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亲华 |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长 

四十年前198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醒目的标题即映入我们的眼帘：《邓 小平谈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设想》。其开头语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6月26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到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 一的一些设想」。这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 想》的重要谈话，是迄今为止发表的最能体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经典力作， 主要内容涉及「一国两制」构想的六个重要方面，故被外界称之为「邓六条」。那么，「 邓六条」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个重要谈判一次重要会议和一篇重要文告催生出一个伟大的科学构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作出调整对台大政方针的战略性决策。

这个方针的调整首先是和中美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表示接受邓小平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条件（即撤军、废约、断交）。 在中美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下，经过紧张谈判，1978年12月16日，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上，「美利坚合众国政 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建 交为中国调整对台工作方针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正是基于上述国际国内背景，邓小平开始对国家统一战略进行新的思考。1978年10月，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期间，在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邓小平说 ：「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11月14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1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更加明确表示，「台湾归还中国， 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根据现实情 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就解决台湾问题先后作了八次重要讲话，其主题是「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邓小平的这些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使用了「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代替了「解放台湾」 的提法，标志著对台工作方针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对台工作方针的崭新面貌首次体现在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中，其要点有三：（一）「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二）「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 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三）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告台湾同胞书》勾画出一幅「一国两制」方针的雏形，标志著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同一天，全国政协就《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讲话。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布《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两岸关系发展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四大决策」打破台湾当局 「三不政策」，开启对台工作新局面

事非经过不知难，要打开对台工作新局面并不容易。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曾预言，我们要重新评估国共两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还有分歧，需要一段时间互相了解。果不其然，面对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台湾当局一概称之为「统战阴谋」。1979年4月4日，蒋经国更是提出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 「三不政策」。开始和缓的两岸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但是统一的大门一旦打开，要想关闭绝非易事。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政策， 台湾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反响热烈，纷纷举办座谈会、研讨会，发表对两岸和平统一的看法， 提出各种主张和设想。台湾民众开始突破台湾当局的禁令，希望降低两岸敌意，恢复正常往来。两 岸民间交流先自海外开始。一些主张和平统一的组织也开始成立。

对此，邓小平审时度势，作出「四大决策」，以破除阻碍两岸关系重重阻力。 

第一大决策：重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文革」期间，对台工 作遭到严重破坏，一度陷入瘫痪。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于1978年7月恢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任组长。为了适应对台工作的新要求，邓小平作出调整和加强对台工 作领导机构的决策。1979年12月17日，邓小平在胡耀邦关于建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由邓大姐（邓颖超）任组长，重大事情我可参与。」27日，中央批准改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邓颖超任组长，廖承志任常务副组长，罗青长任副组长。邓颖超虽然年高体弱，但对工 作抓得很紧。1980年元旦上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新年的爆竹声中，中央对台工作开始进入快车道。 

第二大决策：以蒋经国为突破口，建立两岸对话新途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不久，中央即在党内发出《关于对台工作的两项通知》：（一）大力宣传《告台湾同胞书》，把党的政策渗透到台湾去；（二）调查台湾重要线索，集中于中央，统一安排，选择使用。此文件表明，中央为做台湾当局的工作，开始为重建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联系谋篇布局。谁是两岸对话的最合适人选？首先浮现在邓小平脑海中的是蒋经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两人曾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同一个小组活动，来往密切，但自从两人离开苏联后，就再未谋面。邓小平曾明 确表示，国共两党领导人坐下来谈，和谁谈，和蒋经国谈。蒋经国在台湾同胞的心目中，是个成功 的领导人，只有他才能说了算数，不跟他谈，我们跟谁谈呢？因此，当时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以蒋经国为对手，举行国共第三次和谈，来解决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为了重建与蒋经国的联系，邓小平想了很多办法。首先，通过与蒋经国熟悉的外国政要传话。1980 年5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时第一次向蒋经国传话。他说，「 我们现在还是以蒋经国先生为对手。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在我们这一 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其次，通过海外华人华侨建立联系渠道。当得知国民党元老陈济棠之子，美籍华人陈树柏同蒋纬国很熟，同年9月9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 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再次托美国华人 协合主席李耀滋给蒋经国传话，「你下一次有机会去，给我带个口信给蒋经国：我们年纪都大了， 为子孙后代著想，为我们民族著想，在我们这些人在世至少谈起来，谈起来以后，大家再把问题摆出来，例如，他们谈三民主义，究竟能不能统一中国。我们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讲我们的道理。」再次，是通过公开呼吁传递信息。1981年10月，北京各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 会。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出席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大会上以中共负责人身份，邀请蒋经国等一从国民党元老及台湾当局党、政、军领导人，亲自来大陆看一看，并向台湾当局传递了重要信息：「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陵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难道蒋经国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先生的灵柩迁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还主动调整国共两党关系，对国民党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第三大决策：发表文告书信，阐述主张、陈以利害、晓以大义。针对台湾当局将中共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一概斥之为「是一种统战手法，完全不足信」的论调，邓小平表示：「其实，他们没有研究、也很不了解我们对台湾问题所采取的合情合理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怀疑我们的诚意。蒋经国认 为我们的提案不过是统战的手段而已。我们说，不是手段是原则。」为了打消蒋经国当局的顾虑，经过中央多位领导人反复思考，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针对海峡两岸迫切关心 的实质性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具体阐述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这是首次将「一 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的集中体现。针对「叶九条」，10月2日，邓小 平表示：「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1982年1月11 日，邓小平会见李耀滋时，第一次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归结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著想和对待这个问题的。说什么「统战手法」，我们不搞。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同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这是新时期对台工作的一个重大举动。 在此之前，蒋经国发表了一篇悼念其父亲蒋介石的文章，表达了「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 的发愿，并写道：「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这篇文章被时任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后，迅即向邓小平汇报，在邓小平的决策下，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其父廖仲恺与蒋介石均为国民党元老，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廖承志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情真意切，文采斐然，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即 「三思」：「愿弟慎思」、「望弟再思」、「尚望三思」，呼吁蒋经国「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 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这封信发出后各方反响很大， 其中引用的鲁迅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为大家称道不已。据台湾相关人说，当蒋经国看到这封信后「为之动容」。这封信的主旨不仅是邓小平和廖承志商定的，发表的方式也是由 邓小平亲自批示谋划的：「三条路子、三管齐下」。所谓「三条路子」，第一条路的就是，到邮电部用电报给蒋经国发出去，先发到香港，通过欧洲落地以后，再发往台湾。第二条路子就是，新华社先发预告，再发通稿。第三条路子就是，通过香港能进台湾的报纸把这封信先登出来，再将报纸送进台湾。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不仅表现出邓小平的伟大胸怀，而且信中有些微言大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局促东隅，终非大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徙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 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基乱。愿弟慎思。」「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 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近年来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美西方等外部干涉势力，在台 海兴风作浪，甚嚣尘上，可见当年邓小平、廖承志的眼光是何等敏锐、何等长远！

第四大决策：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我国现行宪 法是1982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发展的需要而修订的。台湾问题是这次修宪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宪法要对此作出专门规定。为此，宪法中有两处作了规定。在序言中写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 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 定。」彭真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第31条的规定，正是 考虑到台湾实现和平统一后，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特殊情况的需要而增加的，是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基本立场。以国家根本大法方式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明确规定，有利于打消台湾某些人士所称的「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疑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保障。 

「邓六条」成为「一国两制」 科学构想经典代表之作载入史册

历史车轮进入1983年。两岸间的坚冰开始融化，一股清新的政治气象已然在台海上空形成。 春节前夕，廖承志、汪锋主持召开了四次座谈会：一是「两航起义」人员、老邮电职工座谈会；二 是原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座谈会；三是在台湾上层有亲友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四是对台湾影响较大的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座谈会。座谈会主要是解释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吸取他们的意见。 3月9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听取他与台湾当局领导人包括蒋经国接触的情况介绍。邓小平询问了蒋国经的近况，并表示：蒋经国如想通了，可以做一些对他们蒋家有利的事情 ，包括对他父亲，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写得好一些。 

6月4日，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我们充分考 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这一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正在稳步推进。经过「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的实践，邓小平对台湾回归后的制度安排也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思考，进而作出权威性论述的条件日臻成熟。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一年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合适的时机就是1983年6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之后，这个合适的人选就是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杨力宇，生于南京，1949年随家人赴台，196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并移居美国，时任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兼中国研究所主任。自1979年1月至1982年7月，先后11次访华，向美西方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成果。其言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反对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他是西方最早为邓小平作传的学者，其撰写的《邓小平传》在1978年《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年鉴发表后，引起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
1983年3月，美国旧金山举办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杨力宇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将「中国统一之展望」列为讨论会的专题之一，邀请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统一问题。会上，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丘宏达发表的「台湾关于统一的观点」引起与会者关注，被普遍认为反映了台湾当局观点。丘宏达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统一的条件从表面上看相当合情合理，而且似乎也同台湾的现实相符，但台湾方面还是给以消极反应。他分析其原因复杂，包括国民党认为过去同中共打交道吃了亏；大陆虽然提出和平统一倡议，但行动上对台湾似乎并未和解；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比较 复杂，操之过急，可能引起动乱；担心统一实现以后对台湾今后的命运没有可靠的保证；关心大陆本身政治上是否能长治久安等等。基于台湾方面的疑虑，丘宏达提出四条建议：（一）台湾拥有自卫权，包括在实现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都有购买足够防御性武器之权；（二）统一之后不得单方面更改有关统一的协议；（三）台湾实行「完全的」自治，不是「高度」自治；（四）在对外关系和国际组织中，台湾保有适当的地位。丘宏达认为，如果能提供这些条件，而且大陆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那么台湾方面的人将愿意考虑和平统一。 

同年6月19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杨力宇第12次来到北京，商谈在美国续办「中国统一之展 望」讨论会问题。 

6月21日，汪锋主持召开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主要议题就是杨力宇求见邓小平一事。会议认为，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台方很关注中共对台政策，且杨力宇一行表示希望见到邓小平，并愿意将邓小平的意见带往台北。因此建议邓小平会见杨力宇。当天会议请示件经杨尚昆和汪 锋核批后上报邓小平，邓小平随即批覆同意。 

6月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杨力宇正式会面。陪同邓小平会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负责中央对台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汪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等。 邓小平在耐心听取杨力宇的分析和意见之后，首先对「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的举办表示肯定， 说：「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针对丘宏达提出的「四个建议」，邓小平表示他的误解太深，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内容和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以消除误解。 

接著，邓小平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一）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二）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然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

（三）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 ，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 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四）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不现实的。

（五）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

（六）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著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这就是后来外界常说的「邓六条」。 

很显然，邓小平这番谈话决非单单是讲给一位美国华裔教授听的，而是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向台湾当局 「亮明底牌」的正式谈话。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说：「最近我出 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上还是我们过去提出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更具体一点，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亮出来了。」 

「邓六条」的提出，丰富、充实了和平统一大政方针，针对性强，重点突出，特别是关于两岸统一后台湾的政治地位这一最为要害的问题，充实了许多新的内容。「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了，使之具备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这篇谈话一经发表，迅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中报》8月1日的社论认为，台湾当局如能当机立断，趁著手上还有好牌且台湾海峡风平浪静之际，接受邓小平方案，则可为国民党本身和台湾人民争取到最佳的利益。《北美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则说，现在球已踢到台湾那边的场地上，就要看台湾的诚意了，明智的做法是双方以诚相待，捐弃前嫌，冷静地坐下来谈，这才是真正的顺应民意。香港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谈话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东方日报》8月2日的文章认为，邓小平的这席谈话，不论从什么观点看，绝无宣传意味或招降味，而是平稳踏实，就事论事。在台湾，「邓六条」更是引发强烈震动。国民党中常会多次开会商量对策，最后不得不决定由台湾有关部门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声明虽仍宣称绝不与中共谈判，但顽固立场已开始出现明显松动的迹象。1983年10月，台湾当局新闻发言人宋楚瑜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两岸运动员、学术界人士等双方民众在国际上接触「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1984年1月，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璿宣布 ，台湾人员在「国际学术、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会议和活动中」，可以与大陆接触。这表明，台湾当局开始认可两岸民间交流，台湾当局奉行的「三不政策」的隔绝防线在「邓六条」理论力量的穿透 下，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 

（作者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长，本文为《紫荆论坛（第69期）》独家文章，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