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贤 | 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发展委员会主席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特区政府重视投入资源大力推动艺术科技发展，艺发局配合政府发展策略，推出多项资金资助和人才培育计划、开拓不同平台，积极推动艺术与科技相融合，培育艺术科技人才，为香港艺术发展注入新动力。 香港作为一个汇聚中西文化、拥有多元发展空间的国际都市，如何在Web 3.0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创科的广泛应用，在不同产业上提升竞争力、促进多元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文化艺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一直投入大量资源，不仅提升文化艺术硬件条件建设，如香港艺术馆、西九龙文化区等大量新设施，也增补许多资源培养艺术人才，加强软实力。作为推动香港艺术发展的唯一法定机构，香港艺发局一直致力于配合政府发展文化艺术的策略，透过不同的资助项目、奖学金与人才培育计划，为香港本地艺术工作者与艺团提供多元化的学习与发展机会，提升他们的创作力及竞争力。 此外，艺发局一直致力于开拓不同平台，鼓励支持文化艺术与时俱进、追求创新，运用创新科技为艺术创作注入新的元素。疫情前，艺发局已经开始倡议在艺文界广泛运用创新科技。疫情期间，我们得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大力赞助，推出了「Arts Go Digital艺术数码平台计划」，资助了68个艺团和艺术家，运用创新科技进行创作，借此培育香港本地艺术科技人才。如今我们的艺团、艺术家也广泛利用网上平台和艺术科技资源来配合实体演出和展览，扩大了艺术的影响范围与层面，为香港文化艺术界带来不少新发展。 疫情过后，艺发局立刻推出了一系列促进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活动。去年7月，我们举办了「艺术·科技」展览系列活动，邀请三位香港艺术家在别具特色的场地举行了艺术展览。我们也将艺术科技带进社区，拉近市民与艺术的距离，活动受到市民热烈欢迎，超过3万多人次参加了此次展览和各项活动。今年10月，我们会再接再厉举行第二届「艺术·科技」展览系列活动，届时也会为广大市民带来更多大型的、更新的、更具特色的展览体验。 要迎接Web 3.0新时代，具备科技知识的艺术人才是不可缺少的，而培育艺术人才一直是艺发局的重点工作之一。艺发局非常感谢特区政府今年再度调拨资源、提供支持。此前，艺发局推出了全新的两项培育艺术人才计划，包括「新苗发展资助计划」及 「艺术人才见习配对计划」，预计在未来两年提供200个新苗项目及210个实习机会，涵盖香港大大小小的专业艺术机构和艺团，为刚毕业或已经投身社会的艺术人才提供更多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相信这些计划能培养更多制作及表演艺术的艺术科技优秀人才，为香港艺术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展望未来，创新科技还会为不同产业带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带动香港社会发展。香港艺发局也会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培育艺术人才，向海内外各界推广香港的优秀艺术，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艺发局自2018年起推行「学校与艺团伙伴计划」，鼓励学校开放校舍和设施供香港艺术团体或艺术家租用，满足其空间及场地需求的同时，推动学校与艺团合作，为双方提供艺术活动资助，将艺术带入校园。图为艺发局资助学校学生汇演剧目《满江红》（图：香港艺发局）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邱达根 | 香港立法会议员 在香港不断巩固自身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Web 3.0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区政府对Web 3.0的监管将会成为其有序发展并吸引投资的基础。2022年10月31日发布的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显示了特区政府对Web 3.0的重视以及开放态度，随著相关法规及标准的细化，必会有更多优质Web 3.0公司在香港落地生根。 Web 3.0在香港得到高度重视，特区政府也对其做出多方面探讨。立法会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也讨论过一些相关的法律。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香港被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此，我们必须要对基础技术的发展进行置换以及开拓。最近几年更多的讨论是在人工智能以及Web 3.0这两个领域，在这两个领域的未来发展过程中，特区政府对其应采取什么态度？社会对其应采取什么态度？商界怎么去推动？这对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定位将起到很重要的定位与指导作用。 从前我们认为科技其实不需要太多市场的干预和政府的干预，但是目前来说，在当今世界的发展环境之下，特别是关联到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人工智能开发层面会接触到很多私人数据并对其进行应用，所以数据应用方面的法规法律以及一些标准的制定对发展人工智能非常重要。区块链是Web 3.0的底层技术，同时也关系到相关方面的一些数据，甚至是与财富投资相关的应用。区块链离不开「Tokenization」（即发行代币），不管它对应的是像艺术品这样的实体资产，还是一些将来会提供的服务，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等，后续也需要有健全的监管制度帮助其有序发展，让投资者安心。 所以在香港Web 3.0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法律方面，特区政府的一些取态对这个行业的有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思考要如何达到一个平衡，让法律不会走得太远，偏离科技发展的框架，同时也不能框得太死，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过去这段时间，特区政府对此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在2022年10月31日特区政府发布的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中，表现出对科技领域发展的开放态度，并提出关于有序资产交易平台的一些立法，包括相关平台发牌等。香港各界对此有不同的咨询，比如在零售投资者的参与中，什么产品需要监管，什么产品不需要，这些需要一一细化。 稳定币（Stable Coin）现在也正处于咨询过程中，希望有相关政策能尽快出台，让稳定币这种产品可以在香港被推广。在交易平台规范出台以后，我们更希望看到产品类型方面的细化，什么类型的产品需要去监管也是应该被探讨的问题，包括图兰筛法（Selberg Sieve）的一些应用，以及NFT的一些交易等，再细化到谁可以买卖，专业投资者以及散户的参与程度，这些也是我们要去讨论的。把这些方面理清楚以后，才能推动相关行业在香港的落地生根和有序发展。 我们对像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等所有技术层面的研发都是欢迎的，并持开放态度，特区政府也不会在这方面出现过度监管的情况，希望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在香港落地扎根。相信特区政府在日后会有更多的相关政策及法规出台，未来立法会也将进行更多这方面的讨论。希望在法规的支持下，Web 3.0可以在香港更健康更有序地发展，把更多这方面的技术人才吸引到香港来，在这里建立更多 Web 3.0领域的独角兽公司。香港金融管理局于1月31日发布加密资产和稳定币讨论文件的咨询总结，建议将与稳定币相关的若干活动纳入监管，并阐述预期的监管范围和主要的监管要求。图为香港金融管理局资讯中心（图：香港金融管理局官网）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任景信 |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支持下，数码港成为建设Web 3.0的一个重要基地。近年来，数码港从人才培育、产业发展、推广认知三个方面著手推动香港Web 3.0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吸引众多与Web 3.0相关的风投基金入驻，为香港发展数字经济赢得了先机。 香港数码港（以下简称「数码港」）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两个主要科创平台之一，专注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方面。所以Web 3.0的发展带来一个很大的机遇，让我们能够更广泛地将其应用于更多、更新的方面。今年2月，财政司司长在《2023年至2024年度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中也支持把数码港定位成香港Web 3.0的一个基地。 简单来讲，Web 3.0基地专注三个方面的发展：人才培育、产业发展，以及Web 3.0的科普教育与推广，帮助大家正确认知Web 3.0。在大家的认知中，都一定程度上把虚拟货币与Web 3.0挂钩。其实Web 3.0的应用领域非常广阔，不单在虚拟货币方面，在艺术等领域方面也有很大赋能，助力更多产业发展。 在这三方面，数码港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在人才培育方面，数码港成立了Web 3.0学院，设置不同课程，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推出Web 3.0相关课程，让香港有志参与Web 3.0发展与开发的人士可以得到更正规、更全面的知识。除此以外，我们正在与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其他学校商谈相关合作，计划推出Web 3.0课程，并进行网上分享，让大家能够获得Web 3.0相关知识。我们还举办了不少分享会和工作坊。 在产业发展方面，数码港于8月25日至27日主办「2023数码娱乐领袖论坛」，论坛设有AR游戏体验、智能运动墙和游戏平台、模拟赛车体验、乐器学习应用程式工作坊等，把关于Web 3.0的不同应用汇聚一堂，让参与者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其应用场景，激发他们就如何利用Web 3.0技术进行新应用的思考，做一些在第二代互联网中做不到的事情。 此外，我们还将会推出一些不同的计划。比如「沙盒计划」，这个计划利用数码港的一些设施，让「沙盒」里面的不同应用可以利用现有数据做测试验证。比如「Proof of Concept计划」，当大家在思考第二代互联网Web 2.0中的应用如何转化成为Web 3.0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计划里做概念上的体验。 在推广认知方面，数码港办了一些活动。参与和举办这些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香港现在第三代互联网不同应用的发展状况。在《2023年至2024年度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公布将数码港作为香港Web 3.0基地之后，今年4月举行的数字经济峰会，将香港Web 3.0的发展成果以及特区政府的相关政策，与业界人士进行分享。同月，数码港与有关方面在香港共同举办了「202香港Web 3.0嘉年华」，吸引3万余人参与，其中包括不少海外人士。明年4月，我们将再次举办该类活动。接下来，8月25日开启的「2023数码娱乐领袖论坛」，把艺术、文化、娱乐相融合并通过Web 3.0技术来体现，展示Web 3.0在金融以外的领域（如艺术、文化、娱乐）的应用。 自成立以来，数码港Web 3.0基地已经取得一些不错的成绩。截至今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经有大概170多家Web 3.0相关公司在数码港落户。2022年10月，特区政府发表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引起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回响。在数码港落户的170多家公司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其他公司陆续入驻数码港。 除了人才培育、产业发展、推广认知这三个方面以外，还有一个推动Web 3.0发展的重要动力——资金。在过去这几个月，已经有40家以上专门做Web 3.0的风投基金成立，这些基金的管理资产（Assets Under Management）、投入的资金和资本，总共大概400亿港币。由此可见，香港Web 3.0发展的动力十分强劲。图为香港Web 3.0基地数码港（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汪扬 |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 2022年10月31日，香港发布了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重新定义了香港的数字资产和数字经济监管框架，力图打破Web 2.0的垄断时代、抓住发展Web 3.0的黄金机遇。AI是Web 3.0发展的下一个风口，香港必须利用好自身独特的技术、政策、地位优势，主动引入和培养人才，发挥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桥头堡作用。 发展Web 3.0数字经济，对香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这项举措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讲话提到了三点：第一是香港必须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成为中国创新创造的标杆；第二是香港必须追求平衡之路，为年轻人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机会；第三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即香港需要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大胆试验，创造有利的创新环境。Web 3.0数字经济的发展最能体现这三个目标。 Web 3.0这一概念最初由以太坊（Ethereum）的创始人之一盖文·伍德（Gavin Wood）在2014年提出。与Web 3.0不同，Web 2.0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垄断，即无论谁创造了内容，平台都拥有所有内容的所有权，但用户却无法从中得到相应回报。所以在包括盖文·伍德在内的很多人看来，Web 2.0的这种垄断是一种不太公平的系统。因此他提出了Web 3.0，即内容所有权属于创作者，平台应该协助创作者创造价值并获得奖励。 另外在我看来， Web 3.0是对价值的重新评估或重新认识，非常流行的例子有GameFi（Game Finance，即游戏金融）和X2Earn（X to Earn，指「边做某种事情边赚钱」的项目模式）这两种商业模式。例如过去有一个Web 3.0的项目叫StepN，当你跑步了、走路了，你就可以赚到代币，从这一角度来看，人人都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因此Web 3.0跟我们现在讲的共同富裕的概念非常吻合，这也是我为什么说Web 3.0对香港是非常合适的。 当然，发展Web 3.0仍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是可扩展性。当前区块链公链的分布式系统容量有限，难以支持大规模的Web 3.0生态系统。其次是可持续性问题。流行的GameFi和X2Earn商业模式存在重大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许多Web 3.0项目都有庞氏骗局的嫌疑，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开发出更具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最近的一些RWA（Real World Assets，即真实世界资产）讨论，给Web 3.0指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未来发展道路。 发展健康可持续的Web 3.0生态系统需要打破Web 2.0的垄断和许多其他的传统壁垒，否则 Web 3.0的商业模式将仅局限于少数专业领域。在过去，Web 3.0要挑战Web 2.0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最近的AI技术如 Chat GPT的发展为打破这些壁垒、真正迎来Web 3.0时代提供了一个分水岭，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是发展Web 3.0的一个黄金时刻。 普遍认为，当前为AI 2.0时代，但我认为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AI 2.5的时代。AI技术大大降低了创作者的制作时间及制作成本，过去没有画画、写作能力的人，现在利用AI技术也可以画画、写作。因此AI技术实际上是真正释放了人的创造力，辅助我们做创作，而不是取代我们做创作。它们是Web 3.0的赋能者，并正像以协作和分布式为特征的Web 3.0公司一样运作，它们将打破多个以前阻碍Web 3.0生态系统真正发展的障碍。 Web 3.0今后很有可能以什么形式出现呢？我认为就是在AI赛道上。AI的发展将会大大降低众多行业的成本，从而赋能Web 3.0生态的建立。例如运用一个叫PDF GPT的垂直应用，通过分析上传的文本，我们可以快速得到文本中的精华内容。利用这一工具，诸如金融评估等专业壁垒会被打破，这导致很多金融公司有危机感。在AI 2.5时代，Web 3.0甚至可能成为许多行业未来发展的常态，审计、咨询、会计、法律、设计、写作、精算、娱乐等很多行业也将受到类似的影响。随著AI的蓬勃发展，今后Web 3.0整个领域都会被颠覆，并且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工具，因此香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认为现在的AI能够赋能艺术，为传播中国文化做非常大的贡献。过去很多游戏在游戏场景的设计上仍然以外国文化为背景，但中国不乏游戏人才，今后可以通过AI创造出更多有中国特色、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场景，或者加入到元宇宙场景中，从而利用AI创作传播中国文化、提升软实力。这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须大力推广。 我建议在香港定期举办一个AI艺术大奖赛。虽然现在创作和技术的门槛低了，但是对创造力的要求一点都没有低，通过设置大奖，把国际上各种各样的人才吸引来香港，创作以香港为题材的、有创意的作品，让全世界人民有机会了解香港。 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Web 3.0数字经济？ 在我看来，现在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近期拜登政府发布了行政命令，禁止美资投资中国的某些领域。尽管行政命令提及的禁止范围非常狭窄，但影响非常广泛，任何参与AI领域的人都要考虑这一行政命令，使投资者不敢投资。整个西方在围堵遏制中国，而数字经济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经济，因为数字经济是不受任何制裁的。有了这个方向，融资渠道等方面就可以变得容易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发展Web 3.0。 目前中国内地禁止虚拟货币与公共区块链。在最近的几次「暴雷」事件中，内地百姓的资产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展现了政策的正面影响。这种政策也大大减少了庞氏骗局和欺诈的案例。但是也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数字经济生态与世界主流是脱钩的，而Web 3.0的众多创新发展来自国际上去中心化的生态，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创新。中国也做不到并且不应该与世界主流数字经济生态脱钩。 香港作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是中国数字经济连接世界的桥梁。可以通过香港把中国和国际连接起来，发挥香港作为中介的重要作用。相信在未来，香港作为中国Web 3.0发展的桥头堡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吴志华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 现今，科技与艺术相互融合、共生共荣。科技不仅可以运用于艺术创作，还能够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运用先进数字技术展示文物，更好地表达文物内涵、展现文物魅力，通过创新科技推动文物活化，吸引越来越多观众。 香港非常重视科技与文化。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当中，香港的定位包括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两个定位既涵盖香港现有新兴产业，也给香港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机遇。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全力支持科技与艺术融合、共生共荣。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新兴科技来从事表演、视觉艺术创作。现在大家看到用机器人、用AI等很多新生科技帮助艺术家创作。 除了艺术创作以外，科技应用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6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科技可以帮助我们保存、传播传统优秀文化。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重要合作伙伴——北京故宫博物院，在5月18日举办了「『新』中有数，共『创』未来——5·18故宫博物院『数字故宫』建设成果发布会」，向社会最新公布2万件数字文物影像。其实北京故宫博物院早在20年前开始推行「数字故宫」计划，已经把186万余件藏品数字化了。在此基础上，首批精选了5万件文物高清数字影像，向社会无偿公布。截至今年5月，「数字文物库」浏览量超过3,300万次。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合作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进行了很多尝试，比如建立三维、乃至多维资料库，举办「『纹』以载道——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故宫的文物、建筑、产品是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好好利用。 有一句话是「内容为王」（Content is King），这是比尔·盖茨在1996年提出的，今天依然适用。内容非常重要，所有数字产品都要以内容为王，以内容为核心，技术是为内容服务的。我们要让文物活起来，内容就是活用文物资源，展示、解读、转化文物的内涵，创作全新的IP，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可是有时候，有一些文物数据、文化产品，没有把它原来的文物内涵表达出来，忽略了解读的过程，比如文物的真实性、科学性，以为文物能动了就好了，能在萤幕、网上看见就好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科技和艺术结合是以文物艺术为根基。香港过去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2007年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清明上河图》在香港艺术馆展出，吸引逾10万观众参观。2010年11月，被誉为上海世博中国馆「镇馆之宝」的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在香港亚洲博览馆展出21天，共有92万观众观看，观赏时间一个小时，观众通过《清明上河图》了解宋代社会生活。我们把科技与艺术、文化结合起来，让文物动起来，有助于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于2022年开馆，我们利用很多科技展示故宫文物，开馆时有56个多媒体节目，现在还有很多仍在展出。一些内地博物馆应用高科技来展示文物，水准很高。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如果要把科技与艺术结合起来，我们的眼光不能单放在香港，而要与内地密切联系，尤其在内地科技市场巨大的情况下。最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人数破了一个记录，达到单日8,000多人，其中超过六成的观众来自内地。现在内地观众对文化艺术非常热爱，对艺术文化要求高，他们希望在博物馆除了看到传统文物陈列以外，也希望看到通过高科技展示的文物。 对产业方面的发展来说，艺术与科技是潜力无限的。有两点我们要格外关注：一是数据整理。香港有很多艺术文化数据，应该建立一个大数据库，希望各业界一起合作，将来把这些数据整理出来。文化IP现在是一个潮流，可以应用在各个范畴，尤其是NFT，可是现在文化IP产业缺乏一个很好的交易平台。二是相关法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们尝试做了第一个NFT，但是不能使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香港和内地的网上支付钱包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以后在建立文化IP的时候，应从交易平台、法律方面入手，促进产业的发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位于西九文化区西陲，占地13,000平方米，分为9个展览馆，于202年开放，展出900多件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出的珍贵文物（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吴杰庄 | 香港立法会议员 积极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发展，是我在立法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久前香港立法会大会休会，在此期间我去了内地五个省区市以及两个国家，收获了许多关于Web 3.0的最新信息。 第一个是首都北京。我近期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跟进今年全国两会提交的一份关于推进Web 3.0产业发展的提案，与工信部进行座谈交流。总的来说，国家对香港发展Web 3.0非常重视，也非常看好，期待香港做得更好。此外，我去到北京朝阳区的一个社区，听到区领导关于Web 3.0的介绍，让我感触非常深。北京已经把实体经济跟Web 3.0结合了，正在打造一个新的工体中心，将其与元宇宙结合。观众经常在等候中花费一两个小时，使用Web 3.0元宇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提高他们的消费。北京大型商区「蓝色港湾」里也有很多很好的餐厅与元宇宙结合起来，建设元宇宙标杆应用场景。 第二个是韩国。我近期还去了韩国首都首尔，首尔在很早以前就推动Web 3.0和元宇宙了。两年前，首尔已经利用元宇宙、虚拟人协助政客进行宣传、推广、拉票，一个虚拟人可以讲十个、二十个国家的语言。 第三个是新加坡。我惊讶于新加坡与虚拟资产的结合已经体现在每一个生活环节。消费者甚至可以用虚拟币直接买车，便捷程度很高。Web 3.0在香港的发展大有潜力，相信香港一定可以发展得更好。 艺术发展与创新科技至少有三个协同效应：第一个是市场。在数据产品交易方面，利用虚拟资产的平台去交易，可以让艺术家更广阔地创造他们的产品，没有后顾之忧。通过更好地保护版权，可以更好地做有效的交易，我相信创新科技Web 3.0可以提供给艺术家最好的市场平台。第二是交流平台。一个去中心化的协调平台可以让艺术家不分国界、不分语言更好地交往交流，提升大家创作的内容内涵。第三是教育。区块链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认证机制，给教育、艺术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记录他们的教育水准，认定他们的教育程度。我相信这种科技与艺术教育的协同发展，可以为未来各领域协同发展提供一个参考。 我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参与打造整个粤港澳大湾区Web 3.0以及不同领域协同发展的生态圈，打造一个稳定、公开、透明、可预见的法律政策和法律框架，这既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期盼。 对于业界，无论是科技界还是艺术界，都要积极打造与实体经济结合的应用案例，上述几个案例都是Web 3.0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典型例子。香港Web 3.0的黄金起点在于香港要创造出更新、更有效率的应用。 Web 3.0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在Web 2.0、Web 1.0时代，创业者讲「短板理论」，如果有些短板补不了，产业就很难成长发展。但在Web 3.0时代讲「长板理论」，只要有一个很长的长板，就可以创造一个很大的企业。所以教育界要不断把学生的长板发掘出来，让人才可以在整个平台、整个产业发光发亮。图为在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现场，一名观众展示用数字人民币购买的咖啡（图：新华社）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陈浩濂 |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在监管制度、法律上与国际市场紧密衔接，更拥有蓬勃的虚拟资产生态圈，在发展Web 3.0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加速推动Web 3.0在港发展，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及时引入新的发牌制度、加强数字经济及数码基建、成立专责小组等措施，紧紧抓住发展Web 3.0的黄金机遇，致力促进虚拟资产行业可持续、负责任地发展。 我们认同Web 3.0和区块链有成为金融和商贸未来发展趋势的潜力，只要得到妥善监管，这些技术将有助于提升效率和透明度，从而减少甚或解决目前在结算和支付等方面出现的问题。香港拥有蓬勃的虚拟资产生态圈，这能透过我们市场中的非同质化代币（NFT）发行、活跃的元宇宙开发者，以至贸易金融采用区块链开展活动等现象体现。假如我们把目光放远到虚拟资产的更多其他用途，例如艺术角度的艺术品和收藏品贸易、古董物件代币化，金融创新角度的不同种类产品（如债务证券）代币化，必定能够迎来更大机遇。 在2023-2024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财政司司长强调香港必须抓紧发展Web 3.0的黄金机遇。为此，特区政府拨款5,000万港元加速推动Web 3.0生态圈的发展和跨界别业务合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世界级的金融基建、法律，以及与国际主要市场接轨的监管制度，Web 3.0应用于金融服务相关领域的发展尤其蓬勃。我们致力推动整个虚拟资产价值链上各项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当中涵盖虚拟资产的发行、代币化、交易和支付平台、金融和资产管理及其存管等。 Web 3.0在金融领域引发了很多创新和机遇，同时也带来不少挑战，当中引发最多讨论的是如何促进虚拟资产行业可持续和负责任地发展。要推动Web 3.0在香港的发展，前提是要做好投资者保护，不能使其被利用作洗黑钱等非法用途，损害金融体系的稳定。我们会在「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监管思路下，让Web 3.0在适当的监管框架下，可持续和负责任地发展，让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市民。 去年10月，特区政府发表的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阐明了政府的愿景和政策原则。业界对此反应正面，不少内地和海外企业表示有兴趣来港发展，这有助于我们建设Web 3.0生态圈和培育相关人才。就虚拟资产监管方面，去年12月，立法会通过了为虚拟资产交易所引入的新发牌制度，当中规定该等交易所须受证监会监管。新制度已于今年6月生效，规定相关营运者须符合的监管要求应与传统金融机构相若，包括遵守反洗黑钱、反恐融资及其他保障投资者的准则，例如稳妥地保管客户资产和避免利益冲突。 除了新的发牌制度，我们也重视将虚拟资产与传统金融市场对接。去年12月至今，已经有三支虚拟资产期货交易所买卖基金在港交所上市，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对有效监管的产品有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科技和传统金融的结合所带来的机遇。特区政府还把虚拟资产技术应用于发行金融工具，今年2月，我们在「政府绿色债券计划」下进行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的试点项目，测试以区块链技术在香港的金融基建及法律和监管环境下处理整个发债周期，包括发行、结算、资产服务、二手市场买卖和赎回，为市场参与者日后发行同类债券提供指引。另外我们预期愈来愈多的传统金融工具会走向代币化，而由于此类代币与传统证券具有相近的条款、特征和风险，证监会接下来会发布通函以更新关于证券型代币发售的政策。在保障投资者的前提下，我们不断检视并推出新的措施，配合市场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于今年1月公布了有关「稳定币」规管工作的公众咨询结果和规管方向，现正进一步拟定规管框架，期望在2024年落实有关「稳定币」规管。 政府政策在推动数字经济及数码基建的发展上，如协调和整合基建设施、支援和推广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我们要处理的，是加快推动Web 3.0在香港的发展和应用。财政司司长今年成立了「第三代互联网（Web 3.0）发展专责小组」，邀请成员包括相关行业专家、专业人士以及相关决策局和金融监管机构，就如何促进Web 3.0行业的可持续及负责任发展提供建议。事实上，特区政府的目标和政策方向十分明确，就是为市场提供适当监管的同时，释放Web 3.0 以及相关技术的潜力，以提高金融和商贸在清算、结算和支付等环节的效率和透明度。 在结合金融科技与艺术发展上，NFT是一种近年新兴的数码资产拥有权。世界各地的艺术创作者和公司都藉NFT建立社群，并与拥有相同理念和目标的社群互相联系。特区政府为2022年香港金融科技周发行了NFT，以此NFT发行活动为一个概念验证项目，借此鼓励金融科技界和Web 3.0社群参与，在结合金融科技与艺术发展上为业界发挥引领作用。 香港是亚洲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市场、风险管理、资产及财富管理等各方面都在区内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的监管框架和制度与国际标准紧密衔接，获得全球的广泛认同。我们热切期待全球的Web 3.0社群和顶尖人才来香港发展，利用我们庞大的潜在客户群、投资者和业务伙伴的网络优势，投身于创新金融科技产品和方案的研发。这将有助于给企业和公众提供更快捷、更便利、更安全、且具有高成本效益的金融服务，进一步以金融创新服务于国家如艺术产业等实体经济不同板块的发展。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刘震 |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 为推动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与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多项资助基金和计划、不断提升相关软硬件配套设施、推动跨界合作，为其搭建平台、提供助力，从而提升香港在国际艺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 艺术与科技的紧密关系由来已久。科技的突破与应用，往往会带来艺术新领域的发展，丰富创作呈现的方式：造纸术的出现为书画艺术发展提供了基础；光学技术的进步引入了摄影、电影等艺术新门类；数码科技的诞生，同样为艺术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艺术家从此可以透过虚拟与现实的交织、创作与观赏的高度互动，丰富艺术表达的层次及观赏的体验，以致开拓全新的艺术领域。 为了推动艺术与科技融合，香港特区政府在不同的基金或计划下（包括「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电影发展基金」「创意智优计划」及「创新及科技基金」），共预留了一亿港元（下同），供有意推动艺术科技的人士申请，借此鼓励在合适的文艺项目上应用科技。政策自2020年推出至今，已有超过300个团体和从业员受惠。 为了进一步推动艺术科技的发展，特区政府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预留3,000万元推行「艺术科技资助先导计划」，鼓励主要演艺团体应用艺术科技，丰富它们的舞台创作。我们现正审批有关申请，预期获支持的艺术科技项目将于2024年陆续举行。此外，特区政府亦为「艺能发展资助计划」额外注资1,000万元，鼓励计划下的中小型艺团进行更多艺术科技的探索。 在提升硬件配套方面，特区政府也投放了不少资源，包括优化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演艺场地的设备，让演艺团体可以在表演项目中更多应用科技，提升观众的体验。另外，即将分阶段开放的东九文化中心将设有一个名为「创馆」的艺术科技试验场，透过各项先进设备营造犹如亲历其境的沉浸式多重感官效果，令艺术家可以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在舞台表演中，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艺术家亦可利用网上直播系统，将现场表演实时呈现给更多表演场馆以外的观众，有助于扩阔观众群，并增加艺术家与观众的即时互动。 随著东九文化中心的启用，特区政府会每年预留8,500万元，开展有系统的培训计划，为本地艺术家提供孵化平台，支持他们完善创作概念，发展艺术科技实验计划。东九文化中心亦会积极推动社区参与艺术计划，带来多元化的艺术科技节目、装置艺术、展览、工作坊和互动教育活动，从而带动公众对艺术科技的兴趣和认识。 作为香港的文化新地标，西九文化区亦积极推动香港艺术科技发展。M+博物馆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一直将多媒体科技用于部分展览，为访客带来新体验。另外，西九文化区在2022/23年度亦推出了首个艺术科技节「艺创明天」，呈献超过500场结合科技及各种创新元素的现场表演和线上节目，为大众带来别开生面的表演艺术体验。其中在戏曲中心上演的粤剧《开心穿粤》便引入全港首个人工智能程式操作的机械人参与演出，充分展现创新科技与表演艺术融合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也积极和其他机构合作，探讨如何将艺术科技应用到节目和表演上，包括在2021年与香港演艺学院合作建立为期四年的跨界实验平台「TechBox」。平台汇聚的媒体艺术家、剧场设计师、学院教师和学生从研究和实验的角度出发，思索科技与表演艺术的多样可能，力求创新。 艺术科技亦为创意产业带来更多机遇。获创意香港「创意智优计划」资助的「出版3.0 - 香港智能电子书库」便是一个体现科技与创意产业融合的例子。项目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和「文字翻译语音技术」将中文实体书转化为其他语言版本的电子书及「有声书」，帮助出版业向外推广他们的创作，拓展市场，及推动出版与文化交流。 此外，「创意智优计划」亦资助了结合创作、制作以至元宇宙营销的多维度虚拟时装先导企划《FabriX》，让新晋本地设计师和设计单位与本地数码精英专业制作团队合作，共同创作虚拟时装产品，并在国际级虚拟时装或NFT交易平台推出，促成跨界别的制作和跨平台的宣传与营销协作。企划更将在2023年9月举行的伦敦时装周和巴黎时装周期间，以互动展示方式呈现虚拟时装，推广虚拟时尚。 希望透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促使艺术科技的发展日益成熟，继而提升香港在国际艺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朱世海 |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奕漫 |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2009年，澳门特区完成澳门基本法赋予的宪制任务，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随后在行政、经济、网络等领域进行相关立法。2023年，澳门特区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通过一系列立法工作，完善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制体系，为确保澳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202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颁布30周年。该法第2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澳门特区在2009年就完成基本法赋予的宪制任务，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制还包括行政、经济、网络等各个领域的相关立法。2023年，澳门特区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作为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主干的《维护国家安全法》 由《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可知，条文中的「应」字表明了特区有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义务，故早在2002年4月10日，特区政府发布的《短、中期法规草拟及修改计划》中就将落实上述第23条的计划列入其中。然而，由于当时特区政府忙于调整经济结构、完善行政管治等工作，亦存在民生问题与反对仓促立法的少数声音，故有利于完成23条立法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2007年6月20日，特区政府发布《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又将落实《澳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提上日程，次年10月公布了《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2009年2月25日，《维护国家安全法》在立法会细则性高票通过。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全文共15条，其中第1-7条涵盖了《澳门基本法》第23条禁止的7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亦是全文之重。该法内容限定于刑事法律范畴内，遵循澳门刑法基本原则；其中未能明确规定的内容，将以《澳门刑法典》和《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为补充适用：一方面与前者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后者构成特别程序与一般程序的关系。 《维护国家安全法》第1条「叛国」、第2条「分裂国家」及第3条「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名下均设定了预备犯罪行为，与公开咨询前的文本相比，政府采纳了法律界、学术界、新闻界和其它专业人士所提出的大部分修订意见，删去了后文其他罪名下的预备行为规定。 关于第4条「煽动叛乱」，结合该法上下文可知其包含了煽动叛国、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煽动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放弃职责或叛变；其犯罪主体涵盖了中国公民或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士），无论是澳门居民或非澳门居民，均可成为煽动叛乱罪的主体。针对「公然」和「直接」，前者指在不特定多数人共见共闻下作出，现场或透过报章、电台、电视或互联网等信息途径作出，后者指行为人直言不讳地鼓动他人。有居民对此涉及的言论自由受限问题产生担忧，然而在否定言论自由权绝对性的前提下，煽动叛乱罪，正是禁止滥用言论自由对国家安全构成侵犯和威胁的行为，而其他合理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并不受影响。《澳门刑法典》第298条「煽动以暴力变更已确立之制度」、第300条「煽动集体违令」等多处法律均规定了煽动类犯罪，故该条文的设置亦未超出澳门既有法律中关于煽动类犯罪的规定。关于第5条「窃取国家机密」，不论是否为澳门特区以外的政府、组织、团体或其人员，只要窃取、刺探或收买国家机密并危及国家安全即构成该罪，惩罚帮助犯亦被该条文所强调；其中「国家机密」为事先确定的，而非行为人获取后追认，且相较于澳葡时期《国家保密制度法》中「未经许可的人获悉后会给国家独立、团结、完整和内部保安、外部安全带来危险或造成损失的文件和数据」的界定，《维护国家安全法》第5条中「涉及国防、外交或《澳门基本法》规定的其他属于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有关事项而应予以保密的文件、信息和对象」的界定更加严格，而后果要件中是否危及或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则需要法官在司法程序中作出个案判断，在被告是否获得公开审讯方面，原则上以公开为原则，但涉及该条的刑事诉讼程序，如公开会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法官可决定不公开进行某些诉讼行为。特区政府提出的草案中引入了「公共利益免责抗辩」，但在颁布文本中并未表现，澳门特区政府法律改革办公室主任朱琳琳强调，即使《维护国家安全法》内没有明文写上海洋法或普通法系中「公众利益」或（免责）「抗辩理由」之类的法律条文，澳门的任何人士日后如果干犯「窃取国家机密罪」且被政府提起公诉时，被告亦可以据此请求主审法官判决被告免除任何法律责任。 关于第6、7条禁止相关主体「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相较于《澳门基本法》第23条禁止相关主体「进行政治活动」，前者法律限制的范围明显缩；对此，时任行政长官何厚铧解释，假如空间太大，会造成社会很多猜测，亦会被利用危言耸听，既不利于严谨立法，也不利于澳门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国安法律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 （一）《澳门刑法典》第五编「妨害本地区罪」 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中除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外，还规定保护香港特区制度及运作，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不包含类似规定，是因为《澳门刑法典》第五编第一章的第297-305条已有了相对完整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亦负有维护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安全以充分保障国家安全的责任。其中，第297-300条是针对试图破坏、变更或颠覆澳门特区已设立之制度、公然煽动实施前述犯罪、为实施前述犯罪而破坏相关设施、为实施前述犯罪而煽动集体违令的行为而设立的刑罚；第301条是针对为实施前述犯罪而通谋外地政府、党派、社团、机构或团体、又或其任一人员的行为设立的刑罚；第302条是针对公然侮辱本地区区旗、区徽、国旗、国徽等象征的行为而设立的刑罚，第303-304条是针对妨碍本地区相关机关（指第336条第2款a项所指「总督及政务司、立法会议员、咨询会委员、法院及检察院之司法官、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及巿政机关据位人」）运作与行使职能的行为而设立的刑罚；第305条是针对预备实施上述所有行为而设立的刑罚，此外第306条与第307条规定了刑罚减轻情形与附加刑的内容。至于刑法典是否必要修改犯罪手段中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保持与《维护国家安全法》不局限于暴力手段同频，则可能需要留待特区政府及立法会考察。（二）行政领域国安立法 第9/2002号法律《澳门特别行政区内部保安纲要法》是行政领域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其法律规制的主体是军事化管理部队和治安部门，主要目的是加强澳门地区治安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保护个人的生命及身体完整性、公众安宁以及已建立的秩序免受暴力或有组织犯罪，包括助长跨境犯罪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境内活动的侵害。《澳门基本法》第14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澳门特区的防务，澳门特区政府负责维持本地区的社会治安，而《内部保安纲要法》为落实此项责任而制定，该法规定行政长官是澳门特区内部保安的最高负责人，在内部治安受到严重扰乱威胁之时，为维持公共秩序及安宁，在遵守《澳门基本法》第40条规定下，行政长官可以颁布限制权利、自由、保障的合理、适当和适度措施，安全委员会是行政长官在内部保安事宜上的专责咨询及提供辅助的机关，而澳门特区的内部保安体系一般情况下主要由警察总局、海关、治安警察局、消防局、司法警察局等十个公共机构组成。 （三）经济安全领域国安立法 第2/2006号法律《预防及遏止清洗黑钱犯罪》是结合联合国打击清洗黑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撰写的《打击清洗黑钱四十项建议》、依据《澳门基本法》第71条对立法会的授权而制定的，旨在维护澳门金融安全的刑事法律，其产生于澳门博彩业日益发达、跨国性及流动性极强的清洗黑钱犯罪活动亦日渐猖獗的背景下。 清洗黑钱所涉利益的定义在开篇第3条即进行了清晰界定，涵盖了《澳门刑法典》《有组织犯罪法》《立法会选举法》《行政长官选举法》等法律规定中符合罪状的不法事实的财产，若该犯罪主体由犯罪集团或黑社会实施，又或由参加或支持犯罪集团或黑社会的人实施，或产生利益的符合罪状的不法事实为第3/2006号法律《预防及遏止恐怖主义犯罪》第6条、第6-A条及第7条，第17/2009号法律《禁止不法生产、贩卖和吸食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第7-9条、第11条及第16条或《刑法典》第153-A条及第262条规定的任一事实，或属于惯犯的，都属于该罪刑罚的加重情形。 此外，经第7/2022号法律修改的《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引入了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解除博彩经营批给的规定。（四）网络安全领域国安立法 澳门第13/2019号法律《网络安全法》同样由立法会根据《澳门基本法》第71条授权制定，意在确保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所使用的资讯网络及电脑系统正常运作，以及电脑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及可用性而开展的长期性跨领域活动，尤其防止该等网络、系统及数据因未经许可的行为而受到不利影响，同时适用于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共及私人运营者，网络安全活动需按照该法第3条第1款所规定进行，设立由行政长官领导的网络安全委员会、司法警察局统筹的网络安全事故预警及应急中心、由行政公职局和其他法定公共实体组成的网络安全监管实体。此外，相对于公共运营者，关键基础设施私人营运者负有组织性义务，程序性、预防性及应变性义务，自行评估及报告义务，合作义务等。 （五）作为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第22/2018号行政法规 第22/2018号行政法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行政长官根据《澳门基本法》第50条第（五）项，经征询行政会意见制定的，特区政府依此成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保安司司长担任副主席，该委员会协助行政长官就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进行决策并负责执行统筹工作，有关澳门特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也由委员会来推进；此外，中央人民政府在该委员会设立1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3名国家安全技术顾问，前者监督、指导、协调、支持澳门特区开展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并列席会议，后者负责协助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开展相关工作。 依据该行政法规第7条规定，委员会平常会议至少每半年举行一次，首次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于2018年10月举行。期间，时任行政长官崔世安指出，应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要主动应对新形势，增强工作前瞻性，尽最大努力防控各类风险，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重大责任。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技术顾问是2021年第47号行政法规增订内容，这两个职位分别由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和一名副主任兼任。 2022年4月7日举行的全体会议是相关人员任命后的首次出席，时任澳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澳门中联办主任的傅自应指出，澳门在维护国家安全上还面临著挑战，外部势力干预渗透持续，特区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意义重大，这关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障澳门社会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六）第4/2019号法律与第14/2020号法律 经第4/2019号法律修改，《司法组织纲要法》第19-A条规定，针对《维护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罪行，审理法官应由法官委员会在依法确定委任且为中国籍法官中事先指定；参与诉讼的检察官亦应由检察长从确定委任的中国籍司法官中指定，如此以避免外籍司法官处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案件中身份上的尴尬情况，更好地在司法程序方面维护国家安全。 第14/2020号法律通过修改《司法警察局》，该法第7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是司警局之专属职权，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新组建了「一厅六处」完善国家安全执行机制，即新设保安厅、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处、国家安全罪案调查处、国家安全行动支持处、国家安全事务综合处、恐怖主义罪案预警及调查处、网络安全处。此外，第17/2020号法律《司法警察局特别职程制度》，及与之配套的第35/2020号行政法规《司法警察局的组织及运作》、第36/2020号行政法规《司法警察局特别职程人员的招聘、甄选及培训》等相关法例的修订，亦是澳门特区政府持续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重要举措。  修改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 （一）为什么要修改？ 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等16个领域。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人本价值取向。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制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此外，2018年经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规定对港澳特区同样具有拘束力，2020年颁布施行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第22条便规定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处「国家政权」不仅包括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关，亦包括前述宪法规定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反观早前制定实施的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第3条「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则未将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纳为保护对象，而特区政府正是希望修订后的《维护国家安全法》能够克服现存问题与不足。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在2020年6月30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此次香港国安立法采用「全国人大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双重权威模式，针对和打击的是极少数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保护的是绝大多数守法的香港市民，保障的是香港居民以及外国在港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的是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此法设立「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与《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相比，扩大所保护法益的范围，并加大打击危害国安犯罪的力度。《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促使澳门特区政府认识到必须通过修改《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与国家及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制保持一致。（二）如何修改？ 体例上，修法建议设立「刑法规定」章节并完善罪名体系，设立「一般规定」章节以明确各项原则性规定，设立「刑事程序规定」章节以完善国家安全执法及相关司法活动制度，设立「预防性措施」以平衡风险防控与权利保障的需要等。 关于完善「分裂国家」罪，修订前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只强调了「暴力或其他严重非法手段」，但随时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分裂国家的行为已不限于使用暴力手段，许多犯罪也借由网络实施，特区政府举例利用法定程序发动违宪「公投」、僭越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进行分裂活动等行为无须经由暴力，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弱于暴力行为产生的后果，因此有必要将非暴力实施分裂国家的行为纳入惩治范围。相较于原条文「将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从国家主权分离出去或使之从属于外国主权」的分裂行为，修订文本扩展出了「改变澳门特别行政区或国家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的内容。 关于「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修订文本将其修改为「颠覆国家政权」，亦同「分裂国家」罪将只限于「暴力」手段修改为「藉任何非法手段」。同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第2款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第22条，将「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或阻止、限制中央人民政府行使职能」修订为「推翻、破坏国家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推翻、破坏国家中央政权机关」「严重干扰、阻挠、破坏国家中央政权机关行使职能」。 关于「煽动叛乱」罪，增订了「公然和直接煽动他人参与旨在危及或损害国家内部或对外安全利益的骚乱」的罪状。个别反对意见表示不宜将「危害澳门稳定的骚乱」纳入该罪罪状下，而应由《澳门刑法典》规制，但《澳门刑法典》第291、292条并未对参与骚乱或武装骚乱的煽动性行为规定惩罚。 关于「窃取国家机密」罪，修订罪名为「侵犯国家秘密」罪，「国家秘密」的具体定义在拟将通过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中进行了阐述，即指「关系国家安全及利益，经国家有权限实体根据国家法律确定或行政长官根据本法律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秘密事项」。此外，行为人的身份不再局限于利用职务、劳务身份或执行当局任务的情况，不具有与保有国家秘密相关的特定身份的人，故意非法公开或使不获许可的人接触到该秘密时无疑也要受到刑事制裁。修订后的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关于「侵犯国家秘密」罪规定了「国家秘密」将由专门法例进行规范，因此澳门特区政府草拟了《保守国家秘密法》法案交由立法会审议，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配套法，确保国家秘密获得适切保护。 关于原第6、7条罪名中「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表述调整为「组织或团体」，同时因应「保护管辖原则」的引入，「外国」调整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这是鉴于与境外势力建立联系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或团体不一定具有政治性，亦可以是无法律人格的实体，且其可能来自外国，亦可能来自境外其他地区。该罪涉及的《澳门基本法》对结社自由的保护问题引起意见相峙，同意意见中有认为必须防止有人借「联系」为名，实质性招揽澳门居民前往外地参加旨在损害国家安全及煽动叛乱的培训；不同意者则担忧此修订将影响本地民间社团或传媒机构与外地的正常交流。而「联系」的具体含义在原规定基础上扩充了其内涵，包括向相关实体或个人提出请求、串通，接受指使、控制、资助或其他形式之支持，行使协助行为。特区政府认为该调整并不影响居民或团体与境外人士或组织团体建立任何合法关系，但特区政府表示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适时检视有关规定，例如约束社团之活动的《民法典》及第2/99/M号法律《结社权规范》。关于「一般规定」章节，修订文本引入了有关《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目的及宗旨、「国家安全」的定义、该法的适用范围、澳门特区的职责及活动领域、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规定、澳门居民及其他人的一般义务和特别义务，这些内容组成增订的「一般规定」的内容。特区政府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不可局限于单行刑法，而需要一部能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法律。 关于增订针对「叛国」「分裂国家」和颠覆活动的教唆或支持叛乱行为，独立成罪，毋需取决于该罪是否实施，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第20、21、23条亦有对公然煽动、教唆的手段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出规制。澳门特区政府则指，现行《澳门刑法典》第286条与第3/2006号法律《预防及遏止恐怖主义犯罪》已有正犯论处教唆或帮助犯罪行为的先例，故是次修订为符合立法理论与立法实践。 关于增订「刑事程序」章节，修订前《刑事诉讼法典》一般程序性规定未能完全适应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严重性、隐蔽性和复杂性，因而在《维护国家安全法》中增订与国家安全执法及相关司法活动相适应的专属程序规则和特别诉讼措施等具有必要性，以有效实现公正和保障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包括制定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羁押的特别规定，专门规定判决的通知条款，赋予执行《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相关刑事或行政程序具有紧急性质，增订卷宗保密的规定，透过准用《有组织犯罪法》《预防及遏止清洗黑钱犯罪》等法律中与豁免保密义务或作证特权等事宜有关的特别刑事程序规定，建立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相适应的刑事诉讼制度。 关于设立「预防性措施」，首先，特区政府建议在第10/2022号法律《通讯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基础上，引入「情报通讯截取」措施，并受具有权限的法官预先许可和检察院备案方可施行，所获取之数据受有权限司法当局合法性监督。其次，政府还建议引入「临时限制离境」措施，由具权限法官审批，准用《刑事诉讼法典》有关告知、上诉和损害赔偿等制度，给予被限制之人适切的权利救济途径。再次，政府还建议引入「提供活动资料」措施，经保安司司长许可，有关实体或个人有义务履行维护国家安全执法机构的要求，提供例如在澳门的成员身份数据、在澳门活动数据、在澳门的所有收支明细等。 总之，澳门特别行政区一直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在立法方面著力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制体系，为确保澳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刘蜀永 | 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日军在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中，犯下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本文根据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战争罪行审判」电子资料库（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等文献，对日军在港残杀战俘及医护人员，进行大规模扫荡并拘捕、拷打、残杀新界村民等累累罪行进行深入研究，将鲜血淋漓的真实历史画面公诸于众，帮助读者了解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 香港军事法庭的建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击香港。经过18天的战争，英军于25日无条件投降。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暗无天日的沦陷时期，日军在香港犯下了无数严重的战争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决定在远东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争罪犯，乙级和丙级战犯则交各国军事法庭自行审判。日本战犯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甲级战犯属于策划和指挥侵略战争的人，第二类乙、丙级战犯属于违反公认战争法规的人，此类战犯占战犯中的大多数。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东京设立，专门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与东京审判同步进行的还有在各受害国（中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苏联等）组成的军事法庭，对乙、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7月，在约一万名抗战胜利后被拘留在港的日本人当中，239人被列为战争罪行疑犯，部分因证据不足而被遣返归国，也有部分人被转移到亚洲其他地方的军事法庭。 英国驻港陆军司令根据皇室授权，在香港设立了4个审理战争罪行的军事法庭，审理香港岛、九龙、新界，以及发生在台湾、上海、惠州、日本和公海的案件。 第一次审判涉及大屿山银矿湾惨案，开始于1946年3月28日。最后一次审判时间是1948年12月20日，涉及日军在上海的大拘捕。香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延续了两年零八个多月。 香港军事法庭审理的46宗案件当中，30宗案件在香港发生，案发地点横跨港九、新界和离岛等地。在受审的122名嫌犯中，21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终生监禁，85人被判半年至20年徒刑，14人被判无罪。 2008年至2010年间，香港大学法律系外国学者林顿（Suzannah Linton）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英国陆军部档案WO235中，整理出1946年至1948年间香港军事法庭的法庭纪录。香港大学图书馆将这一批档案电子化，建立「香港战争罪行审判」电子资料库（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以便公众查阅。 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看到有关资讯后，决定利用这批档案资料对香港沦陷期间日军的战争罪行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计划得到香港梦周文教基金会资助，用时两年得以完成。 日军在香港的战争罪行 （一）香港日本宪兵队架构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宣布投降，次日，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即授命野间贤之助，以150名宪兵组成香港宪兵队。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香港宪兵队改由香港总督指挥。野间贤之助的部下除了150名宪兵之外，还包括250名辅助宪兵、2,500名华人宪查、500名印藉宪查和60至70名密侦。香港宪兵队的大本营位于战前的香港最高法院（日治时期被称为香港宪兵队本部），设有「庶务课」和「警务课」。庶务课下设「经理班」和「卫生班」，管理一般的行政事务。「警务课」则负责管理军警、民警和各个地区宪兵队「特高班」。香港宪兵队辖下有五个地区宪兵队，分别为香港岛东地区宪兵队、香港岛西地区宪兵队、九龙地区宪兵队、新界地区宪兵队和水上宪兵队。各地区宪兵队的架构与宪兵本部大致相同，均设有「庶务班」「警务班」及「特高班」等组织。在地区宪兵队之下还有派驻不同地点的宪兵派遣队和分驻所，管理香港不同地区。各地区宪兵队均由一名队长统领，他们都需要根据野间的指令执行任务，并要就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定期向野间汇报。 新界地区宪兵队在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总部设于粉岭安乐村，负责管辖新界的多个宪兵派遣队。1942年8月，香港宪兵队第一次改组，新界地区宪兵队被裁撤，原有的管辖范围交由九龙地区宪兵队接收。同月，日军成立上水宪兵派遣队，当时仅为一个细小的组织，部址设于上水围一处名为「西江园」的民宅。由于部址不敷应用，宪兵队后来同时征用一街之隔的旧上水警署。1945年2月，香港宪兵队推行了第二次改组，上水宪兵派遣队升格为上水地区宪兵队，成为新界北各个宪兵派遣队的总部。上水地区宪兵队下设沙头角宪兵派遣队和元朗宪兵派遣队，以及大埔宪兵分驻所和青山宪兵分驻所。稍后成立于深圳南头的宝安宪兵派遣队同样由上水地区宪兵队管辖，可见该队的管辖范围已延伸至香港边界以外的一部分地区。  日本的宪兵分为两类，在国内的称为「敕令宪兵」，主要的责任是维护军纪，同时也有对平民进行思想控制的责任；在国外各作战区的称为「军令宪兵」，直属派遣军总司令官，其职责是保障军队安全、防止反战宣传、对付游击作战、检举可疑分子，亦潜入敌方收集情报、暗杀或从事恐怖活动。「军令宪兵」的职权显然要大得多。香港宪兵队即属于「军令宪兵」。沦陷期间，日军对香港实施的是军事管制，主要靠宪兵队进行。宪兵队可以说是权倾一切。日军在香港的战争罪行，大部分与宪兵有关。（二）日军滥杀战俘 1941年12月，日军在进攻香港的过程中，在西湾山高射炮站、筲箕湾慈幼会修院、黄泥涌峡、浅水湾等地，使用残酷的手段攻击、杀害失去战斗能力的被捕战俘和医护人员，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 1941年12月25日早上6时左右，日军闯进当时英军用作战地医院的圣士提反书院，随即展开残酷的大屠杀。圣士提反战地医院由军医伯南克上校（Col. Black）主理，他与另一名军医云妮上尉（Capt. Whitney）以及7名护士，一同照顾被送到医院的伤兵。在惨案发生前，超过200名伤兵被集中在书院的大礼堂接受治疗。在临时病床上的伤兵，大多都伤得卧床不起，他们手无寸铁，有的只是绑在头上的绷带和用以固定断骨的夹板。纵使学校的塔楼上高悬著鲜明的红色十字旗，外墙又漆上硕大的红色十字标志，依然无法阻止日军大开杀戒。 日军闯进礼堂后，二话不说，每看见一张病床，都用刺刀狠狠地捅下去，大量躺卧在病床上的伤兵就这样被刺死。伯南克上校和云妮上尉尝试跟日军说明情况，指出圣士提反书院是一间战地医院，要求日军停止屠杀，但两人都被日军冷血地杀害。     可以走动的伤兵和医院职员被搜身之后，最初都被一同送到储物室。伊莉沙伯·费度（Elizabeth A. Fidoe）是战地医院的一名护士长，与两名护士和数个伤兵被带到独立的房间。不幸的事情在入夜时候发生，两名日兵进入房间，命令她们站立起来，贯首彻尾地看著她们半个小时，随即带走其中一名护士。不久之后，日军回来把她们带到一间小书房。这一间书房内有5名华人妇女，地上有床铺，书房外还有一间小浴室。日兵就这样来来回回，逐一将书房内的女性带到浴室强奸。后来，一名日兵借口要替伤兵包扎，要带走其中一名护士。护士们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于是坚持要跟她走在一起。数人被带到另一个房间之后，日军随即强奸她们。守在门外配有刺刀的日兵不断呼唤其他士兵进来发泄兽欲。几位护士后来被带回书房，但日军的兽行在这一个晚上重复发生。 其他被俘虏伤兵的遭遇也颇为凄惨。被困期间，他们再次被日军搜身。日军的目标显然不是搜出武器或危险品，而是这些伤兵身上的财物──手表、戒指和金钱等都被日军抢走。每隔半个小时左右，都会有伤兵被抓到走廊处决。加拿大兵轩达臣（E. J. Henderson）和麦凯（Mackay）先后被日兵强行拉走，大家听到他们发出的凄厉叫声，但没有看到他们回来。 史超域·伯格（Stewart D. Begg）是香港义勇防卫军的士官长，伯格太太在圣士提反书院战地医院担任护士。12月26日早上，他前来寻找妻子，看到的却是伯格太太与另外两位护士史密夫太太（Mrs. Smith）和毕斯顿太太（Mrs. Buxton）的尸体被摆放在一起，三人的尸体都是赤裸的，只以一张毛毯覆盖。巴莱特上尉（Captain James Barnett）是加拿大军的随军牧师，他在12月26日早上获准察看战地医院劫难过后的惨况。原本充满伤兵的大礼堂共有约70人被刺死在床上，向日军抗议的伯南克上校和云妮上尉的尸体残缺不全、支离破碎。横尸于走廊和楼梯的麦凯和轩达臣，双眼、耳朵和舌头均被切走，犯罪手法极为凶残。（三）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和拘捕行动 香港沦陷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为对抗日军入侵，在新界展开了游击战。亦有英军在游击队和香港居民的协助下，从日军的集中营逃亡。为了清剿游击队，日军经常在新界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拘捕大批村民，施用酷刑迫使他们供出有关游击队的情报。许多村民宁愿遭受皮肉之苦，也绝不出卖游击队，更有不少村民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9月，九龙地区宪兵队台籍翻译林台宜在西贡被游击队俘虏。日本宪兵因此对西贡的黄毛应、大蓝湖、界咸、蚝涌、大洞及南围等村庄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宪兵认为西贡界咸村是游击队的据点，因此9月26日该村有不少村民被捕。村民李业、尹新奇、刘牛、刘宁、谢佑芳等五人被宪兵虐打致死。村长谢恩亦被日军抓捕，审问期间，他被打至口吐鲜血及白沫，左臂骨被打断，断骨更插穿皮肤，露出皮外。他难抵受伤带来的痛楚，最终在2小时后死亡。 黄毛应村是港九独立大队的一个活动据点。1944年11月7日，黄毛应村民邓戊奎、邓福、邓寅发、邓安、邓新奎、邓三秀、邓石水等被日军逮捕，并被带到村口的教堂进行审问。邓戊奎回答黄毛应村附近没有游击队，随即被日军连番掌嘴，并用竹杆打至跌倒地上。日军踩著邓戊奎的四肢和腹部，又用竹杆猛插进他的口里。之后他再被日军悬挂在教堂的梁柱「吊飞机」。日军还拿来一堆杂草，在邓戊奎下方放火焚烧。他全力挣扎，令缚著他的绳子断掉，人从高处跌落下来之后，日军再次殴打他，并重新将他吊起来放火焚烧。前后重复5次，历时半个小时。邓戊奎的双腿被烧伤，一度无法走动。与他一同被捕的村民同样遭到宪兵纵火焚烧和施以酷刑。经历一轮折磨后，邓福的脊骨严重受伤，邓安被严重烧伤，其后更因而死亡。1944年3月，大埔宪兵派遣队的2名印籍宪查被游击队抓走。5月，属于该队的元州哨站受到游击队袭击，而且被放火烧为灰烬。10月左右，该队的一名传译员亦被人捉走。日军因而在大埔周围展开围捕。 1944年12月28日，大埔南华莆村民郑保、郑贵、林华、林侨惠、林宠锡、林瑞祺、林侨章等被拘捕到大埔宪兵部审问，受到严刑拷问。郑保是南华莆村村长，审问期间，他除了被施以灌水刑外，还被日军用砖头击伤腿部，使他双脚流血。日军还用电线绑住他的脚拇趾，拖拉移动，百般折磨。返回囚室后，他告诉被捕的村民不能承认是游击队员，否则整个村都会被日军杀灭。翌日，郑保再次被审讯折磨，并于十数天后去世，遗体被日军丢弃在林村河旁。 1945年6月16日，九龙地区宪兵队在元朗八乡附近采取行动，拘捕游击队队员。日军先拘捕了上村的村长杜月强，再到村民范国良家中，搜查他的住所，并把二人带到莲花地村。日军指控范国良私藏枪支，并怀疑他窝藏共产党军人，而杜月强被指是游击队队员。日军向杜月强灌水，并用秤砣锤击他的双手，强迫他认罪。日军把他的双手绑起，带到屋外庭院准备处决。  此时范国良也被命令走到屋外，日军用枪柄击打他的背部，并放军犬咬他的颈部及手臂，连衣服也被撕破。此时，一名日军用刀指向他的喉咙，另外两名日军分别用枪对准他，并用力踩他的腹部，迫使他认罪。他否认控罪，三名日军再次跳到他的身上，踩踏他的身体。他最终晕倒。为了杀一儆百，日军之后勒令在场村民排列成一行，观看杜月强被斩首的过程。一名日军用一把长刀，把杜月强的头砍下,并向其尸体连开六、七枪，鲜血不断流淌出来。约两小时后，范国良才恢复意识。当时日军已经离去。他已被折磨得无法站立，只见杜月强的尸体在其附近。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杨宜勇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 近期，民营经济发展迎来重磅政策利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共提出8个方面31条具体举措，回应了市场核心关切以及痛点难点。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意见》的出台对于推动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恢复元气。7月1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意见》充分肯定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要求「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并提出多项措施。 中央高度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文件，持续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各方面围绕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表明党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立场，提出有力举措，为民营企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对民营经济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过去十多年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至2022年期间，民营企业数量占比从79.4%增长到93.3%，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32.1%提高至48.3%，民营企业占国家税收比重从48%提升至59.6%，民营企业从2019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2022年占比达50.9%。事实证明，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陷国有经济于绝境，反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六大举措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少民营企业面临著一些问题和困难，迫切需要针对新情况，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体制机制，提振民营经济预期信心，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这也是中央出台《意见》的初心。 一是坚持公平竞争，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公平竞争是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效率的保证。要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清理规范行政审批、许可、备案等政务服务事项的前置条件和审批标准。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强化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修复和政府诚信履约机制。 二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十八大报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要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多方共同参与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依法依规加大对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力度。强化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建立支持政策「免申即享」机制。三是坚持依法治国，有效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全社会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进一步规范涉产权强制性措施。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完善监管执法体系，杜绝选择性执法。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优化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四是一视同仁，著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民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鼓励民营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强品牌建设。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依法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五是坦诚相待，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完善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制度。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用务实举措稳定人心、鼓舞人心、凝聚人心，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教育培训体系，重点做好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传帮带以及培训工作的规划、指导，加快培养一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有作为的年轻一代队伍。 六是一以贯之，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要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培育尊重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舆论环境，依法严厉打击以负面舆情为要胁进行勒索等行为。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展现良好形象，更好与舆论互动，营造正确认识、充分尊重、积极关心民营经济的良好社会氛围。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聚集了一批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等。图为当地一家民营企业——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拉制蚕丝被（图：新华社） 加强组织实施 确保《意见》见到时效 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建立完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机制，明确和压实部门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强化央地联动。支持工商联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更好发挥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做好解读和宣传，讲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故事，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氛围，提升民营企业谋发展、谋改革、谋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二要完善落实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评估督导体系。强化已出台政策的督促落实，重点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政策落实落细，完善评估督导体系。建立健全民营经济投诉维权平台，完善投诉举报保密制度、处理程式和督办考核机制。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协同推进机制，进一步加强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各地方各部门要充分结合实际制定细化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和时间进度安排，推动各项措施落地。 三要及时做好总结评估，持续优化政策落实方式。在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对涉民营经济政策开展专项评估审查。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健全政策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价机制。加强民营经济统计监测评估，必要时可研究编制统一规范的民营经济发展指数。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及时总结、推广、复制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对文件落实情况的跟踪督查，听取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单位的意见，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完善配套措施，防止政策在实施中变形走样。及时研究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苗头性、倾向性和潜在性问题，组织力量开展研究，根据评估结果持续优化政策落实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此次《意见》的出台，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深切关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民营经济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必将迎来更加广阔发展舞台和光明发展前景。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刘兆佳 |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 美国专家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可大致分为鸽、鹰两派，前者通过「战略模糊」使中国不敢轻举妄动，留存美国自身实力、避免两国正面冲突；后者则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态度强硬的「战略清晰」策略，以威慑中国并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虽然具体策略各有不同，但是两派在本质上均以阻挠中国统一为目的，是美国一贯以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立场的延续。两派的主张和做法不仅无益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更会让美国自贻祸殃。 如今，几乎所有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都认为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之间最有可能引发严重冲突的问题。对于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美国的专家笼统可以分为鸽、鹰两派。随著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不断升温，鹰派专家的立场不但代表主流立场，也是现今美国政府奉行的路线。然而，由于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的专家其实都对中国认识有限、甚至存在严重误解和无法改变的偏见，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实际上都无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不但不能阻止最终中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非和平方式达至国家的统一，更会导致美国因为奉行此错误路线而付出沉重代价。 鸽派：以「战略模糊」避免正面冲突，「永续」台湾对美价值 对鸽派专家而言，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固然重要，但绝非不可或缺，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台湾存亡的关系亦并非那么密切，甚至可以说台湾越来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累。就算台湾「落到」中国手上，只要日本和韩国仍然是美国的可靠盟友，则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不会受到过大影响，充其量是美国在其盟友中的可信度有一定程度的亏损。况且，美国与中国的国力差距正在不断缩窄，美国有可能在中美战争中铩羽而归。对鸽派专家来说，中美大战很容易演化为核战争，对双方和全球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所以，美国没有理由为了台湾而与中国开战。因此，最明智的做法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维持「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立场，让中国猜不透美国会否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时候出兵护台，从而在台湾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中国的分裂状态得以「永续」，而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亦得以「永久」保持。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葛来仪（Bonnie S·Glaser）明言：「华盛顿不能无条件地表达保卫台湾的意愿。相反，美国应该保留判断台北政策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以及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自主性。」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迈克尔·J·马扎尔 （Michael J. Mazarr）警告：「如果中国认为美国即将对台湾作出安全承诺，那么这种前景本身就可能成为中国采取鲁莽行动的动力。」「鉴于美国面临许多国内问题，投入稀缺的美元来保卫台湾可以说不是让国家更安全、更繁荣或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的最佳途径。」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事务教授查尔斯·L·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说得更坦率：「对于衰落的大国来说，最好的选择可能是削减其承诺。在东亚，这意味著在南中国海给予北京更大的回旋余地，放弃台湾，并接受美国不再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台湾不是美国的重要利益。」「单纯为了避免冲突，美国可以终止对台湾的承诺，并减少对中国独裁政策的反对。」 最近，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迈克尔·D·斯温（Michael D. Swaine）和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发表的一份题为《美国–中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克制策略：扭转向危机和冲突的下滑》（A Restraint Approach to U.S. - China Relations: Reversing the Slide Toward Crisis and Conflict）的研究报告最能代表鸽派专家的观点：「一种负责任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克制策略（Restraint Strategy）与当前的其他方案相比最不危险、最有益处和对彼此都有建设性。其他策略包括当前对中国的「软」遏制策略和那种明显旨在削弱中国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强硬策略。」「我们首选的亚洲克制策略的核心是用区域结构取代日益激烈的中美安全竞争，强调有界限的（Bounded）和明确界定的竞争领域和红线、一体化和（最大程度）包容性的经济和技术关系、正和（Positive Sum）的政治和外交交流，以及真正相互协调、高度优先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跨国威胁的努力。」「通过更清晰地了解红线和重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稳定台湾局势和其他潜在的政治军事冲突根源，并努力消除它们作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激烈竞争的潜在根源的长期影响。」「这种新思维应该强调气候变化、双边竞争的正和形式、平衡和包容而不是追求支配或霸业，以及放弃『大国竞争』作为战略框架。」「在中美竞争加剧以及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占有军事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华盛顿应该制定一项多方面的战略，旨在维持其『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允许最终放弃任何直接军事干预台湾与中国冲突的意图，并尽一切努力安抚其他亚洲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干预几乎肯定会导致一场大战，而且很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失败。」「明确拒绝台湾必须被视为对整个第一岛链防御至关重要的关键战略节点，并因此（台湾必须）与中国分离的观念。」「美国对相较于台湾拥有几乎压倒性军事能力的中国大陆进行如此直接的军事干预，几乎肯定会给所有有关方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可能升级到核冲突的程度。然而，美国决定不直接干预台湾冲突并不构成放弃台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将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强化威慑措施，包括加大对台湾的防务援助。但台湾还需要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来加强自身的防御。同样重要的是，华盛顿还需要为结束直接使用美军保卫台湾的可能性奠定基础，同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台湾。」 简言之，对鸽派专家而言，既然出兵护台不是合理和明智的选择，美国要做的是警告中国不要对台湾动武，不然便要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摧毁性的金融和经济制裁以及外交孤立。与此同时，美国需要通过军售和培训台湾军队来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美国也需要加强与台湾在经贸和科技上的联系，让台湾有更大的经济能力和韧力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 鹰派：以「战略清晰」胁迫中国让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 相反，美国的鹰派专家认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无与伦比，如果美国失去台湾，它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经济利益、国家声誉和对盟友的可信性将受重创，日本和韩国甚至会发展核武器来谋求自保或者索性倒向中国。鹰派专家笃信，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远大于中国，如果中美爆发战争，则中国必败无疑，继而中国过去数十年取得的发展成就也将付诸东流。因此，中国不敢与美国开战，而美国则需要放弃其「战略模糊」立场，改为采取「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立场，明确向中国表明一旦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将会军事介入并彻底打垮中国。 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和该会的研究员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的观点在鹰派专家中颇有代表性。他们声称：「华盛顿现在需要的是『战略清晰』的政策。…… 减少战争风险的最佳方法是向中国明确表示，美国将全力回应针对台湾的攻击。它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华盛顿需要将应对台湾冲突的准备作为国防部的首要任务，并为其提供相应的资源。」「无论拜登政府是否奉行战略清晰的政策，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政府内部将毫无疑问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亚洲的联盟网络的瓦解，不可逆转地损害华盛顿在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地区的地位。」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乔尔·乌斯诺（Joel Wuthnow）甚至相信：「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很可能会促使美国迅速介入，拜登已多次支持这一做法。」「（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向北京表明，对台湾的侵略不仅会带来军事风险，还会带来美国主导的制裁，而且此举会得到欧洲和亚洲工业民主国家的支持。」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甚至恐吓中国说，为了保卫台湾，美国会不惜动用核武器。他们扬言：「围绕台湾的战争可能是长期而不是短期的，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而且开始比结束容易得多。」「如果中国瘫痪美国在东亚的常规力量，美国将不得不决定是否通过对中国港口、机场或入侵舰队使用战术核武器来拯救台湾。这不是幻想：美国军方已经在开发可用于此类目的的核弹头潜射巡航导弹。」 对鹰派专家而言，当前急务是迅速强化台湾的军事实力，包括推行要「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代价的所谓「豪猪策略」（Porcupine Strategy）来威慑中国。专门研究国防问题的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发表题为《拐点：如何扭转美国及其盟军军事力量和影响力的削弱》（Inflection Point: How to Reverse the Erosion of U.S. and Allied Military Power and Influence）的报告。负责撰写报告的大卫·A·奥赫马内克（David A. Ochmanek）等专家指出：「台湾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部署有能力反击中国大陆军队入侵的部队。……台湾现在将太多的国防开支用于维护过时的舰艇、坦克和飞机，以及采购那些在战时可能几乎没有作战用途的（武器）系统的替代品。……台湾需要拥有更具生存力和杀伤力的（武器）系统，而且需要更大的数量。……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军售和赠予，帮助台湾武装部队获得此类（武器）系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军事人员应加快与台湾同行训练和接触的步伐和范围，重点提高传感和瞄准、精确火力和移动、战场通信和城市战方面的技能和互操作性。」 两派共同立场：防止和阻吓中国以任何方式收复台湾  明显地，鸽派专家和鹰派专家的主要分别不在于他们所认为的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而是当中国以非和平手段、特别是军事手段达至国家统一时，美国应否军事介入台海局势。不过，毫无疑问，无论是鹰派专家或者鸽派专家，他们都有意无意间把台湾当成是「独立国家」或「独立政治实体」，不愿意接受和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因此执意不把中国统一的问题或台湾问题视为中国的内政，反而把中国推动国家统一的行为视作对台湾的「侵略」，甚至是悍然改变国家之间的边界和破坏国际法的行为。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最近发表题为《新时代的美国—台湾关系》（U.S.-Taiwan Relations in a New Era）的「独立专案组」报告，宣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如果中国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吞并台湾，将再次证明各国可以单方面重新划定边界，进一步破坏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最基本宗旨。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会让其他有复仇（Revanchist）目的的国家更加胆大妄为，并从而巩固俄罗斯的地位。」由此以观，鹰派和鸽派专家不欲中国以任何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立场昭然若揭，只不过为了避免被批评或被视为违反美国对台政策而不愿意宣之于口而已。对他们来说，维持海峡两岸的长期甚至永久分裂、让台湾永远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他们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其实都是要防止和阻吓中国以任何方式收复台湾。与此同时，他们主张美国应该致力于让中国相信，美国会坚守「一国两制」的「承诺」，从而不会因为担心台湾会走向独立而对台湾动武或采取其他极端行动。当然，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也没有义务采取积极行动促成两岸的统一。 美国一贯立场：阻挠两岸统一，不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事实上，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一贯的立场是阻挠两岸的统一。即使在中美建交后，这个立场也没有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美国实质上是在不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随著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遏制中国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这个阻挠中国统一的立场也就愈趋坚定。在法律上，美国的对台立场基本上以其国内法或政府决定为依托而非国际法或国际协议。比如，尽管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同年日本签署的《日本投降条款》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已经确认了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但时至今日美国仍根据1951年签署的、排斥了中国参与的《旧金山和约》强调台湾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又比如，美国不时刻意把属于美国国内法律的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和1982年美国向台湾发出的「六项保证」凌驾在中美签订的三份联合公报之上，将台湾当作「独立政治实体」或实际上的「独立国家」。这些法律上的操作其实是为了阻挠中国的统一，也是为美国不断向台湾作出防卫承诺、出售武器、提供军事训练、强化彼此的官方往来和不向台湾施加压力以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法律」依据。虽然美国口口声声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方式统一，但不断设置新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是两岸统一与否要取决于台湾人民的意愿和美国「承诺」会出兵保卫台湾。2001年4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表示，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当被问及这是否需要「美国军队的全部力量」时，布什回答说，「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台湾保卫自己。」2021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暗示美国有保卫台湾的条约承诺。2021年10月，拜登在市政厅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攻击，美国承诺将会保卫台湾。在接下来的 2022年9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 分钟」采访时，拜登承诺「如果确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袭击」，「他将派遣美军保卫台湾。」华盛顿长期以来声称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但多年来美国官员从未表示该决议必须「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对这一政策「鬼祟」进行了修改，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1998年8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获授权在公开演讲中更表示，两岸分歧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要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2021年1月，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佳利益。」2021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对记者表示，台湾「自己做决定」，台湾是「独立的」。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台政策最「出位」的表述。拜登政府抛弃了美国过去一直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大陆人民利益」的谎言。事实上，美国和「台独」势力联手不断通过不同方法煽惑台湾民众反对两岸统一，包括连绵不断的「去中国化」教育、鼓吹「台湾民族主义」、抹黑中国大陆和诋毁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政策。 美国的鹰派和鸽派专家以及主要受到鹰派专家影响的美国政府都以为中国会明白以非和平方式收复台湾将会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只要给中国足够的威吓、承诺不会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减少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和大幅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就可以促使和迫使中国「无可奈何」地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让国家分裂的状态长期延续，并让美国可以永远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威胁中国的安全。事实将会证明，这些只会是美国的痴心妄想，也显示美国低估了中国谋求国家统一的强烈诉求、炽热感情、历史使命感、决心和能力。中国对于国家统一的严正立场非常清晰，而且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2022年8月10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同时指出：「必须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企图阻挡祖国统一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幌子，刻意歪曲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性质，企图否定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搞『以台制华』、阻挠中国统一的政治图谋，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严正谴责。」「外部势力打『台湾牌』，是把台湾当作遏制中国发展进步、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棋子，牺牲的是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光明前途，绝不是为了台湾同胞好。」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统一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能力破除美国和「台独」势力的干扰和阻挠、有策略地在可预见的将来达至国家的完全统一。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专家所预期的那般把实际利益和代价作为最高的考量准则，而是会为了国家尊严、民族荣誉和历史责任感而不惧牺牲、前赴后继地去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绝对不会让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背信弃义，中国也就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会信守「一个中国」的「承诺」。假如中国真的在别无选择下以非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美国和它的盟友为了自身的核心利益和人民的福祉，绝对不会因为台湾对自身的「战略价值」而与中国开战，而美国和西方国家人民也不会同意与实力强大且为了祖国统一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应该深切知道，无论最终谁胜谁负，美国必将受到重创，其他大国亦会因为美国国力下沉而乘势而起，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大国地位亦将寿终正寝。所以，鹰派和鸽派专家的恫吓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最睿智的做法是抛弃「台独」势力，为中国的统一营造利好的氛围和条件，从而赢取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的好感，开拓与海内外华人世世代代的友好关系，并借此维护美国的大国地位，而不是费尽心思去分裂中国而自贻祸殃。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潘妍娜 |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近代粤港两地的城市经济与文化交流孕育了粤剧及其流派唱腔艺术的成熟，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两地政治环境和演出生态走向不同，逐渐形成了粤剧文化的差异。广州粤剧在「戏改」语境下形成人民性与思想性的追求，而香港粤剧则在商业市场的刺激下形成古典性与民族性的特点。正是在旧传统被打破和新传统被建立的过程中，粤剧流派唱腔艺术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 「省港一家」到「粤港分化」：20世纪50至60年代粤港两地粤剧文化关系变迁 20世纪20至30年代粤港澳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粤剧市场前所未有的活跃，在商业需求的刺激下粤剧开始向城市化转型，粤港两地兴建了大量的戏院，并出现了流动于广东省与港澳地区的「省港大班」。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粤剧不断突破旧的传统，进行了很多新的变革与探索。在一批优秀演员的带领下，粤剧表演艺术趋于个性化并形成流派，「薛腔」「马腔」「廖腔」「桂腔」「白腔」五大流派的出现是粤剧流派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 从「省港班」的兴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戏班在粤港澳三地各大剧院巡回演出是一种常态。在粤港澳地区中，又主要以香港和广州两大演出市场最为兴盛，很多剧团不在广州即在香港。以笔者对1946年《广州日报》中粤剧广告进行统计发现，即便在战后民生刚刚恢复之时，很多剧团已经在两地流动演出了。其中马师曾、红线女所在的「胜利剧团」，曾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在广州演出了52场，场场爆满。 新中国成立之后，原先流动于粤港两地的戏班和艺人不得不选择以哪一地区为主要演出场地，两地在演出体制和市场方面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香港学者黎键在《香港粤剧叙论》中谈到，「内地戏曲进行改革，省港粤剧开始分途」「省港粤剧既已产生了社会与政治上的巨大歧异，两地的艺人与戏班又不能相互往来，于是省港粤剧便只好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 事实上，粤港两地的差异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至少在50年代初期这种差异并不明显，并且两地的巡回演出也比较多。区文凤在其研究中提到战后到50年代初期，活跃于香港的剧团有澳门回港的「新声剧团」，有李少芸主理的「光华剧团」，也有陈锦棠、新马师曾、余丽珍合作的「龙凤剧团」，「光华」和「觉先声」联合的「觉光剧团」和「觉华剧团」。此外，马师曾、红线女的「胜利」，谭兰卿的「花锦绣」，廖侠怀的「大利年」，秦小梨的「绮罗香」，何非凡的「非凡响」等剧团，都有在香港演出，而且大多数剧团都是在省港两地巡回。 值得注意的是，内地的戏改也对香港粤剧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罗琦认为，50年代香港粤剧很有可能从大陆「戏改」中受到启发，反观自身，做出有益的改革。1957年粤剧电影《搜书院》赴港演出，大获成功，并引起了香港粤剧界的广泛关注。此外，唐涤生、白雪仙等艺术家与内地粤剧界间的互动，可以看出在50年代，内地「戏改」的政策，以及剧目创作的经验教训，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传达到香港粤剧界，并产生影响。郑宁恩在《香港摩登》一文中也提到，香港50年代的一批粤剧新剧对历史古典题材的编写如《清宫恨史》《万世流芳张玉乔》，其宗旨与内地戏改精神不谋而合。 粤港两地在粤剧上的艺术特色分化和形成，主要是在5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著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改运动的不断深入，两地的粤剧逐渐形成所谓「大陆粤剧」和「香港粤剧」，两者在剧本内容、艺术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有较大区别。 人民性与思想性：戏改语境下内地粤剧与流派唱腔的新发展 在五大流派的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粤剧唱腔流派发展的新时期，内地的广州粤剧界在经历了数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之后，粤剧从创作制度、观念到剧目都有了全新的变化。 （一）改制、改人与改戏 195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人、改制、改戏」的号召，并逐渐在全国各剧种中推广。这个过程也是地方戏剧被纳入到国家话语意识形态实践中的过程，行政上以国家主导的「戏改」使得粤剧演出市场与体制逐渐社会主义化。1956年8月，广东省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工作完成后，八个广州市的民间职业粤剧团转为地方国营剧团，「伶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不再是「戏子」，而是光荣的「文艺工作者」。在官方数次对于粤剧「商业化」的批判之后，艺人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认识到「艺人负有娱乐与教育人民的责任，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从此自觉投入到「戏改」工作中。与香港粤剧市场的商业化形成区别，内地粤剧在剧目主题上开始追求人民性和思想性。 同时，受到50年代内地「戏改」政策的吸引，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名伶如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离港返穗，罗家宝和陈笑风也从国外返回中国，开始对粤剧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与创新工作，「中国戏剧家协会与广东省文化局联合成立了粤剧传统艺术调查研究班，出版了《粤剧剧目纲要》《粤剧传统剧目汇编》等一系列书籍」，也正是在「戏改」精神的推动下，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粤剧如《柳毅传书》《搜书院》《关汉卿》和革命现代戏《山乡风云》等新剧目相继诞生。随著新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建立，通过数次全国剧种的汇演以及与中原地区剧种的交流，广州粤剧在风格上逐渐受到北方戏曲剧种的影响，在舞台艺术上强调对传统的推陈出新。 （二）粤剧流派唱腔的新发展 「戏改」强调的「新」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改革的过程，改制后的粤剧院团有了国家的保障后，曾经为了吸引票房「一天换一出戏」的情形已不再存在，打造富有思想性人民性的新剧目才是剧团的主要目标。艺人们不再被市场的商业化制约，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个人艺术的钻研之中，随著新剧目的编写，新一代代表性的流派唱腔也得以产生。其中旦行的代表流派主要有红线女的「红腔」。红线女的唱腔虽早在1951年《一代天骄》就有「女腔」之称，但真正形成她「龙头凤尾、寓情于声」的「红腔」声腔特点，则是在她回广州之后的一系列新剧目。从《搜书院》和《焚香记》开始，红线女的「红腔」不再仅仅是前期抒情性的「娇媚」，而是更追求戏剧性地展现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她开创了粤剧中用声音去塑造中下层女性的传统，例如《搜书院》中的丫鬟翠莲，《焚香记》中的焦桂英，到了60年代的现代戏《山乡风云》中她更是开创了用传统粤剧唱腔塑造现代人物的典范，真正做到了将思想性、艺术性与粤剧传统的结合。 这个时期广州粤剧界生行的流派主要有罗家宝的「虾腔」，陈笑风的「风腔」。1954年，罗家宝归国，其在「太阳升」粤剧团与粤剧花旦林小群出演了神话剧《柳毅传书》，剧中一段特色的「长句二黄」唱段正式确立了「虾腔」的雏形。到了60年代，罗家宝在《红梅记》《文天祥》《秀才外传》等剧中的表演使得「虾腔」的魅力逐渐显现。陈笑风从海外返回内地，长期在「百花粤剧团」「东方红粤剧团」「永光明粤剧团」「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团」等著名剧团工作。根据其成名时间来看，其唱腔形成于50年代的《宝玉哭晴雯》和60年代的《山伯临终》之间，其多扮演儒雅倜傥的文士与公子等角色，形成了「风腔」的特点。 （三）剧本中心制对于流派唱腔艺术的挑战 「戏改」为流派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挑战。流派艺术本身源于传统的演员中心制，流派的出现代表了个人表演艺术的成熟。粤剧以唱腔立派，是因为传统舞台上粤剧向来重唱轻戏，观众进剧场看戏很大程度是为了听某一演员的戏。粤剧音乐梆黄板式的灵活性使得演员可以根据不同的剧情「问字攞（拿）腔」，因此「拉腔」是体现戏曲流派的精髓，也是展现个人风格的关键，每个唱腔流派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拉腔」，优秀演员的代表性唱腔往往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戏改」的艺术标准很大程度是参照西方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对民族戏曲进行改造，这个标准之下戏剧呈现是第一位，一切的艺术表现都应该服从剧本。在这个意义上，曾经演员表演中心的剧场特质被认为是「没有整体观念」，而演员的唱则被批评为「为唱而唱，过分拉腔」。「演员中心」的创作模式也分离为专业化的导演、编剧、音乐设计、唱腔设计、舞美设计等多个工作岗位，而在这一组合中导演通常占有绝对的主导权。这种新的创作模式对于传统粤剧唱腔流派的影响是巨大的，以往粤剧剧目的创作是服务于「大佬倌」的，而各个「大佬倌」根据自己的音色、声音条件，可以去创作适合自己的剧目，例如马师曾的嗓音比较沙哑，比较适合表现市井小人物，于是他的剧目大多是这种类型。而薛觉先演一些比较大气的人物，像范蠡，以才子佳人的戏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类型化的表演是唱腔流派的主要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大佬倌」一人挑一班的剧团被改革，众多名家合并进了国有剧团。随著专业编剧的介入，形成了以剧本为中心，进而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模式，为某一个人长期创作类型化剧目的做法已经不太可能。在「戏改」的要求下，表现时代、表现新生活才是剧目创作的主题。因此，把唱腔服务于剧本或服务于戏剧人物当成创作的最高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类型化」为标志的唱腔流派的发展。另一方面，为杜绝「无原则的变化」而进行的「定腔定谱」，将传统粤剧曾经自由灵活的唱腔表演固定化，也限制了演员的主体性与灵活性。 古典性与民族性：商业环境中的香港粤剧与流派唱腔的新发展 香港粤剧市场则在同一时期进一步的商业化。1949年之后内地人口部分移往香港，人口的激增带来大量内地游资，演出竞争更为激烈。加上电影业的兴旺，冲击了粤剧市场，戏院少戏班多，促使香港粤剧「穷则思变」，也因此而绝处逢生，在变革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唐涤生与仙凤鸣的粤剧改革 由于没有经历「戏改」，商业性一直是香港粤剧的主要演出生态，这意味著粤剧团体必须通过演出收入来维持，因此受市场的影响比较大。进入到50年代之后，聚集于香港的名角有新马师曾、何非凡、芳艳芬、任剑辉、白雪仙等一代名伶，受到电影业的冲击，很多粤剧演员开始投身于电影业，粤剧逐渐走向衰微。面对市场的颓势，这一时期演员们意识到了剧本的重要性以及改革舞台的必要性，于是开始向明清传奇和其他艺术中寻求灵感，以提升粤剧的艺术水平与文化内涵。 1956年任剑辉与白雪仙成立「仙凤鸣粤剧团」，聘请唐涤生为编剧创作的一系列粤剧，奠定了香港粤剧「古典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唐涤生「以才情的抒发，文辞的华美，音律的和谐作为戏曲创作的最高境界」，寻求「古典戏曲粤剧化，粤剧艺术古典化」将明清戏曲乃至元曲改编成粤剧，代表剧目如《紫钗记》《牡丹亭惊梦》（1956）改编自汤显祖名剧，《蝶影红梨记》（1959）改编自元杂剧《红梨记》，《帝女花》（1957）改编自清人黄燮清的《帝女花》传奇等，使粤剧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内涵。而「任白」对舞台的表演艺术也进行了改革，将京昆戏曲的身段、功架引入粤剧，同时改良传统粤剧服装、布景、音乐、灯光等效果，确立排练制度，设立字幕不得随意即兴发挥，形成严谨的表演制度，整体提升了粤剧的演艺水平，带领观众走向更高的欣赏层次。（二）流派唱腔艺术的发展 与内地粤剧强调人民性、思想性不同，唐涤生与仙凤鸣的一系列新编粤剧的出现代表了「香港粤剧」的形成。其实不仅是「任白」的「仙凤鸣粤剧团」或受到内地「戏改」对于商业化的批判的影响，或对于传统遗产整理的号召，亦或意识到「当『世俗化』的先机已被更廉价和更具叙事能量的电影占尽[……]粤剧在激烈的竞争中需另辟蹊径，体现出其他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特质。」50年代的香港粤剧界普遍具有改革意识，艺人们在观念上体现了集体对于传统的回归和文化意识。与「任白」同一时期的新马师曾、何非凡、芳艳芬也在50年代推出一系列新剧目，如新马师曾的《万恶淫为首》《光绪帝夜祭珍妃》，何非凡的《碧海狂僧》《百花亭赠剑》，芳艳芬的《万世流芳张玉乔》《梁祝恨史》等。这些剧本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注重从历史与经典文学中取材。音乐方面不同于早期粤剧随意加入大量的时代曲和西方音乐，编剧在剧本撰写上主要使用梆黄撰曲，梆黄板式特有的「问字攞（拿）腔」的特点也让演员有更多可发挥的空间，也更能够唱出自己流派的特色。即便使用小曲选用的都是「古调」曲牌，如《秋江哭别》《桩台秋思》等，这也让剧本更加具有「历史感」。 与广州粤剧界普遍使用的专业分工创作的剧本中心制不同，香港延续了传统演员中心制的创作模式，即便是「任白」的仙凤鸣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编剧与演员的关系，但是唐涤生的创作依然是以「任白」的表演风格为中心。另外，当时香港的观众对于粤剧的接受主要还以「唱」为中心，观众要求演员要有好的唱功，而剧中唱曲也要有好的唱段，而好的演员加上好的唱段对于一出剧目的成功有著决定性的作用。受到电影都有主题曲的影响，每部剧不但有代表的唱段，还要写作专门的主题曲，因此当时的编剧和演员都很重视曲调的选用与唱腔的钻研，歌词上也更为文雅。这些剧目的推出，吸引了一批高层次的观众、一系列著名的唱段，如《庵遇》《香夭》《乞食》《百花亭赠剑》深入人心，「任腔」「仙腔」「芳腔」「新马腔」「凡腔」也为大众熟知。（三）电影、唱片、电台对于流派唱腔的传播 虽然50年代末的香港粤剧市场衰落，但是粤剧电影业与唱片业十分兴旺。张紫伶关于香港粤剧流派的研究中提出「香港粤剧具有中西合璧、宜古宜今的艺术风格，与电影话剧『文明戏』的互动及高度『自由』的表演舞台有著密切的关联。此外，香港商业化机制下的艺术生态与『老倌』成长的规律、观众影响、大众娱乐也影响著其流派的传承与发展。」这时期粤剧艺人几乎都是影剧双栖的，几乎每一部粤剧都有拍摄电影版本。同一时期电台的流行与唱片业的繁荣也对唱腔流派艺术有所推动，或许是看到了唱片业的利润，名伶新马师曾于1960年创办了永祥唱片公司，除了灌录粤剧名曲，也曾灌录京剧唱片。当时名伶们将代表曲目和主题曲录制完成并倡导电台播放是常见的宣传模式。据资料显示，50年代香港流行的有线电台节目「丽的呼声」，至 1959年初约有65,000听户，听众估计约100万，无线广播电台的听众人数则更多，估算多达200万。但凡有新戏上演，必定要先录制主题曲到电台去播放。电台广播这种形式「只唱不做」，主要播放某一艺人的首本曲，极大地扩大了粤剧艺人与流派唱腔的影响面。例如1959年，邓碧云获得香港电台「娱乐之音」选为「花旦王」。也正是得益于电台的传播，任剑辉、新马师曾、何非凡虽然40年代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唱腔与首本曲到50年代中期之后传唱度与社会认知度再次得到很大的提升。 结 语   总的来看，20世纪50至60年代对于粤港两地的粤剧来说都是重要的变革时期，不同的是内地粤剧是在国家主导下由上而下的制度到观念的变革，而香港粤剧是商业化刺激下文化主体由内而外的自发性变革。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果都促进了粤剧表演艺术的新发展，也为流派唱腔艺术带来了继20世纪20至30年代之后第二个重要的黄金时期。相对于大陆（内地）粤剧以剧本为中心的创演制度带来的戏剧性对于音乐性的消弭，香港粤剧很大程度保留了演员中心制的创演模式和以「唱」为中心的舞台表演特点，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粤剧的传统程式，两地的唱腔艺术也由此产生了审美分化，有关大陆（内地）腔与香港腔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些讨论很大程度集中于内地粤剧唱腔「重声」，其艺术强调以西方戏剧的写实性与戏剧性为标准对于传统的改造；而香港粤剧唱腔「重情」，其艺术始终注重回归到传统与历史中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挖掘，戏剧问题的分歧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根源。随著香港回归后粤港澳三地合作申请「粤剧非遗」，以及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话语之下，两地粤剧的关系也重新发生了变化，有学者言「仿佛又走回重新融为一体的路程中」。但整体看，目前的粤港两地的粤剧文化生态依然有著明显的区别，或许这正是粤剧现代性流动、差异与融合并存的本质，关注文化主体对于时代与环境的回应才是理解文化变迁的关键。当然，变迁与现代性并不一定代表传统的消亡，相反这其实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流派艺术所蕴含的传统中国美学精神与活态表演理论，对于今天的文化创新永远具有价值。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梁宝华 | 香港教育大学文化与创意艺术学系教授、戏曲及非遗传承中心总监 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讨论。粤剧作为中国约400个戏曲剧种之一的传统音乐形式，如何在今天现代化和正规化的音乐教育中继续蓬勃生长，是每一个香港音乐教育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背 景 全球传统音乐一直面临著一系列与传承和可持续性相关的问题。笔者在回顾了有关传统音乐传承的十四个章节后指出，有四个趋势影响著传统音乐的可持续性。第一个趋势是环境转变中的正规化。传统上，民间音乐通过非正式的学习环境传播，而今天，正规学习环境已是普遍的趋势，例如在学校和高等院校中教学。然而，教师可能不具备以典型传统风格和教学方法传授该种音乐的能力和技巧。 转型背景下的政治化是第二个趋势，它反映了一些国家可能会推广其传统音乐，以提升其软实力和对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吸引力。然而，为了迎合一般的观众和游客的口味，传统音乐可能会以不真实的方式来演出。 第三个趋势是转型背景下的西化。在大学课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对传统音乐的传播，由于高等教育源于西方，这些音乐学院的教学方法已经西化。因此，教授传统音乐的教师往往采用西化的教学法，而不是自己的原汁原味的教学法，这可能会阻碍传统音乐和教学法的传承。 第四个趋势是变革背景下的现代化。这一趋势与政治化和西方化有关，而传统音乐可能被用于支援政治和经济目标。在传统音乐的教学和学习中使用现代科技是现代化的一种常见方式。然而，传统音乐原有的音乐性可能会被数位化和录音所扭曲。总之，传统音乐面临著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教师和研究人员很难在现代社会中教授、传播和保护传统音乐。如何通过传承去保持传统音乐和教学法的典型性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以香港粤剧为例，探讨如何加强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粤剧在香港的历史发展 粤剧系两广地区的中国戏剧，是中国约400个戏曲剧种之一。粤剧流行于广东、广西和港澳地区。2009年，粤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粤港两地政府一直重视该流派的保护和传承，以确保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粤剧历史悠久。19世纪末，粤剧在广东省农村地区作为祭祀活动演出。20世纪初，主要剧团在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大城市的剧院进行正式演出。此外，粤剧表演商业化，剧团和艺人之间竞争激烈。在竞争对手极少的情况下，粤剧成为许多城市主要的娱乐项目。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粤剧发展的黄金时期。众多粤剧名伶以个人风格登上粤剧舞台，而众多剧院的建立也促进了粤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电影来到香港，以更低的票价与香港粤剧展开激烈竞争。因此，粤剧的现场表演大大减少，许多粤剧艺术家加入电影业，制作粤剧电影。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粤剧不再像以前那样流行。除了西方电影，西方和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曲也被引进。1967年，香港电视广播公司成立，提供民众免费电视节目。此外，1967年发生的暴动使香港成为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地方。表演行业式微，许多艺术家无法谋生，因此他们移居海外或从事其他职业。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香港粤剧的低迷时期，只有少数伶人和剧团维持有限度的演出。及至2005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粤剧发展基金及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并与澳门和广东联合申报，于2009年成功将粤剧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粤剧在香港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香港演艺学院亦于2013年开办首个训练专业粤剧演员和乐师的学士课程，香港教育局亦于中小学的音乐课程中鼓励教师教授粤剧，并于2012年的中学教育文凭考试的音乐卷中加入必考的粤剧内容。2019年，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落成启用，为粤剧界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演出场地，粤剧演出亦见蓬勃，每年演出场次有增无减。 然而，粤剧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面对巨大的挑战，包括观众拓展（如何吸引年轻一代进入粤剧院）、专业传承（如何鼓励年轻人学习粤剧，成为专业粤剧演员）、普及教育（如何调动学校学生学习该流派的积极性）、政府政策（政府应如何帮助保护和推广这种体裁）等，这些问题推动了以下研究项目的启动，以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2006年，粤剧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粤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图为粤剧《牡丹亭惊梦》剧照（图：香港八和会馆Facebook账号） 观众拓展：于学校教授粤剧 观众代表了粤剧的未来，欠缺观众将会导致粤剧的式微，因此如何拓展观众的质量是关键之一。要培养观众，一个可行的方法便是从小开始，让新一代从小便接触粤剧，这亦是年长观众的经验。音乐是香港小学和初中的必修课，因此在音乐课上教授粤剧可确保所有学生从小接触粤剧。然而，由于香港音乐教师的西方音乐背景，他们在粤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非常有限。在笔者曾进行的一个研究中，邀请到粤剧表演艺术家和学校音乐教师协作教学，在前测和后测中，通过问卷对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学生学习粤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动机明显增强，而初中生则没有显著变化。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包括年龄差异、自我意识和社会文化影响。在教师和艺术家之间进行角色补充的情况下，合作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法。然而，教师对粤剧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有些教师视粤剧艺人为代课老师，把主要的教学工作交予他们，认为自己则可以休息一下；当然也有老师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并提升了自己对粤剧的认识。音乐教师的个人归因可能影响教师是否将粤剧纳入校本课程。笔者的一项纵向研究调查了音乐教师如何及为何会改变想法，从偏好教授西方音乐转为接受并开始教授粤剧。2008年，5名小学音乐教师和2名中学音乐教师参与了为期八周的艺术家与教师的协作教学。笔者分别于2008年及2011年同他们进行了两轮半结构式访问，探讨他们对粤剧教学观念的改变程度。部分音乐教师改变了他们的思维习惯，更喜欢粤剧。结果表明，教师参与非正式的粤剧学习、长时间浸淫于粤剧以及有充足时间进行自我反思，对重新诠释他们的经验和增强他们的信心非常重要，而与艺术家的合作是促使他们改变的另一个原因。 学校粤剧教学的现状是另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透过《音乐课程指引》鼓励音乐教师在音乐课上教授粤剧，但并没有研究表明香港音乐教师在多大程度上响应这个号召。2020年，笔者在香港和广东进行了线上调查，共收集到1,974份有效问卷，并通过多变量变异数分析（MANOVA）和卡方检定（Chi-Squared Test）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香港的粤剧教学时间分配有限（平均约6%至10%）。造成粤剧教学时间少的原因包括相关的师资培训和教学资源不足，导致教师教学信心不足。此外，有中乐背景的音乐教师较有西乐背景的音乐教师更倾向教授粤剧。 总括而言，香港学校的粤剧教学仍然面对各种障碍，包括教师的西乐背景、学生的自我认同和学习动机、资源不足和需要政府的支援等。学习粤剧可能与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有关，但如何平衡课程，在香港仍是一个挑战。 培养粤剧演员   培养专业艺人是保护粤剧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传承模式被视为传承典型性的关键课题。笔者曾执行两项研究，调查粤剧如何通过学徒制和音乐学院传统传承。学徒制是粤剧自20世纪初以来的传统传承方式。Finnegan将「口传」定义为口头的、非书面的、属于民间的教学，教师通常未受过教育，并受社区重视。在笔者的研究中，访谈了五位以学徒制为学习方式的资深粤剧艺人。香港粤剧界采用学徒制的特点如下： 首先，师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准父母关系。徒弟与师傅同吃同住，为师傅工作，与师傅同台演出，潜移默化地接受师傅的艺术、思想和人格熏陶。师傅传授技艺和人生哲学并视徒弟为儿女。师傅收徒弟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传承其个人艺术风格。 非正式学习是学徒制的主要学习方法。师傅可能不会经常教徒弟。相反，学徒通过观察、自我练习、向师傅和其他资深表演者（师傅的朋友）提问等方式主动学习。因此，学习速度相当缓慢。学徒需要大量时间在实践中学习。师傅负责向徒弟传授隐性规章制度、惯例和习俗，因为徒弟需要适应剧团的生活和文化。师傅的另一个责任是带徒弟入行。在过去，任何人都很难进入这个行业。在师傅收徒的同时，徒弟可以在剧团工作。 第二个研究以香港和广东的两所粤剧院校为案例。笔者调查了如何在正规学习情境中培养学生成为专业艺术家。香港的案例是一个四年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而广东的案例是一个六年全日制中专课程。研究人员访问了两所院校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并观摩了课堂教学。研究结果显示，由于粤剧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专业，发展有限，因此两所院校的粤剧课程都面临招生困难的问题。两所院校的粤剧课程都有固定的课程表、课程设置、考核、教学和规范的学习过程。这可能会导致毕业标准化，但也会统一个人风格的发展。此外，两所院校为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有限。许多毕业生表示，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专业领域内学习。 从学徒制到音乐学院传统的过渡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在粤港经济不发达的年代，下层民众可能会把子女送到师傅那里学艺，以谋求一份工作。随著社会的发展，正规教育取代了学徒制，而家长则希望子女通过正规教育晋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认为正规教育更可靠。这种情况导致该专业很难招生。 上述研究为今后培养专业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模式。笔者提出了在高等教育环境中培养专业艺术家的传授模式。粤剧学院有四大要素，包括课程、教师、学生和实习。课程应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机会，使学生能与教师紧密联系，从中受益。其中一项建议是，教师可挑选特定学生作为「徒弟」，进行个别指导并传承个人风格。除了在学院授课外，教师还应该参加专业演出，带著「徒弟」到现场作实习演出，让学生长期浸润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和专业实践中。学院亦应该与业界建立紧密的关系，好让学生在毕业前已经与业界有联系，并了解业界的文化。在解决招生问题方面，学院应开设初级课程，让中小学生尽早参与学习，有助于打好学习粤剧的基础。另一方面，学院也应考虑开设高级学位课程，以培养未来的学院教师和高级表演者。 在学习粤剧中应用科技 现代科技已广泛应用于教育。年轻一代可能认为粤剧是「老套」「过时」的玩意，在粤剧的教与学中采用现代科技，可能会让年轻人觉得更有趣。当粤剧界提出了学习粤剧的具体问题，笔者便尝试透过应用科技进行两项有关粤剧教与学的计划。对于利用课余时间学习粤剧的年轻学生来说，有一个难题便是他们需要在每周上课后练习各种动作。不过，教师们反映，学生在练习时如果出错，可能会养成不良习惯，难以纠正。因此，有必要开发一些设备，为学生提供即时回馈，作为形成性评价。基于这种情况，笔者开发了一套电脑系统，用于对学生的动作进行即时回馈。此外，笔者还调查了如何利用这套系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该系统名为「粤剧动作游戏化评估系统」，采用微软的Kinect硬件作为人体动作检测器。我们邀请了一位粤剧名伶扫描并记录了30个粤剧的基本身段动作，作为学生模仿和自我练习的范本。学生在练习时，其动作将被扫描并与专家的动作进行比较，并对身体的特定部位提供即时回馈并进行评分。 笔者现正进行另一个项目，旨在协助学校音乐教师在课堂上教学生粤剧伴奏拍和。传统上，粤剧是由一组旋律乐器和打击乐器作伴奏，这些乐器在学校并不常见，因此学生很少参与学习粤剧伴奏。由于香港学校鼓励学生在音乐课上制作音乐作品，如何让学生参与伴奏一直是一项挑战。作者开发了一款名为「粤曲拍和」的平板电脑应用程式。该程式提供现场伴奏的乐器音色。下图显示了该应用程式的界面，下方是一个工尺记谱法键盘，而播放机则显示了一首以工尺记谱的乐曲。工尺记谱法采用一些汉字作为音阶的音符。学生可通过该应用程式学习工尺记谱法，这符合教育局在学校教育中推广中国文化的要求。该应用程式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伴奏设备，深受学生欢迎。目前，一项以评估该应用程式可以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中。图为「粤曲拍和」的界面，显示了该应用程式的界面，下方是一个工尺记谱法键盘，而播放机则显示了一首以工尺记谱的乐曲 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粤剧交流 粤剧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发展已超过一个世纪，在广东、香港和澳门都有粤剧的踪迹，亦出现了大量的粤剧名伶。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商业运作和自由竞争的影响，粤剧的发展集中在香港，大量的粤剧演出、电影和唱片等令粤剧颇为蓬勃，然而粤港澳的粤剧在演出、剧目、观众口味等方面开始分道扬镳，如内地把粤剧专业化，由国家支持演员和剧团的开支；但香港和澳们仍然维持商业化的运作，完全依赖观众支持。随著香港回归祖国及国家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香港粤剧亦应跟随这个趋势，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加强合作和交流。笔者于2018年在香港教育大学成立了粤剧传承研究中心，并已经开展了不同的研究、教育和推广项目；研究中心亦在2022年底成立了「大湾区粤剧发展联盟」，参加的一共有十八个来自广州、佛山、东莞、顺德、澳门和香港的高等院校、粤剧学校、剧院和其他有关的机构，并在2022年和2023年举办了两场研讨会和展演交流活动。展望未来，联盟将在演员培训、观众拓展、学校及社区教育、文化交流和政府政策等五方面共同努力，希望把粤剧打造成一项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艺术项目，并以此与其他国家作国际交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由于社会文化的演变，传统粤剧在当代面临生存困境，而世界上所有传统艺术形式都可能面临这一挑战。年轻人可能更喜欢流行音乐而不是粤剧；教师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在课堂上教授粤剧；家长可能会反对子女接受专业培训，而鼓励他们攻读大学学位；正规教育机构可能会忽视典型的教学法，而使用西化和现代化的方法；文化遗产可能因政治和经济原因而被扭曲。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 要成功传承粤剧，我们需要考虑有关教育的课题。一方面，应在义务教育阶段广泛推行粤剧教育，所有低龄学生都应参加，低龄儿童可以毫无保留地吸收粤剧。为了促进学校的传承，职前和在职教师教育计划需要为教师提供相关培训。教师还应学习现代技术并将其应用到粤剧教学中。另一方面，通过培养专业表演艺术家来保持专业的活力也至关重要。一个组织良好、包含学徒制元素的高等教育环境将对粤剧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陈蒨 |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潮人盂兰胜会是香港一项历史悠久的社区宗教文化活动，也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农历七月，不同社区的居民会在地区公共空间举行数天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活动包括演出潮剧、诵经祭祀、派平安米等等。这一习俗由一代代聚居于港的潮州人风雨不改地延续了超过一个世纪。但同时，习俗的传承亦面对众多难题，包括日渐式微的潮剧演员难求、年轻人与传统节庆的日渐疏离、接班人难寻等等。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保育潮人盂兰胜会可以有新的方法吗？传统习俗与现代科技未必无法兼容，而是可以相互融合，使旧日节庆焕发全新的生机与可能性，让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得以传承和延续。 近年，创新数码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给世界带来方方面面的冲击。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等学科应该如何应对和迎接数码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呢？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有著不少优秀的文史社科学者和尖端数码技术人才，我们是否也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把文史社科的研究成果以科技手段转化作应用知识，推动公众历史和文化教育？作为世界重要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应该如何加强以科技推广文化艺术和如何开拓文化创意产业？学研成果可以如何丰富市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文化生活，深化他们的身份认同？ 在数码时代的今天，推广传统文化是否可以有更新颖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怎样记录、传承和推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年轻人关注它们呢？香港树仁大学作为一所在港拥有超过半个世纪历史的、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高等教育学府，近年来积极推广数码人文，致力于藉助数码科技推广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发展应用。作为推动数码人文发展的一员，笔者作了一个新的尝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社区主导项目」和「伙伴合作项目」以及特区政府教育局的「质素提升支援计划」的支持之下，以香港潮人盂兰胜会为案例，结合笔者自2015年以来出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成果，以跨学科的方法和数码技术，于虚拟空间展示和传承人文历史知识，实践数码人文和知识转移。结合文史社科的研究成果和数码科技，以文字、图像、漫画、二维及三维影像和声音，在虚拟空间和元宇宙，让公众以沉浸式的体验方法，了解文史社科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结果，增进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从而加强公众的文化教育和身份认同。 香港潮人盂兰胜会的传承和推广 香港潮人盂兰胜会在2009年被香港特区政府认定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盂兰胜会是在盂兰节举办的活动。盂兰节最早传承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以「盂兰盆」和「目连救母」的故事闻名。目连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的母亲由于生前做了恶事，过世后在地狱饱受煎熬，目连于是请示佛祖如何能够解救母亲，使其摆脱痛苦。佛祖遂吩咐他在农历七月，用盂兰盆盛百味五果，供养十方大德僧侣，最终让母亲离开恶道，脱离苦海。「目连救母」的故事传入中国后，有了提倡孝敬先人、传播孝道的意义。公元538年，南北朝梁武帝以佛法举办盂兰盆会，报答父母及祖先恩德。历代帝皇加以追随，佛教的故事得以结合儒学的孝义发扬光大。唐宋以后，「目连救母」的故事也在民间以戏曲的方式广泛流传，盂兰节被纳入道教的中元节之中，其后在民间更加普及，并且由本来只拜祭先人，扩展至「超幽」，即超度其他非亲非故、不幸过世的亡灵。在民间，有以佛教法会形式举行的活动，称为盂兰法会；也有以道教仪式进行的仪典，称为中元庆典；盂兰节纪念活动也不乏以佛道混杂的模式出现。总而言之，盂兰节有著纪念祖先、弘扬孝道、超度孤魂和普度众生的意义，彰显孝义和仁爱的精神。时至今日，每逢农历七月，全球许多华人社区都有庆典活动，包括潮州、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在早期的香港，市民流行在农历七月十四和十五两日在街边马路摊出祭品、焚烧金银衣，意在纪念先人、安抚孤魂。除街坊自发烧街衣、庙宇举行宗教仪式外，不同的社区组织、行业组织和社团也会在社区筹办盂兰胜会，或以道教仪式举办中元法会，超渡因意外不幸离世的人，祈求阖家平安。据旧报纸的报道，在上世纪有很多社区和社团在盂兰节都有大型的宗教活动。例如，在五十年代，港九鲜鱼行及域多利电车工会在盂兰节设坛念诵、超度幽魂。历史悠久的慈善团体东华三院在1949年还曾请内地数十位法师来港主持盂兰胜会宗教仪式。此外，有些社团所筹办的盂兰胜会有著跨越本地的仁爱关怀。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救华团体、英国筹赈中国难民会香港分会等也在1939年举办盂兰胜会，筹办者不仅超度在临近地区遭遇天灾的同胞，也将仁爱施及在战争中不幸离世的、世界各地的无辜平民。时至今日，每逢农历七月，香港有超过100个于公共空间举办的盂兰胜会或中元庆典，规模大小不一，持续三至五天。潮人盂兰胜会多数是由上世纪从潮州而来的移民发起，他们在农历七月期间于社区内的公共空间搭建临时棚架用作祭神、祭孤魂、唱戏等活动。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有关自然界及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潮人盂兰胜会属于节庆民俗，在中国文化中有著悠久的历史，在香港也广泛流传，既有公众支持度，也有其独特性。在旧时的香港，盂兰胜会是社区重要的宗教活动，可以慰藉人们应对突如奇来的意外和现世生活所产生的不安。社会世俗化下，大众价值观转变，加上社区人口迁移，移民后代于香港土生土长，过去潮人盂兰胜会的宗教、社区、族群基础日趋淡薄，盂兰胜会也日渐式微，其濒危的状况引人关注。在潮人盂兰胜会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潮籍社群、非政府民间组织和特区政府已开展了一系列保护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包括以文字和影像记录、演讲和导览，以做公众教育，还创立了盂兰文化节作宣传和推广之用。 藉助数码科技记录香港潮人盂兰胜会 数码时代下，我们除了运用以上传统的方法记录和推广非物质文化和中华文化，可以如何以其他崭新的方法传承传统文化呢？笔者和团队采用数码科技记录盂兰胜会景况，并利用元宇宙网络化的虚拟现实传承传统文化和民间宗教生活艺术，制作了以下三个数字作品： （一）开放于2021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虚拟实景的疫情下的三角码头盂兰胜会（参见：https://www.spatial.io/s/National-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Virtual-Museum-Hong-Kongs-Hungry-Ghosts-Yulan-Festival-63f72779e9a9ddcfc69ff0c0?share=5186502517065286167）； （二）开放于2022年的虚拟实景360度盂兰胜会导览（参见：2022年香港佛教三角码头街坊盂兰胜会虚拟导览（hksyu.edu））； （三）建立于2021、2022年的两个盂兰胜会祭神用的神棚模型（参见：三角码头盂兰胜会神棚（2022）- Download Free 3D model by QESS @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ongKongShueYanUniversityQESS）[7499c49]（sketchfab.com）https://sketchfab.com/3d-models/2022-7499c49fa6fe4f4bb42ab11cdf1fe238）。 以上三样成果都是由笔者和团队在2021年和2022年根据西区西营盘佛教三角码头盂兰胜会的活动进行拍摄而制作的。其中两个神棚的三维模型使用摄影测量法拍摄了几百张相片，然后以1:1的比例建立模型，并附上文字介绍其内容细节，公众可以用手机或电脑近距离、全方位观察竹子搭建的棚架外观、细节和内部的设置，从而了解与潮人盂兰胜会相关的物质文化。至于虚拟博物馆和虚拟360度盂兰胜会导览，公众可以使用电脑、手机或是VR头盔进入浏览。其优势在于可以让公众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入虚拟空间体验一年仅持续几天的盂兰胜会活动。 虚拟盂兰胜会博物馆为公众提供崭新体验   虚拟的盂兰胜会博物馆是香港第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的纯虚拟博物馆，博物馆本身并没有实体的场馆或展览，只是应用元宇宙的程式让公众在虚拟空间中以自己设计的虚拟化身行走、浏览、探索、拍照，甚至是与馆内其他参观者互动讨论，提供给公众结合现实和虚拟的崭新体验。参观者可以欣赏历史图片、报道、漫画、动画、神棚三维模型和超高清8K解像度的360度全景盂兰胜会影片，以视觉档案资料展示盂兰节的历史和发展，解释旧时香港人在盂兰节的活动，以及盂兰胜会申遗的经历。通过三维模型向社区居民展示如何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限制社交的环境下，人们努力在街头小巷创造一个个小规模的节日庆祝活动，突出了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韧性，展示了社区的筹办者如何根据有限的资源和条件采取的各种巧妙替代方案。最后一段五秒钟的360度全景视频则记录了这个社区举办的节日活动的独特性，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香港日常繁忙街头生活的一部分。公众可以看到社区居民在狭窄的街上临时搭建的神棚，原来的街道因此只剩下一条狭窄的小通道，不时有人匆忙走过神棚，或张望神棚内的情况。在临时搭建的神坛内，数位佛教经师在祭坛前诵经，居民在进行拜祭活动，有些人在观看仪式，也有些人在拍照或互相交谈。这段360度的全景视频传达了社区精神，呈现不同参与者如何带著各自不同的心声，在疫情下相互融合，共赴盂兰活动。 360度虚拟盂兰胜会导览让参观者感受节庆氛围 虚拟360度盂兰胜会导览利用了虚拟实景技术和多媒体的优点，以过百条360度全景影片，重塑了2022年佛教三角码头在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篮球场内举行的盂兰胜会的场景，给参观者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环境。参与者全貌式感受节庆气氛，360度全景探索历时三天的盂兰胜会会场内不同时段不同地方的设置和活动。事实上，用360度全景影片来重塑节日场景、制作导览平台在香港是一项创举，在记录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是别具一格，其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地捕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节日项目的特点，凸显其动态和流动性，呈现活态的文化，以及不同的个人和集体如何经营这一场胜会，表达人们的情感和节日的氛围。导览中360度的视频全方位展示了场内临时搭建的棚架，计有神棚、经师棚、戏棚、孤魂台、大士台、马棚、米棚等；另外，视频也展示了各种别具特色的纸扎祭品、不同时期的宗教仪式、诵经的片段、潮州大戏的精彩影片、准备演出的情况以及公众在不同时间不同形式的参与。360度全景导览以人为本，特别关注场内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和场内节庆活动的各样声音，包括宗教仪式的声音、大戏的音乐、人声等，凸显华人宗教节庆的喧闹气氛。 进入导览的访客彷佛法语中所说的闲逛者「flâneur」，或是英文中所说的「spectator」，是一个在大城市中悠闲游荡的人，很自由地以一个闲逛者的心态到访于虚拟之处的盂兰胜会。访客可以按照自身兴趣，自由选择参观哪一天的活动，这个体验与传统的导览很不一样，它没有设定好的路线，只在地上显示出指示牌，说明去到某一个时间和空间会看到什么，任由参观者选择。访客可以主动去发掘知识和亮点，而非被动地接受导览内的信息，这也与现有的大多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参观者进入虚拟的盂兰胜会场内，看到任何引人入胜之处，便驻足观看，听到任何神秘独特的声音，就可以探索其源头，去聆听节日不同的声音，查探阅读更加详细的解说。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沉浸在节日会场内，会见到不同的人在虚拟空间中走动，包括筹办者、参拜者、经师、唱戏的表演者、文化爱好者、街坊等，也可以观察场内众人在张罗什么或有什么举动，观察他们的身体语言、聆听他们的话语声音、感受他们的情感，了解个人的感情和社区的集体意识以及盂兰胜会所蕴含的多重意义。 运用数码技术制作的虚拟导览展示了大众如何筹办、传承、参与和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目前我们一般常见的记录非遗文化和大师技艺的方式著重权威的传承是很不一样的，它展示的是社区以及普通市民如何抱著各自不同的想法和目的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仪典，为这个节庆赋予意义，其意义除宗教外，也包含著孝思、仁爱，以及社区文化的融合交流。此外，参观者也可以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之间，了解当代各日不同的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解读和对比上世纪老照片，感受非遗文化的流动性变化，理解香港故事的变迁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感受到节日习俗丰富的内涵。虚拟盂兰胜会导览虚拟博物馆地图虚拟博物馆内的360度全景影片疫情下（2021年）佛教三角码头小神坛2022年佛教三角码头盂兰胜会神棚（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数码科技在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独特作用 创科和历史艺术文化的结合，最具前瞻性的优秀案例莫过于清明上河图和敦煌壁画数码化。这两项经典文化遗迹的数码化都说明了创新数码科技是吸引公众关注传统艺术的有效手段，它能够成功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潮人盂兰胜会作为香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民间的宗教活动，也蕴含著孝义、仁爱和社区精神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它在世俗化的香港日渐式微，大众和年轻人对它也不甚了解和关心。虚拟博物馆和虚拟360度全景导览分别运用新颖的数码技术和元宇宙空间，吸引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让大众有机会以创新的手段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复杂意义，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了解个人和社区精神的联系，品味社区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多样色彩。虚拟博物馆和360度全景盂兰胜会导览作为数码人文历史的成品，也实现了文化、教育和娱乐的结合。未来笔者也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数码人文历史成品，期望未来不同地区如潮州、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能够在虚拟空间展示盂兰节的不同活动，让身处不同社区的华人都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所展现出的多元性，甚至开发出游戏程式，推广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升大众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发展科技文创娱乐经济。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施仲谋 | 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教授 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饱经洗礼与考验，沉淀出今日的熠熠光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新一代的香港青年人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懂其内涵、爱其精神——中国语文教学自然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一向较为强调语文能力训练而忽视中华文化传承。直至1990年的《小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始正式要求「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所认识」。2002年的课程指引，将语文学习分为阅读、写作、聆听、说话、文学、中华文化、品德情意、思维及语文自学等九个范畴，目标才算较为完整。 2002年，中国语文新课程颁布后，怎样系统地把繁富的中华文化结合「中文教学」「品德情意」和「从生活中去体现」的教学目标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至于如何制订各个学习阶段的学习大纲，编订合适教材，以培养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感情，建立文化自信，这是我们关心的重要议题。 编定适用于青少年不同成长阶段的中国语文科中华文化教学教材 2003年，为落实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关于中国语文科中华文化教学的宗旨，本人开始在香港大学组建研究团队，以全面建构渐进式和系统化的文化学习模式为目标，为各学习阶段制订学习大纲，然后依此编订合适教材，并组织学校进行教学实验。 中华文化的范围非常广阔，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各阶段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发展亦各异，我们需制订一套配合不同学习阶段的教学大纲。中华文化教学在中、小学不独立设科，而是作为中文科的一个学习范畴，因此教学大纲可配合中文课程的实施。 （一）初小阶段 《中华经典启蒙》的选材经过广泛咨询，最终选定82篇代表性篇章。研究人员选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孝经》《治家格言》等启蒙书籍以及一些千古传诵的诗文，并配备名家的朗诵示范。从教学角度而言，小学的基础教育，影响学生最为深远。从小培养学生的诵读兴趣，对提高文化感悟和语文能力，至为重要。生动的诵读，可以提高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发展形象思维，还有陶冶品德的作用。 （二）高小阶段 本阶段采用「诵读经典原文」的模式，依据文化内涵丰富、思想内容健康、语言精炼优美、易读易诵易记、联系生活实践等五项原则，摘录经典原文中的片段和选取诗词名篇，并配合朗诵示范。我们选材时，尽量涵盖经、史、子、集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然后分门别类，加入注释、语译，提取文化要点。教材通过深入浅出的评析及点拨式的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图文并茂，以增强学生自学兴趣；并以选择、判断、填充、配对等命题方式，进行阶段性的评估。 《中华经典导读》的选材经过详细讨论，最终选定100篇代表性篇章，各按作者或作品时序排列。经典及散文多为节录，诗词亦以简短为主。入选的篇章，力求语言精炼生动，声调铿锵优美，宜于诵读。所有资料全部上载于网站。 （三）初中阶段 初中中华文化教学大纲参照初中中文科课程纲要，并参考其他有关文献，《中华文化承传》订定24个范畴，共222篇文章。现表列如下： 1. 神话故事2. 民间传说3. 社会习俗4. 传统节日5. 河山风貌6. 名胜古迹7. 情操礼仪8. 康乐文娱9. 饮食文化10. 工艺服饰11. 语言文字12. 修辞语汇13. 伦理道德14. 经济贸易15. 交通传讯16. 科学技术17. 文学作家18. 名篇佳作19. 艺术欣赏20. 人文教化21. 治乱兴衰22. 历史人物23. 学术思想24. 宗教信仰我们采用「知识小品文」的模式，透过轻松活泼的叙述笔调介绍文化知识，力求做到趣味性、知识性、文学性与现实性兼具。「趣味性」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性」用以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文化，并掌握其精华；「文学性」是指善用诗词韵文、警语名句贯穿文章，以富有文学色彩的笔墨感染学生，引起共鸣；「现实性」则用来拉近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将「知」与「行」结合起来，在生活中体现、践行优秀的中华文化。 （四）高中阶段 参照香港新高中中国语文科与通识科课程大纲，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中华文化撷英》订定8个研习专题共154篇文章。兹表列如下：1. 政治与发展2. 经济与生活3. 文学与人生4. 艺术与审美5. 科技与文明6. 伦理与教化7. 思想与社会8. 传承与交流文章体式采用「评论式小品文」，透过具思辨性的、深入浅出的笔触评介文化知识，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网站教材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在经过编者一定的理解和消化后，将文化知识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带给读者，它没有学术论文的晦涩和繁冗，尽量避免注脚和征引原文，偶然引用原典，都尽可能清晰交代。此外，我们对各种材料都尝试在归纳整理后，力求以浅白的语言带出，与读者建立沟通的桥梁，而不会使人望而生畏。 多年来，研究团队得到优质教育基金的支持，在相关研究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基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教育界和社会广泛的认同。研究人员成功举办了系列大型文化讲座及工作坊，吸引了近万名师生参加，在香港、内地、台湾等地的研讨会上作了多次学术报告，收到热烈回响。研究成果《中华文化承传》《中华文化撷英》《中华经典导读》《中华经典启蒙》四套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香港传统文化》一书，则由中华书局出版，深获各界肯定。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内地陆续出版简体版丛书，风行全国，并远播欧美。其中《中华文化承传》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选为「全国青少年百种优秀图书」之一。同时，「中华文化教与学」网站亦已成功构建（参见：https://www.eduhk.hk/chineseculture/），以期为莘莘学子及热心中华文化人士提供网上学习资源。  关于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在现代社会教学中的应用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在优质教育基金的支持下，移师香港教育大学，进行了以下三项研究计划： （一）《论语》与现代社会教学实验计划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国学，国学的精华在经典。《论语》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典籍，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结集。《论语》成书距今虽然已经两千多年，但书中蕴含了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是中学生的理想德育教材。本计划撷取《论语》的精髓，按内容主题编成共12个单元的教材。教材内容广泛，由浅入深，并于香港17所中学进行教学实验。 研究人员编著《论语与现代社会》一书，由中华书局印行；并建立网站（参见：https://www.eduhk.hk/analects），配备有声书，目的是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多接触经典文言，以便认识、反思、认同优秀的传统文化。「『学论语·做君子』生活营」于2016年复活节期间，假大埔的生活书院举行。生活营的对象为香港初中学生，主题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活动包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团队活动「挑战自我」 「不知其人可乎？」：趣谈文化──孔子知多少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诵读《论语》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歌曲唱咏 「游于艺」：手工线装书工作坊 「人之初」：「我的蜕变」──团队活动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衣冠文物之「华服篇」 「圣之时者」：《论语》在现代社会 「再遇孔子」：参观香港教育大学博物馆 「吾日三省吾身」：总结分享 「生活营」藉系列多元活动、讲座，提升参加者对《论语》和国学的兴趣及认知，培养学生成为有中华文化底蕴、品格良好的谦谦君子。 （二）《三字经》与现代社会教学实验计划 早在宋朝，《三字经》已作为儿童的启蒙教材，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教科书。《三字经》以「人之初，性本善」起篇，依次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七情，四书六经诸子，历史朝代更迭，最后以奋发勤学、显亲扬名的事例作结，可说是最浅显易懂的国学入门读本。对小学生而言，诵读《三字经》等于熟记了许多常识、掌故及历史故事，还可将学到的内容作为立身处世的典范，领会做人的道理，因此《三字经》一直以来都是儿童启蒙教材的首选。研究团队把《三字经》内容分成八大单元，每单元设若干课，共45课，供香港28所小学的老师在课堂施教。 香港教育大学作为教师摇篮，一贯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发展。为增进师生交流协作及丰富学生实践体验，灵活运用资源，同学参与了插图及录制有声书。我们编订《三字经与现代社会》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设置教学网站（参见：https://www.eduhk.hk/analects）可方便同学全天候学习。 计划配套活动多元化，当中以「三字经亲子营」最具特色。亲子营于2019年复活节，假沙田慈航学校举行，参加对象为香港高小的学生和家长。主题为「孝道、文化与教育」，活动包括孝道（亲子课堂）、文化与教育（家教、师教）、礼仪工作坊、歌曲欣赏（说唱艺术工作坊）、《三字经》定静练习、德育故事分享（孔子、颜渊）、手语带动《孝顺不能等》、亲子关系文化讲座、夫妇关系文化讲座、《三字经》知识大赛、扇面制作工作坊（孩子制作礼物送给家长）以及心得分享（反思和感想）等环节。亲子营藉多元活动，增进学生与家长对《三字经》的认识，强化参与家庭的亲子关系，并推广中华传统家庭伦理。 （三）从诗词欣赏到品德情意教育实验计划为落实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初中阶段中文学习领域的教学目标，教研团队聚焦研究中华古典诗词欣赏，结合学生生活，探讨文学作品的品德情意教育功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们在28所中学进行实验教学，编写《诗词欣赏与品德情意》一书，送赠全港中小学及公共图书馆。研究人员建立网站（参见：https://www.eduhk.hk/poetry/），研发手机流动应用程式「诗赏品德」，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基础教育影响学生一生最为深远。培养学生从小的朗诵兴趣，是提高学生文化感悟和语文能力的一项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至于朗诵的内容，优秀的古典诗词正是最佳的学习材料。所谓「声入心通」「口诵心惟」，通过生动而有感情的朗诵，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化的感悟，还可以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和能力。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美德，如尊重、诚实、勤奋、坚毅、谦厚、礼让，更是重中之重，是教学上最难处理的问题。应该从小培养，以达至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根据中华诗词的常见主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品德情意条目，把教材分作八大单元，内容如下： 单元一：家庭伦理。本单元选材以家庭伦理为主，展现亲子之情、夫妻之情、手足之情，作品包括《诗经·小雅·蓼莪》《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曹植《七步诗》、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木兰诗》、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单元二：待人交友。本单元选材以友谊为主，展现待人之道、友侪之情，作品包括陶潜《移居》（其二）、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维《渭城曲》、杜甫《客至》、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单元三：端正品德。本单元选材以道德品格为主，展现诗人高尚的品德情操，作品包括张孝祥《念奴娇》、文天祥《过零丁洋》、王冕《墨梅》、于谦《石灰吟》、郑燮《竹石》、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二）。 单元四：拥抱自然。本单元选材以山川风物为主，展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意趣，作品包括王维《山居秋暝》、李白《望庐山瀑布》、杜甫《望岳》、杨巨源《城东早春》、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单元五：知识学习。本单元选材以学习为主，展现好学精神、学习之道，并劝勉读者爱惜时光，作品包括杜秋娘《金缕衣》、颜真卿《劝学》、苏轼《题西林壁》、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其三）、陆九渊《读书》、朱熹《观书有感》、钱福《明日歌》。 单元六：人生态度。本单元选材以各种人生观为主，展现诗人悲天悯人、关爱众生之情，胸襟豁达、逍遥自在之意，作品包括王维《终南别业》、李白《将进酒》、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单元七：家国情怀。本单元选材以爱国精神为主，展现诗人忠心为国、胸怀天下之情，作品包括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翰《凉州词》（其一）、陈陶《陇西行》（其二）、王昌龄《从军行》（其四）、（其五）、杜甫《春望》、李煜《虞美人》。 单元八：生活情趣。本单元选材以琴、棋、书、画、酒为主，展现诗人陶冶性情、游心于艺的雅趣，作品包括韩愈《听颖师弹琴》、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其二）、苏轼《石苍舒醉墨堂》、杜甫《画鹰》、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结 语   研究人员编写专书，建立网站，设置应用程式，目的是引起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大家提升语文水平，加强文化素养。除了以制订文化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和进行教学实验作为重点项目外，我们还举办了教师工作坊、文化讲座、微电影创作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以鼓励老师、学生与家长主动参与，从活动中学习优秀的中华文化，并著重启导和反思。 研究团队期望能引起海内外文化教育界先进者的注意，进一步就每个阶段的文化教学做深入探讨，以促进21世纪中华文化教学的全面推进，并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高峰 | 紫荆杂志社主任编辑 香港，位于中国南部、珠江口以东的繁荣国际大都市。在摩天大楼、车水马龙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曾在这片土地上融合生长，形成了香港文化如今交错多元的气质。中华文化是香港建阜的根基，外来文化是香港历史的烙印。于世纪之交重回祖国怀抱的香港，将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吸收焕然一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香港文化输入鲜活血液与旺盛活力。 香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特别与岭南文化天然相亲。但因居于边陲之地，地远人稀，几千年来香港几乎都在被动接受中华文化影响，其文化难以开创自身气候。这一状况自1841年开埠后发生改变。随著内地战乱频仍人口南来，西方列强窥伺中国盘踞于此，东西文化一时间因缘际会交流碰撞，蔚然形成有别于中华文化的独特风貌，并一度为内地民众所热捧，香港独特而重要的文化地位逐步确立。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正是对香港文化独特地位的现实肯定及未来期许。 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文化优势 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文化优势来自其中西交融的特质。长期以来，这一特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观念被广受认可，以致其如何形成逐渐不再被深入探究。但这一问题却是关乎香港文化发展命脉的关键所在，也是香港能否发挥中外文化交流作用的关键所在。 具有中西融合特质的香港文化，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产物。自1842年脱离文化母体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可选择地走上了形塑这一特质的道路。 1841年开埠之前，位处中国东南边陲的香港岛只有数千人居住，彼时的香港虽历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但文化氛围依旧稀薄。开埠之后，内地人口陆续来港，第一次人口大增长始于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大量士绅商人为躲避战乱纷纷涌港。在太平天国由兴而衰的十几年间，香港人口增长了5倍之多，增至十几万人。内陆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的传播逐渐变得广泛而深入。此后，伴随著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一次次动荡，这一人口和文化「南来」的模式一再上演，香港文化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越加厚重。 与此同时，英国管治者也开始在此推行西方文化，并以管治阶层的身份优势将西方文化塑造成为「高等文化」，培植西方文化模式下的当地精英，形成极具现实实利的示范效应，深刻影响了香港社会的文化认知和文化选择。 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小小的空间里碰撞、渗透、交融。居住其间的香港人多是为逃离动荡寻求安稳而移居于此，生存是最紧迫的现实，也因此在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往往选择一种退让调和的姿态以便安身立命。这种生存的权宜之计客观上带来了中西文化的某种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奠定了香港文化的特质。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随著香港经济的腾飞，社会各领域均获得发展，其中也包括文化。从七八十年代至今，香港中乐团、香港话剧团、香港芭蕾舞团等文化艺术团体仍是香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随著艺术机构陆续成立，香港影视产业也步入黄金期。一时间，香港文化传播所及，不仅覆盖了中国内地、台湾、澳门，还辐射至周边国家和地区，一些领域甚至产生了国际影响。 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中国传统武侠故事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元素，开创出「新派武侠小说」的新路向；李小龙的功夫电影，以西方电影的叙事模式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仅为香港打造「东方好莱坞」奠定了基础，更令以「功夫」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世界性的传播；吕寿琨、王无邪引领的「香港新水墨运动」，以「水墨」这一中国传统绘画为媒介，结合西方艺术精神，塑造了中国画的新面貌……凡此种种，无不带有鲜明的中西融合的印记。 正因为这一特质，香港成为东西方瞩目的文化交汇地与天然的中外文化交流地。香港特区政府也积极作为，发布一系列文化政策，举办多种文化活动，致力于把香港发展为世界各地文化艺术组织和机构交流及合作的中心，至今已经与20个国家签署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不断加强文化联系、促进文化合作。特区政府近年最为人所关注的文化发展举措，当属兴建西九文化区。西九文化区集表演与展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志在打造一张最突出的香港文化名片。这些努力，立足于香港中西交融这一文化优势，顺应了国家政策与时代潮流，令人们对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充满期待。 香港保持文化优势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香港当前的文化影响力与其历史上一度辉煌的阶段难以比肩。每年备受世界瞩目的各大展览和拍卖，香港只不过是一个热闹的卖场——这是展览业的成功，却不尽是香港文化的成功。西九文化区直至今日的表现仍然未能达至人们对它期许。究其根源，在于当前香港文化自身的发展后继乏力，它似乎逐渐失去了融汇中西的能力，变得单薄苍白，缺乏生气。在这个热闹的文化卖场中，香港文化不是主人，而是一个落寞的看客。文化优势的消退，令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一愿景，变得艰难被动，处处掣肘，缺乏主动的战略和坚实的基础。 这一困境是如何出现的，要从历史中去找根源。香港文化在历史上盛极一时，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胜利。但所谓融合的成功范例，其内核根本上仍是「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以中国文化为内核、吸收西方文化的方式，无论最终所达至的形态如何，其质地还是中国式的。形式上脱离母体，不能改变其实质仍然是母体文化的衍生。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彼时「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只是中华文化在过去时代的结晶。被迫脱离母体后，香港文化与中国持续发展的文化割裂开来，失去了供血的脐带。在一段时间的消耗之后，渐渐显示出成长的乏力，难以继续发展。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文化便已难维持之前的盛况。香港作家西西将香港命名为「浮城」，表达的正是香港文化界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和断根之感。随著香港一代文化大师的逝去，香港文化骤然黯淡，香港文化的现实困境愈发明显。文化大师的逝去似乎也是一种象征，是香港文化寻找新出路的开端。只有寻找新出路，才能突破自身困局。 面对这一情形，一些香港文化人试图在本土寻找摆脱困境的力量，制造某种进一步脱离中华文化母体的所谓「本土文化」的幻象，这种建立在虚妄之上的努力必然难以成功；还有一些人试图在西方文化中寻找出路，这一错搭血脉的做法，也必然归于失败。 香港文化如何解困？回顾香港文化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能否在母体文化中获取滋养，才是它兴衰的关键。香港文化只有再一次从母体文化中获取滋养，才能走出困境。只不过，这一母体文化不仅是香港曾经熟悉的、蕴含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更是具有时代生命力的、鲜活的当代中国文化。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这三种文化是具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文化，她在传统积累的基础上，经过当代变革的淘洗和浸染，既具有历史传承又饱含现实关怀，虽仍在继续成长完善，却因贴合中国实际而最具活力与前途。香港文化所需要的滋养，正蕴含其中。如果说曾经的香港文化，其形成有赖于陆续「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今后的香港文化，其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深入「北上」，去亲近、理解和吸收当代中国文化，这是大势所趋。香港文化只有整体逐渐向「北」，才能摆脱其局限于狭小空间、经营孤岛文化的困境，慢慢融入文化母体，成为文化母体的一个独特组成，持续不断从中汲取力量。9月30日晚，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指导、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的「月来越好·欢乐湾区」大型无人机表演在香港维港上演。2,400架无人机变换组成「嫦娥奔月」等各种造型，展现中秋节日习俗、国庆祝福等内容，为欢度中秋、国庆佳节的香港市民带来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 香港重建文化优势的未来路径与展望 一个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立，首先需要这一地区有坚实而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依托，否则这一中心难以建立，或侥幸一时建立，但脆弱易逝，难以长久。香港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目标尤其宏大艰巨，更加需要自身文化优势的重建与复兴。这种重建与复兴，正如前述所言，要回归融合于中华文化，回归融合于富有生命力的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当代中国文化。这并非是一个能够轻易达成的目标。文化的回归融合需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在现实推进中更需循序渐进，从情感共鸣点著手、从文化相通处突破、从潜移默化中培育，久久为功，才能获得整体性的进展与飞跃。 （一）在情感共鸣中寻求文化回归融合的基础。两地民众血脉相连，情感相通，尤其民间往来共鸣处甚多，其中尤以民俗为甚。民俗不仅统一著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著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承载著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连接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香港对中国民俗有良好的传承，虽历经百余年的港英管治依然完好留存，这是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融合的重要基础和天然桥梁。通过两地共庆节日，举办民俗活动，不仅令香港文化可以更深入地回归传统文化，而且借由与内地的交流互动，认识、接纳、吸收富含当代中国文化内涵的民俗文化，从而令香港文化向中华文化的回归融合由传统连接到当代，成为香港文化向当代中国文化回归的重要接口。 （二）在文化相通处探索文化回归融合的路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粤港澳三地要发挥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彰显独特文化魅力，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共同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岭南文化与香港文化有著天然的亲缘关系，借助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建设人文湾区的契机，充分调动香港民众对岭南文化的深切记忆与历史纽带，进一步增强香港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循此路径进而上升为向当代中国文化的回归融合——将香港文化纳入到新中国伟大建设的历史格局，纳入到现代中国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进程，纳入到几千年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谱系，从而全方位、整体性地纳入当代中国文化之中。 （三）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文化回归融合的土壤。文化回归融合需要文化认同的土壤。长期以来，受复杂因素影响，香港学校教育淡化中国历史，尤其是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近现代史，部分学校甚至取消了独立的中国历史科，使得一些香港青年缺乏家国情怀意识与文化认同观念，这成为香港社会推动文化回归融合的巨大障碍与潜在隐患。在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转变后，香港特区政府著力推动改变香港青少年历史教育，多所学校开始推行国安教育，新增国安必修课程，同时以促进学生交流为契机，组织学生到内地参观访问、鼓励香港青年到内地创业就业，加深香港青年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在这一转变中，尤其要注重近现代以至当代的国情教育，不仅要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更要特别增强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认同。在香港社会逐渐培养文化回归融合的土壤，通过对一代新人潜移默化的薰陶培育，推动香港文化的回归融合，已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意义重大，不仅事关香港自身发展，更事关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在这一进程中，香港不应甘于做一个单纯的文化交流场地，这难以支撑起持久而稳固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之地位。香港需要在新时代再次回归融合到当代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以更平等、更从容的姿态与西方文化对话交流，创造出中西融合的新境界，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凝结出新的文化结晶，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与不竭的力量。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宋小庄 | 华南师范大学港澳台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客座教授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中国有延续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此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苏冷战结束。西方世界发表了很多分析文章，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大胆推测，世界历史「终结」了，世界将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天下，前苏联和新中国意识形态和文明将从此结束。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提出「文明冲突论」，发现了所谓苏东解体和中亚地区的断裂带，推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激烈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亨廷顿猜对了。南斯拉夫后来分解为七个国家，前苏联也解体了。如俄罗斯加入欧盟，前苏联文明也就会消失了，但美欧偏偏不让，怕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北约不但不解散，还要沿断裂带分批东扩到黑海，俄罗斯岂能善罢。美国和北约企图迫使中国走西式道路，想让具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在这样那样的冲突中消失。 在美苏冷战结束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面临新的挑战：美国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等「新冷战」，这应当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另一个新起点。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科技和民生等已有长足进步，到了《史记·管晏列传》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阶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都是新起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坚定文化自信 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过「文化自信」的要求。2016年，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从而形成了「四个自信」。此后，十九大、二十大报告都分别提到「四个自信」。 建立文化自信，在什么国家都不容易，中国尤难。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有上下五千年、文明不中断的治国理政历史，其文化传承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简直是恒河沙数、浩如烟海、衡石量书、汗牛充栋。任何人皓首穷经，也难通读。二是历经社会时代变迁，所保留的传统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辨别。三是受历朝政局影响，相激相荡，相互诋毁，形枉影曲，并不少见。鉴往知来，借镜观形，进德修业，古为今用，谈何容易。了解中国经史子集的学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化自信，超凡入圣，才能做到。但通过简易速成之法，掌握中西文化特征异同，做出选择，就不会太难。以选举为例。西方选举文明形成较早，加之话语权优势，常有高人一等之感。中国政治文明虽开端早，但选举文明起步较晚。中国曾经长期实行「贤人政治」制度，不论是协商、推举、九品中正、科举考试，大致都如此，其历史渊源来自《尚书》。其实《尚书》也有「民主」一词，但「民主」不是指选举。《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代夏作民主」，此处的「民主」，都是「为民作主」之意。中国人才选拔制度，强调治国的贤德和能力。《礼记》有《大学》篇，后被列入四书，提供了人选的修炼之法。 对西方的选举与中国的「贤人政治」不妨做出以下比较区分：（一）西式选举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对多数当选制不足半数，但绝对多数当选制必然过半。古代中国「贤人政治」虽无选举，但有「内圣外王」的人选，如再选举一下，应是大多数当选。 （二）西方选举的选民基础可根据社会经济情况逐步扩大，体现直接选举的优势，但没有解决被选举人的「贤能」问题。中国古代却先解决「贤能」人选产生难题，然后才解决较容易解决的选举问题。 （三）西式投票简单明了，可以表达民意，投票结果被赋予正当性。这对当今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四）西式民主选出来的人一旦发生偏差，可在任期届满时纠错替换，就等下一任再选，但任前、任内考察监督不足。根据「贤人政治」产生的人选，事先经过考察监督，减少任内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任内仍可监督。如要替换，用举荐或选举制度替换，也都可以解决。 （五）西式民主对个别重大事项臧否，可采用「选民投票」方式，行使直接民主，也可避免当政者的专断。这对当今中国，局部地区、局部行业、企事业单位举行选民投票决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选举制度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产生更佳人选，对治国理政有更积极的效果，萌生更坚定的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 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持开放包容态度。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著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并列举了诸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观点。 其他人文方面之例还有不少：中国经籍西传在清代就很盛行，《论语·颜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联合国的信条，老子思想在德国很受欢迎，《孙子兵法》在美国有很多粉丝，英国学者用心收集中国科技史材料，世界不少汉学家花大力气研究中国学问，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对外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品，中国是欢迎引进的。许多内地出版社有计划地、系统地、高质量地翻译了世界各国不同学科的名著和名篇，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随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国国力的强大，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兴趣会更大，对中国的研究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论语·季氏篇》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这说明中国乐意听取世界各国朋友的意见，有互相平等交流的传统。 坚持守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6月2日，他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对守正和创新作了进一步深入阐释。他说：「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宋代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治国基础教本《大学》在其中，「内圣外王」就是特定问题上的守正和创新。朱熹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可见《大学》是有助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守正做人、创新做事的教材。 （一）《大学》的纲领 程子章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明明德」和「在止于至善」，就是「守正」。「在亲民」，就是创新。对「在明明德」，章句说：「《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朱熹对《康诰》《大甲》《帝典》作注说：「康诰，周书」「大甲，商书」「帝典，尧书，虞书」。这就等于要把《尚书》通读一次。《尚书》是中国夏商周政治学，《荀子·劝学篇》说「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但该书「诘屈聱牙」。《康诰》是指周成王讨伐管叔、蔡叔后，把殷商遗民封给康叔，周公根据成王的告诫命令，写成《康诰》，要求康叔尚德慎刑，善于用人，接受殷民，访求殷地保民之法，施行德政，安定殷民，继承文王基业，善良、安定、革新殷民。实际上要求康叔守正，有所创新。 《大甲》是大甲继承帝位后凶恶残暴，不守先祖成汤法典。由伊尹代大甲处理国政，放逐大甲守丧，教导大甲讲求忠信，以桀为戒，勤于政事，注意品德容止，不要辱没祖先的训词。历三年，大甲幡然醒悟，伊尹勉励大甲以成汤为榜样，告诫天下百姓只归附仁德之人，修善积德，永不懈怠。君臣合作，鬼神才能庇佑。这说明大甲如不守正，就只能守丧反思，醒悟后才能执政守正、创新。 《尧典》是指帝尧将逊位于舜，史官作了尧典，颂扬尧的功德。处理政务，敬慎节俭，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虑通达，宽容温和。上下发扬才智美德，家族亲密和睦，辨明百官善恶，诸侯协调和顺，天下友好和睦。尧让舜嗣位无非也是相信他可以守正和创新。 上述《尚书》的不同篇章说明，尽管古今情况不同，守正和创新都一样要明白国家治理的德行、德政和指导思想。就这三篇而言，守正不等于守旧，也包含了革新。 对「亲（新）民」，章句说：「亲，当做新。」，就是把「亲民」解释为「新民」。朱熹注认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程子章句中还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照朱熹注的说法，就是「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程子把「亲」解作「新」、朱熹认为是革其旧、盘铭要求三新、《康诰》要求作新民、《诗·大雅·文王》要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有强烈创新意味。如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但非不择手段，总有一天可能「内圣外王」。对「止于至善」，程子分别引述《诗·商颂·玄鸟》、《诗·小雅·绵蛮》、《诗·大雅·文王》、《诗·卫风·淇澳》、《诗·周颂·烈文》等五首诗。章句解释说，「诗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又解释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以上引诗五篇，都说明止于至善，达到仁、敬、孝、慈、信的境界，通过传道、自修、威仪，要求民不能忘，才符合德治要求。 （二）自身修养与辨明本末的关系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后，程子章句强调修身的重要性：「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说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修身是能益智的。儒、道、佛、医、武都有修身的不同要求，但儒家经典大都不说，道家、佛家经典则有讨论。先秦诸子很注意这方面的修为。 程子章句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熹注还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对「本末」「始终」「先后」做了解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章句又说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对此，朱熹注还说：「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词。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也。」这是说，做事的本末、始终、先后，都有显著而细致的区别。 （三）内圣外王的回望与前行的八段路径 程子章句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倒序说。如顺序说，则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逻辑关系。1.格物与知至的关系。程子章句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为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换句话说，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际工作中，要注重调查研究，这就是格物致知，找到规律性，发现新的知识，但随著社会的发展和学科的分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观察理解、掌握分析事物方法不同，都不能忘记对「明明德」的守正和创新。 2.意诚、心正与身修的关系。程子章句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对守正和创新，也要诚意。即使一人独处，亦应如此。 章句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对守正和创新，也要正心，在诚意和正心的基础上，就可以修身了。 3.身修与家齐的关系。程子章句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这说明个人身修之后带动各家的道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要这样做。 4.家齐与国治的关系。为此，程子分别引述了《尚书·康诰》、《诗·周南·桃夭》、《诗·小雅·蓼萧》、《诗·曹风·鸤鸠》等。章句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人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齐家和治国很有关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从各家庭推广，扩散到全国去。 5.国治与天下平的关系。程子章句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谓「絜矩之道」，就是讲究分寸，不能失偏，方能传扬世界。 对「絜矩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的运用，程子章句认为要点有三：一是先慎乎德。程子分别引《诗·小雅·南山有台》《诗·小雅·节南山》《诗·大雅·文王》等三首。章句说：「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巌巌，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先慎乎德，民之所好，就是守德之人，在上者尤要谨慎、与民同欲。 二是处理好内外、德才的本末关系。章句分别引《尚书·康诰》《国语·楚语》《尚书·秦誓》等三篇。章句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晋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些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扬世界的内德外财本末关系具有借鉴意义。三是以义为利，谦卑举贤。章句说：「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惟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鲁国贤大夫仲孙蔑）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扬世界也要讲求谦卑举贤、以义为利。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景从美苏冷战结束后30多年的历史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处于顺境。西方国家鼓吹所谓「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前者是指煽动有违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的消失，包括前苏联文明和中华文明；后者则蛊惑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冲突，包括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两者共同目标都是让所谓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主导世界。他们声称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远比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少，美国经常打著此旗号与非自由民主国家打仗，鼓吹所谓「战争（颜色革命）正义论」，以战争名义企图让其他文明终结。 美国为了维护世界霸主的地位，在中国GDP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时，开始对中国实行一系列围堵遏制政策。由于自顾不暇，该等政策启动比原来慢。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才启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并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拜登上台后，似有变本加厉之势。 但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有有利的条件。一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没有中断，体现了其自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华文明还有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征，虽不主动挑起事端，但得到人民的支持，可从容接受挑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宪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到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被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必将经历国家建设成果的检验。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儒家经典思想分不开，将《大学》「内圣外王」之道贯穿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并得到传承发展，必将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刘敏华 | 马来西亚港澳商会副主席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加强海上合作，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成为新的时代目标。2023年，马来西亚作为东盟重要成员国，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达成了全领域、多方位的开放发展新模式，收获了一系列共建成果。 十年间马来西亚同中国深入共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或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 - 经济举措。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已成为该倡议的重要参与者。事实上，东盟的十个成员国全部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国，这使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完全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府间组织之一。东盟是继印度和中国之后第三大人口密集地区，预计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东盟正经历著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以互联互通加速发展为标志的数字革命。 然而，有一个东盟国家在真正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五大核心原则方面，以及对中国、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价值方面非同寻常。这个国家就是马来西亚——它位于该地区的中心，是东盟国家中与邻国接壤最多的国家。从本质上讲，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大熔炉，是全球第二大华人华侨群体的家园。这不仅使它成为世界跨文化交流和学习的典范，也有利于国际商务和交易，特别是与中国的往来。尽管英语是马来西亚的非官方商务语言，但在马来西亚3,200万的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华人，其数量相当于香港的总人口数。最重要的是，许多人不仅会讲普通话，还拥有读写能力。香港是约两万名马来西亚人的家园，他们在东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结互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来西亚港澳商会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促进马中全领域、多方位协同发展 只要速掠一眼地图，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征也就变得更加易于理解了。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马六甲海峡使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的守护者。在15世纪，传奇的中国探险家郑和在他的七次远航中，五次途经并停靠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港口，甚至在港口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如今，每年40%的全球贸易和80%的中国原油进口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因为它仍然比次一级最佳路线快33%。由于海上运输仍占全球贸易量的95%，这一趋势不太可能很快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马来西亚仍将继续作为东西方之间的重要海上通道。在外交领域，马来西亚与中国长期保持著良好关系。1974年，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盟国家，两国即将庆祝50年的友谊。冷战结束后，中国应邀参加了1991年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并于1996年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了两个东盟国家，分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后在2022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同批准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马来西亚是中国2022年第九大贸易伙伴。在经济领域，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合作已经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东海岸铁路和沙巴天然气管道。东海岸铁路是一项总投资655亿令吉（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的铁路基础设施项目，连接马来西亚半岛的东西海岸。这不仅将缩短海岸之间的旅行和运输时间，还将提高马来西亚的总体连通性，促进经济的公平发展。沙巴天然气管道是东部沙巴州一个总投资为38亿令吉（约合人民币60亿元）的石化管道建设项目，旨在解决该地区长期存在的电力短缺问题，并增加就业机会。在新经济领域，阿里巴巴及其子公司菜鸟正在利用马来西亚强大的现有基础设施网络改善其在东盟内部的连接性。阿里巴巴正在计划吉隆坡设立一个区域配送中心，扩大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航空货运网络，并与当地公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例如，菜鸟一直与马来西亚国有邮政快递公司（Pos Malaysia）合作，开展末端投递服务；蚂蚁金服一直与马来西亚的一家数字支付公司（Touch N’Go）合作，发展电子钱包解决方案。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数字自由贸易区，消除准入门槛，鼓励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发展。该项目是同类型项目中的开山之作，标志著面向未来的数字化经济转变。在金融领域，马来西亚一直处于全球伊斯兰金融行业发展和成长的前沿。例如，马来西亚是全球伊斯兰债券发行中心，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伊斯兰金融服务理事会会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Board)的总部也设在马来西亚。由于许多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是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和香港都可以在这个新行业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前者在伊斯兰事务方面拥有专业知识与经验，而后者则作为一个成熟的全球金融中心扮演著重要角色。最后在教育领域，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于2013年正式邀请厦门大学在吉隆坡开设分校。该校区于2015年正式开放，成为中国公立大学首个在海外设立的分校区，对马、中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总结而言，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马来西亚与中国达成了全领域、多方位的发展与协作。展望未来，相信马来西亚、香港及中国定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下一个十年共同创造又一个光明的未来。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王冰玲 | 集友银行业务总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广大华侨华人和侨企踊跃参与，既是「一带一路」共建者，也是「一带一路」共享者。从诞生起就烙下「华侨基因」的集友银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与侨商侨企联系紧密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华侨金融创新发展，全方位布局华侨金融服务，打造特色鲜明的华侨华人专属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通过强化与沿线各国的合作，挖掘沿线区域的市场潜力，带动国内外市场「双循环」发展，进而可以极大地增进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通过合作共赢，中国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内生动力、工业进程等都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深化了中国和沿线各国的合作关系。在此十年间，海外华侨和侨企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集友银行华侨金融为之应运而生。 华侨华人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特殊力量 首先，我们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的开放前沿和产业高地，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产业基础最扎实，通过立足于「一带一路」的大平台，大湾区的发展红利、技术经验和产业需求将向中国经济腹地加速延伸，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与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深度联接，更好地带动内地及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其次，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中孕育了中国最大的华侨群体，广东与福建两省作为中国最大的侨乡，粤闽籍华侨华人广泛地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而华侨华人正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资倚重的力量。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约有6,000多万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其超过3,000万的侨商侨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资源，积极挖掘海外侨胞所蕴藏的能量，有利于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再者，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动过程中，华侨华人有著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华侨华人是推动建立政治互信的桥梁，也是畅通经贸合作的纽带。他们既能为中国经济建设带来资金、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外，深度融入当地社会，了解所在国的营商环境和商业规则，拥有著极强的双向推动能力，能有效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华侨华人既是「一带一路」共建者，也是「一带一路」共享者，发挥好华侨华人的作用将会有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在6月7日「一带一路」十年成果和愿景——紫荆文化论坛上，集友银行举行「跨境业务与华侨金融部」揭牌仪式发展华侨金融是集友银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路径 集友银行以华侨金融为自身使命和责任担当。回溯集友银行与华侨金融的渊源，创行80年来一直是集友银行的责任和担当。集友银行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1943年倡办，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有极高影响力。长期以来，集友银行践行嘉庚精神，坚持「以行养校」的创行初心，先后投入集美学校股息及红利超过28亿港元，长期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目前集友银行华侨华人资本占比近三分之一，可以说从诞生起集友银行就烙下了深刻的「华侨基因」。随著「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和惠侨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加入。集友银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侨为桥，助力侨企侨人的发展，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为这个与祖国骨肉相联的海外群体提供专属金融服务，期望赋能华侨华人经济圈高质量发展，而这也是集友银行当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弘扬集友银行嘉庚精神的最有效的路径之一。 集友银行开展华侨金融的愿景与布局 集友银行新成立了「跨境业务与华侨金融部」，立足香港，联系内地和海外，开启华侨金融服务的新篇章，以专业化、广泛化、特色化、精细化服务的「专广特精」的更高要求，开启新的国际化布局，扎根香港并服务「一带一路」沿线的优势和特色，广泛团结海内外侨胞侨眷，持续推动华侨金融创新发展，打造特色鲜明的华侨华人专属银行，致力成为华侨金融优选银行。一是构建服务网络。经过多年发展，集友银行及母行厦门国际银行形成了「以内地为主体、以港澳为两翼」的战略布局。未来集友银行将积极依托战略布局优势，沿著「海上丝绸之路」，将金融服务从内地沿海省份、香港、澳门向东南亚辐射，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中资企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提供全方位、国际多元的金融服务。二是创建服务标杆。2022年12月，母行厦门国际银行已参照国家、金融行业相关标准，结合多年服务实践经验，研究制定并发布了中国境内业界首个华侨金融服务标准。该标准将全面打造华侨金融企事业客户、个人客户和同业客户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线上、线下、合作金融服务渠道建设，对推动华侨金融服务的标准化建设、专业化发展和同业实践具有参考意义。集友银行将在此基础上，立足于香港，联接中国内地和海外，进一步推动特色化华侨金融服务标准建设。三是打造专属服务。根据当地客户具体侨情，从资本来源、企业规模和产业分布等多个方面对客户进行分群，根据华侨华人企业的特色需求作出快速响应，通过融合线上和线下，打通资产端和负债端，为华侨华人客户群量身定制华侨金融跨境一站式服务，内容涵盖跨境结算、跨境外币交易以及跨境融资、财务顾问服务等，切实满足华侨华人企业跨境金融的个性化需求。四是三地协同联动。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借助集友银行及母行厦门国际银行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的境内外布局以及多牌照优势，搭好金融服务「桥梁」，支持「一带一路」企业对外发展，通过三地机构联动开展跨境结算、跨境融资、基金债券以及商投联动等，延伸海外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以三地机构资源最优组合服务侨企侨人。五是建立生态联盟。紧密联动具有华侨华人背景的海内外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及侨商协会等，通过经验交流、信息共享、业务合作等形式，逐步建立特色化的华侨金融生态联盟，共同开辟服务华侨金融客户的渠道，加大对侨资企业及侨胞眷属的金融支持。厦门国际银行和集友银行以全方位的跨境金融助力华侨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侨企侨人。这不仅是赋能华侨华人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集友银行弘扬嘉庚精神，秉承初心，致力于成长为华侨金融优选银行的必由之路。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何泺生 | 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全球化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可靠的公共产品。美国以货币霸权谋取单边利益而未能履行财政纪律，导致危机产生。世界范围需要一种国际货币，香港在后美元时代亦应重新审视联系汇率制度。 「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力量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在此后分别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简而言之，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化发展，即认为我们都生活在地球太空船上，不论喜欢与否，我们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这种开明的观点并非所谓「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政治口号」，而是对事实的陈述。联合国于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呼吁所有国家采取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到2030年人人享有和平与繁荣」，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不谋而合。可持续发展意味著生存，不可持续发展意味著灭亡。生活在21世纪，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如果世界各国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蛮力、技术影响力和剥削他国为手段，寻求实现「利益最大化」，那么世界将无法生存。我们需要科学、务实及负责任地管理「地球（全球）事务」。美国的赤字财政酿造危机 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正面临一场危机，这是由于其未能履行财政纪律所致。该国毫无节制的军费开支令人震惊，超过排名其后的10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由于联邦债务已高达31.4万亿美元并且还在上升，美国只能通过发行更多的国债才能维持收支平衡。正如预期，美国提高了债务上限，因此可通过借入更多的钱以避免违约。至今为止，美国一直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因此美国能够以极低的利率借款。美国国债被认为是世界流动性最高的资产及经济危机期间的首选资产。许多评论家认为，目前世界上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他们说得没错，但这是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发行如此多的债务。全球国家的央行都需要美国国债作为关键的储备资产。矛盾的是，美国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促成了美元的特殊地位。这种「国际货币架构」既不公平，亦不能持续发展。不公平的原因是这种架构允许美联储印钞，而美国可以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保持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因为美国向其他国家所需支付的欠款利息远低于其他国家需要向美国支付的借款利息。美国每年的国际收入账户均有盈余。然而，当今的地缘政治及美国对美元的滥用正导致人们纷纷逃离美元。毫无疑问，美国今后将不得不为其借款支付更高的利率。此外，世界需要更多的公平和包容性。最重要的是，以美元霸权为象征的单极世界是无法持续发展的。所有国家都需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美国也不能例外。国际货币架构改革的建议 为了建立一个体现平等、负责，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更加公平的世界，人们不会期待出现另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货币，无论这种货币是什么。笔者提议引入一种基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及主要商品生产国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国际记账单位。在拟议的货币篮子下，篮子中每种货币都经过GDP加权。如篮子中的每种货币按通货膨胀指数进行调整，我们将得到一个代表稳定的全球购买力单位的指数化国际记账单位，将其称为世界货币单位，并将未进行指数化的货币篮子称为标准货币篮子。尽管除美国以外，任何国家都未曾发行如此多以主权货币计价的债务，但所有政府和私人借款人都可以发行以世界货币单位计价的债券。全球以世界货币单位计价的债务池子将足够大，可以成为替代美国国债的储备资产，并建议允许世界货币单位计价的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以首选货币计价的世界货币单位的现行价格，以其期望的任何货币赎回其所持债券。「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全球实现和平与繁荣，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全球公共产品。打造更加公平的国际货币架构是全球公共产品的应有之义。作为一个创新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可以通过推行国际记账单位的理念，引领国际货币架构的改革。在这种新的国际货币架构下，人民币和任何其他货币都不会成为另一种「超级货币」。不仅债券可采用世界货币单位计价，商品价格也可以世界货币单位进行报价。由于世界货币单位已按通货膨胀指数进行调整，有关交易商品实际价格的信息将立即透明化，效率将得到提升。这将有助于遏制投机活动，促进全球经济更加稳定。在大规模去美元化之后，香港有理由重新考虑其目前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我们可以重新选择钉住标准货币篮子，而非钉住美元。甚至可以在市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顺利过渡到新的钉住汇率制。此外，由于钉住相同锚定物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将非常稳定，因此随著越来越多的货币钉住标准货币篮子，某种货币集团或将会形成。正如国外专家所证实的，这将会有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

赵雨乐 | 一带一路文化鉴识专业协会主席、香港文博教育资源集团主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了彼此进行互利共赢的贸易外，更是充满了地域互动的文化故事。历史、文化与人文教育之间息息相关，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一带一路」故事需要重视「以实证史」的文物作用。香港应利用好博物馆和公众收藏的资源加强人文教育，发挥自身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在各国的共同协力下，取得了骄人的成续。除重视亚非欧等地区的交通、港口等基建项目，以营造彼此互利共赢的贸易环境外，中国亦重视文化交流，更多从历史角度探讨地缘文化合作的基因。「一带一路」涉及错综复杂的时代变迁，从汉代以来努力拓通「陆上丝绸之路」，以至唐宋以降，经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而进入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充满了地域互动的文化故事，值得各国的尊重和学习。如何从过去的历史文物中，掌握更真实的「一带一路」联系，更应该是今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思考保育「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课题。 讲好「一带一路」故事需要重视「以实证史」的文物作用 中国需要利用文博教育资源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 「一带一路」故事。地域间的文化交流通常有一些文化隔阂，例如当中国人去到阿拉伯地区，由于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差异，双方往往缺乏一种打开交流的工具。但如果在文化交流中以共同的「以实证史」的文物为介，则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找到双方的共通点，从而促进交流。当提到唐代的文物，如果这个文物与阿拉伯的宗教信仰有关，对方马上会有一种文化认同感。所以重视在文物上寻找共同的情感共鸣点，对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找到很多「以实证史」的文物。长沙窑中绘画的鱼龙「摩羯」(Makara)，正是保护阿拉伯商船出入平安的神明，并成为当时中亚、南亚、中国的共同文化信仰，其形象广泛流行于唐代的金银器上。千禧年前后，陆续在中国南海至印尼水域打捞出来沉船，例如阿拉伯商船「黑石号」，以及中国南宋商船「南海一号」，船上各种珍贵器物，都是古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实证。这些活生生的教材，大可以融为东亚、东南亚历史的一部分，是「一带一路」交流的个案典范。由此可见，历史、文化与「一带一路」息息相关。 图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俑」。这件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图：陕西历史博物馆）香港应利用好文博教育资源加强人文教育 香港过去忽视了文化对其他社会因素的促进和联系作用，缺乏把贸易、金融等社会活动与文化串联起来的环节。香港拥有丰富的文博教育资源，但是当学生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时，学生反而会对馆中的文物产生距离感。这是因为香港的学生并不了解这些文物当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和历史。香港作为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利用好文化这个途径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将会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的影响范围和经贸文化交流网络。香港应充分利用好公立博物馆和公众收藏的文化资源，这将有助于建立整全的国民身份认同。尤其在外力不断挑战下，文博培育将是中国坚固不移的堡垒，并成为世代存留给子孙的宝贵资源。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