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雪娇 |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深港融合发展研究所博士后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是事关国家安全稳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的关键命题。随著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刊宪生效，香港政治生态趋于稳定，但对青年政治认同的培育与强化远非一日之功，需给予持续关注、久久为功，及时预警和预判才能确保国家和特区的长治久安，确保香港青年成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青年政治认同的演进历程及其发展规律，构建起香港青年政治认同「质」与「量」分析的理论模型，为有效强化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提供切实可行的现实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青年政治认同的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青年所呈现出的政治认同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著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尤其是每当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恰逢重大历史事件，都无疑会成为香港青年政治认同发生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采用关键事件分析法，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见图1）。

例如，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果断摈弃极左路线，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境内外各界人士包括香港社会人士的拥护，他们回到祖国故乡投资兴业，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此时，香港青年的爱国热情是高涨的，他们的政治认同水平也相对处于高位。第二阶段：1989年政治风波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破坏，香港政治生态也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爱国爱港人士如司徒华和社团如教协走向对立面，变成反对派阵营的力量。开放的政策不仅加速了经济的飞跃，同时也暗涌著诸多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盲目跟风和未及时施加正确指引使得这一阶段的香港青年政治认同陡降。第三阶段：回归前港英政府的荼毒改制。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港急推民选制度改革，企图把西方代议制扎根于香港，英国人在撤退之前埋下的「钉子」，严重干扰香港特区政治生态的重建，荼毒香港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认同。第四阶段：回归后的放权、自流与潜流。1997年回归后，强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中央驻港机构的大量撤并，对港澳事务尽量不发言、不表态等做法，并没有换来中央权力应得的尊重，反而遭遇了抵制甚至毁谤。第五阶段：21世纪的脱缰、狂飙和治乱。2003年香港的「七一大游行」开启了「脱缰」过程，中央管治香港的合法权力长期未能行使，便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扭曲为「中央对港不应有也不能有管治权」，这种观念导致回归前后出生的部分香港青少年参与了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和2014年非法「占中」运动。第六阶段：2020年至今，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2024年3月23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刊宪生效，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逐步呈现出焕发生机的新样貌。

香港青年政治认同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

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原则，揭示著上述政治认同的演进历程并不能脱离当时香港青年的社会现实孤立存在。反观与政治认同有著密切联系的诸多主客观影响因素，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呈现出社会关系反馈、制度路径依赖、文化场域形塑以及个体需要满足的四种机制（见图2）。

一是社会关系反馈机制。香港青年政治认同的发展变化离不开这一群体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时期社会的、学校的、家庭的环境和人际互动对他们政治认同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具体而言，香港青年在不同阶段参与的社团活动、学校教师讲授的课堂内容和教材使用、家庭长辈对时事政治的态度和对中央政策的评判，在这些社会关系的交往活动中获得的或正或负的反馈，都潜在影响著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

二是制度路径依赖机制。比如与香港青年切身相关的社会制度方面，港英政府在香港回归前，一改过去的「双借政策」（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而力推「扎根策略」，意图延续英国在香港政治传统的影响，而在这样制度路径的惯性作用下，香港青年逐渐产生了依赖心理和模糊的身份意识，对此阶段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产生了较大冲击。

三是文化场域形塑机制。文化氛围的营造及其场域的形塑是英国殖民者擅长使用的手段之一。资本主义价值符号的标签化和现代文明的加速席卷，使彼时的青少年逐渐迷失在殖民者虚构的伊甸园中难以自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培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化推进在香港青少年群体中刻不容缓。

四是个体需要满足机制。提升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无法脱离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环境空谈，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青年有著契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个体需求，应该得到更多关注、支持和引领，只有更好解决香港青年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困境，才能唤醒他们政治认同的内生动力。而当其产生核心的情感价值认同时，政治认同便油然而生，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他们所存在客观世界中的客观联系，循环往复形成闭环。

香港青年政治认同「质」与「量」分析的理论模型建构

综上可见，不同历史阶段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是复杂的、有差异性的。因而，就此提出的强化策略不能是生硬灌输、一刀切式的，而是应该在辩证区分「质」与「量」的基础上针对香港青年不同阶段的政治认同调整预期、有效施策。

通过对港澳台三个地区青年群体的类比分析发现，当前青年政治认同的方向，即在「质」的方面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同时也表现出由抗争到认命、由认命到认同、由认同再到拥护的三个阶段。那么，在政治认同的程度，即在「量」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8月23日出席西藏工作会议时，首次提出了「五大认同」，即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并在往后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由此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解释框架。基于上述「质」与「量」两个维度的分析，建构香港青年政治认同的理论模型如下（见图3）。

由此可见，在政治认同不同的阶段节点和内容维度上，香港青年有著不同的表现特征。其中，对于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三个维度的认同，他们是更相对容易接受的，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程度部分香港青年要明显弱于其他三项。这不单取决于香港青年的个体意愿，更多是由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制度和文化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是在复杂时空作用下积淀形成的。因此，新时代开展香港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一味地以「完全认同」的高标准，要求他们在「五大认同」方面都做到满分。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我们或许需要树立一种「底线思维」，首先将预期调整为正在成长期的香港青少年能够尊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表现为理解、尊重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实施的方针政策。在「尊重」与「接受」之间形成自在的张力，将「矫正纠偏」的高姿态逐步转化为「长善救失」的包容心，才能更好地化育成人、更有效地立德树人，争取香港青年更多在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中人生出彩。

提升香港青年政治认同的现实策略

总结而言，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受国家发展状况、社会生活环境和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必须多管齐下、内外兼修地开展提升香港青年政治认同的现实策略。

一是「发展为本」的顶层设计。关注香港青年切实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政策才能赢得青年人心。以帮助他们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为出发点，谋划提升香港青年政治认同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如鼓励青年到内地学习交流、就业创业等，加强内地与香港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联互通和交融协作，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香港青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是「多管齐下」的政策战略。建立「中央—特区—社会—家庭—学校」五位一体共同推进的长效机制，例如中央要把握、使用和加强话语和教育主导权；特区政府要贯彻中央方针，制定和实施适合本地区的具体方案；社会和家庭充分挖掘运用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与学校相互之间形成配合；学校积极建立与「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爱国主义教育体制机制。在多方共同推进的过程中注重对香港青年主流价值观的引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先导。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把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培养成对国家有大用的人，对社会有担当的人，对自己和家庭有责任的人。

三是「求同存异」的规范要求。制定「保底线」与「树高线」相结合的差异化规范要求，针对香港青年的政治认同要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认同」，但同时也要结合香港青年的独特性对五个维度的规范要求进行差异化的区分。例如对基本公民以守法为底线，对公职人员树爱国爱党高线，差异化因势利导。

四是「风清气正」的生态营造。数字化时代一定程度上构筑起香港青年的信息茧房，媒体和舆论环境于他们而言变成最直观可见的象征世界。由此，建立健康、客观的媒体环境，正确传播国家形象，持续净化舆论生态、为青年群体揭示客观事实、帮助他们作出理性判断，才能有助于香港青年树立正确的政治认同。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7-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