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有不少文章认为，这是一个以“爱国民主”为名义，以香港为基地勾结外部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组织。这种描述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过去曾有传媒揭发“支联会”涉嫌收受境外势力的黑金，而获美国国会拨款支持营运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可能是“支联会”金主之一。本文要讨论的三个问题是：“支联会”的“五大纲领”是否违反香港国安法并构成犯罪？“支联会”的行为是否还构成其他犯罪？特区政府是否应当及时取缔“支联会”？ 言行涉违颠覆国家政权罪 “支联会”的纲领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的。宪法第1条第二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宪法第31条是香港实行不同制度的宪制基础，“一国两制”是指整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允许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 应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广阔的历史眼光、胸襟与承担，就不可能有“一国两制”。同时，“一国两制”也不容许“支联会”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去推翻中国共产党。 香港国安法第22条规定：“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的行为，即属犯罪。”香港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构成此罪需要两个前提，分别是使用暴力或非法手段，即使相关口号属颠覆口号，只要“支联会”的行为都是合法进行，不见得就会违反国安法云云。 这种解读明显具有误导性，需要纠正。首先，“两个前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里只有一个前提，即“非法手段”，包括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支联会口号违反宪法，符合“非法”定义；其非法手段包括举行晚会及游行、建立抹黑国家执政党的展览馆、每年均在港大清洁抹黑国家的雕塑、勾结外部反华势力、接受境外势力资助等。 退而言之，“支联会”的言行已经涉嫌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的相关纲领，实际上是利用香港这个平台煽动他人破坏，甚至颠覆国家政权。国安法第23条列明：“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4月30日，首宗涉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在高院提讯，被告唐英杰被控两项罪名。在听取控辩双方陈词后，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一致裁定，就“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控方毋须证明被告是否有使用武力。 从刑法理论看，颠覆罪属行为犯，不要求有颠覆政府的实际危害结果发生。换句话说，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颠覆行为即可构成。因此，不能仅仅将推翻执政党视为口号，认为属于自由权利。放眼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对有关自由权利的限制有不同标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自由权利不是绝对的，可以被依法加以限制。 “支联会”不仅涉嫌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且涉嫌构成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据资料显示，国安法刚刚生效，“支联会”就迫不及待地以身试法。去年7月1日，“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与梁继平、罗冠聪等人参与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给美国“制裁”香港提供“子弹”。这种行为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 国安法第29条列明：“……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可以构成“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第31条进一步规定：“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对该组织判处罚金。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因犯本法规定的罪行受到刑事处罚的，应责令其暂停运作或者吊销其执照或者营业许可证。” 拒改纲领公然对抗国安法 “支联会”去年申请举办烛光晚会，警方以疫情理由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但“支联会”仍然“抗命”行事，构成非法集结罪。“支联会”早前又向警方申请举办游行集会，警方日前因应疫情发出禁止公众集会及反对公众游行通知书。笔者认为，疫情防控当然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更应该考虑的是“支联会”相关纲领的集会行动已经涉嫌违反国安法。因此，无论疫情是否存在，“支联会”的申请理应被拒绝。 进而言之，特区政府不仅要拒绝“支联会”的集会申请，而且应该及时依法取缔之。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仍然表明不会改变“五大纲领”，属于典型的顶风作案。对于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特区政府完全有必要按照《社团条例》第8条规定取缔之。 事实上，“支联会”涉嫌触犯国安法，上月起陆续有会员团体决定退出，包括揽炒派前议员梁耀忠的办事处。倘若“支联会”的其他成员仍然不知悔改，等待他们的一定是法律制裁。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执行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来源：大公报

2021年5月14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香港国安法冻结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个人资产，包括其持有的壹传媒有限公司70%的股份，以及其拥有的3间公司于本地银行帐户内的财产。法律界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合法、合情、合理，笔者也持这一立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黎智英早前已经被警务处国安处起诉「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后加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串谋作出一项或一连串倾向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两项罪名。香港国安法第43条列明：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可以采取香港现行法律准予警方等执法部门在调查严重犯罪案件时采取的各种措施，并可以对用于或者意图用于犯罪的财产、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与犯罪相关的财产，予以冻结，申请限制令、押记令、没收令以及充公。此条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转移资金和继续实施危害国家行为，而黎智英目前的情况更有这方面的嫌疑。据媒体报道，黎智英入狱后，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曾多次专门前往探监，引发合理怀疑：何俊仁是否在充当「传声筒」，助入狱乱港分子遥控局势？所以，相关部门的行动不仅符合香港国安法之规定，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保安局决定冻结黎智英的个人资产，相信已经掌握充分证据，能够经得起司法覆核的挑战。而笔者更关心的是，黎智英从被控告到现今已经超过五个月，这中间是否已经出现转移资产、转名等情况？国安处理应尽快追查有关资金来源及去向，一旦发现有其他人牵涉其中，也应当采取相应法律措施。　维护国安是长期工作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以将冻结黎智英的个人资产视为《苹果日报》即将走向终结的前兆。《苹果日报》被称为「烂苹果」或「毒苹果」不是没有道理的，根据媒体报道，以下事实已经可以用来支持这个结论：第一，破坏香港媒体文化，不断制造假新闻。第二，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对政府政策无差别地肆意攻击。第三，荼毒年轻人，煽动年轻人上街示威，将被捕的黑暴分子描绘成「英雄」，为其助威。第四，不断抹黑香港警察，煽动仇恨和分裂社会。第五，其部分记者违背职业操守，主动挑起事端。其实，这种列举还可以继续下去，说明了《苹果日报》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新闻机构，而是一个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所说的颠覆性政治组织。香港国安法第6条列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所以，《苹果日报》如果继续我行我素，其结局是可以预计的。　应该说，《苹果日报》与黎智英是密不可分的，其命运也必然相同。但应清楚地看到，黎智英仅仅是一个浮现出来的典型，而深藏不露、背后发力的人仍然存在，他们还在继续充当外国势力的代理人，领导组织黑暴和恐怖活动。日前，港媒报道称特首林郑月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相继收到附有白色粉末及写有杂乱字句的信件。这就提醒大家，香港本土恐怖活动随时会发生，必须居安思危，防止死灰复燃。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执行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来源：香港商报

为了准确落实基本法第104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解释，以及其他有关公职人员的宣誓规定，特区政府提出修例以履行宪制责任，立法会于5月12日三读通过《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条例」），其中规定区议员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条例将于5月21日刊宪并生效。民政事务局局长将获授权出任监誓人，当局正研究宣誓安排的细节，将尽快公布。政府表明，会尽快安排全港十八区479名区议员同日分区宣誓。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4名曾经被选举主任依法认定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要求的现任区议员，在草案生效后，将即时丧失区议员资格。而在宣誓之前，已有至少29名区议员辞职，原因包括不愿意宣誓、还柙、判囚超过3个月和健康等；另有4人表明条例通过后亦不会宣誓，料将失去议席。 规定了公职人员法定要求 政界预料，条例生效前将会有更多区议员辞职。这些区议员宣布辞职是好事。一方面，他们的辞职说明了他们对宣誓内容的抗拒，是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另一方面，他们辞职也必然令区议会的议事环境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所以说，他们的辞职对香港及社区不是损失而是得益，也真正说明了条例为香港政制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条例的最大亮点就是为公职人员规定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正面清单规定公职人员必须做到「五个拥护和一个忠于」：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3）拥护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行使主权；及中央根据基本法对香港特区行使管治权力；（4）拥护「一国两制」原则的落实，维护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5）拥护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保持香港特区繁荣稳定的目的；（6）忠于香港特区，维护香港特区的利益。 负面清单则列出九种禁止行为： （1）作出或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2）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3）拒绝承认香港特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宪制地位；（4）宣扬或支持「港独」主张；（5）寻求外国政府或组织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6）作出损害或有倾向损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秩序的行为；（7）作出损害或倾向损害香港特区的整体利益的行为：（8）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或国徽或区旗或区徽；（9）侮辱或贬损国歌或国家主权的任何其他象征和标志。 这两个清单将公职人员必须符合的法定要求和条件清晰呈现出来，避免了未来可能的争拗。因此，当局理应据此把好宣誓关，一旦发现某人拒绝或忽略宣誓，就应当裁定其不符合资格。 切实做好DQ工作 当然，把好宣誓关十分重要，而把好DQ关同样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宣誓与拒绝宣誓不同。拒绝宣誓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不能入闸，而宣誓只要符合形式要件，就有可能入闸。例如，民主党经过党内商讨后，决定建议党员宣誓，但每个议员仍可按个人的需要作出最后决定，即是没有强制式要求民主党议员宣誓。这就意味着尽管民主党党内部分议员拒绝宣誓而辞职和退党，但仍然会有大多数党员希望通过宣誓入闸，其中不排除有人宣誓入闸后阳奉阴违。还有些区议员明言会宣誓，目的是为了争取平台进行所谓的「抗争」。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有必要审查这些所谓「愿意宣誓」的人士，切实掌握其宣誓前的行为，全面判断其是否属于真诚宣誓，切不可让那些「口是心非」者混入体制内。 当然，即使宣誓关不能全面防止「漏网之鱼」，下一步就要把好DQ关，一旦发现有人违反誓言，就应该及时展开DQ程序。 对于DQ情况，条例也列明律政司司长可以以立法会或区议会议员违反誓言，或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提出法律程序，有关议员会即时自动暂停职务，直至法庭对有关诉讼有最终决定，律政司亦可于任何时间提出法律程序，如果法庭裁定某议员、某日开始失去议员资格，则由该日起不再享有任何相应待遇。 为了保障相关法律权益，条例特别设立「越级上诉机制」，即相关人士如果不服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初审判决的一方，可直接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而无须向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提出中级上诉，以期更快确定议席。条例尤其规定，被DQ者五年内不得参选。笔者衷心希望律政司能够积极作为，把好DQ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杜绝那些企图通过宣誓蒙混过关的人士。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执行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来源：文汇报

关于批评大学学生会的文章，笔者已经写过许多次。比较典型的文章有：《岂容大学成为「港独」堡垒？》《大学岂能纵容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遏制大学生「港独」行为》。这些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一方面，大学学生会可能已经成为「港独」的先锋营，这些学生会的领导者披上「言论自由」外衣，公然行违法之事；部分大学生也已经成为激进示威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面对「港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言行，乃至学生无理围攻，大学校方似乎总是显得底气不足，不敢理直气壮反对挑战道德底线、校规底线和法治底线的行为，大学也变相成为那些学生会一而再、再而三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温床」。 笔者欣喜地看到，这些对大学校方的批评有了切实的回应，值得点赞。在这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一个好头，最先出台制约措施，包括暂停为学生会代收会费，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暂停相关学生在校内不同委员会的职务；暂停为其提供行政与大学场地支援等。香港大学也于4月30日发表声明，决定收回学生会会址、不再为学生会提供财务管理等服务。两所大学的举措理清了大学与学生会之间的法律责任，使得学生会无法继续假借大学的名义继续宣扬「港独」或鼓吹暴力违法。笔者相信其他大学也会跟随采取相应行动，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恢复大学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真正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爱国爱港人才。 大学学生会应明白其角色 然而，对大学学生会的批评仍将继续。大学学生会应该发挥学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作用，不应该沦为他人的政治工具。但令人痛心的是，大学学生会在香港国安法实行后仍然不思悔改，继续利用校园作为庇护场所或政治宣传平台，继续发表煽动性的违法言论，公开抵制国安教育，举办煽动暴力对抗的活动等。在这种情况下，两所大学所采取的果断措施是合理和必要的，也希望这些措施能够令一些学生醒悟。 同时也必须看到，港大学生会目前仍然顽固不化。据报道，香港大学发表声明次日，港大学生会就发声明威胁校方称，希望校方三思有关决定，维持双方合作关系，并妄言「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与此同时，香港九间大学学生会及临时行政委员会也发表联合声明，将港大的行动说成是「为虎作伥，把白色恐怖带入校园」等。可见，整治大学学生会的行动仅仅是开始，可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港大学生会是独立于香港大学之外的注册社会团体，拥有上千万元的独立资金。此番香港大学收回学生会会址及管理权，不等于其无法继续运作，还可能继续从事反中乱港、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港府完全应当启动法律程序，按照《社团条例》第8条规定展开调查，一旦证据足够，就应当取缔之。对其他大学的学生会也应如此。 大学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一方面要坚决理清与学生会的关系，不能容忍学生会将校园作为反中乱港的基地；另一方面也应当顾及学生的正当利益，在现有学生会不思改过的情况下，或者在学生会被取缔的情况下，考虑成立新的学生机构作为学生与校方之间的桥梁。大学还应花更大力气，在继续开展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加大国安法教育，加强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品格教育、价值教育。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香港的法律保障大学学术自由、个人言论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香港国安法》第10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可见，港府不仅要在中小学推进国家安全教育，也必须敦促大学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大学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加快有关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工作。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海外学人联合会理事 来源：香港商报网

4月16日下午，西九龙法院就黎智英等人前年「8.18非法集结案」作出判决：黎智英和李卓人各被判囚12个月，即时监禁;吴霭仪被判囚12个月，缓刑2年;梁国雄被判囚18个月，即时监禁;何秀兰被判囚8个月，即时监禁;何俊仁被判囚12个月，缓刑2年;梁耀忠被判囚8个月，缓刑1年;李柱铭被判囚11个月，缓刑2年;区诺轩被判囚10个月，即时监禁。前年发生的案件，到现在才判决，的确属于「迟来的正义」。但正义最终得到伸张，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笔者对此案的判决有以下几点看法，与大家分享。 首先，此案是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的典范。《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居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但全世界的法律教科书都指出，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政府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之需要时，可以对这种自由给予适当的限制。虽然此案中的被告人认为自己是和平集会游行，不应受到法律制裁，这是故意误导。和平集会游行不等于不违法，这些人清楚知道当时的集会游行并未得到警方批准，属于非法集结。而当时的情况就是，几乎每次大型集会游行之后伴随暴乱，给社会造成严重伤害。警方就是基于维护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考虑而没有批准「8.18游行」，是非常合理合法的限制。但是，以黎智英为首的被告们却仍然组织并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属于无限扩大个人的基本权利和漠视香港法治秩序。诚如法官在判刑时所言，2019年社会动荡，参与游行人士很容易变得情绪高涨，令游行出现爆发暴力事件的风险。因此，如果不严惩这些组织者，必然会发出错误信息，使人觉得只要是和平集会游行就不会违法。 专业人士违法须重责 其次，对于此案的判刑，社会有不同看法，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表示，法庭量刑过轻，尤其不应该判处各被告缓刑，「如果刑期到达一年，再判缓刑，等同于唔使坐监，令判决失去阻吓力，会让公众认为，在干犯严重罪行后，仍会获得法庭宽恕，而毋须承担法律后果」。笔者基本同意他的看法，但认为被告中那些法律专业人士尤其不应该获得缓刑。李柱铭、吴霭仪、何俊仁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却知法犯法和以身试法，是对香港法治的严重玷污，树立了法律界的坏榜样，理应获判实刑，并且应当被取消执业资格。在此，笔者呼吁律政司积极上诉，覆核有关被告的判刑结果。 第三，应该看到，香港一些人士仍然持英国国旗、或支联会标语到场声援和支持此案的被告们，更有人向警察吐口水并发生纠缠而被捕。这令笔者不禁联想起4月15日被警方逮捕的香港电台兼职记者。那天是香港五大纪律部队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而于警察学院举办开放日活动，这名21岁的兼职记者在警察学院外受截查时被搜出两支玩具枪及一部对讲机，因涉嫌「藏有仿制枪械」被捕。笔者想以此说明，「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人应该是社会动乱的隐患，只要条件成熟，他们还是会成为社会动乱的积极分子。因此，政府不能因为有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就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更不能因为香港今后很难再出现大型暴乱事件就对这些人掉以轻心。应该时刻保持警觉，切实维护好来之不易的正常生活秩序。 第四，对于此次判决结果，英美政客会毫无意外地跳出来说三道四，大玩「双重标准」和横加干涉。港府用「无耻」加以指责是正确的，港府更应当积极起诉这些政客，因为他们的言行足以构成藐视法庭罪，法院一旦作出有罪判决，就是对这些政客的最好反击。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执行会长来源：香港商报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已经于4月13日刊宪，14日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条例草案》可以视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3月30日修订通过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具体实施细则。 《条例草案》提出的修订主要涉及六大范畴。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的修订工作，足以显示政府高效率的工作态度，值得点赞。限于篇幅，笔者想谈谈对《条例草案》的几点个人看法。 民主走弯路须重回正轨 首先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因为其肩负著审查并确认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资格之重任。《条例草案》订明，资审会主席及成员由特首委任，只有基本法第48条第（5）项所指的主要官员才有资格出任成员。但是，特首林郑月娥又预告，由于社会有声音认为，委员会由政府“自己人”做观感上不够公信力，因此稍后会向立法会法案委员会提出修订，除了2至4名主要官员外，会加入若干位社会人士。笔者应该是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士之一，看到特首能够聆听和接受建议，既感到欣慰，又相信未来的资审会一定会作出更加具一致性和具公信力的判断。 其次，选举委员会也是《条例草案》的重点。选委会被赋予了更多、更重要的职能，但同时也体现出香港新民主时代的到来。所谓新民主，那是相对香港回归二十多年而言的。过去二十多年，民主走了弯路，必须拉回正常轨道。香港的新民主就是选委会能够真正体现“民主与均衡参与”的精神。 一般而言，民主是指人民所享有参与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或对有关事务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就选举制度而言，民主并非就是直接选举，关键是要体现出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性。 选委会由1500人组成，分为五个界别，从详细的界别席位分布看，其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性是十分鲜明的，足以反驳所谓“民主倒退”的言论。尤其重要的是，选委会剔除了一些非爱国团体，增设了一些爱国团体，为实现“爱国者治港”的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可以预见，日后那些揽炒派既难以进入选委会，更难以获得选委会五大界别的提名竞选立法会议员。 第三，《条例草案》又一重点就是依法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条例草案》建议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内藉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废票，即属干犯非法行为；及任何人故意妨碍或阻止另一人在选举中投票，即属干犯舞弊行为。 笔者认为，对第二种情形的规管是有先例的，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揽炒派就是以这种行为取得大多数议席，进而利用这个平台干扰政府施政，所以必须通过立法加以限制。而对第一种情形的规管是因应新形势的需要，因为揽炒派大势已去，势必想用这种消极的方法扰乱选举秩序。 毫无疑问，就选民个人而言，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投票，但是，如果有人在选举期间藉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废票，属于严重干扰选举秩序，当然可以视为非法行为，理应加以惩处。 新选制体现均衡参与精神 第四，《条例草案》建议所有选委会委员必须作出宣誓，符合“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要求和条件，并引入处理违反誓言的机制，这是十分必要的。必须看到，选委会加入了一些自然当选的议席，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实是，不能排除一些自然当选的人士可能离“爱国者治港”有一定距离。因此，将宣誓作为法定要求和条件就意味著这些人士必须衷心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否则会有法律后果。 第五，《条例草案》落实了一系列优化选举安排的措施，既体现便利性，又体现人性化，有利于完善的选举制度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这次政府提出的《条例草案》，其设计既确保将香港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又注重民主和均衡参与，从而有利于行政主导的确立，更有利于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值得称赞和支持。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执行会长来源：大公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75、7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如果说去年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为香港稳定、国家安全奠定基础的话，那么，这次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就是为打造一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特区管治队伍奠定了基础。 普选仍是选举制度目标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特首与立法会的选举制度早已显现不足。中央怀著最大的诚意和克制，希望香港自身能够消化和解决相关问题。然而，反中乱港分子不仅不收敛自己，反而与外国势力紧密勾结，利用选举制度的不足和漏洞一步一步走向极端，企图通过反修例黑暴和“揽炒十步曲”争夺香港管治权。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中央果断出手，拨乱反正，依法规定香港新的选举制度，回归“一国两制”初心和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 可以说，人大常委会修订两个附件是有针对性的，能够有效堵塞香港选举制度中的漏洞和缺陷，同时又根据香港的现实情况规定新的选举模式。因此，有关修订案必然呈现诸多亮点。 亮点之一，也是最大的亮点，便是扩大选举委员会人数和赋予选举委员会新的职能。选举委员会委员共1500人，由五大界别代表组成。让更多来自不同阶层的团体和界别人士参与到选委会中，使得选委会的成员更具代表性，更能体现民主性。选委会不仅要负责选举行政长官，而且要负责选举40名立法会议员，责任重大。笔者以为，赋予选委会选举立法会议员，就是为了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更好地突出行政主导机制和提升香港特区管治和施政效能。 亮点之二，便是将“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到实处，遏止反中乱港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代理人通过选举进入特区管治机构。因此，剔除117个区议员选委名额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一方面，当前的区议会议员以揽炒派为主，不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另一方面，区议会只是咨询机构，应该恢复其本来定位。通过有减有增的合理配置，令选委会更好发挥其职能。 亮点之三，就是凸显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重要性和相关决定的不可诉性。把好候选人“资格关”十分重要，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附件一明确规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书作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起诉讼。这就能够有效防止一些人滥用司法覆核程式，阻扰委员会的正常运作。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人大常委会修订两个附件而没有修订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关于“普选产生的目标”，说明这个目标依然存在。目前需要完善选举制度，条件成熟后仍然可以循序渐进，实现普选目标。道理很简单，“一国两制”50年不变，还有二十多年要走；50年后还可能继续实行“一国两制”，基本法的两个附件还是可以根据香港实际情况继续修订的，还是可以落实普选目标的。 人大常委会关于基本法两个附件的修改决定为特区政府进一步修订相关法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但决定本身也存在需要细化的地方。例如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问题。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示，行政长官不会出任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席，而只有特区主要官员，才适合担任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笔者认为，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具有透明度和公信力，应当考虑加入具有公信力的社会贤达作为委员，按照统一标准审查候选人的资格，其决定才更具说服力。因此，仅将特区主要官员作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可能言之过早，应该进一步讨论和酝酿。此外，选委会第四界别中的“内地港人团体”和第五界别中的“全国性团体”也需要立法明确。 有利香港民主法治发展 毫无疑问，不管是香港国安法的出台，还是两个附件的修订，都会引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理指责。但是，诚如有学者指出，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和制定基本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国安法出台和两个附件修订就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繁荣和稳定。只要做得对，符合民心，就不要怕这些国家的政客们说三道四。 尽管如此，面对西方国家的抹黑和制裁，除了要积极澄清和反制之外，特区政府更要深入民众，做好宣传工作，让民众知道有关决定给香港民众带来的切实利益，是对香港长远的优质民主和法治发展有利的。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江智汇”秘书长来源：大公报

文/顾敏康 最近网上流出几段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钟士元讲座教授李静君的几段视频，据有关媒体说这是李静君前年11月赴台出席台湾社会学年会进行「时代革命：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社会学反思」主题演讲片段。听过之后，才知道这个教授是如何「为人师表」的，原来她与被港大开除的戴耀廷是一路人，都是煽动学生搞「暴乱和港独」的大学「黄师」。　大学教授知法犯法　李静君在视频中以「革命性时刻」来形容香港黑暴运动，并系统介绍暴徒是如何通过各司其职，用缜密的部署来对抗香港警方的。讲到得意之处，她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做的很多事情，在香港法律下是被定义为非法的。」这说明她是知法犯法。　与戴耀廷鼓吹「违法达义」有一套所谓理论基础一样，李静君也有一套所谓「长期革命」的理论，她通过分析「黄色经济圈」「非官方外交」「邻里自卫队」等案例，得出香港人已经通过黑暴运动「把造就真正全球城市带到了政治层面」，并提出所谓「想像的共同体」「以武制暴」「全球城市外交」的结论。她虽然用一些创新的词汇，但均透露出「暴力、港独」的内涵，理应受到谴责。　李静君不仅打着「学术分析」的旗号系统传播「黑暴」和「港独」的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参与阻扰警方执法。她在演讲中介绍了自己在暴乱现场「身穿『守护孩子』的马甲、阻挡警方抓捕暴徒」的行径，如果证据确凿，就足以构成暴徒的共犯和被检控的。2019年9月在美国成立的卖港求荣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李静君也是成员之一。去年5月，李静君出席「香港民主委员会」网上论坛，公然宣称「香港不属于中国」。虽然李静君事后反驳说其言论被曲解，但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2017年理大移除「香港独立」标语，中大亦要求学生会移除校内「港独」宣传品，几十名学者发起以「支持港人对港独可自由发声、捍卫言论及学术自由」为题的大专学界连署，李静君也是参与连署者之一，可见其「港独」之心早已有之。不过，李静君是个聪明人，去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当天，李静君便立即退出该组织，以后好像销声匿。　及时调查才能服众　香港国安法明文规定不具有溯及力，但不等于不可以追究李静君的其他责任。首先，警方应当调查李静君自己承认的一些非法行为，包括阻扰警方执法的行径，一旦掌握确凿证据，就应当积极检控。其次，李静君的言行已经违反了一个大学教授的行为准则，她公然教唆学生「违法达义」，鼓动学生成为违法犯罪的炮灰，违反法治原则。大学必须及时跟进，展开调查和处理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李静君的「暴独」言行，科大显得有点无动于衷。科大在回复媒体查询时仅仅表示：「我们尊重学术自由。与此同时，任何人均须遵守法律。科大要求所有教职员及学生按照国际标准及规范，恪守学术操守。大学有既定机制处理对教职员的投诉，一切按照规定执行。」但此事发生已久，科大仍然允许其在学校任教，并无严肃对待此事，给出客观结论。科大作为受公帑资助高校，用高额的公帑供养支持黑暴学者，任由其传播「港独黑暴」理论，不仅带坏学生，而且有违社会责任。　由此也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大学作为公营机构，是否应当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也就是说应当选拔爱国爱港者管理大学的问题。香港奉行「大学自治」，但「大学自治」从来不是「法外自治」。既然是公营机构，其管理层应该可以被视为公职人员。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大学管理层在就职前必须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违反誓言者，包括纵容校内教师或学生搞「港独」，就应当取消校长资格。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香港的大学不再成为「暴大」或「独大」。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华人学术网络成员 来源：香港商报

文/顾敏康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体现了中央正本清源，重述了「一国两制」初心，清除了港英政府在香港埋下的选举制度「地雷」，完善了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和民主进程的选举制度的决心。 如果说香港国安法为香港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宁奠定根本基础的话，那么，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就是真正实现「爱国者治港」的初心，确立行政主导体制，建立真正具有国家观念和强大执行力的管治香港团队。因此，人大的这一决定也必然得到希望香港民生和经济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希望香港重新起飞的广大香港市民的支持和拥护。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于完善和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采取的是「决定+修法」的推进方式。这表明中央政府一贯坚守「一国两制」方针，既体现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又充分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与「港人治港」。人大决定具有宪制地位，为特区政府具体修法提供宪制基础和空间；人大的决定也必将重塑香港的选举民主秩序。香港只是国家一个实行不同制度的特别行政区，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再加上香港的人口构成复杂，要确保「爱国者治港」就必须建立以选举委员会为核心、以资格审查委员会为「安全阀」的选举民主秩序。就是要牢牢把住被选举人这一关，就是要将反中乱港分子和外国势力代理人清理出去，同时要确保选举人行使充分的权利。 助港发展的「微创手术」 香港的选举民主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模式，香港的选举民主秩序构建也要顶住西方国家的打压和抹黑。俗话说「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香港的选举民主模式是否符合香港实际情况，香港市民最有话语权。目前已有超30万名香港市民线上实名、40多万香港市民参与线下签名，表示支持完善选举制度，且活动仍在继续，这是最好的证明。 毫无疑问的，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积极推动落实完善选举制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20项本地立法。这说明时间非常紧迫，特区政府必须坚定立场，顶住内外压力，积极作为，尤其要做好对广大市民的沟通和解释工作。特区官员要最大限度的深入民众，要多做「接地气」的沟通工作。当然，特区政府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尽快稳妥建立选举委员会和资格审查委员会，只有这样，下一届立法会的选举工作才能展开。 对于这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举措，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将其比喻成「创口小、探入深、术后恢复也比较快」的「微创手术」。 这个比喻是非常生动形象的，体现了中央在执行「一国两制」方针过程中的坚持和谨慎。中央过去在处理「两制」问题上采取宽容或者包容的态度，但是，反中乱港分子和外国势力代理人利用过去选举制度中存在的漏洞争夺管治权，利用其他制度中的不足搞乱香港。面对这种特区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乱局，中央必须在宪制层面上改革和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和其他制度。用「微创手术」重构香港选举制度，就是希望产生最小的震荡，就是希望给香港不同派别人士中的「爱国者」留出合理的空间。 人大决定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式民主」在香港的实践。世界上的民主模式呈现多样化，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民主模式具有普世价值，并不断用其民主模式打压其他国家或地区，已经缺乏说服力。中国不会仰视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并会立志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这不仅丰富了世界多样性民主模式，也进一步树立体现「两制」的「香港选举民主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选拔爱国者治港，既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符合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利益，相信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爱国者」管治团队任重道远 如果说，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并实施，终结了香港的黑暴横行，使香港由乱向治，那么，今年人大通过的涉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也将堵塞香港的选举制度漏洞，确保回归「爱国者治港」的初心。中央连续两年两次出手，对于推动香港「一国两制」继续向前行是必要的。但是，这仅仅解决了社会秩序和管治队伍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香港的「黄媒」问题、大学生「港独」问题、司法改革问题、民生和经济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香港代表团的审议时，除了再次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外，还著重谈了香港的民生和经济问题。韩正尤其指出香港住房问题有其历史和发展过程，「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住房和经济问题是深层次问题的核心，让市民有幸福感和获得感也是推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动力，必须著力解决。 因此，在「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必须考虑选出贤能之士，选出有执行能力之士。只有那些有国际视野、有国家观念、明确香港定位和真正瞭解民间疾苦的贤能之士，才能在基本法的保障下，解决内部深层次矛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利用「两制」的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带领香港走向繁荣。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高级顾问来源：大公报

文/顾敏康 中央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广大港人期待已久，也是实现香港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不少人聚焦「爱国者治港」的制度设计，笔者曾经提出「三道关」，即资格审查关、宣誓关和取消资格关。本文希望重点讨论中央主导选举制度完善的法律依据。 从香港回归的历程看，中央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发展是积极推动的。但是，反中乱港分子一直在争夺香港管治权，并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修例风波、区议会选举和「35+初选」，令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先是出台香港国安法，现在又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这些措施对香港拨乱反正，令「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回归初心，令香港恢复正常法治、政治秩序，非常及时必要。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中央宪制权力 从大的法律角度看，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作出的相关决定，是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里的「制度」显然包括香港的选举制度，也是宪法层面的依据。宪法第62条第十四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权力。这里的「制度」仍然包括香港的选举制度。 根据基本法，以行政长官为首的高级官员，由中央任命并且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这是「港人治港」的基本体现。这里的「港人治港」有特殊含义，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说的「爱国者治港」，也是港澳办夏宝龙主任所说的「三个必然」：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国安法第6条第三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实上，从「一国两制」的角度看，确保「爱国者治港」，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从具体的法律制度看，基本法第159条规定：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法的修改提案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修改议案，须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分之二多数、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同意后，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这两款规定清楚表明，基本法修改的主导权在中央，而香港特区只有修改基本法的提案权。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均属于基本法的部分。因此，中央对两者进行修改，符合基本法第159条之规定。再进一步说，政治体制问题是中央事权，国家安全是这样，政治体制也是这样。面对香港选举制度出现漏洞和风险，中央从宪制层面修改完善相关制度，是权力和责任所在。 完善选举制度符合基本法规定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与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的规定并不矛盾。第45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第68条规定：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按照这两条规定，普选产生特首和立法会议员是目标，但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进行。香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反中乱港者利用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争夺管治权，搞乱香港。因此，必须先完善相关选举制度，将管治权掌握在真正的爱国者手中，才能循序渐进迈向普选。 无论从域外单一制国家的实践看，还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看，中央主导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合法合情合理。据学者研究显示，由国家（中央）决定地方的选举制度，是所有单一制国家共同的宪法制度和政治实践。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其各个地方的选举制度都由英国中央政府决定。以自治程度最高的苏格兰地区为例，它的选举制度就是由英国国会1998年通过的《苏格兰法》（2012年修订）规定的。 可见，中央为香港规定必要的选举制度，是世界普遍做法，不值得大惊小怪。西方国家可以这么做，却对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也许，在他们眼里，香港「高度自治」，应该是「完全自治」，这肯定是对「一国两制」方针的错误理解。当然，这里面也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成分，西方这么做，无非是要利用香港议题干扰中国，遏制中国发展。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华人学术网络成员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