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亲华 |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长  四十年前198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醒目的标题即映入我们的眼帘：《邓 小平谈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设想》。其开头语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6月26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到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 一的一些设想」。这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 想》的重要谈话，是迄今为止发表的最能体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经典力作， 主要内容涉及「一国两制」构想的六个重要方面，故被外界称之为「邓六条」。那么，「 邓六条」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个重要谈判一次重要会议和一篇重要文告催生出一个伟大的科学构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作出调整对台大政方针的战略性决策。这个方针的调整首先是和中美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表示接受邓小平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条件（即撤军、废约、断交）。 在中美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下，经过紧张谈判，1978年12月16日，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上，「美利坚合众国政 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建 交为中国调整对台工作方针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正是基于上述国际国内背景，邓小平开始对国家统一战略进行新的思考。1978年10月，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期间，在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邓小平说 ：「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11月14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1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更加明确表示，「台湾归还中国， 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根据现实情 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就解决台湾问题先后作了八次重要讲话，其主题是「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邓小平的这些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使用了「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代替了「解放台湾」 的提法，标志著对台工作方针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对台工作方针的崭新面貌首次体现在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中，其要点有三：（一）「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二）「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 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三）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告台湾同胞书》勾画出一幅「一国两制」方针的雏形，标志著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一天，全国政协就《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讲话。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布《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两岸关系发展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四大决策」打破台湾当局 「三不政策」，开启对台工作新局面 事非经过不知难，要打开对台工作新局面并不容易。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曾预言，我们要重新评估国共两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还有分歧，需要一段时间互相了解。果不其然，面对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台湾当局一概称之为「统战阴谋」。1979年4月4日，蒋经国更是提出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 「三不政策」。开始和缓的两岸关系一度陷入僵局。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杨力宇教授（资料图片）但是统一的大门一旦打开，要想关闭绝非易事。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政策， 台湾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反响热烈，纷纷举办座谈会、研讨会，发表对两岸和平统一的看法， 提出各种主张和设想。台湾民众开始突破台湾当局的禁令，希望降低两岸敌意，恢复正常往来。两 岸民间交流先自海外开始。一些主张和平统一的组织也开始成立。对此，邓小平审时度势，作出「四大决策」，以破除阻碍两岸关系重重阻力。 第一大决策：重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文革」期间，对台工 作遭到严重破坏，一度陷入瘫痪。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于1978年7月恢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任组长。为了适应对台工作的新要求，邓小平作出调整和加强对台工 作领导机构的决策。1979年12月17日，邓小平在胡耀邦关于建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由邓大姐（邓颖超）任组长，重大事情我可参与。」27日，中央批准改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邓颖超任组长，廖承志任常务副组长，罗青长任副组长。邓颖超虽然年高体弱，但对工 作抓得很紧。1980年元旦上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新年的爆竹声中，中央对台工作开始进入快车道。 第二大决策：以蒋经国为突破口，建立两岸对话新途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不久，中央即在党内发出《关于对台工作的两项通知》：（一）大力宣传《告台湾同胞书》，把党的政策渗透到台湾去；（二）调查台湾重要线索，集中于中央，统一安排，选择使用。此文件表明，中央为做台湾当局的工作，开始为重建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联系谋篇布局。谁是两岸对话的最合适人选？首先浮现在邓小平脑海中的是蒋经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两人曾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同一个小组活动，来往密切，但自从两人离开苏联后，就再未谋面。邓小平曾明 确表示，国共两党领导人坐下来谈，和谁谈，和蒋经国谈。蒋经国在台湾同胞的心目中，是个成功 的领导人，只有他才能说了算数，不跟他谈，我们跟谁谈呢？因此，当时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以蒋经国为对手，举行国共第三次和谈，来解决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为了重建与蒋经国的联系，邓小平想了很多办法。首先，通过与蒋经国熟悉的外国政要传话。1980 年5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时第一次向蒋经国传话。他说，「 我们现在还是以蒋经国先生为对手。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在我们这一 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其次，通过海外华人华侨建立联系渠道。当得知国民党元老陈济棠之子，美籍华人陈树柏同蒋纬国很熟，同年9月9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 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再次托美国华人 协合主席李耀滋给蒋经国传话，「你下一次有机会去，给我带个口信给蒋经国：我们年纪都大了， 为子孙后代著想，为我们民族著想，在我们这些人在世至少谈起来，谈起来以后，大家再把问题摆出来，例如，他们谈三民主义，究竟能不能统一中国。我们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讲我们的道理。」再次，是通过公开呼吁传递信息。1981年10月，北京各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 会。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出席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大会上以中共负责人身份，邀请蒋经国等一从国民党元老及台湾当局党、政、军领导人，亲自来大陆看一看，并向台湾当局传递了重要信息：「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陵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难道蒋经国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先生的灵柩迁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还主动调整国共两党关系，对国民党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第三大决策：发表文告书信，阐述主张、陈以利害、晓以大义。针对台湾当局将中共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一概斥之为「是一种统战手法，完全不足信」的论调，邓小平表示：「其实，他们没有研究、也很不了解我们对台湾问题所采取的合情合理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怀疑我们的诚意。蒋经国认 为我们的提案不过是统战的手段而已。我们说，不是手段是原则。」为了打消蒋经国当局的顾虑，经过中央多位领导人反复思考，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针对海峡两岸迫切关心 的实质性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具体阐述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这是首次将「一 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的集中体现。针对「叶九条」，10月2日，邓小 平表示：「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1982年1月11 日，邓小平会见李耀滋时，第一次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归结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著想和对待这个问题的。说什么「统战手法」，我们不搞。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同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这是新时期对台工作的一个重大举动。 在此之前，蒋经国发表了一篇悼念其父亲蒋介石的文章，表达了「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 的发愿，并写道：「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这篇文章被时任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后，迅即向邓小平汇报，在邓小平的决策下，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其父廖仲恺与蒋介石均为国民党元老，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廖承志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情真意切，文采斐然，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即 「三思」：「愿弟慎思」、「望弟再思」、「尚望三思」，呼吁蒋经国「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 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这封信发出后各方反响很大， 其中引用的鲁迅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为大家称道不已。据台湾相关人说，当蒋经国看到这封信后「为之动容」。这封信的主旨不仅是邓小平和廖承志商定的，发表的方式也是由 邓小平亲自批示谋划的：「三条路子、三管齐下」。所谓「三条路子」，第一条路的就是，到邮电部用电报给蒋经国发出去，先发到香港，通过欧洲落地以后，再发往台湾。第二条路子就是，新华社先发预告，再发通稿。第三条路子就是，通过香港能进台湾的报纸把这封信先登出来，再将报纸送进台湾。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不仅表现出邓小平的伟大胸怀，而且信中有些微言大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局促东隅，终非大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徙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 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基乱。愿弟慎思。」「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 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近年来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美西方等外部干涉势力，在台 海兴风作浪，甚嚣尘上，可见当年邓小平、廖承志的眼光是何等敏锐、何等长远！第四大决策：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我国现行宪 法是1982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发展的需要而修订的。台湾问题是这次修宪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宪法要对此作出专门规定。为此，宪法中有两处作了规定。在序言中写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 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 定。」彭真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第31条的规定，正是 考虑到台湾实现和平统一后，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特殊情况的需要而增加的，是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基本立场。以国家根本大法方式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明确规定，有利于打消台湾某些人士所称的「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疑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保障。  「邓六条」成为「一国两制」 科学构想经典代表之作载入史册 历史车轮进入1983年。两岸间的坚冰开始融化，一股清新的政治气象已然在台海上空形成。 春节前夕，廖承志、汪锋主持召开了四次座谈会：一是「两航起义」人员、老邮电职工座谈会；二 是原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座谈会；三是在台湾上层有亲友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四是对台湾影响较大的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座谈会。座谈会主要是解释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吸取他们的意见。 3月9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听取他与台湾当局领导人包括蒋经国接触的情况介绍。邓小平询问了蒋国经的近况，并表示：蒋经国如想通了，可以做一些对他们蒋家有利的事情 ，包括对他父亲，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写得好一些。 6月4日，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我们充分考 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这一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正在稳步推进。经过「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的实践，邓小平对台湾回归后的制度安排也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思考，进而作出权威性论述的条件日臻成熟。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一年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合适的时机就是1983年6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之后，这个合适的人选就是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杨力宇，生于南京，1949年随家人赴台，196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并移居美国，时任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兼中国研究所主任。自1979年1月至1982年7月，先后11次访华，向美西方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成果。其言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反对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他是西方最早为邓小平作传的学者，其撰写的《邓小平传》在1978年《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年鉴发表后，引起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1983年3月，美国旧金山举办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杨力宇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将「中国统一之展望」列为讨论会的专题之一，邀请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统一问题。会上，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丘宏达发表的「台湾关于统一的观点」引起与会者关注，被普遍认为反映了台湾当局观点。丘宏达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统一的条件从表面上看相当合情合理，而且似乎也同台湾的现实相符，但台湾方面还是给以消极反应。他分析其原因复杂，包括国民党认为过去同中共打交道吃了亏；大陆虽然提出和平统一倡议，但行动上对台湾似乎并未和解；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比较 复杂，操之过急，可能引起动乱；担心统一实现以后对台湾今后的命运没有可靠的保证；关心大陆本身政治上是否能长治久安等等。基于台湾方面的疑虑，丘宏达提出四条建议：（一）台湾拥有自卫权，包括在实现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都有购买足够防御性武器之权；（二）统一之后不得单方面更改有关统一的协议；（三）台湾实行「完全的」自治，不是「高度」自治；（四）在对外关系和国际组织中，台湾保有适当的地位。丘宏达认为，如果能提供这些条件，而且大陆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那么台湾方面的人将愿意考虑和平统一。 同年6月19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杨力宇第12次来到北京，商谈在美国续办「中国统一之展 望」讨论会问题。 6月21日，汪锋主持召开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主要议题就是杨力宇求见邓小平一事。会议认为，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台方很关注中共对台政策，且杨力宇一行表示希望见到邓小平，并愿意将邓小平的意见带往台北。因此建议邓小平会见杨力宇。当天会议请示件经杨尚昆和汪 锋核批后上报邓小平，邓小平随即批覆同意。 6月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杨力宇正式会面。陪同邓小平会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负责中央对台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汪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等。 邓小平在耐心听取杨力宇的分析和意见之后，首先对「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的举办表示肯定， 说：「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针对丘宏达提出的「四个建议」，邓小平表示他的误解太深，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内容和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以消除误解。 接著，邓小平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一）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二）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然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三）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 ，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 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四）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不现实的。（五）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六）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著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5月22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往返台北松山机场的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这是福州时隔三年重新恢复往返台湾地区的直飞客运航线（图：新华社）这就是后来外界常说的「邓六条」。 很显然，邓小平这番谈话决非单单是讲给一位美国华裔教授听的，而是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向台湾当局 「亮明底牌」的正式谈话。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说：「最近我出 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上还是我们过去提出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更具体一点，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亮出来了。」 「邓六条」的提出，丰富、充实了和平统一大政方针，针对性强，重点突出，特别是关于两岸统一后台湾的政治地位这一最为要害的问题，充实了许多新的内容。「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了，使之具备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这篇谈话一经发表，迅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中报》8月1日的社论认为，台湾当局如能当机立断，趁著手上还有好牌且台湾海峡风平浪静之际，接受邓小平方案，则可为国民党本身和台湾人民争取到最佳的利益。《北美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则说，现在球已踢到台湾那边的场地上，就要看台湾的诚意了，明智的做法是双方以诚相待，捐弃前嫌，冷静地坐下来谈，这才是真正的顺应民意。香港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谈话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东方日报》8月2日的文章认为，邓小平的这席谈话，不论从什么观点看，绝无宣传意味或招降味，而是平稳踏实，就事论事。在台湾，「邓六条」更是引发强烈震动。国民党中常会多次开会商量对策，最后不得不决定由台湾有关部门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声明虽仍宣称绝不与中共谈判，但顽固立场已开始出现明显松动的迹象。1983年10月，台湾当局新闻发言人宋楚瑜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两岸运动员、学术界人士等双方民众在国际上接触「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1984年1月，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璿宣布 ，台湾人员在「国际学术、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会议和活动中」，可以与大陆接触。这表明，台湾当局开始认可两岸民间交流，台湾当局奉行的「三不政策」的隔绝防线在「邓六条」理论力量的穿透 下，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  （作者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长，本文为《紫荆论坛（第69期）》独家文章，转载请注明来源）

曾   悠 I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 梁嘉豪 I 澳门经济学会青委会副主任 澳门已有明确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方向，在中医药发展上已建立新的注册制度。未来澳门应发挥自身制度优势、对接国际及葡语国家的平台优势和政府一站式服务优势，多措并举发展大健康产业 ，将其打造成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研究背景 人口老化成为全球人口发展的趋势及挑战，大健康产业正是顺应人口老化的中长期趋势应运而生的，长达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提高了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加速了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进程。对于澳门而言，大健康产业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排行澳门新兴产业之首 。澳门行政长官《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明确提到，澳门特区政府坚持不懈地采取「1+4」 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优化产业结构。「1」是做优做精做强综合旅游休闲业，「4」就是持续推动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发展。其中，在加快大健康产业发展方面，澳门将加强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以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契机，致力发展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的区域性的肿瘤治疗、医学美容及其他专科治疗服务。可见，澳门已有明确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方向。诚然，社会仍有疑虑——澳门发展大健康、中医药会有什么优势，会否受到市场规模细小、人才不足、土地匮乏等条件的制约。本文认为，澳门具有区域优势，在中医药发展上已建立新的注册制度，可藉著制度优势、对接囯际及葡语国家的平台优势和政府一站式服务优势等，从大健康产业大盘中分到发展红利，同时也为澳门自身人口老龄化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因此，本文旨在对澳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点工作进行疏理，解析产业发展正在面对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议。1月5日，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通过工商业发展基金推出《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先导资助计划》，推动澳门中成药打开内地市场（图：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 二、澳门发展大健康产业的重点工作 (一)写入澳门「二五」规划作整体布局澳门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写道：2021至2025年间，积极培育发展以中医药研发制造为切入点的 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重点产业，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 。其中，在大健康产业发展章节上提及三大重点策略:一是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健全中医药审批体系。透过建立全面及规范化的中药药事活动管理及中成药注册制度，强化中药的质量安全监管，提升澳门生产中药的出口竞争力。同时，设立药物监督管理局，负责药物的审批、注册和管理，为中药行业的长远发展创设更有利的条件。这点策略为澳门的中医药研发制造奠定制度优势 ，在区域中打造严审严管高效的中医药发展环境，增强市场信心。二是加强中医药产业的招商引资。吸引国内外优质的医药研发中心、检测中心、贸易商等落户澳门，逐步形成以中医药为主导的创新研发、技术成果交易、产品商贸合作的国际化中心。吸引大型药企落户澳门，并根据内地给予的惠澳政策，推动在澳门上市的中药产品便利进入内地市场，再扩大到其他地区和国家销售。推动中药产品以葡语国家为突破口，逐步拓展非洲、欧洲、东南亚等区域市场。这个策略是把澳门国际自由港和澳琴一体化发展的综合优势发挥到大健康产业之中。三是鼓励澳门医疗机构与外地医疗机构合作，引入优质医疗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澳门居民提供多元医疗服务，发展医疗旅 游产业。这个策略是为使医疗旅游作为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分支，充分用好澳门旅客市场庞大的优势。《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进一步部署推进中药检测中心的建设。有效实施《中药药事活动 及中成药注册法》，协助企业在澳门开展中成药注册，并争取经澳门注册的中成药产品在横琴粤澳深合区生产和有序进入内地及国际市场。进一步发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平台作用， 持续运用「以医带药」模式，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二)建立中医药注册管理制度中医药产品讲求信心、科研及质量保证，澳门特区政府在2022年正式实施《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在立法注册及药物监管及中医药各项发展中创立新制度，加强中医药行业制度化 、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提升了社会对中医药业的发展信心。《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 实施近一年，已吸引了内地大药企来澳发展，中药药事活动监管不断完善，中药产业成长迎来了新局面。澳门亦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出台《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施行细则》行政法规。此法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中药药事活动的监督及运作。明确药物监督管理局为监管实体 ，规定中药药事活动准照相关程序，并为中药进出口批发准照及中药房准照建立「一站式」发牌程序及「临时准照」制度。二是中成药注册及审批。法规订定申请中成药注册、续期及更改的要求，以及中药材、饮片或提取物进口澳门所需提交的资料及相关程序，并订定中成药审评专家顾 问委员会的组成及运作方式等等。另设有过渡规定。(三)不断提升中医药科研实力澳门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指出，支持科研人员参与国际组织的传统和天然药物的标准制定工作， 推动中药标准国际化；进一步投放资源，推动中药经典名方研发、创新中药研制与开发、中药质量控制及标准化技术、中药保健品开发等。研究配套相关政策，促进生物医药及中医药等在生产链条相关环节与横琴的协同分工。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大学与澳门科技大学于2010年联合设立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此重点实验室着力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产品创新及现代化，以科学化的手段进行药性检测及质量控制，也为澳门培养高端中医药人才提供平台。近年来，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聚焦以中医药研发及制造为切入点的大健康产业，完善科研人员参与产 学研的激励制度，提升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逐渐走出一条澳门高等院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道路 。此外，透过发挥科研优势，国家重点实验室已与美国药典委员会、欧洲药典委员会和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建立合作机制，为中药质量制定标准，推动中医药科学化、标准化和国际化。2021年底，澳门转化医学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担任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主席。研究院首阶段的任务旨在推动中医药及生物医药领域的成果转化，并会对高质量科研成 果进行挑选，为相关项目转化提供支持和服务。近期推进的成果转化项目包括澳门大学研发的碳量子点肿瘤免疫治疗技术、糖尿病足伤口敷料等具有前景和潜力的项目。(四)成立药监局2022年元旦，澳门成立药物监督管理局，标志着澳门药物监管进入新阶段。该局的重要使命就是配合落实中成药注册制度，支持中药产业发展。具体包括：负责研究、统筹、协调及落实澳门特 区药物监督管理范畴；推动制定和完善小型医疗器械的注册管理制度及依法进行审批等。成立以来，药监局切实执行《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持续向中成药注册申请人提供注册程序前咨询服务，有助缩短中成药研发和审批周期，加快中成药取得注册及投放市场的进度。 截至2022年底，共提供超过230次中成药注册程序前咨询服务。2022年7月，推出了中成药网上申请服务。另外，药监局和经科局等一起推动《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先导资助计划》出台实施，支持澳门制造的传统外用中成药在内地注册，减轻相关成本。药监局正分阶段将更多不同类型的小型医疗器械的进口纳入管理，为小型医疗器械注册监管制度立法工作做好前期准备。(五)离岛医疗综合体落成启用 2011年，澳门特区政府推出的《完善医疗系统建设方案》，明确把兴建离岛医疗综合体作为医疗事业未来的重点项目。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荐，澳门特区政府与享负盛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公私营合作，为澳门离岛医疗综合体的营运、管理提供专业服务。目前，离岛医疗综合体主体工程已落成，2023年分阶段启用，约42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由综合医院、辅助设施大楼、中央 化验大楼、综合服务大楼、员工宿舍大楼、护理学院、康复医院组成。急诊大楼的调整工程已于 2023年1月下旬竣工，中央化验楼拟于2023年上半年落成，届时离岛医疗综合体第一期工程将全 部完成。据澳门特区政府消息，离岛医院初步计划设立肿瘤治疗中心、心脏中心、脑科中心、移 植中心、消化病中心、妇科中心、产科中心、儿科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医学美容中心、传统医 学中心、健康管理中心等特色科系。离岛医疗综合体是澳门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藉著管理模式的创新，对现行医疗系统进行质量的提升，既提高营运效率，又给居民更多就医选择，让澳门居民大病不出澳。离岛医疗综合体的使命，除了提供公立医院服务外，也包括引入高端医疗服务，探索发展大健康产业。(六)综合度假村参与康养元素发展澳门正透过「旅游+」发展模式，加快建设集美食、度假、观光、购物、娱乐、文化、医疗、体育 等元素为一体的综合旅游休闲目的地，不断丰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2022年，澳门特区政府已完成修改《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及配套法规，要求博彩企业加强开拓国际客源，推动会议展览、娱乐表演、体育盛事、文化艺术、健康养生、主题游乐、美食之都、社区旅游 、海上旅游等非博彩元素。2022年12月16日，澳门特别行政区与获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判给的六家公司签署了《澳门特别行 政区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批给合同》，批给期限均为十年，合同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六家公司承诺计划投资1,087亿澳门元(下同)开拓外国客源市场及发展非博彩项目。其中，已有综合度假村企业提出构建城市养生康健旅游地标、设立高端康养医疗中心提供一站式保健服务。也有公司表示引入包括医疗旅游等相关产业，打造具规模的一站式健康养生休闲生活区。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博彩企业加入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改造康养客房，对准高端客源，推出更多元的康养美容等服务。可以预期，在非博彩投资下，澳门大健康产业发展将呈现新景象。 三、发展大健康产业的优劣势 (一)优势 1、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优势。大健康产业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中之重，相关工作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2022年澳门特区政府与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荐的北京协和医院签署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协议》便是一大例证。协议指出，澳门特区政府将在医疗卫生服务、医学教育、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等方面与北京协和医院开展长期合作，向成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目标发展。相关项目是国家支持澳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合作举措，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医疗卫生体系将得到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大健康产业的一大重要支撑。2、大健康科研和成果转化的优势。澳门大学与澳门科技大学联合设立了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药质量评价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建设完整的中药质量研发平台、开展系统的转化型研究等领域的科研工作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及实践优势。两所大学对科研人才培养、推动中药现 代化和国际化，以及促进创新产品开发和转化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澳门大健康产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为支持科研项目成果加速转化，澳门科技基金2022年批出214个项目，总金额约3.53亿元，主要集中在大健康、资讯科技、工程与材料等，其中科研平台运作初具成果，中药研发中心引入广药集团、华润三九、香雪制药、片仔癀药业等大型药企，加速大健康科研和成果转化的发展步伐。 经科局亦推出了《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先导资助计划》，支持澳门制造的传统外用中成药在内地注册。3、旅游发展基础的优势。澳门是国际知名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每年吸引大量国内外旅客到访， 不少旅客来澳购买健康产品，这正是大健康产品走出去和相关品牌宣传的重要渠道，也是大健康市场发展的潜在优势。「医疗+旅游」将成为澳门大健康发展的重要策略，让药企、公私营医疗机构、旅游服务等相关机构联动发展，医疗机构的服务范围亦将根据市场的需求而不断丰富，有助持续提升医疗服务的素质，创造更多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做大做强澳门医疗旅游市场。4、区域合作发展的优势。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紧密相依，大湾区为澳门大健康产业提供了庞大市场。目前，内地已推出多项药物及医疗器械的惠澳政策，包括：「 港澳药械通」允许符合资格的已在澳门上市的药品及先进医疗器械，经广东省批准后在大湾区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简化在港澳已上市传统外用中成药注册审批，经澳门药监局批准及已在澳门使用五年或以上的传统外用中成药可经简易审批后在内地上市销售。此外，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通过区域合作，澳门 可利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政策、土地资源、成本较低等优势，开展两地合作、取长补短，进 一步发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中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平台作用，持续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协同发展大健康产业。5、注册制度的优势。为贯彻落实澳门的中药发展政策，配合《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的实施，澳门药监局已分阶段公布了多项技术性指示，涵盖中成药注册、临床试验等各环节的细则性技术规范。目前，《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运作良好，有效实现企业在澳开展中成药注册，未来在澳注册的中成药产品将有望在横琴生产，并使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 澳门设计」标志，有序进入内地及国际市场，为澳门大健康产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更多企业进入澳门市场。6、出口国际市场的优势。药物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GMP)可以说是产品进入世界主要市场的 「国际通行证」，澳门药监局可向具备条件的制药厂发放GMP证书。目前，澳门已有2家西药厂及 1家中药厂取得GMP认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有符合内地及欧盟 认证标准的GMP中试生产大楼、研发检测大楼、产业孵化基地，可为入驻中医药相关企业提供「一条龙」配套服务。澳门中葡平台的作用是中药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优势，以葡语国家为切入点，加上「以医带药 」的创新模式，持续推广中医药及相关应用进入葡语国家和周边地区市场，向外弘扬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二)劣势1、缺乏现代厂房用地。众所周知，澳门土地资源相当有限，过去大部份土地用于发展旅游和住宅等项目，未来留用于发展新兴产业的土地及厂房建筑亦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土地规划寸金尺土的情况下，澳门具备生产条件及发展厂房的用地不足，限制了大健康产业的发展。2、大健康产业人才不足。澳门大健康产业的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高端人才较为短缺。目前，澳门正推动人才引进政策的相关立法工作，但进程较为缓慢，在现时各地争相争夺人才的大环境下，澳门对人才的吸引力显然较其他地方低，影响产业发展的速度，也限制了产业的竞争力。3、营商成本高于内地。由于澳门劳动力、运输、厂房仓储等成本较高，一些外地企业进驻澳门后对澳门的法律、行政体制，以及澳门与内地之间货物进出口的程序未能及时掌握，都推高了企业的营商成本。此外，牌照及准照审批流程时间较长亦是企业成本增加的一大主因，这将限制企业来澳及来澳后的后续发展和投资，对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4、制药原材料通关问题。尽管澳门正在发展中药制造业务，但部份半成品材料因暂未有有效的规范而造成进口困难。此外，一些材料进口需医生在场就地检验，其通关时间及成本亦因此增加。 四、政策建议 (一)设立大健康产业基金，选项目重点投资设立大健康产业基金可以为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建议以政策和资金引导，促进产业创新及持续发展。产业基金亦可以选择重点项目进行投资，对中药的科研和产业化发展进行重点支持。尤其推动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需较多的资金扶持，协助澳门提高中药产业的竞争力和国际水平。此外，大健康产业基金还可以支持产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透过相关活动进行招商引资，吸纳外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二)引进大健康企业，集聚高专业人才大健康产业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产业，以中医药研发制造为切入点的大健康产业将是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重点。为丰富产业发展的内涵，建议持续引进大健康企业、大健康科研团队及相关专业人才，加快人才引进政策的相关立法工作，通过引进相关企业、人才和技术，强化大健康产业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同时，亦需加强本地人员的培训，鼓励中小企参与大健康产业发展，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和支持。(三)加强向国际社会推广澳门中药注册制度澳门中药注册制度需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认知及能见度，才能更好地推广和发展本地中药产业。建议强化向外推广澳门中药注册制度：一是强化对外的产品、制度及扶助政策宣传和推广工作，支持本地药企及其产品「走出去」，开拓更多市场。二是支持业界通过参与国内外不同的国际会议、学术论坛等活动，宣传澳门中药注册制度的优势和特点。三是澳门可以积极参与国际相关标准的制定 和推广活动，加强澳门中药的国际认可度和竞争力，提高中药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四是通过上述的工作，在推广澳门中药注册制度的同时，吸引外地企业「走进来」，进驻澳门并丰富澳门大健康产业业态发展。(四)争取国家放宽外用中成药的上市年期限制目前国家对澳门的外用中成药在内地上市前有五年的年期限制，这对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建议澳门可以加强与国家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积极向国家反映澳门中药产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争取放宽这一限制，以促进外用中成药的投资、研发和上市，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同时 ，澳门亦需持续提升中药创新和科技研发水平，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从而提高中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五)举办澳琴大健康产业优质产品展和国际中医药应用及学术论坛利用澳门会展业的基础和实力，发挥澳门会展业的优势，带动大健康产业联动发展。建议：一是举办澳琴大健康产业优质产品展，以澳琴两地一展会的合作，展出澳琴生产的健康产品、技术及相关的服务，同时邀请国内外相关企业和机构参展，加大大健康产业与其他企业和机构的交流和联系。 二是组织国际中医药应用及学术论坛，现时澳门多所大学均有卓越的中医药研究及学术成就，通过论坛建立大健康领域专家和学者的交流平台，宣传澳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优势。(六)放宽医疗旅客和服务人员的通关限制，规范中药原材料的通关标准「医疗+旅游」是大健康产业的一项重要发展项目，简化国际医疗旅客进入澳琴的限制可以促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吸引更多国际医疗旅客来澳接受医疗服务。建议：一是澳门及横琴可以积极向国 家提出简化相关手续和限制，让澳门的外籍劳工及国内旅客简便多次进出澳琴的手续。二是让内地医疗旅客多次入境澳门、延长签证的期限，进一步简化相关申请手续和限制，推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针对中药原材料的通关方面，建议政府与企业持续保持沟通，并与内地海关进行协商，理顺中药原材料及半制成品的通关安排。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李彤 |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丰富且独特的金融资源。香港不仅是国家首选的国际筹融资平台，也助力国家金融市场有序开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亚洲经济体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高度依赖全球互联互通的亚洲经济发展面临艰巨和复杂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短期内，发达国家货币金融条件明显收紧，经济增长前景减弱。发达国家是国际终端需求和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其经济金融收缩压力不可避免对亚洲地区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当前部分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近岸外包」呼声和现象增多，带来全球产业链调 整和重构压力。三是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发达国家抓紧探索国际绿色贸易投资规则，未来是否会形成绿色贸易壁垒需要密切观察。大部分亚洲国家仍处在能源消耗量较大的经济发展期，国际产业和经贸规则的绿色转型对亚洲区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困难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亚洲地区经济表现稳健，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亚洲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8%升至2023年的4.6%，明显高于全球平均(2.8%)和发达经济体(1.3%)的增长水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70%。同时 ，亚洲地区经贸合作不惧保护主义逆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等多边合作机制，提升市场一体化程度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亚洲区域内产业链分工互补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为亚洲经济和贸易投资增长增添了动力，2022年中国和东盟进出口规模达到6.5万亿人民币，增长15%，体现了区域内贸易合作活力。面对新的国际机遇与挑战，亚洲区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提高应对能力，增强发展韧性: 首先是亚洲经济体需要继续扩大开放，主动释放向世界开放的信号，捍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全力推动全球化发展。亚洲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正继续深化自身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开放，努力增进与发达市场在经贸投资领域的紧密联动，改善双方互信，在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关键期降低保护主义逆风的影响。中国是亚洲最大国家，正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同各国分享中国机遇。同时，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参加RCEP，为世界经济互联互通注入更多力量。香港作为亚洲地区成熟市场和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能够在协助包括中国内地市场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扩大开放、对接国际市场方面发挥重要的连接作用。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在促进国际金融合作，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方面将扮演关键角色（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其次是充分利用区域内多边合作机制，著力加强亚洲区域内经贸和投资合作。未来亚洲地区可以 鼓励区域内更多经济体加入已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并积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形成更紧密区域内贸易投资关系。中国不仅积极加入RCEP协定，而且主动申请加入CPTPP、 DEPA等区域内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大国，CPTPP和DEPA如果能加入中国力量，相信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数字产业和技术的合作发展。更加便利的区域贸易投资环境也为亚洲经济体开拓多元化市场提供了有利基础。当前发展中国家 市场潜力日益凸显，特别是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大市场需求正加快释放。国际机构普遍预测2023 年中国经济增速在5%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将带动与中国 经贸关系密切的亚洲经济体共同增长，亚洲经济体参与和分享中国大市场增长潜力，开拓多元化市场需求正迎来更多机遇。第三是合作提升亚洲产业链附加值，特别是合作推动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等全球新一代产业和技术发展。亚洲经济体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教育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绿色技术和数字 技术等新兴领域，亚洲经济体有机会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并在部分技术领域弯道超车。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链建设已取得较强的国际优势，2023年第一季度有外贸「新三样」之称的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合计出口增长67%，对东盟出口增长更超过100%。未来中国扩大开放、创新升级、深化与亚洲经济体产业分工的过程将带动亚洲经济体技术水平和产业链附加值的整体提升。 二、香港在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在促进国际金融合作，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方面将扮演关键角色。首先香港将继续担任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金融市场的关键桥梁。内地和香港金融互联互通 内容将进一步扩大，丰富香港资金池、资产池。继成为产品和资金的桥梁后，香港可以成为金融规则的桥梁，在结合内地发展特色，探索国内、国际金融标准衔接合作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例如香港马上要推出港版上市公司ESG披露标准，体现了香港在规则领域的独特地位。同时，香港的定位是深化亚洲区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金融支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综合实力雄厚，拥有全球领先的股票市场，是国际著名的新股融资中心和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生物 科技融资中心。香港是重要的亚洲国际债券发行市场，亚洲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企业多次在 香港发行国际债券。港交所旗下拥有伦敦金属交易所，能够较好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基本金属 交易和风险管理需求。同时，香港汇聚众多国际领先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综合跨境金融服务经验，例如全球最大IPO内唯一中标的中资投行来自香港；中国与欧洲最大跨境并购项目由香港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金融机构还多次为沙特阿美等伊斯兰市场主体提供伊斯兰债券发行的特色金融服务。因此，香港不仅能便利对接内地大市场资源，而且和东盟、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经 济体具有密切的金融合作基础。亚洲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合作将带来更多金融合作需要，香港能够围绕相关经济体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绿色发展、跨境资产管理等多元化需求，提供综合化、国际化的金融服务，成为区域合作的金融支点 此外，香港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业务的创新中心。香港砥砺前行，主动在当前国际金融发展的前沿领域进行创新，包括在2023年3月推出18C上市制度改革探索科技创新融资机制，2022年10月建 立Core Climate国际碳信用市场探索碳金融业务，探索数字资产交易和数字货币跨境使用等，都是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特别关注的新领域。虽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前景广阔，但随著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香港也需要不断调整发展战略。新一届特区政府履职以来，主动作为，宣布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国际企业和人才，鼓励科技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受益于政策倾斜和香港在大学教育、金融领域的重要优势，香港成为知识及创新型经济体前景可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国际金融地位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依然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香 港能够有力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独特作用的优势所在。鉴于国际人才和金融机构汇聚是各类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基础和竞争重点，需要继续大力吸引各类国际企业、 金融机构和人才作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香港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三、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金融和数字中心的战略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以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为发展目标。在世界范围内，旧金山湾区等成 熟「湾区经济」具有两个普遍特征，第一个是「湾区经济」汇集众多优质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是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第二个是「湾区经济」普遍具有自由开放经济结构，是所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开放与创新是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湾区经济」的两大基石，也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重点：一是围绕做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循环的发展需要，引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二是围绕促进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循环需要 ，作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实验区、示范区，推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还 肩负探索「一国两制」新实践，延伸港澳发展空间，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特殊使命。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创新程度离不开三地金融资源的投入与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三地「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发展目标，共建国际金融枢纽既要求三地金融市场主动作为 ，对标国际金融市场的领先规则和业务进行自身的改革创新，提升三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同时，共建国际金融枢纽要求三地金融市场深化合作，整合金融资源，促进资金自由流动，为企业和居民的跨境生产生活提供更多金融服务便利，从而吸引国际资本、企业和人才进入大湾区 。由于粤港澳涉及境内、境外两个金融市场，三地金融合作的过程也是境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与港澳接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深化金融合作具有以下空间：首先是对标国际领先市场进行机制创新，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和金融市场环境。其中，可以重点发挥香港与国际金融市场和规则体系接轨的成熟市场优势，共同探索金融专业人才和产品的互认机制、跨境金融纠纷的仲裁机制以及金融跨境监管的合作机制等。其次是优化和扩大三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内地金融市场业务率先对港澳开放。例如，继续优化「股票通」、跨境「理财通」等已有的互联互通安排，研究考虑纳入更多投资标的或者引入更多市场参与主体，同时继续探索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碳金融产品、大宗商品市场等。最后是围绕三地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合作扩大科创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人民币计价产 品和服务等特色金融服务的供应，丰富大湾区金融业态，并鼓励三地企业和居民跨境使用所需 的大湾区金融资源。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纪纬纹 |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衔春 |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百人计划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荣誉副研究员、浙江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区域融合发展在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层面目前还存在 缺失和障碍。香港可以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好新时代国家窗户、超级联系人和大湾区人的角色 ，特区政府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引领作用，对现有的和未来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出实质性的变革和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亟待打破体制障碍完善制度安排 自2017年签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框架协定和在2019年初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深化粤港澳三方融合发展的正式工作至今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然而四年来，融合发展过程深受来自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现实挑战，例如中美关系恶化和去全球化趋势为区内的国际经贸活动带来的负面打击、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阻碍了其深入融合大湾区的进程；三年之多的新冠肺炎 疫情更是突发地和无情地中断了粤港澳三地间的经贸和市民的日常往来，严重限制了区域融合发展的步伐。此等大事件的发展清晰展示出粤港澳大湾区在融合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和条件的不足，尤其体现到粤港澳三方在经济和社会的融合运行上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并反映于制度体系上——包括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明显缺失和障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级重要发展战略，在当前时不予我的形势下，粤港澳三方必须及时打破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体制障碍并完善区域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制度安排，这不只是争取整个区域更具效益的融合发展，更是要完成好实践国家赋予的发展目标。对于香港来说，随著社会主要持份者更多和更深刻认清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格局所带来的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念和模式的范式性改变，香港必须及时厘清自身在新时代和新格局下所应发挥的功能与扮演的角色，包括：在定位方面，提升金融、航运物流等领域的国际中心功能的策略与措施；在功能和空间上，通过交通基建、市场和产业等系统整合，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内的有序流动，发挥对珠三角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与引领作用等。本文认为，在规划纲要、「一带一路」倡议、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中共二十大报告对香港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愿景规划和指导下，香港可以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好新时代国家窗户、超级联系人和大湾区人的角色。其中，香港特区政府 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引领作用，对现有的和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出实质性的变革和创新。本文将从城市、产业和社会三个层次就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构建作出讨论。 香港应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制度融合 在过去半个世纪，香港以一个小型城市经济体的身份成功扮演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角色。通过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中西文化汇粹和制度方面的优势，有效地与对国际市场不甚了解的内地客户和对内地市场充满兴趣的国际客户沟通、协调了制造和运输等全球生产链环节，充分地发挥了中间人的功能。从制度发展的视角看，虽然在此数十年的互动过程中香港与珠三角市场发生了结合和分工的情况，更出现著名的「前店后厂」分工模式，但香港总是强调自身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有著达到国际标准的商事制度，并维持著与珠三角市场的明显差别与分割，而且两边的市场和社会的运行体制也没有深度的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框架的出台，正是要打破「粤—港—澳」的分割，推动三边的经济和社会深度的融合 ，以跨越区域内部进一步整合所面对的瓶颈，并以「一个区域」来更好适应新时代和新格局下的全球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本人认为，在对外方面，香港仍会在国家深化对外开放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将作为新时代国家门户，代表著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引进来」和「走出去」。它不再只是一架接驳外国和内地两套不同经济体系的桥，发挥著一般的中间人作用，而是发展成为一片过渡区域，有著更综合的功能、更全面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这必然带出粤港澳三套经济和社会运行体制上既有融合，亦保持有利自身发展和对外接触的差异。从政治经济概念和世界发展范式而言，这标志著香港未来的发展既需要持续与传统欧美市场在制度上进行对接，同时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 和全球南方市场兴起的过程中，联手粤澳构建出一套适应新市场乃至更现代化的制度。对内方面，香港必然经历不同领域的循序渐进的融合，终将与粤澳共同达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程度。为此，香港必须追回过去三年被新冠肺炎疫情缠绕下所失去的宝贵光阴，及时就区域融合中 不同领域所需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进行研究并加以落实相应工作。重点必然是流动与结合。一是交通基建与运输服务的融合，并形成同城化和公交化所需的制度环境。例如除了当前在社会上 展开讨论的高铁服务公交化外，往来新界北区与深圳的跨境巴士服务公交化、「港车北上、粤车 南下」等交通事宜亦可加以考虑，这将涉及调整边检与海关制度和优化相关措施安排。二是协调关乎民生的各类异地行事和异地办事的制度安排，例如交通卡、医疗药械、社会保障，以及各类证照的互通和异地办理，其必然涉及后台的货币结算、社会资源配置、认证标准等领域的协调， 以及个人资料联网使用和保存等较为敏感的制度安排。三是产业发展和要素市场的融合，扫清因 为现有的行政分割和绝对竞争思维所引起的保护主义所带来的障碍。通过政府之间的协商形成合理的市场准入、监管等制度安排，促进产业活动按区内市场的特点实现空间上的分布配置、甚至在区内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在粤港澳大湾区有序、顺畅和按市场规律的双向流动。例如虽然国家赋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物流中心等定位，但香港并不应通过消极手段压抑珠三角其他城市的金融或航运发展，而是通过在人才措施(如较宽松的签证条件 )、创业(如多元化的支持与保障环境)、集资(如健全的金融市场和多元化金融工具)等方面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努力巩固其自身在国家和全球的优势与地位，并拉动金融和物流行业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四是完善区域主要持份者之间的沟通机制，既为区域更好发展提供不同平台，亦便利一方在制定地方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充分从对方角度了解有关政策措施对另一方的影响，以实现双赢。例如一方的招揽人才政策不会被另一方看为是挖空当地人才库的手段。 香港须构建完整发展型制度系统探索新产业合作模式 在当前全球政治动荡、全球化经济发展方向不明的大环境、并且城市和区域发展日益强调竞争力的背景下，香港的经济需要摆脱过去港英政府「不干预」的思维和其以管理为主的行事作风，实现特区政府强而有力的掌舵和深化积极有为的发展取态，推动支柱产业的长远发展。重点策略之一是整合当前特区政府行政架构内碎片化的工作，构建完整的发展型制度系统。重点策略之二是香港必须加强从区域层级作出政策考虑、并利用地理优势，首先联手深圳积极探索崭新的产业合作模式。针对当前科层式行政架构导致产业用地、劳动力供应、人才培训、资金援助、科创与知识产权等政策不协调和措施碎片化的情况，特区政府应落实以要素导向方式组建「决策—规管—营运」三 层式工作模组，配合制度化的业界共建和参与，以及官学产研等持份者的互动合作，通过恒常研究结果支撑在决策层面制定能与城市总体发展相协调的产业发展战略、在产业层面协调不同政府 部门和业界持份者订定各类规管和产业推广工作、在企业日常营运层面通过建立实体和网络综合平台提供便利企业营运需要的一站式服务，借此形成极具吸引力和全球竞争优势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作出投资和便利企业的经营。4月24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及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 到访广州。图为李家超（左四）及访问团成员到访沥滘净水厂并观看介绍短片（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至于后者，目前虽然有CEPA等便利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异地投资和发展业务的安排，但粤港澳三地的产业活动欠缺可以创造更大协同效益的制度化安排。本文认为，按产业活动性质通过港深两地政府(城际)或粤港澳三地政府(整区)联手构建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来加强各方的产业联通，例如设立国家级实验室和金融工具沙盘等「点」、完善科创走廊和金融走廊等「线」，以及组建线上金融平台、物流园与港口群网络「面」，形成全面的和立体的产业空间结构；并通过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例如技术转移等创新要素的跨界流动、区域层面的业务合作和分工。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利用河套区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作为契机，打造「香港北+深圳南」的港深协作模式和融合空间；另一方面，按不同产业的条件，或以河套区为核心，联网香港落马洲、中环和深圳福田、前海等重点区域；或打造产业飞地的「1+1」联动发展模式。目的为通过建设高度制度化的空间来汇聚势能、并产生协同发展效应，为企业创造更大经济利益、为产业打造大湾区地理标志和高端产业标准，最终为香港和整个区域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依靠社会融合和民心相融 创建促进大湾区融合的制度环境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高品质发展需要依靠粤港澳三地社会的融合，借著彼此的民心相融创建促 进区域融合的制度环境，才可以与上述的城市和产业层面的措施相辅相成。其中国民和区域身份建立是非正式的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虽然香港已回归祖国26年，但建立国民身份的工作可谓是乏善可陈。曾有调查显示，香港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程度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达到高峰，但随后逐步下降。进入2010年代后，香港社会否认中国人身份甚至是反对国家的一股势力更明显冒起，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有效的「播独」手段在两次社会暴力事件中表露无遗。相对而言，爱国爱港和支持区域融合的力量虽然一直存在，但它们的组织能力和声势不及对方，在过去数年更是处于弱势。这对在香港社会构建国民身份和「大湾区人」身份造成深远的伤害。 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和社会恢复平静后，香港特区政府和爱国爱港力量必须联手有效扭转上述的恶劣形势。其中，促进民间交流是增进粤港澳三地人民相互认识、消除 误解偏见、深化彼此信任和加强对「大湾区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软手段」。就算只是著眼现实利益，深化交流将有助香港市民在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发掘更多生活和工作的机遇与选择，同时亦有助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市民进一步认识香港、甚至选择留港工作和生活，扩大香港的人才库。 除此以外，本文认为通过有系统和恒常的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的交流与合作，有助打造区域性话题，并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使命。例如在众多艺术文化中，粤剧既代表著华南地区的文化，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交流中存在著双重的传承意义。虽然粤港澳三地在21世纪之初共同成功申报粤剧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针对粤港澳三地市民对粤剧的兴趣薄弱和认识不足，建议有系统地通过举办兴趣班向粤港澳的中小学生推广粤剧和物色接班人、组织一系列粤剧学生比赛促进三地的频繁交流、利用香港西九龙剧曲中心和广州粤剧院等地标场地增加三地粤剧团体的互访与表演，提升香港的粤剧文物馆和广州的粤剧艺术博物馆等场地展览质量并组织市民参观来增强宣传和教育效果，以及加强粤剧作为地方文化的学术研究，从民间娱乐到文化研究展开多层面交流与合作。同样的交流与合作形式亦可于以「一盅两件」闻名的饮茶习惯展开，由推广茶楼文化、研究茶楼建筑，到传承茶道哲学，均可以成为粤港澳三地民间文化交流的重点。在体育方面，龙舟竞技与节日文化、闻名于全国的南粤足球 等也是民间交流的可选择项目。就后者来说，粤港之间有著历史悠久的「省港杯」，但它只是一 年一次的交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之中，可筹建大湾区足球联赛，广邀三地11市组队参加， 使之成为一个周期长和覆盖面广的交流项目，更可以带动周边经济活动与市场的发展。而这些交流活动的有效落实，必须有完善的配套环境与措施安排，这反过来便是倒迫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进行改革，以及交通基建与服务等方面的不断完善。例如上述的边检制度能否实现简化，只检入不检出?能否引入港深巴士、小巴甚至的士等多元化跨界运输服务，来倒迫现时较为昂 贵的铁路车费下调?粤港澳三地政府应通过已成网络的交通基建，配合创新的政策措施鼓励更多跨界运输服务的供应，以全力打造一小时生活圈、两小时高铁圈等出行环境，创造更大的时空压 缩效应，最终实现粤港澳三地的共荣共融发展。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叶文祺 |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 梁跃昊 |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年三月全面撤销口罩令，所有社交距离措施宣告结束，标志著历时三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告一段落，香港正式迈向全面复常。笼罩社会的不明朗因素得到消除后，房屋供应重回头号民生议题，而新一届特区政府亦通过《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公布了一系列以加速房屋供应 为目标的新政策。在香港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之时，正是一个好时机，全面透析香港未来房屋供 应前景。团结香港基金最新发布的公私营房屋供应预测显示，在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政策推动下，未来五年房屋供应前景在「量」和「质」方面都有所改善。然而，要延续这个正面趋势并达致十年供应目标，将取决于特区政府能否解决发展北部都会区作为长远房屋「粮仓」的挑战。 公营房屋供应:上楼有望加快 十年谨慎达标 受疫情因素影响，2022年的公营房屋落成量按年急跌近六成，但在特区政府调整供应时间表，并提出新措施及绩效目标后，有望短期内恢复。展望未来五个财政年度(2023/24至2027/28年度) ，在简约公屋额外供应三万个单位的前提下，预计公营房屋的年均落成量为31,700个单位，将超出 《长远房屋策略》的年均30,100个单位的目标。与上一个五年期(2022/23至2026/27年度)相比，建屋量更将增加五成。图1 2010/11 - 2026/27年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实际及预计平均轮候时间根据以上的最新预测公营房屋落成量，我们进行了情景分析，以检视不同情况下未来公屋轮候时间 的潜在变化。在情景1中，我们假设包括传统公营房屋及简约公屋在内的所有已规划公营房屋项目均如期落成。在上述条件下，预计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将在2026/27年度前缩短至4.6年，相当接近特区政府所估算的4.5年，并从6.1年的历史高位回落25%。因此，简约公屋将成为短期不可或缺的额外补给。在情景2中，我们撇除简约公屋单位供应的影响，同时假设所有传统公营房屋单位均如期落成。在上述条件下，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预计将略减至5.3年，落后关键绩效指标15%。在情景3中，除了撇除简约公屋单位供应的影响，我们亦假设将有16%的传统公营房屋单位会出现 延误落成的情况，而这个比率是建基于过去十年房委会公营房屋建设计划的平均延误比率。在上述条件下，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预计将从2022年12月的5.5年回升，并在2026/27年度达 到5.7年。由此反映，如果现时一再出现的延误落成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前景将不容乐观。此外，考虑到当局首次对外公布预计第二个五年期(2028/29至2032/33年度)落成的公营房屋用地分布，信息透明度提升，假设《施政报告》的提升建筑效率措施能有效终止过去惯性延误，不明朗因素比过去大幅减少，估计未来十年(2023/24至2032/33年度)总落成量可达36万伙，兑现《 施政报告》表示已觅得土地兴建的所有潜在单位供应，并超出《长远房屋策略》目标约两成。然而，能否达标取决于「头轻尾重」供应模式的落实，当中并非没有隐忧。按照「头轻尾重」供应模式，第二个五年期占十年供应中的三分之二，因此达标关键在于相关项目 进度是否良好。然而，我们发现，第二个五年期中高达六成项目将来自北部都会区，而其中的一半 又属于棕地群等分布较零散的改划地，这类用地中有不少存在复杂占用问题，可能在土地清理过程 中需要额外时间处理。因此，我们建议特区政府提前准备具针对性的重置及安置策略，尽早移除相 关延误风险。 私人住宅供应：短期趋势正面 十年后劲不继 2022年的落成量录得明显反弹，按年大幅回升近五成，并创下18年新高。展望未来五年(2023至2027年)，随著特区政府提出精简发展程序等利好政策措施，加上2022年有约9,000伙潜在供应的 相关主要项目于完成补地价程序，预计私人住宅的年均落成量将达到约19,000个单位。这不但较过去五年(2018至2022年)的18,200个单位为多，而且也远高于2007至2017每年平均11,600个单位 的水平。此外，预售楼花和楼宇施工等发展周期中的领先指标处于趋势正面，都对估算提供了支持。可是，由于特区政府在2018年修订了《长远房屋策略》中目标的公私营房屋供应比例，从六四比改 为七三比，私人住宅熟地供应在2018/19年度骤减，趋势至今尚未得到改善。这预示了落成量将在 五年后出现下滑。透过整合现时的公开资料，我们预计2028至2032的私人住宅年均落成量为约13,900个单位，比2023至2027年的数字下跌近三成。图2 1997-2027年私人住宅单位实际和预计落成量事实上，除了现时已知的项目之外，北部都会区内还有不少正在进行规划申请的私人发展项目，其地理分布与团结香港基金会于2021年7月发表的《提速新界城镇化 助力香港创新天》研究报告中提 出的潜在发展区高度重叠。这些潜在发展区多属于未被充分利用的平坦土地。虽然目前新界地区的最高容许地积比率一般可达到5至6倍，但在新市镇及/或新发展区范围以外，有关数字往往会大幅下降。鉴于这些潜在发展区均邻近各新发展区，具备潜在协同效应，因此北部都会区内尚有未被释放的巨大发展潜力。然而，要释放相关发展潜力，还有待特区政府解决交通、排污、保育以及厌恶性设施等挑战。这将是2028至2032期间私人住宅落成量能否进一步提升的决定性因素。 解读市场动态：市场偏好转变细户吸引力降 就「质」方面，香港楼价冠绝全球，「住得细、住得贵」是不少香港家庭的写照。据特区政府统计 处2022年公布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港人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72平方呎，低于东京的平均210平方呎及新加坡的270平方呎，更被一河之隔的深圳(300平方呎)抛离近一倍。过往新盘涌现的「 纳米楼」，部份更被戏称为「龙床盘」，甚至只有128呎，面积比一个私家车位更细。归根究底， 单位纳米化正是香港土地严重短缺和置业负担能力下降等长期问题下，市场自我调节后的平衡。在这个背景下，小型单位以细银码、上车易取胜，以往首次置业人士为求「上车」，纷纷「将货就价 」，不问面积而抢购较低总价的单位以登上置业阶梯。可幸的是，供求因素增加买家选择，将货就价现象有所减退。图3 1997-2027年私人住宅单位实际和预计落成量在需求方面，按揭成数规例的放宽，意味著所需的首期金额比以往大幅减少。这提升了置业人士的负担能力以及购买较大面积单位的意欲。两轮放宽之后，可申请最高八成按揭贷款的楼价上限，由600万港元上调至1,200万港元。而首次置业人士可申请最高九成按揭贷款的楼价上限，则由400万港元上调至1,000万港元。随著所需首期金额大幅降低，有意置业的人士不再被局限于购买纳米单位或小型单位。加上2022年下半年楼价出现调整，过往只能负担纳米单位的买家，如今可以负担一 房单位，而之前打算购置一房单位的买家，如今则可以考虑购置两房单位。而在供应方面，资助房屋供应的增加，提供了更多可负担的替代选项，并降低了透过私人市场小型 单位甚或纳米单位勉强入市的需要。由于用同样楼价能购买更大的居住空间，预算有限并只能在私人市场勉强透过纳米单位和小型单位上车的有意置业人士，因而都倾向转投资助房屋市场。随著未 来资助房屋供应稳定增长，市场上将出现更多可负担的置业机会，预期部分有意置业人士情愿等待 新居屋推出，而不会选择急于入市购买私人市场的小型甚至纳米单位。以上两项因素，均导致小型单位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其售出比率自2020年起已被中型单位 (即实用面积介乎430至752平方呎的乙类单位) 超越，并在2022年进一步拉开差距，显示过去首置人士为求 上车而不问面积、只要较低总价入市的情况正在减退。此外，特区政府在2021年12月公布设立280平方呎最低单位面积的要求，明确表达希望提升居住空间的立场。因此，小型单位热度减退的情况不只出现在发展周期下游的销售阶段，政策修订的效果亦在设计及建筑阶段逐渐浮现。参考最新的建筑图则和售楼说明书，我们预计私人单位落成量的小 型单位比例将于今年见顶。至于小型单位中的纳米单位供应，相信仍有一定数量在特区政府推出最 低单位面积要求之前已经动工，落成量预期仍将持续增加，但相信会在2024至2025年渐趋平稳。 虽然房屋供应前景有所改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掉以轻心。目前基层住屋问题尚未解决，不少屈居㓥房的市民仍在等待上楼，大量夹心阶层和青年家庭期待置业上车。我们一直以来提出的重点建议 ，包括新界大规模城镇化、精简发展程序、以及交通基建先行，均是解决房屋问题及提升宜居度的根本方法。因此，我们期望特区政府持之以恒，继续落实如交椅州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等大型造地计划，为香港建立稳健基础以持续提升居住空间，逐步迈向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城市。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夏泉 |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静颖 |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2023年是澳门基本法颁布30周年。自基本法颁布特别是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形成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澳门特色是国家方针政策与澳门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一国两制 」澳门成功实践的独特性，呈现「一国两制」理论一致性与实践差异性的澳门模式。澳门将持续发扬「一国两制」「爱国者治澳」的优良传统，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2020年度述职报告时强调， 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断推向前进。2022 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于澳门的高度关心和重视，中央充分肯定澳门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伟大事业上的成功探索，并对澳门未来发展寄予厚望，擘画蓝图，为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国两制」澳门成功实践的独特性，呈现「一国两制」理论一致性与实践差异性的澳门模式。 一、「一国两制」澳门特色的伟大实践 2023年是澳门基本法颁布30周年。随著「一国两制」政策在澳门的落地，澳门特区焕发出勃勃生机，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坚持把「一国两制」原则要求同澳门实际相结合，勇于探索创新，使「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澳门特色。这一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澳门特区牢固树立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基本法在特区的生动实践和长足发展彰显了「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区的成功实践，离不开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坚实保障。澳门特区始终坚持推进「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理论的制度化和具体化。《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明确行政长官可以制定独立的行政法规和补充性行政法规，保障行政长官对澳门社会管理的立规权。2012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草案提出并修改，实现了中央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自治区的有机结合。2009年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落实了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使维护国家安全有法可依。澳门法律体系的制度化和具体化为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提供具体有效的法律保障。「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核心精神贯穿法律制度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理论制度的进一步细化使特区不断与时俱进，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 、不走样，并在法律制度层面高举爱国爱澳的旗帜。「一国两制」的澳门特色是国家方针政策与澳门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一国两制」澳门成功实践的独特性，呈现「一国两制」理论一致性与实践差异性的澳门模式。图为游客在大三巴牌坊前游览（图：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澳门特区始终坚持推进「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理论的系统化和普及化。基本法颁布30年来，特区立法会审议和通过总计逾300部法案，涉及经济、民生、财政、劳工等广泛领域，惠及每一位澳门居民的生活。在宪法和基本法保障下，澳门同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依法有序参与到特区选举、 立法、决策等各项公共事务当中，在澳门治理中真正发挥主人翁作用，居民的参与感、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此外，爱国爱澳社团持续开展宪法、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法律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逐步形成广泛的社会价值认同，在社会层面牢固树立宪法和基本法权威，让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在年轻一代薪火相传。二是澳门行政主导体制运行顺畅。因应「一国两制」需要，基本法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确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互合作。澳门行政长官由澳门永久性居民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一程序体现了「澳人治澳」的需要，更体现了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领导，确保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有效保障了 「一国两制」的落实。不同于葡澳政府时期的总督制，基本法指导下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制，既注重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又兼顾处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关系，是对中央负责、对澳门负责的科学制度。对于澳门行政主导制的顺畅运行，习近平主席给予高度赞赏:「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实践更加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始终坚持、坚决维护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这个体制好就好在既能有效发扬民主又能避免内耗，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同，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朝著 建设澳门美好家园的目标努力奋斗，共同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三是澳门经济保持长期繁荣发展，民生得到极大改善。澳门在1999年回归前就形成博彩旅游业、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房产建筑业四大产业支柱的「准」多元的经济结构和有「亚洲第五条小龙」美誉的经济规模。由于澳门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从1996年开始，澳门 经济出现连续四年负增长。从2000年到2022年，澳门长期的财政年度施政报告都出现「循序渐进」「固本培元、稳健发展」「把握机遇、适度多元发展」等相关词汇，表明特区政府踏实稳健地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重建的基础性工作，使民生得到极大改善。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正式发布，纲要进一步明确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的定位。澳门在有限的经济发展空间内，充分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和区位优势，在「对内」「对外」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的空间上都有了纵深发展，成功探索出具有澳门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澳门渡过了多次经济危机，逐步形成入境游客数稳步上升，博彩收入逐年上扬，进出口贸易生机勃勃的良好发展局面。四是在澳门凝聚成「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澳门基本法明确规定「一国两制」方针的出发点和初衷，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体现基本法规定以及实施中的国家意识。澳门回归以来，随著宪法与基本法的普及，广大澳门市民自觉维护国 家利益，对国家的认同感日益提升，「爱国爱澳」成为全澳门的核心价值，这是澳门「人心回归」的重要标志，为「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夯实了民意基础。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科学制度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长期以来，澳门同胞秉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始终坚持澳门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高度认同澳门事务是中国内政，自觉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中央的权威，坚决反对和抵御外部势力干预与渗透 ，坚信祖国是澳门的坚强后盾，既为祖国的发展与进步感到自豪，又积极投入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澳门同胞们有爱国情感亦有爱澳情怀，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一心一意维护澳门的繁荣稳定，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参与澳门的各项事务，才能使澳门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建设美好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澳门力量。 二、形成「一国两制」澳门特色的原因分析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个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长期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将「一国两制」实践与澳门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形成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道路，探寻背后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澳门始终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使命。澳门回归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的「两个基本点」，为澳门发展指明方向，注入新的驱动力。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并坚决执行中央的规定及决策，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进一步把澳门工作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结合;坚持创新，将「一国两制」政策方针与澳门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的处理澳门事务、解决澳门问题的新思想新理念。进入新时代，澳门将持续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爱国者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不断完善澳门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推动具有澳门特色的「 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时表示：「广大澳门同胞发自内心拥护『一国两制』，认同『一国两制』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在践行『一国两制』过程中，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坚持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统一起来，意志坚定，从不为一时之曲折而动摇，从不为外部之干扰而迷惘」。 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不仅是特区政府的初心使命，亦是澳门同胞们的心之所向。澳门同胞对国家的认同，对「一国两制」的拥护，为推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夯实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二是澳门始终坚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色的经济模式使得澳门经济发展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有著独特定位，澳门的特色经济是「一国」与「两制」在经济层面有机结合的重要表现。澳门特别行政区充分利用其「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的特殊地位和中西交流的「 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的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化的区域性经济贸易服务平台」和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独特优势。在对内的区域合作上，澳门积极参与与内地的「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上深入合作，由近至远、由浅至深逐步推进合作，粤澳联系进一步加深，先后达成「澳珠跨境工业区」建设、联合开发横琴岛计划，南沙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等项目合作。澳门与内地联系更加紧密，「粤澳合作」进一步长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对外国际合作上，澳门与欧盟国家及葡语国家保持著良好的互动关系。澳门是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 、文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其中，中葡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已连续举办四届，有效促进中葡经贸与基建合作提质发展。澳门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不仅具有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同时也是畅通国家经济内外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对港澳清晰定位和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给予港澳中心城市定位，支持港澳参与和助力共建「一带一路」，为港澳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走出了一条具有澳门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三是澳门始终坚持独一无二的城市特色。长期以来，澳门形成了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经济环境，这是形成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因素。在政治上，1999年回归后，对于新澳门的「一国两制」建设，江泽民主席表示，「中国对澳门恢 复行使主权后，中央政府将严格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按照澳门基本法办事，不会干涉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祖国内地作为澳门特区的强大后盾，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为经济发展作出的努力」。在中央政府坚决支持和澳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澳门社会稳定，繁荣发展，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为建设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文化上，澳门具有特色的国际化气息，中西文化交汇的传统、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彰显，「澳门历史建筑群」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断创新的各种形式的国际艺术节、音乐节、戏剧节等使澳门形成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色文化。在经济上，澳门特色的博彩产业经过内部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实现了澳门博彩业的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澳门经济体系「独撑半壁江山」的龙头，带动了澳门整体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经济结构，使澳门成为博彩娱乐的首要去处。 三、未来持续完善澳门特色 「一国两制」 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澳门在取得巨大进步和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仍会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需要加以妥善应对。」 「 既要从澳门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中坚定信心、增添力量，又要清醒看到澳门内外环境发生的新 变化，善于统筹谋划、群策群力、乘势而上」。为继续坚持完善「一国两制」的澳门特色，澳门特别行政区今后需要从以下五方面持续著力：一是继续坚持「爱国者治澳」，进一步推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澳门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特区政府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在未来的治理过程中，关键要加强制度建设，保障澳门事务治理方向的正确性，保障「治澳」主体选举的公平性 ，保障治理过程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要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澳。完善立法，积极稳妥推进澳门国安配套立法，细化「爱国者治澳」相关法律条例，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强化危机防范处理和部门间的协作，确保「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地，积极预防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加强普法，持续开展爱国爱澳培训活动，将法制教育融入爱国爱澳教育各个环节，并加强在特区内的普法宣传工作，提升澳门居民整体的法律素养。要加强管治队伍建设，特区治理队伍要强化能力本领 ，紧跟时代潮流，树立新理念，掌握新方法，不断提高自身能力;要强化行政队伍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推动特区政府落实主体责任;要坚持初心，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不动摇，以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承担起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历史责任。二是继续坚持开拓创新，进一步推动澳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特区政府要围绕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点，巩固和提升澳门传统博彩旅游业产业优势，推进博彩业法律修订工作，深化「旅游+」跨界融合，不断丰富旅游元素，同时加大线上线下多渠道的宣传与推广，并落实相关优惠政策。特区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以中医药研发制造为切入点的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牢牢把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四新」战略定位和重大任务，发挥好澳门的独特优势。在防疫政策调整后，澳门特区政府要充分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帮助澳门本地企业更好「走出去」。特区政府要著眼长远，重视人才培养，为经济多元发展引进多元化所需人才，加大爱国爱澳后备力量建设，制订更完善的人力资源政策，为澳门科技发展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凝聚爱国爱澳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三是继续大力推进家国情怀教育，进一步强化青少年的「爱国爱澳」意识。在宏观层面，澳门应牢牢把握澳门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前进方向，积极落实特区政府的主体责任，掌握好教育主导权。 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现「爱国者治教」，构建具有澳门特色的教育体系。要做好「爱国爱澳 」核心价值的宣传与教育工作，特别是要重视青少年的国情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中国历史 、澳门历史、基本法、「一国两制」等内容，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爱国爱澳的朴素情感，增强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认同感。在微观层面上，特区政府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实践活动及教育形式等方面要紧跟时代，贴近澳门实际情况。教育部门要依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青少年特性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并重视各教育阶段的国情国史及爱国爱澳教育。要充分利用内地资源，推动开展青少年赴内地的交流活动，为澳门青少年提供深入了解国家历史文化、社会、科技等多方面的沉浸式体验，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要注重创新，善用互联网手段，突破时空的限制，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网上学习环境。四是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进一步加强同内地各地区交流。澳门特区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澳门作为内外联通的桥梁纽带，它与其他各省市之间情同手足。澳门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内地民众前往澳门进行工商、旅游活动。随著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发展，人口流动密度增加，特区政府要做好内地人员的相关就业保障工作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并通过旅游路线打造及交通优惠政策等为澳门旅游业发展助力。另一方面，特区政府要充分学习借鉴内地各地区发展的经验并反哺内地发展。澳门可与内地各地区在经济文化上进行主题联动，如特色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溯源、红色精神等，以合作形式补齐短板，并通过深度合作，促进内地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推动澳门全方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与内地血脉相亲、守望相助，各民族、各地区团结一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澳门力量。五是继续坚持包容共济，进一步促进澳门社会和谐稳定。澳门特区政府要切实落实政府主体责任 ，做好防范重大风险预案，不断优化医疗服务，保障澳门居民生命健康安全。不断提高社会援助水平，保障改善基本民生，落实残疾人福利政策，切实减轻生活负担。澳门特区政府还需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全民受惠的普惠性福利，切实回应好澳门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面对多元文化和不同族群问题，澳门要持续发挥「桥梁」和 「粘合剂」作用，树立好「和气致祥」的典范作用。面对多元文化，特区政府应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平等、宽容、进取的态度促进不同文化的对话和沟通。面对不同社团族群，要明确社团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辅助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不断增强爱国爱澳社团与特区政府的凝聚力，使其成为巩固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础、促进人心回归的中坚力量。 结语 回归后澳门的社会发展始终牵动著祖国的心，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不仅行得通、办得到，还能具体化、制度化与特色化。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对港台有借鉴意义，又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示范、有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理念。回归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走过了非凡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社会稳定、经济腾飞、民生改善、人心回归的良好局面。我们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澳门与祖国同发展共繁荣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常乐 | 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立足新阶段，把握关键期，香港必须实现良政善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提出「著力提高治理水平」的工作要求，指出「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好、发展好的迫切需要」「要加 强政府管理，改进政府作风，树立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新风尚，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实现良政善治，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需要，是强国建设的需要，符合香港和国家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实现良政善治，需要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多头发力、形成合力。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实现香港良政善治，必须将「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到法律制度当中  「爱国者治港」原则最早由邓小平提出。但是26年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香港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中的管治成员，并不会自然或自动成为爱国者，其所行使的管治权并不自然或自动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目的。美好的愿望必须以适宜的制度为基础。因此，在宪法和基本法所共同确立的特区宪制基础框架下，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和选举制度的修改完善，以及特区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的严格执行，一系列以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法律和制度的出台，一方面将非爱国管治者的权力予以褫夺，另一方面树立和校正了管治者的国家观念与施政理念。总之，这些法律制度的实施，实现了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净化了香港的政治生态和施政环境，为香港实现良政善治廓清了道路。 香港回归祖国26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要确保「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始终朝著正确方向行稳致远，就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不仅在动荡期，还是改革调整期，还是平稳发展期，都要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都要确保香港的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确保维护政权的各种法律制度都贯穿爱国理念，始终将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排除在政权之外。要把香港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香港实现良政善治的基本前提，也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二、双向发力：实现香港良政善治的基本路径和主要动力  「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总结的 25年「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全面准确认识和理解「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坚定不移贯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前提下，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并且，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将为香港创造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 这就明确反映了一个道理，国家不仅是香港发展的坚强后盾，也是实现香港良政善治的重要持份者、参与者，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还是重要的推动者和主导者。在二十大报告和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重点强调了一个重要论断，就是「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香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的一个地方特别行政区，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良政善治当然离不开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行使。与此同时，中央通过基本法又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权，具体管理特区事务，香港的良政善治更不能离开其高度自治权的行使。 但是香港能否实现良政善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行使问题、配合问题、衔接问题，这绝不是两权简单的数量与比重、切割与衔接等数学和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两权紧密融合的「相统一」问题。这是一个具有很大难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予以妥善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了处理好这两权关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即「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统一衔接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 与此同时，香港实现良政善治，还离不开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这就需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也是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还指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由此可见，香港在围绕如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大方向上，需要选准具体方向、转变施政理念、调整政府架构，从而在此维度上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最终实现良政善治和长期繁荣稳定。 当前要推动香港实现良政善治，可以从很多领域、很多角度著手，但是最基本、最主要的道路有两条，就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两条道路相向而行，一方面中央向香港发力，另一方面香港向内地进发，通过双向发力，形成合力，从而对香港管治权进行系统性重塑，展现良政善治的新气象。 三、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香港良政善治的新机遇和新空间  在运用中央全面管治权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两大动力重塑香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程中，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这两大力量交融汇聚的重心，也是展示香港良政善治形象的重要试验区，还是「两种制度」融合创生新制度的先行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们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也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在4月13日视察广东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的出台，给香港的发展和治理带来了新的重大机遇和无限空间。粤港澳大湾区经过数年建设，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坚持了「一国两制」、依法办事的基本原则，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把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尊崇法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把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粤港澳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香港经济实现了新发展，香港的治理能力得到新提升。 从中央层面看，相继设立和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在今年「两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在国务院港澳工作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自2020年以来，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设立中央政府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等。从特区层面看，一方面新届香港特区政府重组政府架构，政策局由13个增至15个（增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新增政治委任官员13名，在警务处、律政司新增侦办、检控国安案件的机构；另一方面加大设置融入国家的行政架构，由行政长官亲自挂帅，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和「北部都会区督导委员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增设三位司长为督导组副组长，督导组下又分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小组、「十四五」规划小组、「一带一路」倡议小组，具体推动相关领域的工作。 从香港基层看，特区政府检讨区议会性质与功能，赋能地区「三会」（包括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在18区新设「关爱队」、地区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地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驻港中资企业和香港内地同乡社团等也都积极参与到地区治理和服务当中。在中央主导和积极推动下，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重塑与提升，尤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域，通过联席会议制度、专班会议制度、联合政策包制度等，在粤港两地不同层级政府间紧密协作、积极创新，不断彰显出制度和治理新优势。 总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香港发展的新空间，既是香港融入国家大局的最前沿、最活跃地区，也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扩展「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试验区，还是体现香港良政善治的重要展示区。「一国两制」方针从香港越入大湾区（尤其是大湾区内地9市），从治理角度看仍具有双向性、中间性、区隔性和试验性。 四、要相信港人能治理好香港  香港是本深奥的书，治理好比较困难。因为在「一国」之下，「两制」暗含著必然的冲突和矛盾。如何让「两制」维护「一国」，以及如何在「两制」之间形成一个恰如其分的比例并能顺畅运行下去，这就尤其考验执政者治理能力和管治技巧。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树立一定能够治理好香港的坚定信心。 首先，有治理好香港的最佳制度——「一国两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回归后的港澳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一个好制度，并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略，体现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治理优势。 其次，国家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坚强后盾。我们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在港澳等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这种「一国两制」制度安排本身就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包容性。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作为党的基本方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特色」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国家不仅是香港发展的坚强后盾，更当仁不让地要把香港发展好、建设好。也正基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再次，要相信香港同胞能治理好香港。邓小平曾指出，「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殷切寄语香港同胞「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指出「香港同胞不仅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而且能够继续在国家发展乃至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 最后，治理好香港要发挥好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当家人与第一责任人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要忠实履行誓言，以实际行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为香港特区竭诚奉献;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贤任能，广泛吸纳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积极谋划香港发展；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陈林侠 |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设立于1982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是华语电影界三大奖中设立最晚的，但乘著香港经济腾飞、现代化转型与大众文化兴起的东风，发展迅猛，多年来评选出数部香港和华语电影佳作，一举奠定「江湖地位」。然而，近些年的奖项评选却常引起争议，在逐利的功利观引导下，金像奖的权威性和学术性从何建立？金像奖又该如何把准香港的时代脉搏，跳出固步自封的怪圈，辐射中国乃至世界？ 一、过去的金像奖依托香港黄金时代而立足华人电影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社会结构现代化、身份意识广泛确立，造就了香港大众文化的黄金时期，武侠小说、粤语歌曲、影视剧风靡一时，席卷华南乃至整个中国内地。在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奖项中，香港电影金像奖由《电影双周刊》发起，于1982年才正式设立，与中国内地的「金鸡奖」、中国台湾的「金马奖」相比，时间最晚，但是依托于香港经济、文化与电影行业的黄金时代，很快就确立起自身的权威性与影响力。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直接的表现就是类型丰富、精品众多；反映在金像奖，就是评奖思路的开放性、自信而宽容的文化心态。单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而言，就可发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存在四种类型：有注重艺术探索、个人化风格的，有专注于现实批判的，有纯粹商业娱乐的，也有和内地合拍电影。概括说来，金像奖评奖思路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成立初期强调艺术性，香港新浪潮代表作品得到表彰（如《父子情》《投奔怒海》《半边人》《似水流年》等），逐渐发展到以商业片为主（如《英雄本色》《警察故事》《喋血双雄》《跛豪》《龙虎风云》 等），再到以商业片兼艺术片传统的电影（如《卧虎藏龙》《重庆森林》《枪火》等）。  香港电影金像奖于1982年开始举行，成立的宗旨是在香港本地和世界各地推广香港制作的电影，表扬香港电影从业员的成就，促进专业发展和推动电影文化。图为位于星光大道的金像奖雕像（图：中新社）第三个阶段具有深度整合的特征：一方面，用武侠、警匪、黑帮、爱情等商业电影的类型惯例、叙事模式，制造外在动作与内在情感的激烈冲突，尽可能地扩大了观众面；另一方面，用生动形象的故事、个性化的影像风格，表达真切体验的思想。这是在更高程度上整合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优质，聚焦于香港社会意识及其情感结构，成为了香港文化「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最佳文本。总体上说，金像奖确能代表当时香港电影最高的商业品质与艺术水准。获奖名单中有很多赫赫有名的精品，如王家卫的系列电影《阿飞正传》《重庆森林》，李安的《卧虎藏龙》，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功夫》，陈可辛的《甜蜜蜜》《投名状》，等等。质言之，金像奖虽由《电影双周刊》发起，但是早已发展为华语电影界三大奖项之一，远不是香港影评人或电影从业者的自娱自乐，而是香港社会重要的文化活动，承当遴选香港电影优秀之作的重任。事实上，也只有评选出无可争议的优秀之作，才能确立自身的权威性、影响力，反身证明存在的必要性。 二、当下的金像奖出现「小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现象  二十一世纪金融、信息、资讯、交通的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形态极其复杂。一方面，在跨国资本推动下形成同质化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反向催生了具有区隔功能的民族意识、差异性文化。中国内地在世界舞台上占据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电影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获得迅速发展。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全球化思潮的反向刺激下，民族身份及其本土意识得到普遍强化。电影作为一种汇聚政治、经济、文化话语的附加值高的「绿色产业」，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部门的重点扶持。这在客观上挤压了香港电影的市场空间。问题还在于，「九七回归」使香港市民进入一个未曾经历过的生活状态，造成敏感而脆弱的社会心理。在整个香港社会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香港电影出现资本与电影人外溢出走，质与量均严重下滑。关于金像奖的争议也明显多起来，三十届最佳电影奖颁给《打擂台》、最佳女主角颁给刘嘉玲，以及四十一届最佳影片奖颁给《给十九岁的我》，都引发了社会议论。毋庸讳言，任何电影节评奖都存在倾向性，在独立的选择中彰显自身的特殊意义。但是，它需要面向社会公正平等的评奖程序，合法地设定自身的范围及其宽容度，更需要评奖阐释的专业话语，对其结果进行专业阐释。概言之，电影评奖经过合乎法律的程序正义（合法性）与专业理性的话语阐释（合理性），有效隐藏起特殊的倾向性，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社会影响与专业权威性的电影节。在关于金像奖的争论中，评奖机制的程序正义与否并不是质疑的焦点，争论集中在话语阐释的非专业性。与金鸡奖、金马奖相比，金像奖的学术研究处于薄弱环节，评奖结果未能获得真正专业、学术权威的话语阐释。反过来说，电影评奖缺乏必要的专业主义约束，这不仅影响到金像奖的权威性，也使得评奖出现明显情绪化的倾向性。 近年金像奖的获奖电影，如《树大招风》《无双》《怒火重案》《神探大战》《踏雪寻梅》，等等，表面上说，仍然是藉助类型电影的特殊空间、叙事惯例，进行艺术电影的个性化表达。然而，姑且不说类型、风格的多样性，单就相同类型融合之后的艺术效果而言，也明显不同于《喋血双雄》《英雄本色》《龙虎风云》《跛豪》等一批黄金时期的获奖电影。如上所述，《喋血双雄》等是商业与艺术电影的优质整合，将两种传统的优质充分发挥出来。然而《树大招风》等近年来的获奖电影，一方面，失去了商业电影积极乐观、尊重主流价值观念的基本立场，消解了商业电影原有的类型优势，受众面明显狭窄；另一方面，面向现实的批判性，以及大量的残酷、血腥的暴力动作造成了影像风格单一、情节雷同，又缺乏艺术电影的个性化深度，恰恰集中了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双重缺陷。 得到表彰的电影由于自身成就、影响有限，自然也会导致金像奖社会影响力下降。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偏激与狭隘进一步限制了金像奖的影响力，甚至削弱其权威性。不得不指出的是，金像奖从2016年的《十年》开始，其间虽略有变化（如2018年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属于与内地合拍类型，讲述抗日时期东江纵队在香港的故事），但在总体上，偏激、狭隘甚至有些极端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愤世嫉俗乃至报复社会的心理，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如《树大招风》虽然讲述了三个黑帮头目的犯罪故事，但是无论是警察形象还是黑帮头目，都体现出趋于现实的动作能力、平民化的形象设计、社会生存的欲求，使得影片远离了浪漫的人文情怀，折射出当下社会的黑暗面。《无双》更是如此。艺术天才李问在现实社会中屡屡受挫而极度自卑，走上了印制伪钞的犯罪道路。影片虽然构思巧妙，但是把整个犯罪事件发生的逻辑起点归结到个人被社会排斥的心理感受，难免让人细思极恐。这种囿于自我的偏激态度、愤世嫉俗的反社会心理在《怒火重案》的邱刚敖、《拆弹专家2》的潘乘风身上重复出现。两人原本都是优秀的警察，或因上级的出卖，或自认为在警队内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于是采取一系列仇视政府、报复社会的极端恐怖主义行动，杀害警察、抢劫银行，殃及大量市民。这种设计当然是为了解释人物的正反转换，但仅仅因为受到某种不公或错误的对待，或者自身存在的自卑心理，就走上一条发泄个人愤怒情绪、无端毁灭他人生命、制造巨大社会灾难的「不归路」，显然缺乏艺术的合理性。更甚之处，这些影片虽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香港社会出现的极端自我的人生观、愤世嫉俗的社会观，以及自我毁灭的社会情绪，但未能真正发挥电影的大众文化功能，无法有效释放、纾解这种负面社会情绪与心理，反而刺激了敏感的社会神经。 此类电影的结尾缺乏有说服力的升华路径。如《无双》的李问，在精心设计下成功地逃脱警察追捕，最后毙命不过是因为同伙秀清对未来人生的绝望而已，作为犯罪分子的李问本人并没有任何改变。《怒火重案》的邱刚敖被警察围困最后选择了自杀，他没有在情感理智、道德良知的人性底线上对自己的行为有过半点愧疚，至死都充满愤怒、怨恨、绝望，使得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尾勉为其难，草草收场。《拆弹专家2》的潘乘风更复杂，他被转为警队文职人员之后愤而辞职，参加地下恐怖组织，后来在一次行动中昏迷失去记忆，最后在实施炸机场的恐怖袭击中突然恢复记忆，主动放弃了本应实施的恐怖行动。也就是说，从邪恶转换到正义的关键在于恢复记忆，愤怒辞职、参加恐怖组织和恐怖行动，都发生在失忆之前，也都是自己意志的决定。因此，影片用这种方式生硬地改变人物的价值观念，其实并未改变走上犯罪道路的真实心理与真切的情感体验。 此外，还有一个严重影响到金像奖的影响力与权威性的因素，就是有意地区隔香港电影与华语电影的关联。金像奖立足于香港电影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只是面向香港电影，就完全受制于香港电影的状况。当香港电影的质量严重下滑时，金像奖也就失去了影响力与权威性，出现「小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现象，这也是近年来被诟病最多的地方。最典型的莫过于2011年最佳影片奖《打擂台》，泰迪·罗宾、梁小龙、陈观泰等著名老演员讲述了一个「青春怀旧」的比武故事。制作与剧情明显粗糙，故事格局狭小，难以在较大范围获得观众共鸣。正如该片导演郭子健在 2012年看到《桃姐》以「君临之势」压倒《让子弹飞》，诚恳又理性地说：评奖的「主观情怀已彻底大过冷静思维，这种观念实在令人担心。」事实上，道理很简单。在香港电影整体趋弱的现实面前，金像奖如果仅仅专注于香港情怀，执守本土经验，其选择面自然也就越来越狭窄，审美趣味越来越单一，很难避免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抱残守缺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故步自封，或是极端的愤世嫉俗，或是追忆过去辉煌的怀旧。  三、香港电影的功利观决定金像奖的特征  关于四十三届金像奖的讨论，固然是因为具体作品的特殊状况，但从深层次来说，跟金像奖评奖机制以及整个香港电影观念更有密切关联。事实上，香港电影的观念从根本上决定金像奖的特征。那么，香港电影的本体性观念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是功利观。这是香港电影长期以来的商业性运作模式形成的。众所周知，香港电影的商业意识根本在于本地市场的狭窄，这决定了香港电影自诞生以来就不得不把重点放在香港以外的市场，如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日韩以及东南亚华人地区。如此，用现实功利的态度看待电影，不拘泥于具体类型、惯例传统，也不受限于艺术风格。商业元素（王晶的「卖俗」）与艺术元素（王家卫的「卖雅」）都只是拓展市场的卖片手段。概言之，「必须卖出去」，成为香港电影项目运作的逻辑起点与目标诉求，功利实用的态度贯穿著香港电影的所有类型。电影与生俱来就具有商业性。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产生于巴黎咖啡店，一开始就是以大众娱乐的消费活动出现的。电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其商业性是影视工业基本成本所决定的。它依赖于「生产—消费—再生产」的资本运作机制，只能存活于商业语境。但是，值得重点指出的是，电影在众多娱乐活动的竞争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是因为电影成了一门讲故事的艺术。概言之，电影以影视技术性为前提，依赖于资本投资与再生产的商业性，并以艺术性在众多现代娱乐活动中获得优势。具有本体意识的电影艺术观，意味著个性化思想、叙事内容的不可穷尽，以及影像风格的无限可能。 这恰恰成为香港电影的短板。长期以来，香港电影人即以功利态度看待电影，其快速反应的商业头脑、灵活多变的市场意识，带来了巨大商业成功。但也暴露出缺乏纯粹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充足的先锋性实践，电影艺术性被商业性压制住，较为浅显、单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香港电影「新浪潮」以及九十年代的「后新浪潮」期间，涌现出不少获得金像奖的艺术电影，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强调写实主义，贴近社会现实，真实表现普通市民乃至弱势、边缘群体现实生活。这说明在香港电影的观念中，艺术性就是指批判现实、揭露社会弊端，即电影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电影功利观的反映。如「新浪潮」反对当时香港社会泛滥一时的娱乐片（如拳头、鬼头、枕头、噱头的「四头」），出现《父子情》《投奔怒海》《半边人》《似水流年》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获奖电影。「后新浪潮」的艺术电影同样突出社会性问题，注重摹拟写实的真实感、批判性的艺术观念，如《 笼民》《天水围的日与夜》《非法移民》《女人四十》《桃姐》等等。 客观地说，无论是「新浪潮」还是「后新浪潮」，都未摆脱商业意识，艺术性尚未独立，短短几年内就偃旗息鼓了。金像奖的获奖影片乃至整个香港电影，总是以功利态度理解电影，缺乏真正具有电影本体意识的艺术观念，即将电影视为批判社会的媒介，以增强电影公共属性的方式，将之从低俗虚假的娱乐活动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功利的电影观中，出现只要能占领市场、斩获票房，就无所不用其极的弊端。市场充斥大量的低俗、恶俗之作也就难以避免。因此，确如上文所说，王晶的「卖俗」与王家卫的「卖雅」并没有本质性差异，都是功利性对待电影的表现。雅俗之间在商业功利的角度上很容易实现转换。我们发现，随著商业资本的介入，香港电影所推崇的批判性，实际上已成为当下商业电影的消费诉求。近年来的获奖电影中，愤世嫉俗的极端、负面的社会情绪，暴露现实社会存在的弊端，展示底层群体残酷惨烈的生活经历、悲观无望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以艺术性获得了金像奖的肯定， 而另一方面，它已经从艺术性质变为博取观众眼球、满足猎奇心理的商业内容。看似贴近社会现实，实则在偏激、夸张的叙述中，恰恰远离了社会现实。 四、对金像奖的几点建议 首先，金像奖如今已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成为一面反映香港社会的的镜子。对它的争论越多，越说明到了改变的时候。然而，要改变的不只是金像奖，而是需要对香港重新定位。香港的辉煌不仅依靠港人奋斗打拼，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所造就的。如今客观的外在条件已然大变，香港需要在新的全球形势中寻找自身的优势，香港电影也是如此。过去的辉煌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不可重来。只能辨清自身的当下处境，整合资本与艺术资源，解决电影基本的商业运作状况，重新出发才能走出过去。金像奖根本受制于香港社会与香港电影，只有立足于世界格局、保持自信心态、繁荣电影实践，才能维持香港电影影响力，这需要整个香港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努力。 其次，金像奖在立足香港电影的基础上，更需要面向中国内地、台湾及海外华人地区群体。事实上，金像奖的影响力也正是中华文化圈层赋予的。电影节及其奖项对本土电影的提振、扶持，不仅仅在于颁发的某个奖项，更重要的是以自身作为媒介，形成重大的社会议题、娱乐事件、公共活动，以此建构一个专业人才积极交流、新闻媒介争相报导、发行销售活跃的场域。因此，当金像奖只是囿于香港电影，其实是自己降低了电影节及其奖项作为媒介的影响力，缩减了原本辐射广阔的范围。只有当金像奖保持作为媒介的影响力、权威性，才能持久地促进香港电影的发展。 再次，金像奖需要拓展艺术观，以奖项表彰的方式，寻找类型电影与艺术电影融合的新思路。用极端化经验制造视觉奇观、愤世嫉俗的人生观、强调冲突力度的暴力美学，必然会走上趣味单调、市场萎缩的「不归路」。金像奖专注于这类电影，自然也会限制自身的影响力与权威性。电影作为面向大众的现代媒介，揭示、批判只是发端，更重要的是合理升华，有效释放社会压力以及负面情绪。我们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像奖获奖电影，如《英雄本色》《喋血双雄》《枪火》《暗战 》等虽然也是黑帮片、警匪片，但本质上是一种无涉于现实社会的浪漫想象。黑帮内部的权力争夺及其人物的逞凶斗狠，并不具有现实层面的指向性与当下性。影片的重点在于借助虚构、想象的艺术领域，表现浪漫的人文情怀。此类影片有效祛除了现实的区隔，最大限度地囊括了观众群体，个中经验特别值得当下借鉴。金像奖也应当把关注重点从黑帮的批判现实主义转移开来，发现之外的美学可能。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张    弦 I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杨宇迪 I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地迄今已经十年，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可。欧洲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节点和主要合作对象，理解欧盟国家对倡议的认知态度，有助于今后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文首先梳理了欧盟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的认知差异；继而从四个角度分析了产生认知差异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加强中欧合作共建「一带 一路」的具体措施。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旺盛生命力，为中国与欧盟国家的未来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构想到实践，从愿景到行动，从单向输出到共建共用，从经济合作到全方位互联互通，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广泛认可，为沿线国家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治理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智慧。与此同时，在这十年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英国脱欧、中美摩擦、俄乌冲突、全球治理失衡、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等多重危机叠加，「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外部风险不断增多。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一带一路」倡议想要继续顺利推进，就要进一步巩固沿线「利益攸关方」的深入理解和大力支持。在这其中，欧洲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无论在地缘经济还是在地缘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对「一带 一路」建设的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值得深入分析。 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相关政策措施持续落实推进，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发展，成果惠及面显著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截至2023年5月，欧盟共有18个成员国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但欧盟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随著「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实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同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产生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存在稳固发展型、意愿加强型和态度模糊性三类。 稳固发展型的代表主要是位于中东欧的欧盟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希腊等国。中国同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有著深厚的友好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双方建立了「16+1」合作平台，中东欧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沿地带。匈牙利和波兰最早回应并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匈牙利更是欧盟第一个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国家。目前，中国自欧洲进口货物总量有15%经过匈牙利，中国已成为匈牙利在欧盟以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匈牙利还作为中东欧地区唯一的主宾国参加了2018年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是「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标志著中国铁路标准与欧盟UIC标准的首次对接。波兰于2015年与中国签署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希望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通过发挥过境经济优势，提升本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波兰通过中欧班列向中国出口乳制品的数量和总额仍然实现双增长。巴尔干半岛和东南欧国家也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投资建设了希腊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截至2022年，比港集装箱年吞吐量世界排名从2010年的第93位提升至 2021年的第26位。同时，比港也成为欧洲最大渡轮港口、地中海重要邮轮母港、汽车船中转港和修船中心。意愿加强型的代表是荷兰与意大利等国。过去十年，随著「一带一路」项目的不断落地并取得实际成效，不少欧盟国家的合作意愿也在显著增强。在认识到「一带一路」蕴含的巨大机遇后，它们纷纷采取实际行动加入该倡议。经历了初期的困惑和纠结后，从2018年开始，荷兰重新审视并表态愿意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2021年，中荷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22年，「 江苏号」抵达南京，标志著我国东部地区唯一一条中荷两国双向对开的中欧班列投入运营，促进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和G7成员国的意大利，此前一直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观望态度。包括奥地利、希腊、波兰等在内的欧盟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对意大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19年3月23日，意大利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 当然，欧盟内部还有不少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摇摆和模糊态度。譬如，作为欧盟双「火车头」的德国和法国，过去十年间对「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没有形成清晰明确的统一认知。一方面，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是访华次数最多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态总体比较积极。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后也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力图推进法中两国开展更广泛的经贸合作；但另一方面，德、法两国民间尤其是新闻舆论又充斥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和批评声音，强调要防范「一带一路」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凡此种种，再加上内部反对党的牵制和外部主要是美国势力的影响干预，法德及不少其他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左右摇摆。 欧盟国家「一带一路」认知差异的原因 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各不相同，自身的定位和诉求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再加上外来因素的干预施压，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显著的认知和态度差异。具体来看，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原因：第一，欧盟各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不同。欧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差异，会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在贸易规模方面，很多欧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处于入超的不平衡状态，存在较突出的贸易逆差问题。如果该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导致自身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进而对本国经济发展不利，那么它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就会偏向警惕和猜忌。在贸易结构方面，中东欧地区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出口以农畜产品、能源矿产为主，其贸易结构与中国存在很强互补性，因而对深化合作的顾虑较少。而有的欧盟国家情况则截然不同，与中国出口商品存在直接竞争，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明显保留。 第二，欧盟各国与中国的实际合作成效不同。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欧盟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近十年来，中国与该地区合作机制成熟，合作成果丰硕，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总体向好。中欧班列、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个个「一带一路」倡议旗舰项目落地，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这些成果起到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也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地区民心相通。与之相对，法国和德国等部分欧盟国家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可量度的实际合作成效，因而不利于这些国家深入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第三，欧盟国家存在不同的身份定位。英国脱欧后，德、法两国成为欧盟内最有影响力的大国，认为自身对维护欧盟统一和战略自主负有重任，故而对可能的外部干扰因素保持警惕。但同时，两国也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必然性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切实收益。因此，它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上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模糊态度就不足为奇。与德、法不同，意大利虽然也是欧盟大国，但并不认为自身要追求所谓的「领导地位」，再加上其改变国内经济状况的意愿格外强烈，认为中国能够提供大于欧盟内部的帮助。因此，意大利目前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比较积极。相形之下，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欧盟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也较为有限，其身份定位更是与大国不同。因而，它们更看重「一带一路」倡议中所蕴含的发展机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抱持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国家身份定位的不同，导致对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明显认知差异。 第四，外来干预影响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这里主要指的是美国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来，美国的态度逐渐由消极转向敌视。近年来，随著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不断升级，其对「一带一路」的打压也愈加严厉，对抗领域不断延伸。美国联合欧盟推出「蓝点网络」计划、「全球门户」计划、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一系列计划或机制，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美国还威胁德国放弃使用中国5G技术，指责意大利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施压荷兰ASML禁止向中国出售晶片光刻机设备。此外，美国媒体还持续妖魔化和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子虚乌有地批评中国带来所谓的「债务陷阱」和环境破坏等。 中欧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前景展望 中国与欧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近十年来，合作良好，成绩斐然。尽管目前欧盟内还有不少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所困惑和疑虑，但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展望未来，要大力推动实现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相关构想计划对接，促进彼此团结协作，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可与欧盟多项发展计划对接。发展计划对接是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要支撑。这里面既包括与欧盟总体发展计划进行对接，也包括与「德国工业4.0」计划、「新工业法国」计划、「英国制造2050」等各自国家计划进行对接。近年来，欧盟看到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与发展前景，战略目标逐渐向东转移，希望在亚洲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欧盟在2018 年9月推出了《连接欧洲与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文件宣导「全面、可持续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互联互通」，表示愿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加强合作。在基础设施领域，中欧可以实现交通、能源、数字化和网络方面高效的跨境连接；在地区议题上，中欧可以探讨加强基于共同认可的规则和标准的双边性、区域性及国际性合作；在金融合作上，中欧可以通过利用不同金融工具促进可持续金融发展。总而言之，中欧可以积极对接，加强在各领域的有效合作，实现欧亚共同发展。 其次，中欧可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新引擎。如果说前期大型基础项目是「一带一路」的基石，那么未来中国的信息技术及其推行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则是「数字丝绸之路」的核心，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有关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欧未来可以探讨建立相关平台机制，共同发展网络安全技术，以机制和协议增强持久互信，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是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以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绿色愿景。譬如，由中国企业投资承建的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标志项目，契合了克罗地亚能源绿色转型的发展战略。欧盟国家向来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欧未来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和碳排放等技术领域上可以展开持续合作，「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必将硕果累累。 最后，中国与欧盟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大有可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提法首次出现在2015年6月《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上，指中国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聚拢中欧优势资源，凸显「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涉及中欧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欧洲国家先进技术、中国优势产能及东道主国家的需求进行有效对接，实现1+1+1>3的效果。「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的有效实施，增强了经陆路通往欧洲以及经海路通往非洲的贸易联系，将欧亚大陆发展成新的交通线路和繁荣中心，也便利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展开。截至2022年9月，中国已同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奥地利等欧盟成员国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构建了工作组、合作论坛、合作基金和指导委员会等多元化合作平台。中欧双方产业链互补、经济契合度高，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双方产业的比较优势，促进海外市场的深度融合。 结  语 自十年前首次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和主要实现路径，也是连接沿线各共建国的紧密纽带。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全方位务实推进，取得一系列沉甸甸、实打实的成果。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得到了联合国和相关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在中欧关系发展中，中国既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平台强化与欧洲的经济联系，也要善用国际双边和多边机制巩固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最关键的是，要深入分析欧盟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的认知差异，解疑释惑，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展望未来，迈入下一个十年的「一带一路」倡议必将行稳致远，展现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刘兆佳 I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 近年来美国不断无端指责中国蓄意破坏和挑战国际秩序。恰恰相反，美国应该对其所建构和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坍塌负主要责任，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使这个秩序难以维继，并窒碍其他国家发展，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重新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 近年来，为了遏制和孤立中国，美国屡次指控中国不断漠视、滥用、扭曲、破坏或违反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和规则。美国宣称中国行动的最终目的不单是要彻底摧毁这个国际秩序，更是要在其废墟上建构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体现「威权主义」和服务中国利益、以中国的主观喜好取代现有制度和规则的「非自由国际秩序」。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其2022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的竞争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2022年在华盛顿的亚洲协会发言时表示，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华盛 顿将继续瞄准中国，将其视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严重威胁。布林肯说，中国是唯一有意愿和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而且它这样做的方法必然会破坏全球稳定，「北京的愿景将使我们远离在过去75年让世界得以取得多方面进步的普世价值观」。  美国建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早已问题丛生 事实上，远在美国指控中国破坏国际秩序之前，美国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已经出现崩坏不断和无以为继的迹象。因此，把中国当作这个国际秩序坍塌的罪魁祸首并不公平和合理，也明显怀有遏制中国的意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罕有地承认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过去几十年出现了裂痕。也即是说，那个「自由国际秩序」在中国「 蓄意」对其「破坏」之前已经问题丛生。时至今天，这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但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失去认受性，就连西方国家内部质疑的声音也此起彼落，而且越来越响亮。印度学者兼前外交官员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明言，「没有人想要当前的世界秩序，而似乎只有越来越少的国家，包括那些建立了先前国际秩序的国家，仍致力于维护它。」南非学者蒂姆·穆里蒂（Tim Murithi）直指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压迫秩序」（Order of Suppression），从来都不符合非洲的利益。美国学者菲利普·泽利科夫（Philip Zelikow）更形容这个国际秩序为「空心秩序」（the Hollow Order），原因是在过去十年中，管理全球资本主义的机构已经沦为比实质更重要的作秀。他特别提到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已经受到美国的干扰和抵制而难以正常运作。那个「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走向式微，主要原因是这个秩序本身的内在缺陷不断暴露和恶化，以及美国自己又对它缺乏尊重并逐渐背离，所以绝对不是所谓「中国恶意破坏」所致。这个二战后诞生的「自由国际秩序」从设计到运作都是由美国主导，其核心目的是维护和强化美国乃至西方的国家利益和全球霸权，特别是美元霸权，因此从一开始便不是一个公平、平等和包容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依据美国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而设计，让美国和其领导的西方集团享有大量特权，从而把它们置于绝对有利的位置上，而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自主则形成了强大的制约。美国主导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美元作为首要的国际货币，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等，都是那个「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柱。刚去世的台湾学者朱云汉曾指出：「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往往蕴含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穆里蒂认为，这个秩序「保持了世界主要大国 [……] 维持其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主导地位的现状。」在那个秩序下，「大国不再像过去那样用蛮力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依靠优惠贸易协议和不正当的融资安排来耗尽非洲大陆的资源，并通常是通过勾结腐败的非洲精英而获得。」所以，「非洲没有人相信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 「自由国际秩序」让美西方国家获利而窒碍他国发展 不争的事实是，这个「自由国际秩序」的长时间运作窒碍了不少国家的发展，部分国家甚至长时间陷入贫困的深渊，也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和政治嫌隙不断扩大，引起了「 全球南方」的不满和抗拒。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贫富悬殊、财富集中、中产阶层愈趋萎缩、劳工阶层困顿、去工业化、金融危机屡发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亦比比皆是，这些情况为反全球化浪潮、保护主义、排外情绪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参与那个「自由国际秩序」之同时又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在美国的唆使和压力下全盘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反而逐渐开拓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和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多次对那个「自由国际秩序」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建议。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但「离经叛道」，甚至对那个「自由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严重挑战，所以必须予以遏制和打击。那个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失去认受性的「自由国际秩序」在苏联解体、美国单极霸权崛起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睥睨一切后出现「范式性」的转变（Paradigmatic Shift）。在新的「自由国际秩序」下，美国以各种手段包括政权变革（Regime Change）要求、引诱、推动或强制所有参与那个新「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都采纳美国或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发展模式以及价值观。实际上，这是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和自主的蔑视。与此同时，美国在本国和在那个新「自由国际秩序」中最大化地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金融和贸易全球化、商品和人员自由流动、经济活动管制的撤销，以及政府的经济、社会和福利功能的压缩、公共开支削减、大幅减税，从而让美国的跨国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能够畅通无阻地在其他国家掠夺它们的财富。新自由主义的狂飙的确让美国的金融和贸易巨头获利甚丰，但同时也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频密爆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鸿沟不断扩大、各国的债务愈趋沉重、气候变化危机加剧和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恶化等棘手难题。无可避免地，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国际秩序比之前的旧「自由国际秩序」更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梅农讲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导了两种秩序：一种是凯恩斯秩序（the Keynesian Order），它对两极冷战世界中各国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不太感兴趣 [……] 。第二种是那个在冷战后的单极世界中出现的、漠视其他国家赖以维护其利益的主权和边界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这两个秩序都宣称是『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和自由的』，以及是那些所谓自由市场、人权和法治的民主价值观的捍卫者。实际上，它们依赖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主导和必要地位。」赖恩·穆勒森（Rein Mullerson）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新「自由国际秩序」其实并不那么自由。「相反，这是一种自由国家统治世界的秩序，它们试图扩大自由社会的范围（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同时排斥甚至摧毁那些不能或不想变成 [西方式] 自由社会的国家。」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ar）指出，由于新自由主义作祟，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的霸主不愿意接受一个多样化的世界，这遂使得其所主导的新「自由国际秩序」更加失去国际认受性。他告诫说：「如果华盛顿希望维持一个有助于避免冲突、促进繁荣和促进自由价值观的国际体系，它就必须拥抱一种更加多样化的秩序——一种能够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针对不同问题用不同方式运作的秩序。」就连一贯讴歌「自由国际秩序」的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认为要维系这个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成员的资格不应该取决于它们的政权的性质，而应该仅取决于对它们国家主权地位的承认和它们履行成员责任的承诺和能力。」也就是说，奉行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成员，而「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和「反对霸权」则应该是建构这个新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可惜的是，美国根本不愿意尊重各国选择自己的制度、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因此难以得到众多非西方成员对新「自由国际秩序」的认同和归心，而美国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同时也妨碍了一个由世界各国共同建构的公平和合理的新国际秩序的出现。 「自由国际秩序」遭到美西方国家内部批评 新自由主义的冒起，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也激化了严重内部矛盾，导致西方民众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反感不断上升。在此之前，旧「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接受，是因为在不断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同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与西方群众特别是中产和工人阶级订立了一张保障他们基本利益和福祉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以弥补他们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下所蒙受的冲击和损害。可是，随著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坍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觉得不再有需要与其他阶级进行「阶级妥协」。以美国为例，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指出：「劳资之间的妥协是 [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秩序的基础。工人获得了累进税、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工会组织权、国家对充分就业的承诺、政府对集体谈判的支持以及对贫富不平等的限制。[……] 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仍然需要美国政府的帮助来规范市场。共产主义一直是资本最难缠的对手，但在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它觉得与劳工妥协的必要性越来越少。」结果是，美国过去给中产和劳工阶级的保障和福利大幅减少，并漠视对他们在全球化下蒙受的冲击，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新「自由国际秩序」的不满和反弹，催生了西方世界内部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滔天巨浪。事实上，即便美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首要获益者，但它经常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尊重和违反自己建构的制度和规则。威廉·德罗兹迪亚克（William Drozdiak）指出，由于忽视、管理不善和美国给予支持的减少，那些美国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支柱，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正在摇摇欲坠。美国对这些关键机构表现出的漠视削弱了它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很多时候，美国以单方面的方式行事，只是选择性地尊重它曾经誓言要维护的国际秩序规则。近年来，由于美国民众和部分政治精英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认同和支持持续下滑，这类事情发生的频率不断上升，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大纛下更是变本加厉，他在任时开展对各国特别对中国的贸易战、对国际组织和规则的蔑视，这些是美国逐渐背离其建构「自由国际秩序」承诺的证据。现任总统拜登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延续了特朗普的方针。2023年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发言，充分表明了美国今后脱离新「自由国际秩序」的意图。他强烈谴责对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对自由市场的笃信给美国带来的祸害，包括金融业的过度膨胀、现代制造业的萎缩和中产阶层的没落。因此，美国必须推行现代工业和创新策略。在新的工业政策下，美国会物色和扶持一些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对国家安全有战略意义、而私营企业还没有准备好投资的产业，从而让美国的雄心壮志得到实现。 「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走向式微，主要原因是这个秩序本身的内在缺陷不断暴露和恶化。图为漫画家「乌合麒麟」的作品《三权分立》（图：「乌合麒麟」微博）《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断言，过去支撑「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新的「华盛顿共识」是以维护美国利益为鹄的的「教义」。他认为：「新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华盛顿本身，而不是在冷战结束后设定全球标准的狂妄自大的美国。」「它确实有经济工具，例如回流供应链、优先考虑弹性而不是效率，以及产业政策。但这些主要是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今天的美国无法达成贸易协议，无法谈判全球数字规则，无法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无法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华盛顿对经济多边主义失去了信心。」美国不再愿意履行其对国际秩序的责任和承担，是国际秩序「空心化」的主因。正如泽利科所言：「由于国内反对，美国无法加入新的贸易协定。全球各国债务堆积如山，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无法协调如何减少债务或提供必要的救济。世界贸易组织的运作即将停止，一方面是因为它无法使其规则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拒绝确认仲裁者，故意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瘫痪。但当前世界秩序的空洞性在全球卫生领域最为明显。」总而言之，美国应该对其所建构和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坍塌负上主要责任，而不应该责怪中国。相反，美国应该放弃其霸权主义并寻求与中国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之道，并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合力结束当前国际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的局面，重新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充分照顾各国特殊情况、让所有成员都能获益和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新国际秩序。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施汉铭 | 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副主席、香港大学宪法学博士生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新的区议会改革方案，以解决之前区议会被政治化的问题，以及杜绝反中乱港分子对区议会的负面影响。方案包括加入资格审查制度，只有爱国爱港人士才能参选；减少直选议席并增加委任及间选议席，以吸纳更多不同界别的人进入区议会。香港社会对此次改革非常关注，期望改革后的区议会能够找准自身定位，发挥自身功能，支持特区政府施政，更好为市民服务。 改革方案重塑区议会 香港特区政府出炉区议会改革方案，备受各界关注。基于过去「反对派」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导致区议会一度被高度政治化，甚至成为反中乱港分子的藏污纳垢之地。而从在这次重塑区议会的改革中，我们喜见特区政府对症下药，根治区议会以往的「恶疾」。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已表示，区议会制度值得保留。因此，区议会如何改革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所公布的新方案，在区议会成份组成以及候选人入闸门槛都有新的安排。在区议会组成方面，来届区议会将以「委任+直选+间选」三种方式产生区议员，其中直选议席将由上届的452个减至88个，占总议席（不计当然委员）近两成。此外，区议会将恢复委任制以及新增间选议席，间选议席为176席，将由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和地区防火委员会三会提名及投票产生。委任议席为179席，根据「用人唯才」的原则，委任具有才干的爱国爱港人士加入区议会。除了组成方式有所改变外，加入资格审查制度也是这次改革的焦点之一。未来区议会选举亦增设多重门槛，例如直选参选人除了要取得当区选民提名，亦须取得由特区政府委任的3个地区委员会委员中9人提名，再通过资格审查、符合国安要求，才能获参选资格。 区议会改革是香港民主的体现 新改革方案出炉，惹来小撮反对人士质疑是「香港民主倒退」，例如资格审查限制了香港人的参选权利、直选议席大减等，那么这些批评是否符合现实呢？众所周知，在昔日区议会选举制度中，大部分议席都是直选议席。然而，由于与选举制度挂钩，形成了区议会选举及区议会过度政治化。特别是2019年「黑暴」期间，「反对派」和「港独」分子骑劫区议会制度、瘫痪特区政府和宣扬「港独」主张，在区议会中唱所谓「独歌」、区议会召开期间羞辱政府官员及建制派区议员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加入资格审查、符合国安要求，才能获参选资格，就是要为了杜绝「非爱国者」入区搞搞震，让区议会运作及功能恢复正常，也禁绝「 非爱国者」和组织以区议会作为反国家反政府的政治阴谋。至于区议会直选议席大幅减少，并增加了委任及间选议席，显而易见的是特区政府为了保障区议会不再被骑劫，同时吸纳更多层级界别的贤能之士走进建制系统当中。其实有一点过往市民有所忽略，就是误以为民主等同于直接选票。 在香港社会里，大众对于民主的概念一直有著偏差，就是几乎全盘接受西方政治学教科书对于民主的说法，认为全民直接参与的政治方式，市民可以话事当家作主，才是真正做到「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而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方式就是民主云云。过往「反对派」亦刻意将这概念不断强化，并借此争抢票源，保护其自身利益关系。 然而，在政治学上民主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回顾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对民主的看法，他认为完全的民主制就是全民执政，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既要生产，又要管理公共事务。但他也明确指出这种「民主」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能力执政。因此，他也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按他们的特性、地理位置与历史去探用和混合这三大制度，而不同的组织也有不同的选举模式。我们从卢梭的学说可以得知，民主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特定形式，但最重要是做到维护公意，以及能保证人民生活稳定。 由此可见，民主政治有很多表达的方式，所有议席由直选产生并不是绝对民主的表现。这次重塑区议会让「委任、直选及间选」并行，能吸纳更多来自不同界别的人进入区议会，例如，来届区议会间选议席将由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和地区防火委员会三会提名及投票产生，三会当中的成员对他们所属地区的民生民情甚为了解，因此他们提名的候选人及选出的区议员，会更切合地区的工作需要。至于委任区议员，特区政府以「用人唯才」作为委任原则，使各行业各范畴的爱国爱港人士能投身区议会制度当中，让区议会质素和层次更高，更大程度反映民意，更具代表性，是香港民主的一个体现，绝非以往制度可比拟。 大家不难发现，这次特区政府对区议会进行大刀阔斧的重塑，杜绝区议会以往过度政治化的问题，也确保了未来区议会能由政府行政主导、由爱国者主持，使区议会成为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及维持区议会制度稳定的重要一员，绝对是治标又治本，区议会也不会再出现各类「脱轨」情况。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胡伟星 |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段聿舟 |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强化地区治理架构，包括重塑区议会，这是香港实现良政善治的应有之义。区议会是地区治理 的重要一环，与市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香港社会对过去区议会「泛政治化」问题深恶痛绝。特区政府从制度层面堵塞区议会的各种漏洞，确保区议会重新回归应有定位，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2023年5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以下简称《建议方案》）。该方案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重塑香港区议会的结构和功能，二是重塑并强化香港地区治理架构。在提交立法会审议之前，该建议方案展开半个月公众咨询。特首李家超表示，政府此次重塑区议会、强化地区治理架构主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国家安全必须放在首位，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二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三是充分体现行政主导。毋庸置疑，回归26年来，特别是经过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香港有必要对区议会进行脱胎换骨改造，进一步完善地区治理架构，从制度上彻底拨乱反正，使香港社会真正从「由乱到治 」走向「由治及兴」。这次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重塑区议会职能，将使区议会「去政治化」、回归原本基本法所规定的咨询和社区服务功能，使「爱国者治港」原则切切实实落实到基层治理。第二个目标是重塑和强化地区治理架构，把行政主导原则贯彻到地区治理过程中，重塑香港的政治秩序，优化基层治理过程，提高地区治理效能，使市民享受更优质的服务。总体上看，《建议方案》是根据香港国安法落地后香港实际情况而制定，这个方案适时可行，有利于进一步夯实香港的治理根基，有利于优化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意义深远。本文将以建构治理体系为视角，从进一步完善香港管治架构、重新定位区议会、优化地区基础治理架构三个方面，具体论述特区政府《建议方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进一步完善香港管治架构 著力提高治理水平 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经历了2019年「修例风波」后，香港 如何开创新局面，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2022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点希望」。摆在四点希望之首的就是「著力提高治理水平」。事实证明，特区政府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尚有很多短板，需要对整体管治架构做进一步改造。回归以来，香港社会长期陷入「普选迷思」的争拗，严重偏离了有效治理轨道。反中乱港分子歪曲解读「普选」的原意，散布各类「港独」言论，煽动香港同胞对内地不满情绪，对抗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他们通过选举进入各级管治架构，包括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区议会等机构，肆意阻挠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严重损害香港市民福祉，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使整个香港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些年香港治理出现的问题，一个最深刻教训就是没有真正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在政 权机关中没有形成「爱国者治港」的局面。从香港的管治架构来看，地区治理架构是整体治理 体系重要一环，是关系到特区政府管治能否真正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之前区议会存在的乱 象必须从制度上彻底改变，否则特区政府的管治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2020年1月1日，第六届区议会开始运作，反对派掌握了除离岛区以外其余17个区议会的控制权，区议会被大批毫无地区服务经验、只打著政治口号的人士把持，沦为由公帑供养、与立法会反对派遥相呼应攻击政府的战场。他们不但荒废地区事务，肆意激发社会对立、分化，部分人更公然高举「港独」、 「揽炒」旗帜，肆意阻挠特区政府施政，冲击特区政府管治。广大市民不光无法通过区议会反映民生意见，更无从得到区议会应提供的地区服务。2021年2月22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指出，「黑暴」、「揽炒」、「港独」分子进入区议会后，他们把原本为社区和基层服务的公共机构变成了高度政治化的斗争场所，他们是香港的乱源，也是国家的祸害。如果任由反中乱港势力把持区议会，香港将永无安宁之日。重塑区议会、强化地区治理架构是中央主导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重塑区议会，实现「去政治化」，才能从制度上堵塞漏洞，防止区议会再次成为「黑暴」「港独 」「揽炒」的平台，防止反中乱港分子骑劫、操弄、瘫痪区议会。特区政府这次推出的改革方案，如大幅度削减直选议席，采用委任、间选、直选比例4：4：2模式，区议会主席由当区民政专员出任，引入资格审查制度、履职监察制度、责任承担制度，成立「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及「地区治理专组」等，这些都有利于实现改革目的。改革区议会产生办法和职能后，香港管治架构的重塑大体上完成。但是，应当清醒认识到，涉港工作机构的升格、选举制度的完善和立法会运作重回正轨并不意味著香港的治理困境彻底得到突破，香港基层治理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三年疫情也暴露出香港基层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短板，香港亟需进一步健全地区治理体系、改革基层治理模式。此次区议会改革使「爱国者治港」原则基层化，实现了这一根本治理原则对区议会和基层治理的全覆盖，同时接通基层治理与行政主导之间的联系，确保政府政策制定和民意的有效互动，特区政府的政策能真正落地，并得到更有效率、更高质量的执行落实。 二、重新定位区议会回归咨询和服务属性 重塑区议会是进一步完善香港管治架构、理顺特区管治体系的重要一环，区议会改革的关键是切切实实在地区治理层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基本法第9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或负责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从基本法立法原意来看，区议会本质上是一个「非政权区域咨询组织」，既不拥有也不能行使任何政治权力，这一点它与立法会截然不同。所以，作为辅助行政机关施政的咨询组织，区议会的功能就是向特区政府提供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负责提供地区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所以，区议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去政治化」，回归其「咨询服务」的定位，回归其服务市民的初心。1.区议会为什么要「去政治化」？有学者认为，区议会不是真正的「议会」，而是「咨议会」，其本质不是政治代表和决策，而是政治代理和执行，是特区政府管治体系向基层的组织化与功能化延伸。但是，香港反对派在基层谋划已久，甚至提出「土地正义」、「本土主义」、基层「颜色革命」的激进构想。近年来，区议会愈来愈变成了与特区政府对抗的政治机构、党派斗争的政治平台、「港独」分子的活跃场地、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的渠道、阻碍政府施政的手段。回归以来，区议会不断「政治化」，甚至出现了「超级区议会」现象。针对这个趋势，区议会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革。既然基本法并未赋予区议会政治功能，明确其只是辅助特区政府管治的「咨询服务组织」，那么区议会必须去政治化，回归咨询功能和服务属性。过去地区治理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导致政府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延误和不顺畅，处理地区事务的效率和质量不断下降，严重影响地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去政治化」并不意味著削弱区议会的作用，而是强调区议会应该更加注重民生、居民福祉和社区发展，以确保地方治理的平衡和稳定。通过去除政治色彩，区议会可以更加专注于解决社区的实际问题，提供更加务实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增加居民对地方治理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为香港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特区政府的《建议方案》重新定位了区议会的地位。李家超指出，区议会作为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的区域组织，应回归基本法中的定位。过去政府将一些工作交由区议会处理，导致某些政策到了「落地」环节，政府没有直接参与，无法了解宣传效果及市民的意见。当区议会回归正常，区议员的发展空间会更多，拥有更多表现机会，区议会讨论的问题将会更聚焦，「不会讲交通问题时，突然跳到政治问题」，当市民感受到生活质量提高，便会增加对区议员的认可。「去政治化」可以给予地区治理者更大的空间，地区工作者可以去著手解决更重要的与医疗、住屋相关的民生问题和青年向上流动等社会问题。此次改革有助于「爱国者治港」原则在地区治理进一步落实。重塑后的区议会由委任、地区委员会界别、区议会地方选区和当然议员组成。全港有44个区议会地方选区，共88个地方选区直选议席。区议会改革引入多种区议员产生方式。新的区议会议员产生办法和选举委员会产生办法一样 ，不仅包括直选，还包括委任和间接选举。地区直选席位的数量从上一届的452个减少至88个。减少地区直选代表的比例，可以避免极端派别或反对派再次骑劫区议会，这对区议会「去政治化」至关重要。区议会改组引入资格审查制度，任何渠道参选都需要透过审查机制，确认其政治上合格。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制度，履职出现严重问题会得到相应处理。引入委任和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有助矫正现行制度下区议员容易以政治及民粹挂帅的问题，以不同途径广纳贤能，突破小选区利益局限性的思维，促进区议会以大局思维进行理性讨论。减少直选比例，有利于减少因政治竞争或是政党斗争所产生的社会资源浪费，让社会能集中力量解决市民最紧迫的生活困难问题。2.区议会为什么要回归咨询功能？区议会和地区分区委员在历史上的角色就是基层的官方咨询组织。其历史根源在于「六七反英抗暴」后，港英政府不得不反思管理香港的缺失，决定要落区听民意，便成立了区议会。这是港英政府维持政治稳定的殖民地治术，旨在巩固殖民统治，培养华人精英，达至「以华治华」的殖民目的。这一时期，区议会多以委任为主，全港各区的议会主席由各区政务专员（即现在政府设置的民政专员）担任，完全执行港英政府的意志，这个议会架构对于当年的港英政府而言是政治稳定安全系数最高的选择。回归之后，这一架构也基本延续下来。治理理论和各国地方治理的实践表明，地方治理模式能否有效运行，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在地区层面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建构多元治理的网络，特别是建立完善的咨询平台和民意表达的平台。只有完善的咨询体系，才可以让地区民众对政府和政策产生认同感，进而由衷支持政府施政。因此，区议会未来必须充分发挥其咨询功能。一方面，在特区政府决策过程中做到「下情上达」，就社会福利、公共设施及服务、公币运用等地区管理及其他事务向特区政府提供意见，使政策制订更符合民情；另一方面，发挥回馈和预警功能，反映地区居民对特区政府服务和施政的看法。正如梁美芬所说，区议会应该成为政府的「社区温度计」，替政府在地区「问诊」和「把脉」，协助特区政府落实政策举措，及早了解市民心声，积极化解矛盾，及早防止社会危机。3.区议会为什么要回归服务民生初心？地区服务关乎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贴身利益，是区议会最重要的功能。过去多年来，一些议员赢得选票的手段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扭曲的，严重影响民生福祉改善和社区发展。例如，因为选民反感骨灰坛、焚化炉、公共街市以及「插针式的公屋」等「厌恶小区设施」，一些区议员会受制于选票导向摆明反对立场。又如，大批反中乱港分子混入区议会后，对民生工程很少提出建设性想法，只是一味反对政府。他们在社区设立了办事处，但没有服务社区，反而是利用政府津贴做一些反中乱港之事。加上近年来不少区议员辞职或被取消资格后，无人服务居民，需要其他区议员兼顾。类似的案例层出不穷，使得地区发展受阻，社会矛盾日渐积累。改革后的区议会将注重为民办事，及时解决居民的困难和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去政治化 」使区议会能够专注于服务居民，回归其应有的职能。未来区议会的多元取向将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地区治理团队，如医生、律师、校长等，将提高地区服务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他们能够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协助政府制定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解决地区问题。同时，吸引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代表参与地区治理将为政府提供更多角度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政府更全面地了解和解决基层问题。多元意见的收集有助于制定更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政策，更好地满足基层市民需求。总之，《建议方案》旨在形成一种「市民 — 区议会 — 政府」良性互动的政治生态。区议会一方面承担著政府施政的助手责任，协助政府推行政策，不断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代表著市民利益，与基层市民密切沟通，积极向政府部门反映市民诉求，保障市民权益，解决社区具体问题。加强民生服务，可以使区议会逐步回归为市民所依赖的地区组织。「市民-区议会-政府」的良性互动一旦形成，将为政府施政带来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使市民更容易接受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使香港社会早日重回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社会氛围。 三、贯彻行政主导 优化地区基层治理架构 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地区治理做的好不好可以从治理主体、治理架构和治理结果三个维度来观察。治理主体主要涉及行政长官、政府各级机构在治理环节中如何发挥作用，社区治理队伍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市民自治、社会协同等方面。治理架构主要包括各级政权机构责任体系、统筹协调、协商平台建设、社区治理整体氛围。治理结果主要反映在社区治理成果和市民居民满意度，包括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和具体政策的满意度。在地区治理中引入「行政主导」是提高香港管治效能的关键举措。特区政府公布的完善地区治理的 建议方案，提出成立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和政务司副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专组」。前者就地区治理工作制定政策方针、整体策略和工作优次，以及指导就改善地区治理所需的整合和资源调拨。后者负责指挥、统筹和监督各部门共同处理地区问题，尤其是因部门各有立场而在地区层面未能解决的问题，以及在多区出现而需要跨部门解决方案或更改部门政策或做法才能处理的问题。「地区治理专组」将取代「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和「地方行政督导委员会」。 资料来源：文汇网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过去9个月的经验说明，由政务司副司长统筹地区的环境卫生和街道管理工作，收到广大市民支持和肯定。「地区治理专组」的成立，拓阔了政务司副司长在地区治理的职权范围和强化了政府在地区治理上的角色，更能体现特区政府以「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的担当。政府从改善民生日常开始，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地区治理中引入行政主导，也有利于确保地方行政决策和实施更好地符合中央政府方针和香港整体利益。在过去的实践中，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在区议会兴风作浪、坐大成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主导」没有在地区治理中得到贯彻。这次改革方案提出的六大重点，从强化地区治理架构和重塑区议会两个方面加强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将行政主导的力量传导到地区治理，有助于增强政府在地方层面的权力和责任，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和执行力，并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区议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可见，新的地区治理架构突出了政府的领导角色。「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主持，有利于政府用更宏观视角去考虑地区政策，将政府的整体策略目标与治理地区具体措施更好结合。重新定位的「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在执行层面上更好地统筹及协调各政策局及部门的地区工作，这些调整有助于解决香港没有基层行政机关的问题，从而健全了香港的治理体系。 新的地区治理架构指定由民政事务专员出任区议会主席，同时一并统筹关爱队、区议会及地区委员会的工作，「三会」委员由政府委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政府主导地区事务的咨询过程，有助于通过吸纳「关键少数」，确保区议会规范运行和可控性，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地区议会、社区组织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实现更高效的地区治理工作。区议会采取多元化选举方式，不仅包括直选，还包括委任和间接选举，这将使区议会更具代表性，特区政府的政策导向更有可能在议员中产生共鸣，有助于实现行政主导。特区政府可以通过委任产生方式，使更多符合爱国者标准的专业人士参加区议会工作，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服务基层。除此以外，区议会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将管理和拨款审批职能回归政府，从而增强了行政主导作用。这样做有助于确保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策划和推展地区服务，减少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阻碍和滞后。 四、结语 综上所述，重塑区议会、优化地区基层治理架构对重新构建香港政治秩序意义重大。香港的繁荣稳定、长治久安有赖于建立行政主导的地区基层治理架构，以及在整个治理体系和所有治理环节中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区议会通过引入行政主导、「去政治化」、回归基本法规定的咨询和服务功能，特区政府和区议会将能够更好地应对社会需求，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对区议会进行脱胎换骨改造，有利于夯实地区治理基础，构建一个有效的基层治理组织和治理团队。「去政治化」后，区议会将更能够专注于服务市民，回归其应有的职能。多元化的区议会可以吸引更多专业人士加入。一个「市民- 区议会-政府」良性互动的政治生态，既有利于特区政府有效施政，也为政府依法施政带来强大社会动员力量，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有香港国安法保驾护航，将「爱国者治港」贯穿整个治理过程，使行政主导与基层治理进一步对接，将催生香港基层民主和治理的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政府提出的《建议方案》非常及时，对香港社会「由治及兴」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魏磊杰 |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有人认为，目前是香港「拚经济」关键时刻，现时已有香港国安法「保底」，所以应是将优势和潜力最大化释放，「加强联通世界功能」，而非分散精力应对第23条的立法争议。然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则重申特区政府对此的目标不变，计划在今年、最迟明年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那么，在此政治「定调」之下，如何理解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必要性？第23条立法的过程中需要秉持何等原则？理顺哪些关系？本文意图从「为何立」（Why）与「如何立」（How）两个基本层面来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浅见。 一、为何立：立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明最迟明年完成第23条立法的目标具有充足的理由。首先，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本来就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宪制责任，不存在可做不可做的选项。香港国安法第7条亦规定，香港特区应当「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然而，香港回归已逾四分之一世纪，香港国安法实施亦接近三载，第23条立法还没完成，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可以说，中央直接立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为香港第23条立法的困境解套。虽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国安法快速成为香港国家安全的「盔甲」，但只有通过自行立法，香港才可在国家安全方面实现真正的自我防护。 其次，第23条在过去迟迟未能完成立法，很大程度上源于反中乱港势力可循原有选举制度混入特区管治体系，并利用其议员身份在立法会「拉布」，或以此身份发挥影响力，并勾结境外反华势力，令部分香港民众受到蛊惑。然置身获益于中央的政策组合拳、「爱国者治港」原则业已基本落实、 反中乱港势力则作树倒猢狲散的当下，此等障碍已经不复存在。道理很简单，由于行政与立法关系改善，立法会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特区政府的立法节奏和立法会的工作节奏已然可控，第23条立法不再存在「中途夭折」的问题，不予通过的可能性基本消失。在此情况之下，香港还有何第23条的立法障碍呢？最后，香港国安法不能取代第23条立法。概言之，香港国安法只针对彼时最严重和最迫切的四类危害国安的行为和活动，当中只有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属于第23条明文禁止的。至于其他的 内容及行为，需要第23条立法进行细化与补充。这说明现有的香港国安法对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保护仍未周延。而在上述危及国安行为当中，以窃取国家机密、外国政团在港进行政治活动，甚至是间谍活动，法律缺位尤其明显，对国安构成的潜在威胁亦是最大。事实上，国安法更多地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存在有了国安法就不需要第23条。恰恰相反，因为国安法已经实施，更需要加快第23条立法，令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不存任何死角。既然中央已经先行立法，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建构了最权威的基础，那么第23条立法的跟进就需要在细节上、执行机制上更好地弥补这个体系的不足。是故，现时虽已有香港国安法「保底」，但不能作为第23条缺乏立法迫切性的理由。在国安法下，反中乱港势力已经失去了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暴力活动的能力，香港逐步恢复稳定，但看似平静的背后，各种政治暗涌、周边政治风浪仍未止息，挑战国安之行为转而走向网络化和隐蔽化。一方面，恐怖主义的苗头性危险仍在。2020年11月，香港警务处设立「国安处举报热线」。2023年2月14日，处长萧泽颐透露，举报热线设立至今已累计收到超过40万条讯息，反恐举报热线收到近13,000条讯息，便是明证。另一方面，「黑暴」之后，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香港事务的干涉，炮制各种所谓涉港法案、对香港实施制裁、污蔑诋毁特区政府、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等。可以预见，西方反华势力不会放过任何在香港搅局的机会，不会让香港有平静的日子，各种带有政治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将会继续加大对香港的干预力度，利用假消息、谣言、刻意误报、意识形态渗透等推动反政府运动 。所以，身处域内与域外因素交织的复杂情势之下，仅靠国安法这一尊「守护神」显然难以有效应对，必须辅以本地法律的延伸与配合；而愈早完成第23条立法，愈有利香港构筑立体安全网，抵御各种政经风险，以不变应万变。针对香港立法的抹黑论调，其实早在香港国安法立法之时已经有过，特区政府只要加强政治传播的工作，解说政策、说明法理、释除疑虑，相信大多数市民可以体认国家安全对个人的保护；加上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社会对国家安全有一定认识，而第23条主要针对间谍及叛国等行动，相信一般市民及媒体不会轻易跌入法例误区，因此无论在时机及政策解说上，现时都是妥恰的。与其说第23条立法会令香港的发展分心，或者授人口实，不如说完成此等宪制责任，正正可以扫除诸多不确定性，让香港乃至国际社会都明晰香港的法律秩序。只有具备可靠的法律和安全保障，香港未来才可持续繁荣和发展，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继续得到维护与保障。当前，香港正主动对接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寻找最多最大的机会来推动香港经济快速复苏，乃至层楼更上。当此关键之时，落实第23条立法不仅是为了形式上履行宪制义务、肩负主体责任的应为之策，更是让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无后顾之忧，让国际反华势力打消乱港企图，进而促就香港特区长治久安的必为之举。 二、如何立:立法需要妥适处理的 三重关系 （一）「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深层思考第23条条文，其所触及的是「一国」及「两制」交接之敏感核心，亦即如何调和香港与内地在社会、政治及法律制度上的不同，而同时又能保障一个国家在安全及主权上的合法权益。为此，在就第23条进行立法时，既要坚守「一国」前提和维护国家主权，充分保障国家根本利益与国家安全，也要充分考虑到两地制度不同所造成的政治观念上的区别，不能将内地的做法照搬到香港，维持香港市民对「不变」的合理期待。一方面，与基本法一样，香港国安法也是全国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是「上位法」。两者都是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符合宪法的。而第23条授权的香港特区立法，不论通过什么方法完成，皆为香港特区法律，都是「下位法」。广义地说，该等立法不但是第23条授权的，也是香港国安法授权的。这就意味著，第23条立法须与香港国安法「看齐」，不可与其产生冲突。然而，根据「一国两制」原则，所谓「看齐」并不意味著照搬，并不意味著在香港应用的国家安全法律不需要符合普通法的精神和契合香港的情况，并不意味著涉及第23条的案件同样可不设陪审团、安排指定法官审理。另一方面，「一国两制」下，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是通过基本法附件三颁布实施并在港执行，第23条则是依托香港本身的法例去落实，两者相辅相成。但除非明文规定，中央并不会主动插手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根据国安法第55条，只有面对三种情况，中央可以考虑处理案件，包括牵涉外国势力或外国的威胁等。基本法虽规定了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不可否认，一些香港人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真正拥护中央，以至于法律上的国家建构已经完成，但「人心回归」仍未完成。换言之，「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对国家制度的底线认同，此等底线认同不是要求香港实行社会主义，但是要求香港要对国家制度予以尊重，不能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诚如有学者切中肯綮地指出的那样，「中央可以包容在中国的几个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并允许这些地方保留自己已经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但却有个限度，这就是不能威胁到『一国 』，及中国的统一主权结构。」基于此，在第23条立法中，要充分保障香港市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不能因为他们有不同声音就将其完全屏蔽。就此，邓小平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这就是说，「就算香港人因为价值观的差异对中国共产党仍存隔膜，但只要他们愿意在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框架内运作，不让香港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方，则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并）不会构成重大障碍」。基于这一立场，就第23条进行立法，主要矛头指向就是那些阴谋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香港作为活动基地的组织或个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在电台节目中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年间，被捕人数少于250人，其中20多人被定罪，这表明只有少数人受此影响。事实上，第23条立法亦可作类似分析。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只要热爱香港和守法，都是「可以团结合作的朋友」。（二）自由与安全的关系 香港部分市民以往之所以强烈抵制第23条立法，除了固有的偏见外，亦不能忽略他们担心自身的权利。换言之，部分香港市民所担忧或者反对的，并不是要不要进行国家安全立法，而是应当采取何种方式进行什么样的国家安全立法。特区政府在立法过程中应当正视第23条对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带来的影响，全面审视香港特区现行的国家安全相关法例，确保立法工作稳妥推进。在法治社会中，个人的言论是否违法，不在于形式，在于言论者的动机与目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期表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有人因为政治言论而被捕的说法是「乱噏」（胡说八道），现实情况是涉案人一定是涉及诸如煽动破坏国家稳定之类的特定言论才会被拘控。以此来界定，公开散播「港独」言论或招揽会员实质进行「独立」的准备行为理应被认定为违法，公开发表著作、文章鼓吹「港独」也应被禁止，这些已非单纯的言论自由，而是赤裸裸的分裂国家行为。有些外国人士或团体，诋毁第23条立法「违反国际公约」，认为其会「明显侵犯香港民众的自由」。事实上，在港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其本身规定的每一项权利都会课加一定的限制。即便是一直对第23条立法抱持怀疑态度的香港大律师公会，早在2002年提出的「第23条立法的意见书」中也明确承认，「对外宣示宗教或信仰及发表所持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并非绝对，而可依法受到限制」。很多反对派人士鼓吹第23条立法必须符合《关于国家安全、表达自由和资讯自由的约翰尼斯堡原则》，然此原则无论在程序上和内容上都不能参考适用于香港，更不能作为衡量香港基本人权的标准。一方面，从程序上看，作为一个国际会议的宣言，该原则并非基本法第153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亦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通用于香港的国际协议。如属前者，则应由中央政府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如属后者，则要由中央政府授权或协助特区政府做出适当安排使其适用。另一方面，从实体上看，这一原则既不符合基本法，也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例如，该原则第7条第2项规定，任何人不得因批评侮辱民族、国家或其象征、政府、其代理人或政府官员而受惩罚，除非这种批评或侮辱是为了和可能会煽动即将到来的暴力。这与基本法附件三中的《国旗法》和《国徽法》以及特区的《国旗及国徽条例》之规定明显相悖。同样，其第8条更是规定，即使已被政府宣告为威胁国家安全或有关利益的组织发布的资讯仍可发表，而不受禁止或惩罚。这更是明显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内容相左。第20条第2项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可见，《约翰尼斯堡原则》明显超过了国际间广被接纳的权利保护标准，过于单向度地张扬了表达与资讯自由，而没有在保护人权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正因如此，《约翰尼斯堡原则》被创制至今已近30载，但仍未被接纳为公认的国际法文献。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中，据说也只有秘鲁一个国家愿意采用它。（三）续旧与立新的关系 结合外国的立法实践，就国家安全立法推进方式和立法技术而言，特区政府可选方式有二：其一， 参照澳门模式，履行基本法第23条的义务，制订专门的国家安全立法，向立法会提交新版《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可谓「立新型模式」）；其二，径直分拆该《条例草案》，分别修订和补充《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社团条例》等（可谓「续旧型模式」）。虽然后种模式需要修改众多原有的法律，但有学者认为，采用此模式进行所谓的「适应化」较之重启新的立法明显更为合适。具言之，第23条所规定的七类行为，在香港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之物。同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的既有规定，为避免重复，通过对既有香港立法的修订或补充，其实不需要大动干戈订立新法，便可达致与统一立法异曲同工之效果。秉持「续旧型模式」的学者所持的理由大体是，香港特区历任行政长官都视第23条立法为畏途，这就可能导致新立法无论过于宽松抑或过于严苛，皆会引发民众的反弹；而采用此等适应化方式，香港市民就不太容易产生「排异反应」，反对立法的力量亦会大大减少。然而，在本人看来，此等模式虽然稳妥，然过于趋向保守，在具体实效上难以与「立新型模式」相提并论。具体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往往呈现为一部统一立法的「立新型模式」，更为直接、全面，对制度的确立影响更大、效果更好。晚近以来，两大法系的立法倾向共同聚焦于如何提升法的确定性与明确性。在大陆法系国家，这往往体现为将诸多单行立法合成一部统一法典的冲动；而在英美法系，这大体表现为「重述 」，其目的常常在于为确保法的清晰和明确而对既有规则进行整合和分类。如此作为，一方面可提升法条之间的内在融贯性，另一方面更方便民众对条文的查询，减少识法和找法成本。第23条立法兹事体大，以往正是因为立法的空白，而使得特区政府对「港独」言论与行为无法规制，现在要拨乱反正、建章立制，一部崭新的统一立法明显更能堪当此任，更能彰显特区政府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从此角度研判，一部统一立法的外在宣示意义近乎大于其实际意义。其二，在香港国安法之后，第23条立法并不会产生太多争议，所以没有必要执持保守的「续旧型模式」。不可否认，不论是对香港抑或国际社会而言，第23条立法绝对比不上2020年中央直接颁行香港国安法来得震撼。诚如上述所言，第23条立法主要是补充国安法的不足，防范外国势力干预，尤其针对间谍活动、伪装组织等。事实上，在香港国全法颁行前，特区政府已然依托既有的立法来对明显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惩治。例如2020年3月26日，警方引用《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和第10条，以涉嫌煽动意图罪拘捕香港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2018年9 月24日，特区政府引用《社团条例》第5条，正式取缔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2018年 6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援用《公安条例》，以暴动罪成判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监禁6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案例足可给香港普通市民心理预期。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制订一部专门的国家安全立法，并非意味著根本不考虑既有旧法的重起炉灶，毋宁说是一种「新旧糅合」的潜在适应化。整体上说，第23条立法不应创造出一部对香港而言完全陌生的国安立法，而是既要整合香港既有的相关犯罪并在予以检讨和改进的基础之上融入最新的域外立法经验，更要总结吸收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清晰规定并系统搭建本地执行机制，防范行政、立法与司法可能出现的认识冲突和执行走样问题。具言之，一部专门的国家安全立法，相对于2003年提出的第23条立法草案，应当谋求三个基本维度的革新：首先，第23条立法工作要基于香港的新形势、「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形势、世界变局的新形势展开，相较于2003年版本要与时俱进，相较于香港国安法更要重点突出。首要突出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如旧版那般做出太多豁免，绝不能成为摆设，而要更好地发挥震慑、阻吓的功能。就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021年就已明确表明，第23条立法时不会考虑2003年草案提出的三项修订，包括内地组织被中央禁止后，从属的本地组织不会在香港被禁；加入以公众利益作为非法披露官方机密的抗辩理由以及取消警方在没有法庭手令的情况下可入屋行使紧急调查权力等。其次，第23条立法应当明确列明域外效力条款。英美国家最新的国安立法订立之罪行绝大部分具有域外效力，不论犯案者的国籍或犯案组织的所在地点，对此第23条立法应积极效仿之。这是因为，对于非传统安全的防范，若然不赋予立法具有域外管辖效力，那么往往难以具有应有之实效。早在香港国安法颁行前，反中乱港势力已透过其掌控的众多社交媒体KOL（舆论意见领袖）， 向香港舆论场持续传播各类抹黑特区政府与「一国两制」的不实资讯。即便在国安法实施后，这些KOL仍未彻底沉寂。根据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统计显示，目前香港社交媒体最具影响力的10个乱港KOL主页，其运营人士多数都已全部或部分迁移至海外，企图以此钻法律空子逃避制裁。由此，第23条立法应当明确列明域外管辖效力条款，才可对这些已经迁移至海外的反中乱港势力产 生足够的威慑力。最后，香港国安法颁行以来，虽然大规模的暴乱在可见之将来不会卷土重来，但在「黑暴」溃败、反中乱港势力全面退出议会之后，国际反华势力的对港策略已经转变为「信息战」「渗透战」以及「意识形态战」，各种由域外资金支持的所谓非政治组织、网媒以及各种卫星组织或将在香港成立，大批间谍或会利用各种身份在香港进行渗透、搞局，这些将成为香港未来在维护国安上需要面对的最大风险。如果说国安法针对的主要是「明刀明枪」损害国家安全行为，那么第23条立法则需要涵括更为全面的规管和保护，不仅要在传统安全之捍卫上为国安法「兜底」，更需要为诸多针对非传统安全的「暗箭」未雨绸缪。其实，这也是一些国家国安立法的共同新趋向。例如，英国正在审议中的《线上安全法案》明文将「假讯息犯罪」列入犯罪范畴，并要求社交媒体公司不能再置身事外，必须责无旁贷地移除平台上的不实、涉暴、煽动、欺凌内容，否则负责人势必面临检控及负上刑责。新加坡在2021年10月4日通过长达190页的《2021年防止外来干预法 》，此法赋权该国执法人员调查及打击来自外部势力的敌对煽动讯息，首先禁止任何「外国代理 人」或其授权人在容易散布敌意讯息的网络平台上传煽动资讯。若政府评估公共利益后，判定「外国代理人」创建的网站或上传的内容，涉及针对新加坡的敌意内容，即可要求电讯商禁网。过去一两年香港体育队参加不同国际赛事时，曾先后四次发生「播错」国歌事件，而谷歌一直以算法自动排序、不应人为操纵排名等理由加以推搪，然现时谷歌及旗下Youtube上的「反修例黑暴独歌」，明显就是「黑暴」分子乃至「外国势力代理人」所发布的。想来，假如参考新加坡的这一做法将其融入第23条立法进而建构一套强大的国安法体系，依据此法要求互联网平台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反修例」歌曲，绝对能釜底抽薪般地杜绝此类「播错」国歌的政治闹剧！ 三、余论  在「修例风波」发生之初，提第23条立法或许多少难免会让人有一种「山形依旧枕寒流」的惶惑之感，然置身获益于中央的政策组合拳以及香港政治与社会生态获得彻底重塑的今时今日，则可能明显获致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之觉。一部以专门的国安法形式呈现的第23条立法的出台，已经呼之欲出。然而，虽可以说「徒善不足以为政」，但同样「徒法也不足以自行」，香港管治局面并不会因一部国安立法的出台而自动发生根本改观。我们需要深思，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究竟发生何种变化，以致于让「港独」和激进政治成为年轻人的政治要求，最终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即时立法？事实上，2019年「修例风波」事件不仅由各色根深蒂固的反共反华的思维与行为共同导致，更是各种积压甚久的深层次社会经济怨气借此机会的整体爆发。这就意味著，单纯以法律强制手段应对激烈的危害国安之行为充其量只能治标，而无法根本解决要害问题。而欲求标本兼治，中央与特区政府就必须推动香港社会各方面之深层次改革，努力克服既得利益者之绑缚，切实回应香港市民的诉求，进而谋求构建一个公平、正义、包容、和谐的新香港。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5-6月号

如何在法理层面正确理解“双执行机制”，如何在具体实践中执行“双执行机制”，是香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认真思考和落实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