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香港工商界人士一定会竭尽全力地为香港、为国家的美好未来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顾敏康日前，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公报》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方方面面的部署与指引。笔者根据初步学习，先谈谈自己的三点学习体会。体会之一：深化改革仍然是主旋律与核心问题。《公报》十五次提到「深化改革」，而围绕具体「深化」改革的措施就有二十项，包括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等等。笔者认为，如此宏伟的改革工程，当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需要全国各界认真学习和领会，齐心协力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加强民营企业法治保障笔者认为，深化改革是在已有改革基础上的升级版。《公报》明确指出：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目标明确，既令人欢欣鼓舞，也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工作。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跟香港休戚相关：祖国好，香港才会更好。香港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深化改革作出实质性贡献。笔者认为，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延续与发展的过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92年，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二十大报告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居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专章首位。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恒心，一步一步向高水平迈进。更需要指出的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而要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需要营造最优的营商环境。为此，未来要更加注重三件事：一是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公报》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两个「毫不动摇」非常重要，尤其对坚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非常重要。为此，必须将对民营企业的法治保障落实到位。二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进一步破除各类市场准入隐形壁垒，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公平竞争。三是进一步完善法治保障。诚如有学者指出：法治建设的品质决定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公报》明确指出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体会之二：中国坚定开放国策，并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表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已经成为长期坚持的国策。《公报》明确指出：必须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目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无理打压，但中国仍然坚定全球化的立场。因此，开放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也是大国自信的象征，更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重要基础。 构建更有效国际传播体系体会之三：树立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公报》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笔者认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尤为重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才能改变对中国的偏见。因此，要花大力气讲好中国故事。去年11月，国家宣布了一项试验计划，允许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的游客免签证入境15天。近期，中国所有对外开放口岸对世界各国人员实施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而位于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1个对外开放口岸，对54个国家人员实施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这些新举措，大大吸引外国游客来中国休闲观光，直观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亲眼目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揭穿了西方政客对中国的歪曲误导，值得继续贯彻。 （作者系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香港湖北社团总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顾敏康香港初选47人案宣判后，香港大学一位法律学者接受媒体访问，提出了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首先，该学者认为法院过分强调国家安全凌驾一切，失去了要平衡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的角色。这是非常主观的论断。什么叫「过分」？按照该学者的逻辑，过分就是法院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没有平衡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如果没有平衡，就不是过分的问题，而是没有依法办事的问题。《香港国安法》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均开宗明义，强调要保护个人自由。例如，《香港国安法》第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二条也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规定的。香港有少数人（包括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英国法官岑耀信）认为，《基本法》列明立法会有权否决《财政预算案》，以及行政长官须在立法会连续两次否决预算案下辞职；尽管如此，高等法院仍决定否决预算案是「不被允许」。因此，裁决意味立法会不能行使宪法列明的权力，而在选举前作出计划更被界定为串谋犯罪。这种解读当然是需要纠正的。《基本法》的确规定立法会有权否决《财政预算案》，但是这项权力是不能被滥用的。本案中的被告错误估计形势，积极响应戴耀廷的「揽炒十步曲」，意图通过取得立法会大多数控制权后，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以迫使特首解散立法会，从而瘫痪政府运作。所以，这些被告不是在正当行使《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权力，而是试图滥用这种权力危害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当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判决这些被告构成犯罪，就不存在「过分」的问题。而法院强调国家安全具有凌驾性，也得不出「失去平衡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的角色」。其次，该学者表示，这次判决突显香港法院处理两套制度时存在不自觉引入中国价值观的问题。他说：「这次法院参考中国全国人大的解释和『528决议』，把政府机关的发言全盘引用，变成把中国内地的价值观全盘接纳，是不自觉地把大陆的一套观念引入香港，是牺牲了两制。」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故意把「一国两制」对立的嫌疑。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不应当出现两套不同的价值。就如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就是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的规定一样，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换句话说，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香港法院当然应当引入中国价值进行判断。即使案件上诉至终审法院，法官们（包括外籍身份的非常任法官）也必须尊重中国价值。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其他普通刑事案件，或民商事案件的处理上，香港法院仍然可以继续保持「两制」与香港特色。香港回归以来，法院在处理所有案件时保持了高度的专业性与公正性，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系香港教育大学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研究中心总监、香港湖北社团总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信报

文｜顾敏康「35+颠覆政权案」已进入求情与量刑阶段。求情是香港刑事司法制度的特色，由律师或一些社会人士游说法庭对被告人作出较轻的刑罚。例如，包括港大法律学院讲座教授在内的一些人士为某些被告写求情信。虽然笔者对相关内容并不认同，但是，这就是求情，由法庭决定是否考虑采纳。本文要讨论的是另一个话题：内地刑法的概念是否能够作为解释香港国安法的参考？在「35+颠覆政权案」中，代表控方的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万德豪曾在庭上引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及实用指南》，称「首要分子」定义为罪行组织者和领袖，应予以重判。法官随即质疑，终审法院已表明不考虑与国安法无关的内地法律，反问控方要求参考内地法律是否「走后门」。 不应简单排斥法律参考作用那么，内地刑法是否属于与香港国安法无关的内地法律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重温一下终审法院关于吕世瑜案判词。在该案中，终审法院首先认定，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是其条文应与本地量刑法律及原则衔接、相容和互补。因此，本地量刑法律及原则应当充分发挥效力，惟若香港国安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处，则按香港国安法第六十二条优先考虑香港国安法（第29段）。其次，终审法院在第44段引述了上诉法庭的认定，即相关的内地法律在原则上可于诠释香港国安法或某项香港国安法条文时作为依据。至于哪些内地法律与诠释事宜相关、如何和多大程度相关及如何援引该等法律，则须取决于法庭席前案件的实际情况（第44段）。终审法院引用上诉庭认定的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否定立场及理由。「在黎智英案中，本院裁定，在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过程中作出的言论，能被法庭采纳为文本以外相关资料。这是因为香港国安法第一条有提及到关键的『5．28决定』，以及那些与香港国安法的文意、目的及宪政地位有直接关连的资料。然而，这些文本以外相关资料并不包括与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背景不同，而是为一般目的制定，与香港国安法的文意和目的有别及缺乏关联的其他内地法律。」（第45段）终审法院进而指出：与国家有关法律的衔接，是指香港国安法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国性法律的衔接，而不是与无关的内地法律的衔接，即使该内地法律字面上使用了与香港国安法相似的概念亦然。同时亦特别强调香港国安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的衔接。它并没有带出香港法律制度须与内地制度进一步「衔接」的意味，以致香港法庭须在诠释香港国安法时寻找及考虑字面上相似的内地法律。（第47段）笔者同意终审法院的总体立场与思路，但是，笔者不同意引用内地「首要分子」的概念就被认定为将香港国安法与无关的内地法律衔接。在内地，危害国家安全罪是由刑法规定的罪刑。即使后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其中的刑事犯罪也是按照刑法处罚的。香港刑事法律中并无「首要分子」的概念，就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也没有这样的概念。那么，如何定义香港国安法中的「首要分子」，可能需要参考内地的刑法概念。诚如万德豪回应法官发问时称，「首要分子」定义与内地刑法中的分裂国家及颠覆国家政权罪相关，有助考虑本港危害国安罪行。 本地法律无「首要分子」概念当然，将内地刑法视为与香港国安法相关的内地全国性法律，并不是要全盘引入刑法，而仅仅是提供相关的内容参考，供法庭定夺。由于需要对香港国安法中「首要分子」作出界定，参考与之关联的内地刑法是具有合理性的。按照内地刑法第26条，「首要分子」是被视为「主犯」的。也就是在「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的犯罪者。其中一名被告在「35+颠覆政权案」中是否应被视为「首要分子」，用这个概念进行判断，就能够得出合理的结论。从未来的香港司法实践看，比较稳妥的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对香港国安法中诸如「首要分子」的概念提出法律意见，并由法庭决定是否采纳。本文因此得出结论，香港国安法当然要注重与香港特区本地法律的衔接，但不应简单排斥内地相关法律的重要参考作用。（作者系香港教育大学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研究中心总监、香港湖北社团总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顾敏康 特区政府于3月8日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刊宪，同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法案委员会随即展开审议。毫无疑问，《草案》有不少值得赞许的地方，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草案》对人权保障的规定。在香港，一些人往往将国家安全与基本人权对立，认为国安法例会剥夺自由，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诚如有作者指出，保障人权是现代国家的义务，也是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而有效地保障人权，其前提是建构良好的宪制秩序与国家安全。没有秩序、安全与社会稳定，便不会有良好的保障人权的环境。可见，安全和自由并不是绝然对立的，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也因为如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三款允许为了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的目的，可以通过法律规定限制表达自由。从这个视角出发，笔者认为《草案》较好地平衡维护国安与保障基本人权之间的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是看《草案》所列明的原则。《草案》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根据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特区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这个原则是执法的关键，也是司法的关键。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有司法独立，笔者相信这个原则会得到有效的执行。明确规定免责辩护条款第二是看《草案》具体条文规定是否兼顾人权保障。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例如，港人比较关心“煽动意图”罪的规定是否会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现“寒蝉效应”。但如果看具体条文，就可发现起草者已经作出了平衡。《草案》第22条第2款规定了“煽动意图”是指意图引起中国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在特区的人，对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或中央驻港机构（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或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憎恨或藐视，或对其离叛；意图引起中国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在特区的人，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藐视，或对其离叛；意图煽惑任何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中央就特区；或在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意图引起特区不同阶层居民间或中国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憎恨或敌意；意图煽惑他人在特区作出暴力作为；意图煽惑他人作出不遵守特区法律或不服从根据特区法律发出的命令的作为。与此同时，为了保障言论自由，第22条3、4款明确规定以下行为不属于煽动意图，包括：就所指的制度或宪制秩序提出意见，而目的是完善该制度或宪制秩序；就有关的机构或机关的事宜指出问题，而目的是就该事宜提出改善意见；意图劝说任何人尝试循合法途径改变中央就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或在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意图指出在特区不同阶层居民间或中国不同地区居民间产生或有倾向产生憎恨或敌意，而目的是消除该项憎恨或敌意。这显然表明，只要坚守红线，港人仍然可以行使言论自由和权利。又比如，针对媒体比较关注的非法披露国家秘密罪，《草案》也回应大众的忧虑和担心，明确规定了免责辩护条款，即“指明披露”（specified disclosure）。如果有关人士之目的，是为了揭露：严重影响特区政府依法执行职能的情况，或者一项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众健康的严重威胁，而如果有关人士披露未超越以上两项范围，且在顾及有关个案的整体情况下，作出该项披露所照顾的公众利益，明显重于不作出该项披露所照顾的公众利益，就会属于“指明披露”，可以免责。市民依然享有充分言论自由《草案》又规定，在考虑有关人士的行为是否属于指明披露时，需要考虑以下数点，包括：（1）揭露“严重影响特区政府依法执行职能的情况”、揭露“一项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公众健康的严重威胁”的严重性；（2）是否有替代该项披露并属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步骤，以及（如果有的话）该人在作出该项披露前，是否采取了该等步骤；（3）该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该项披露符合“公众利益”；（4）该项披露所照顾的公众利益；（5）该项披露所带来的损害或损害风险的程度；（6）作出该项披露是否基于紧急情况。第三是看香港是否仍然存在言论自由空间。彭博社日前曾发布虚假消息，称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文件显示，特区政府会立法禁止社交平台脸书和视频平台YouTube在港运作。对此，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对上述错误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并予以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23条立法不会阻止任何社交平台的存在，只是针对滥用社交媒体散播危害香港或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士，而不是社交媒体本身。对此，有机会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人士一定会知道，这些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是非常自由的。而这些平台在香港的存在，已经以事实驳斥了西方媒体对香港国安立法的无端抹黑。 （作者系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香港湖北社团总会顾问） 来源：大公网

文｜顾敏康香港广东社团总会联合28个省级同乡社团，6月1日至5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第二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届时除了特色文艺节目和地方特产，还新增“熟食一条街”，让市民一边品尝地方美食，一边欣赏特色文艺节目，沉浸式体验中华美食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笔者希望通过此文提炼其中的重要意义，并呼吁大家踊跃参与其中。香港爱国爱港的同乡社团众多，过去在选举动员、慈善公益、公共治理、社区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走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中，同乡社团将进一步扮演好香港和内地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多为香港社会和社区办实事，以乡情凝聚爱国之情。乡情是根的情怀，它提醒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要忘了从哪里出发。乡情联系着亲人、故乡、祖国。记得有位作者说过：“乡情是亲情的延伸，爱国情是乡情的升华。”笔者相信，通过家乡市集嘉年华，能够帮助在港乡里人、尤其是他们的后代认识家乡、认识国家，逐步形成国家观念，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也唯有如此，才能摆正“一国”与“两制”的辩证关系，为维护“一国两制”长期发展和香港繁荣稳定作出应有贡献。去年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已获得好评，今年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应该会更好、更有新意。据媒体报道，为了丰富此次家乡市集嘉年华，组织者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例如：“明星逛市集”活动，邀请众多明星亮相市集，与民众同乐；“KOL逛市集”活动，邀请众多KOL向公众传播对市集的感观或感受；“非遗传承人走进香港”活动，通过他们与民众互动，让香港市民亲身了解中国非遗文化的神奇。可以预期，各同乡社团各显神通，优势互补，此次市集嘉年华定会热闹非凡。笔者相信，此次活动一定会给港人带来浓浓的乡情，一定能够促进两地民心相通，也一定能够不断壮大爱国爱港力量。香港已经实现了由乱到治，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迈向由治及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重要施政目标就是“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添幸福”。这需要政府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故此次由20多个省级同乡社团举办的家乡市集嘉年华，不仅是为了以乡情凝聚爱国之情，也是为了推动香港经济、实现香港“盛事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香港是个开放自由的城市，人来人往本是常事。最近港人纷纷北上消费，有人担心影响香港经济。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应当看到，港人北上说明港人对内地产品、服务品质的高度认可，是对内地经济的贡献。中央扩大赴港澳个人游城市，内地来香港人流增加，也一定会为香港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而家乡市集嘉年华令许多港人不用北上，就可以品尝或“打卡”内地流行食品和其他特色产品。基于以上的理由，笔者希望家乡市集嘉年华能够成为固定品牌节目，一年一年办下去。 （作者系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香港湖北社团总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顾敏康2023年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爱国主义教育法》），并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有作者指出：该法代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新举措，规定了什么是爱国主义教育、谁来教育、怎么教育以及国家如何保障教育等关键问题。换句话说，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成为刚性的义务，如果违反，可能会面临行政法规或治安管理处罚；也可能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虽然《爱国主义教育法》属于全国性法律，但因未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所以不会整体在香港实施。尽管如此，该法第23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就表明，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广大市民，尤其是年轻人都需要增强国家观念，而其前提必然是爱国，一个人不爱国，谈何国家观念？更无从提起自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培育爱国爱港爱社区意识笔者认为，香港迫切需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基于两个重要考虑。第一，有学者指出，香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文革时期移居香港的中国人，不少人在政治上既不认同港英，也不认同中央政府，在政治认同上有所迷失。第二，香港曾发生“反国教”、非法“占中”等社会动乱，尤其是2019年的黑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缺失，青年人对国家缺乏认同，对民族缺乏情感，“恋殖”、“反华”、“本土”和“港独”思潮泛滥。2020年出台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并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培育爱国爱港爱社区意识。所以，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3年施政报告中宣布，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提出在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下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2024年4月8日，政府宣布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工作小组”），以协调特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法》内容对接，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工作小组于4月29日举行首次会议，确定小组架构、职权、工作方案等。《爱国主义教育法》第6条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五）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象征和标志；（六）祖国的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七）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等方面的意识和观念；（八）英雄烈士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及体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九）其他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并非所有内容均适合香港。因此，香港需要参考有关内容，并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主席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也强调，特区政府不会为爱国主义教育立法，会多以软性方式宣传国家历史文化，期望市民因而对国家产生认同，最终自觉爱护国家。不能流于形式要有实效笔者因此认为，香港本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注重教育的合适性、多样性与有效性。合适性是指要符合“两制”的特点，体现香港的特色。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根据香港实际情况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教育。多样性是指香港属于多元社会，人口结构复杂，要针对不同对象实施不同的教育方法。例如，青年学生比较对重大体育赛事或航太科技感兴趣，可以多举办这方面的互动交流；年长者比较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集体回忆，也可以组织这方面的活动。而有效性更是十分重要，是指教育不能流于形式，要有实际成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花一定时间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此，工作小组可以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在一定时间内，就如何在香港有效推展爱国主义教育提出意见。当然，工作小组还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力量进行问卷调查或电话访问，或者以大数据获取更多的文献资料，进行有系统的分析总结。工作小组也要组织力量，对一些社会组织的爱国爱港事迹进行梳理与推广。香港有不少民间团体长期从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他们也一定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于2015年11月6日至30日在观塘海滨公园举办“飞虎归来·维港记忆”香港抗战历史文化展览，运用多媒体手法，透过不同画面，帮助大家回顾历史，提升爱国情怀。又比如，成立于1921年3月6日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现为香港海员工会）在上世纪初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吹响革命的号角，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不解之缘。总之，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永远在路上，需要政府引导，也需要香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作者系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香港湖北社团总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顾敏康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这条规定被推崇为保护人权自由的有力武器，受到世界各国效仿。然而美国政府今天的做法已严重背离这条规定，可从两个事例得到证明。近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项法案，迫使TikTok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出售该应用，否则将受到禁止。美国总统拜登也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法律。据说该项法律出台的前提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心，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字节跳动获取TikTok在美国约1.7亿用户的敏感数据或进行宣传。更有阴谋论认为，美国通过此项法案是为了引起公愤，从而在大选中不把票投给拜登。无论如何，这种出于政治考虑而限制言论自由平台的法案，是不得人心的。美国政府面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公然采取支持的立场，更不断给予以色列军事援助。但老百姓眼睛雪亮，他们纷纷站出来抗议。近日美国大学生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这股浪潮已蔓延至全美20多所高校，美国政府却把学生的抗议言论定性为“反犹”或“仇恨言论”，警方奉命进入校园驱逐并抓捕参与和平抗议的学生。从美媒发布的照片可见，为镇压学生抗议活动，警方穿着全套防暴装备、手持警棍和枪支，与学生团体爆发激烈冲突，得州大学甚至出现流血事件。在埃默里大学，警员更以橡胶子弹、催泪气体对付示威者，一位女教授因看到学生遭暴力逮捕而质问，随即被警员按压在地，眼镜也被打落一旁，头部撞到水泥地上。如此明显基于政治考虑而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让人看到美国在保障言论自由方面严重倒退，所谓的“自由民主灯塔”也轰然倒下。也许，人们希望法院能在这种关键时刻捍卫第一修正案。在美国，当一项法律规定因涉及限制人权而被提起司法覆核时，应会受到法院“严格审查”──该标准要求政府举证说明其限制人权自由行为是为实现具“紧迫性”政府利益所必须，从而防止政府滥权。言论自由非绝对权利，但正当行使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在这方面，香港比美国做得好多了。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一些人士仍担心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不妨请他们比较一下美国的情况。当然，为回应这种疑惑，政府不仅要进一步宣传两部法律保障人权的原则，同时需进一步改善环境。前不久，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颖高调在金钟政府总部东翼门外递交“巨型奏折”，形容这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本港首次请愿；工业伤亡权益会趁“国际工殇纪念日”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把每年4月28日定为工殇纪念日；自2019年后一直封闭的立法会示威区（俗称“煲底”）近日亦告“重开”，但目前仅作为“议员临时泊车位”。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相比地下停车场，议员在“煲底”泊车更方便，不过应先照顾市民表达意见的需求，确保市民表达自由权利。尽快恢复示威区是香港回应西方国家无端抹黑的有效示范。 （作者系香江智汇秘书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文｜顾敏康香港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建设北都大学教育城、筹建应用科技大学、在“抢人才”的同时强化大学育才功能等。笔者认为，关于把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规划，符合习主席关于“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的思想，也符合香港的自身特点。所谓“枢纽”，是指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或重要的地点。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使香港既与内地的“双一流”高校建设遥相呼应，又充分利用了“一国两制”的优势，使香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高等教育枢纽。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枢纽，与其自身独特的高等教育优势是分不开的。香港高等学校相对自治，师生全球化、多元化，资讯丰富多彩，英语教学，可根据市场需要自主设置学科等等。这些优良条件使得香港有五家高校进入全球百强之列，不少大学的学科更在全球名列前茅。因此，把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等教育枢纽，有利于香港汇聚全球人才（包括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而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更加有利于促进香港人口素质。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内地学生做了很多限制，不允许攻读高科技领域相关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获得美国签证。香港完全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提供更多机会让内地优秀学生到香港研读。此前的《施政报告》中还提出增加“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及其他相关措施，表明了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到香港深造，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人才。《施政报告》中也宣布了一系列支持自资大专教育发展的措施，包括新一轮批地计划及开办课程贷款计划、支持自资院校提升校舍并会提供财政和配套支援、支持合适的自资院校发展成为应用科学大学。这些措施有利于开拓多层级国际高等教育资源，服务各地不同学生的需求。《施政报告》还提出，自2024-2025学年起，香港非本地学生就学人数上限将由现时相当于本地学生学额的20%提升一倍至40%。按目前大概1.5万个政府资助本科学额计算，非本地本科生名额将增至接近6,000人。这个政策符合香港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定位。同时也必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资源配置（尤其是校舍）的问题；第二是学生多元化与国际化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建议在北部都会区规划一个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片区，采取类似大学城的思路，统一校舍管理。就第二个问题，应当做好内地学生与国际学生的统筹工作，尤其可以凭藉香港高等学校的良好口碑，吸引东南亚、南亚的学生来港就读。特区政府还应当着力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为留住非本地生在港发展提供便利。例如，有专业组织专门提出政府要检讨入境规例对留学生实习的制度；扩展公私营实习管道，为海外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同步做好配套政策，与院校、企业和市场合作，为留学生安排更多实习机会，合作设立人才定向培养计划，做好生涯规划留人。 （作者系香江智汇秘书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信报

文｜顾敏康3月19日是香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因为立法会通过了《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值得关注的是，连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内的89名议员一致投下赞成票。特首也随即宣布于23日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下简称“《国安条例》”）刊宪并实施。历时近27年，香港终于完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真正履行了《基本法》规定的宪制责任，成果来之不易。此次立法审议工作堪称香港立法史上的高效典范。所谓高效典范，并非单纯指立法“快”或者是“踩尽油开快车”。快速审议是要付出代价的，议员们需要放弃休息、加班加点，连续7日召开近44小时的会议（平均每天5小时以上）。3月19日又要用超过10个小时完成二读与三读程序。快速审议也不是草率和走过场。在审议期间，议员们提出逾千条问题，就多项条文讨论逾半小时。“应问得问、应答得答、应讲得讲”就是这次立法审议的特色。二读、三读时，每名议员也积极发表意见。当然，要说快速立法，国外也不是没有先例。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21天，即10月2日，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长向国会提交法律草案。10月24日、25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法案；10月26日，法案由时任总统签署生效。自“9·11”事发到法案生效只经过45日，由法案提出到生效，只有24日。所以说，立法快速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确保立法质量。《国安条例》得以顺利通过，离不开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得归功于香港完善选举制度、真正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3月30日公布的《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特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条件的参选人向资审会发出审查意见书。这就确保了只有“爱国爱港”人士才能当上议员。立法会再也见不到无理取闹、任意“拉布”的场面，效率当然会提高。其次，这是民心所向。代表广大民意的议员们深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执行机制，全面落实《基本法》23条、“5·28决定”、《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宪制责任。市民深知香港过去发生“占中”、旺角暴乱、尤其是2019年“黑暴”，就是因为香港没有国安法；市民看到现在国际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尽快完善国安立法。《基本法》23条立法与《香港国安法》共同构成系统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利于保障香港全体居民的根本福祉，有利于保护世界各地来港投资者的利益。“国安才能港安，港安才能家安”。因此，完成立法之后，香港应会尽快将工作重心放在拼经济、谋发展、保民生上，以香港继续辉煌的事实反驳那些抹黑或“唱衰”香港的论调。 （作者系香江智汇秘书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来源：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