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蜀永 | 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日军在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中，犯下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本文根据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战争罪行审判」电子资料库（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等文献，对日军在港残杀战俘及医护人员，进行大规模扫荡并拘捕、拷打、残杀新界村民等累累罪行进行深入研究，将鲜血淋漓的真实历史画面公诸于众，帮助读者了解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

香港军事法庭的建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击香港。经过18天的战争，英军于25日无条件投降。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暗无天日的沦陷时期，日军在香港犯下了无数严重的战争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决定在远东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争罪犯，乙级和丙级战犯则交各国军事法庭自行审判。日本战犯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甲级战犯属于策划和指挥侵略战争的人，第二类乙、丙级战犯属于违反公认战争法规的人，此类战犯占战犯中的大多数。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东京设立，专门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与东京审判同步进行的还有在各受害国（中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苏联等）组成的军事法庭，对乙、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7月，在约一万名抗战胜利后被拘留在港的日本人当中，239人被列为战争罪行疑犯，部分因证据不足而被遣返归国，也有部分人被转移到亚洲其他地方的军事法庭。 

英国驻港陆军司令根据皇室授权，在香港设立了4个审理战争罪行的军事法庭，审理香港岛、九龙、新界，以及发生在台湾、上海、惠州、日本和公海的案件。 

第一次审判涉及大屿山银矿湾惨案，开始于1946年3月28日。最后一次审判时间是1948年12月20日，涉及日军在上海的大拘捕。香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延续了两年零八个多月。 

香港军事法庭审理的46宗案件当中，30宗案件在香港发生，案发地点横跨港九、新界和离岛等地。在受审的122名嫌犯中，21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终生监禁，85人被判半年至20年徒刑，14人被判无罪。 

2008年至2010年间，香港大学法律系外国学者林顿（Suzannah Linton）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英国陆军部档案WO235中，整理出1946年至1948年间香港军事法庭的法庭纪录。香港大学图书馆将这一批档案电子化，建立「香港战争罪行审判」电子资料库（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以便公众查阅。 

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看到有关资讯后，决定利用这批档案资料对香港沦陷期间日军的战争罪行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计划得到香港梦周文教基金会资助，用时两年得以完成。

日军在香港的战争罪行

（一）香港日本宪兵队架构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宣布投降，次日，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即授命野间贤之助，以150名宪兵组成香港宪兵队。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香港宪兵队改由香港总督指挥。野间贤之助的部下除了150名宪兵之外，还包括250名辅助宪兵、2,500名华人宪查、500名印藉宪查和60至70名密侦。香港宪兵队的大本营位于战前的香港最高法院（日治时期被称为香港宪兵队本部），设有「庶务课」和「警务课」。庶务课下设「经理班」和「卫生班」，管理一般的行政事务。「警务课」则负责管理军警、民警和各个地区宪兵队「特高班」。香港宪兵队辖下有五个地区宪兵队，分别为香港岛东地区宪兵队、香港岛西地区宪兵队、九龙地区宪兵队、新界地区宪兵队和水上宪兵队。各地区宪兵队的架构与宪兵本部大致相同，均设有「庶务班」「警务班」及「特高班」等组织。在地区宪兵队之下还有派驻不同地点的宪兵派遣队和分驻所，管理香港不同地区。各地区宪兵队均由一名队长统领，他们都需要根据野间的指令执行任务，并要就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定期向野间汇报。 

新界地区宪兵队在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总部设于粉岭安乐村，负责管辖新界的多个宪兵派遣队。1942年8月，香港宪兵队第一次改组，新界地区宪兵队被裁撤，原有的管辖范围交由九龙地区宪兵队接收。同月，日军成立上水宪兵派遣队，当时仅为一个细小的组织，部址设于上水围一处名为「西江园」的民宅。由于部址不敷应用，宪兵队后来同时征用一街之隔的旧上水警署。1945年2月，香港宪兵队推行了第二次改组，上水宪兵派遣队升格为上水地区宪兵队，成为新界北各个宪兵派遣队的总部。上水地区宪兵队下设沙头角宪兵派遣队和元朗宪兵派遣队，以及大埔宪兵分驻所和青山宪兵分驻所。稍后成立于深圳南头的宝安宪兵派遣队同样由上水地区宪兵队管辖，可见该队的管辖范围已延伸至香港边界以外的一部分地区。  

日本的宪兵分为两类，在国内的称为「敕令宪兵」，主要的责任是维护军纪，同时也有对平民进行思想控制的责任；在国外各作战区的称为「军令宪兵」，直属派遣军总司令官，其职责是保障军队安全、防止反战宣传、对付游击作战、检举可疑分子，亦潜入敌方收集情报、暗杀或从事恐怖活动。「军令宪兵」的职权显然要大得多。香港宪兵队即属于「军令宪兵」。沦陷期间，日军对香港实施的是军事管制，主要靠宪兵队进行。宪兵队可以说是权倾一切。日军在香港的战争罪行，大部分与宪兵有关。

（二）日军滥杀战俘 

1941年12月，日军在进攻香港的过程中，在西湾山高射炮站、筲箕湾慈幼会修院、黄泥涌峡、浅水湾等地，使用残酷的手段攻击、杀害失去战斗能力的被捕战俘和医护人员，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 

1941年12月25日早上6时左右，日军闯进当时英军用作战地医院的圣士提反书院，随即展开残酷的大屠杀。圣士提反战地医院由军医伯南克上校（Col. Black）主理，他与另一名军医云妮上尉（Capt. Whitney）以及7名护士，一同照顾被送到医院的伤兵。在惨案发生前，超过200名伤兵被集中在书院的大礼堂接受治疗。在临时病床上的伤兵，大多都伤得卧床不起，他们手无寸铁，有的只是绑在头上的绷带和用以固定断骨的夹板。纵使学校的塔楼上高悬著鲜明的红色十字旗，外墙又漆上硕大的红色十字标志，依然无法阻止日军大开杀戒。 

日军闯进礼堂后，二话不说，每看见一张病床，都用刺刀狠狠地捅下去，大量躺卧在病床上的伤兵就这样被刺死。伯南克上校和云妮上尉尝试跟日军说明情况，指出圣士提反书院是一间战地医院，要求日军停止屠杀，但两人都被日军冷血地杀害。     

可以走动的伤兵和医院职员被搜身之后，最初都被一同送到储物室。伊莉沙伯·费度（Elizabeth A. Fidoe）是战地医院的一名护士长，与两名护士和数个伤兵被带到独立的房间。不幸的事情在入夜时候发生，两名日兵进入房间，命令她们站立起来，贯首彻尾地看著她们半个小时，随即带走其中一名护士。不久之后，日军回来把她们带到一间小书房。这一间书房内有5名华人妇女，地上有床铺，书房外还有一间小浴室。日兵就这样来来回回，逐一将书房内的女性带到浴室强奸。后来，一名日兵借口要替伤兵包扎，要带走其中一名护士。护士们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于是坚持要跟她走在一起。数人被带到另一个房间之后，日军随即强奸她们。守在门外配有刺刀的日兵不断呼唤其他士兵进来发泄兽欲。几位护士后来被带回书房，但日军的兽行在这一个晚上重复发生。 

其他被俘虏伤兵的遭遇也颇为凄惨。被困期间，他们再次被日军搜身。日军的目标显然不是搜出武器或危险品，而是这些伤兵身上的财物──手表、戒指和金钱等都被日军抢走。每隔半个小时左右，都会有伤兵被抓到走廊处决。加拿大兵轩达臣（E. J. Henderson）和麦凯（Mackay）先后被日兵强行拉走，大家听到他们发出的凄厉叫声，但没有看到他们回来。 

史超域·伯格（Stewart D. Begg）是香港义勇防卫军的士官长，伯格太太在圣士提反书院战地医院担任护士。12月26日早上，他前来寻找妻子，看到的却是伯格太太与另外两位护士史密夫太太（Mrs. Smith）和毕斯顿太太（Mrs. Buxton）的尸体被摆放在一起，三人的尸体都是赤裸的，只以一张毛毯覆盖。巴莱特上尉（Captain James Barnett）是加拿大军的随军牧师，他在12月26日早上获准察看战地医院劫难过后的惨况。原本充满伤兵的大礼堂共有约70人被刺死在床上，向日军抗议的伯南克上校和云妮上尉的尸体残缺不全、支离破碎。横尸于走廊和楼梯的麦凯和轩达臣，双眼、耳朵和舌头均被切走，犯罪手法极为凶残。

（三）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和拘捕行动 

香港沦陷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为对抗日军入侵，在新界展开了游击战。亦有英军在游击队和香港居民的协助下，从日军的集中营逃亡。为了清剿游击队，日军经常在新界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拘捕大批村民，施用酷刑迫使他们供出有关游击队的情报。许多村民宁愿遭受皮肉之苦，也绝不出卖游击队，更有不少村民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9月，九龙地区宪兵队台籍翻译林台宜在西贡被游击队俘虏。日本宪兵因此对西贡的黄毛应、大蓝湖、界咸、蚝涌、大洞及南围等村庄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宪兵认为西贡界咸村是游击队的据点，因此9月26日该村有不少村民被捕。村民李业、尹新奇、刘牛、刘宁、谢佑芳等五人被宪兵虐打致死。村长谢恩亦被日军抓捕，审问期间，他被打至口吐鲜血及白沫，左臂骨被打断，断骨更插穿皮肤，露出皮外。他难抵受伤带来的痛楚，最终在2小时后死亡。 

黄毛应村是港九独立大队的一个活动据点。1944年11月7日，黄毛应村民邓戊奎、邓福、邓寅发、邓安、邓新奎、邓三秀、邓石水等被日军逮捕，并被带到村口的教堂进行审问。邓戊奎回答黄毛应村附近没有游击队，随即被日军连番掌嘴，并用竹杆打至跌倒地上。日军踩著邓戊奎的四肢和腹部，又用竹杆猛插进他的口里。之后他再被日军悬挂在教堂的梁柱「吊飞机」。日军还拿来一堆杂草，在邓戊奎下方放火焚烧。他全力挣扎，令缚著他的绳子断掉，人从高处跌落下来之后，日军再次殴打他，并重新将他吊起来放火焚烧。前后重复5次，历时半个小时。邓戊奎的双腿被烧伤，一度无法走动。与他一同被捕的村民同样遭到宪兵纵火焚烧和施以酷刑。经历一轮折磨后，邓福的脊骨严重受伤，邓安被严重烧伤，其后更因而死亡。

1944年3月，大埔宪兵派遣队的2名印籍宪查被游击队抓走。5月，属于该队的元州哨站受到游击队袭击，而且被放火烧为灰烬。10月左右，该队的一名传译员亦被人捉走。日军因而在大埔周围展开围捕。 

1944年12月28日，大埔南华莆村民郑保、郑贵、林华、林侨惠、林宠锡、林瑞祺、林侨章等被拘捕到大埔宪兵部审问，受到严刑拷问。郑保是南华莆村村长，审问期间，他除了被施以灌水刑外，还被日军用砖头击伤腿部，使他双脚流血。日军还用电线绑住他的脚拇趾，拖拉移动，百般折磨。返回囚室后，他告诉被捕的村民不能承认是游击队员，否则整个村都会被日军杀灭。翌日，郑保再次被审讯折磨，并于十数天后去世，遗体被日军丢弃在林村河旁。 

1945年6月16日，九龙地区宪兵队在元朗八乡附近采取行动，拘捕游击队队员。日军先拘捕了上村的村长杜月强，再到村民范国良家中，搜查他的住所，并把二人带到莲花地村。日军指控范国良私藏枪支，并怀疑他窝藏共产党军人，而杜月强被指是游击队队员。日军向杜月强灌水，并用秤砣锤击他的双手，强迫他认罪。日军把他的双手绑起，带到屋外庭院准备处决。  

此时范国良也被命令走到屋外，日军用枪柄击打他的背部，并放军犬咬他的颈部及手臂，连衣服也被撕破。此时，一名日军用刀指向他的喉咙，另外两名日军分别用枪对准他，并用力踩他的腹部，迫使他认罪。他否认控罪，三名日军再次跳到他的身上，踩踏他的身体。他最终晕倒。

为了杀一儆百，日军之后勒令在场村民排列成一行，观看杜月强被斩首的过程。一名日军用一把长刀，把杜月强的头砍下,并向其尸体连开六、七枪，鲜血不断流淌出来。约两小时后，范国良才恢复意识。当时日军已经离去。他已被折磨得无法站立，只见杜月强的尸体在其附近。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9-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