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兆佳
5月5日至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三个国家各自对中国都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习主席五年来再次踏足欧洲。毫无疑问,习主席欧洲此行的战略意义和象征意义重大。从战略角度而言,习主席此行将有助于消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些矛盾、分歧和误解,以及加强中国与欧洲的合作关系。从象征意义来说,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匈建交75周年、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5周年。无论从战略或者象征意义出发,习主席此行是要凸显中欧关系密不可分,有需要加强互信和合作,不应该让第三方势力挑拨、离间和破坏。
然而,毫不意外地,部分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敌视的政客和专家对习近平主席此行心情忐忑,倾向从偏颇视觉看待。这些人一方面忧虑在德国和法国联手推动下,中欧关系有所改善,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则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他们却认定习主席此行表示中国急迫要减少欧洲对中国的敌意,避免欧洲和美国进一步联手遏制中国。因此,他们认为此时中国比欧洲更需要对方,中国必须尽力“赢回欧洲”,中国因而在中欧关系上处于弱势和被动。更有一些人认为,此行的目的是要分化欧洲和美国。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这样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中国领导人选择的三站是完全合理的。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中国迫切希望破坏北约和欧盟的团结。习主席正在访问的三个国家都被视为打开西方裂痕的潜在杠杆。”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对中国确实存有疑虑和担忧。欧盟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建立紧密的经贸联系,但另一方面则觉得中国的崛起对欧洲的安全和经济带来“威胁”。正因如此,2019年开始欧盟把中国同时定义为合作伙伴(partner for cooperation)、经济竞争者(economic competitor)和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不满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反而认同了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叙事,并且与俄罗斯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和能源合作,从而强化了俄罗斯的作战能力和韧性。欧洲对中国的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尤其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向欧洲大量出口并冲击欧洲的制造业感到担忧和恐惧。欧洲又认为其企业和产品比如干邑和化妆品在中国没有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具破坏性的,是美国为了不让欧洲和中国走得太近竭尽全力不断分化欧洲与中国的关系。
中欧经贸互利共赢优势互补
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更深,从而欧洲在与中国开展合作时遇到更多来自美国的阻挠。诚然,欧洲的文化和价值观与中国存在差异,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分歧,对中欧关系的发展确实带来一定的困扰。不过,由于欧洲并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其向中国出口西方信仰的意图比美国要低得多,加上欧洲没有强大诱因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国的崛起,因此中欧基本上仍可用较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开展彼此的关系。长期以来,中欧之间的经贸往来本质上是一种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纵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中国和欧洲都需要对方。
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主席此次到欧洲三国的国事访问并非是中国单方面有求于欧洲,而是在彼此需要对方的情况下双方破除障碍、化解困难和加强合作。在中国而言,当然不希望欧洲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的崛起、为中国企业在欧洲的营运和发展施加不公平和不合理的限制、向中国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大加关税和利用不存在的“产能过剩”和“人权问题”敲打中国。相反,中国从战略高度希望与欧洲开拓更广泛和深入的经济、贸易、文化、科技、投资、基建、气候和安全合作,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更希望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崩塌之际与欧洲共同探索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欧洲也有巨大诱因强化与中国的合作。
在经济层面,俄乌冲突沉重打击了欧洲的经济。俄乌冲突的成因主要是美国为了强化其在欧洲的霸权,在部分欧洲国家的反对和有所保留的情况下悍然推动北约的东扩。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不得不全面倒向美国,并联同美国对俄罗斯施加“极限”制裁和大幅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不过,如此一来,欧洲的经济遭受重创,而美国则乘机浑水摸鱼,比如以高价向欧洲出售液体天然气和拉拢欧洲企业到美国投资,然而却又同时对出口到美国的欧洲产品设置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壁垒。
德国素来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其所蒙受的经济损失也极为严重。来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的苏达大卫-威尔普(Sudha David-Wilp)和雅各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2024年3月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2023年,德国经济萎缩0.3%。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警告未来情况将会是‘惊涛骇浪’不断,并预测该国2024年的增长率将仅为0.2%。”
处于严重经济困难的欧洲各国,自然希望加强与中国在经贸上的联系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以此之故,欧洲的领导人反对在经贸上与中国“脱钩”,反而选相对较温和的“去风险”一词来描述欧洲与中国的“摩擦与合作”共存的经贸关系。这方面德国尤其积极进取。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中德两国庆祝建交50周年之际明确表示,与中国脱钩将是错误的道路。今年4月,朔尔茨更率领一个庞大的经贸代表团出访中国,谋求与中国加强多领域的经贸合作。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专栏作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语带嘲讽地说:“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刚刚结束了一次在语气和实质上都更加倾向寻求与对方和解的中国之行,这种做法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面临着被忽视的风险。”他更警告说:“正如中国媒体的热烈报道所显示的那样,朔尔茨此行是向北京长期以来寻求分裂欧洲人以及与美国的做法送上的礼物。这种分歧在贸易问题上非常明显。”
无论那些对中国深存偏见和敌意的人如何冷嘲热讽和恶意抨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有着各种顾虑、不满和犹豫,欧洲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都力图与中国开展更多的经贸合作。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振、国际贸易萎缩、市场碎片化、保护主义抬头和“去全球化”肆虐的大环境下,欧洲各国在经贸上自然不能拒中国于门外。
在政治层面,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都对欧洲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前者。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乌克兰不单没有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东部地区,甚至有可能因为无法战斗下去而丢失更多土地。对欧洲的领导人来说,作为俄乌冲突的“胜利者”,俄罗斯日后对欧洲的“威胁”会更为严峻。欧洲和美国对一场打不赢但却又要无止境地投入资源的战争越来越兴致索然,两地民众对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态度也愈趋冷淡。
近期以来,要求乌克兰以“土地换和平”来结束冲突的声音甚嚣尘上。不少欧洲人对美国在俄乌冲突的立场感到迷惘。有人认为美国不会让冲突结束,导致欧洲要付出更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代价。有人估计美国很快会从俄乌冲突中抽身而出,特别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而欧洲则继续陷入泥潭之中而无法自拔。
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提出北约出兵防卫乌克兰,遭到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批评。对此,我的看法是马克龙的目的其实是要向美国施压,阻止它单方面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援,但同时又害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输得太惨。无论如何,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已成为了欧洲各国的“共识”。
在寻求欧洲恢复和平的过程中,欧洲的领导人相信中国应该可以担当积极角色,更希望中国能够在俄乌之间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发挥调停作用。
从更高的战略层面看,越来越多欧洲政治精英认为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变,美国霸权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无以为继,而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正处于混乱和失序的局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尔(Josep Borrell)承认:“西方主导的时代确实已经彻底结束。”他警告说,欧盟绝不能将世界分成“西方与其他国家”,因为“‘全球南方’中的许多人指责我们‘双重标准’。”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国际失序的现象感触尤甚。他在今年5月接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访问,以极为暗淡的态度对围绕着欧洲的各种威胁作出分析。他感叹:“欧洲作为安全之地、繁荣和自由民主秩序的保障者的生存受到威胁。”“为了从长远来看支持欧洲,马克龙正在酝酿建立一个新的具有约束力的欧洲安全‘框架’。”“在他看来,美国不会永远支持欧洲。欧洲大陆别无选择。”“这项分析的基础是观察到没有其他人再遵守规则了。旧秩序已被打破。目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
防范“新冷战”符合欧洲利益
其实,博雷尔和马克龙的观点在欧洲政治精英中颇为普遍,但甚少人愿意宣之于口。从他们的角度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崩塌,不可能通过小修小补恢复过来。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大国必须通过商议和谈判来建构一个各方面能够拥护的新国际秩序。美国显然不会同意以新国际秩序取代其现在主导的国际秩序。如果欧洲继续以美国马首是瞻,则欧洲便不但失去了参与和塑造新国际秩序建设的机会,更会因为与中国和俄罗斯剧烈对抗而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因此,摆脱美国的牵制,争取“战略自主”和“战略主动”便是捍卫欧洲利益的唯一出路。
事实上,虽然明知美国不高兴,马克龙还是不止一次提到欧洲要取得“战略自主”。在构思新国际秩序过程中,强大的中国绝对不可缺席,而欧洲亦显然有意与中国对此开展对话。法国从来都不愿意对美国唯唯诺诺,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欧洲与中国以及美国和中国的“桥梁”、“平衡”或者“缓冲”角色将会有助于提升法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尤其不愿意看到中国或俄罗斯进行对欧洲不利的“过度”紧密的战略合作。
总而言之,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大环境下,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欧洲三国并明确提出中国对当前重大政治、经济和安全等议题的立场和主张,特别是在强调欧洲和中国彼此需要对方和提升彼此的战略互信,防范“新冷战”、“集团对抗”和“脱钩断链”和尽快恢复中东和平等方面。在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科技、安全、气候和文化合作等方面,习主席此行也取得了不少具体成果,为日后中欧战略合作的不断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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