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家驹

梁启超说“史者，何也？民族之灵魂，而文明之根柢也……历史教育之目的，在使国民知国家之由来，以养成其爱国心”，强调历史教育对于塑造国民意识、培养爱国心的重要性。他当时极力提倡史学革命，史以“载道”，自当有其历史背景和需要，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时代场景纵然不同，但梁启超提出历史教育的作用，却是历久常新，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学术范畴，研究只要是建基于史料与证据，史学家可提出个人史论，辩证讨论。后者是教育范畴，需根据教育与学习目标去设计教与学内容，目标要为学生建构知识、技能和价值。梁启超说的“在使国民知国家之由来，以养成其爱国心”就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历史研究跟历史教育不宜混淆。

多年来，历史学界热心讨论中国历史教育如何推陈出新，令这“老科”更适合时代所需，更让学生获益。学界普遍认同，中国历史教育应要重视学生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概念，能够了解历史的“变”与“不变”的原因与规律，并能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不应停留史事的背诵，也不应要求学生成为史学家，以培养“史学家”的方法加诸学生。谈到中国历史学习，不少人强调要培养学生的批判和反省思维。这些能力十分重要，固不待言；在人工智能时代更是下一代必须具备的重要和通用能力。唯如按梁启超所言，历史教育在更高层次上，即按知识、能力和价值态度三层分，批判和反省属于能力范畴，能力的层次绝不应抵触或有违价值层次的培育。与此同时，能力的层次的训练，也不应与历史教育中培养国民爱国的层次相互矛盾，反而应要主动配合。

史学家卡尔（E. H. Carr）在《什么是历史？》中有一个被奉为圭臬的论点：“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终止的对话。”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基于当代视角，对过去史实进行选择、诠释与重构的动态过程。这正好印证梁启超对历史教育的观点。在网络与人工智能时代，纯获知内容不是最重要，因为在弹指间已能于网络上搜到和知晰。能力培养是重要的，特别是训练批判和逻辑思维，因为具备这样能力才能驾驭并用好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工具。中国历史科前线老师重视训练学生批判思维，绝对正确，但与此同时，中国历史更应著重培养良好和正确价值观，特别是对国家发展规律、民族意识和情怀；更不能为训练批判而批判，忽略必须持守的个人和对国家应有价值观。

今天社会各界对中国历史教育有更高期望和要求。无论是课程的定位与内容、教与学的重点和方法、教材与课本内容编排等方面，均应按时代的新要求而推陈出新，创新守正，契合时代所需。中国历史科任重道远，使命崇高。任教中国历史科的老师多是专科出身，习史多年，应心有体会。愿与各位老师共勉，一起加油。

（作者系立法会议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