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兆佳

过去十多年来，香港经历了惊涛骇浪的政治变迁，但总的形势发展是由乱到治，这与中央果断出手拨乱反正有莫大关系。然而，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专家和媒体对于香港的政治变迁却另有一番偏颇和不实的理解和论述。这些“另类叙事”的背后是西方遏制和抹黑中国与香港的图谋，对“一国两制”的历史背景、初心和基本原则的无知或扭曲认知，对自己在香港的动乱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绝口不提。这种“另类叙事”也反映了西方一些人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傲慢和偏见。

西方的叙事是这样的：过去十多年，香港居民尤其年轻人为了摆脱所谓操控，争取自治、民主和自由以及捍卫人权，自发性地前赴后继发动“和平抗争”。这些抗争也代表了香港居民对西方政治价值观的认同和景仰。可是，在所谓“无情镇压”下，这些“正义行动”以失败告终。在“镇压”过程中，中央制定了香港国安法，而香港特区政府则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新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香港的自治程度不断下降，连带其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状况也愈趋恶化……西方的叙事成为了西方不断诋毁、抹黑和制裁中国和香港的事实“依据”和政治理由。

今年5月，美国著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一份由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莉莉·麦克尔威（Lily McElwee）和裘德·布兰彻特（Jude Blanchette）撰写，题目为《2020年以来香港自治权受到侵蚀》（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的研究报告。作者声称：“这份报告旨在基于与香港各利益相关者的实地讨论、公开资料研究以及与商界、政策制定者和香港侨民的磋商，对香港的现状进行客观分析。”

“鹦鹉学舌”缺乏基本常识

然而，我在阅读该份报告后发现，尽管作者们试图用较温和的措辞撰写报告，但其核心内容其实与我上文所概括的西方对香港过去十多年来的政治变迁的“另类叙事”大同小异，简直有鹦鹉学舌之嫌。这让作为学者的我非常惋惜和遗憾，因为号称“客观”的学者们实际上对香港的情况不但缺乏基本常识，而且存在不少错误的认知。不过，由于作者们承认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慷慨支持”，其研究结果与美国政府的立场相近也是不令人意外的。

三位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是由于“多年来，社会活动不断增加，香港居民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要求，包括要求中国当局履行在基本法中的承诺，允许香港民众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在这里，作者们是真不知道或者佯装不知道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发展的一贯立场。

“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止一次强调，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能危害国家安全、“一国两制”的实施、“行政主导”管治模式和“爱国者治港”。民主发展必须依循“循序渐进”和在符合实际情况的原则下推进，因此中央从来没有制定确实的时间表。回归以来，绝大部分那些“民主斗士”和“人权分子”，同时也是反中、反共和反政府分子。在他们的设想中，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应该不单高度自治，而且应该享有“完全自治”，因此不接受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诠释，更拒绝承认中央政府在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下对香港享有的权力。他们企图通过争取民主改革来夺取香港特区政权，将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更把香港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颠覆基地”。在这些情况下，难以想像中央政府会满足那些“民主斗士”和“人权分子”的要求或者容许他们成为香港特区的领导人。

三位作者强调他们研究的一项“关键发现”是所谓的“中国转向威权主义，严重削弱了香港本应维持到2047年的‘高度自治’。”事实上，香港的反共、反中和反政府分子在回归后从不间断地以各种斗争行动冲击香港的管治、破坏立法会的运作、制造政治动荡和阻挠香港的发展。因此，三位作者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等待二十年之久才采取行动结束香港的乱局？”

事实上，如果香港不是在2019-2020年爆发一场破坏力超强的、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乱，而这场暴乱又有着外部敌对势力介入的背景，我想中央仍然会用一贯的耐心和宽容来处理香港事务，而不是用破釜沉舟的手法彻底杜绝香港的乱源。香港自2012年开始动乱愈趋大规模和暴力化，实际上，当国家安全和“一国两制”同时遇到极其严重的威胁时，任何中国的领导人都不会坐视不管。

三位作者对“爱国者治港”原则颇有批评。在他们眼中，“爱国者治港”并不公平，因为它褫夺了“反对派”参政的机会。他们对香港的新选举制度不满，并且抨击说：“（新选举规则）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民主派’的代表权，实际上取消了那些曾批评北京或香港政府背离基本法承诺的政治改革历史的人的资格。”

这个批评无视香港大部分所谓“民主派”拒绝接受由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的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这个基本事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容许那些拒绝接受该国的宪制架构，甚至扬言要推翻该宪制架构的人参与该国的管治，香港在这方面并无二致。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已经屡次谈到“爱国者治港”对国家安全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必要性。本质上，“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并非是一个为了“惩罚”反中乱港分子而突然制造出来的安排。

这份研究报告有两个严重缺失或者遗漏。其一是它对外部势力包括美国在香港过去十多年动乱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置若罔闻。西方势力一直以来强调香港动乱的自发性，否认自己曾经参与其中。不过，大量的证据和现象证明，香港策动和参与动乱的人和组织曾经得到不少来自西方组织和政客的策动、组织、培训、指导、资助、配合与保护。

目前，香港法院正在审讯的黎智英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所有曾经与黎智英共事的证人都在庭上揭露了大量西方政客、组织和媒体与本地暴乱分子合谋和勾结的情况。这些证供显示，香港发生的暴乱绝非完全自发，更非偶然，而是与外部势力蓄意搞乱香港并以此来遏制与打击中国有关。

另一项缺失是三位作者完全漠视香港动乱的极端暴力成分和它对香港社会和居民所造成的严重伤害。我相信，如果香港的暴乱在美国发生，美国政府必然会采取比香港特区政府更凶猛和残酷的手法予以镇压。当前美国政府在大学校园内暴力镇压参与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屠杀巴勒斯坦人的示威学生便是明证。在香港，从来没有一个参与暴乱的人因为警察的行动而失去性命。香港这种珍爱生命的情况在西方镇压暴乱的过程中一般不会出现。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当前的状态并非是三位作者所认为的“不应该出现”的“不正常”状态，反而是合乎“一国两制”要求的“正常状态”。现在，香港最终拥有了自己过去在回归后长时间缺少了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香港的“一国两制”才得以无限期成功实施下去。过去，由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缺位，很多匪夷所思的“自由”和“人权”得以存在和泛滥，特别是那些要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的“自由”和“人权”。不少人把香港过去的斗争不止的状态当作“正常”的状态，而香港现在的状态反而被批评为“不正常”，并且不合理地被视为香港的自治权不断减少的“证据”。一些对香港现在的所谓“不正常”状况感到不习惯，或者缅怀过去动乱“风光”的人因此决定离开香港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大时代下的必然现象。

让更多人认清西方双标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自由和人权一定会带来一些限制，香港也不例外。对香港来说，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仍然是新鲜事物，在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做好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工作上，香港需要不断累积经验、汲取教训和改善工作，因此无需把一些不如理想或尚待改进的事情看得太严重。

西方各界对香港过去十多年来的偏颇叙事对香港不会有实质影响，反而让更多香港居民对西方的伪善和双标有更确切和深刻的认识，更意识到国际局势的凶险和更警惕西方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大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