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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佳
刘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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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他的文章
欧盟担忧修例属多余
20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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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据《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争议发出外交照会表达关注,实属正常。但若欧盟担忧中国政府会利用修例对付西方国家的公民,就是杞人忧天。中国并无需要利用《逃犯条例》对付西方国家的公民。据国际移交逃犯的惯例,即使无正式移交逃犯协议,只要两个司法管辖区同意,仍可以将某逃犯移交到另一司法管辖区,若要对付西方国家的公民,在内地已经可以做到。欧盟发出外交照会,无非是“玩紧政治”,毋须太高度理会。从中国角度看,西方国家愈施加压力,中国愈认为西方想利用修例打压香港或打压中国,更加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 修例并非只为台湾杀人案及堵塞司法漏洞,而是廿三条未立法,以及香港与内地没有移交逃犯协议。“香港不能成为国家安全威胁”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核心要求之一,香港回归已超过20年,却仍未与内地签订移交逃犯的协议,令香港成为内地犯罪者的“避难所”或逃亡其他地方的“跳板”,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在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面前,尽快通过修例显得十分迫切。
逃犯修例问题已上升至国家主权与声誉层面
20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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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中央明确表态支持《逃犯条例》修订,已经上升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声誉、特区管治能力,以至(《基本法》)23条日后立法的问题。甚至我认为无论今次民意压力如何大,甚至出现比较庞大的集体行动,中央及特区政府都不会退让。
香港要把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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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博弈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关系到整个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还是维持单极化,对整个世界未来走向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部分国家都不希望中国输掉这场博弈。它们对美国这种单边霸凌主义早有不满,同样担心美国会为了保持自己霸主地位不惜一切,对世界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至于当前的香港,全球经济局势动荡将使香港无法避免受到损失。“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要在维持好自由港地位的情况下,避免和西方国家发生对抗,利用自身的国际化平台的优势,把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结合在一起。
修改《逃犯条例》涉及维护国家安全问题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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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不只关乎台湾杀人案,而是涉及维护国家安全问题。如果在内地犯罪的人可逃到香港,会令香港变成国家安全漏洞,目前亦有不少人透过香港转移国有资产,影响国家经济及金融安全,加上美国压制中国发展,不排除中央担心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作为颠覆及渗透的基地。涉及国家安全的立法日后陆续还会有,视乎法案重要性及反对者如何阻拦,不排除政府会再直接将法案提交上大会审议。
珠三角进一步开放突显香港重要性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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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本身就显示中国在单边主义横行的国际环境下仍坚持改革开放,而珠三角本来已是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现时进一步开放就突显香港重要性,各城市的营商、监管、会计制度如果要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近,就需要和香港看齐。说到底,大湾区战略目标是“走出去”而不是香港“走进去”。同时,香港唯有保持一国两制下的法治优势,才可成为规划中的国际仲裁中心,起到特别的、甚至枢纽的作用。
处理好社会民生问题有助于缓和政治氛围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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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好“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尤其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社会矛盾突出和政治冲突不断等,强化香港竞争优势、大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多元化、让更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得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鼓励公平竞争、缩窄贫富差距和处理好贫穷问题乃必由之路。纵使政治问题比如政制改革,由于香港仍然存在多股蓄意与中央对抗的力量的缘故,不是一时三刻所能解决,但如果能够处理好那些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香港的政治氛围亦会趋于缓和,反对势力的活动空间也会减少,迫使他们调整政治立场或走向边缘化。
香港仍然缺乏融入国家的强大广泛共识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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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随著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香港有需要加强和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能获得美好的发展前景,但种种心理和政治障碍却使得社会上仍然缺乏对是否融入国家的强大广泛共识。对未来发展方向和相关方针政策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要凝聚各方面力量朝著一个明确的方向发展香港便非常困难。回归以来,不少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穷尽的争论之中,严重拖慢了香港的发展,也使得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难以得到适当的处理。 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的的确确在不同方面对香港造成了冲击,改变了香港人对国家、中央、内地以及对香港本身的心理预期,产生了不少心态上和行为上的改变。
@刘兆佳:浅论香港对于中国外交的重要作用
201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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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以“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中央当时的想法是要让香港在回归后能够凭藉其独特和不可取代优势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而香港能否为中国外交发挥作用则没有认真探索。在当前新的环境下,探讨香港在中国外交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时机经已来临。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个重要题目作初步梳理,并提出若干粗浅意见和建议。本文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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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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