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这样一个以“高效率、快节奏”而闻名的城市里，的士在市民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个人可能都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的士司机。在或专业高效、或“兜路”乱收费，或热情善谈、或全程“黑面”的背后，香港普通的士司机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从2019到2020年，“无缝衔接”的暴力社会运动和新冠肺炎疫情，令的士司机们面临怎样的生存境况？带著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三位普通的香港的士司机。文｜香港      罗影在香港这个以“高效率、快节奏”而闻名的城市里，的士在市民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个人可能都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的士司机（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揸的士工时长收入低靠勤揾食一早5点多出车，傍晚7、8点收工，一天工作近14个钟头，每周工作7天，对60岁的的士司机郑师傅来说，这是常态。早两年市况稳定的时候，他每天出车时间甚至高达十七、八个小时。郑师傅早在1981年就入行做的士司机，不过中间断断续续地经营过食品贸易生意，“生意做不下去了就转揸（开）的士，有了新的机会就再去做生意”。2017年，食品生意再次失败，郑师傅宣布破产，重新开启每天十多个钟的的士司机生涯。因生意失败而转开的士的司机不在少数。在香港开的士入行门槛不高，时间又相对自由——虽然大多数的士司机每日开工时间都长达十几个钟，但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选择，“有的拣，有事随时可以停一天，不用被迫OT（加班），不用看老板脸色”。与郑师傅相比，50多岁的黄师傅则比较“佛系”：每天早上6点开工，傍晚5点收工，一周只开5天，周六周日休息。在如今的疫情之下，扣除车租、石油气费，一个月收入大约只有八、九千港元。不过，因为有政府提供的每月6,000元、为期6个月的补贴，而本身住公屋的租金很便宜，黄师傅的这份收入也够维持家用了。黄师傅1990年代入行，在他的回忆中，90年代是香港的士的黄金年代。那时候没有普及智能手机，大部分香港人的晚间娱乐是唱卡拉OK、打保龄、去各种会所消费，每晚8、9点后，的士供不应求。同样在1990年代入行的梁师傅，当年开夜更的士，很快赚够钱付的士车牌首期，拥有了车牌。持有几年后，的士车牌价格翻番，2010年，他将车牌卖掉，收益不菲。之后，他租用车行或私人车主的的士车，每日朝六晚六开工，在如今的市况下，每月赚约15,000元左右。在香港，的士车牌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品。目前，全港共有15,250辆市区的士（“红的”）、2,838辆新界的士（“绿的”）和75辆大屿山的士（“蓝的”），这一数目已多年维持不变。由于香港特区政府于1998年停止发放新的士牌照，在那之后，要拥有的士牌，只能通过自由市场买卖。供应有限、所有权是永久性的，又能带来稳定的车租收入，因此的士牌在投资市场上颇受青睐。2015年最高峰时，市区“红的”牌照成交价高达725万港元，之后稍有回落，目前在500万上下。虽然买的士牌也可以像买楼一样分期付款，但高达百万元的首期是普通的士司机无力负担的。香港大部分的士司机是租用车行或私人车主的车来开，每天交数百元固定租金，因此，“时间就是金钱”对他们而言是真真切切的。为了节省时间“踩多两转（多跑几趟）”，很多的士司机都尽量压缩吃饭时间。郑师傅一般不吃早餐，午餐也很少约朋友或同行一起吃，“那样太慢了，我一般是自己去茶餐厅很快解决一顿，车就停在路边能看得见的地方，有时候碰到警察来抄牌，我饭吃了一半就不吃了，赶紧把车开走。”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风险令的士司机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家人劝他们停工，但这一行“手停口停”，大多数司机在无奈之下还是选择继续开工。图为旺角街头，的士司机等待客人（图：中新社）黑暴疫情冲击低谷中艰难生存虽然辛苦，但几位的士司机都算乐观，“累是累的，一天揸（开）十几个钟（小时），但在香港，所有服务行业都这样，大家一样辛苦。”数十年的士司机生涯，他们见多了各种各样的乘客，也见惯了高高低低的市况。然而，2019年暴力程度空前的社会运动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他们大呼“未试过”。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不用说，对整体社会经济打击巨大，的士行业当然不能幸免。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人居家办公，学生不去学校，没什么人搭的士，机场、关口也都没乘客。尤其7月开始的第三波疫情期间，政府禁止食肆晚6点后堂食，晚上的街面更加冷清。不少士司机开工一天，除去石油气费和车租，赚到的钱连吃餐饭都不一定够。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风险令的士司机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在一些欧美国家，疫情导致的出租车司机死亡率甚至高于医护工作者。家人劝他们停工，但这一行“手停口停”，大多数司机在无奈之下还是选择继续开工。“只有尽量做好清洁防护喽”，口罩、消毒水、搓手液这些自不必说，郑师傅告诉记者，他还自己购买了一台消毒雾化机放在车里，既为保障乘客也为保障自己。特区政府为的士司机提供的免费检测，他主动去做了两次。“近20年来最惨的就是这两年了”，有的士司机感叹，除了今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持续大半年的黑暴，对他们的冲击也很大。梁师傅说，自己开了这么多年的士，从来没想到香港有一天会变成这样：“以前就算示威，三条行车线占两条，还会留一条给人走的。现在（注：指去年黑暴期间）是占掉全部的线，所有的路都不给你走，走出去就挨打。”平时同行老友们之间用来相约吃饭饮茶的社交软件群组，那段时间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大家互相通报“哪里又有暴徒堵路了，哪里又被拦住了”。有心的的士司机，以前也会每日收集交通相关的新闻资讯，比如公共交通工具的班次变更、近期哪里会有大型群众集会，等等，这样他开工时就能选择合适的路线，“趋吉避凶”。但2019年下半年接连不断的黑色暴力事件让司机们防不胜防，“不像以前的那种集会，它有一个固定地方，我避开那条线路、不去那一区就行了，去年是像打游击一样，随时随地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里就又堵上了。”至于暴力程度，更是让的士司机们大叹“前所未闻”。“那些后生仔简直玩到癫，玩到好上脑”，最让梁师傅愤慨的是，暴徒们“整烂交通灯”，“没有交通灯，那些公公婆婆过马路好危险的，毕竟不是个个司机都那么礼让的。”巴士又时常被迫改路线，平时可以在楼下坐车的老人家，那时候不知道要去哪里坐车。“我遇到过婆婆要去看医生，没有巴士可坐，上了我的的士，我说那里封路了走不了呀，她说，那你就找一个离得最近的地方给我落车，我再自己走过去。真是好辛苦呀。”郑师傅受影响更大。2019年10月初，他在一次日常出车时，被堵路的暴徒打断了四条肋骨，的士车也被砸到完全报废。虽然受伤严重，但郑师傅并没有想过放弃这一行。仅休养了一个月，他就重新开工，“一方面是要养家，另一方面，我自己很喜欢开车的，对我来说，开的士是一种享受。”规范行业评价盼有公平竞争郑师傅从不“拣客”，无论长途客还是短途客，他都礼貌相待。遇到因动作较慢而不受的士司机们待见的公公婆婆，他也不会故意绕开，“有些走路不方便的老人家，搭的士只坐几个路口，我就顺路载他过去，有时候只有两三个路口，我连车资都不收。”但不是所有的士司机都有这样的心态。有些司机会拒载短程客或故意兜路、甚至滥收车资，有些司机对待乘客不礼貌、全程“黑面”，由此引致不少香港市民和游客对“的士佬”的负面评价。郑师傅希望香港的士行业能推出一个评价系统，以便将优质司机与劣质司机区分开。比如，日本计程车多年前就开始有优良等级的划分；在台湾，常用来叫的士的手机应用程式里有一项功能，乘客可以把服务好的司机加入“我的最爱”，日后再叫的士时可以直接选择。郑师傅希望特区政府或相关机构也能推出这样的应用程式，根据的士司机的服务态度，是否有拣客、拒载、兜路或滥收车资的情况，以及交通事故率、交通规则遵守状况等进行综合审查，评定优劣等级。困扰香港的士司机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优步车（Uber）。今年9月，24名Uber司机在上诉后被终审法院裁定非法取酬罪成，每人判罚款数千元不等。虽然判定司机有罪，但终审法院在判词里强调，有关的召车服务是否可以在港营运是关乎运输政策，并非法律问题，法庭无权作出裁决。事实上，自2014年进入香港市场以来，Uber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一直争议不断，界限不清。不时有Uber司机被逮捕的新闻传出，但Uber平台至今仍在运作，并不断登广告招揽司机。的士司机们大多对此非常不满。梁师傅认为，Uber车不用交“份子钱”，也不用遵守传统的士行业的各项行规，对普通的士的生意影响很大，“至少影响我们三成生意啦，政府应该有明确的态度，Uber在香港到底合不合法？要是不合法，就应该彻底取缔它的平台；要是合法的话，我也可以去做呀。”对梁师傅而言，他并不抗拒变化，但不愿去做“可能不合法”的事，更憎恶“不公平的竞争”。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李博扬

香港青年，从至少5年前开始，经常被媒体冠以“问题”二字，时常见报、大肆讨论。5年后，这一现象并未消失，这一“问题”仍频繁见诸报端。“问题”迟迟得不到消解的症结是什么？香港青年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5年之后仍在讨论这个“问题”？还是我们看待的角度出了问题？梁宏正，经民联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菁英会荣誉主席，资深香港青年工作者，今年8月当选全国青联副主席。本刊近期邀请到梁宏正接受采访，请他讲述他所了解的香港青年，和他对坊间相关议论的观点。希望能够借此为读者提供一个稍为全面的香港青年侧写。文｜本刊记者     周马丽梁宏正热情、投入、“冲动”全球每一代青年的特质记者：据我了解，大约至少从5、6年前，“青年问题”开始成为香港社会热点话题，被媒体广泛讨论报道，最近一两年更为密集，比如容易被煽动、“泛政治化”等等。您觉得这和您所了解的香港青年的整体印象一致吗？梁宏正：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外向型的经济和社会，思想比较开放，对国际上的资讯比较敏感。但这不是说所有香港年轻人都容易被煽动，而应该说是从传媒的角度，更愿意报道这些事情。不论哪一代年轻人，在读书、上大学的阶段，包括我这一代人当年读书时，都比较容易因为看到的报道而相信一些说法和观点。应该说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有这种倾向，比较热情、容易投入，所以看待事情不一定足够冷静，但这也正是年轻人的特质，有热情、有热血。所以年轻人还是需要多角度看事情。正是由于青年比较热情、容易投入、看事情容易不够冷静客观，我们年长一点的，也有责任把正确的观念和法律道德的底线告诉青年。记者：所以媒体上体现出来的香港青年“泛政治化”的行为和情绪，未必能够代表香港青年这个整体？梁宏正：我参加了很多和年轻人沟通的场合，我的看法是，在“修例风波”之前，大部分年轻人主要都是思考自己的升学、未来的工作等这类事情，几乎没什么人讲太多敏感的政治话题。记者：正如您提到的，个别媒体对香港青年的影响比较大，那么这些香港青年对内地的认识是否因此存在误区？梁宏正：我有一个青年朋友，他在香港出生，在国外读书，回来后加入香港的跨国公司，是一名专业人士，以前一直坚定支持香港“民主派”。他身边的朋友、接触的资讯都是“内地没有法治”，或者“发展的太快了，会出现问题的”这类观点。他一直觉得和内地相比，肯定是香港好，内地有什么好？直到有次公司把他派驻北京，工作生活一年后，他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专业人士了，虽然年纪也很年轻，但不是校园里的学生了。然而当他真正去到内地，还是会发觉，以前听说的和真实看到的内地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也有不少香港年轻人，因为一些媒体的负面报道或一些政党的影响，仍然相信自己一踏进内地，内地人就会对他们“洗脑”，所以他们对于去内地很担忧，感觉充满危机。但真实情况反而是，当你去到内地，比如北京，如果不开会（两会等全国性大会——编注）的话，根本没有人跟你谈政治，都是在推荐你哪里好玩，烤鸭应该去哪里吃，或者聊今天天气很冷很乾燥，之类的。根本没有人一看到你不是本地人，就跟你说，来我跟你谈一下我们国家的好处，来给你“洗脑”。没有的。就像我那位朋友，亲身体验之后才发觉，过去自以为了解的内地，其实是受到一些传媒或政党等的影响，而不是真实的内地。于是他开始思考真实的内地究竟如何，这样慢慢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内地感受正面 和存在意见不冲突记者：您一直组织举办两地青年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对于转变香港青年对内地的看法，起到多大的效果？您对这种效果满意吗？梁宏正：我想分享一个交流活动。我本身也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除了今年因为疫情暂停外，此前每年我们都会安排香港的中学生跟内地的中学生交流，但不是普通的交流。全国城市按照科技研究发展程度和能力排名，在年轻人这一代的头三位肯定是北京、上海和香港。这个项目就是把北京和香港创科方面的尖子学生，参加过比赛、拿过奖的，每个城市选二三十人，然后混合在一起，分成小组。5天时间里，他们都住在一起，分享科技创新经验，一起做项目，等等。经常有上一年参加过的香港同学，下一年继续问我们“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参加”。北京的孩子、香港的孩子基本上都很喜欢。通过5天的一起生活、一起交流，要分开的时候当然也是不离不舍的，有的孩子还会哭，有一些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还组织过实习项目，带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城市实习，通常占用暑假的一个月时间。几乎所有参与这些项目的香港年轻人都不愿意离开，觉得一个月太短，他们都很感动。如果达到的是这样的效果，成效好不好？当然好，绝对很好。但是比如回到香港，大家谈到某些议题，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或者回到日常生活后，他们的一些正面的感受又受到负面影响、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因此就觉得挫败，因此而不继续努力推进。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都可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转变看法也都需要过程，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还是会不断继续想办法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认识和看清国家发展，亲身体验和参与国家的发展。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不论是对内地还是对全球任何城市的感受，需要他们自己去领会。通过一个月在天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实习，了解到在内地生活、交朋友、就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未来做选择的时候，这些体验都在他的心里，供他选择。可能有些人因此觉得“在内地生活就业好像蛮适合我”，他们就去了；有些觉得“我还是挂念爸爸妈妈，不愿意去，还是在香港就业”，也好；有些愿意去日本、去新加坡工作，也可以。毕业后选择到哪里就业，不意味著要永远待在那里。我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选择去新加坡工作，待上1年、5年、有了海外工作经验再回来香港，很多企业可能更愿意请他。同理，你去大湾区拿经验，待上三年，然后希望回香港，也可以。所以也不需要根据参加了交流项目后是否选择到内地就业深造来判断效果好还是不好。包括大湾区，大湾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不是给所有香港人的呢？也不一定，因为每个人最关心的方面不同，比如可能有人希望离家近一些。但对于所有香港人而言，如果他们愿意选择这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认为应该这样看待。记者：人们可能也会问，是不是只有内心原本就比较“亲”内地、抱有好感的香港青年，才会报名参加这些活动？梁宏正：对一个地方感受正面，不一定意味著会认同那里的所有事情，不一定意味著就会全盘接纳、全盘肯定。这是很好理解的，比如来自其他任何国家或者地区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但也不是一定觉得家乡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正确的。这是不冲突的。所以香港青年对内地的感受也一样。哪怕有些事情和他们心里的观点不一样，但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整体感受是很正面的，是愿意去学习、工作、生活的，我认为这就是非常正面的感受，非常积极的结果。“占中”事件之后，2015年到2018年的三年里，我们增加很多实习机会，而且这是根据青年们的需求增加的。所以我认为这也可以看出，香港年轻人还是会思考未来的机会在哪里，并且他们愿意去体验。我还是比较正面的去想。“青年问题”被过度放大的香港社会问题记者：您认为社会对于“香港青年”问题的关注和解决，症结是什么？房屋问题、向上流动困难是经常被提到的香港青年困境。梁宏正：买房困难应该说是全香港人的面对的问题，不光是年轻人。我感觉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年轻人需要的不一定是买房子，当然买房子是其中一项。但我觉得年轻人更愿意看到未来有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工作机会，或是一个平台，能让他们发展自己的长处、大展拳脚。这可能更重要。我觉得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跟大湾区其他城市协同发展、寻找机会，令香港年轻人觉得自己面对的不光是香港单一的几个行业和市场，而是如果希望从事文化或者其他某些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有更多的机会。专业服务是香港突出的长处，如果能在整个大湾区推动香港各项专业都能受到认证的话，这是很好事情，也会让年轻人觉得有出路。比如，有些青年不一定很想创业，而是想做律师、会计师之类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得知香港的律师、会计等资格在整个大湾区都能通用，会令他们觉得大湾区是很好的就业发展机会。关键是大家不要把青年问题放的太大，青年问题是社会众多问题的其中之一。把握好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向、做好社会民生，就会解决很多年轻人的（被媒体大肆报道的那些）问题。而不是突然之间把年轻人的问题放大。有一些人会说香港教育出了问题，香港教育当然是有一些问题，就慢慢改，而不能不停地说是年轻人有问题。年轻人会觉得说“我哪有什么问题？”对吧？对年轻人一定要诚恳，要够深入。年轻人不是铁板一块，你有没有诚恳的去帮助他们，他们能感受到。但是反过来说，也不是一定要迁就年轻人的所有想法，不应该，我也是这样告诉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是社会“接班人”，但不是“当家人”。一般中年人是当家人，他们要做好当家的工作，跟年轻人分享经验、给年轻人创造机会，等等，当然也可以告诉年轻人，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年轻人不按你说的去做，你不要觉得奇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是很有信心的，没有太多担忧。首先时间在我们这边。香港一定会一直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只要国家强大，未来我们有的是时间。有些年轻人现在受迷惑了，我们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的责任，只要不碰触底线，有些青年一时转变不过来没关系，不用大惊小怪。未来当他们看到种种机会，可能是赚钱的机会，生活的机会，或是体验科技、文化的机会，等等，我相信他们会转变看法。从政府层面来说，其实也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是幸福的，在一定程度上我赞同这个说法，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机会，那时候社会不会担心你找不找得到工作。而现在的社会很关注青年失业率。几个月前，特区政府出台了一项短期就业方案，找出2万个职位给年轻人就业，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所以说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有的，绝对是有的。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衡量，我们的工作做的还不错。梁宏正认为，香港年轻人更愿意看到未来有希望，能够有一些工作机会或平台，让他们发展自己的长处、大展拳脚。图为市民在香港举办的设计营商周上参观（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当代青年独有困惑选择更多，更难抉择记者：在您和香港青年的接触当中，他们在个人事业发展方面有没有普遍感受到的困惑、困难或不满？如果有，是什么？梁宏正：我觉得不一定是不满。现在的年轻人的确困惑得多。现在社会上的机会多了、选择多了，反而同一时间你对未来更迷茫，更看不明朗。比如现在很多人在互联网上做生意或者做网红，很多年轻人就觉得，身边有朋友同学这样做、而且好像赚了很多钱，那我也要学。但是这不一定人人学得来，你可能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也做不出成绩。现在的香港青年和20年前也不同了。20年前，大多数年轻人提到未来的计划，都是上大学、毕业后找一家大公司打工。现在我和香港青年聊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是运动员，就希望未来找体育方面的工作；有些喜欢音乐、喜欢文化，就希望在这些领域发展，而不一定是20年前都希望毕业后找一家大公司打工了。但这也令他们的未来比以前更难预估。以前，我进了一间公司，或者一个大公司，能清楚地预计我的未来，比如10年后成为一名经理，收入有多少，等等。而现在就看不到这么清楚，没法预计。大公司的机会和以前相比也少了很多。这些都令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感到无所适从，心比较难定下来，找准自己的方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这确实和以前相比更困难了。希望来自社会，来自自身记者：您经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香港青年有许多优点，并且是和内地、外地青年相比的独特优势。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请您再强调一下这些优点。梁宏正：香港年轻人在应用方面比较强，思考比较快。相对于研究一个问题本身，他们更看重把问题解决，也更擅长思考怎么解决方法，想出的解决方法通常也比较有创意。这是一个突出优点。香港青年对专业服务的认受性、对制度的认受性比较强，比较按规矩做事。香港青年应该认清自己的长处。也不要害怕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比较。各地青年有各地青年的长处，香港青年也一样。大家应该互补长短。记者：假设您是一名普通香港青年，如果对他提一个关于未来发展的建议，只能提一个，您会说什么？梁宏正：如果说从自身出发的话，我希望是能多角度去看问题、看事情。我和很多年轻人沟通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说，你是“黄色”也好、反对政府也好，我完全不介意，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一定要多角度去思考问题——不要把自己的脑袋“外包”给《苹果日报》，“外包”给网上的一些讨论区。如果一定要看网上讨论区，也麻烦你多看几个（不同立场的）；看报纸的话多看几份（不同观点的）。你要有一个持平的想法，多角度地思考问题。（这样做了之后）你还是觉得反对，那这是你自己分析得来的，我就愿意听。但不要当别人问起你，比如喜不喜欢特首？你把《苹果日报》今天的头条背出来给人听，这不对。另外，因为我自己也经常需要应对不小的挑战和困难，我认为遇到困难，还是要从正面、直面的角度来看。任何事情都有负面影响，但不停关注负面的话，解决不了问题，会一直处在这个困境，可能5年之后发现依然面对同一个问题。只有正面看待、直面解决，才能出现转机、进展。所以我也希望年轻人能够正面去看问题。如果是对外界建议的话，我希望是能够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在未来我应该怎么做，比如5年以内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些困惑能不能给我一个方向，带领我、启示我一下。就这样。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邸倩

11月19日，“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发布。长沙—— 这座被人们视为“普通中部省城”的城市再次登榜，这也是长沙连续13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多年来，长沙也相继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城市文明程度、市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今年7月，长沙又跻身《2020网红城市百强榜单》全国八强，名列中部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知名“网红城市”。近日，记者沿著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长沙的足迹，实地探访了长沙的发展，深深感受到这座铭刻悠久文化和英勇事迹的历史古城正迅速发展为创新引领的现代城市，在新时代征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文｜本刊记者    魏东升参加2020 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聚焦‘长沙软件业再出发’”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合影“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坐落于美丽的浏阳河畔。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当地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在这里，总书记提出，文化产业“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蓄水池，必须格外重视”。他还提出，创新是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品质。紧跟习近平总书记长沙调研步伐，为更深入探究长沙高质量发展的奥秘，探索粤港澳大湾区与长沙合作的新机遇，10月27日，本刊记者随粤港澳大湾区多家媒体来到长沙，参加2020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聚焦‘长沙软件业再出发’”主题采访活动，实地探访了长沙工业园区与企业，实地了解长沙制造业、软件业等领域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情况。从另一角度，感受长沙这座城市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在采访活动启动仪式上，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邱继兴指出，“硬、软、新、潮”是长沙产业的特色所在，长沙将最硬的和最软的产业都牢牢抓在了手里。“硬”指的是长沙的工程机械等硬核制造业。长沙被誉为制造之城，工程机械之都，制造业占长沙产业比重三分之一，工程机械业产值占全国26%。“软”是指柔性很强的文化产业。2017年，长沙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获评全国首个世界媒体艺术之都，文化驱动已成为长沙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近年来，长沙大力建设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岳麓山大学科技城，“文创”“科创”双向发力，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湖湘路径”。“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是湖南前省委书记杜家毫最初对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发展提出的美好愿景。2015年湖南广电集团提出打造马栏山创意聚集区，经多方考察和分析，最终决策马栏山要对标北京中关村，力争建成以视频内容为核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V谷”。“中国V谷”得名既因马栏山从高空向下俯视，似一个巨大的鸭嘴，呈现出一个英文字母“V”字形态，也取英文video（视频）与victory（胜利）之意。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总用地面积15.75平方公里，其中创智园借鉴了深圳前海1.5级开发模式，地块先不出让，在地块上搭建临时办公产地，将地块经济活力提质提速后再进行土地出让。近年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为企业创新打好“技术底座”，建成能提供“云存储、云备份、云计算”的视频制作共享平台。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培育出一批业内顶尖的专业技术成果，包括《开国大典》4k经典修复；山海世界动画云渲染技术；工业设计VR建模；5G远程医疗；人工智能手语播报；5G智慧电台等，在马栏山，酷炫、时尚、科技感十足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园区也致力于打造数字视频内容生产大本营、视频版权交易市场、视频版权衍生产业聚集区。据统计，创业三年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已聚集1,300多家市场主体， 2020年1至9月，实现园区企业营收306.29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15.34%；其中重大项目投资51.87亿元，从业人数49,969人。长沙橘子洲头公园（图：视觉中国） “拿一线城市工资，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软件事业”“拿一线城市工资，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软件事业”。最近，深企万兴科技在长沙南站、深圳北站等人流密集的高铁站打出了这个招聘广告，一时吸引高铁站内众多往来乘客的注意。作为软环境和市民幸福感的重要评价指标，长沙“房价洼地”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长沙通过系列举措，旗帜鲜明地传递出“长沙的住房为长沙市民服务，为来长沙创业就业者服务”的清晰信号。长沙始终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这里创业，万兴科技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家。10月29日，在座谈交流会现场，万兴科技董事长吴太兵向媒体团介绍了万兴科技的业务发展、全球布局和企业文化等情况，同时分享了万兴科技落户长沙的缘由、入湘后的发展布局等概况。2003年，在深圳莲花山脚下成立的万兴科技，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今天拥有1,200多名员工、年营收7亿元的规模，是不折不扣从深圳成长起来的企业。2019年，万兴科技把投资目光转到长沙，不久就设立了长沙运营中心。今年3月，长沙提出“长沙软件业再出发”口号后，吴太兵从中看到软件业发展契机，加快企业扩张计划。6月，万兴科技率先在长沙信息安全产业园落地了国内的第二总部，并斥资近1.8亿元购买园区独栋办公大楼。吴太兵表示，数字新经济时代，万兴科技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新生代数字创意赋能者。进入2020年，伴随软件国产替代机遇的到来和“长沙软件再出发”新浪潮，公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长沙作为创意之都及软件产业发展新高地，有丰富的创意资源、良好的创意环境，如今更有政策加持，更加坚定了万兴科技“拓长沙，谋全球”战略布局，未来公司将在长沙打造万兴科技全球运营总部，助力长沙软件生态圈共建，实现多方共赢。近年来，长沙主攻“三智一芯”：智能装备、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和功率芯片，以软件产业的发展赋能制造业、反哺产业链，吸引了百度、腾讯、京东、华为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之后的“移动互联网产业第五城”。今年，长沙出台了《长沙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三年（2020—2022年）行动计划》，瞄准软件以及应用场景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全力构建“一园五区两山”产业发展新格局。软件企业迎来了新一轮发展契机。吴太兵认为，与一线城市相比，长沙对中型软件企业有著绝对优势。比如，长沙依托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有著优质教育资源，利于产学研结合；房价稳定，生活成本与收入相匹配，可以留住人才。吴太兵把万兴科技在长沙的产业布局形容为“二次创业”。他计划把长沙运营中心打造成万兴科技全球运营总部，“从业务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中小企业扶持三大层面助力长沙软件再出发。”吴太兵信心满满。 “腾笼换鸟”加速向全国输出新“软”实力万兴科技所在的长沙信息产业园，位于长沙西部，近年来，产业产值保持高速增长。2020年新引进移动互联网及应用软件企业近1,600家，其中9月份全区新增移动互联网及应用软件企业就有170家，注册资本总额近10亿元。截至9月底，园区移动互联网及应用软件企业总数约1.13万家，应税收入达700亿元。今年3月，长沙继续“加速跑”，只用不到50天时间，就在南部片区打造了天心区软件产业园基地，完成361家绿心工业企业退出，腾出了3,000亩的发展空间，重点发展大数据、地理信息、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服务业。目前，产业园已招引软件企业117家，其中全国百强企业12家，持续向全国输出“软件+大数据”“软件+地理信息”“软件+人工智能”“软件+人力资源”等为代表的“软”实力。在这个园区里，被誉为“新基建”产业独角兽（人工智能）企业——湖南安博人云科技公司（肯耐珂萨）与天心软件产业园共同孵化的蚂蚁天承在记者到来之前，刚刚举行揭牌仪式。未来，蚂蚁天承将配合园区规划与安博人云的技术，开展大数据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业务。园区中，另外一家专攻“人工智能手语播报”的长沙千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吸引著记者的围观。这是一家既有经济价值，又极具社会意义的园区示范企业。千博手语关注2,700万听障人士的切身利益，用产品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此外，用友、浪潮、绿盟、苍穹数码等软件行业巨头企业也纷纷落地园区。苍穹数码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其研发的苍穹土地利用及地籍管理软件应用覆盖了全国近800个县市。在未来，土地利用方面的更多信息化解决方案，将主要从长沙向全国发出。长沙，这座人们熟知的网红城市，目前正大力优化资源、强化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视察时提出的创新意识，向“文创高地”“科创强省”阔步迈进。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李博扬

我看著凌霄阁，凌霄阁也看著我。一阵山岚飘过，苍茫云海之间，凌霄阁仿佛一艘巨轮，以太平山为码头，蓄势待发，驶向新的彼岸。文 ｜ 香港  赵佳音 凌霄阁从家里窗户望出去，能远远看到凌霄阁。今年香港雨水特别多，时常看不真切，只呈现出暗淡的剪影。凌霄阁坐落在太平山顶，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旅游打卡地。作为香港最时尚的建筑物之一，独特的外观被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明信片和摄影作品采用，也被印刷在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发行的20港元纸币上。阁内有许多食肆、特色商铺，有闻名遐迩的杜莎夫人蜡像馆。阁顶则是全香港最高的观景台，可以把维港两岸的林立高楼及远方山色水貌尽收眼底。我第一次看到凌霄阁，还是刚到香港读书时。记得那是2009年8月底的一天，天气还很热，天空却很蓝，好像儿时梦里的颜色。和几个同学自香港大学行至山顶，一路郁郁葱葱，更不时有粉嫩小巧的花朵相伴，让人神清气爽，不知不觉沉醉其中。到达山顶已是暮色依稀，华灯初上。一个转弯过后，凌霄阁高大挺拔的身影忽然出现在眼前，色彩斑斓，光芒四射，既时尚又悠远。从此，凌霄阁进入了我对香港的历史文化记忆。这座耸立太平山顶的阁楼式建筑，前身是落成于1972年的炉峰塔，著名的山顶缆车终点站。而山顶缆车从1888年起就与香港同行，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炉峰塔见证香港经济腾飞就在炉峰塔落成当年，香港发生了几件意义深远的事：7月11日，港英政府拨款150万元，动员十余万人，发起清洁香港运动，也由此开启了香港发展的一段黄金岁月。8月2日，香港海底隧道（因隧道九龙一端的出入口位于红磡湾，故多称红磡海底隧道）正式通车，这是首条连接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海底隧道，迄今仍是全香港乃至全世界最繁忙的行车隧道之一。同年，随著《鹿鼎记》在《明报》连载完毕，金庸于12月宣布封笔，标志著香港新派武侠时代终结。香港社会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是社会矛盾长期积压所致。1971年，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上任之时，香港社会可以说正处于一个黑暗时代：一方面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另一方面监管缺位腐败横行，市民怨声载道，社会冲突一触即发。港英政府面临不改革就无以继续管治的境地。在“清洁香港”名义下，麦理浩铁腕肃贪，创立廉政公署，并实施十年建屋计划，九年免费教育，开发新市镇，兴建地下铁路，推行地方行政改革，使经历六十年代动乱后的香港社会重拾信心，市民生活大幅改善，一跃而入亚洲四小龙之列。在这样的背景下，红磡海底隧道建成通车，促进了维港两岸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进一步唤醒了香港人的共同体意识。金庸也许正是有感于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中止了他驰骋二十年的武侠江湖。他深知，武侠世界的江湖豪杰，驰骋南岭北漠，纵横西域东海，天下之大，不可能是香港这区区边岛容得下的。或者说，武侠小说更适合动荡漂泊的难民社会，而不适合趋于稳定揾生计的香港人。香港再不是移民海外的中转站，不是颠沛流离中的暂时栖息地，它已经成为一个有著雄厚经济实力、管治良好的社会。一个立足东南亚，交汇中西方文化，连通海内外市场，融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为一体的超级都市，呼之欲出。这时候，再来领会当初炉峰塔的设计理念，尤见其妙：从维多利亚海湾凝视炉峰塔，宛如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山头上，风雨无阻，向四面八方拱手示礼。这分明是香港这座孤岛，置身于南中国海的波翻浪涌之中，希望多方帮衬、求财求福的寓意，这个理念和寓意，使炉峰塔成了香港经济腾飞和文化认同的建筑符号。凌霄阁展示香港繁荣稳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著香港旅游业模式改变，外地游客大增。除了铜锣湾购物，山顶广场是游客必去的打卡地。1989年山顶缆车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运载能力大幅提升。这种情况下，炉峰塔作为缆车的山顶总站和山顶广场的标志性景点，接待能力就显得不足了。不断有游客投诉山顶站设备老化，令山顶缆车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香港大酒店倍感压力。公司经过多轮股东会议，决定重建炉峰塔，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1993年7月，炉峰塔重建工程正式启动。经过三年多紧锣密鼓的施工，凌霄阁于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一个比炉峰塔更霸气的名字，也更有现代感。据凌霄阁的设计师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说，他的改建方案除了著眼于扩大容量、增加功能外，还特意将上半部设计成半圆形，并用全玻璃的中空部分托起，使之看起来像一艘飘浮的飞船。炉峰塔“九七”回归，为凌霄阁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焕然一新的凌霄阁，远不只是一个缆车站和观景台，它集艺术馆、商场、游乐场、食肆为一体，成为展示香港繁荣稳定、生机活力的橱窗。当我2009年登临凌霄阁时，正是凌霄阁的高光时刻。那时的凌霄阁，正如那时的香港，似一颗镶嵌在南中国海的明珠，璀璨夺目；如一副舒展于东西方之间的画卷，既有水墨清新飘逸，又有油画层次浑厚。整个香港洋溢著一片乐观景象：GDP稳步增长，市场繁荣，贸易活跃，金融发达，就业稳定……香港回归后也曾遭遇各种困难，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但在“一国两制”的呵护下，香港都挺过来了，并在新的起点上获得更大发展。一次次从凌霄阁俯瞰脚下这座心仪的城市，联想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越发清晰。多元包容，宽厚友善，规范高效，现代美丽……便是我对这座城市的理解。我念的是法律专业，刚来时，母语是普通话，却需要以英文学习，以粤语生活，一时难以融入。但是，无论在校园还是在马路上，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也没有人因此而有任何不耐烦。课余，可以在街边鱼蛋粉店品赏特色小吃，也可以到高档餐厅见识正宗的世界各地美食；可以在山海相依的行山径上亲密接触大自然，也可以坐著百年轮渡欣赏维港两边现代化的喧嚣辉煌。一切都那么舒服，每每让人怦然心动。从凌霄阁俯瞰香港毕业后如愿留港工作，先后从事法律和金融业务。这是香港的两个代表性行业，使我得以真切地感受到更多这座超级都市的气息。以法治为核心价值，以国际金融中心屹立于世界，精英人才和资本汇聚于此，其专业精神和创造的价值都令人赞叹神往。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过客成了扎根于这片土地的一员。可以说，正是香港成就了我。雨歇雾散凌霄阁再次清晰起来此时，白露刚过，秋分未至，太平山时常变脸，前一秒还爽朗明亮，下一秒就细雨蒙蒙。雨水带著凉意，不时拂过脸上，思绪回到眼前。自去年“修例风波”开始，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游客明显减少，市民也不再有闲情逸致享受生活，凌霄阁远没有了往日的热闹。烟雨朦胧中，模糊的轮廓显得孤独而无助，恰似当下迷茫的香港。香港这片热土，让我收获了知识，见识了世界，让我在自己的行业中逐步学习成长。这里曾经给了我那样温暖的拥抱和包容，那样多的澎湃和遐想，而现在，也给了我切肤之痛，为社会动荡而痛，为失去的宽阔胸怀而痛。想起“修例风波”期间，我和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自发地组织、参加各类大大小小的活动，撑警、捐赠、清洁香港、和国旗同框……朋友中，有的是刚刚来港念书的年轻学子，有的是来港多年、在这里成家立业的“新港人”，更多的还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香港同胞。通过这些活动，我看到了香港青年一代始终坚持的正直和迎难而上的勇气。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香港市民积极配合政府防疫工作，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共度时艰的精神，亦让人动容。有阴霾，就有丽日。雨歇雾散，凌霄阁再次清晰起来。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无数双眼睛见证了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后的腾飞。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国正阔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心，相信香港社会一定能够消化戾气怨气，消除隔阂疑虑。国安法适时出台，维港畔逐渐恢复了平静。随著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香港将逐步找回自身超级联络人的定位和优势，追梦远航再出发。我看著凌霄阁，凌霄阁也看著我。一阵山岚飘过，苍茫云海之间，凌霄阁仿佛一艘巨轮，以太平山为码头，蓄势待发，驶向新的彼岸。 （作者系全国青联委员）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刘一行、莫洁莹

巾帼何须让须眉。成立于2000年的九龙妇女联会，经过20年的积淀和打磨，成长为一个成熟且独具特色的基层妇女团体。联会创会会长高宝龄女士曾经说过，作为基层妇女团体，一定会：“坐言起行地去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妇女发展，促进性别平等，强化家庭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20年来，联会身体力行，躬身实践，向所有支持和信任她的人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文 ｜ 本刊记者  涂小莉2016年3月，九龙妇女联会以“动感香港，活力秧歌”为主题，举行“千人秧歌破健力士记录”谈到20年的成长路，上任会长、现任首席顾问郑臻女士用了作家毕淑敏的一句话来总结：“深深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争取男女平等、妇女权益这条路，我们要慢慢走，坚持走下去。”一句话，道尽九龙妇女联会（以下简称“联会”）一路走来的艰辛和收获。凝聚了九龙城、深水埗、油尖旺、黄大仙、观塘五区二十七个基层妇女团体和三个社区服务中心，有35,500多名会员的联会，最大的财富就是一群相互依靠相互信任的义工姐妹。是什么让她们充满力量支持她们走过20年，并充满希望继续前行的呢？正如她们所说，是付出、分享和爱，身边太多人给自己太多感动，让自己停不下脚步。这里的爱，既有爱国爱港的大爱，也有爱家爱己爱人的小爱。关爱妇女 追求平等权益改革开放后，香港与内地贸易往来频繁，使得八九十年代最接地气的深港货柜车司机等香港社会中下层人士风光一时，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家庭问题。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并制定《北京行动纲领》，1996年香港成立平等机会委员会，为香港妇女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机遇。创会会长高宝龄当时作为区议员接触了很多基层妇女，她们大多数都是家庭主妇、文化程度不高，很多来自“影子”家庭。九龙妇女联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承载著“维护妇女权益，争取性别平等”的使命和责任，于2000年5月成立。联会从一开始就不走寻常路，创新性地开展性别平等教育。一连举办了“齐建平等家庭”研讨会、“男女价值观”中学生辩论大赛、“家是支持非负担”家庭岗位探究巡回互动剧场等教育活动。在家庭岗位“你有Say”中学生辩论大赛中，年轻学生们以“到底应不应该有男士侍产假”为辩题，深刻讨论有关“家庭岗位歧视”的问题，令他们对“家庭岗位”“平等机会”概念有更深入的认识和认同。一名中二男生在台上说，非常感谢妈妈怀胎十月才有了自己，听得台下的妈妈们感动流泪。妇女团体跨界举办青少年辩论大赛，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也因此引起社会质疑，认为联会“不安份”。然而，正是因为这份“不安份”，敢想敢做，敢作敢为，才有了“维护妇女权益，争取性别平等”漫长道路上点滴努力汇聚而成的骄人成就。在联会的鼓励、帮助和支持下，很多基层妇女开始关注社会及参与社区建设，实现自身价值。珠姐姐以前是一个幸福的小师奶，平日生活就是打打麻将叹叹茶。于2016年成立妇女会并加入联会后，她带领义工们配合慈善团体“齐惜福”，每天到街市回收蔬果，并在区内派发惜食饭盒，帮助无依老人及有需要人士。不仅积极推动社区内义工服务，珠姐姐自己更是第一年义工时数就达到668小时，成为当之无愧的“金牌义工”。塔拉．莫尔在《她力量（打破性别的固有人设，做淋漓尽致的自己）》中写道：“你无法成为自己都无法想象的那个人”。如果没有联会这个善于并致力于“读懂‘她力量’，实现‘她价值’”的平台，珠姐姐可能也不会想到能成为今天的自己。在联会，像珠姐姐这样平凡而不平庸的师奶有很多，她们贡献出自己的每一份小爱，成就了一份社会大爱。关爱家庭构建社会和谐《孟子》云：“国之本在家。”联会亦十分重视家庭关系的建设和家庭生活教育的状况，举办了和谐家庭分享会、家庭亲子训练营、家庭教育巡回互动剧场、“开心家庭Ready Go”，以及2012年至今每年一度的“相．信．爱”情满家园系列活动等，推动重建孝顺父母、夫妻相敬和手足情深的家庭观念。曾引起极大关注的《家—加倍关爱和谐》全港中学生演讲比赛，共有39间学校761份作品入选，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家庭教育活动，也是特区政府所致力推崇的官、商、民合作模式的实践。当时还是初中生的郑同学写道，她的家并不是豪宅大院，但一家四口挤在一起，感觉分外温馨、亲密，一家人每天都要一起吃早餐，这也是她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高中组的谭同学讲道，有一年父亲节她设计了一张心意卡给爸爸，爸爸表面上显得很抗拒，但转过身却悄悄笑了。她认为，真正的爱，是爱与被爱，需要亲子双方共同付出。联会还举办环保低碳饮食烹饪比赛，倡导家庭和谐、男女平均分担家庭责任理念。和妈妈组队参赛获冠军的囝囝是一位中四学生，他自己的拿手好𩠌是“鸳鸯蛋蒸肉饼”；一对80后夫妻一丝不苟地精心制作连心素蛋饼，场面温馨甜蜜；一对姐弟参赛牵动了家族9位成员来现场观战；一家五口参赛、做义工，齐齐整整一个不少，坚持到最后……厨艺比赛的参与过程令大家明白家务的分担、对家人关爱的回应，有时就体现在一齐“煮饭仔”，或者“番屋企食饭”。爱国爱港 促进文化认同对祖国的文化认同是人心回归的基础。经历了“占中”、旺角暴乱以及“修例风波”，联会更加深刻感受到文化融合的重要性，并切实为此付出最大努力。联会举办的“‘爱’弘扬儒学寻踪”系列活动，吸引了197间学校、逾73,671人参加。连续三年参加比赛的陈同学，第一年仅拿入围奖，第二年拿了小学组冠军，第三年更是带动为小学生的弟弟一起参赛，并分别获中学组、小学组冠军。整个参赛过程他们的妈妈都有陪伴，当看到孩子们拿到冠军，妈妈的脸上满是笑容。这个系列活动，大大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学生中的知晓度和吸引力。除了在青少年中大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联会也通过大量文康活动影响社区妇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秧歌舞表演，在13年时间里被打造成一个街知巷闻的优质品牌。2016年3月，联会以“动感香港，活力秧歌”为主题，举行“千人秧歌破健力士纪录”，并获纳入“欣赏香港”活动。有很多妇女从一开始觉得秧歌舞很土，到后来愿意和喜欢参与，对团体理念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联会通过秧歌舞这个活动载体，在基层妇女中发挥了爱国爱港的文化传播和凝聚作用。2016年9月24日，“‘爱’弘扬儒学寻踪”传统中华文化知识网上竞答比赛举行颁奖礼。图为中学与小学组冠军陈氏兄弟及其母亲上台颁奖此外，联会还组织了“华夏文化寻根 粤港秧歌结缘”“辛亥百年 三八新百年”等参观考察活动，让香港妇女更多了解祖国历史文化和伟大发展成就。为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联会特意举办“巾帼献芳华”主题论坛，并邀请到时任首席会长郑明明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博士、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颜宝铃女士，分享她们如何把握改革开放良机，率先响应国家号召，前往内地投资兴业，见证了香港与国家“同发展、共繁荣”的历程，展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关爱长者 共享耆乐融融秉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理念，联会成立以来，也用心关爱著屋邨的每一位老人。依托刘舜雯富昌互助幼儿中心和海丽慧妍雅集妇女综合服务中心十几年来社区连结不断的积累，联会详细了解到屋邨每一位需要帮扶老人家的情况，真正做到了精准帮扶。2016年启动的“春夏秋冬乐悠游 路路通无限‘耆’”深受长者们喜爱。年满65岁的“年轻”义工姐姐担任导赏员，每两个导赏员（“年轻”老人家）带领6个老人家，相伴同游。一次在海滨公园的游乐区，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和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摇跷跷板，旁边看护的人心惊胆战，两位耄耋老人却笑得像个孩子。这幅美好的画面令所有人为之动容，感动不已。“路路通无限‘耆’”活动不仅为老人们带来了满满的爱和乐，也让参与其中的义工姐姐们获得了很大的自我成长。义工姐姐珍姐以前不太会说话，做了“导赏员”之后，她成了社区老人们中的大红人，出去晨运经常会有公公婆婆喊她，“珍姐，你几时再带我哋去行街街吖？”每每说到这，珍姐都会不由自主地满脸笑容，流露出浓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今年这个特殊之年，联会亦开展了系列跨界别合作社区长者关爱行动。特别是在疫情暴发之初的2月底，一罩难求，联会星级义工Tony Sir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独居或者无依的老人家。于是，他马上和身边警队同事自发捐款15万多元，募集了5万多个口罩，分派给屋邨里的老人们和基层家庭。考虑到老人们下楼领取物资会浪费一个口罩，每一户的物资和福袋都是义工们送上门的。96岁的刘公公在收到抗疫包和福袋后，非常感动，回赠自己的书法“服务人群 关怀弱势”与九龙妇女联会。展望未来 再谱巾帼华章二十载春秋，风华正茂；二十载耕耘，硕果累累；二十载奋斗，铸造品牌；二十载努力，根植信任。正如苏丽珍主席所说“创出幸福一片天，梦想与实践并行”，在成立20周年的今天，联会向所有支持信任她的人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发展至今，联会已经具备了非常坚实的社群基础，获得了大量社会信任与支持，今日更有新鲜血液和力量注入，让联会的未来充满了更多期待和希望。秉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陆海女士接棒联会新一届会长，她觉得“正如联会会徽上绿叶里盛开的花朵一样，联会是一朵充满希望的青春之花，低调朴实如绣球，但是只要有水就会绽放。”联会亦非常有幸得到百欣慈善基金董事及行政总裁林颢伊博士赞助并亲自出任联会首席会长，陆会长表示：“林博士年轻且极富才华与情怀，相信有林博士领路同行，联会定会步伐更实，行得更远。”不见昨夜雨湿处，聊以新颜待今朝。未来没有奇迹，只有步步奋力，联会的未来依然需要每一位支持者和参与者共同努力！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刘一行、莫洁莹

在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下，世界各国生产活动或放缓或停止，人流物流受限，供应链产业链堵塞不畅，全球联通融合面临巨大挑战。疫情下各国隔离封闭与“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相背而行，“一带一路”建设因而受阻，“一带一路”国际舆论环境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面对这种情况，应系统总结梳理，谋划应对之策，对外讲好新形势下的“一带一路”故事，增强中国的国际舆论话语权，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文｜北京    郑东超位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工程于2016年12月全面开工，中老铁路隧道、桥梁和路基工程已完成超过90%，计划2021年12月建成通车。图为中老铁路班纳汉湄公河特大桥（图：新华社）疫情冲击之下国际舆论仍对“一带一路”保持充分信心疫情及其带来的连锁综合效应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受疫情影响，全球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生产要素流动性减弱，一些“一带一路”项目进度可能减缓。多数受阻项目的东道主国舆论对此有客观认知，能够认识到困难是暂时，是可克服的，不会影响项目整体建设，对顺利完工保持信心。新冠肺炎疫情不会阻滞“一带一路”项目整体进展。老挝《万象时报》、马来西亚《星报》等多家东南亚媒体关注中老铁路建设，看好其对老挝经济的促进作用。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一带一路”专家俱乐部成员阿依达尔 ，阿姆列巴耶夫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可期，疫情不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英国议会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工作小组创始人希迪齐教授称，疫情后中英两国有望在基础设施和连通性规划上开展有效衔接，特别是在英国北部地区发展规划上，通过“一带一路”把北部地区的发展繁荣与其他地区有效关联起来。期待疫情后“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恢复能够发挥“引擎”拉动作用。南非主流媒体“每日独行者网”刊文认为，“一带一路”发展势头一定程度受到疫情影响，但仍可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应继续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使其真正成为非洲大陆打造区域价值链、发展制造业和创造就业的平台。尼日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 ，奥努奈居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团结合作的理念在疫情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认为非洲各国作为倡议关键伙伴，应在“后疫情时代”通过更坚定地参与“一带一路”进程来实现经济复苏。被誉为“金砖之父”的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吉姆 ，奥尼尔勋爵认为，疫情危机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赞赏“健康丝绸之路”具有前瞻性。美国彭博社评论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健康丝绸之路”体现出比“一带一路”倡议更能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善意。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专家认为，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医疗支持，疫情是中国展示领导能力和责任的黄金机会。新加坡《海峡时报》称，“健康丝绸之路”将帮助北京在满足其“一带一路”倡议伙伴的长期需求的同时，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弹。美国《财富》杂志和《芝加哥论坛报》均认为，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贸易和基础设施倡议的延伸。全球疫情并未浇灭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热情，也没有让沿线国家失去信心。其中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在过去七年里切实抓准了沿线国家的需求，通过扎实推进，取得具有普惠性的建设成果。即便是遭遇暂时困难，沿线国家仍旧给予“一带一路”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并将之视为疫情后恢复经济的重要抓手。10月21日，2020年第1,000 列“义新欧”中欧班列从铁路义乌西站发车，驶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图：新华社）一些西方媒体炮制不实论调， 企图唱衰“一带一路”和中国发展前景囿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一带一路”造成暂时困难，涉“一带一路”国际舆论环境有所波动。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媒体本就一直对“一带一路”持偏见、否定甚至敌视态度，疫情不仅未改变它们对“一带一路”的负面感观，反而使这种情况有所加深。这些媒体藉机炮制了一连串的质疑声音，企图在国际社会唱衰“一带一路”。鼓噪“一带一路”难以持续论调。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因资金、人员、原材料难以一时到位，进度受到一些影响。西方媒体对此故意夸大，抛出“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受挫、项目停止、资金链断裂等不实言论，声称项目难以为继，将成为“烂尾工程”，这让外界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行稳致远产生疑问。英国路透社夸大“一带一路”建设受影响程度，宣称疫情防控致使人员流动和物资供应受阻，甚至预测“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成为疫情造成的“黑天鹅”效应的受害者。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将多国为防止疫情扩散而设置的种种限制视为“一带一路”倡议受到遏阻的关键要素。炒作“债务陷阱论”。疫情发生后，多数沿线国家经济遭受冲击，偿还债务问题愈加突出，部分西方国家媒体趁机炒作“债务陷阱论”，将共建国家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有意勾画中国“恶劣债主”的负面形象。日本《外交学者》刊文指出，疫情暴发后“一带一路”多数沿线国家陷入困境，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初步评估，巴基斯坦将承受82亿美元损失，以此抹黑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开展“债务陷阱”外交。误读“数字丝绸之路”为“技术地缘政治战略”。今年以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继续引发西方国家的进一步警惕和排斥。从最开始推行大型基建项目发展到目前逐渐拓展到信息技术建设和推广，此番举动被一些媒体视为“中国的数字雄心”，称中国高科技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欧亚大陆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与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开展竞争，是中国“新型霸权”和地缘扩张的表现。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称，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所有数字项目的雄心壮志，是“新型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班牙“环球网站”也称，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实施“技术地缘政治”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举措。宣扬“共建国家对华警惕论”。一些西方国家媒体用“两难”“平衡”“警惕”“担忧”等词汇描述共建国家在中国提供的“廉价融资”与美国的对华战略对冲之间选边站的矛盾心理，部分共建国家媒体也随之唱和。美国彭博社、《外交学者》杂志网站、《福布斯》杂志称，巴基斯坦、印尼和中亚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中国的不满和对倡议项目的消极态度。此外，部分西方媒体利用涉及疫情的问题，向发展中国家煽风点火，削减其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例如，部分西方媒体向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鼓噪“非洲公民在华遭受种族歧视”的不实报道，导致他们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非合作产生一定负面观感，甚至有非洲国家传出威胁退出“一带一路”的声音。这些负面论调与一些西方国家担忧惧怕中国崛起不无关系，它们总是认为中国的强大代表著非西方模式的崛起，打破了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于是乎，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部分西方媒体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扩张地缘政治的工具，热炒所谓中国借此“输出过剩产能”“污染环境”“制造债务陷阱”等一系列负面论调，以降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类似负面论调或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对此我们应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以理性冷静态度视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挑战，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遣援助医疗队，中国医护工作者与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携手抗击疫情。图为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附近的胡鲁马累医院，73 岁的老人侯赛因（中）成功接受手术后，竖起大拇指感谢中国眼科医疗队（图：新华社）讲述好传播好“一带一路”故事，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世界上任何发展倡议都要面对多元甚至极化的舆论评议，“一带一路”亦未能例外。无论是积极褒扬，抑或消极贬损，都是正常现象。关键是要明辨是非，冷静观察，辩证分析，对于批评性的善意提醒，要有宽广胸襟，虚心接受并改进；对于恶意抹黑无端攻击，要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以良言驱走恶语。脚踏实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夯实传播“一带一路”内核支撑。一个事实胜过千言万语，能够轻松击破不实之词，封住悠悠之口。建设好“一带一路”是传播工作见实效的根本前提，否则就会成为“无土之木、无源之水”，说服力不强，导致“我说人不听，人听却不信”的尴尬局面。鉴于此，应及时总结疫情带给“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采取措施，加以弥补，赶上因为疫情而耽误的工期，以实际成果向外界展示，“一带一路”能够经受住考验，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弹性，对外唱响“一带一路”光明前景论。精选疫情下逆势前行的“一带一路”故事，给沿线国家注入更多自信。疫情下不乏砥砺前行的“一带一路”故事，可以将疫情期间获得重大进展的项目、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项目等搜集起来，集结成册，用多语种向全球发布。比如，疫情期间泛欧5C走廊高速公路项目波黑查普利纳段平稳推进，可保按期完成；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面积断航停航，中欧班列逆市上扬，截至今年11月，中欧班列全年开行已达10,180列，再次创造新纪录，并运送大量防疫抗疫物资，在欧亚大陆间构筑起“生命之路”。不回避外界质疑指责，积极回应化解舆论压力。随著“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国际社会少数人士对“一带一路”负面评价越发“专业化”“精细化”，不再是倡议提出初期大而化之的指责，更多是对具体领域的指手画脚。在这种情况下，应汇总外界对“一带一路”的质疑点，抓住逻辑漏洞，开展精准回击。一方面要针对“一带一路”负面舆论点，举办智库、企业、政府等领域人士参加的国际研讨会，破除外界对“一带一路”的误解。另一方面，做好发展中国家的舆论宣传工作，推动中外媒体合作，联合制作“一带一路”专题节目，消解国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错误认知，增加民众好感度，避免这些国家被一些西方媒体“带偏节奏”。提升对外传播国际化水平，让“一带一路”声音唱响国际。“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却属于世界。中国一家难以完成，需要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保持“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吸引力，“一带一路”建设方能行稳致远。要深度推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传播平台的国际化，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灵活运用国际互联网社交媒体，引导熟识海外社交软件和舆论特点的智库专家参与传播工作，深入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让“一带一路”深入人心。（作者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李博扬

11月1日至11日，中国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快件39.65亿件，其中11月11日当天就处理了6.75亿件；11月16日，中国今年的第700亿件快件发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邮政快递业克服一切困难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第一时间打通了抗疫抢险的“生命线”，也为全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确保老百姓生活必需品供应和经济社会正常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保障。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近日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邮政网络是全国唯一一张通达所有行政村的寄递网络，在助力我国脱贫攻坚方面亦发挥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快递业的蓬勃活力，也彰显了我国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和强大的消费能力。文 | 本刊记者  冯琳马军腾武汉抗疫：邮政航空拼著命冒著雷冲下去记者：邮政快递业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最早复工复产的行业之一，回顾疫情最严重的艰难时刻，率先复工复产一定很不容易吧？邮政快递业在助力我国复工复产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马军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与政策支持下，基于对邮政快递业在保障应急物资运输及助力经济社会复苏方面重要性的认识，国家邮政局做出邮政快递业需先于其他行业实现复工复产的科学研判。在确保落实好中央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的前提下，国家邮政局提早部署，按照“精准有序、梯度推进”原则，自2月7日起有序启动邮政快递业复工复产工作。我们主要做了几项工作：一是全力保障防疫物资和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的运递。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疫情不退，我们不退”。疫情期间我们开通了两条绿色通道，一条是国内的，国内各地的防护用品，口罩、防护服、ECMO都由我们紧急运抵。第二条是国际通道，当时国内疫情很严重，很多海外华侨在国外购买的防护用品怎么运回来？我们运回来！这两条绿色通道取得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从1月23日到6月10日共运递防疫物资48.98万吨，运递抗疫包裹3.98亿件，动用车辆8.75万辆次。在空中机队方面，那时候绝大部分客运飞机都停了，邮政快递飞机占全国货机数量的三分之二，我们往武汉飞了779架次，很多武汉一线医生的紧急物资都是我们送的。最紧张的一次，当时武汉的防护服仅剩2万多件，怎么办？我们到全国去收集，后来从广东、广西收集到了20万套，但那天武汉下很大的雷雨，按照平时飞机是不能降落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航空机队，拼著命、冒著雷，为救助更多的人，在两次雷电很短的缝隙时间内舍命冲了下去。“双十一”期间，中国邮政集团广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一片繁忙景象。图为11月10日，在中国邮政集团广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在总包待发区内作业（图：新华社）复工复产：10个半月处理700亿件快递二是勇于担当、科学谋划复工复产。我们全行业动员复工复产之后，国企、民企、外企，全面地动员起来。2月中旬全行业复工复产达到六成，3月就基本回复正常了，连武汉邮政快递业到3月底也复工复产了八成。在此过程中，国家邮政局按日调度，分析研判行业存在的问题，分地、分业、分企、分时细化实化措施，出台了暂缓消费者申诉考核、延长许可到期办理及年度报告时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优化环境，减轻基层负担，各级邮政管理部门积极为企业解决人员用工、车辆通行、末端投递和复工审核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推动行业加快复工复产。到4月底，行业生产能力已恢复到正常水平。三是强化国际邮政业抗击疫情合作交流。邮政快递行业在抗疫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取得的一些经验，要和世界各国分享。有些数据我到今天还是比较骄傲的，我们400万快递小哥，每天每个工作人员至少接触100个人以上，但是到现在为止整个邮政快递业没有一个员工在工作期间感染新冠病毒。邮政快递业复工复产工作可以简单概括为四句话，那就是：人民有需要、企业有担当、社会有支持、政府有推动。3月12日，快递员李杰（左）隔著栅栏给客户递送包裹。他曾作为快递小哥的代表出席了3月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因为紧张到舌头打结的朴实表现被网友们称为“紧张哥”（图：新华社）记者：我们发现无人机配送、机器人配送等新型配送方式已经投入使用了。目前我国整体智能物流业发展水平如何？下一步会不会扩大应用？马军胜：快递行业天生就要和信息结合起来。“快递”是在规定时间内把文件、印刷品、包裹，递送到收件人，同时一定要附带有信息来跟踪。快递的起因就是这样，和原来传统的模式不同就是有信息跟踪。快递发展当中，信息化水平同步发展。多年来，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整个行业信息化水平比较高。首先基本实现了快递跟踪，而且不是简单跟踪收投几个点，而是基本上实现动态跟踪。这几年，电子地图、图示化也在推进。快递业是大数据归集的行业，在利用数据分析运行、经营、维护、管理、安全监控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智能化快递水平这几年取得了良好发展效果。刚才你提到无人机、无人车的问题，这个技术是快递智能化新兴技术。受空域资源限制和性价比限制，无人机配送要大规模普及还需要一个过程。无人车现在只是在限定区域用，比如在道路无障碍的校园、机关大院内。无人车的技术没有问题，使用场景还需要不断完善，但是在有些特定场景下它的作用明显。比如疫情期间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我们为安全起见搭建了无人机邮路来运送药品和防疫用品。又比如，藏区采收的松茸在日本市场很受欢迎，由于对松茸的品质要求很高，松茸从高山上采摘到运至山下，要在8小时内用冷链送到日本。过去很难达到，现在采摘后可以通过无人机运到山下归集。记者：在前不久的“双11”电商购物节中快递量又创下了新纪录，邮政快递业是不是已经摆脱了疫情的影响？马军胜：当前，邮政快递业已基本摆脱疫情影响，日均2亿多件已成常态，日均服务用户4亿多人次，服务民生作用更加凸显。今年1-10月，全行业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6,336.4亿元，同比增长28.4%；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3.8亿件，同比增长29.6%，超过了2019年全年业务量。到11月16日，今年我国第700亿件快件正式诞生。仅用时10个半月就完成700亿件快递业务量，不仅凸显了我国快递市场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也彰显了我国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和强大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双11”期间，各电商平台的系列促销活动带动了快递业务量的显著增长。据统计，11月1日至11日，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快件39.65亿件，其中11月11日当天共处理快件6.75亿件，同比增长26.16%，再创历史新高。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智能物流机器人今年“双十一”物流高峰期间每日可送包裹3,000余件。图为一台智能物流机器人自动识别道路上的骑行者并紧急停车（图：中新社）邮政快递行业今年的生产运行恢复好于预料。原因有几个：一是我们应对疫情没有退缩，率先复工复产，占得了先机。同时通过我们的服务也赢得了很多粉丝，包括新粉丝。过去年轻人用我们业务的多，最近很多老年人也开始用了，这是一个变化。二是由于疫情，线下恢复有一个过程，业务往线上走，确实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三是今年农村市场启动的比较快，慢慢形成气候了。四是国际疫情比较严重，过去快递包裹寄进来，现在是大量包裹寄出去。受这几个因素影响，今年邮政快递行业的业务发展还是令人鼓舞的。我们知道，邮政快递业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是服务生产生活、促进消费升级、畅通经济循环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邮政快递业在降低病毒传播风险、保障防疫物资运输寄递、维系社会正常运行、促进生产流通和居民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邮政快递业迅速实现复工复产，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全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确保老百姓生活必需品供应和经济社会正常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保障，在“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方面的先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脱贫攻坚：邮政系统构建全国唯一通达所有建制村的寄递网络记者：我们了解到，目前全国55.6万个建制村全部实现直接通邮。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请问对用好包括村邮站在内的邮政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您有何思路？马军胜：去年8月，全国已经实现了所有建制村直接通邮，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很大的“民心工程”。2015年前，全国有3.6万个建制村不是直接通邮。当时的通邮主要靠熟人到乡镇办事来进行邮件捎带，这样的服务标准是达不到要求的。中央在民族工作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求邮政快递行业在2020年之前实现建制村直接通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此问题上站位很高，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全国建制村实现直接通邮为畅通城乡双向物流、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这是邮政服务农村、服务贫困地区最基础的物流网络，一定要把它用好。11月12日，石进全将包裹送到渔船上。他是福建省宁德市三都澳海域唯一的海上邮递员。他的父亲曾摇著橹为乡亲服务了23年，子承父业的石进全也已经在这条海上邮路走了20多年（图：中新社）一要注重发挥邮政县乡村三级网络优势，在做好法定邮政普遍服务的基础上，通过邮政网点、网络和服务点对接，叠加政务、警务、税务等便民代办业务，提升服务功能。二是在寄递物流网络上狠下功夫。邮政网络是全国唯一一张能通达所有行政村的寄递网络，所以线下资源十分丰富，其他网络干不了的事邮政网络都可以实现。去年邮政网络收投农村包裹超20亿件，助力农产品销售165亿元（人民币，下同），还可以进一步发挥这个网络的优势。三是用这个网络可以给农民兄弟送上邮政的金融服务。邮政的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还是比较发达的，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邮政邮储银行发放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3,500亿元，邮政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902亿元，累计投放扶贫小额贷款143亿元，这些为支持“三农”作出了重大贡献。四是著力培育农村的精准脱贫项目、脱贫能手，通过典型来带动区域脱贫致富。在这方面近几年做了大量实践，并取得了一些有效经验。有些典型和案例不仅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项，还被联合国选进了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比如江西瑞金凤岗村90岁的农民廖奶奶，她做了一辈子的咸鸭蛋，对选材是比较讲究的，鸭蛋要选用一个礼拜内的新鲜鸭蛋，另外要用当地的泥土加上她自己炒的盐巴、烧的锅灰，要腌够40天。这么好手艺的咸鸭蛋，靠廖奶奶走街串巷一个月就卖几百个。我们就想，这么好的手艺怎么不包装、不发展起来呢？于是给廖奶奶贷款30万元，把她的产品包装成统一品牌“廖奶奶咸鸭蛋”，统一流程、统一平台、统一销售。“廖奶奶咸鸭蛋”开始时候一个月卖几百个，逐渐卖到几万个，去年卖了80万个。今年1-8月，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她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0%。廖奶奶卖了上百万个鸭蛋，她自己做不完，怎么办？把村里的贫困人员组织起来，搞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车间，养鸭的、腌蛋的、销售的，全部组织起来，短短三年时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规模。所以邮政要不断挖掘这种典型，培养典型，通过典型来带动一个村、一个区域脱贫致富。记者：下一步邮政快递业如何稳定脱贫攻坚产业支撑，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马军胜：我们要坚定不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首先要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同时也为明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好衔接。我们主要开展几项工作：一是要以“快递进村”来突破农村末端服务的难题。虽然邮政行政村已经直接通邮了，但是快递直接递送进村里面的比例现在只占到40%左右，还有60%的快递到农村是放在乡镇的。今年我们瞄准这个目标继续努力，在巩固“快递下乡”、巩固邮政直接通邮的基础上，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准备用3年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二是大力培育名优农特产品，形成集群，带动产业链，这个前景比较大。这几年我们培育“一地一品”“快递金牌项目”，反响都很好。一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而且种出精品来，从种子、种植、护理到最后产品的筛选、包装，形成产业链，这是现代农业发展。一个地方搞一个金牌项目，一个地域基本上就活了。比如江苏沭阳种小花卉，整个县里的农民都种这个，一年能卖出2亿盆的小花卉到全国各地。三是要深化和上下游的合作，共同提高效能，特别是上游平台。今年直播也是非常火的，要抓好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升农产品的线上销售水平。两地合作：内地快递企业将香港视为“出海”重要支点记者：近年来，国家邮政局或内地邮政快递系统与香港方面有过哪些交流合作？马军胜：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内地与香港在邮政领域一直保持著较为密切的交流与合作，近来两地邮政领域的交流更是日益密切，合作愈加紧密。国家邮政局作为内地邮政快递行业的主管部门，与香港邮政署建有联系机制，每年定期组织高峰论坛、人员互访等活动，在政策层面保持沟通，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邮政领域的重要指示和部署，研究推动新形势下两地行业进一步深入交流。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国家邮政局多次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港澳邮政共同研究商讨邮政行业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取得了积极成果。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内地邮政企业，一直与香港邮政署保持著密切的业务往来与合作，双方在服务跨境电商、邮件经转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在重要题材邮票发行、集邮文化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在国际和地区邮政事务中，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香港邮政署和澳门邮电局共同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携手参加万国邮联、亚太邮联等国际组织的会议和活动。记者：您如何评价香港的物流业发展水平？马军胜：香港物流基础设施完备、交通运输条件优越、货物清关便利，物流业成为香港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其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香港作为国际物流中心，在航空货运方面拥有全球最大的航空货运站和三家高效空运中心；在海运方面拥有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国际枢纽港。包括敦豪、联邦快递、联合包裹等在内的全球主要快递物流企业和航空货运公司都在香港设立了转运中心。内地快递企业也将香港作为“出海”的重要支点。香港快递业近年来保持快速发展，具有以下四大特点：一是国际业务占主导；二是航空快递占主导；三是增值服务多，附加值高；四是邮政服务质量高、创新能力强、覆盖程度好。我相信，随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香港物流业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为香港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也将更好服务大湾区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地区和全球贸易发展。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刘一行、莫洁莹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要包括周边外交、大国关系、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等方面。 其中，联合国外交是多边外交的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 所谓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可以理解为中国处理与联合国的关系并借由联合国开展国际交往的外交活动。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始终是多边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始终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坚决维护者。文 ｜ 上海 张贵洪 杨理伟联合国万国宫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几次重要历史机遇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曾很好地把握了几次非常重要的机遇，这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整体外交、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1949年，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第二个阶段是1949-1971年，国际社会同时存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继续行使中国的代表权 ；第三个阶段是1971年以后直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1945年4-6月，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成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10人代表团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 依国际正义处理国际争端、由大会发展和修改国际法、促进教育文化合作事业等三项“中国建议”被写入《联合国宪章》，为联合国的创建作出了独特贡献。 按照四个发起国英文首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而确立了在国际社会的大国身份和地位。1971年10月25日晚近10点，在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的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全面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图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左一）在会场开怀大笑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使联合国真正成为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 20天后，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许多会员国在大会上致欢迎词，整整持续了六个小时。 乔冠华团长在会场开怀大笑，被西方记者形容为“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 以《乔的笑》为题的照片登上了《纽约时报》，还获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 由于中国大陆当时正处在“文革”之中，与世界联系较少，联合国成为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这标志著中国多边外交的全面开启，也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从敌对到友好的转折点。1974年4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29届会议并发言1974年4月，刚刚恢复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是第一位到访联合国的中国领导人。 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首都机场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 4月10日下午，在万众瞩目之下，邓小平健步走上庄严肃穆的联合国大会讲台，从容不迫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当头、不做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主要依靠力量。 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发言步下讲台落座后，中国代表团的席位前顿时出现一条长长的祝贺队伍，各国代表列队纷纷前来祝贺，他们热情地同中国代表握手拥抱，真诚地表达说：“讲得太好了”，“你们是非分明，理直气壮地说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心里话”，“感谢你们为中小国家伸张正义”，“我们将永远同中国团结战斗在一起”……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大会发言后，各国代表前来祝贺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不仅陆续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联合国系统内的许多机构，而且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维和领域的贡献和影响不断扩大，显示了中国和平大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维和出兵国和出资国，中国军队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参与维和行动成为中国联合国外交和多边外交的亮点。2016年5月31日，中国维和士兵申亮亮与战友司崇昶共同担负马里维和营区2号门岗执勤警戒任务时，一辆不明身份车辆突然加速冲击防卫设施。申亮亮和司崇昶依法向这辆车开枪射击，阻止其闯入营区。距离哨位十几米远处，这辆车撞上防护墙翻倒在地，当车上500多公斤炸药爆炸瞬间，申亮亮将战友推开，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他因此被追记一等功，并被联合国授予哈马舍尔德勋章。30年来，像申亮亮一样的16名中国官兵在维和行动中壮烈牺牲，这些英雄用生命践行了中国向联合国许下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2001年，中国加入在联合国系统中属于相关组织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入世谈判历经15年，其间，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4位。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任团长龙永图笑言，他为复关和入世谈判去世界贸易组织总部不下50次，按航空公司的里程奖励计划，他从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费机票足以飞往月球。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主要外部原因，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6年，香港第一位女性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女士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成为第一位担任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最高领导职务的中国人。这位有“明星”风范的“铁娘子”从香港地区卫生事业的“当家人”转型为全球防控传染病和流行病的“守护神”。现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中国人担任了其中4个专门机构的“一把手”。此外，夏煌大使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地区特使，庞森大使担任联合国纳米比亚驻地协调员等。这些都是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突破。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会。三天两夜，六场多边峰会、八场双边会见、两场重要活动，转场时间最短仅三五分钟，习近平主席的“联合国时间”紧张忙碌、成果丰硕，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大格局、大智慧、大手笔。中国宣布一系列支持联合国的措施和行动，与联合国共同主办南南合作圆桌会和妇女峰会，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2月10日，这一重大理念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3月17日，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3月23日，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11月2日，又写入联大“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这充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价值的传承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与联合国的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结合起来。75年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面向未来，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同样充满机遇，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具有巨大潜力。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图：新华社）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一些现实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联合国外交面临重重挑战。近年来，美国不断单方面向中国挑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联合国很有可能成为中美角逐的“新战场”，这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国际领导权和全球治理将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战略竞争或将成为“新常态”，但方式和特点会有一些不同。无论是特朗普“简单粗暴”、对多边主义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极端方式，还是拜登上台后可能实施的一系列对华战略新手段，中美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争夺领导权和主导地位的竞争或不可避免。这不仅对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是一个挑战，而且会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大国、与周边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此外，李登辉和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期，联合国少数会员国多次提出所谓台湾“入联”提案，但都被拒绝，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有关台湾的议题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引爆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性公共卫生和经济社会危机，成为联合国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未来可能更大更多的全球性挑战，世界需要一个“升级版”的联合国。联合国要通过变革实现转型和升级：一是其使命从防止战争转变为应对全球问题；二是其工作从国际合作转变为全球治理。在联合国的变革中，中国不仅要做联合国改革的推动者，而且要做全球治理的引导者，这对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安理会改革是大势所趋，但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积极推动安理会改革还是被动适应？在“扩常”问题上持什么立场？等等。这些都考验著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但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还需进一步提升。比如，中国在减贫、维和、妇女、南南合作等领域的贡献和优势比较突出，中国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优等生”，应优先考虑如何把贡献和影响转化为话语权和影响力，争取引领性。比如，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睦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理念和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需要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使其实现机制化和议程化，成为“世界语言”“世界方案”。比如，要做好政治上、法律上、行政上的各种准备，争取机会和创造条件，把国内某些城市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国际化优势，探索吸引联合国机构总部或分支机构落户中国的创新路径。比如，针对中国在联合国存在职员代表性不足，中高层管理和专业人员不足，以及特使、顾问和报告员不足等问题，要加大培养和推送中国的联合国人才力度，使中国职员在联合国人员结构中的占比，与中国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与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要性相称。2018年11月25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停车场出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慈善跑2018。图示林郑月娥（后排左七）、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荣誉顾问唐英年（后排左六）和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主席陈晴（后排左八）与参加三公里领袖挑战赛的健儿合照（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香港可以成为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明珠”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使得香港从近代开始就在中国大陆和外部世界之间发挥著重要的互联互通作用。参与联合国事务是香港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联合国外交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历史上，香港参与联合国有著深厚的渊源。1945年4月，《大公报》创始人胡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见证了联合国的成立。回归之前，英国治下的香港不具有独立的主权资格，因此不能成为联合国系统内相关组织和机构的正式成员。但是随著香港经济的发展和在国际交往中地位的提升，香港以英国代表团的身份和英国成员衍生出来的资格参加了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联合国所属的专门性机构及其活动，这为香港回归后参与联合国部分专门性机构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回归祖国之后，“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香港与联合国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第七章就“对外事务”又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在中央的授权下，香港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外交活动，国际影响进一步提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以国家为单位参与的联合国专门性机构中，香港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或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该组织或成为其联系和附属成员；在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联合国各类组织和机制中，以“中国香港”的名义成为其组织成员。自回归以来，香港加入了近20个不以国家为单位的联合国系统下属的组织机构，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二是香港非政府组织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深度参与联合国各项议程。香港妇协等多个非政府组织已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地位，独立地在经社理事会发表意见和参与联合国工作，并不同程度地参与和影响一些重大的国际决策。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香港妇协主席何超琼女士、监察顾问伍淑清女士作为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联合国第42届人权理事会会议，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真实情况，表达香港大众希望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的心声。如今，越来越多的“香港面孔”闪亮联合国的大舞台。 特区政府官员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组成的特区代表参与了数百次联合国有关委员会和专门机构的会议。 2019年国家推送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担任初级专业人员（JPO），首批参加JPO项目的香港青年分别来自特区政府行政署、机电工程署、天文台及香港廉政公署。 他们于2020年1月起赴联合国纽约总部、日内瓦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及世界气象组织任职，任期两年。 这既体现了香港专业人才服务国家外交的独特优势，也是香港青年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全球治理的难得机会。 此外，许多香港的体育和文艺界人士担任联合国各类组织和活动的形象大使，依托其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为联合国的各项工作进行推广宣传。 早在1994年，知名艺人黎明就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首位华人“国际青年特使”，一年之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儿基会国际亲善大使。 一次出访巴西，黎明考察了街头流浪儿童、童工、遭受商业性剥削和携带艾滋病毒的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他把这些经历纪录下来，通过图片展览和电视节目展示给公众，唤起各界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儿童的关注，筹得了大量善款，为联合国慈善事业献出了一份香港爱心。香港参与联合国活动的历程表明，一个日益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的祖国，是香港扩展与联合国交往的根本支持和保障。 进入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开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外交，香港的作用不可小觑，香港的参与不可缺席。 香港应“以己之长，为国所需”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成为中国联合国外交的一颗“明珠”。（作者分别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刘一行、李博扬

世界对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期望是巨大的。美国的盟国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友善的领导者，而不是火力全开的拆台者。美国的“对手”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理性的交往者，而不是情绪化、非理性的冒险者。中国则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可预测的伙伴，而不是抛却历史、出尔反尔、不断掀起中美关系狂风恶浪的攻击者。可以说，特朗普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拆解有多深，对中美关系的创伤有多大，拜登背负的期待和责任就有多重。然而，拜登能抓住中美关系再出发的机遇吗？文｜北京 沈雅梅当地时间5月18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人乔·拜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图：新华社）拜登对华政策含有积极元素拜登在参议院任职36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总统8年，从政经验丰富。据美国媒体称，拜登竞选期间组建的人才库有2,000多人，分为20个工作组，在内外政策准备上做了扎实的工作。与特朗普让自己的团队充满局外人的做法不同，拜登准备用尊重政府职能、在相关领域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填充政府岗位。这主要包括四类人——长期追随拜登的“嫡系”亲信、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高官和企业家、民主党建制派里的外交人才骨干以及一部分反对特朗普的职业外交家和共和党人。可以预期，拜登将更加依靠团队，更加重视共识，特朗普时期那种总统外交言行和政府政策相互脱节的现象可能会减少，美国对外政策会更加理性、稳定、可预测。对中国而言，这意味著拜登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可能会遵循一般外交原则，外交语调有望变得更为职业，对华竞争将更加有序，对敏感议题如台湾问题的处理也将更加谨慎。虽然拜登不大会推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也不大可能实施超常规的极端行动。发生类似关闭领馆、限制媒体等事件的概率降低，这将有助于部分降低中美战略误判的风险。从政策理念看，拜登及其民主党团队继承民主党的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对华态度更加稳健、务实，注重塑造整体性的对华战略，这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一定转圜空间。虽然拜登与特朗普一样，也认同中国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主张“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但他认为用极限施压的手段不仅无法使中国屈服，还会造成冷战式灾难，关注点从对中国“下绊子”转向增强美国自身实力。随著更多主流经济学家进入白宫，这些人并不主张打对华关税战或是把金融系统当作遏制中国的工具，并且反对用简单化的“一刀切”办法来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的高科技产品和供应链。如果美方重新考虑对华贸易战，降低某些产品关税税率或豁免某些行业，比如放宽对TikTok的限制、欢迎中国留学生，这将有助于部分释放中美经济、科技关系及人文交往的活力。最大的变化在于，拜登及其团队愿意与中国开展严肃的战略对话，进行合作，以便从中获利。2020年4月，100多位美国前政要和学者发表声明，在将新冠肺炎疫情归咎于中国的同时，称“美国不能把这次全球危机交给中国处理”，“中美应合作对抗疫情”。当时，拜登团队的国务卿热门人选安东尼．布林肯、苏珊．赖斯、国防部长人选米歇尔．弗卢努瓦等人均签署了这份声明。8月公布的民主党新纲领也写明，为防止“中美竞争使全球稳定陷入风险”，“美国将寻求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防扩散等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拜登还在多个场合谈及，美国将“与盟友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一同推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这些合作议题若能落地，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稳定之锚。美国对华竞争加剧的趋势未变美国奉行对华“战略竞争”的路线已确立，这既是特朗普执政遗产，也是美国两党共识，继任者难以推翻。特朗普执政后的各项政策主张充满争议，但他确立对华竞争路线却赢得普遍认同，被美国媒体誉为“第一个敢对中国示强的美国总统”。国会两党恶斗不止，处处叫板，却能以少有的跨党派一致，顺利通过十数项反华议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对华政策措施。在美国政府、保守派媒体和自媒体的洗脑攻势下，美国对华民意迅速恶化。2020年7月30日皮尤民调显示，高达73%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仅仅三个月之前高出7个百分点，比三年前同期高26个百分点。这进一步约束了继任者政策转圜的空间。虽然拜登属民主党温和派，但他的团队里既有重视地缘政治博弈的强硬派，也有更重视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的自由派，将在这些领域加大对中国打压的力度，对华强硬路线仍会延续。虽然拜登表面上不说“美国优先”，但他宣称打造“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承袭了一些特朗普元素。例如，拜登也强调所谓与中国“公平”“对等”交易，推动制造业回流和“购买美国货”，保护就业和创新，摆脱在关键供应链上的对华依赖。他也承认大国竞争不可避免，寻求遏制中国，将技术竞争置于对华竞争的前沿，旨在确保美国在攸关未来的基础科技方面拥有超出中国的绝对优势。因此，拜登可能不会立刻全面取消对华关税，不会放松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而是将实施更有分寸、更有选择性的经济和科技脱钩计划。由于拜登代表著美国大企业、金融公司和高科技公司的利益，他可能会更强势地要求中国进行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上述相关领域的“特朗普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拜登资产”，成为拜登向中国施压的杠杆。拜登还将更新对华政策“工具箱”，把此前针对中国的双边、力量型对抗转向多边、制度性围堵。新增“工具”之一是与联盟关系的修复与和解。与特朗普把盟友视为“包袱”不同，拜登把盟友视为“力量倍增器”，外交第一要务是修复一段时间以来受损的联盟关系，可能停止四面出击的贸易战。在此基础上，美国将把“建立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同一阵线”作为“应对中国挑战最有效的办法”，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工具”之二是用规则、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捆绑”中国，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拜登也从所谓“民主”与“专制”的角度看待中美分歧，称要与亚太地区民主国家形成更紧密的捆绑，“在这个决定美国未来的区域推进共同价值观”。可见，印太战略仍将是拜登对华外交的重点支柱。归根结底，美国“不能让数字时代的规则由中国来书写”，要让环境、劳工、贸易、技术、透明度等规则“继续反映民主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确保民主社会繁荣”。如果拜登能推出一项得到盟友支持的多边战略，以美国力量、西方规则、盟友体系为基础，联手对华施压，中美竞争将进入一种更深刻、对中国来说处理起来更棘手的状态。此外，从现在到拜登上台并非“真空期”，美国大选争议仍存，中美关系仍有可能成为美国党争的“附带损伤”。从普选票数量看，特朗普和拜登分别得到了有投票资格选民中一半的支持，成为史上总统大选中得票最多的落败者和胜选者。这既反映出美国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因大选而更加恶化；同时也折射出，在美国疫情以每日新增10万例、死亡总人数超过25万的背景下，“特朗普主义”依然强劲，说明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社会基础依然强大。特朗普除了对选举结果发起法律挑战，仍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来巩固执政成果，打压民主党，并框定下一届政府的政策走向。特别是反华鹰派人物盘踞在特朗普政府中高层，他们寻求绑架新政府对华政策，以此积累自身的政治资本，继续在国内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可能加大对“中国议题”的政治操弄。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在明知行动时间已不够用的情况下，发布《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报告，提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要完成的十大任务，就是意在给特朗普政府涂脂抹粉，并给继任者划定轨道。中美双方政府应当抓住机会力争实现中美关系“软著陆”拜登承诺要愈合美国的分裂，他上任后的四个优先事项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复苏、种族平等和气候变化，外交方向上当务之急可能是修复联盟关系、重返国际议程、重建美国声誉、恢复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对华政策短期内不大可能成为他的优先。这就使得中美关系相对于前一个时期的急速下跌而言，可能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喘息期”。如果中美能够围绕抗疫、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开展务实合作，可能还会带来双边关系转圜的新空间。2019年5月22日，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参加毕业典礼时拍照（图：中新社）另一方面，拜登执政后将面临艰巨的内部整合任务。如果届时佐治亚州的两场补选结果使共和党人控制联邦参议院，这将使他陷入在国会共和党人、民主党建制派和进步派之间“走钢丝”的困境，严重制约他推进外交雄心、调整对华政策的能力，甚至会影响他能否得到国会批准他的内阁最高职位人选。如果拜登不得不更加内顾，外交重点又不完全集中在中国，那么中美竞争的对抗程度有望暂时得到部分缓解。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拜登上台都为中美关系走出“特朗普式”的震荡、重塑关系模式带来了新的机遇。中美双方政府应当抓住机会，主动作为，建立日常联系，重启高层战略对话，聚焦双边和多边议题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和沟通，力争实现中美关系“软著陆”。最起码，当今世界力量格局正在迅速演变，当拜登解决国内问题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不会原地等待，而这也将是世界各国拉住美国、促其回到国际合作中来的重要助力。（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刘一行、李博扬

近年来，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教育部出台了多项便利香港学生在内地学习发展的政策。近日，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达到380所，有超过1.6万名港生正在内地高校就读，与内地学生享受同等学费、住宿费、医疗保障等政策，和内地学生一样享受就业指导，获得就业报到证和就业协议书，同时享有中央财政为港澳台学生设置的专项奖学金。内地与香港中小学、幼儿园缔结“姊妹学校”1,600余对，教育交流不断深入。文 | 本刊记者 魏东升 庄蕾田学军内地与香港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均有合作交流，港澳台同胞可在内地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记者：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正在深入扎实地积极推进，您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田学军：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教育部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指导下，积极支持内地与香港教育机构、学校、教师及学生加强交流往来，深化合作，与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共同推动两地教育交流合作实现良性互动，得到众多爱国爱港人士广泛参与和支持。两地教育交流合作已基本形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专项计划到普遍参与、从日常参访到务实合作、从政府主导到社会支持的教育交流合作格局。内地与香港教育合作交流空间不断拓展。图为第二届两地青年校长论坛上，两地教育者分享心得一是交流平台日益健全。教育部在基础教育领域与香港教育局合作实施“姊妹学校”项目，在高等教育领域启动“万人计划”，成为两地教育交流“双引擎”，使师生交流覆盖面更广、程度更深。目前，“万人计划”已涵盖100多所内地高校和香港主要高校，每年合作举办师生交流项目300余个，资助1万余名香港高校师生来内地交流、访问、学习。内地与香港中小学、幼儿园缔结“姊妹学校”1,600余对，成为两地基础教育领域参与度最广的交流品牌项目。教师交流方面，自2004年起，教育部坚持多年举办“港澳教育界人士国庆访问团”等活动，推动内地与香港教师互动交流，帮助香港教育工作者了解祖国教育事业发展。此外，两地高校自发成立了粤港澳高校联盟、沪港大学联盟、京港大学联盟、内地与港澳法学教育联盟等一系列区域性、专业性合作平台，凝聚发展合力。二是合作深度不断增强。经过多年实践，两地高校间交流合作已逐渐由单一的师生交流向探索学分互认、合作办学、科研创新、联合育人等深度合作模式发展，合作“升级”进程明显加快。科研创新方面，内地与香港高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积极推进联合共建实验室、创新中心等。合作办学方面，香港高校已在内地设立19个合作办学项目和2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机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筹建工作快速推进。随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教育部将支持更多香港高校将校园“延伸”至内地城市，为两地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三是合作空间更加广阔。长期以来，港澳教育界人士积极参与国家教育工作，在多个全国性教育学会协会、学术科研机构和评审委员会中都有港澳专家任职。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平台、项目、全国教育性评优评选活动面向港澳同胞开放，包括香港学校在2018年首次参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并荣获一等奖。港澳学生踊跃参与全国性学生竞赛活动，与内地学生同台竞技，例如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共收到港澳地区参赛项目170个，其中斩获金奖5项、银奖12项、铜奖19项。2020年上半年，两地高校克服疫情影响，积极开发“云课堂”“云游学”“云会议”，不仅体现出两地师生的交流热情，也成为对交流新形式的探索，“线下+线上”的交流模式使距离更近、更便捷。记者：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请问目前是否有香港居民成功获得在内地中小学任教的资格？田学军：2019年1月，教育部出台政策允许在内地（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同胞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符合条件的可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据统计，2019年当年已有800多名香港居民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其中在广东省获得教师资格认定的近50人，成为香港青年人才来内地发展的新机会、新选择，相关政策受到香港同胞欢迎。7月22日，2020年港澳青年学生南沙“百企千人”实习计划启动礼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创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举行。除境外港澳学生外，这个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内地高校的港澳青年学生参加。图为港澳青年学生与岗位负责人（右一）对接（图：中新社）港生在内地高校就读人数已超1.6万名，允许有关高校保送录取港澳学生记者：我们发现选择到内地高校求学的香港学生越来越多。请介绍一下目前内地高校招收培养香港学生的有关情况。田学军：从今年香港学生报考内地的情况看，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项港澳台招生考试延期举行，但香港学生报考内地高校热情不减，2020年通过多种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超过1.2万人。其中，依据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申请内地高校的香港考生近4,000人，同比增长13%。目前，在内地高校学习的香港学生已超过1.6万名，录取新生人数逐年攀升。教育部积极支持内地高校招收香港学生，通过扩大招生院校范围，拓宽招生渠道，加大对港招生宣传力度等多种途径统筹推进对港招生工作。目前，香港学生可通过参加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考试、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研究生考试、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以及自主招生等多种方式报考内地高校。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达到380所，招生总体规模逐年扩大。教育部今年还出台政策，允许有关高校可参照普通高校保送招收内地学生办法，保送录取优秀港澳学生（运动员），对于在学业或者体育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港澳高中生，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保送录取到内地高校。为鼓励吸引香港学生赴内地求学，教育部连续多年组织有关高校赴香港举办“内地高等教育展”，参展院校多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支撑区域发展的特色优质学校，可以满足香港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近两年，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便利香港学生在内地学习发展的政策，力度更大、内容更实，提高了香港学生的“获得感”和“归属感”。目前，香港学生与内地学生享受同等学费、住宿费、医疗保障等政策，和内地学生一样享受就业指导，获得就业报到证和就业协议书，同时享有中央财政为港澳台学生设置的专项奖学金，获奖学生比例达30%，为更多的香港学生来内地学习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保障。在培养过程中，教育部指导有关高校针对港澳学生特点，专设宪法与基本法、国情教育、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课程，增强港澳青年学生的国家意识与爱国情怀。同时，举办港澳台学生“开学第一课”、港澳台学生主题征文比赛、港澳台学生中华文化知识大赛，为学生展示良好风貌搭建平台。港澳居民随迁子女可在内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大湾区内地城市率先设立香港子弟学校或子弟班记者：越来越多的香港同胞选择到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发展，教育部对于保障港澳居民子女在内地就读中小学有何政策？田学军：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多的港澳同胞选择在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投资兴业、定居生活，保障港澳居民随迁子女在内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是帮助港澳同胞扎根内地的“定心丸”。目前，港澳居民子女在内地可与内地居民子女一样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各地对港澳居民子女在内地学校就读实行“欢迎就读、一视同仁、就近入学”的政策，逐步建立完善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积极探索，先行先试，为港澳居民子女设立两所香港子弟学校，并在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城市的18所学校设有港澳子弟班，为港澳籍学生在内地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多元选择。深圳市已允许港澳籍学生与非深圳户籍学生一样，按积分制入读深圳市内公立学校，改变了港澳籍学生以往只能入读民办学校的情况。北京、上海、浙江等多地也已陆续出台港澳居民随迁子女入学细则，切实保障了港澳同胞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部分省市已明确港澳居民子女可享受与当地户籍居民同等的待遇入读幼儿园，满足一定条件的学生可在当地参加中考、入读高中。香港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将为香港师生到内地学习交流提供更多便利记者：未来教育部在促进内地与香港教育交流合作方面有何规划？田学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习近平主席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专门谈到“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香港青年不仅是香港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香港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在国家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战略叠加实施；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等教育领域重大决策部署陆续出台，香港在深度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方面将大有可为。教育部将和香港特区政府共同努力，继续支持香港特区教育发展，深入推动内地与香港教育交流合作工作。一方面，教育部将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发挥主体责任，加强对青少年的宪法和香港特区基本法以及国家历史文化教育，通过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促进香港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校园教书育人的良好环境，维护内地与香港健康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将为香港师生来内地学习和交流提供更多便利，为香港同胞参与国家教育工作提供更多机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更多新生力量。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哈元源、莫洁莹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建议》第57节以“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为主题，对“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保持港澳繁荣稳定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战略部署。这对于新时代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巩固和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香港与祖国内地一道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具有重大的方向性、指导性意义。香港社会应正确领会、深刻认识到《建议》所释放出的关于国家和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信号，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凝聚共识谋发展，在和祖国内地携手发展中巩固既有的竞争优势，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使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文 | 北京 孔世平香港的繁荣稳定与祖国内地发展息息相关香港的命运同祖国紧密相连，香港的发展与祖国息息相关，香港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祖国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这是凡尊重历史的人都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香港社会应有的一个基本共识。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香港同胞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香港与祖国内地同胞一起创造了香港发展和祖国内地发展的奇迹。比如，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巩固和提升，就与祖国内地的发展密不可分。货物进出口贸易总值方面，国家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两地仅有35.4亿美元，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跃升至507.7亿美元，到2007年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时，两地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总值更是达到了1,971.14亿美元。2007年以后的数据也显示，无论是进口、出口还是转口贸易，香港和祖国内地这方面的数据都数倍地高于香港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再比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内地同样关系密切。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近年来内地推出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促进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和提升。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拥有最丰富的人民币离岸产品。事实证明，内地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巩固了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开辟了广阔空间。香港发展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有内地作靠山，在于和内地优势互补携手发展，这也可说是香港发展的大逻辑。香港发展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有内地作靠山，在于和内地优势互补携手发展，这也可说是香港发展的大逻辑。11月20日，第二十三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在北京举办双向投资重点项目签约仪式，12个签约项目涉及金额折合38.86亿美元，涵盖轨道交通、医药健康、金融服务等领域（图：中新社）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国家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已将香港带入了世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带。香港的经济发展周期与内地的走势高度关联，显示两地的要素流动程度不断提高。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既使自身得到了发展，也为国家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要抓住“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国家发展的机遇，就必须准确把握、倍加珍惜“一国两制”下香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把爱祖国、爱香港，建设香港、建设祖国有机融合在一起，切实建立起“共担、共享”的使命感。“十四五”时期香港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建议》描绘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这一切实可行、鼓舞人心的目标，必将激发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强大的爱国之心、报国之举，汇聚起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对香港来说，这是一个为国家作贡献、为香港谋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建议》指出：“支持特别行政区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实现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十四五”乃至将来更长时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家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优势明显增强的大背景下，香港的这一优势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从贸易方面来看，国家实行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政策，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降低关税总水平，努力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出口环节制度性成本，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将为香港贸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金融方面来看，国家健全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继续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充分发挥香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将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回归以来，建设“创新之都”一直是香港不懈的追求。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将极大促进香港创新能力的提升。《建议》明确指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香港拥有很强的科研能力，不少领域的科研水平是世界级的，八所公立大学和多个学科，排名居于世界前列，同时科研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也十分广泛。这些都是香港依托创新提升竞争优势的有利条件。香港社会应发挥好这些优势，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强与内地在基础研究、科技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把潜在的科技创新能力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创新优势。可以预计，随著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积极投身其中的香港将焕发新的竞争力。香港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香港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既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香港要发挥好在金融、法律等专业领域服务的独特作用，努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强化解决“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投资及商业争议的服务功能，把国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发达等优势和内地市场广阔、产业体系完整、科技实力较强等优势结合起来，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国家建设，实现自身发展。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沿著正确轨道前行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十四五”时期香港要发挥好优势，用好舞台，最重要的就是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确保“一国两制”沿著正确轨道前行。《建议》明确指出，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措施。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十四五”乃至未来香港要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提升发展新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可以预计，随著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积极投身其中的香港将焕发新的竞争力。图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图：朱洪波/ 视觉中国）从香港回归以来的实践来看，强化以下三个方面的社会共识十分重要。一是必须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度化、法律化。二是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对港全面管治权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体现。香港是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区域，其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并接受中央的监督，这是理解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逻辑起点。三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坚决防范外部势力的干预，决不能容忍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制造混乱、危害香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只有明确“一国”是本、是“两制”的前提，拥护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认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尊重中央依法拥有的对港全面管治权，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责任，香港才能以正确的姿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安享“一国两制”下的制度红利，才能抓住“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面对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远景目标，广大香港同胞应以主人翁意识，以国家整体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为依归，把“一国两制”的使命担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抓住历史机遇，巩固既有竞争优势，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在“十四五”时期实现香港新发展，为国家作出新贡献。（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哈元源、莫洁莹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加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抬头并大行其道，致使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各种不稳定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加剧。尽管如此，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口号和行动始终如一、从无动摇。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11月5日至10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约开启并圆满闭幕，展示了中国坚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本届进博会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中国举办的一场规模最大、参展国别最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际经贸盛会，生动诠释了中国如何以“一届安全、精彩、富有成效的博览会”同世界各国一道开放合作、化危为机，携手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文｜北京  丁理11月4日晚，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图：新华社）继续增长！第三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726.2亿美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这是2018年习近平主席对进博会提出的期待和要求。梳理前两届进博会成果——首届进博会共有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17家境外企业参展，展览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第二届进博会吸引了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800多家企业与会参展，展览总面积36万平方米，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然而第三届进博会是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举办的，疫情防控压力、世界经济低迷、经济全球化面临割裂……这些因素都使得本届进博会能否延续“越办越好”的宗旨成为众人分外关切的未知数。11月10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召开闭幕通气会，第三届进博会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总体来看，本届进博会延续“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克服不利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和办展工作，在各方合作意愿热度不减的支持下，成功实现了“越办越好”的目标。不仅总展览面积比上届扩大近3万平方米、近40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而且举办了政策解读、对接签约、投资促进等类别的共101场配套活动。最终按一年计，第三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726.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2.1%。本届进博会受到了国内外各界首脑和领袖的热烈回应。11月4日晚，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进博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讲。巴基斯坦、南非、智利、乌兹别克斯坦、塞尔维亚、西班牙、巴布亚新几内亚、匈牙利等8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负责人线上发表了视频致辞。与此同时，14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31名部级以上官员，以及110位世界500强企业及国际智库代表共同出席了线上开幕式，还有69个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线下参会。本届进博会保持了高水平的办展质量。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携41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首发首展，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回头率近80%。只需1分钟，一张使用过的办公废纸，经过碎纸处理、纤维分离、强化黏合就可以神奇地输出成为全新的再生纸！打印机巨头爱普生研发的这套“打印—再生—打印”无水再生纸系统，在本届进博会上为全球首创、亚洲首发。已是连续三届参展的通用电气，今年带来了包括通用电气最高效的燃机、单机容量最大的陆上风机等“三大首展、两大首发”展品，并且签署了航空、燃气发电等多项业务的新订单。米其林是进博会的新朋友，虽是第一次参展，但诚意满满地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矿业轮胎MICHELIN XDR 3，同时还在中国首发了Symbio氢能源M型电堆包，并一口气签下了未来三年长期参展的合作备忘录。看！进博会已然成为这些国际知名参展企业全球新品的首发地、前沿技术的首选地和创新服务的首推地。本届进博会相比去年吸引了更多香港企业参展。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有约240家香港企业参加进博会，数目比去年增加近20%。其中，有45家香港公司和组织是通过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安排连续第三年参展，在贸发局设立的“香港服务业展区”和“香港产品展区”集中展示了包括设计、物流、通讯、基建及建筑等专业服务和创新技术。这表明越来越多的港企港商希望能藉助进博会这扇“窗”，敲开更大的海内外市场。此外，香港旅游发展局以“Open House Hong Kong”（再遇．就在香港）为主题，在本届进博会设立了约200平方米的香港旅游展区，以多方面展现香港风貌、吸引环球旅客。安全第一！“人、物、场馆”三方面严密防疫在“特殊时期”举办进博会，确保防疫安全是首要前提、重中之重。毕竟今年以来，全球会展行业几乎处于冰封状态。虽然中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但要一时容纳来自海内外数量巨大的展商和展品，依然考验著进博会的管理水平。为此，上海为本届进博会制定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整体方案，重点聚焦“人、物、场馆”三方面安全，全面落实“全程闭环管理、全链条可追溯、全量核酸检测、全部查验准入、全面环境清消”五大防控举措。一是今年进博会所有参会人员必须进行核酸检测，并要求检测结果7天内有效。所有从国外入境的参会人员需进行入境检疫、提供健康声明、进行体温监测及核酸检测，且都必须进行14天的隔离。二是对所有进口物品开展检验检疫，对所有进入展区的物品消毒、检测。从10月开始，当瑞典、德国、波兰、丹麦、捷克、西班牙等国家展品密集从洋山港入境时，上海洋山边检站就将防疫环节前置到船舶航行阶段，边等候船舶靠港、边开展信息排查，在船舶抵港之前准确判定涉疫风险。三是对展厅场馆进行“无死角”式的严格消杀，采取错时、分流、限流举措控制场馆瞬时人流数量。展会期间，一支400人的专业消杀团队，每天都要对展厅、公共区域等进行全面清洁消毒，对电梯、卫生间、门把手等高频次使用区域或接触点进行不间断擦拭消毒。消杀工作每天一直持续到观众离场后的深夜，这样既保证了消毒效果，又能减少第二天消毒剂的残留和对人体的危害。另有一支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专职志愿者队伍，每天在场馆内巡回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提醒馆内参展者和工作人员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维持无烟环境等。本届进博会展馆内设有5个医疗站、26个临时观察处置点；展区周围12辆救护车随时待命，其中6辆是负压救护车；后方还有遍及上海各区的33家进博会定点医院作支撑——形成了一条应急转运的强化版医疗保障链。本届进博会还充分运用了上海“一网统管”大数据流转服务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走过安检门，人脸识别、芯片验证同步进行，证件信息与体温检测、核酸检测等健康信息自动精准匹配，大幅提高观众进场速度，真正实现了“无感知、非接触、可追溯”。此外，5G、VR等技术同时赋能多个线上云展厅的进行，打破了疫情对地理和时空的阻隔。“隔离14天也值！”这是众多国外参展商的心声。正是得益于进博会严格周密的防疫举措，他们在自身安全有了保障的前提下，才能放心融入和享受这场全球性的贸易盛会。呼吸机、ECMO（体外膜肺氧合）、核酸检测仪器……一批国际先进的公共卫生防疫设备、前沿技术、最新服务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热门产品，在本届进博会首次设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专区闪亮登场。这一展区最开始规划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但因为参展企业热情太高，一再扩容至1.2万平方米。公共卫生防疫专区的设立意义非凡，因为在这里能看到全人类合作抗疫的努力和智慧，能展望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公共卫生体系的美好蓝图。事实已经证明，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没能阻碍第三届进博会安全举办、精彩开展和富有成效地闭幕，反而赋予了它更丰富的内涵。进博会不仅已经成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平台，更是一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逆流前进！中国扩大开放有底气、有自信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进博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坚定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历史上看，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什么灾难、什么逆流，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而且一定能够继续前进。”怎么前进？如何前进？无论是疫情蔓延的2020年，还是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在每一届进博会上都反复强调和重申“开放”与“合作”的重要性。惟有始终秉持开放与合作，才能真正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才能在逆流的挑战中持续向前。当然，开放与合作对中国来说，从来不会只是言语上的大旗。以进博会为支点，中国正在一步一步用扎实的行动举措来兑现自己不断扩大开放的诺言。在前两届进博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曾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中国将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负面清单；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中国将继续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开放新高地……再回首之时，这一条条承诺都已落在了实处。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施行。2020年发布的全国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2019年的40条缩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缩减至30条。中国多次降低进口关税，2020年1月1日起又对850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今年增至21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深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实施方案发布实施。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相继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又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今年进博会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三个“致力于”，强调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的共同开放、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担的共同开放、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他还表示，下一步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继续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压缩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等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这表明，尽管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抬头，但是中国不会因之闭户，反而还会把门越开越大。当然，“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国之所以选择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扩大开放是因为有底气、有自信！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又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扩大进口积极推动贸易伙伴经济增长。2001年至2019年，中国进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2.6%，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3个百分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也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球率先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实际使用外资7,188.1亿元，同比增长5.2%；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3.12万亿元，同比增长0.7%，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创下季度历史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将是疫情冲击下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们再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十四五”的篇章即将掀启，中国也已经敏锐地开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全球最具潜力大市场的地位。未来10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预计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不仅是推动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而且将激发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重回正轨的新潜能。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这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疫情之下、困顿之时，“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中国仍将以开放合作的大国之姿主动拥抱世界，共担责任、共克时艰，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作者系国家部委研究员）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李博扬

11月2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回首即将过去的2020年，香港经历了多重考验，亦在危机中萌发著新机。近日，全国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创会主席、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在京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他表示，去年以来，在“黑暴”事件、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香港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幸好中央及时出手、拨乱反正，香港国安法的出台犹如一枚“定海神针”，迅速扭转了香港局势。而在“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尤其是中央明确打造对内对外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形势下，香港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巨大优势，因此他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文｜本刊记者  魏东升国安法是香港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记者：近两年来，香港经济受“黑暴”、疫情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谓处在风口浪尖之上。您如何看待当前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蔡冠深：香港的经济社会遭遇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个因素。第一是去年发生的“黑暴”事件对香港社会的冲击非常大，冲击了香港的法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信心，香港社会的价值观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些乱港分子的暴力行径在香港历史上是鲜有发生的。这种暴行对香港这个法治社会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做梦都不曾想到香港会发生这样的恶劣事件，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况。第二是今年起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事件，但是疫情对香港这个全外向型的经济城市影响更大。因为香港的发展除了吸引外资外，更重要的是吸引游客，可现在与其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双向封关，这种情况下，香港的航空公司面临裁员、减薪，酒店入住率直线下降……餐饮业、旅游业、会展业，凡是跟外面游客进出相关的行业，全产业链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营困难。第三是中美经贸摩擦的冲击。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也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但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所以中美贸易摩擦之下，香港成了一些人用来钳制中国发展的前沿，因此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关税限制、我们在内地工厂生产的产品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后将面临的出口限制等问题。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看到今年6月至8月香港的失业率达到了6.1%，今年第三季度香港的GDP按年下跌3.4%。整个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严峻形势。今年7月至9月，香港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失业率升至11.7%（图：中新社）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完成，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亟待完善，相关工作也严重“缺位”，以至于回归以来一些“反中乱港”势力、外部政治势力乃至“港独”势力在香港频频活动，并最终酿成了去年大规模的“黑暴”和社会动乱，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极大地破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幸亏中央及时出手，制定和实施了国安法。虽然少部分人对国安法有不同声音，可我们要看效果。效果就是：国安法的颁布，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成为香港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国安法出台后，香港社会迅速发生了转变。那些纵火、暴力行为都慢慢消失，香港社会可以说基本稳定了，市民的安全有了保障。此外，香港工商界对国安法普遍都是非常赞成的，信心也在慢慢恢复。对外商来说，去年香港发生“黑暴”事件的时候，他们都担心在香港的财产以至人身安全，但国安法出台后，他们的焦虑担心没有了，对香港重拾信心。香港是内地经济双向发展不可替代的平台记者：根据目前情况，您对香港未来的经济走势有什么预判？蔡冠深：首先我们无可否认，香港经济近几年来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是香港的优势也是得天独厚的，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有强大的祖国在背后支撑，我们拥有一个人口庞大的市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是中国内地经济“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优质平台。中央已多次声明，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所以我们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既是北京又是上海，也可以是伦敦和纽约，也就是说内外两方面的优势我们都兼备。尤其是国家最近决心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香港作为这个双循环战略枢纽的地位将更加突显，所以，我非常看好香港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讲过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变，所以这两种制度之下内地与港澳会长期优势互补，携手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最好的协调配置，这对中华振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香港要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发展战略。图为香港新华集团与大湾区城市肇庆的肇庆新区管委会签署港肇合作示范区项目投资框架协议，左五为蔡冠深回归到香港本地经济形势，我们可以参照一些数据：今年香港的IPO融资总额依然是全球第一位，流入香港的资金源源不断，这正是国际社会对颁布国安法后的香港仍然保有信心的表现。再看港元指数，如果大家对香港没信心的话，肯定是买美元跑掉了，港元指数肯定会掉下去，但现在基本稳定在7.8左右，所以我说香港稳不稳先看金融。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香港的金融体系是健全的，也由此可以看出，外商和外资对香港是有信心的。第二个能够对香港经济未来作预判的领域是房地产市场。现在有很少一部分人对香港的未来有顾虑、想移民，对此我的看法是香港是自由社会，你想来，欢迎；想移民，也无所谓。由于疫情的关系，香港经济出现了下滑，所以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增长也会下调。可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仍有很多购买力很强的房地产买家，也有许多在香港排队买房的人，所以香港市民对房地产还是有刚性需求。有人卖房移民，马上就有人接手。所以可以看到，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大，因为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都是稳定的。记者：作为香港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在您看来，香港工商界目前对香港的发展前景持什么态度？蔡冠深：据我了解，香港本地工商界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基本上都恢复过来了。当然疫情的打击是无法避免的，譬如说餐厅不能开门、限聚令导致生意额不足等等。但这不是信心问题，是疫情打击下产生的问题。只要我们沉著应对，逐步学习内地的先进做法，并在国家支持下运用疫苗等科学手段，疫情终将会过去。至于外商，虽然逆全球化风潮严峻，“去中国化”也依然是一些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我们更要看在港外资企业真正的行动是什么。我看到的是，很多外商不光没有走，反而正在努力经营或加大投资。我最近接触比较多的是日本的企业家，他们都说全球的经济体在疫情之下能保持正增长的只有中国，因此他们看好中国的市场前景，认为能够继续在中国赢利。要知道在“内循环”机制的推动下，中国爆发的内需总量是不得了的。中国国内的购买力这么强，这些外商不来中国投资还能去哪里呢？所以他们还是要在中国、在中国香港投资。香港是联结内外“双循环”之间的一个“关键点”记者：刚才您也谈到香港第三季度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下跌3.4%，跌幅较前两个季度虽有收缩，但特区政府强调经济形势仍然令人忧心。您认为香港经济要怎样才能从疫情中复苏？蔡冠深：疫情冲击之下，我们看到，第一，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了GDP正增长的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庞大的市场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面对疫情，我们国家政策调整得很快，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刚好站在了双循环的连接点上——在“内循环”里，香港同北京、上海、深圳一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外循环”里，香港又是跟纽约、伦敦比肩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光讲“内循环”是不行的，没有“外循环”就没有活水。而香港就是盘活这池“活水”的一个关键点，香港是“8”字“双循环”之间的那个连接点。香港背靠祖国又面向世界，是一个重要的枢纽。香港理应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优势，为促进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再作贡献。记者：具体来看，香港参与国家双循环发展有哪些著力点？蔡冠深：首先，香港应当进一步加强深港合作。今年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时候，很多人提出深圳将来会不会取代香港啊？我认为不会。第一，深圳到今天取得的成就，没有香港是办不到的。香港一直是深圳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和最大的支撑者，深圳的成功与香港密不可分。第二，深圳和香港本来也不存在恶性竞争的问题，应该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实际上，深港合作是好比“华尔街加硅谷”这样的一种模式。国家对深圳的定位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香港就类似华尔街。当然香港的科研力量也很强，可是在香港能落地的产业有限制；深圳的金融资源比不过香港，但是在产业落地方面有优势。所以不要老说谁替代谁，这两座城市各有各的强项，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强强联合。其次，香港要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发展战略。大湾区是“9+2”城市群，香港、澳门、深圳、广州这4个大湾区中心城市中，香港还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在那里。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构想之一，正是以与世界全面接轨的700万人带动7,000万人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时也带动整个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回首一下，内地改革开放前40年，香港跟广东珠三角共同打造了世界工厂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是粗放型的投资，制造业一哄而上，没有考虑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长远问题。40年后，我们国家的产业要转型升级了，这意味著更高层次的规范化，对现代化服务业的需求更加殷切。这样一来，香港的法律、会计、顾问、建筑等一系列的专业服务、现代服务，都可以进一步投入大湾区。大湾区开放了我们国家7,000万人规模的这样一个最富裕的市场，为香港创造新的巨大商机。另一方面，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香港来说也非常重要。“一带一路”建设基本上就是内地企业要“走出去”，香港在改革开放过去40年里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同时内地接近60%的资金也是通过香港“走出去”的，所以我认为香港的地位没有变，将来也一样。11月1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东盟十国以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领导人与会。会议结束后，李克强与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并见证RCEP 签字仪式，商务部部长钟山代表中国在协定上签字（图：新华社）举一个实在的例子，2018年商务部和我们香港中华总商会一起推动成立了“内地——香港‘一带一路’工商专业委员会”。为什么内地和香港要在“一带一路”工商专业领域加强合作呢？我们知道，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很多、成功的不少，可他们走过的弯路和遇到困难的也不少，而与世界各地都有广泛经贸联系、熟悉海外法规和投资环境正是香港的强项。因此，香港的工商界跟内地的央企、国企一起结合“走出去”，也是香港一个巨大的发展前景和机遇。RCEP对中国有好处等于对香港有好处记者：我们了解到，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推动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深度合作，也曾努力助推香港加入RCEP。11月15日，在历经8年谈判后，RCEP终于成功签署。您有什么感受？您怎么评价RCEP未来对香港的助益？蔡冠深：通过多年的争取，香港已经成功加入了“东盟10+1+1自贸区”协定。我们还一直在努力推动香港加入RCEP，原本希望可以形成“东盟10+5+1”式的RCEP框架。遗憾是的，由于各方认为RCEP十五国的签署更有迫切性，香港的加入只好先缓一下，最终签订的是“10+5”的协定模式。但无论如何，我认为RCEP的签署对中国绝对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也就等于对香港有好处。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就是RCEP了。RCEP框架以亚洲国家为主，中日韩加上东盟10国，另外两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区位版图可以看到，香港正处在RCEP的地理中心。虽然香港没有直接加入RCEP，但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香港又是自由港，所以RCEP的签署对中国好、对其它14国好，对我们香港也好。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鼓励打破贸易壁垒。但现在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采取的是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效仿，导致原来美国要主导签署的TPP最终也不了了之。因此，在我看来，RCEP可以说是目前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国际背景下的一个难得的新突破。这个突破给了中国非常大的好处，一是RCEP自贸圈里面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二是这15国里目前在疫情之下唯一有GDP正增长的也是中国。而中国外循环的节点正是香港，香港在其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沟通中外的作用。所以，我对RCEP始终都是看好的，一直都是支持的。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刘一行、李博扬

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举办的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致辞，不仅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人大决定”)作出权威解读，而且体现了以香港国安法和人大决定为标志的中央关于“爱国者治港”的新思维。文 | 香港 卢文端1987年4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在京召开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图：中新社）爱国爱港者治港 反中乱港者出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那么，如何做到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既切实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又有效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港人福祉，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不断向前发展？关键在于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治港者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既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公职人员必须遵从的政治伦理，也是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对此，张晓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在香港社会崇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之前，应当加上“爱国”一词；二是当下关于治港者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必要，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事实上，中央一直强调坚持“爱国者治港”。早在1984年6月，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及标准，就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对治港者的精辟论述，是基于中国宪法的应有之义，也成为基本法的重要精神内核。基本法第104条及其解释都清楚体现了这一要求。但不能不看到的是，基本法第104条虽然规定了立法会议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但对于不符合“拥护”和“效忠”的言行缺乏具体的规范和处理程序。由于涉及基本法的相关条文，特区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必须从宪制层面上加以解决。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对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清楚列明4条触碰底线的行为：一是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二是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三是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四是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立法会议员如果有触碰这4条底线的行为，就不符合“拥护”和“效忠”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人大决定还规定，“依据上述规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人大决定明确了立法会议员不符合“拥护”和“效忠”言行的法律后果和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程序，不仅为特区政府即时取消4名反对派议员资格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是为今后处理此类问题立规明矩。张晓明在致辞中说，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也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张晓明的这个表述，可谓是掷地有声，精辟点出了人大决定的要义和中央关于“爱国者治港”新思维的核心：只有爱国爱港者才能进入包括立法会在内的香港特区政权机构，反中乱港者将被拒之门外，已经进入者也要被清除。“爱国者治港”标准适用所有公职人员张晓明的讲话强调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体现了中央靠制度规则根治香港乱象、实现拨乱反正的新思维。香港国安法止暴制乱，人大决定立规明矩，就是这种新思维的最重要标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要求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天经地义。“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不只是指立法会议员，而要涵盖所有公职人员，特区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也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香港国安法第6条规定，香港特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安法第35条进一步指明了需要宣誓“拥护”和“效忠”的公职人员包括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行政会议成员、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区议员。香港国安法和人大决定为特区政府今后进行相关立法工作，进一步提供了法律支撑。香港社会在欢迎人大决定根治立法会揽炒行为的同时，也关注到区议会的揽炒乱象。应该看到的是，“爱国者治港”同样对区议员有要求，特区政府也会按照“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完善相关制度，以净化区议会生态，根治区议会乱象。一些区议员肆意“揽炒”、冲击“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也将受到规范和处理。6月30日，香港爱国团体“保卫香港运动”举办集会，庆祝香港国安法成功立法及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张晓明指明了反对派温和人士的出路中央一直希望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人士能够成为忠诚于“一国两制”宪政体制的“忠诚反对派”。所谓“忠诚反对派”，也就是不能违背“爱国者治港”的要求。当人大决定明确就立法会议员资格作出规定之后，之前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已经被依法认定不符合参选立法会议员法定要求和条件的人，自然就要面对DQ的后果了。显然，人大决定所针对的是那些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香港特区的违誓议员，并非排斥所有反对派人士。那些捆绑式“闹辞”的反对派议员，是他们自行“出局”。不过，在中央看来，人大决定是国家宪制性的法律文件。反对派议员的“闹辞”行动本身就是对抗人大决定，挑战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底线。这已经违反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规定，以后参选难免要面对DQ的命运。至于其他的反对派温和人士则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张晓明今年7月1日在国新办记者会上回答国安法的问题时说得很清楚：香港是多元社会，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已体现中央的政治包容，反对派还是可以长期存在，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政见，包括反对政府的主张。他说，邓小平同志当年讲过，香港回归之后还是可以骂共产党，但是不能够把它变成行动，变成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也就是说，“一国”有底线，“两制”有边界。香港反对派阵营应该好好做一番反思，并且做适当的调整。张晓明这次讲话更是明确指出，底线守得越牢，政治包容空间越大。这也就是说，只要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作出调整，能够守住人大决定所列明的4条底线，自然就会有自己的议会空间。张晓明的讲话指明了反对派温和人士的出路。有人说，反对派议员“闹辞”之后，立法会没有了反对声音，对香港不是好事。对此，张晓明在讲话中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答：立法会不再有无休止的“拉布”和动粗，不再有“揽炒”的政治绑架……大家齐心协力谋发展，何愁经济复苏无期、民生改善无望、香港地位不保？实际上，反对派阵营面对人大决定，已是军心动摇，许多人对前途感到茫然。一些温和人士开始酝酿退党以新的身份参政，一些中间人士也在推动组党参选。相信反对派议员“闹辞”出局腾出的议会空间，不久就会被填补。（作者系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哈元源、莫洁莹

11月11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原定9月6日举行的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被依法裁定因违背基本法而提名无效的四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即时丧失议员资格。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11月17日举办的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论坛上，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致辞表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关键”，“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也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张晓明的讲话使香港社会对DQ“揽炒”派议员有了更清晰更明确的法律认识。文 | 香港 谭锦球拨乱反正，明确法律规范准确认识“一国两制”“一国两制 ”在实践中发展，需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正如张晓明指出，“把基本法当作一部‘活的法律’，通过立法解释等办法，放大基本法的适应性”，“‘一国两制’实践进入了‘五十年不变’的中期，许多问题已充分暴露”，“著眼于确保未来26年乃至更长时期内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系统谋划‘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工作，不仅有现实必要，而且条件也基本具备”。但是，部分香港舆论过去对“一国两制 ”缺乏全面准确认识，甚至故意混淆是非、误导公众，炮制了诸如“人大释法和决定干预香港高度自治、破坏香港司法独立”“宪法在香港不适用”“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等论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后，香港大律师公会声称其有损香港司法独立，严重误导了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 ”的认知，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对此种种论调，张晓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正本清源、把一些习非成是的东西改过来的时候了”。“揽炒”派议员彻底背弃就职誓言所作所为完全不得人心立法会是香港管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事关经济民生大计的法例、拨款及财政预算案都要经立法会审议批准。立法会有效运作，关系到香港繁荣稳定、市民安居乐业。立法会议员属于公职人员，必须效忠国家、拥护基本法、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这既是法律规定，也是治港者必备的政治条件。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一众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会见媒体，表示支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然而“揽炒”派议员在立法会捣乱破坏，拉布流会，逢中必反，甚至以暴力“揽炒”相威胁，令立法会无法正常运作。据统计，特区政府于本立法年度拟提交20项条例草案予立法会审议，因反对派议员拖延，很多未能审议通过。原本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立法会内委会主席选举，延耗了6个月、15次会议仍未完成，结果是导致大批议案积压，一些本可惠及纳税人、残障人士以及与房屋供应、公众健康保障等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未能得到及时通过。“揽炒”派议员还阻碍基本法23条立法、国歌法等法案通过，干扰香港和内地的正常合作融合，或煽动或参与社会运动，勾结本土极端势力和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等等。事实证明，这些行径完全背弃了当初他们就任议员时的宣示誓言。只有将“爱国者治港”法制化，将特区行政、立法和司法管治机构中的“反中乱港”分子清理出去，才能实现爱国爱港者治港，才能保证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清除立法会“反中乱港”分子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邓小平先生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爱国者治港”，并提出“爱国爱港”三大标准：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就是说治理香港的队伍必须以热爱祖国、热爱香港的香港人为主要成分，特区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上。但是“揽炒”派议员错误地以为，实行“港人治港”就要接受反对派逢中必反的“无理要求”，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符合“爱国者治港”的基本要求，逐渐沦为“港独”保护伞。四名“揽炒”派议员被依法DQ后，反对派议员又上演闹辞，彻底暴露他们拒绝认同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的本性。香港要继续发展，特区政府必须重视民意，拿出管治魄力权威，坚持爱国者治港原则，以果断措施制止议员肆意妄为，坚决解除不遵守誓言议员的席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受到香港民意坚决拥护，在决定推出前，紫荆研究院等多家权威机构的民调显示，超过六成市民不支持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留任。决定推出短短五日时间，共有超过200万人参与联署签名支持人大常委会决定，很多市民赞同此举完全合宪合法合情合理。这些都说明，爱国爱港核心价值已经得到港人广泛认可。香港社会需要凝聚共识，团结拼搏，找回狮子山精神，恢复繁荣稳定。（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主席、香港义工联盟主席）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哈元源、莫洁莹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11月25日公布其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以“砥砺前行　重新出发”为题，推动香港重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强化防疫抗疫工作，力争“清零”，让香港早日走出疫情困局、让香港重新起动，重回正轨。文｜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张建宗 张建宗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定下十分明确的工作目标，务求在政治体制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经济发展上著力巩固和提升香港优势，多元并进，及在民生建设上继往开来，力求解决香港眼前和长远的社会问题。 坚持“一国两制” 尽显管治决心施政报告提出200多项新措施，当中不少都具突破性、开创性和前瞻性，充分表现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香港重回正轨的决心和承担。施政报告以两个专章“中央全力支持”、“坚持‘一国两制’”，详尽阐述中央对“一国两制”方针坚定不移、对香港特区一贯支持，可以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而香港也可以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及“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作用，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于11月初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广州和深圳，与中央相关部委和广东省政府商讨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措施，获得非常正面的回应。施政报告引述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于月初的话：“凡是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增进香港同胞切身福祉、有利于促进内地与香港融合发展的事情，中央都会全力支持。”施政报告以两个专章详尽阐述中央对“一国两制”方针坚定不移、对香港特区一贯支持。图为在香港中环展示的国旗和区旗（图：新华社）行政长官访京的成果包括七大范畴：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发展。中央支持在今年年底前全面落实早前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原则上通过的24项政策措施，近期将出台的有容许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指定港资医疗机构使用已在香港注册的药物和常用的医疗仪器、放宽内地人类遗传资源过境香港作研究用途、在港珠澳大桥实施“港车北上”的便利和加快落实“跨境理财通”。二、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中央支持深化两地金融互联互通，逐步扩大“互联互通”合资格股票范围，同意加快香港上市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内地科创板股票在符合特定条件下纳入标的。三、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中央支持香港国际机场按市场化原则投资入股珠海机场，参与其运营发展，进一步深化合作，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机场群。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央支持香港与深圳共同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深圳园区和位于落马洲河套的香港园区，实践“一国两制”下，位处“一河两岸”的“一区两园”。五、完善港深陆路口岸建设。中央支持香港深化与深圳合作，优化落马洲╱皇岗口岸，在位处深圳的新皇岗口岸采用“一地两检”，以释放香港口岸区超过20公顷土地作其他用途，并于稍后进一步共同探讨罗湖口岸的优化。在参考了港珠澳大桥“港车北上”的经验后，研究在港深陆路口岸亦实施“港车北上”政策。六、港企开拓内地市场。中央支持广东省联同香港贸易发展局及有关商会，为港企提供政策咨询、培训和企业对接服务，以便港商拓展内销管道和对接电商平台。七、防疫抗疫。中央支持并要求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一切“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必要措施，在香港疫情可控的情况下，通过“健康码”互认，逐步有序恢复粤港人员往来，并支持香港确保新冠病毒疫苗供应，在有需要时，预留一定数量的内地研发或生产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近日，香港新一波疫情一触即发，现时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抗疫。施政报告指出，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措施严控疫情，进一步增加防疫措施的精准度，力争在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达至“清零”，期望可早日符合恢复两地人员往来的目标。 维护国家安全 香港应有之义行政长官指出，当前其中一项急切要做的事是对特区的宪制秩序和政治体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为恢复社会稳定带来显著效果，鼓吹“港独”及与外部势力勾结的情况已渐渐减退，而街头暴力行为也大幅减少，市民终于可以重新依法享有其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区政府将竭尽所能，履职尽责，对《香港国安法》规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有效地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与此同时，要做到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香港居民的国家安全概念和守法意识，亦会善用每年的“宪法日”和“国家安全教育日”，进行更具规模的公众教育工作。我们定必坚定不移地继续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大湾区为主轴 重新起动引擎持续的疫情对于香港以至全球的打击都是前所未见，但我们更加要做好全方位的谋划，转危为机。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应聚焦内地市场的商机，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大湾区发展为切入点，积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参与者”和国际循环的“促成者”，为香港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行政长官提到11月初与广东省及深圳市领导会面，双方同意大力推动跨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及通关便利化、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代服务业合作、教育、人才培训和青年交流、共建优质生活圈等多项具体合作项目。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应以大湾区发展为切入点，积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参与者”和国际循环的“促成者”。图为深圳湾公路大桥 发展创新科技 吸引显赫学人特区政府锐意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与深圳在创科发展上紧密合作，共同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深圳园区和位于落马洲河套的香港园区。施政报告建议动用20亿港元，推出为期五年的“杰出创科学人计划”，吸引更多国际创科人才。拥有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发展潜力十分巨大，能为香港青年人提供事业发展机会。为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特区政府将动用4亿多港元，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名额2,000个，部分为创科职位，鼓励在香港及大湾区有业务的企业，聘请及派驻本地大学毕业生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此外，特区政府将成立“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作为一站式资讯、宣传及交流平台，进一步支持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新创业。 破格为民措施 培育正确观念施政报告亦在房屋及土地供应、教育和青年发展、可持续发展、医疗卫生等范畴提出多项新措施，当中包括不少创新、跳出传统框框的构思，同时兼顾到香港在短、中、长期的发展。房屋是市民“衣食住行”中的重要生活条件，也是达至“安居乐业”民心所向的基础。特区政府已觅得330公顷土地以兴建31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单位的需求。政府亦会实施先导计划资助受疫情严重影响的酒店和宾馆单位作为过渡房屋用途，并以破格思维同意试行以现金津贴纾缓基层家庭因长时间轮候公屋而面对的生活压力。施政报告在房屋及土地供应方面提出多项新措施。图为香港公屋 加强国家意识 促进民族认同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关键。去年发生的社会事件，令不少人再次质疑香港教育的成效，我们不忍见到政治渗入校园，学生卷入政治漩涡，甚至被误导参与违法及暴力行为，因而负上法律责任，影响一生。学校应著力推行价值观教育，包括加强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加强学生对国家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的认识，深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是培养学生国家观念及国家安全意识的基础工作。而教育局亦会以多元化活动，让中小学生全方位认识国家发展、宪法和基本法、“一国两制”的实践、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尊重和维护国旗和国歌这些国家的象征，以培养学生的正面价值观，以及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面对经济不景，政府明白香港劳工市场正面对巨大压力，亦十分关心基层市民可能面对的困难。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创造就业，增加再培训名额，优化社会保障安全网等措施，以纾解民困。未来一年，特区政府会加倍努力、不遗余力地严控疫情，重振经济，重整社会秩序。作为一个极具活力和开放的国际大都会，我深信香港必定继续向前迈进、再创辉煌。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李博扬

11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出台，因应《决定》内容，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四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以及梁继昌即时丧失议员资格。本次《决定》不仅为立法会恢复正常秩序打下了法律基础，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清晰定义了未来公职人员的标准，回归“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设计的初心，那就是必须是由“爱国者”治港，任何人，特别是公职人员，都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以及主权统一。 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谭耀宗谭耀宗《决定》合情合理合法，是人心之所向“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对香港社会而言最有利的制度，更是中国领导人伟大的历史创举，这其中包括了几个核心的要素：首先，“一国”是“两制”的前提，若不承认“一国”的前提就不会有“两制”的存在；其次，“两制”指的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即香港不实行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并不是将香港和内地割裂开来，全国都是一盘棋，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港人治港”中的“港人”指的是爱国者，早在1984年，邓小平先生就已经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这三个要素，是基本法设计的理念和初心，共同构成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核心精神。然而在去年的“修例风波”中，反对派不仅公开支持“黑暴”活动，更是勾结外国势力制裁香港，被取消资格的4位议员更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多次到国外游说美国政府制裁香港，并且在公民党写给美国国会议员的正式信件中公开提到要求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种种劣行足以证明这四人并非真心拥护香港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完全违背了成为立法会议员时的誓言。立法会是香港特区重要的政治架构，是绝对不允许破坏“一国两制”以及国家安全的议员继续留任的。同时，作为立法会议员，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反映市民的声音，然而这些议员通过“拉布”、不断点人数等手段制造流会，干扰了立法会的正常运作，在多个民调中，大多数市民对于留任立法会的反对派议员表现不满，因此本次《决定》不仅合情、合理以及合法，更是人心所向，为“一国两制”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港人治港”重回正轨，公职人员要有担当在《决定》生效时，有人质疑《决定》是为了打压立法会中不同的声音，将立法会变成“一言堂”，从而使得所有政府的法案都能够快速通过。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香港社会向来是包容以及开放的，欢迎所有不同的声音，只要是有利于“一国两制”发展、有利于香港社会进步以及有利于香港市民利益的意见政府都应该听取。然而，近几年“本土派”兴起，“港独”势力出现，这已经触及国家和民族的底线。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分水岭则是在于是否承认“一国”的原则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自去年以来反对派无论是和“黑暴”还是“港独”势力都未有进行“割席”，这也就说明了他们已经背弃“一国两制”，并彻底地沦为外国势力在港的代理人，公然地与国家和民族为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容忍的。所以，本次《决定》针对的是立法会议员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的主权，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特区事务，或作出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并非打压不同的政见以及言论自由。同时，《决定》也再次回归了“爱国者治港”的初心。《决定》中所列举的法律依据中很重要的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二条以及第五十四条，这两条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义务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国家安全，并且不能做出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人也会质疑宪法的内容是否可以直接套用到香港，其实这两条法律已经在香港国安法中实现了本地化，在香港国安法总则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已经明确“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以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在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高峰论坛上也再次强调，在未来，“爱国”应该和“自由、民主”一起，成为香港的主旋律，每一个香港公民都要培养出爱国意识。我认为任何公职人员都必须遵守《决定》的精神，今后无论是公务员、区议员、立法会议员还是各种具有重要公共职能的委员会的委员，“爱国”应该是对其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公职人员没有国家意识，很难相信他们会真诚拥护“一国两制”、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难以履行公职人员的使命。11月12日，香港市民在上环签名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的决定（本刊实习记者 刘一行 摄）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共同做好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工作《决定》生效后，反对派议员集体闹辞，现时立法会建制派已经占到绝对多数，这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所面对的政治新生态，政府和建制派都应该调整理念来应对新的问题。在过去一年的立法会工作中，由于“修例风波”的影响，立法会整体工作都被严重拖延，在新的环境下，相信政策的审议效率会提高，这就要求无论政府还是建制派都应该回归到为市民服务的初心，使得政府所推出的政策更能惠及全民。新的政治生态，对政府和建制派之间的互信亦是一种考验。建制派和特区政府是荣辱与共的关系，建制派秉持著“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来监督政府施政，只要政府的政策能够惠及全民以及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发展，建制派将会全力支持。与反对派不一样的是，建制派对政府的“非其非”并不是要打击政府的威信，而是希望政府能优化政策，做到真正将市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特区政府应该和建制力量相向而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制定和落实政策的时候既要专业科学，也要充分掌握社情民意，急市民所急，在解决社会民生重大问题方面作出突破，让市民看到新的政治气象。在提到政府管治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群体，那就是公务员，公务员是政府架构中最重要的部分，过去香港公务员体系的高效与廉洁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然而，现时香港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环境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公务员队伍墨守成规是无法满足市民的期望的，难以有效解决长期积累的社会深层次问题，更难以应对重大社会危机，就像去年的反“修例”动乱以及今年的疫情。笔者认为公务员的制度也需要与时并进，消除官僚保守的弊端，鼓励公务员更积极进取地投入工作，配合政府施政方针，为市民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这也是对建制派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铁还需自身硬”，未来建制派在政策倡议中必须要使得政策更有深度、更有广度以及更具有可行性，科学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及广泛地听取来自不同阶层市民的声音，唯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建制派的使命以及市民大众所寄予的期望。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2月号编辑：李博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