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long-term planning and full utilization” policy for Hong Kong before it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fter the handover, was to enable Hong Kong to help build a modern and strong socialist China by playing a unique role while retain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apitalist system.

文｜刘兆佳2024年7月2日至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应邀对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两国访问期间，习主席获得最高规格和最隆重仪式的接待，清晰凸显中国和习主席在中亚国家中的崇高地位。此次上合组织峰会成果丰硕，峰会通过《阿斯塔纳宣言》和关于各国团结共建公正和睦世界的倡议、关于睦邻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以及26份成果文件，涵盖经济、金融、安全、人文、机制建设等广泛领域。特别是决定完善上合组织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机制、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这将有利于维护好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此次峰会的圆满召开，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另一次重大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中国在上合组织和中亚的影响力。对中国来说，上合组织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内地学者们一致指出，上海合作组织诞生于中国黄浦江畔，是迄今为止唯一在中国境内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常设机构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这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综合性地区国际组织已经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从功能而言，上合组织和其前身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合作内容从最初的军事和边境问题，逐步扩展到政治、经贸、文化及打击「三股势力」等地区安全问题。从地理而言，上合组织的各类成员不断增加。此次峰会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增加到10个，此外还有2个观察员国和14个对话伙伴国。更重要的是，不少国家表达了参加上合组织的意向。 经贸合作取得飞跃发展从地理上讲，上合组织的26个国家覆盖三大洲，成为了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经济体积庞大、发展潜力优异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内地学者文龙杰指出：「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功探索由被动地应对国际和地区局势转为主动营造和主导国际和地区局势、由被动加入现有国际体系转为主动参与构建新的地区合作框架，由被动接受既有理念的形塑转为主动建构和探索新的外交理念。」此次峰会显示中国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亚五国是上合组织中的重要国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们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必经之路。中亚五国原来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纷纷独立，但俄罗斯依然把中亚视作其势力范围，对来自外部势力的介入颇为抗拒。美国亦意识到中亚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想染指中亚事务，但基本上没有达到它希望达到的目的。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愈趋频繁。与此同时，由于俄罗斯因为乌克兰问题而遭到美西方长时间的严苛制裁，俄罗斯不得不加强与中国在各领域上的合作以作应对，从而对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上升的牴触情绪不但明显下降，反而倾向接受和支持。自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其中能源贸易和连接两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兴建更是璀璨的亮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达到8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达到31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杨进表示，近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双边协定与它们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彼此务实合作提质和升级，经贸合作高速推进，投资贸易成长强劲；三是彼此协作越来越深入和实在，在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上的合作更加密切；四是彼此更加重视合作机制的创新，如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中国─中亚紧急管理合作机制等。总的来说，随着上合组织的不断提升和发展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在迅猛上升，更为中国带来了一些重大的战略成果。首先，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得到更坚固的保障，为中国西部的发展缔造了良好的条件。第二，中国的能源安全得到更好的维护，中国将能够从能源资源丰富的中亚各国得到源源不绝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让能源供应渠道更加多元化，从而纾缓了「马六甲困局」所带来的风险。第三，习近平主席倡议的「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更大的发展动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团结让中国可以更畅通地与中东和欧洲联系起来。第四，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国际秩序通过上合组织会更好地体现和示范出来。第五，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第六，上合组织在国际事务上的地位和角色进一步强化。第七，中国的国际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最后，欧亚大陆的整合会获得更大的动力。 欧亚大陆走向更高度整合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与中亚愈趋紧密的关系必然会引起美西方的疑虑和抗拒。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亚是世界的心脏。西方地缘政治学之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认为，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能统治世界。因此，西方国家必须让中亚长久处于分裂状态，防止其为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所控制。另一位地缘政治学权威马汉（Alfred Mahan）则相信西方国家必须通过控制欧亚大陆周边的海洋来围堵和遏制任何欧亚大陆的霸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2023年6月在《外交政策》中写道：「美国世纪就是欧亚世纪：华盛顿作为超级大国的重要任务是透过保持欧亚大陆的分裂来保持世界平衡。」「欧亚一体化将使美国的对手更不易受到制裁的影响。它将在军事上增强他们对抗敌人的能力。它将带来广泛的外交合作……甚至可能在针对美国的战争中相互提供物质援助。」 中国和上合组织各国对美西方分化欧亚大陆国家的险恶图谋了然于胸。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明确指出：「面对干涉分化的现实挑战，我们要巩固团结力量。携手抵制外部干涉，坚定相互支持，照顾彼此关切，以和为贵处理内部分歧，聚同化异破解合作难题，把本国前途命运、地区和平发展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实上，无论美西方如何试图阻止欧亚大陆走向团结合作，日趋衰落的美西方却缺乏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在中国的引领下，欧亚大陆走向更高度的整合将是不可阻挡的浩浩荡荡的历史大趋势。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刘兆佳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会议的决定擘画和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里程碑意义。7月15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愈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处于艰巨时刻下召开的会议，其决定对中国日后的改革和发展事关重大。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主轴离不开深化改革开放，此次全会的决定不但不例外，制定了比以往更全面、深入和崭新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以此之故，此次二十届三中全会突出要求更大胆、进取、深思和崭新的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的主轴是深化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但其所展示的精神却对香港日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三中全会精神中与香港至关重要的有几个方面。（一）高瞻远瞩、胆大步稳、宽宏布局、顶层设计、总目标清晰明确、纲举目张、统筹部署、系统集成。（二）在实践中协同发展，着重加强各项改革协调配套，推动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互相配合、在实践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四）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要解放和发展技术含量高和配置效率高的生产力，在加快推进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同时，特别注重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动力。（五）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除深层体制机制障碍。（六）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2022年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积极有为，踔厉奋发，在众多领域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和决定。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向外宣示一套完整、全面、系统性和长远的改革和发展计划和策略。当前，香港面对着低迷的全球经济，美西方的打击、遏制和抹黑，内地经济处于艰难的调整时刻，香港内部经济增长乏力，原有的产业基础过度狭隘，新兴产业仍在起步阶段，利率高企，外来投资减少，股市楼市不振，居民消费模式改变和居民收入不足的困扰。不少香港居民对香港的经济前景存有一些忧虑。 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这个环境下，特区政府有需要提出一套经过严谨研究、深思熟虑和又切实可行的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发展策略来提振香港居民、内地同胞和国际社会对香港经济前景的信心。基本原则包括：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抓手，破解香港的发展和民生难题，以大胆、进取和创新态度推进香港的改革和发展，敢破敢立，从全局、前瞻、系统和战略角度擘画香港未来改革和发展方向和蓝图。这套顶层设计的发展策略起码要涵盖几个方面：（1）对香港所面对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展示清醒和现实的认知和研判，特别是其对香港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2）对于美西方对香港愈趋严重的打压提出应对的方略，目的是要在尽力维持与美西方的联系下趋吉避凶。（3）对中央的大政方针、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尤其惠港政策和国家的发展路向进行剖析，提出香港应如何配合和助力国家的发展和如何从国家发展中推进自身的发展。此中香港如何更积极和有计划用好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更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参与国家的「五年规划」和让香港的发展策略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尤为关键。（4）强调香港必须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抓手来破解香港自身的各种深层次发展、经济、社会、民生和改革难题。（5）提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大项目，并宣示完成这些重大项目的方法、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重大项目当然要包括对新兴产业和关键企业的扶持。（6）提出构建公平公义的香港社会的蓝图，主要涉及重大的社会、民生、劳工、环保、税收、福利、房屋、养老和年轻人的政策和措施。（7）提出积极开拓香港的国际经济活动空间的计划，其中包括如何强化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金砖国家乃至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和打造香港成为欧亚大陆的高端金融、服务、物流、航运、供应链、会议展览、高等教育、法律仲裁和艺术文化等中心。此中香港如何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尤为重要。（8）清晰说明政府和各项重大政策和措施与香港的整体发展策略的关系和它们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9）提出各项对提升香港各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有帮助的政策和措施。（10）提出如何提升和利用新质生产力推进香港的发展。（11）阐述这套发展策略如何能够让香港达至长期、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也能让香港为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新的和独特的贡献。（12）提出一系列用以落实发展战略的重要政策和举措。（13）阐述落实发展策略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并提出如何与中央和香港社会各界一起予以克服。（14）实行「守正创新」原则，在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的核心制度的前提下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这套发展策略一定程度上应该可以消弭那些对香港发展前景持负面态度的香港居民、内地同胞和海外人士的忧虑。同样重要的是，中央和特首可以借助这套发展策略要求各政策部门提出与其部门职能有关的、能够融入这套策略之内并对实现这套策略作出贡献的政策和措施，并以此发展策略来考核各部门官员的表现。同时，中央和特首需要对不同政策部门提出的建议进行整合、消除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统筹和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以及调拨必须的资源。要有效有序贯彻特区政府的全面和长远发展策略，特区政府必须大胆和创新地在不同范畴推动政策和制度改革。政府有需要大幅加强其策略和政策研究的能力，密切与社会各界互动，和虚心听取来自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考虑到香港本身从事长远和宏观发展策略的人才非常短缺，在研究过程中，有需要与内地的专家学者进行合作、相互借镜。政府内部那股仍然缅怀「积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等过时的管治思维的陋习必须尽快消除。与此同时，我留意到部分人仍然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央对香港的指导和「规划」怀抱牴触情绪，在消极抵制心态下设置各种大大小小的障碍。必须承认的，是有些人对宏观和长远策略研究不熟识，认为过于「假大空」，没有实用价值，因此采取轻视甚至蔑视态度。毕竟在长时间的港英政府的管治中，部分人习惯甚至认同了一种「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或者 「得过且过」（「muddling through」）的管治理念，不相信「长远谋划」或者对此没有信心。然而，在宏观和长远战略思维不足的情况下，香港很难擘画长远和全面的发展路向，更遑论将香港的发展策略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衔接。在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方针时，特区政府的核心领导必须具备强大的战略思维，更要团结一致、强化共识，步调一致，对其他相关官员加强感染、督导和问责，确保政府的政策全面和准确落实。其他高层官员的战略思维也需要通过培训不断提高。同时，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让改革取得最大的效果。毋庸置疑，要用创新和大胆的姿态推动香港的全面和长远发展，特区政府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必须不时按照需要对香港的制度和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这些改革涉及的范畴颇广，包括管治架构和治理方式的改革，以配合一个奋发有为和积极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政府的需要，务求建构一个高效和有创新思维的政府。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建立更多元化和有韧性的政府与商界和社会互惠合作的纽带和机制，让政府拥有更强大的动员商界和社会各界的资源的能力；包括赋予政府更大的法定权利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势力对政府的政策和改革的阻挠；包括改革那些对香港全面和长远发展和推进社会公平公义有利的财政政策、教育政策、土地房屋政策、产业政策、劳工福利政策和各种监管手段；包括废除那些窒碍高效施政的规章制度，让政府可以放手大干。 缺乏同理心令港人愤怒改革和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全体香港居民谋福祉，让所有香港居民都能够受惠于香港的发展，促进香港社会的公平和公义。我相信，中央会给予特区政府提出的重大改革鼎力支持。在科技发展迅猛的年代，香港要大幅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特区治理能力和水平和推动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在所有领域和机构都发挥核心推动作用。无论是新产业或旧产业都必须尽快提升其科技含量并借此来提高生产率。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强化其忧患意识，充分理解在愈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香港的发展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大力扶植创新科技产业固然有利于加强新质生产力在香港的改革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但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科技、制度和政策的大胆创新有着深刻的认知和信念。可以预见，三中全会的精神将成为香港日后腾飞的「助燃剂」。在中央的支持、指导和督促和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戮力同心谋改革谋发展下，香港的明天必将更好！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香港发展时要保持危机感，勿抱有“食老本”的心态，面对世界复杂多变的局势要懂得以创新的思维面对。他分析，中央希望特区政府采用积极进取的管治模式，由以往的“小政府、大市场”，转为主动带领香港转型，透过善用科技等方式，处理香港深层次问题，如贫富悬殊、土地房屋政策、餐饮市场旧有弊病，著政府要调动资源，勿固步自封，做好以前不敢做、不愿做的事。他表示，事实上香港现有的优势较以往逊色，政府要更主动，尽力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有责任推出政策，带头令市场及企业更活跃。 来源：香港01

文｜刘兆佳来自英国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最近高调辞去相关职务。过去几年来，在中央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后，美西方国家便对中国和香港特区肆意抹黑和诋毁，尤其针对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来自海外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也因此承受了异常巨大的压力。西方的政客和媒体不断要求这些法官辞去职务，不然便是为香港的「威权政府」和败坏了的法治涂脂抹粉，丧失了作为法律翘楚应有的品格和风范，而且在道德上也说不过去。一些海外法官最终因为顶不住压力而屈服，但他们通常在请辞时不但不出恶声，而且还会趁机表达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人员的信任和敬重。岑耀信的行径却截然不同。除了高调辞职外，他还刻意在《金融时报》撰文对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特区司法人员、媒体和政治领袖大肆攻击。他称香港已经被一股压抑的气氛所笼罩，而「香港，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政治多元化的社会，正在慢慢变成一个极权『国家』。」无视暴乱构成国安威胁从他这种所谓「辛辣谴责」（scathing condemnation）来看，作为一名前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对香港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亦确实令不少人感到惊讶和不解。作为一名政治社会学者，我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修养去讨论与法律和司法有关的事情。然而，我认为岑耀信的文章本质上是一篇分析香港政治变迁的文章，而并非严肃的法学（jurisprudence）的论述，所以我估计我有一点点资格对其分析作出反应。岑耀信对香港的各种批评与指控的基础是他对香港过去几年的政治变迁的研判。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香港遭受到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和动乱的冲击。2019-2020年爆发的暴乱，是香港历史上最暴力、最血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和破坏力最大的暴乱。它严重打击了香港的经济、动摇了香港的稳定、分化了香港的社会、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声誉和让香港居民感到惶恐不安。组织和策划这场暴乱的反中乱港分子以反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争取民主改革为幌子，企图以非法手段夺取香港特区的管治权，把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让香港成为可供美西方遏制中国的颠覆基地，从而对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更为严重的，是外部势力特别是美西方和「台独」分裂势力在这场暴乱中的深度介入。这场暴乱带有「颜色革命」的特色，是香港从未经历过的重大政治危机。香港原有的法律不足以平息这场暴乱，因此中央不得不行使其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颁布和实施香港国安法，一举迅速弭平了这场港版「颜色革命」。显然，岑耀信和其他西方媒体、政客和学者一样不接受这一套对香港政治变迁的论述。他在文章中绝口不提港版「颜色革命」和它对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反而试图让人觉得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仍然处于「正常」和稳定的状态。因此，反中乱港分子策动的违法「初选」只是香港「泛民」正当行使他们受到法律保障的行动，因此只是小事一桩。而出版「羊村绘本」、散播「港独」歌曲「愿荣光」和举办所谓「烛光晚会」，则是表达和集会自由的正常行使。既然香港没有发生过事关国家安全的严重事故，因此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必要制定香港国安法，因为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律已经足够处理问题。在其眼中，香港国安法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回应可能出现亲民主人士在立法会内成为多数派的威胁而实施的，目的是镇压和平的政治异议」，和钳制言论与「抗争」的自由。因此，香港国安法的出现，并非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形势严峻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是反映了当权者在政治上的偏执，云云。缺乏同理心令港人愤怒岑耀信这种对香港过去一段时间政治动乱的「轻描淡写」和「云淡风轻」的研判，显然与香港的实际情况有重大落差。对大多数香港居民来说，对2019-2020年的暴乱仍然心有余悸、难以忘怀，更害怕暴乱的重临。他们对香港国安法所发挥的稳定作用相当理解和欣赏，对策划和组织暴乱的领导者的伏法感到高兴，认为是香港的法治得到彰显。大部分香港居民对岑耀信的辞职不会关心，不会惋惜，反而会对他对香港的不合理的攻击和诋毁，以及他缺乏对备受暴乱摧残的香港居民的同理心感到不满和不忿。岑耀信事件其实让香港居民对美西方蓄意打压和诋毁香港的图谋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高度的警惕，为香港的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刘兆佳过去十多年来，香港经历了惊涛骇浪的政治变迁，但总的形势发展是由乱到治，这与中央果断出手拨乱反正有莫大关系。然而，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专家和媒体对于香港的政治变迁却另有一番偏颇和不实的理解和论述。这些“另类叙事”的背后是西方遏制和抹黑中国与香港的图谋，对“一国两制”的历史背景、初心和基本原则的无知或扭曲认知，对自己在香港的动乱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绝口不提。这种“另类叙事”也反映了西方一些人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傲慢和偏见。西方的叙事是这样的：过去十多年，香港居民尤其年轻人为了摆脱所谓操控，争取自治、民主和自由以及捍卫人权，自发性地前赴后继发动“和平抗争”。这些抗争也代表了香港居民对西方政治价值观的认同和景仰。可是，在所谓“无情镇压”下，这些“正义行动”以失败告终。在“镇压”过程中，中央制定了香港国安法，而香港特区政府则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新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香港的自治程度不断下降，连带其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状况也愈趋恶化……西方的叙事成为了西方不断诋毁、抹黑和制裁中国和香港的事实“依据”和政治理由。今年5月，美国著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一份由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莉莉·麦克尔威（Lily McElwee）和裘德·布兰彻特（Jude Blanchette）撰写，题目为《2020年以来香港自治权受到侵蚀》（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的研究报告。作者声称：“这份报告旨在基于与香港各利益相关者的实地讨论、公开资料研究以及与商界、政策制定者和香港侨民的磋商，对香港的现状进行客观分析。”“鹦鹉学舌”缺乏基本常识然而，我在阅读该份报告后发现，尽管作者们试图用较温和的措辞撰写报告，但其核心内容其实与我上文所概括的西方对香港过去十多年来的政治变迁的“另类叙事”大同小异，简直有鹦鹉学舌之嫌。这让作为学者的我非常惋惜和遗憾，因为号称“客观”的学者们实际上对香港的情况不但缺乏基本常识，而且存在不少错误的认知。不过，由于作者们承认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慷慨支持”，其研究结果与美国政府的立场相近也是不令人意外的。三位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是由于“多年来，社会活动不断增加，香港居民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要求，包括要求中国当局履行在基本法中的承诺，允许香港民众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在这里，作者们是真不知道或者佯装不知道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发展的一贯立场。“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止一次强调，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能危害国家安全、“一国两制”的实施、“行政主导”管治模式和“爱国者治港”。民主发展必须依循“循序渐进”和在符合实际情况的原则下推进，因此中央从来没有制定确实的时间表。回归以来，绝大部分那些“民主斗士”和“人权分子”，同时也是反中、反共和反政府分子。在他们的设想中，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应该不单高度自治，而且应该享有“完全自治”，因此不接受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诠释，更拒绝承认中央政府在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下对香港享有的权力。他们企图通过争取民主改革来夺取香港特区政权，将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更把香港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颠覆基地”。在这些情况下，难以想像中央政府会满足那些“民主斗士”和“人权分子”的要求或者容许他们成为香港特区的领导人。三位作者强调他们研究的一项“关键发现”是所谓的“中国转向威权主义，严重削弱了香港本应维持到2047年的‘高度自治’。”事实上，香港的反共、反中和反政府分子在回归后从不间断地以各种斗争行动冲击香港的管治、破坏立法会的运作、制造政治动荡和阻挠香港的发展。因此，三位作者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等待二十年之久才采取行动结束香港的乱局？”事实上，如果香港不是在2019-2020年爆发一场破坏力超强的、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乱，而这场暴乱又有着外部敌对势力介入的背景，我想中央仍然会用一贯的耐心和宽容来处理香港事务，而不是用破釜沉舟的手法彻底杜绝香港的乱源。香港自2012年开始动乱愈趋大规模和暴力化，实际上，当国家安全和“一国两制”同时遇到极其严重的威胁时，任何中国的领导人都不会坐视不管。三位作者对“爱国者治港”原则颇有批评。在他们眼中，“爱国者治港”并不公平，因为它褫夺了“反对派”参政的机会。他们对香港的新选举制度不满，并且抨击说：“（新选举规则）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民主派’的代表权，实际上取消了那些曾批评北京或香港政府背离基本法承诺的政治改革历史的人的资格。”这个批评无视香港大部分所谓“民主派”拒绝接受由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的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这个基本事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容许那些拒绝接受该国的宪制架构，甚至扬言要推翻该宪制架构的人参与该国的管治，香港在这方面并无二致。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已经屡次谈到“爱国者治港”对国家安全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必要性。本质上，“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并非是一个为了“惩罚”反中乱港分子而突然制造出来的安排。这份研究报告有两个严重缺失或者遗漏。其一是它对外部势力包括美国在香港过去十多年动乱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置若罔闻。西方势力一直以来强调香港动乱的自发性，否认自己曾经参与其中。不过，大量的证据和现象证明，香港策动和参与动乱的人和组织曾经得到不少来自西方组织和政客的策动、组织、培训、指导、资助、配合与保护。目前，香港法院正在审讯的黎智英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所有曾经与黎智英共事的证人都在庭上揭露了大量西方政客、组织和媒体与本地暴乱分子合谋和勾结的情况。这些证供显示，香港发生的暴乱绝非完全自发，更非偶然，而是与外部势力蓄意搞乱香港并以此来遏制与打击中国有关。另一项缺失是三位作者完全漠视香港动乱的极端暴力成分和它对香港社会和居民所造成的严重伤害。我相信，如果香港的暴乱在美国发生，美国政府必然会采取比香港特区政府更凶猛和残酷的手法予以镇压。当前美国政府在大学校园内暴力镇压参与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屠杀巴勒斯坦人的示威学生便是明证。在香港，从来没有一个参与暴乱的人因为警察的行动而失去性命。香港这种珍爱生命的情况在西方镇压暴乱的过程中一般不会出现。最后，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当前的状态并非是三位作者所认为的“不应该出现”的“不正常”状态，反而是合乎“一国两制”要求的“正常状态”。现在，香港最终拥有了自己过去在回归后长时间缺少了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香港的“一国两制”才得以无限期成功实施下去。过去，由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缺位，很多匪夷所思的“自由”和“人权”得以存在和泛滥，特别是那些要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的“自由”和“人权”。不少人把香港过去的斗争不止的状态当作“正常”的状态，而香港现在的状态反而被批评为“不正常”，并且不合理地被视为香港的自治权不断减少的“证据”。一些对香港现在的所谓“不正常”状况感到不习惯，或者缅怀过去动乱“风光”的人因此决定离开香港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大时代下的必然现象。让更多人认清西方双标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自由和人权一定会带来一些限制，香港也不例外。对香港来说，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仍然是新鲜事物，在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做好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工作上，香港需要不断累积经验、汲取教训和改善工作，因此无需把一些不如理想或尚待改进的事情看得太严重。西方各界对香港过去十多年来的偏颇叙事对香港不会有实质影响，反而让更多香港居民对西方的伪善和双标有更确切和深刻的认识，更意识到国际局势的凶险和更警惕西方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刘兆佳在中美大国较量的过程中，东南亚拥有巨大的战略价值。今年来，中美双方都竭力争取东南亚国家的支持。美国力图拉拢东南亚国家来遏制和包围中国，而中国则致力于强化与东南亚国家在各方面的联系，目的不仅是要挫败美国的战略图谋，更是要大力开拓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正在不断取得可喜的成果。在冷战时期，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都倒向美国和其在东亚的盟友日本。由美国牵头在1954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目的更是要为了对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相反，中国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并不正常，彼此在政治上、利益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猜疑和摩擦不时发生。此外，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并不密切。中美关系在1970年初开始因为要联手对付彼此的共同对手（苏联）而有所改善，并持续到大概21世纪头十年。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和中东。东南亚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幅下降，不少东南亚国家感觉到被美国忽视。为了加强其国际影响力，东南亚十国于1967年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不断改革开放，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尤其在经贸方面越来越密切。1997年，中国坚持不让人民币贬值的政策纾缓了亚洲金融风暴对东南亚国家的冲击。2003年，中国作为东盟的对话伙伴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济上，中国自2009年起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2020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东盟十国都积极参与其中，从而使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联系更为密切。不少重要的基建项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也纷纷展开，包括中国-缅甸经济走廊、中泰铁路、中国-马来西亚海岸铁路和中国-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尤其重要的是2020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RCEP将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还注入源源不绝的强大动力。美图操弄分化东盟国家2010年代初，美国“猛然醒觉”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全球霸权和国家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并开始以遏制中国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主轴。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策略，表面上是要加强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关注，实际上是要拉拢亚洲国家遏制中国，而东南亚国家则成为了美国的地缘战略重镇。当年参与筹划“重返亚洲”策略战略师、现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在其2016年出版的《转向：美国在亚洲的治国之道》（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书中这样说：“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是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需要与东南亚国家密切合作，协调在航行自由、地区透明度、和平解决争端和自由贸易等二十一世纪价值观上的共同立场。”“尽管东盟具有中心地位，但在美国之前的亚洲治国战略中，该组织一直被忽视。”“相较之下，‘转向’的最初几年，美国恢复了对东盟的关注。美国向东盟派遣大使，在雅加达东盟总部设立代表处，与东盟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参加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并投放资金来加强东盟秘书处。这种稳定的接触在2011年美国加入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EAS）时达到顶峰──东亚峰会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元首年度聚会之一。这是重要的一步，部分原因是中国最初构想成立该组织时并没有把美国当作积极成员。然而，加入后，美国能够利用这个组织和亚洲其他几个组织来形成围绕政治和东海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共识。”为了在经贸上打击中国，奥巴马提出要建构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TPP的目标是透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贸易障碍、促进投资自由化、保护智慧财产权等方式，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协定也涵盖了一系列领域，包括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然而，这个针对中国的计划在2017年因为鼓吹“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TPP而告吹。不过，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并没有放弃在经贸上遏制中国的意图。2022年5月，美国启动了排除中国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IPEF）。此次启动开始了对未来谈判以下几个支柱的讨论：（1）贸易；（2）供应链；（3）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4）税收和反腐败。不过，IPEF与TPP最大不同之处，是美国拒绝向参加的国家开放国内市场，这便使得其吸引力大减。无论如何，美国对东南亚的战略价值被奥巴马重新重视后，一直被特朗普和拜登所继承。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比中国要密切得多。不少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都曾经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留学，深受西方价值观的薰陶，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怀疑和抗拒挥之不去。为了促使东南亚国家疏远中国，美国不断兜售所谓“中国威胁论”、经常向东南亚国家承诺提供“安全保证”、利用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菲律宾的领海争端挑起矛盾和冲突，以及把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作为挑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棋子。无疑，美国的这些行动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乃至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的偏颇立场，都大大损耗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威信和道德号召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上特别在领海争端上的务实和合理立场、在国际事务上所担当的促进和平和维护公平正义的角色，都提升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威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技的进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一些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品牌”的吸引力都不断增值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在此消彼长下，中国与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总的发展趋势对中国亦越来越有利。今年，新加坡的东南亚-尤索夫伊萨研究所（The ISEAS-YusofIshak Institute of Singapore）完成的《2024年东南亚状况调查报告》（第六份报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4 Survey Report）（the 6th report）为这个“此消彼长”的趋势提供了大量扎实的证据。这个调查报告中的受访者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学术、社会和政治精英，共有1994人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发现：“中国仍然被视为该地区（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59.5%）和政治战略（43.9%）大国，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大幅超过美国。”“如果该地区被迫在持续的中美竞争中结盟，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较普遍的选择（50.5%）。美国从上年的61.1%下降到49.5%。”“自2022年5月（美国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实施以来，一年多以来，围绕其潜在有效性和效益的情绪进一步减弱，对IPEF的积极情绪从去年的46.5%下降至40.4%。今年，44.8%的东南亚受访者对IPEF的影响和有效性越来越不确定，高于一年前的41.8%。负面情绪也从去年的11.7%上升到今年的14.9%。”“对中国作为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的看法仍然很高，59.5%的地区受访者持这种观点。”“与往年一样，中国仍保持着在东南亚最具影响力和战略力量的国家的地位（43.9%）……相反，美国的影响力从去年的31.9%下降到今年的25.8%。”“东南亚人肯定中国是东盟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平均得分为8.98（满分11分）。紧随其后的是美国（8.79）和日本（7.48）。”“2024年1月，七个东盟成员国（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签署了认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的文件。”东南亚的精英对中国和美国在情绪上亦发生显著转变，“中国在东南亚受访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上升，从去年的38.9%攀升至今年的50.5%，逐渐成为该地区的首选结盟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印尼、老挝和马来西亚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强劲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受益匪浅，与2023年相比，他们对中国的偏好显著增加了20个百分点以上。”“相反，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却有所下降，从去年的61.1%降至今年的49.5%。”“东南亚人对未来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乐观。今年预期改善的受访者比例从38.7%升至51.4%。”“38.2%的地区受访者认为美国与东南亚的接触减少或大幅减少，自2023年以来对拜登政府的负面情绪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大多数东南亚人对美国作为战略伙伴和区域安全的提供者几乎没有信心。40.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可靠，而2023年这一比例为32.0%。”盲从美国终将成受害者总的来说，中国在东南亚的形势呈现稳中向好的势头。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威信的持续下沉，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最终必将超越美国。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不少东南亚精英对中国的疑虑仍在。他们仍然担心中国的崛起对他们国家的主权、自主和利益构成威胁。美国还会不择手段地插手东南亚事务和唆使个别国家与中国对抗。不过，中国的“与邻为善”的外交政策、公平合理处理国际争端的方针和“互利共赢”的政治和经贸政策终将会不断减少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矛盾。总之，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遏制中国的图谋不但不会得逞，反而会自食其果。那些盲目跟从美国的指挥棒起舞的国家则肯定最终会成为受害者，而菲律宾则将会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刘兆佳5月5日至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三个国家各自对中国都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习主席五年来再次踏足欧洲。毫无疑问，习主席欧洲此行的战略意义和象征意义重大。从战略角度而言，习主席此行将有助于消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些矛盾、分歧和误解，以及加强中国与欧洲的合作关系。从象征意义来说，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匈建交75周年、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5周年。无论从战略或者象征意义出发，习主席此行是要凸显中欧关系密不可分，有需要加强互信和合作，不应该让第三方势力挑拨、离间和破坏。然而，毫不意外地，部分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敌视的政客和专家对习近平主席此行心情忐忑，倾向从偏颇视觉看待。这些人一方面忧虑在德国和法国联手推动下，中欧关系有所改善，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则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他们却认定习主席此行表示中国急迫要减少欧洲对中国的敌意，避免欧洲和美国进一步联手遏制中国。因此，他们认为此时中国比欧洲更需要对方，中国必须尽力“赢回欧洲”，中国因而在中欧关系上处于弱势和被动。更有一些人认为，此行的目的是要分化欧洲和美国。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这样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中国领导人选择的三站是完全合理的。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中国迫切希望破坏北约和欧盟的团结。习主席正在访问的三个国家都被视为打开西方裂痕的潜在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对中国确实存有疑虑和担忧。欧盟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建立紧密的经贸联系，但另一方面则觉得中国的崛起对欧洲的安全和经济带来“威胁”。正因如此，2019年开始欧盟把中国同时定义为合作伙伴（partner for cooperation）、经济竞争者（economic competitor）和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不满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反而认同了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叙事，并且与俄罗斯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和能源合作，从而强化了俄罗斯的作战能力和韧性。欧洲对中国的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尤其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向欧洲大量出口并冲击欧洲的制造业感到担忧和恐惧。欧洲又认为其企业和产品比如干邑和化妆品在中国没有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具破坏性的，是美国为了不让欧洲和中国走得太近竭尽全力不断分化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中欧经贸互利共赢优势互补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更深，从而欧洲在与中国开展合作时遇到更多来自美国的阻挠。诚然，欧洲的文化和价值观与中国存在差异，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分歧，对中欧关系的发展确实带来一定的困扰。不过，由于欧洲并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其向中国出口西方信仰的意图比美国要低得多，加上欧洲没有强大诱因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国的崛起，因此中欧基本上仍可用较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开展彼此的关系。长期以来，中欧之间的经贸往来本质上是一种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纵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中国和欧洲都需要对方。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主席此次到欧洲三国的国事访问并非是中国单方面有求于欧洲，而是在彼此需要对方的情况下双方破除障碍、化解困难和加强合作。在中国而言，当然不希望欧洲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的崛起、为中国企业在欧洲的营运和发展施加不公平和不合理的限制、向中国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大加关税和利用不存在的“产能过剩”和“人权问题”敲打中国。相反，中国从战略高度希望与欧洲开拓更广泛和深入的经济、贸易、文化、科技、投资、基建、气候和安全合作，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更希望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崩塌之际与欧洲共同探索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欧洲也有巨大诱因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在经济层面，俄乌冲突沉重打击了欧洲的经济。俄乌冲突的成因主要是美国为了强化其在欧洲的霸权，在部分欧洲国家的反对和有所保留的情况下悍然推动北约的东扩。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不得不全面倒向美国，并联同美国对俄罗斯施加“极限”制裁和大幅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不过，如此一来，欧洲的经济遭受重创，而美国则乘机浑水摸鱼，比如以高价向欧洲出售液体天然气和拉拢欧洲企业到美国投资，然而却又同时对出口到美国的欧洲产品设置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壁垒。德国素来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其所蒙受的经济损失也极为严重。来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的苏达大卫-威尔普（Sudha David-Wilp）和雅各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2024年3月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2023年，德国经济萎缩0.3%。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警告未来情况将会是‘惊涛骇浪’不断，并预测该国2024年的增长率将仅为0.2%。”处于严重经济困难的欧洲各国，自然希望加强与中国在经贸上的联系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以此之故，欧洲的领导人反对在经贸上与中国“脱钩”，反而选相对较温和的“去风险”一词来描述欧洲与中国的“摩擦与合作”共存的经贸关系。这方面德国尤其积极进取。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中德两国庆祝建交50周年之际明确表示，与中国脱钩将是错误的道路。今年4月，朔尔茨更率领一个庞大的经贸代表团出访中国，谋求与中国加强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专栏作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语带嘲讽地说：“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刚刚结束了一次在语气和实质上都更加倾向寻求与对方和解的中国之行，这种做法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面临着被忽视的风险。”他更警告说：“正如中国媒体的热烈报道所显示的那样，朔尔茨此行是向北京长期以来寻求分裂欧洲人以及与美国的做法送上的礼物。这种分歧在贸易问题上非常明显。”无论那些对中国深存偏见和敌意的人如何冷嘲热讽和恶意抨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有着各种顾虑、不满和犹豫，欧洲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都力图与中国开展更多的经贸合作。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振、国际贸易萎缩、市场碎片化、保护主义抬头和“去全球化”肆虐的大环境下，欧洲各国在经贸上自然不能拒中国于门外。在政治层面，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都对欧洲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前者。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乌克兰不单没有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东部地区，甚至有可能因为无法战斗下去而丢失更多土地。对欧洲的领导人来说，作为俄乌冲突的“胜利者”，俄罗斯日后对欧洲的“威胁”会更为严峻。欧洲和美国对一场打不赢但却又要无止境地投入资源的战争越来越兴致索然，两地民众对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态度也愈趋冷淡。近期以来，要求乌克兰以“土地换和平”来结束冲突的声音甚嚣尘上。不少欧洲人对美国在俄乌冲突的立场感到迷惘。有人认为美国不会让冲突结束，导致欧洲要付出更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代价。有人估计美国很快会从俄乌冲突中抽身而出，特别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而欧洲则继续陷入泥潭之中而无法自拔。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提出北约出兵防卫乌克兰，遭到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批评。对此，我的看法是马克龙的目的其实是要向美国施压，阻止它单方面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援，但同时又害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输得太惨。无论如何，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已成为了欧洲各国的“共识”。在寻求欧洲恢复和平的过程中，欧洲的领导人相信中国应该可以担当积极角色，更希望中国能够在俄乌之间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发挥调停作用。从更高的战略层面看，越来越多欧洲政治精英认为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变，美国霸权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无以为继，而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正处于混乱和失序的局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尔（Josep Borrell）承认：“西方主导的时代确实已经彻底结束。”他警告说，欧盟绝不能将世界分成“西方与其他国家”，因为“‘全球南方’中的许多人指责我们‘双重标准’。”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国际失序的现象感触尤甚。他在今年5月接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访问，以极为暗淡的态度对围绕着欧洲的各种威胁作出分析。他感叹：“欧洲作为安全之地、繁荣和自由民主秩序的保障者的生存受到威胁。”“为了从长远来看支持欧洲，马克龙正在酝酿建立一个新的具有约束力的欧洲安全‘框架’。”“在他看来，美国不会永远支持欧洲。欧洲大陆别无选择。”“这项分析的基础是观察到没有其他人再遵守规则了。旧秩序已被打破。目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防范“新冷战”符合欧洲利益其实，博雷尔和马克龙的观点在欧洲政治精英中颇为普遍，但甚少人愿意宣之于口。从他们的角度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崩塌，不可能通过小修小补恢复过来。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大国必须通过商议和谈判来建构一个各方面能够拥护的新国际秩序。美国显然不会同意以新国际秩序取代其现在主导的国际秩序。如果欧洲继续以美国马首是瞻，则欧洲便不但失去了参与和塑造新国际秩序建设的机会，更会因为与中国和俄罗斯剧烈对抗而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因此，摆脱美国的牵制，争取“战略自主”和“战略主动”便是捍卫欧洲利益的唯一出路。事实上，虽然明知美国不高兴，马克龙还是不止一次提到欧洲要取得“战略自主”。在构思新国际秩序过程中，强大的中国绝对不可缺席，而欧洲亦显然有意与中国对此开展对话。法国从来都不愿意对美国唯唯诺诺，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欧洲与中国以及美国和中国的“桥梁”、“平衡”或者“缓冲”角色将会有助于提升法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尤其不愿意看到中国或俄罗斯进行对欧洲不利的“过度”紧密的战略合作。总而言之，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大环境下，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欧洲三国并明确提出中国对当前重大政治、经济和安全等议题的立场和主张，特别是在强调欧洲和中国彼此需要对方和提升彼此的战略互信，防范“新冷战”、“集团对抗”和“脱钩断链”和尽快恢复中东和平等方面。在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科技、安全、气候和文化合作等方面，习主席此行也取得了不少具体成果，为日后中欧战略合作的不断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刘兆佳 |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当前，许多美国政客、媒体和学者仍抱有冷战思维，把中国视作巨大威胁，不断遏制、打击、抹黑和孤立中国，并寻求在多方面与中国「脱钩」，其目的无非是要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美国的对华政策固然会给中国带来损失，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也无法阻止美西方相对衰落的历史趋势。美国的政治精英似乎对此尚没有清晰的认知，或者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或者不相信美国会失去霸主地位，也或者虽然有所察觉但不愿意宣诸于口，导致美国对华政策逐渐偏离理性轨道。事实证明，美国决意与中国为敌的做法已经为美国自身带来极大伤害，不仅受到越来越多国内民众的反对，也遭到了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质疑，反而加快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崩塌。 美国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美国虽然是世界霸主，但相对综合国力今非昔比。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已经积重难返，导致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只能越来越依赖滥发美元国债甚至「虚拟」资产，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不得不投放更多资源到国防、安全和情报等部门，并支付高额债务利息，而分配到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卫生、环境、产业发展和福利上的资源必然会进一步减少。同时，为了拉拢盟友和其他国家加入反华行列，美国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并作出超过实际能力的安全承诺。这些做法都将导致美国国内资源严重错配。 美国政治精英和学者普遍认为，随着美国外交和军事实力的持续下降，美元霸权将成为美国继续称霸世界的最大支柱。以此之故，对于任何有可能削弱美元霸权的他国货币、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支付系统，都逃不过被美国打压的命运。然而，在几十万亿美国债务的重压下，加上美国滥发美元等行为，削弱了美元的国际公信力、作为储备货币的价值以及在国际投资和贸易上的功能。美国在俄乌冲突发生后对俄罗斯的极限施压和金融制裁，进一步动摇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中国和其他国家越来越不愿意过度依赖美元和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担忧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更担心本国海外资产可能因为与美国交恶而被冻结、没收或挪作他用，认为有必要开发一些不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工具。近年来，随著美国遏制中国的力度增大，中国逐渐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开放的速度，中国与越来越多国家通过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和投资。对美国而言，长此以往，美元的吸引力难免会持续下降，并产生恶性循环：走弱的美元导致走弱的美国，越来越弱的美国则使美元弱上加弱。 事实证明，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关税战和科技战，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融资，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国做生意，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中国股票与资产，鼓励美国企业和资金撤出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逼迫盟友和伙伴削减与中国的经贸联系，这些做法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害的，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鼓吹与中国「脱钩断链」，必将拖慢自身经济发展速度和民生改善进程。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加紧利用香港来遏制中国，例如撤销过去给予香港的特殊政策、抹黑香港国际形象和声誉、制裁香港特区官员、在香港培植代理人、在香港制造政治动乱等。然而，美国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利益巨大，一个动荡、凋敝的香港对美国是不利的。美国前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曾多次承认香港与美国的互利共赢关系。如果美国持续实行敌视香港的政策，只会让自己在香港的利益蒙受更大损失。 美国国内政策变得混乱扭曲 为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似乎正在远离长期奉为圭臬的以自由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模式等「核心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实行美国商界和学术界精英一贯反对和贬斥为「离经叛道」的「经济民族主义」「地缘经济」「工业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构筑「小院高墙」的科技政策。其中，「地缘经济」主张美国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达到地缘政治的目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在经济和科技上削弱、孤立乃至打倒中国。讽刺的是，美国一直以来都不满和批评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运作，指责中国企业由此取得相对其他国家企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可以说，为了对付中国，美国放任政治因素和政府力量不断干扰和扭曲市场。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 （Freeman）指出，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做了很多违背其奉行的经济价值、订立的国际经贸规则的事。美国对那些不愿意减少与中国交易的盟友和伙伴施加制裁，放弃由市场驱动的与中国开展经济往来的做法，改为以关税、配额、制裁、禁止、强行「收购」和进出口管制为主的做法。美国学者伦纳德（Leonard）坦言，为了击败中国，美国「现在正在透过产业政策、关税、进出口管制和补贴来真正推动『效仿中国』。」 美国还放弃或者破坏那些它认为中国在其中发挥比美国更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并摧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用以管理国际经济关系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一方面不断要求中国尊重由美国制定和主导的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自己却干着破坏这一国际秩序的勾当。  为了与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美国政府一反过去对自由市场的尊重，加强对美国企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管控。其实，美国的大型行业和企业拥有庞大的政治能量去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垄断地位，「自由市场」在美国早已名不副实。美国经济学者菲利庞（Philippon）的研究发现，美国其实并非是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他指出，在大部分美国经济部门中，竞争已经减退。造成竞争匮乏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的刻意选择，而游说活动和选举捐献对此影响甚大。事实上，在美国的历史中，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从来都不是美国成为经济大国的手段。美国学者普雷斯托维茨（Prestowitz）指出，美国之所以富有，并非是因为它仿效英国，反而是跟从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荷兰、瑞士、瑞典的轨迹，所有这些地方最后都变得富有。它们代表的模式绝不是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全球投资，而是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不过，在经济竞争力已经无与伦比后，美国却鼓吹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把这些原则提升到美国「核心价值」的层次，并要求其他国家都放弃所有经济壁垒，让美国企业可以「自由」地在其他国家营运、发展和掠夺。 今天，为了与中国进行产业竞争，美国政府按照《美国创新和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和《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等法律，投放大量资源于一些由政府拣选的战略产业特别是高端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和绿色科技上，以确保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原来引以为傲和不断向全球推销的「自由市场」理念无法贯彻下去。美国专家库利（Cooley）和纽克松（Nexon）甚至悲观地断言，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前景并不乐观。美国的产业政策是否能够重建美国的工业体系现在尚属未知之数，但这个 「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政策所导致的美国社会内部和政党之间的严重分化和冲突，也令美国在国际社会一直宣扬的「自由市场」显得虚伪和苍白无力。 美国国内反对声音不断增加 为了遏制中国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美国愈来愈把国家安全当作头等大事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导致美国国内愈发不稳定。美国不断指控中国在美国国内做所谓「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事，比如收集美国军事情报、窃取美国政府和企业的科技成果、收买美国政客、拉拢华裔美国人为中国做事、在美国从事对中国有利的政治和文化宣传等。美国对国内的民众特别是华裔美国人和在美国念书或工作的中国人加强监控和防范，损害其人权和自由。美国学者佩罗（Perault）和萨克斯（Sacks）指出，拜登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禁止或限制中国的科技企业在美国运作，认为这会妨碍美国人在互联网上浏览的自由，并且会削弱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这便是美国为了防范中国而导致自由受损的一个实例。过去二十多年，美国把反对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当作头等大事，在国内形成了一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美国国内出现了明显的「敌我」意识、恐惧情绪、排外心态和极端思想，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人士受到歧视和排斥，军工综合体势力坐大，威权主义和排外行为不断涌现。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军事化，而政府更加强了对民众的监视和管制，这些都对美国人的人权、自由和私隐构成严重威胁。今天美国把中国当作危险的「敌人」只会让那些压制人权和自由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其中一个明显的受害者是学术自由。比如，那些对中国稍有肯定的学术论文、书刊和评论都难以找到出版和发表的机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则首当其冲，除非从负面或恶意角度出发探究中国情况，否则难以取得研究经费和发表著作。讽刺的是，美国与中国为敌，美其名为捍卫美国的人权和自由，但实际后果是压抑了美国的人权和自由。 目前，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媒体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和诋毁抹黑中国，在美国国内掀起反华浪潮，目的在于让反华政策能够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可是，这种支持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仍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一直以来，美国民众把内政看得比外交更重要、更迫切，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多关注和处理国内日益严重的问题，而非浪费资源来遏制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为屡屡犯错，由于在俄乌冲突中失利，以及在巴以冲突中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酷杀戮，更备受国际社会谴责。凡此种种，都促使长期在美国存在的「孤立主义」不断冒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反对美国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务，与中国为敌的政策同样遭到美国民众的反对。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库普钱（Kupchan）认为，大部分美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减少在海外的承担，并让美国的伙伴担负更多国际责任。他们期望美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特别是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资、保障就业和控制移民人数。他发现，美国的年轻选民对维持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和维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兴趣比年长选民低，年轻选民更希望聚焦于国内事务。可以想象，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逐渐了解与中国为敌的政策，明白为了台湾、南海问题与中国开战，可能让美国付出巨大代价的时候，美国政治精英获得民众支持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会激起国内更多反对声音。 美国国内分化和冲突加剧 今天的美国充斥着不少难以破解的深层次矛盾，令不少美国有识之士感到担忧。美国社会学者普特南（Putnam）引用大量历史数据说明美国国内的四个矛盾，并认为今天的美国社会情况相当糟糕：经济下滑、包容妥协精神倒退、社会组织破损及文化自恋意识上扬。他指出，现在不断恶化的社会两极化导致个人主义上升，后者又带来不平等的增加。而这又导致人与人的隔阂，引发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不断下沉的漩涡。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美国政治精英和民意领袖恶意地把美国的国内问题「甩锅」给中国，以此逃避责任和欺骗民众。但是事与愿违，这种做法在美国国内掀起越来越严重的排外情绪和种族冲突，美国的华人首当其冲，其他亚裔群体也难免蒙受池鱼之灾。过去一段时间，一直以来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发挥重要作用的中资企业、华裔企业家和来自中国的科技专才、留学生，在美国备受怀疑和排斥，导致大批华裔科学家被迫离开美国，这对美国经济、教育和科技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美国与中国为敌的政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不利，因为会进一步激化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威权政治，而这两者都是腐蚀民主政治的重大因素。事实上，美国民主政体早已出现了诸多败坏的迹象，包括政治不平等、政府和政党脱离民众、金钱政治肆虐、贪污腐败、寡头统治、严重政治分化和斗争、管治失效、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制度不满等。美国学者阿佩尔鲍姆（Applebaum）指出，对处于美国边缘的极右和极左势力而言，美国的理想是虚假的，美国的制度是骗人的，美国在国外的行为是邪恶的，而美国的「霸权」事业的语言——平等、机遇和正义——只是空洞的口号。她的话明显是指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破坏美国民主，蔑视作为民主支柱的国会、法院、选举和媒体，以及肆意引进威权政治和个人专断。阿塞莫格卢（Acemoglu）也认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民粹主义源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深刻断裂。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威权政治的共同特征是白人种族主义、歧视与排斥有色人种、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反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反对外来移民和难民等。这股势力的冒起让美国不少政治学者对美国民主的前景不抱乐观态度。为了争取美国民众对与华为敌政策的支持，美国政治精英不断在国内挑起反华情绪，煽动种族仇恨，增添美国人对美国前景的担忧，实际上是不停为右翼民粹主义和威权政治添柴引火，最终只会让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成为牺牲品而已。 美国国际形象和公信力遭质疑   美国把中美之争定义为「威权」与「民主」之战，企图让美国在国际社会占领道德高地。可是，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行美国倡导的「西方民主」，为了壮大所谓「民主」阵营，美国把一些一直被西方嘲讽或贬斥为实施「威权主义」的国家也纳入其中，让美国鼓吹的所谓「民主」与「威权」的正义之战沦为国际笑柄。这不但让美国的政治图谋难以成功，而且让美国在政治舞台上展示的「双重标准」和伪善嘴脸暴露无遗，进一步挫伤美国的道德威信和话语权。 美国一直吹捧其战略优势在于与大批国家结成军事同盟，而中国没有与任何国家结盟。美韩联盟、美日联盟、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美英安全合作（AUKUS） 等均是美国军事围堵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甚至意图拉拢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NATO）的集体安全机构。美国由此相信，一旦美中开战，中国将会处于军事劣势。但事实或许并非如美国所料。当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与中国在经贸上的联系比美国更密切。虽然少数国家与中国存有领海、领土遗留问题，但大多数国家不认为中国对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重大威胁，因此没有诱因和理由伙同美国与中国为敌，更遑论对中国开战。再者，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不愿意相信美国给予的安全承诺，不肯定美国能够战胜中国（不管如何定义「胜利」），更担心最终被美国背弃或出卖。所以，美国逼迫盟友与中国为敌的做法，必然会遇到盟友越来越大的抗拒，导致其与盟友的关系愈趋紧张，而那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亦会走向瓦解甚至名存实亡。 美国的恶意打压 必然遭到中国的强力反击 今天，中国对美国不存任何幻想，并已经做好了应对和反击美国各种挑衅和遏制的准备。一方面，在符合国家利益、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的前提下，中国不会排除与美国在一些领域，比如气候变化、流行疾病防治、反毒品和反恐等事务上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中国针对美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包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扩容「金砖国家」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提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强化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角色、拓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扩大电子人民币的应用范围、建构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国际支付系统、推行「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战略、加快科技自主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有些举措已经收到明显成效。可想而知，中国对美国的反击和反制必然会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在国际上不但没有被美国孤立，反而朋友越来越多，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种种迹象表明，在极端的反华思潮的笼罩下，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和幅度将会持续增加，务求最终能够达到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和维持美国霸权的目的。不过，美国的图谋不可能得逞，美国的对华政策必然失败。美国的悲剧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不自量力地坚持遏制中国的崛起，但这种狂妄和粗暴的行为最终只会加快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3-4月号

文｜刘兆佳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时期，世界出现了两个“国际秩序”，分别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领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秩序”“一枝独秀”。美国不断利用威逼、利诱和政权变更等手段将越来越多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导致不少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并在一些国家制造政治动荡和发展艰难的苦况。不过，近十多年来，“自由国际秩序”却出现了无以为继的局面，原因包括越来越多国家认为它是一个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而美国自己又经常违反它所订立并强制他人遵守的游戏规则。比如，美国与其盟友在没有联合国授权下悍然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美国不断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与决定。从历史角度看，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是全球政治格局发生“构造变化”（tectonic change）的重大事件，将以不同方式让那个“自由国际秩序”最终走向彻底崩塌。讽刺的是，这两场导致大量生命和财产丧失的灾难都与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有关。美西方不再占有道德高地首先，它们验证了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的联合国在美国的刻意漠视和蔑视下，再难有效和有力担当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的组织。联合国无法采取行动避免和结束俄乌战争，而美国又公然否决联合国内绝大部分国家要求加沙地区停火的议案。当联合国变成一个羸弱和失效的国际机构后，美国的单边行动便越来越肆无忌惮，并失去国际社会的认同，连带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不断丧失认受性。第二，在巴以冲突中，美国不但纵容，甚至提供军事和外交上的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对巴勒斯坦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进行近乎种族灭绝和令人发指的暴行。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严重违反和嘲讽“自由国际秩序”所声称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和对种族灭绝罪行的禁止。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暴行视若无睹，与它们严厉指控和谴责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犯下所谓“战争罪行”的立场大相径庭。巴以冲突清晰暴露了美国和西方在道德上的伪善和双重标准，对不涉及西方的人道灾难的麻木不仁，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强烈不满和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的彻底道德破产。换句话说，“自由国际秩序”在道德上已经无立锥之地。“自由国际秩序”将会不断萎缩，其所宣示的价值观又备受质疑。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亦将岌岌可危。第三，俄乌战争证明了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本质上的“排他性”、“扩张性”和“强制性”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明显威胁。美国要求所有自愿或被迫参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都要采纳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与价值观，拒绝接受其他政治和经济模式与价值观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主催的北约东扩可以理解为美国要通过围堵俄罗斯、变更其政权、最终改变其政治和经济体制，从而进一步在欧洲扩大“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项战略部署。俄乌战争的本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俄罗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自主的一项“防御性”行动。既然“自由国际秩序”的不断扩张已经引发了俄乌战争，而俄乌战争的规模更有可能扩大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更大的威胁，则世界各国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抗拒必会与日俱增。不少国家更非常担忧美国为了扩张其“自由国际秩序”而围堵中国并引发祸及全球的中美大战。“幸亏”美国在这场带有“代理人战争”性质的俄乌战争中正在走向失败，最低限度没有成功的机会，这必将鼓舞更多国家以各种方式反抗“自由国际秩序”和其代表的美国霸权。美将成世界进步的绊脚石历史将会证明，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是国际格局走向深刻变化的催化剂，是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走向崩塌的推手。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证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发展、公平和公义，反而反其道而行。当然，“自由国际秩序”仍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存在，但其主要成员却可能主要是美国和其部分西方盟友，其他国家则退出或者虚与委蛇。无疑，“自由国际秩序”崩塌后，世界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一段“国际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的情况和由此而带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然而，过去一段时间不少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已经开始积极和紧迫地探索“自由国际秩序”的替代品，并在一些区域尝试建立和实施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一带一路”合作和金砖国家组织便是其中的表表者。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必将加快这方面工作的步伐，从而推进一个新的、更公平合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和尊重各国利益和需要的新国际秩序的诞生。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越来越得到非西方世界的重视，并有望成为建构新的国际秩序的理论指引。不过，必须清醒认识到，美西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更不会接受其世界霸权沦丧的历史必然，因此将会是新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最大绊脚石。 本文转自大公网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