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国家发展是香港未来的大趋势 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应是政府工作重中之重 观察者网：很多人在思考香港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很老套但确实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发展香港的经济，用经济受益助推政治认同，对此您也提议过搞科技创新、推动香港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 刘兆佳：形势逼人，为势所逼，不能继续因循守旧。 其实香港需要产业转型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回归前就有人提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步变成夕阳工业，不能再这么持续下去，一定要推动新产业的出现。后来内地改革开放，珠三角突然间成为承接香港夕阳工业的重镇，那些本来要淘汰的厂子在珠三角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机会，不仅仍可以保留劳动密集、低技术含量的特征，还可以做大做强，一个原本只有少数人的厂可以发展出几百、几千人的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造就了香港服务业、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发展。 某种意义上，内地的改革开放也让香港的产业转型没法再继续进行下去。内地给香港带来的发展机遇对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有相当大的好处，从商人的角度来看，继续做地产、搞金融，风险小、回报多且回报快，他们不需要再作出很大的努力就可以获利，那为什么还要做那些比较困难和自己也不太擅长的事情呢？ 虽然长期依靠房地产和金融业也不是办法，但转到别的行业，是不是能得到更高的利润，特别是短期利润？而从事其他行业，特别是高新科技，可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连融资都成问题，香港也未必有足够的人才配套，且去做的时候市场又在哪里？这些都不清楚。再者，香港政府对此既无远见，也不扶持。因此，产业调整，也要看有没合适的条件去做。 为势所逼的意思，就是要改变当前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并不容易，但我们也已逐渐看到目前这情况若再继续下去，香港不仅产业转型不了，连经济发展速度也不会快，更麻烦的是年轻人得不到发展机会、财富越来越集中、贫穷问题愈益严峻、民愤民怨不断升温。 所以，我们要推动产业转型，特别是注重科技创新、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尤其是随著欧美市场的萎缩和西方国家对外的打压，我们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和亚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思考香港长远的出路问题，说服众多个体主动自觉作出调整，这点并不容易，所以现在只能依靠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努力。也就是，开拓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其中涉及到的人才供应、市场开拓、资金融通、政策优待等支持，既要来自特区政府，也要来自中央、内地。 政府如果不出手，人才、资金只会维持著旧有的产业结构，直到房地产和金融不再能提供机会——这时候再转型已太迟了；只有中央、特区政府从长远的角度、从居安思危的角度去想问题、联合出手，尽可能地利用内地所提供的市场、人才、资金、政策让一些新产业杀出「血路」，让港人对新产业逐渐生出关心和动力，才可能让香港的产业结构走向多元化。 可以参考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早就知道经济发展不能只靠几个行业，需要有不同的产业来维持经济增长、满足新加坡人的工作需求，所以新加坡一早就自己投资及引入外资开拓新的行业，譬如发展电子通讯科技、生物科技，甚至是炼油业，同时尽量保留一些原来的制造业。 新加坡是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进行长远思考，而香港基本是靠市场推动，因此产业难以转型。推进香港产业多元化，以政策甚至资金扶持，利用国家发展，特别是大湾区所提供的腹地和市场，让一些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做大做强，形成临界值（critical mass），达到一个足够的分量让它可以自己通过市场动力持续发展，这就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了。 观察者网：其实这些想法，香港之前也多次尝试过，比如建设所谓的数码港，如今国内芯片产业龙头中芯国际在最初选址建厂时也一度考虑过香港。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方法落实到最后，碰上房地产，就很难继续推进了。似乎一跟房地产挂钩，一扯到高房价、高房租，解决问题的难度系数就直线上升。就香港的土地房屋问题，您有什么解决建议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香港代表团的审议时也说了，「解决香港住房问题难度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 刘兆佳：要将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当成特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还需用有力有效的办法去处理，特别是要从顶层设计著手。顶层设计不是粘粘贴贴、修修补补，而是拿出整套方案，在行政、立法、政治上定得清楚明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处理问题。 土地房屋问题在香港真的是「老大难」问题，因为推动土地房屋政策触及多方既得利益，面临不同原因的反对声音。房地产商等团体阻碍政府增加土地供应，是基于经济利益；环保、保育团体阻碍，是因为所谓的道德立场；而反对派阻碍，是出于政治原因。 如果政府解决了土地房屋问题，反对派在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就会萎缩；土地房屋问题解决不了，香港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就会更加不满，反对派更能借机削弱政府管治威信、打击政府管治能力，继而质疑、挑战香港的政治制度，认为现有政治制度非改革不可，要走向民主化。 面对这些情况，需要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意志，也就是中央、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要联手推动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香港政府需要强而有力，需要有魄力、有远见、有胆识，再加上中央的大力支持，才可以克服利益既得者的阻挠、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再或是来自法律、政治上的挑战。 具体来讲，香港政府可以大力用好现行的法律，赋予政府权力去收地及兴建新市镇，容许将部分郊野公园的土地用来兴建房屋及促进新产业发展。政府也应加快一些法规程序的执行进度，尤其是涉及城市规划、更改土地用途（如改变工厂大厦用途）或收回土地的程序。这些改善可能需要通过修改法律，甚至是重新立法。 当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后，新的选举委员会既可以负责选出行政长官，也可以选出部分立法会议员，而委员会里不少人应也是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的。这样一来，行政、立法也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合作去推动艰难的社会、经济、民生改革，包括土地房屋改革。 为什么讨论有没决心和毅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时，中央的角色也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中央摆明改革的决心，认为解决土地房屋问题是解决香港其他深层次社会、经济、民生问题的抓手，并真的拿出决心和勇气来支持特区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再加上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支持，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甚至包括贫富悬殊问题和年轻人「上楼」问题。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观察者网：前几日林郑月娥在社交媒体上特地提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事。记得您曾说过「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想法早已有之」，那为何先前迟迟不见真正落实？ 刘兆佳：其实当年邓小平在构思「一国两制」时，的确是想过加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否则香港怎么为国家发展作贡献呢？然而实际操作中，中央和香港两地最初各有顾虑。 开始时中央和香港都是想著由民间社会和工商界人士去推动两地经济往来，不一定需要由中央和特区政府通过合作联手推动。当时的主要顾虑是，如果由中央提出要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治上会引起一些人的质疑——香港究竟是不是高度自治？中央是不是要插手香港的事务？甚至香港是不是要走计划经济道路？ 当时就算有心想推动融合，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气候，所以香港最初想参加「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中央是抗拒的。后来中央觉得香港日后的经济发展如果不能与内地加强联系，不能利用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就很难推动自身产业升级、产业多元化和经济发展，才勉为其难让香港加入「十二五」规划。 虽然后来中央比较乐意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是香港本身内部也有很多阻力。 比如，政府里有很多官员都不是很热衷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因为这涉及改变他们一直以来的政策路向及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思想。在两地经济融合过程中，政府一定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甚至要扮演规划角色。香港不规划，你怎么配合国家规划，是不是？而对于「规划」这两个字，香港很多官员既无经验，心理上又抗拒，甚至认为是错误的做法。 有些官员觉得以前港英政府没有辅助产业发展，所以现在的政府也不应该有，否则不公平，而且随时会选错产业发展方向，结果得不偿失，还会在政治上又受到别人攻击。此外，他们认为政府要慎用公帑，更加不能接受将公帑用在内地以扶持、协助推动两地经济合作。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香港要参与内地的发展，但香港不能投放资源在内地以协助香港人或香港企业在内地发展，这样能够做到的事情相对就少很多了。 社会上也有反对势力在抗拒，他们从根本原则上反对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认为这样不但令香港高度自治不保，还可能引入内地和中央的影响力，导致香港在政治、经济上受制于中央、内地。反对派阵营中有一帮人经常想搞本土分裂主义，在经济上肯定是想尽可能地与内地切割。 除了政治顾虑，香港社会上也有一些反对声音，两地融合导致部分港人利益受损。比如：内地大批企业来港上市，挤压了本地一些企业的融资空间；有一些行业受到来自内地的竞争，如内地地产商来港发展，冲击了香港地产商的利益；有一些人才觉得受到内地人才的挑战；内地同胞来港旅游，与本地人冲突增加，有一些地方的居民觉得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事情导致一些港人对两地经济融合产生抗拒感。 而香港这十几年来饱受政治斗争摧残，尤其在过去几年受到各种各样的动乱冲击，政府疲于奔命去处理这些政治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落实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拿大湾区举例，广东比香港积极很多，光是建港珠澳大桥，别人都建好了，我们还没有完成。 坦白说，大家都知道在西方不断打压香港、香港不能再依靠西方的背景下，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避免不等于他们就会踊跃接受，肯定还有很多犹疑在的，这样就不能全心全意去做好相关工作。 观察者网：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内地的支持。我在采访其他香港人士的时候，他们也都提议希望内地能提供更多优惠政策。不过如今，尤其是旁观修例风波后，很多内地网民有个疑问，当下的香港能为内地带来什么？ 刘兆佳：香港对国家的价值，中央政府看到的比内地不少人看到的要高很多，因为中央是从长远、宏观的角度出发，考虑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世界大势的变化。这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央为什么要在香港搞「一国两制」。 因为中国正自己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西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仍是相当重要的产生新科技、推出新管理模式、输出资金及为中国产品提供市场的地方。换而言之，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中国要与西方阵营共存，你不可以消灭我，我也不可以消灭你。西方有些人侈谈与中国「脱钩」，其实不切实际。 中西之间的制度差异确实妨碍了彼此间的合作，而香港可以作为中西方接触的桥梁，让大家通过香港接触到对方，进而利用对方带来的发展机会。譬如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的推进（跨境支付）、内地企业走出去、中企的融资问题、香港发挥国际仲裁中心作用等等，香港在这些方面扮演了内地任何大城市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具体举例，比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内地再怎么搞，也不会像香港这般资金自由出入，是不是？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可以帮助中央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逐步积累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知识，特别是监管和风险管理的知识。再比如，先前特朗普要将多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摘牌」，这些企业如果要继续在全世界进行融资活动，香港可以提供一个很便利的市场。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弥补内地的不足，抵消西方对中国所施加的制裁的影响。当然，香港能为国家提供的服务种类，会随著香港本身受到西方的打压而有所减少。 总而言之，虽然长远来看，随著内地市场不断改革、香港同时也加强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角色，香港和内地在「两制」层面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不过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香港代表一种仍与西方接轨的独特制度，仍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一些内地其他大城市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和作用。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未来香港与国家战略发展衔接时要多注意哪些问题？ 刘兆佳：香港要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府的经济思维及管治模式都要出现某些改变，比如要进行长远的经济规划工作，一些执行方式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香港要与内地接轨，而接轨不是说要一模一样，但起码要拉近距离，方便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物流的流动。为此，政府需要在法律、政策、规则等方面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提供一些诱因，让香港的企业、个人参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 香港政府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因为香港要参与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就更加要争取到其他国家对香港的支持；香港想更好地发挥外资进入内地市场的桥梁作用，也牵涉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谈判。这些都是很繁重、很巨大的工作。来源：观察者网

文/刘兆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3月5日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作说明时指出，中央认为鉴于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致使乱象丛生，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会运用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力发挥主导作用，为香港建构「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我认同王晨副委员长的论述，并在此对「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 无休止政治斗争百害无利 之所以要完善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原因是这套选举制度作为香港「民主」发展的依讬在过去多次改变后，不但没有让香港的「民主进程」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为香港带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行政立法关系紧张、政府管治失效、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的事件层出不穷，最后甚至引发严重动乱和暴力冲突以及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夺取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和把香港变成颠覆和渗透基地。 香港回归祖国迄今，取消由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出的立法会议员、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增加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在功能团体选举中加入五个「超级区议会」议席、增加区议会议员代表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的人数比例等各种选举制度的改变，不可否认是所谓「循序渐进」发展香港的「民主」的举措，但那些「循序渐进」的步骤却是在没有充分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下、为了部分回应香港的反对势力而作出的、缺乏全面和长远思考的行为。 事实证明，过去「循序渐进」的「民主化」不但没有带来持续的「民主」进步，没有巩固香港「民主」的根基，反而是斲丧香港「民主」的生机的「循序渐退」改变。如果继续沿著原来的轨迹「循序渐退」下去，香港的「民主」会走向自我毁灭，结果是不但「一国两制」无以为继，国家和香港也会遭受严重伤害。以此之故，在中央主导下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让香港的「民主」在新的基础上健康和持续发展，才是应有之义和负责任之举。 在「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下，香港选举制度「民主化」作为一个目标相对于「促进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捍卫领土完整」、「保存香港原来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爱国者治港」、「行政主导」、「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良好的行政立法关系」等目标相对次要。作为一个手段或工具，香港选举制度「民主化」更是要有利于那些更重要的目标的达至，而不能妨碍甚至防止其达至，否则相关的选举制度必须扬弃。 香港内外敌对势力经常把「民主化」当作是「一国两制」的最高目标，把「政制改革」当作中央对港政策和香港特区施政的首要工作，并颇为成功地利用这种本末倒置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逼迫特区政府和取得了一定的「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实际上最后得到的是对香港的「民主」长远发展、「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香港的繁荣稳定极为不利的「成果」。 建有香港特色选举制度 为了香港的「民主」能够健康发展，必须厘清香港的选举制度设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原则是香港的选举制度必须正本清源地有利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主要目的的达至。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选举制度作为目标和手段的本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必须要为「一国两制」服务、对「爱国者治港」有利和能够阻止「反中乱港」分子和外部势力通过选举进入香港的管治架构，并利用他们在管治架构内的职位破坏「一国两制」的实践、危害国家的安全和香港的安定。 在香港，那些仰视西方选举制度的政客、专家和学者往往把「民主化」当为绝对的「好事」，不必也不应该计算后果。然而，在「一国两制」下，在设计选举制度时，所有对「一国两制」、对国家和对香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慎重和认真考虑在内。任何不利于那些目标达至的选举制度都不是好制度。这一点恰恰就是「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的要义所在，是中央主导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初心所在，也是香港「新的民主选举制度」的特色所在。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来源：大公报

文/刘兆佳 从一开始，「爱国者治港」便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原则。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实践的先决条件。然而，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尚未在香港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的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 香港选举带来的乱象 正是由于香港的选举制度欠完善，并存在不少漏洞，才让「爱国者治港」不能完全充分落实，香港各种以「反中、反共和反政府」、不承认由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香港宪制秩序、并与西方敌对势力有勾连的非忠诚反对势力得以进入香港的管治架构，特别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立法会和区议会之中。今天，有目共睹的是：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由于不能确保全面「爱国者治港」，已经产生了不少乱象，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令「一国两制」不能全面准确实践，也冲击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首先，内外敌对势力在选举过程中、在社会上和在管治架构内不断进行挑战国家主权的行动。包括质疑和否定国家对香港的主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公然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公然或者隐晦提出各种分裂国家的主张和从事相关行为，提出港人不属于中华民族的谬论，否定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或明或暗地策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利用各种内外媒体抹黑「一国两制」和香港，乞求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致力把香港问题「国际化」，要求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和香港，要求英国照顾其在香港受到中共迫害的「子民」等。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长期以来立法会已经成为非忠诚反对派议员宣扬「反共反中」、分裂国家的主张和勾连外部势力的政治平台，因而对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实质威胁。 第二，内外敌对势力在选举过程中、在社会上和管治架构内不断损害和扭曲香港的法治价值。包括否定国家宪法在香港的适用性，不承认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秩序，刻意歪曲对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的理解，提出一套将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谴责人大常委会释法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独立和法律制度。以「公民抗命」和「违法达义」等主张和口号鼓动违法和暴力行为，威胁和恫吓那些不同情暴徒的法官。谴责香港法律和制度不公不义，把政治凌驾在法律法治之上，贬低内地法律界的专业地位和造诣，诋毁内地的法治，乞求西方的法律专才为香港法律制度授予「合法性」，向外国宣传香港「法治已死」和「司法不独立」的歪论等。 第三，内外敌对势力在选举过程中、在社会上和管治架构内肆无忌惮冲击行政主导。尽管迄今为止，非忠诚反对派尚未能够取得立法会的控制权，但由于他们在分区直选中长期以来享有一定的优势，加上大部分以个人而非团体为投票者的功能团体的选民近年来日趋激进，因此不能完全排除非忠诚反对派日后得以通过立法会选举而取得立法会主导权的可能。即便他们在议会中不占大多数议席，他们仍然可以在议会内恶意否定行政长官的认受性和削弱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不断煽惑和动员群众与香港特区政府进行斗争、并在香港暴乱期间包庇和纵容暴徒。 他们也会结合立法会外的各种反对势力妨碍立法会的工作和打击其威信。他们经常滥用议事程序、凭藉「拉布」、肢体冲突等不正当甚至非法手段阻挠或瘫痪立法会的运作，并因此而让香港特区政府在行政立法对立的情况下无法有效施政。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管治维艰，威信不振，「行政主导」更无从说起。 第四，内外敌对势力在选举过程中、在社会上和管治架构内拖累了经济民生问题的处理。长期以来，香港深受一系列深层次经济社会民生矛盾所困，但那些矛盾却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真的处理。究其原因，是因为内外敌对势力非常成功地把政治议题，特别是「政制改革」、「中央与特区关系」和「行政立法关系」变成香港最瞩目和「最重要」的议题，从而大幅挤压了或者边缘化了那些亟须解决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包括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香港产业结构狭隘、贫富悬殊、贫穷问题、房屋土地短缺和年轻人发展机会不足）在公共议程中的位置。 他们又颇为成功地在社会上和在立法会内进行各种行动阻挠政府的经济社会民生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导致那些问题不断发酵、恶化和民怨升温，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并因此令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因为无法有效应对那些问题而难以提升。 最后，内外敌对势力在选举过程中、在社会上和管治架构内不停通过发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来制造社会的分化、对抗和撕裂，甚至连家庭、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邻居都不能幸免。他们和其支持者执意要把政治乃至非政治议题道德化、人格化、极端化和对立化，让妥协、互信、互谅、包容和协商成为不可能。他们把中国共产党、中央、行政长官、特区政府、警队和爱国力量「妖魔化」，形成彼此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之势。他们运用和纵容暴力。他们散播仇恨、偏见和怨毒，严重毒化社会氛围。他们把年轻人与其长辈对立起来，激化世代之争。他们把「香港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把香港居民与内地同胞对立起来，歧视和排斥内地同胞。他们把香港与国家对立起来，把「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地理中国」和「民族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立起来，拒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忠。他们拉拢外部势力，与那些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香港居民对峙。他们用「零和游戏」态度来对待政治争斗和争议，寻求「全胜而归」，力图置对手于死地。凡此种种，都把香港社会推向严重撕裂，斗争不绝，难以愈合的深渊。 完善选举制度 以此之故，为了实现「爱国者治港」的战略目标，我们对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必须因应过去的实践经验尽快作出认真和慎重的检讨并对其作出必要的完善，而完善制度的核心就是要确保当选者都是爱国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防范非忠诚反对派人士成为候选人、胜出选举和在履职后从事违反誓言的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必须是全面的，牵涉到选举办法、选举活动和经费、候选人资格审查、议员和委员履职前的宣誓、议员和委员在履职后的监察、对外部势力的监管等方面，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的问题，而这方面如果把关严密，而非忠诚反对派人士又根本不能「入闸」成为候选人，其他问题也就会相应迎刃而解。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来源：大公报

文/刘兆佳  国家宪法才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法律依据，而非《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西方势力对「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在香港的落实都存在扭曲了的理解，都对它们采取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不断质疑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庄严承诺，借此打击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信用，意图削弱中国的软实力和损害香港的国际地位和投资环境。近年来，西方势力对中国和香港的敌意随着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力度不断强化而有增无已。最近有些人甚至断言「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不复存在。这里所说的西方势力包括西方国家的官员、政客、媒体、意见领袖、公民团体、人权组织和非政府机构，也包括那些以西方势力为核心的部分「国际组织」。这种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扭曲理解和由此衍生出来的批评和责难其实是源于部分西方势力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误解和不求甚解，不认识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法律传统，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不相信香港可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保持繁荣稳定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刻意和恶意宣扬一套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错误理解，意图达到打击中国和香港、保护香港的反共反华势力、灌输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和信仰，以及让香港继续成为西方用以对付中国的棋子的目的。 西方势力的所作所为也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支持和壮大香港的反对势力、削弱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信心、淡化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煽动香港人与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对抗、以及影响香港的公权力行使者特别是司法人员的行为等效用。更严重的是，由于部分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话语权旁落在西方势力的手上，「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香港也难以全面和准确实施。 笼统来说，基于我对西方势力过去多年来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论述，那些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误解或曲解的荦荦大者包括： （一）把《中英联合声明》当成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法律基础和认受性来源，从而让英国、美国乃至部分西方国家可以过问回归后的香港事务，觉得需要承担对香港人的「道义责任」，并且可以以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为由向中国「追究违反国际协议」的「责任」。西方势力意图让香港人相信，「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才授予香港的。西方势力不断重申《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回归后继续有效的说法其实并没有法律依据。内地的基本法权威和原基本法起草委员萧蔚云教授在香港回归前早已指出，国家宪法才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法律依据，而非《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原则不但在宪法中作了规定，而且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也得到体现。《中英联合声明》正文第三点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如下：（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的第一点又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从上述《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看，第一，中央根据宪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中央根据宪法第31条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根据是宪法，包括第31条，而不只是宪法第31条。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都是中国宪法第31条的具体体现，符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中国政府承诺了将这些内容写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义务，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内容必须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和《联合声明》的附件一。但是准确地从法律上说，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而不能说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惟其如此，当基本法于1990年颁布实施后，中国已经切实履行了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责任和承诺，而英国对此从未有提出异议，因此《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回归后已经成为历史文件。英国固然没有法律依据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向中国发难，更遑论美国乃至其他西方国家。尤为重要的是，很难想像，在整个中英两国谈判「香港政治前途」过程中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的中国政府会与英国签订协议容许英国在香港回归后继续拥有法律依据来插手香港事务。 （二）仍然把回归后的香港当作是受到西方国家特殊照顾和保护的地方，甚至在实质上仍然视香港为西方阵营的成员。这点从1992年美国制定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和最近几年美国国会通过对一系列「旨在维护香港的自治、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法律中可以看到。西方势力俨然有把香港当为中国以外地方、而这个地方又有义务为西方势力服务的意味。美国甚至认为它可以根据它国内的法律随意干预香港的事务，并以香港人尤其是香港的反对势力的「保护者」姿态质疑和攻击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和行为。西方势力这个立场本质上是在挑战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并让「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变形、走样」。 （三）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理解为「完全自治」，实际上把香港当成是「独立政治实体」，这样做不单罔顾香港的自治权力来自中央的授予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否定中央在香港所享有的权力和须履行的责任。在这种误解或曲解下，中央表明所享有的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固然受到西方势力的口诛笔伐，人大释法、中央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监督权、中央对香港行政长官的实质任命权、中央对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权、中央在制定香港政治体制上的主导权和决定权等权力行使都被西方势力批评为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矮化香港、和违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举措。 （四）既然香港享有「完全自治」，西方势力顺理成章地否定香港有履行对基本法第23条进行本地立法来捍卫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尤其是当西方势力倾向把国家安全界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之际。西方势力从来不理会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如果香港变成针对中国内地的颠覆基地，中央不但要干预，而「一国两制」也有可能无以为继的话。这里还有一个他们自相矛盾之处。西方势力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遵守基本法办事，另方面则警告说如果香港按照基本法第23条进行本地立法，则会损害香港的人权自由法治，并威胁说会对香港实施各种制裁。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势力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反应极为激烈便不难理解，尤其是当《香港国家安全法》严重触碰西方势力在香港的政治利益和生存的时候。 （五）从来不把中国宪法放在眼内，不接受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在回归后的新宪制秩序，也不接受国家宪法在香港适用。西方势力自然也不承认中央可以依照国家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制定与香港有关的法律。因此，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0年中制定和颁布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后，来自西方势力的谴责和制裁便纷至沓来。他们认为有了基本法第23条后，中央便永久失去了为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律的权力。所以，《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证明了」中央对香港和国际社会背信弃义，既摧毁了基本法，也摧毁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六）把香港的民主发展当作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最重要目标，而罔顾其他更重要的目标，从而处处偏帮和怂恿香港的反对势力。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素来把输出西方民主为其对外事务中的首要任务。无论是在别的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或者以军事入侵方式改变别国的政权都被西方势力认为是正义之举。香港的政治体制的首要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安全、保存香港的资本主义体系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民主发展作为「一国两制」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对次要，而且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能妨碍其他更重要的目的的达致。在西方势力的眼中，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方便中国共产党操控香港的「威权体制」，是「箝制个人自由的非民主体制」，当然也是一个缺乏认受性的政治体制。因此，不断否定和冲击香港政治体制的香港的反共反华分子便成为西方势力的宠儿。西方势力不断鼓动香港的反对势力争取政制改革以达到夺取香港管治权的目标。那些人被吹捧为民运人士和人权斗士，而他们以「争取民主」、「打倒暴政」、「违法达义」为口号的违法抗争和暴力行为更得到西方势力的认可、鼓励和包庇。至于那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否才是破坏「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恶行和元凶，在西方势力的双重标准下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西方势力甚至认为只有在反共反华势力在香港掌权后，西方势力所理解和界定的「一国两制」才真正能够得到体现。 （七）把「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理解为单纯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的举措，而罔顾其作为「国家优先」的大政方针的本质。西方势力一贯相信刚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的中国极度重视和依赖香港，因此整个「一国两制」的设计都是为了让香港人尤其是投资者放心的一套制度。西方势力无视中央的「一国两制」对港方针的首要考虑是国家统一、安全和发展，但同时尽量照顾香港人和各方面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每当中央出手维护国家的利益与拨乱反正、并遇到香港反对派阻挠和批评的时候，西方势力总会与香港的反对势力沆瀣一气，严厉质疑中国政府对履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诚意和决心。 （八）把普通法当成是解释基本法的唯一方法，否定基本法是一部全国性基本法律的本质，不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权，质疑内地法律工作者的专业修养、道德和能力，又不认同中央按照内地的大陆法系传统解释基本法的做法。因此，西方势力把香港的法院特别是香港终审法院当成是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解释的「终极权威」，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力和解释结果。任何人大释法或中央对香港终审法院的裁决的不同意见都被批评为中央的政治行为、破坏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独立以及损害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的信心。 （九）把香港与内地愈趋紧密的经贸关系当成为高度自治的陨落，让中国政府更有能力和渠道「干预」香港事务。西方势力反对接受香港加入国家的五年规划，批评香港改变了香港原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为政府愈来愈干预经济活动铺路。西方势力不明白也不接受在「一国两制」原来的构思中，香港与内地加强往来，让香港的「一制」能够为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独特甚至是难以取代的作用就是「一国两制」的本来意图，更是「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的基本条件。 （十）任何在香港推行的宪法教育、基本法教育、国民教育、历史文化教育都被妖魔化为政治「灌输」或者「洗脑教育」，因为那些教育内容肯定不会符合西方势力对中国、香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解，都会削弱西方势力和香港的反对势力在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毫无疑问，在未来中国与西方不断较量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争锋肯定会愈来愈激烈。香港则必然是两股势力斗争的战场之一，而斗争的焦点则是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不同理解和诠释。2019年底，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决定了要大力整治香港的乱局、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和准确实施，而廓清西方势力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错误诠释在香港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人的荼毒，必然是中央和香港爱国力量重夺话语权的关键一步。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来源：橙新闻

文/刘兆佳 2020年11月15日，拥有15个成员国、30%的世界人口和 30%全球经济总量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RCEP标志著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体的诞生，它有利于推动区内贸易、推进国际产业分工和防止全球供应链断裂。简言之，RCEP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区域经济的合作与整合，也有利于抗衡「去全球化」和各式保护主义的逆流。 RCEP的签定对中国而言不单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其政治意义特别是地缘政治意义应该说是更为重大，理由是RCEP与中国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竞争有密切关系。RCEP的谈判过程极为艰辛，其圆满完成标志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反映不少国家不顾美国的阻挠乐意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RCEP因此堪称是中国反制美国围堵中国的一项成功范例。在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退出那个一直由美国主导、目标在于孤立和封锁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后，RCEP的签署意味著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特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可以说，RCEP标志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进一步上升，让中国在日后反制美国的各种围堵时具备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能量。 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博弈几乎不会体现在战争之上，反而是在于哪个国家可以主导全球贸易、金融、服务、专业资格和科技标准等非军事领域之上。美国原先希望利用TPP来为世界制定贯彻美国利益的「高水准」贸易准则，并以此来为难中国和遏制中国的崛起，但美国退出TPP，反而中国成功带动那个较为合乎中国利益和情况的RCEP的签订，比如RCEP没有有关国有企业和工业补贴的章节，意味著不但美国尚未能够利用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为工具来打击中国，反而美国自己却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大潮流中自我孤立。 美中影响力此消彼长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方针是一方面要独霸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许地区外的势力染指，但却绝不能容忍美国以外的任何大国主宰欧亚大陆（Eurasia），担心如此一来美国自身的利益、安全、价值观、制度，都会受到严重威胁，更遑论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和由此而衍生的种种「唯我独尊」的特权。美国参加一次大战对付德意志帝国，参加二次大战对付纳粹德国和日本，以及在冷战时期围堵和瓦解苏联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美国担心和惧怕中国势力在亚洲崛起会最终导致中国主宰欧亚大陆事务而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把亚洲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甚至把美国从世界经济重镇的亚洲地区驱逐出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单方面退出TPP，使得TPP不再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敌意比奥巴马政府更甚。它不但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更提出了一个把印度和台湾也拉拢进去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实际上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生存的战略「敌人」。在经济上，特朗普政府更提出要在贸易、科技、投资、教育、人才交流等方面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等地方不断挑起争端，并对中国企业与内地和香港官员横加「制裁」，由是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利益构成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 拜登总统上任后，鉴于美国朝野弥漫著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美国的围堵和孤立中国的基本国策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即便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敌意没有特朗普那么大，但仍然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不过，拜登政府会较为愿意照顾美国自身和其西方盟友的利益，较为侧重与盟友联手遏制中国，较为会以不违背国际规范为前提来对付中国，较为有选择性地打击中国，较为从长远的战略部署来削弱中国，因此中国面对来自美国的威胁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不会有实质的减少。 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和遏制，中国不得不策划战略反制以捍卫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同时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为了抵御来自「东面」的威胁，中国积极采取了「西进」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的筹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RCEP谈判的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的商谈等行动专案，都是中国用以反制美国的围堵与孤立的重大战略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与东盟十国于2010年共同建成的自由贸易区也与此有关。因此，RCEP的政治意义必须从中美两国过去十多年在亚洲进行博弈的历史背景来理解。 从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看，RCEP日后的运作与发展值得高度关注。美国肯定不会善待那个把它排除在外，但却容许中国在亚洲强化影响力和国际联系的RCEP。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更率先恢复经济活力的中国在亚洲会进一步崛起，这必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变化。虽然美国已经退出了TPP，但其他曾经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却在日本的积极推动下继续谈判，同意搁置了一些对智慧财产权的保障条款，在2018年3月共同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CPTPP）。中国国家领导人最近表达了中国参与CPTPP的意向，而与拜登政府关系密切的一些智库的成员也促使美国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加入CPTPP，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在制定国际经贸制度和规则方面。美国日后是否会加入CPTPP，甚至协助台湾加入其中，并为中国的可能加入设置种种人为障碍，再利用CPTPP来制衡、掣肘和削弱RCEP，对RCEP日后的发展和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至关重要。印度本来是RCEP的倡议者之一，但在最后关头却因为担心出现严重贸易逆差而选择暂时不加入。今后印度会否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不单不加入RCEP，反而转为加入CPTPP，对RCEP和中美在亚洲的势力对比也影响甚大。 促进「整合」香港作用更突出 另外，美国对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肯定百般阻挠。如果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因此而受损，则RCEP的运作也必然会受到阻挠。我们更不能排除美国会试图分化RCEP的成员国，并把部分国家拉拢到美国一方，其中澳洲应该是最容易被撬动的国家。美国更会阻挠和干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落实和执行，破坏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特别是防范中欧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此，估计RCEP往后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如何长期维持乃至提升RCEP为中国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利益对中国来说乃一项重大的战略挑战。 对香港来说，由于美国和其西方盟友遏制、围堵和孤立中国的力度仍会相当猛烈，香港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会遇到来自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的诸般打压，尤其是在贸易、投资和科技等领域上，政治事态的发展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甚为不利。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香港必须更多地从中国内地和亚洲寻找发展空间和机遇，在政治上与国家保持一致、共同进退和抱团取暖。香港需要在中央的协助下尽快加入RCEP。RCEP肯定会为香港开拓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和更庞大的市场，让香港可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拓宽香港的产业结构和让香港向知识型经济转化。 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金融、物流、资讯和服务中心，香港应该可以在RCEP地区内发挥各种联系各方的「中心」作用，从而帮助国家在RCEP内推动各国在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与整合，并同时促进人民币和数位货币在RCEP内的广泛使用。香港在RCEP内应该与国家密切配合，让RCEP做大做强。这些都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既为自己又为国家所能作出的贡献，也是「一国两制」得以行稳致远的不二法门。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来源：大公报

美国不断干预中国内政及香港事务，出台各种法案或制裁措施，变本加厉打压中国。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7日以口头表决方式，在无异议情况下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美国财政部亦于7日一早宣布对14位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美国这些法案和制裁没有实际意义，更多是美国对香港状况不满的「政治表态」。刘兆佳指出，香港局势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美国已经失去了利用香港这个「基地」颠覆中国的能力。美国一些政客本来希望在香港搞政权变更，不但没有成功，反而美国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反华势力在香港的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刘兆佳认为，美国会继续执行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同时也希望削弱香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特别是经济和金融价值。他认为，美国打击香港的招数还会继续，美国国会未来还可能会推出一些法案，但这些法案重重叠叠，推法案的议员就是借此表达其反华的政治立场而已。现在美国政府搞的一些制裁，基本上都是以不损害美国在香港利益为前提，主要是针对一些个体。美国所谓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声称为目前已在美国、返回香港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还声称要加速处理「逃离政治迫害」香港居民的赴美难民申请程序。刘兆佳回应指，一般来说，被美国利用搞「颜色革命」的人，跑到美国后很快就会失去价值。（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所副会长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编辑：严骏来源：橙新闻

文/刘兆佳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的讲话，是确立爱国者治港的法律框架，相信将来有关的资格要求，将会扩展至区议会和选委会。估计不会出现取消现任区议员资格的情况，但在区议会换届以及明年的选委会选举时，预料会有一套更严格的入闸要求。张晓明提到「反中乱港者出局」，并非要杜绝反对派的参政路，或中央容不下反对派，而是说明中央的底线，要求从政者要忠诚于宪法和基本法，相信忠诚反对派会有出路。另外，对于张晓明引述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烈显伦呼吁「是时候进行司法改革」，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会成员汤家骅指出，目前无要求律师执业要拥护基本法，认为张晓明所说的司法改革，是改善法庭运作和重新检视司法体系等。（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编辑：严骏来源：橙新闻

文/刘兆佳 自从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接连出手整顿香港自身无法匡正的乱局，以香港国安法为抓手对香港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强力遏制，持续超过一年的严重暴乱得以弭平，社会秩序、治安和法治得以逐步恢复。可是，香港的激进反对势力并没有偃旗息鼓和改辕易辙，更没有向「忠诚反对派」转化，反而坚持斗争和对抗路线，不断挑战中央的权威和底线，并继续想方设法阻挠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 在香港国安法的震慑下，街头抗争和拉拢外部势力作为斗争策略经已无以为继，立法会遂成为激进反对派延续政治斗争和捞取政治资本的主战场。其实，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多年来，立法会一直是香港反对势力发动对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斗争的最重要平台，并把他们在立法会内的斗争与在社会上策动的抗争联动起来，力求产生最大的政治能量，让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和打击，并让香港成为外部势力得以插手香港事务的渠道。 反对派议员虽然在立法会只拥有少数议席，但却由于懂得善于利用和滥用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加上不时使用不正规乃至武力手段，令立法会不能正常、畅顺和有效运作，行政立法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导致政府施政受到严重阻挠和干扰，不单重大政策难以出台，就连一般的立法和拨款工作也经常受阻和延误。可以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政治斗争不断和管治艰难，与立法会屡屡成为政府施政的绊脚石有莫大关系。在这种恶劣情况下，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也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以此之故，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上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确保立法会正常、畅顺和有效运作便成为中央的止暴制乱和拨乱反正的对港政策的另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过去一年多来旷日持久的暴乱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蹂躏让香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社会、民生和就业问题极为严峻，而且持续恶化，而政府的财政状况又受大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区政府迫切需要在立法会的支持和配合下尽快尽力出台一系列应对各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让经济尽早复苏，同时防范香港政治动乱死灰复燃，从而让香港内外敌对势力有兴风作浪的可乘之机。 因此，无论是中央或者香港特区政府都难以容忍反对派置民间疾苦于不顾，为一己政治之私继续利用立法会来阻挠或者瘫痪政府施政。当前，让立法会有序有效运作已经不再是管治和政治问题，更是关乎香港存亡和港人福祉的重大问题。在今天的政治环境，立法会自己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议事规则去约束反对派议员或利用基本法去褫夺他们的议员资格，而特区政府又缺乏政治能量和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去快速迫使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停止其破坏行动，中央应香港行政长官的要求、毅然决然出手便是无可避免的应有之义。 今年8月11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立法会的换届选举无法在今年9月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因而于8月11日决定：「2020年9月30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 该决定未有处理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的问题，而在香港特区政府同样不予处理的情况下，所有第六届立法会的议员均可留任。除了个别人士外，反对派议员决定继续留在立法会。然而，在反对派议员依旧沿用激烈对抗手段来阻挠立法会的工作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遂决定再度出手。 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8.11」决定的基础上，对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问题作出决定，划出底线，立下规矩。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国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任何议员如触碰底线、违反规矩，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并明确以上原则适用于原定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被选举主任依法裁定参选提名无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的具体情况。 此次中央毅然决然出手，必然会引起香港反对派和其依附的外部势力的强烈反弹。全体反对派议员扬言会全体辞职以示不满，他们并肯定会在社会上掀起新一轮抗争行动。西方国家又必然会对香港施加一些「制裁」。不过，所有这些后果都是在中央意料之内的情况，并不会削弱中央出手平息香港和立法会的乱局的决心、信心和勇气。中央此次快而狠的出手，在政治上肯定会带来一连串的、对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有利的效果。 首先，无论是香港人或者反对派都再不会怀疑中央在香港拨乱反正的决定、信心和勇气，更不会再相信可以结合内外政治压力迫使中央在涉及「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原则问题上退让，因此有利于重塑香港人和反对派对中央意图的心理预期，并重新从现实主义出发处理自己与中央的关系。 第二，中央出手后立法会的乱局会马上结束，立法会议员可以在正常状态下履行其职责。行政立法关系会得以理顺，在行政与立法相互制衡和合作的情况下，特区政府得以在立法会的支持下迅速推进各项缓解严峻疫情、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并大力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尤其是积极投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去。香港特区的管治情况肯定亦会有显著改善。 第三，立法会的规章制度更为健全和完备，特别是在议事规则方面。回归20多年来因为立法会内部规则紊乱和疏漏而让反对派议员有机可乘的局面应会告一段落。     第四，人大常委会此次决定，不但对立法会议员的参选和履职资格厘定标准，那些标准对于日后区议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行政长官的选举的参选资格和履职资格同样适用，对司法机关的人员的要求应该也有重要意义。任何不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护基本法的人都难以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内的工作。 第五，爱国者治港的格局进一步体现，今后立法会的主导权将会牢牢掌握在爱国者的手上。 最后，中央此举对促进健康的、有建设性的「忠诚反对派」的出现有积极作用。中央一贯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反对势力和声音在香港共存是正常、自然和健康的事，但他们却只能够在那个由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的香港宪制秩序中活动，包括表达诉求和推动改革，即是说愿意当「忠诚反对派」。中央要求「忠诚反对派」尊重香港的宪制秩序，并没有希望他们服从中国共产党或接受内地的社会主义之意。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香港特区成立20周年的典礼中为香港划定的三条红线对反对派尤其适用。习主席指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任何触碰这3条红线的反对派都称不上是「忠诚反对派」，也难以在香港的政治体制乃至在社会内立足。人大常委会此次决定其实狠狠打击了香港的「反中反共」和各种分离主义势力，从而为「忠诚反对派」的出现拓展了广阔空间。 一个由爱国者领导，并受到「忠诚反对派」监督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但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全面和准确实践，有助于香港尽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来源：橙新闻

文/刘兆佳近十多年来，美国朝野已经确认了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认定了中国经已成为美国的唯一战略对手，对美国构成全方位、长期和日益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又不再相信崛起中的中国不会重蹈西方过去的发展道路，不会以西方制度和价值观为圭臬，反而会以其成功的发展模式来赢取发展中国家尊重和支持，从而动摇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上的优越成绩和美国的糟糕表现进一步让美国人难堪和无法接受。基于经济、军事、科技、地缘政治、文化、宗教乃至种族等复杂原因，美国人深信如果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保，而中国却在欧亚大陆称雄的话，则不但世界和平不再存在，美国建构和主导的自由国际体系崩溃，威权主义和反西方思潮在全球蔓延，西方文明没落，就连美国本身的自由民主制度、资本主义体制、植根与基督新教的思想信仰和民族/种族团结亦将岌岌可危。以此之故，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便成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压倒性战略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存在大体上两类对华政策的主张，一类是通过对话、接触和合作，并辅以战略约束，减少中国对美国和对世界的「威胁」；另一类则是以围堵和遏制中国为主轴，但究竟完全依靠美国自身力量还是广揽盟友以达到目的则存在分歧。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美国的政客、政党、智库、学者和专家都不接受美国与中国「平起平坐」，相互尊重，共同为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福祉而努力的提议。因此，美国国内不同党派和势力之间的分歧只是在遏制中国崛起的方式、策略、领域、速度和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之上而已。过去十多年来，中美终须一战的观点在美国国内大行其道。美国的商界由于觉得中国没有给予他们「公平」对待而怨怼中国，而不少原来本已不多的、对中国态度比较客观正面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又抱怨中国实施「思想箝制」而走向中国的对立面。因此，在当今美国，愿意为中国说话和辩解的美国精英已经寥寥可数，他们亦无法扭转美国愈趋恐惧、排斥和敌视中国的民意与政治大趋势。今天的美国内忧外患、经济民生情况每况愈下、社会政治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的前景愈来愈悲观，对美国的当权者、制度和价值观的信心不断流失，因而对中国的崛起更加恐惧、嫉妒和抗拒。各种美国的政治势力也因此得以利用反共反华口号和行动把美国和自己的问题「甩锅」中国，这无疑更进一步将美国和中国对立起来。展望将来，美国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和大力度的遏制已经是不可改变的国策和事实，尤其是在军事、外交、科技、金融、贸易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时至今天，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问题上南辕北辙，水火不容，但在对华政策上却罕有地存在相当共识，情况就如在上世纪二次大战结束后东西方冷战时期般。今后美国固然会尽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中国也同样会尽可能减少对美国的依靠。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不但体现在不少的政策和措施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手段不断固化、深化、强化和扩大化。美国制定的一系列的针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新疆、西藏、解放军、科技、企业、媒体、官员、党员、学者的法律法规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牢固的规范和制约，不容易废除或改变。无论是谁当美国总统，他在对华政策方面都会受到相当的法律束缚。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的综合国力此消彼长的大趋势不会改变，「逆全球化」，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将会强化和加快这个大趋势。尽管特朗普总统过去几年的对华遏制战略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一定的伤害，也暴露了中国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的一些短板，但在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重大政策上却无功而还，甚至连缩小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也做不到，反而迫使中国走上一条依靠科技创新和自力更新、长远而言对美国更为不利的发展道路。美国许多企业却因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而蒙受不少损失，对美国政府颇为不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削减对「盟友」、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的承担的，以惩罚和制裁为主要工具的外交方针也令美国在国际上声誉败落和处境孤立，难以在世界上纠集到足够的「盟友」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反而引起他们的忧虑和不安。如果美国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则更会暴露美国的国力和「盟友」不足的窘境，亦会让美国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相反，美国对中国的狼子野心和步步进逼却会让全世界的中国人更加团结起来，在同仇敌忾下齐心一致，以举国之力来抵御美国的紧逼。拜登宣布当选美国总统后，在中国不再是选举议题和没有选举压力的情况下，他应该会对多年来遏制中国的政策作出检讨，认真评估其成败利害得失。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大目标不会改变、但拜登清楚知道单靠美国一己之力难以扳倒中国，所以我估计美国会更着重运用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当然并非是要放弃经济、科技和金融手段）逼迫中国，目的是要减少它所要付出的经济和利益代价。美国会拉拢「盟友」特别是西方国家和日本，重新在贸易上给予它们一些好处，与它们重构各种联盟（安全、贸易）关系、联手迫使中国改变其外交、经济和军事策略。美国会重新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作用，并以它们为平台与中国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会尝试挑拨离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甚至希望把俄罗斯拉到西方阵营中去。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会加紧破坏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美国会进一步把台湾和印度纳入其旨在围堵中国的「自由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中内，让它们发挥掣肘中国的作用。美国不会放弃利用香港、新疆和西藏在中国国内制造混乱和不稳。它会在全世界和在中国国内发动意识形态战争，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与中国的「威权主义」对立起来，力图削弱中国在世界上不断上升的软实力。美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疑虑日深，生怕欧亚大陆为中国所主宰，因此在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美国必会与中国进行战略争夺。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未有因为总统选举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仍然处于高度分化和内讧的僵局之中。美国总统在总统大选后要面对一个国内长期政治动荡，种族、民族、党派、阶级、世代、地区、宗教、价值观斗争不断的局面。美国的经济状况会不断恶化，美国人会继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蹂躏，而负债累累问题议也会造成重大困扰。总统大选后爆发的政治、法律和暴力冲突也会让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国内冲突斗争不断的局面。在内忧外患难以兼顾的情况下，估计美国会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难题和矛盾，难以不顾一切地倾尽全力对付中国。在美国遏制中国的过程中，香港难以独善其身。不过，过去一年多的情况显示，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它在香港的战略、金融、贸易和政治利益。它当然会连绵不断地对香港进行政治打压，也会做出一些「制裁」和出轨的行动，从而打击香港的国际地位，并削弱香港对中国的价值和贡献。考虑到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会不断「出招」，特别是针对香港内外的敌对势力，拜登上台后美国仍然会有不少机会向香港发难，但力度估计会比特朗普轻巧一点，手法不会那么粗糙，数量会有所减少，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对香港反对势力的支持也不会那么积极，但香港与美国的关系仍难言乐观。不过，美国和其一些西方「盟友」对香港的打压，却在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大局、消减香港人对西方的幻想、以及建构香港与国家命运共同体上有莫大作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编辑：严骏来源：橙新闻

文/刘兆佳 当前香港正处于内外交困的严峻时刻，也处于香港自身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关系到香港能否突破内外困局和进入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因此也必然是香港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的必然战略选择和任务。 去年，中共19届四中全会经已决定，要「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随着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展开，尤其是中央大幅下放权力予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深化与扩大化深港合作，加上中国又是世界上能够率先控制新冠疫情和恢复经济增长的国家，我们殷切期待行将召开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对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论述、部署和指示，特别是那些有关香港应该如何积极、全面和深入参与「十四五」规划和有机地嵌入2035年远景目标之中的内容，让香港各界人士得以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有新的理解和憧憬以及重拾对香港未来的信心。 主动积极参与「十四五」规划 过去十多年，特别是过去几年，香港的内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绵不断的动乱和政治内耗、香港特区政府管治乏力、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颠覆基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对香港实施各种「制裁」来削弱香港对中国的价值和作用、逆全球化势不可挡、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肆虐并重创香港和世界经济、失业率不断攀升、社会矛盾激化、年轻人发展前景黯淡、香港产业结构单一而且竞争力下滑、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堪忧等都是香港面对的长期重大挑战，更是香港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克服的难题。与此同时，国家的发展一日千里、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打压和新冠疫情来袭都无阻国家的前进步伐。为了应对国外的遏制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中央更不失时机地提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以国内的庞大市场为后盾，以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为主轴，以扩大内需为抓手，着力推动国家发展更上一台阶。 当世界的经济中心持续向东亚地区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之际，香港要实现产业向高增值、知识密集和创新科技方向转型，并在高质量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公义，其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便不得不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手段，其中主动和积极参与「十四五」规划、大力投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切实强化深港合作乃首要目标和工作。 香港过去主动提出参与「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央经过认真慎重考虑后，甚至在有点「勉为其难」的态度下予以批准，因此从来都不存在香港「被规划」的事态。可惜的是，两个五年规划中有关香港的部分基本上是香港一方向中央提出、并请求中央给予支持的发展项目。那些项目与国家的总体发展的关系并不清晰，而香港特区政府在提出这些项目时压根没有对国家发展的战略和需要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刻意让香港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衔接。它们虽然与香港自身的利益有相当的联系，但却并非建基于香港的长远发展战略，原因是香港从来都没有一套完整的、长远的、全面和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香港提出的项目没有落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又没有相关的问责和赏罚机制，致使部分项目在五年规划完结后仍然没有兑现。这些显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状况。 要具备宏观视野与忧患意识 要通过参与「十四五」规划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具备宏观的全球和国家视野与强烈的忧患意识，积极凝聚对香港未来发展路向的共识，并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和整合。特区政府尤其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的「小政府」思维，勇于负起推动经济社会改革的责任，并在香港发展过程中担当首要的领导、教育、培训、统筹和协调的角色。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强化深港合作更是重中之重的任务。2003年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施政报告》已经提出了香港与珠三角融合的构想。2007年，我在香港特区政府工作时又提出了深圳与香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倡议。可惜那些构想和倡议在政府内和社会上都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而香港亦因此错失了许多积极参与到内地发展的机遇。 长期以来，不少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都低估了内地、珠三角和深圳的发展，部分人更担心过多与内地「融合」会为香港制造「竞争对手」和削弱香港与西方国家的联系，甚至会带来中央对香港事务的干预。一些政府官员更担心香港与内地「融合」会改变政府一贯的管治模式，导致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产生过多的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和压力，以及引发西方国家对香港是否仍然享有高度自治的质疑。 目前，香港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经济发展路向和社会矛盾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香港不能藉着香港原有的一些独特优势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挥作用，又如果香港经济和民生情况一沉不起，则「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亦将无以为继。这些结果肯定不是香港之福，也不是国家之福。 掌握形势凝聚共识抓紧机遇 既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已经不再是可以回避的过程和工作，则香港各方面便应该焕发强烈的忧患感、充分掌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凝聚对香港未来发展路向的共识，抓紧和用好国家发展和中央政策所带来的种种机遇，让香港的发展和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和命运紧紧的扣在一起。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编辑：潘丽丽来源：信报2020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