽则散”的交易思维，将国际组织视为可随时进出的“商业俱乐部”，而非需要各国持续投资与建设的“共同事业”。

从“履约”迈向“倡议”

相比之下，中国在处理联合国事务上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在财政上，中国近年一直是联合国会费的第二大缴纳国，并基本做到足额及时支付。这固然源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但更反映了其行为背后的伦理取向。

这种行为逻辑，深深植根于中国“天下观”与“和合”文化的传统智慧。“天下为公”的理念，意味着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共享，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私利，将世界视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投射到现代外交，便体现为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坚定维护，因为这一体系最接近“天下”的包容性框架。而“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强调不同主体在保持差异性的前提下和谐共处、合作共赢，这直接催生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等中国方案。这并非另起炉灶，而是旨在为现有体系注入新的合作动力，补足发展短板。

更为关键的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深刻影响。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国外交强调的“正确义利观”，主张“义利相兼”。体现在联合国事务上，就是不仅算缴纳会费的“经济账”，更算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的“道义账”；不仅追求本国利益，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方式，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需求。这是一种基于长期信任构建的伦理，追求的是系统的整体稳定与可持续性。

十字路口的抉择：“交易场”还是“共同体”？

两种伦理的碰撞，带来具体而严峻的后果。美国的欠费，已迫使联合国多次面临发薪困难，不得不冻结招聘、削减开支，甚至威胁到维和行动的规模与效率，同时也侵蚀了多边体系的行动能力和信誉根基。长此以往，联合国可能从全球治理的“中心舞台”滑落为大国博弈的“边缘论坛”。

而中国所践行的伦理，是既提供清晰愿景，也承担更深远的建设任务。如何在体系内推动改革，促其更公平合理？如何让“和合”理念被更广泛地理解和接纳？这些都是在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联合国大门前的这座“财政警钟”，敲响的不仅是预算危机，更是秩序危机。全球治理的未来，取决于国际社会将选择哪一种伦理作为基石。是继续滑向一个被短期利益撕裂、规则可以任意工具化的“全球交易场”，还是能够艰难地迈向一个承认差异、共担责任、寻求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这并非虚幻的伦理命题，而是关于人类能否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疫情、战争等共同威胁的切实拷问。答案，就在每一次会费缴纳、每一次国际投票、每一个关乎全球公利的抉择之中。

（作者系香港对外交流友好协会青年大使、第五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论坛青年代表，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