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敏康 2月22日，「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重要讲话。香港有不少人士开始议论此次专题研讨会所透露出来的重大信号，并作出各种解读。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期间，邓小平先生就已一再提出「要由爱国者治港」的主张。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进一步指出「爱国者治港」，强调「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 毫无疑问，夏宝龙主任的讲话是将「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具体化、明确化了。首先是明确谁可以成为爱国者，有三方面的标准：第一，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二，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第三，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而更重要的内容，在于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和完善相关制度。 按照夏宝龙的讲话，就是要「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其中最关键、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 落实出选或就任公职人员的宣誓制度 香港有关公职人员的选举制度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第一，立法会选举和区议会选举；第二，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第三，行政长官选举。 而这些层面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要真正落实初选或就任公职人员的宣誓制度。日前，特区政府公布《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简称《条例草案》）的内容。法案有六项重点：其一，清楚解释有关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提述； 其二，引入区议员须作出宣誓的规定； 其三，在《宣誓及声明条例》中加入具体宣誓要求，以及拒绝或忽略作出誓言的后果； 其四，统一监誓人安排； 其五，法案提出修订《立法会条例》和《区议会条例》，订明违反誓言或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人士，丧失出任相关公职资格，并完善处理有关情况的机制； 其六，法案在行政长官、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加入限制，任何人如因曾拒绝或忽略作出宣誓而被取消就任相关公职的资格，违反誓言或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即丧失在五年内于相关选举中被提名或当选的资格。 香港特区政府2月23日公布公职条例草案的修订内容 图自香港特区政府网站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方面规定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正面清单行为主要是六项，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拥护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行使主权、中央根据《基本法》对香港特区行使管治权；拥护「一国两制」原则的落实、维护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拥护在《基本法》框架下，保持香港特区繁荣稳定的目的；以及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维护香港特区的利益。 而负面清单的行为主要包括，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宣扬或支持「港独」主张；寻求外国政府或组织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作出损害或有倾向损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秩序；侮辱或贬损国歌等国家主权象征和标志。 可以预见，一旦《条例草案》获得通过，就在有关选举制度上扎紧了一道「篱笆」，确保爱国者才有资格履行相关公职。当然，只有《条例草案》的规定未必足够，还需要在具体制度上做出规定。 例如，民间已经有人提出设立权威机构「评核」参选人是否符「爱国者」标准的建议，这是值得考虑的。过去，立法会和区议会参选人是否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国香港特区是由选举主任作出判断的。但是，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一些「揽炒派」参选人被认定具有参选资格。这说明，每个选举主任的判断标准不一致，确有改革的必要。笔者认为，设立权威机构对立法会、区议会以及特首选举委员会参选人进行专责评核，根据统一的正面和负面清单，可以作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认定。 此外，民间还有一个建议是考虑取消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的区议会席位。因为现时选举委员会第四界别之中，有117席来自「港九各区议会」及「新界各区议会」。由于本届区议会由民主派主导，选管会界别分组选举则采取全票制，由区议员选出。有人担心按照现时制度，117席将有很大机会落入民主派手中，因此要通过改革以减少这方面的席位。 不过，笔者并不同意这一建议，诸如此类的提法并非出于深思熟虑。首先，从2016年选举委员会的选举情况看，选情比较激烈，1239名候选人竞逐733个席位，最终1194个选委会席位全部顺利产生。其中，爱国爱港阵营合共取得逾870席位，继续保持优势。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在2017年的特首选举中，反对派在行业界别及立法会等范畴拥有325票。在区议会，当时泛民席位未过半，全数117人由建制派获得。 第三，现在泛民夺得过半数区议会议席，且席位数量更是高于上届的建制派，因此未来获得117个名额的可能性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随著《条例草案》的通过，大量不符合资格的人士将被取消参选资格。再加上，如果特区政府恢复区议员委任制度，爱国者重新超过区议会半数议席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四，目前民间正在讨论香港特首究竟是「选举」产生、还是改为「协商」产生。《基本法》第4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此，如果下一届特首是以「协商」形式产生，则即便泛民取得442（325+117）票，也不能左右爱国者特首以「协商」方式产生。  慎重对待《基本法》修改问题 那么，「爱国者治港」这个根本原则是否要在《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中得到体现呢？如果要体现，是否需要修改《基本法》？这些问题也在香港舆论场热烈讨论。 《基本法》不是不可以修改，但不能轻言修改。诚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所言，当年中央为了让香港人放心，在经历漫长的咨询过程以后，才制定并通过《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因此修改《基本法》需要十分谨慎。 再者，修改《基本法》是一件大事，必须遵循《基本法》第159条之规定。其实，《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其第三条的「港人治港」立法原意就是邓小平先生当时所讲的「爱国者治港」原则。因此，没有必要通过修改《基本法》来重新强调。比较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特区政府刊宪的《条例草案》，一旦经立法会通过，就已经对「爱国者治港」有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同样的，《基本法》第45条规定特首可以「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一旦根据香港实际情况改由协商产生特首，则也无需修改《基本法》。 不过，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日前表示，特首可由协商产生，但《基本法》承诺特首也可由「普选」产生，如果特首由协商产生，必先修改《基本法》。 但笔者认为，汤先生所指的修改应该是《基本法》附件一中有关特首选举的安排。这里就涉及到《基本法》规定的普选问题和附件一的修改问题。 《基本法》第45条第2款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从过往20多年的实际情况看，香港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先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安排。在这一过程中，协商产生特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规定的选项。待到有关「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完善之后，特首的产生仍然可以朝著《基本法》规定的「普选」方向进行。 那么，如果现在决定由协商产生特首，《基本法》附件一是否需要修改呢？这当然是一个假定的问题。但是，如果要出台协商办法，则可能需要考虑修改附件一。 附件一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其第一条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条关于通过选举产生特首的规定显然与协商产生特首的规定不同。但是，既然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那么现在也可以专门作出关于特首协商产生的有关决定；由特区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规定作出修正案，向香港特区立法会提出，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当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制定有关香港特首协商产生办法，而无需修改附件一，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图自香港司法机构网站 司法机构的「爱国者治港」要求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参加完2月23日的港澳研讨会后表示，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利用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力，主导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目标是要确保「爱国者治港」，令所有机构都由爱国者主导。 很显然，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司法机构如何以爱国者主导？ 2014年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 但《基本法》第82、92条允许外籍法官成为「治港者」，存在的「双重效忠」问题如何协调？ 笔者认为，《基本法》第104条规定了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是一种法定义务，不容违反。外籍法官既然选择在香港司法机构工作，当然不能违背有关誓言。 因此，作为香港特区的法官也必须符合以下两条行为标准：第一，必须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权威，必须维护香港国安法的权威；第二，尊重和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如果要进行司法改革，首先就应该改革现有的《法官行为指引》，将这两条行为标准加入其中，并接受社会监督。 香港内部关于新移民的待遇问题已争论多年 资料图来自港媒 起用「新香港人」符合「爱国者治港」要求 最后，要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制度，还需要特区政府彻底改变观念，大胆起用「新香港人」。笔者早在2016年就提出「新香港人」的概念，但并未引起特区政府的重视，因此今天觉得更有必要再次提出这一概念。 当然，「新香港人」这一概念应该是一个开放话题，至今尚未有明确统一的概念。笔者所说的「新香港人」，应该是指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并确认香港回归后（有作者将这段时间界定为「回归转型期」）从世界各地来港定居者，尤其是具有内地背景的人士。如果按此标准进行人口统计，香港大约有200万「新香港人」，大约占700万总人口的三成。 用「回归转型期」这根标杆来划分出「新香港人」，是为了点出回归转型期间形成的这代人可能具有一些新的共同特点：第一，他们多数来自内地或从西方留学归来，几乎没有经受殖民影响，主人翁意识较强；第二，具有全球视野，相对理性包容，对中西文化接受性较强；第三，对内地、台湾等地的政治斗争耳濡目染，对极端政治比较反感；第四，尊重和守护香港核心价值观，视自己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第五，比较与时俱进，敢于迎接新的挑战。 虽然「新香港人」的特点也可能从本土香港人或早期香港人身上找到，但可能无法形成一个群体的共性；尤其是「新香港人」的这些共性与视内地人为「蝗虫」、一味去大陆化的部分所谓「本土人士」（其实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并非土生土长），形成鲜明对比。 应该说，「新香港人」的这些特性，能为他们即将成为香港新的政治力量奠定良好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香港回归20多年来，港府在提拔、起用「新香港人」担任公职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这一点当下尤为值得深刻反思。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院长来源：观察者网

文/顾敏康 「爱国者治港」是落实好「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原则，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爱国者治港」的核心点就是不能让乱港分子和分裂分子染指香港公权力。为此，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完善现有的选举制度。 香港有关公职人员的选举制度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第一是立法会选举和区议会选举；第二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第三是行政长官选举。在这方面，香港有不少人士提出了建议。例如，取消区议员在特首选委会中的名额，由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或其他界别人士替代；立法会的五个与区议会相关的席位也应当取消；特首由选举产生改为协商产生等。 设委员会审查参选人资格 笔者认为，完善选举制度的关键是要把好「三道关」：资格审查关、宣誓关和DQ关。 首先是资格审查关。就是对所有参选或就任公职的人事先进行资格审查。在这方面，改革和完善的重点就是要成立一个权威机构，或者称为「资格审查委员会」。在过去，立法会和区议会参选人是否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国香港特区是由选举主任进行判断的。但是，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一些揽炒派参选人被认定具有参选资格。这说明，每个选举主任的判断标准不一致，确有改革的必要。 笔者建议，设立一个由爱国人士组成的资格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驻港国安公署和警务处国安处的协助下进行工作，专门对立法会、区议会以及特首选举委员会参选人进行专责评核，就能根据统一的正面和负面清单，作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认定。尤其要防止一些嘴上说爱国，但行为却与「港独」无异的参选人蒙混过关。 其次是把好宣誓关。笔者十分期待特区政府目前已展开的有关工作。不久前，特区政府公布《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的内容。法案有六项重点，一是清楚解释有关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提述；二是引入区议员须作出宣誓的规定；三是在《宣誓及声明条例》中加入具体宣誓要求，以及拒绝或忽略作出誓言的后果；四是统一监誓人安排；五是法案提出修订《立法会条例》和《区议会条例》，订明违反誓言或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人，丧失出任相关公职资格，并完善处理有关情况的机制；六是法案在行政长官、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加入限制，任何人如因曾拒绝或忽略作出宣誓而被取消就任相关公职的资格，违反誓言或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即丧失在五年内于相关选举中被提名或当选的资格。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条例草案》在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方面规定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正面清单行为主要有六项，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拥护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行使主权、中央根据基本法对香港特区行使管治权；拥护「一国两制」原则的落实、维护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拥护在基本法框架下，保持香港特区繁荣稳定的目的；以及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维护香港特区的利益。 而负面清单的行为主要包括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宣扬或支持「港独」主张；寻求外国政府或组织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作出损害或有倾向损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秩序；侮辱或贬损国歌等国家主权象征和标志。可以说，《条例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在有关选举制度上扎紧了一道「篱笆」，确保真正爱国者才有资格履行相关公职。 确保违誓人员可立即被DQ 第三是把好DQ关，就是要在制度上确保违反誓言的人可以被立即DQ。目前，关于DQ公职人员的标准已经十分具体明确，需要关注的是执行问题。笔者为此建议通过法律赋予「资格审查委员会」相应权力宣告有关DQ的决定。 笔者认为，把好「三道关」是从管治角度确保「爱国者治港」，而不是单纯从选举角度去考虑输赢的问题，不然会失去焦点。坊间有一个建议是考虑取消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的区议会席位。因为现时选举委员会第四界别之中，有117席来自「港九各区议会」及「新界各区议会」。由于现届区议会由揽炒派主导，有人担心按照现时制度，117席很大机会落入揽炒派手上，因此要通过改革减少这方面的席位。 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2016年选举委员会的选举情况看，在最终产生的1194个选委会席位中，爱国者阵营合共取得逾870席位，继续保持优势。其次，也应该看到，在2017年的特首选举中，「泛民」方面在行业界别及立法会等范畴拥有325票。在区议会方面，当时全数117席是全由建制派获得的。第三，现在揽炒派夺得过半数区议会议席，且席位更高于上届的建制派，因此未来获得117个名额的可能性很大。但应该看到，随著《条例草案》日后通过，大量不符合资格的人士将被取消参选或就任资格。如果特区政府考虑重新恢复区议员委任制度，爱国者重新超过区议会半数议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华人学术网络成员来源：大公报

文/顾敏康 「爱国者治港」这个概念，香港人一定不会陌生。早在198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邓小平就已经一再提出「要由爱国者治港」的主张。为什么要由爱国者治港？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香港回归前，与内地本来就是「两制」；香港回归后，是在「一国」之内实行「两制」。这个时候的「两制」有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香港要由爱国者治港，就是邓小平讲的治港者「必须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换句话说，分裂分子或「港独」分子不能成为治港者。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相应的制度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导致建制机构被「黄丝」、分裂分子、「港独」分子大量侵蚀；导致「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的爆发。这些情况存在，迫使中央出手，先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随后又出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强调公职人员必须效忠，「港独」者不能担任公职。 治港根本原则 现在重提「爱国者治港」，说明回归二十多年来的香港必须拨乱反正，回归初心。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进一步提出「爱国者治港」，指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具体为三个方面：第一，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二，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第三，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就要完善相关制度：第一是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第二是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第三是必须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第四是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第五是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清华大学王振民教授认为，「爱国者治港」是习近平主席在对「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二十多年来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升华，上升到「根本原则」的高度来认识这一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行动指导意义。笔者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并认为夏宝龙主任的讲话是对「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的具体化，具有实操性。 既然是根本原则，港府就应该严格贯彻之。规定公职人员宣誓效忠是一个重要步骤，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也是重要一面，但更应该改变观念，大胆启用新香港人。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来自内地的新移民超过40%。他们是「新香港人」，他们奋斗在香港的各行各业，已成为香港建设的中流砥柱。 「新香港人」应成为管治的中坚力量 笔者早在2016年就提出「新香港人」的概念。新香港人应该是指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并确认香港回归后（有作者将这段时间界定为「回归转型期」），从世界各地来港定居者（尤其是具有内地背景的人士）。如果按此标准进行人口统计，香港大约有200万新香港人，占香港700万人口约三成。 用「回归转型期」这根标杆去划分出新香港人，可能是为了点出回归转型期间形成的新香港人可能具有一些新的共同特点：第一，他们多数来自内地或从西方留学归来，几乎没有经受殖民影响，主人感意识较强；第二，他们具有全球视野，相对理性和包容，对中西文化接受性较强；第三，他们因其人生经验，对政治斗争耳濡目染，对极端政治比较反感；第四，他们尊重和守护香港核心价值观，视自己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第五，他们比较能够与时俱进，敢于迎接新的挑战。 虽然，新香港人的特点也可能从本土香港人、或早期香港人身上找到，但可能无法形成一个群体的共性；尤其是新香港人的这些共性与视内地人为「蝗虫」、一味去大陆化的「本土人士」（其实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并非土生土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应该说，新香港人的这些共性，也为他们即将成为香港新的政治力量奠定良好的基础。令人遗憾的是，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港府在选拔新香港人担任公职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值得深刻反思。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海外学人联合会顾问 来源：香港商报

文/顾敏康 港府于2月19日宣布，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百全将于3月1日起出任广播处长，接替提早半年解约的梁家荣。此消息既令人高兴，也令人有些担忧。高兴的是香港电台（港台）这个公营机构终于更换新的「掌门人」了，希望这个拿纳税人钱的公营电台多做点利港利民的事情。担忧的是，港台已经病入膏肓，在李百全的领导下，是否能够起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作用？　说香港电台已经病入膏肓，是有事实依据的：在修例风波中，港台节目《头条新闻》抹黑警队；记者询问世卫组织是否会重新考虑台湾的成员资格，公然鼓吹「台独」；以及包庇「黄记」利君雅等，不仅引发投诉潮，而且还有市民通过律师代表提出私人刑事检控，控告梁家荣五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这些都是梁家荣担任港台负责人时发生的事情，肯定是属于「责无旁贷」的事情。　港台问题出在哪里　港台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性质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几个方面。　第一是没有摆正自己的定位，片面强调自己是一个传媒机构，可以享受编辑和言论自由，更沾染了香港传媒的普遍歪风，即以非客观的事实批评政府，误导公众。其实，编辑和言论自由从来都是有底线的。港台更是一个公共广播机构，受到《香港电台约章》（《约章》）的约束。《约章》B节规定香港电台的公共目的及使命；第4点列出要让市民认同公民身份及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方法包括：提供准确而持平的新闻报道、资讯、观点及分析，以加强市民对社会、国家和世界的认识；增加市民对「一国两制」及其在香港实施情况的认识；以及提供让市民了解社会和国家的节目，培养市民对公民及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可见，港台偏离《约章》的行为，才是引起大众不满的焦点。　第二是香港电台的不少制作人员至今没有改变错误思维，仍然坚持认为政府公布的《香港电台的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报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打压编辑自由」。《报告》指出，在处理争议和敏感编辑事宜时，港台主要透过口头方式执行现行编辑「上报」和「必须上报」机制，没有设立在节目制作前、制作期间及播放前执行质素保证或违规风险管理措施，一直无按《约章》规定，就关乎编辑方针、节目标准及质素的事宜，主动向顾问委员会征求意见。但香港电台工会发言人却仍然声称上报机制不符合效率和不切实际。这位发言人恰恰忘记了，就是因为相关机制缺失，港台才会发生一系列偏离《约章》的事情。　第三，港台公务员被要求于2月28日前递交签署的效忠声明。据立法会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度，港台共有844名全职员工，其中689人是以公务员合约聘用。但据媒体报道，一些公务员可能会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现阶段仍会签署声明，「唔签就一定要走，好难话突然离职，亦唔想贸然因为呢份嘢大家就走晒」。日后工作会如常完成，「嘢照做、照问，唔会因为红线避开，做返平时嘅嘢，佢要点样处置就处啦」。这些公务员应该是港台的隐患，将来更需要严格监管。笔者倒是奉劝有这种想法的人士，不如趁早走人，省得将来因违反誓言而负上法律责任。其实，《约章》规定十分清楚，那就是「提供准确而持平的新闻报道、资讯、观点及分析」，报道真相和指出政府的不足完全必要，但不应该故意混淆是非，无端抹黑，这才是红线。　有无传媒经验并非必要　李百全于1990年8月加入政务职系，具有丰富的政务经验。他没有传媒经验，属于「空降部队」。但正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指出，过往的广播处长并非有广播经验的就一帆风顺，没有广播经验的就不能执行《约章》赋予的权力。今次以政务官担任相关职位，是要反映人选在广播及行政和政策方面的能力均有需要。《报告》同时建议港台制订一套全面的编辑政策及详细指引，供所有港台工作人员遵守，并与顾问委员会建立积极的伙伴关系，此外亦要改善处理投诉机制，增加透明度。笔者也认为港台负责人是否有传媒经历并不重要，关键看其是否能够带领港台重新出发和挽回公众对港台的信心。港台曾经病入膏肓，亟需刮骨疗毒，施以猛药。希望李处长勇敢站出来，坚定按《约章》办事，带领港台重新出发，迈向新里程。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高级顾问 来源：香港商报

文/顾敏康 2021年1月23日至2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武汉举行。笔者作为湖北政协委员，一年之后又来到武汉参会。在汽车接我前往酒店的路上，我看到市区街道非常乾净，街上人来人往，但都戴着口罩。司机告诉我，武汉现在非常安全，大家十分注意防控。去年1月23日，是武汉封城的日子。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但是，英雄的湖北人民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初步遏止疫情蔓延势头，用3个月左右时间就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自去年5月18日以来，连续8个多月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安全的湖北得到广泛认可。 港府应检视不足 政府也千方百计保住市场主体，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延期还本付息等大规模企业纾困措施。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000亿元，金融系统让利407亿元，新增社会融资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26%。也就是说，湖北省不仅有效控制了疫情，而且也扛住了疫后恢复重振的历史性大考，生产总值恢复到去年的95%以上，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树立了防疫和发展经济的「湖北样板」。 回过头来看香港的抗疫，感觉香港政府要学习湖北的地方太多了。港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抗疫，却爆发一波又一波疫情，令人失望。 首先，湖北政府追责到位，防控得力。港府却从一开始就缺乏全盘统筹，毫无章法可言。港府几乎每天都在报告确诊数字，却对防疫中出现的失职行为没有追究任何责任，有违权责相当的原则。第二，湖北政府封城及时，封区检测有序。港府虽然一开始封关，并推行隔离措施，但漏洞百出。容许船员、航空机组人员抵港后毋须被强制隔离，只须进行医学观察。即使在今年1月23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表示拟修改现有对机组人员豁免检疫的规定，要求他们抵港后须于酒店检疫14天，但没有表明落实时间。港府采取部分地区封闭强检措施，这是好事，但也暴露出问题。一开始是提前告知，而不愿被封闭检测者早已离去。即使港府在以后几次「封区」时调整措施，做到不提前披露，虽有效果，但倘若一开始就如此作为，则香港不仅可以早日恢复通关，而且可以令经济早日复苏。第三，湖北政府既抓防控，也抓经济发展。港府不仅防控失当和不力，而且在恢复经济方面也毫无章法。疫情打击之下，大量企业面临困境或倒闭，失业率急剧上升。政府唯有迎难而上，及时出台良策，下半年经济复苏才有希望。第四，港府要彻底改变观念，在疫苗选择上要表现果断，更不能唯「洋货」至上，歧视内地疫苗。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高级顾问来源：信报

文/顾敏康 1月29日，国务院港澳办与香港中联办同时发文，谴责大律师公会新任主席夏博义发表谬论，指其丧失法治精神与法治原则，挑战国安法更是自不量力。港澳办尤其指出，在少数反中乱港分子的骑劫下，香港大律师公会已经偏离了一个专业团体应有的行为规范，政治化势头日益加剧……香港的法律话语体系任由其操控的局面已经成为过时的老黄历，现在是时候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了。言已至此，改革大律师公会已经成为必然。 改革三部曲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大律师公会要主动与公民党切割，回归专业形象。律政司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先生曾指出：在同样以律师为主体的公民党没落之此刻，大律师公会似乎正取代公民党的角色，并且重蹈其不归路。大律师公会是一个法律专业组织，必然不能像公民党那样处处政治挂帅，误导公众，失去应有的公正理性。也许有人会问，现在大律师公会由持政治立场鲜明的夏博义把持，切割之说似乎不可行。那么，改革的第二、第三步就应该摆上议程了。 改革的第二步，是考虑对大律师公会的执行委员会（The Bar Council，执委会）这个行使公权力的组织规定必要的义务。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冯炜光先生撰文指出：执委会可以被视为公权力机构，因为执委会行使两项公权力：第一是「颁授专业资格权」；第二是「纪律处分权」。香港国安法第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一般而言，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人士均可视为公职人员。可见，将执委会的理事们视为「公职人员」具有合理性，而公职人员应该履行宣誓义务。冯先生的这个建议并非要求全体大律师履行宣誓义务，而仅仅是规定行使公权力的执委会理事履行宣誓义务，因此是可行的。至于要求执委会的外籍理事宣誓效忠是否合理的问题也很容易回答：香港《宣誓及声明条例》要求所有司法人员宣誓，其中当然也包括外籍法官。 成立处理大律师违纪行为机构 改革的第三步，可以考虑成立专门机构或法庭，专门处理大律师违纪违法行为。《法律执业者条例》第37条赋予大律师纪律审裁组的纪律处分权力：（a）谴责有关大律师；（b）暂时吊销该大律师在一段其指明的期间的执业资格；（c）命令从大律师登记册上剔除该大律师的姓名；（d）命令该大律师向申诉人支付一笔不超过与该申诉人的争议事宜有关而曾支付予或须支付予该大律师的一笔或多于一笔款额；（e）命令该大律师支付一笔不超过$500,000并须拨入政府一般收入内的罚款；（f）命令该大律师支付该审裁组的法律程序的事务费及附带事务费，以及支付与该审裁组席前的事宜有关的任何事前研讯或调查的事务费，该等事务费由高等法院聆案官按完全弥偿基准评定；或命令该大律师支付一笔该审裁组认为属合理分担该等事务费的款额；（g）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命令。可见，大律师纪律审裁组的权力很大。如果这个组织由持政治立场的人士掌控，可能会对一般大律师产生负面作用。因此，通过修改法律，将执委会的这个公权力移出，成立专门的机构或法庭行使这个公权力，也是一种可行的想法。 在这方面，不妨参考同样是普通法地区的做法。例如，西澳大利亚州成立法律执业委员会（Legal Practice Board），专门负责对州内所有法律执业行为进行监管、发放法律执业证书等。新南威尔士州设置法律服务专员（Legal Service Commissioner），赋予处理律师投诉并对违规律师进行纪律惩戒的权力。英国设置独立的出庭律师标准委员会（Barrister Standards Board），可以对大律师的执业失当进行书面警告（Written Warning）或不超过1,000镑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交纪律法庭（Disciplinary Tribunal）去处理。根据《法律执业者条例》（Law Practitioners Act），新西兰地区律师会成立投诉委员会，负责调查对从业者的投诉事宜。如果投诉的行为足够严重到可以提出检控，投诉委员会会将事宜转交专门法庭处理。法庭分为地区纪律法庭（District Disciplinary Tribunal）或新西兰纪律法庭（The New Zealand Disciplinary Tribunal）。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高级顾问来源：文汇报

文/顾敏康 如同美国一样，英国也非常希望成为「世界法治灯塔」，为此而不遗余力地标榜自己法治如何完美。不过，英国的一些政客们最近却不小心揭开了其法治的面纱：原来他们所标榜的法治只不过是违背国际法而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只不过是被政治和「双标」左右的法治。 蛮横干涉香港司法 话说香港律政司就黎智英等九人涉及的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特意聘请了英国御用大律师大卫．佩里（David Perry）为主控官。这在香港本来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在港英时期已经存在，香港回归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后仍然继续存在。虽然从香港法律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可能存在争议，尤其当涉及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案件时，律政司本应优先考虑委聘懂得内地与香港两地的法律专家担任外判主控官。选择英国法律专家虽然在表面上延续了普通法的传统，但在观念上却表现出轻视本地既懂香港法又熟悉内地法律的专家，未必不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 即便如此，律政司聘请大卫．佩里作为黎智英案的主控官却引来了英国一些政客们的非难。英国外交大臣蓝韬文公开指责大卫．佩里接受聘任是「唯利是图」，认为「该案损害港人自由」；前外交大臣聂伟敬撰文称：「黎智英案是政治检控，佩里有权因良知而拒绝受聘」；前司法大臣范克林称：「佩里必须退出，其不可能在维持角色的同时又符合英国价值」云云。 有趣的是，这三位政客分别从三个方面揭开了英国法治的面纱。 蓝韬文将大卫．佩里提供法律专业服务视为唯利是图，是打了英国律师界一记耳光：将律师提供专业服务等同于唯利是图，那是对英国律师的集体侮辱。但在那些政客的眼里，律师不过如此。 聂伟敬认为黎智英案属政治检控，那既是对英国法治的侮辱，也是对香港司法的蛮横干涉。明明是黎智英涉嫌犯罪，律政司按依法提出检控，却被说成是政治检控，视法律为真空。这也是「你跟我讲法律，我跟你讲政治」的典型表现。 范克林认为大卫．佩里必须退出，因为他受聘出任主控官不符合英国价值。换句话说，为了英国的政治利益，大卫．佩里必须放弃法律服务，这是多么虚伪的法治。更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英国政客这些公然违反法治精神的做法，香港和英国的大律师公会却选择沉默，这是多么可悲的情况。 自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之后，英国一些政客们时时放不下「殖民」心结，不断打著维护《联合声明》的旗号插手香港事务。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想进一步制造香港的混乱局面，好从中坐收渔利。 走自己的普通法发展之路 行笔至此，笔者不仅想起2019年11月14日傍晚，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遇袭受伤一事。此事发生在英国，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暴徒们敢于公然袭击郑若骅，与英国政客们的袒护、怂慂脱不了干系。第二，事发之后，中央及特区政府不仅谴责暴行，而且要求英方立即彻查这起事件，全力抓捕凶徒，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但事发至今，未见有任何进展，难道真是英国警方当法治为儿戏？ 香港有祖国作为坚强的后盾，英国插手香港事务不仅不会得逞，反而会受到反制。对付「列强」行径，特区政府不仅要硬起来，更需要转变观念，按照「一国两制」精神走自己的普通法发展之路。诚如王贵国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言：香港法律界的相当一部分人历来以英国马首是瞻，在法律解释等方面动不动就以英国人是如何如何说的为准则，从而渐次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以及法律的部分解释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法律、香港特区的法例应如何理解，难道英国人或是其他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有发言权？ 笔者有理由相信，「一国两制」不等于香港的普通法与内地的成文法不会磨合与交融，只要改变观念，找准定位，香港就一定能够摆脱英国的普通法影响，从而走上发展具有香港特色的、独立的普通法之路。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高级顾问来源：大公报

文/顾敏康 资深大律师夏博义近日在无竞争下当选为香港大律师公会新任主席，大家本来寄希望大律师公会能够就此改变过往的负面形象。但是，夏博义在会见传媒时的一番话，却令人对大律师公会更加失望。原来，夏博义只不过是延续了戴启思的思维，意图继续将大律师公会变成反对派政党组织。 夏博义的话中有三点是必须澄清的，第一，他声称自己不乐见「政府滥权」「好担心香港的自由不会继续」；第二，他声称国安法第五十五条中提到的国安公署有权对特定案件行使管辖权，有关条文似乎凌驾了《基本法》三十五条；第三，他声称会「尽力协商」，希望政府同意修改部分香港国安法条文，令引渡协议得以恢复。 夏博义的错误观点 夏博义不乐见「政府滥权」，这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政府有没有滥权，不容他无中生有；「好担心香港的自由不会继续」这句话也很有问题。笔者不禁要问：香港没有自由了吗？如果没有自由，怎么会容许他如此发表言论？如果他所说的「自由」是那些犯罪分子因为被判罪羁押而失去自由的话，那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他这样说就是抹黑香港的法治。他应该知道，自由并非绝对权利，也不等于可以纵容「港独」，过界的自由就是对他人、社会和国家的伤害。香港国安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制定的。香港国安法既遵循了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又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专门以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安公署有权在特殊情况下对特定案件行使管辖权。这并没有凌驾基本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基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香港居民有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向法院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在法庭上为其代理和获得司法补救。这些权益在适用国安法第五十五条时并不会得到减损，因为内地的刑事诉讼法也有相同的规定。至于夏博义所说的内地没有陪审团，那只是做法不同而已，并不等于被告人会受到不公正审理，再说，香港区域法院判刑七年以下刑罚，也是比较严重的刑罚，不也是没有陪审团吗？至于夏博义提及国安法赋予警方权力审问他人的政治立场等，那是他自己的主观臆想，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无五十五条的案件发生。再说了，在处理涉国家安全案件中，审视涉案人的政治立场作为犯罪动机考虑因素又有何不可呢？ 夏博义希望自己能够说服政府同意修改部分香港国安法条文，令引渡协议得以恢复。那更是他狂妄自大的表现，将自己凌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上。香港国安法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稳定的基石，对那些试图反中乱港者起到震慑作用，说明有关条文有效合理，没有必要修改。至于一些国家中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和双重标准，为逃犯逍遥法外制造机会，责任不在香港。夏博义试图用修改国安法换取西方国家继续履行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只能说明他试图利用外国压力迫使政府修改国安法，是另一种抹黑国安法的形式。 大律师公会必须改革 长期以来，大律师公会在一些所谓「精英」的把持下，一再发表曲解《基本法》与「一国两制」、扭曲人大常委会形象的言论或声明。有作者统计，从当年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以及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反对国安法，到攻击警方的公正执法、传媒对法庭的监察等，大律师公会必定会出来发表声明和误导公众。难怪有人将大律师公会与「公民党」相提并论，只因公民党的几任主席均是与戴和夏立场相同的大律师公会前主席。 大律师公会由这些人把持，发表不实声明或言论，其实也是骑劫其他大律师的意见，更以「专业团体」形象误导公众。试想，大律师公会连国安法都不认同、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也要质疑，又能如何真正维护香港基本法所确立下来的宪制秩序？可见，香港大律师公会必须改革了，因为香港需要专业、公正、维持香港法治的大律师公会。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高级顾问来源：香港商报

文/顾敏康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于1月11日卸任，结束他十年的任期。1月5日上午马道立举行卸任记者会。在开场陈词中，马道立主动提起了社会上近期关注的司法改革问题，他认为改革是好事，但一定要有理由，若只因赢不到官司，就不算是好理由。马先生主动提及司法改革是好事，这是值得点赞的。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司法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香港也不能置身其外，根据司法机构2020年报显示，截至去年9月30日，司法机构处理逾4700宗投诉，投诉数字较前年激增12倍。个别裁判官更接到大量投诉，司法机构因此推出新措施，当某宗案件收到大量相同或类似的投诉后，将于网站公布投诉的要点及调查结果。这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所以，马先生在卸任之际支持司法改革，是希望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能够在任上真正展开相关的司法改革。 马先生说得对，司法改革应该有理由，但显然不是因为赢不到官司。应该说，民众呼吁司法改革是基于不少好的理由。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烈显伦在《明报》发表题为《是时候紧急改革了》的署名文章，批评香港司法乱象，尤其是香港的一些法官允许律师颠倒基本法，将个人权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帮助制造了」过去一年的街头混乱等社会环境。这种乱象当然需要通过改革消除。何俊尧在出任东区法院裁判官期间，多次被上诉庭批评犯错，例如在「中环摆花街非法集结案」中被批评判断过于表面；在「九龙加士居道非法集结案」中被批评错误评估证据和事实裁断出错；在「15岁少年警察宿舍纵火案」中被批评忽视本港成熟而全面的判刑指引。尽管如此，何俊尧却于去年7月31日获暂委为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务官，职责包括协助高等法院刑事案件的排期及程序事宜等。这就意味他不仅会加薪，而且对有关「修例风波」案件的安排有决定权。这种缺乏追责的制度也是需要改革的。一贯滥用司法覆核资源的长洲居民郭卓坚早已被宣布破产，他更应该被限制不断将政治问题带入司法覆核，避免浪费更多司法资源，但是，他仍然被允许提请司法覆核，说明司法覆核制度也是需要改革的。凡此种种，不一一例举。 司法改革任重道远 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于履新首日亦表示，希望自己能带领司法机构保持专业、高效和与时并进。这里的「与时并进」是一个亮点，说明香港司法机构要适时改革，符合时代需求。诚如烈显伦所言：要使制度摆脱繁文缛节，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从信奉意识形态中求真；要为普通法注入新动力，使之符合香港现况；要使制度符合原意。这应该是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 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但需要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是来自内部的动力，需要司法机构自我检讨，及时改革，而不能认为香港存在上诉或判刑覆核机制就不需要改革下级法院存在的问题。二是来自社会推动，司法改革要顺应民意。民众呼吁司法改革，当然不是针对某些裁决「喜欢与否」的问题，而是希望司法机构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希望香港的法治更为完善、健全，希望确保法庭裁决能保持公平公正。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司法独立，树立司法公信。 毫无疑问，司法改革要与时并进，既说明司法改革不能拖，也说明司法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然要循序渐进，要有针对性地改革，而不是推倒重来，这样做也不符合基本法的原意。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高级顾问 来源：香港商报网

文/顾敏康 警方本月6日采取行动，针对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颠覆政权的活跃分子，依法拘捕53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之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过，对于涉案的「初选」活动是否属于非法手段，仍然存在不同意见，港大法律学院的张达明认为「初选」不属于非法手段；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也认为「初选」的有关主张可能只是违反基本法，但未必涉及非法手段；但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及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并不认同，认为有意图已属非法手段。本文认为，从整个「初选」过程以及候选人签署的共同纲领看，「初选」已经属于非法手段。 国安法第22条规定：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即属犯罪：（一）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二）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三）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四）攻击、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履职场所及其设施，致使其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目的未达成不代表无罪 该条文包含几个重要元素：第一是犯罪主体（组织、策划者，实施或参与实施者）；第二是犯罪手段（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第三是犯罪目的（条文中的四种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第四，此罪属于行为犯，不要求有颠覆政府的实际危害结果发生。换句话说，行为人只要进行了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则不管其最终目的是否得逞，不影响此罪的成立，只要查明行为人以颠覆政府为目的而进行了相关活动，就足以构成本罪。 「初选」之所以是非法手段，可以从几个方面得以证明。首先，「初选」左右选举结果和少报选举经费而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有关选举舞弊的规定。其次，「初选」收集市民资料涉嫌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三，「初选」因滥用政府资助的区议员办事处作为投票站有违《区议会条例》。 而所有这些非法手段都是为了实现「揽炒十步」的第一步，即通过「初选」实现立法会选举「35＋」，为其后的「九步」奠定基础，最终实现颠覆特区政府的目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夺取立法会议席大多数，然后否决政府所有议案，瘫痪立法会、瘫痪政府施政，逼政府解散立法会，最终逼行政长官下台，中央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然后揽炒派会煽动支持者出来，用大量暴力发起所谓的「大三罢」以瘫痪香港，逼中央出手制止暴力，这样就有借口让全世界来制裁中国包括香港，最后大家抱著一起「跳下悬崖」。 既然「初选」就是用非法手段实现第一步，其目的是为了颠覆合法政府，当然触犯国安法第22条之规定。所以，当有人说他未见「初选」有任何非法手段时，他其实是不愿意面对事实，故意混淆视听而已；有人说没有看到「初选」本身是违法的，那是他未能看清「初选」的本质。诚如田飞龙先生指出，「初选」的危害性有三个：其一，组织者的目的在于凝聚本土激进派，既完全排除了爱国建制派，更压制和裹挟了传统「泛民主派」，不仅令选举增加不公平性，更加令香港选举政治极端化；其二，操作上粗陋无比，缺失资格确认等必要程式环节，是企图用欺骗手段向香港社会及国际社会传递非常错误的印象和信号，也为外部干预提供素材及口实；其三，「初选」参选人尤其是表现活跃者面临「捆绑揽炒」的政治压力及参选过程遭遇DQ（取消资格）的法律风险，组织者企图以此为后续依法展开的选举民主程序制造胁迫性压力，使受到法律保护的选举过程被提前扭曲和污染。这三个方面的危害性以及前文所说的三个涉嫌非法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相信有识之士们会渐渐看明白。 同时违反基本法与国安法 汤家骅大律师也表示，基本法第51条提到如果财政预算案被否决会发生什么事，但这条文是基于第73条，第73条提到议员职责是审核和通过财政预算，如正当行使职权是没有问题，但如果不论如何都会否决财政预算案，目的是拖垮政府，这种权力的行使就是违反基本法，不过不是违反基本法就等如违反国安法。其实，违反基本法不等于违反国安法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既违反基本法又违反国安法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初选」的参选者签署所谓的「共同纲领」，明确表示「坚定抗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尤其是承诺当选后否决财政预算案及政府所有议案，瘫痪立法会，反制政府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违反基本法，也当然违反国安法第22条之规定，这是符合法律逻辑的。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华人学术网路成员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