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回归」作为概念、政策、目标乃至口号被提出来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是在香港回归祖国一段时间后才出现。

特区政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管治团队，在中央支持之下，联合爱国力量共同面对日后复杂、严峻的管治局面。

Bauhinia Magazine

中央对特首人选的4个标准分别是一定能果断、硬朗、不畏艰难维护国家和香港利益与安全；一定能与中央保持一致，忠实执行中央指令，确保中央对港政策得以贯彻；一定能熟悉政府运作，不需要长时间学习和磨合；以及一定能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爱国力量。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在现时局势以及日后香港面对的挑战来考虑，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应该是中央目前认为最符合标准的下任行政长官人选。他认为，这次选举形势比较特殊，中央不希望破坏爱国阵营团结，令外部势力有机可乘，因此较为属意一个人参选，但恐怕不是常态。 刘兆佳分析，中央对特首人选的4个标准分别是一定能果断、硬朗、不畏艰难维护国家和香港利益与安全；一定能与中央保持一致，忠实执行中央指令，确保中央对港政策得以贯彻；一定能熟悉政府运作，不需要长时间学习和磨合；以及一定能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爱国力量。 他认为，李家超最大优势在于与本港不同政治派系和利益集团没有任何瓜葛，可以更能忠诚向国家负责、向中央效忠，更义无反顾推动各种政策和制度改革，令香港更有能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化本港经济活力以及破解深层次矛盾。 至于新任特首是否不需要有个人风格，刘兆佳指出，一定要有个人风格，尤其是果断、有勇气、担当和魄力，中央在组建领导班子过程中也会发挥积极作用，网罗各方面人才应对各种挑战。 他估计，若李家超出任特首后，一定会更强硬和严厉打击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对于其他人则采取团结、包容和照顾的姿态，让不同阶层人士的矛盾得以纾缓。 对于李家超曾被美国制裁，会否影响与外国联系，刘兆佳表示，越来越多美国和西方国家对香港不友好，中央自然要找可以强硬应对的人，如果惧怕制裁而被有关国家左右领导班子人选，实际是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本港还有很多其他领导和社会民间领袖负起国际联系责任，除了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日后对香港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刘兆佳I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的「非忠诚反对派」固然难逃灭亡的命运，绝大部分「半忠诚反对派」也必然要偃旗息鼓，其中小部分人会竭力和艰难地试图通过「转型」来延续政治生命，成为「守法反对派」是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反对派阵营中，「忠诚反对派」会乘势而起，但也会最终朝着「准爱国者」和「爱国者」转化。「爱国者治港」本来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也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落实的先决条件。回归迄今，「爱国者治港」尚未完全实现，致使香港长期陷入无止境的政治斗争之中，导致管治失效和深层次矛盾叠加。展望将来，随着反对派退出香港的历史和政治舞台，「爱国者治港」全面铺开，「一国两制」事业将会不断开拓，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牢固根基。关于香港反对派的几个概念 2021年7月1日，悬挂国旗、区旗的渔船在维港巡游（图：新华社）在香港，「反对派」泛指那些没有参与政府工作的政治势力。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非不密切，甚至存在张力。他们主要担当执政者的监督者、制衡者、规谏者、对抗者，有时甚至是「敌对势者」的角色。「反对派」这个词语本身并无褒贬之意，也并非表示他们必然为反对而反对。与建制派一样，反对派的构成也非常羼杂，包括泛民主派、反共人士、部分前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和追随者、社会运动分子、压力团体、「福利主义」提倡者、反共媒体、部分宗教势力、「本土分离主义」分子、「港独」分子等，其中以泛民主派势力最大，而民主党和公民党则是其中较大的政党。他们部分人在回归前和回归后都有参与到香港的管治架构之中，主要在立法机关、区域组织、法定机构和咨询组织。他们的政治主张虽有差异，但共同点是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不认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对中央采取某种对抗姿态、不认同回归后由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的宪制秩序、不愿意尊重和遵守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有些时候甚至以「违法达义」或「公民抗命」为旗号违反香港本地法律）、对「一国两制」有与中央截然不同的诠释、质疑回归后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的「认受性」、对香港特区政府抱持对抗心态、并主张香港以最快速度走向全面「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为了厘清香港反对势力的本质，并方便分析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香港政局，在这里我认为有需要引入「忠诚的反对派」、「半忠诚反对派」和「非忠诚反对派」这三个政治概念。「忠诚反对派」指那些真诚接受回归后香港的宪制秩序、愿意尊重和遵守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的反对势力。以此之故，「忠诚反对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容为「守法反对派」或「建设反对派」。他们愿意在现有体制内争取政治权力和推动改革，并争取机会掌握特区政权，从而转化为「执政派」。「非忠诚反对派」指那些不承认现有宪制秩序特别是选举制度的反对势力，他们的目标是要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并以另外的体制取代之，而且矢志与现有体制割裂，并拒绝参与其中。「半忠诚反对派」指那些尽管基本上不承认现有政治体制和不信任中央，但仍然愿意通过竞选和委任渠道参与其中。他们明知在现行体制内没有机会成为执政势力，所以竭力发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来推翻或大幅改变现有体制，好让自己有执政的可能。「半忠诚反对派」由于徘徊于承认和不承认、参与和不参与现有政治体制以及守法和不守法之间，他们的政治行为往往流于自相矛盾、言行不一、方向模糊，容易陷入非理性化和情绪化的窠臼，容易长远走向激进化，也容易被「非忠诚反对派」人士揶揄和攻击和难以得到中央的信任。 多数反对派为「半忠诚反对派」 「非忠诚反对派」在香港的人数非常少，而「忠诚反对派」其实也十分罕见。绝大部分的香港反对派人士实质上应归类为「半忠诚反对派」，其中泛民主派厥为表表者。「半忠诚反对派」积极参与香港的行政长官、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接受特区政府委任进入各类咨询和法定组织，并领受特区政府颁发的勋章。虽然基本法已经规定了香港最终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但「半忠诚反对派」却矢言除非中央采纳他们提出的、与基本法规定相抵触的「真普选」办法，否则他们不会在此之前承认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认受性」。无论是参加行政长官选举或议会选举，「半忠诚反对派」参选的目的都有双重性，即一方面要赢得职位或议席和获取由此而来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则藉机指控现行政治体制的不公和提出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要求。香港的选举对反对势力而言因此有双重性质：即使是普通的选贤与能的选举，也被界定为带有改变/推翻/冲击现有制度的目的和含义的选举。也即是说，「半忠诚反对派」既要在现有的选举游戏规则内争夺议席和席位，但同时又要为改变游戏规则而展开政治斗争。「半忠诚反对派」主要利用不少港人的反共反中情绪、对政府施政的怨怼、对经济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民主的诉求来发动群众，从而让政治议题长期成为香港的首要议题，其他客观上更严重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则被漠视和挤压。回归以来，香港的政治斗争此起彼落，而且愈演愈烈。过去十多年，政治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政治主张愈来愈激烈，暴力成分越来越多，而外部势力的介入也越来越深。随着香港的政治分化、对立和斗争愈趋严重，「半忠诚反对派」说的激进势力逐渐抬头，绝大部分的「半忠诚反对派」势力亦抛弃了其一贯宣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立场，转而积极参与和鼓动动乱、暴乱和各种违法行为，并利用其在管治架构内的存在和在架构外的政治动员，无所不用其极地瘫痪立法会的运作和阻挠特区政府的施政，为香港带来了多方面前所未有和难以估量、长期和深刻的破坏和损害，也创造了机会让外部势力得以利用香港来挑战国家主权和威胁国家安全。事实上，不少原来属于「半忠诚反对派」的泛民主派人士过去几年已经自觉或不知不觉地滑入「非忠诚反对派」的行列。 香港反对派面临涣散分化 回归后香港的选举制度存在严重漏洞和缺失，加上把关松懈，让「非忠诚反对派」和「半忠诚反对派」得以通过选举进入香港的管治架构兴风作浪。为了拨乱反正，迅速和彻底根治香港的政治痼疾，维护国家安全，和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纳入正轨，中央于2019年底制定了一整套应对香港严峻局面的新方略并逐步付诸实行。中央对港新政策的核心是要确保爱国者全面治港，认为只有在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后，其他长期困扰香港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才有破解的可能。一年来相继出台的港区国家安全法、选举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依法宣誓效忠和拥护的制度的确立，已经广泛和深刻重塑了香港的宪制秩序和政治生态。这些变革对香港的反对派带来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巨大打击。港区国安法让他们不再能够取得外部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让他们不能够再以反共反中口号和主张煽惑公众，更让他们难以在社会上发动政治斗争。选举制度改革防止所有不接受香港的宪制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非爱国者参加选举和进入管治架构。依法宣誓制度则保障了管治架构内所有人都只能是爱国者，不然便要被扫地出门和接受法律惩处。由于香港正处于危难时刻，爱国者任重道远，中央对爱国者定下严谨的标准，而对那些参与香港管治工作的爱国者的要求亦提得更高一些。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寳龙在2021年2月22日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于那些在香港特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爱国标准上，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二是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三是胸怀「国之大者」。依据夏寳龙主任的准则，「非忠诚反对派」固然不是爱国者，而大部分「半忠诚反对派」人士亦显然属于非爱国者。鉴于「忠诚反对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仍然存有某种程度的抗拒，即便他们愿意在新的宪制秩序内活动和遵守相关的法律，他们中大部分人也只能勉强称为爱国者。中央的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已经大大削弱和分化了香港的反对势力。他们的一些头目被拘捕、审讯和锒铛入狱。部分头面人物则归隐、转趋低调、移民或潜逃。一些原有的组织或解散或大量流失成员。不少人失去了在立法会和区议会的议席。反对势力内部愈趋涣散分化、萎靡不振。他们正面对资金和人力枯竭之苦。尤其严重的，他们难以理解香港政治局面的巨变和中央的釜底抽薪的决心和行为。对于未来他们感到困惑和迷惘，更不知道未来应该如何自处。尤其令他们感到失望和寒心的是港人对他们的遭遇和处境冷淡对待，让他们明白到不少港人因为对香港过去的暴乱进行反思而对反对派有了新的和负面的看法。面对中央的遏制和港人的疏离，反对派正在苦苦和艰难地探索未来的路向。 反对派仍然可以依法参选依法当选 其实，从一开始，香港的反对派已经走上了一条最终必然失败的道路。他们的反共反中、依仗外力、挑战法律和以斗争为本的政治谋略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取得执政权力，只能令他们的政治势力有所上升和使得香港的管治失效和乏力而已。不过，这些「收获」也只能在中央的耐心和包容的情况下才能取得。一旦中央认为香港的乱局已经到达一个中央不得不强力出手予以匡正的地步，香港的政治局面必然会出现对反对派极为不利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中央从来没有意图要对属于「半忠诚反对派」的泛民主派人士赶尽杀绝，反而认为他们当中有部分人尚未泥足深陷或积重难返，因此应该在政治上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当然中央希望他们能够完全改变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抵触之情，愿意依法办事，并愿意积极配合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施政。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在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需要说明一点是，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不是说要在香港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搞『清一色』。这里有两个政策界限：一是我们讲不爱国的人不能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架构或者管治架构，不等于说他们不能在香港正常工作和生活，只是说他们不能够参与管治。二是把不爱国的人特别是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架构之外，不等于说把所有的反对派或者更广一点的『泛民主派』全部排斥在管治架构之外，因为反中乱港分子和反对派特别是『泛民主派』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反对派特别是『泛民主派』里面也有爱国者，他们将来仍然可以依法参选、依法当选。」我估计，在新的中央对港政策、选举制度和政治格局下，绝大部分「非忠诚反对派」和「半忠诚反对派」人士难以彻底改弦更张，更难望能够成为「守法反对派」，因此前景颇为黯淡，而在未来一段日子里，「忠诚反对派」则会乘势乘时而起并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不过，「忠诚反对派」在政治上只能处于边缘位置，对全面爱国者治港的大格局不会有本质性的影响。「忠诚反对派」存在的好处是让香港特区的执政者更加兢兢业业和让特区的施政更能照顾港人的利益和感受。然而，从香港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忠诚反对派」的出现应该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最终「忠诚反对派」人士应该越来越少，少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步，而其他的「忠诚反对派」人士和组织则以真诚的、名副其实的「守法反对派」和「建设反对派」身份逐步向爱国阵营过渡并成为爱国力量中的「改革派」，衷心认同香港的新宪制秩序，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责任，并且积极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开展各项改革制度和政策的工作。成为「守法反对派」是可能出路 在新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中，「非忠诚反对派」绝对没有生存的空间。反中乱港分子、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港独」分子和其他各种本土分离主义发起人假如不是销声匿迹，便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政治的遏制。他们原来已经薄弱的社会支持会快速蒸发。事实上，相当部分的「非忠诚反对派」人士已经离开香港，并妄称要在西方国家发起「国际线」来延续斗争。然而，那些跑到外国去并乞求它们干预香港事务的人最终只会因为失去政治利用价值和沦为可怜的弃子。属于「半忠诚反对派」的政党和人士过去一段时间因为被社会上冒起的激进势力的「骑劫」和因为自己本身也是极端分子，积极策动和参与了香港的违法抗争和暴乱，已经变成了与中央尖锐对立的力量，彼此的关系难以在短期内有明显改善。在新的选举制度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新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下参加香港的选举。为了规避政治和法律风险，一部分民主党、公民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成员已经宣告引退。在不少政治组织内，因为对如何在新形势重新定位和谋求出路已经引起了激烈争论和内讧，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政治能量和资源供给。不过，对于那些政治包袱甚重的政党来说，大幅改变它们原来并愈趋极端的政治立场，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姿态，绝非易事。在新的和对他们不利的选举制度下，是否应该继续参与将来的选举委员会、立法会和行政长官选举煞费周章，意见极为分歧。即便决定继续参与选举，有多少成员能够获得参选资格和当选难以预料。此外，他们的成员在将来的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也难有共识。再有就是如果最终决定不参与选举，从而避免增加他们眼中代表「民主倒退」的选举制度的「认受性」，那么他们在社会上又可以发挥哪些作用，而且在没有因为公职而来的公共资源的支撑下，如何筹措资源去支持他们在社会上的政治工作确是难题。无论如何，任何改变原来立场的举动除了会在组织内激发分裂内耗外，能否得到原有的追随者的体谅和继续支持，防止追随者大批流失，更是一个未知数。那些一直以来与他们相互配合的政治组织和民间团体是否愿意在他们转变立场后继续与他们合作也是他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不过，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中央是否会因为他们宣称的立场改变而不计前嫌、增加对他们的信任并且愿意容许他们继续参与香港的管治架构，他们心中也没有底。总而言之，要求那些已经成为极端力量的「半忠诚反对派」政党和人士能够洗心革面、告别过去、重新上路，而且不但能够保留他们原有追随者，甚至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无疑并不实际。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他们进一步走向衰败甚至衰亡。不过，对「半忠诚反对派」而言，如果他们当中有极少数政治包袱没有那么重的人能够起码成为「守法反对派」，并逐步转化为「忠诚反对派」，也许其政治事业还会有一线生机。以此之故，在中央的各项拨乱反正的举措全面开展后，如果香港还有反对派的话，则只会是「忠诚反对派」。目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忠诚反对派」的反对派党派和人士其实少之又少。那些自称为「中间派」的人士其实都有着一些泛民主派的色彩和背景，不愿意与泛民主派或者反对派割席，不打算严厉谴责极端和暴力行为，更不情愿与中央和爱国力量走得太近。他们非常抗拒「爱国者」、「建制派」或「忠诚反对派」的称号，言论和行为往往扭扭捏捏、模糊不清。所以，我们很难把他们界定为「忠诚反对派」。另外一个「忠诚反对派」的来源是那些原来属于泛民主派，但因为其政治立场「温和」和具「妥协性」，因此长期受到其他泛民主派人士的排斥和打压，也得不到泛民主派的追随者的支持。在香港社会愈趋分化对立偏激的氛围中，这些所谓「温和」泛民主派人士在香港社会也缺乏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这些人对中央始终缺乏足够信任，更害怕被标签为「亲中人士」，因此也不愿意与中央和爱国力量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然而，如果「温和」泛民主派有意通过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进入管治架构的话，纵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忠诚反对派」、「建制派」或「爱国者」，他们应该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明态度来证明自己是「有实无名」的「忠诚反对派」，甚至是「准爱国者」。那些重大问题涉及对国家宪法、「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中国共产党、「六四风波」、「违法达义」、「公民抗命」、暴力抗争、国家安全、政制改革、反中乱港分子、「港独」与其他各种分离主义的主张、外部势力等的态度和理解。我估计有个别「温和」泛民主派人士将会朝着这个方向向有实无名的「忠诚反对派」甚至「准爱国者」过渡。不过，这些「温和」泛民主派人士必然会备受其他反对派人士的无情攻击，也难以得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处于愤愤不平的大多数反对派追随者的支持，但在中央和部分爱国人士的鼓励下在立法会的地区直选中仍有一定胜算。如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爱国人士的选票才能赢得议席的话，则他们向有实无名的「忠诚反对派」或「准爱国者」过渡过程会提速。 爱国力量吸纳「忠诚反对派」有利管治 实际上，我估计将来更多的「忠诚反对派」人士是来自一些新冒起的政治人物和组织。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没有政治包袱，无需惧怕背上「背叛」、「转軚」或「投诚」的污名。这些人和组织现时对加入政府或与政府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仍有戒心，又希望与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被贴上「亲中人士」或「爱国者」的标签。然而，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可以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尽心尽力，愿意在他们认为对香港有利的事情上与特区政府和中央合作，并在必要时提出规谏和建议。我预计，香港的专业、行政、学术和媒体等界别都拥有一些愿意当「忠诚反对派」的精英，而中央和特区政府应该鼓励这些「忠诚反对派」的出现。事实上，如何加快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使香港产业多元化、推进香港经济持续发展、提升香港治理的效能、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推动香港走上一条与「一国两制」相切合的民主发展道路，改变香港社会的不公和不义状况，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等，都是广大港人渴望见到的改革。可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是知易行难，而且往往遇到不少既得利益者和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的反对和阻挠。诚然，即便在港区国安法、选举制度改革和依法宣誓制度建立之前，在过去的「行政主导」不彰和管治环境恶劣的环境下，「忠诚的反对派」在那些范畴其实仍然有不少的发挥空间。可惜的是，愿意从务实和理性角度走「忠诚反对派」路线的反对派人士可谓寥寥可数。更为关键的，是那些人的挥之不去的反共意识和对西方制度和价值的信奉和膜拜。当然，因为因害怕改变立场而被原来的支持者攻击和丢弃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今天，内外敌对势力在港区国安法、新的选举制度和新的宣誓制度共同构成的新宪制秩序下已经无以为继，难复当年之勇。「非忠诚反对派」和「半忠诚反对派」又已经溃不成军，过去「忠诚反对派」所遇到的障碍经已被清除了不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忠诚反对派」应该是一个在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践「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出现的「短暂」和「过渡」政治现象，反映了在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内那些基本上接受「一国两制」、态度比较理性务实、愿意参与特区政治事务的反对派人士对中央「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不过，再过一段时间、当新宪制秩序已经巩固、爱国者治港全面落实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政治斗争已经不再是香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改革和发展成为了香港的当前急务后，「忠诚反对派」人士会意识到他们在香港的活动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也会明白到他们难以得到港人的普遍认同。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爱国阵营不断深化和扩大，能够照顾和代表更多元化的利益和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社会精英的加入，并越来越获得港人的接受和期待。部分爱国人士与「忠诚反对派」的政策立场不会有明显差异，在不少港人的眼中那些爱国人士由于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会更有能力让自己的政策建议得到落实的机会，因此会更倾向支持那些爱国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反对派」会进一步失去港人的认可，要发展自己的政治事业只会越来越艰难。如果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困扰香港多年的深层次经济社会民生矛盾在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阵营的努力下得以纾解，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人士在香港的政治威望有望提高，届时就算被贴上「亲中」、「建制派」和「爱国人士」等标签也再不会是政治包袱或累赘。再进一步说，随着他们与中央和爱国人士的接触愈多，感情愈厚，「忠诚反对派」人士应该会逐渐改变他们对中央和爱国阵营的看法。因此，我预期，除了极少的「死硬」「忠诚反对派」人士外，大部分的「忠诚反对派」人士都会愿意甚至乐于成为爱国者。由于在中央的拨乱反正方针下，香港已经出现了崭新的政治形势，「忠诚反对派」人士要过渡成为爱国者，他们除了必须拥护香港的宪制秩序、遵守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外，也必须拥护中央在香港的各项拨乱反正的部署，包括港区国家安全法、新的选举制度和新的宣誓制度，并在香港日后的改革和发展工作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反过来说，如果「忠诚反对派」最终抗拒成为爱国者，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不会变得光明。诚然，部分现有的爱国者对这些「投奔」爱国阵营的「忠诚反对派」人士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生怕他们在爱国阵营内会更快和更容易取得较高的政治位置和待遇，但只要中央采取公平合理的手法处理新旧爱国人士的「矛盾」，相信「忠诚反对派」人士的「来归」不会削弱爱国阵营的团结性。从香港的有效管治和长治久安的角度而言，如果爱国力量能够因为吸纳「忠诚反对派」人士而得以进一步扩大其社会支持基础，并因此更有政治能量配合中央和特区政府在香港的改革和政策部署，则回归后长期困扰香港的管治问题应该会得到显著的改善。在有效管治的基础上，「一国两制」才可以全面和准确落实，并且能够行稳致远。总的来说，过去长期对香港各种反对势力的生存和壮大有利的因素在中央连环出手后已经不复存在。「非忠诚反对派」固然难逃灭亡的命运，绝大部分「半忠诚反对派」也必然要偃旗息鼓，其中小部分人会竭力和艰难地试图通过「转型」来延续政治生命，成为「守法反对派」是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反对派阵营中，「忠诚反对派」会乘势而起，但也会最终朝着「准爱国者」和「爱国者」转化。「爱国者治港」本来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也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落实的先决条件。回归迄今，「爱国者治港」尚未完全实现，致使香港长期陷入无止境的政治斗争之中，导致管治失效和深层次矛盾叠加。展望将来，随着反对派退出香港的历史和政治舞台，「爱国者治港」全面铺开，「一国两制」事业将会不断开拓，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牢固根基。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1年7-8月号第23-30页

在第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大概两三年后，我便提出了要改变主要官员岗位乃是公务员职位、而主要官员均为公务员（无论是合约公务员或职业公务员）的安排。触发我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是因为在2000年中，公营房屋的建造过程发生事故，引起极大民愤，公众强烈要求政府问责，但由于主事官员乃享有职位保障的高级公务员，所以无法通过辞退他来让政府得以向公众问责和纾解民愤。即便其后有房屋委员会主席宣告“引咎辞职”，希望产生“间接”问责的效果，但效果始终未如理想，民愤仍然挥之不去。 那次事件不单对政府的管治威信造成重大伤害，更同时带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只有行政长官一个人才可以“有资格”负起因为政府施政失当或严重事故发生而衍生的政治责任。如果行政长官每每要凭藉请辞才能履行政治责任的话，则行政长官必然要频频更换，但那却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事。因此，为了满足社会上对政府问责的诉求不断升温，并且防范反对势力有机可乘，以政治任命方式任命主要官员乃无可避免之举。 第二届政府成立伊始便在不少公务员和社会人士不认同或忧虑的情况下引进了“主要官员问责制”。然而，从一开始我对“问责制”这个称号便很有保留，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各界容易把这个新制度的重点放在主要官员向公众问责上，从而忽视或不明白这个新制度其实要达到一些更重要、更战略性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让行政长官有机会组建一个与其志同道合、步调一致的领导班子去实现其的施政抱负，并通过进退主要官员来体现对中央和社会问责和重建政府威信。 也许设计这个新制度的人觉得用“政治任命”一词过于敏感，担心会引起公众的怀疑和反对派别有用心的抹黑，但无论如何，“主要官员问责制”这个称号让不少人觉得新制度建立的目的是要加强政府对民众的问责，更让反对派和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得以事无大小要求主要官员引咎辞职，并因为他们没有请辞而攻击政府和对政府失望。我认为在适当时候把“主要官员问责制”重新命名为“主要官员政治任命制”更为恰当。 形成全面“爱国者治港”网络 我之所以提出“主要官员政治任命制”，其实还有更重要的考虑，那就是主要官员任命制是建构管治联盟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个新制度要成功，要有利于香港的有效管治和香港的长治久安的话，它必须与建构香港的管治联盟的工作齐头并进，相互配合，否则它的根基不会稳固，而它的效用也会变得有限。回归接近24年以来，建构管治联盟的工作进展缓慢，对主要官员政治任命制的成效、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瓶颈”。 从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角度而言，香港需要的管治联盟是一个其成员共同拥戴中央的爱国者政治网络。网络的主要成员包括特区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员，立法会的建制派议员，爱国的专家学者与意见领袖，和各个重要的爱国政治、文化、商会、社会、教育、智库和地区团体的负责人。他们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领导、统筹和协调下，忠诚合作，联手驾驭香港的政治局面、开拓群众支持基础、掌握话语权、赢取选举胜利和确保特区有效管治。 这个管治联盟并不需要如其他地方的执政党般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和领导系统，但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领导、指挥和调遣下却仍然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和管治力量。不过，长期以来，由于这个管治联盟尚未建成，爱国力量分散，以致特区政府的领导班子与立法会内和社会上的爱国力量尚未结合在一起。不少领导班子的官员尤其是那些来自公务员系统的官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府，他们本身既没有群众基础，又并非是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组织的领导人或“代表”，所以缺乏动员社会和群众力量支持政府的能力。在没有强大管治联盟的支撑下，领导班子在政治上颇为孤立和社会上支持基础薄弱，这本身便使得特区政府管治艰难，再加上政治架构内、社会上和香港以外的反对与敌对势力的百般阻拦，不但良政善治遥不可及，“行政主导”名存实亡，回归后特区政府在长期处于弱势和挨打的状态下无法有效管治和维护政治稳定。 更甚者，领导班子不愿意与立法会内和社会上的爱国分子在政治上密切合作，更遑论与他们互通信息、共形声势，在制定政策时把他们当作管治伙伴和与他们一起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施政。相反，领导班子和其他人因为政治立场和切身利益的差异没有能够在相互合作和互谅互让的基础上缩窄或消弭，领导班子与其他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而且龃龉不少，有时甚至让反对派和媒体有可乘之机，对领导班子的形象和威信不利。只有在大家都是管治联盟成员的情况下、在产生“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后、并在中央的统筹协调下，彼此才有机会“和衷共济”。 推动香港管治局面焕然一新 如果行政长官是一个强大的、持久的管治联盟的核心，则这个管治联盟便可以是其主要官员的人选的来源地，而又由于这些主要官员彼此之间已经相互认识或者曾经在政治上合作，其所组建的领导班子从一开始便是一个有著共同政治理念和较为团结一致的政治团队，不需要花时间磨合便可以马上开展工作。另外一个好处是：由于主要官员是那个长期存在的管治联盟的主要成员，行政长官又是该管治联盟的重要成员，管治联盟的成员又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少有志从政者又以管治联盟为发展政治事业的最重要渠道，而管治联盟又担负起培训政治人才的功能，因此就算行政长官出现人事更迭，不同行政长官的领导班子的人员构成也会保持一定的连贯性，这会有利于政治人才的培养和政治事业的建立，以及政府施政的延续性和“前瞻性”。目前的情况显然并不理想。 自从有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后，每位行政长官都要花大气力从各方面物色人才加入自己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位行政长官上任后又要花大力气另觅人选，这便造成了领导班子每隔一段时间便出现大换班的情况。离开了领导班子的人大部分没有继续从事政治工作，他们觉得重返政府的机会不确定，甚至可以说颇为渺茫。他们又没有管治联盟作为在政治上暂时“栖身”再图复出之地。这样一来，不少有志从政的人会对政途和仕途却步。香港本来已经政治人才匮乏，现有的情况又有“浪费”政治人才和窒碍政治人才冒起之嫌，这是很可惜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主要官员来自公务员系统。不少人更慨叹领导班子的能力和素质出现每况愈下的现象。 与此同时，这种情况却又导致了在一定程度上“掏空”公务员队伍人才的后果，让高层公务员出现青黄不接的窘境，况且部分行政管理人员出身的公务员也不一定适合做政治领导工作，特别是当前香港迫切需要的领导人才是那些气度恢弘、目光宏大、知识渊博和胆识过人的政治领袖。 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快速落实之后，香港内外敌对势力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他们过去策动此起彼落的政治斗争和对爱国人士的打压欺凌，肯定对政治人才的崛起不利，也对建构管治联盟形成障碍。中央围绕著拨乱反正的对港新政策和新部署日后应该有利于管治联盟的建构和政治人才的培植。管治联盟建构如果能够与“主要官员问责制”完善这两项工作齐头并进，则香港的管治局面必将焕然一新。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来源：大公报

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做出了重要决定。决定提到要“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和“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在阐述上述决定时提出“要完善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的制度安排”和“要在特别行政区落实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已经恢复了稳定和秩序。香港选举制度的深刻完善又从根本上为“爱国者治港”建构了牢固的基础。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要落实中央有关提高香港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决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最近也指出要吸引更多有能者参与香港的治理工作、巩固行政主导和完善公务员培训与管理等。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强化行政机关的效率和能力便成为当前急务。要确保行政长官和其执政团队能够切实执行中央的政策和指令，从而对中央尽忠尽责，以及实现“行政主导”，一个能够忠诚和有能力执行行政长官和领导班子的决策的行政机关不可或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如何提升行政机关效能的问题纷纷提出意见和建议。正在逐步实施的行政机关人员的宣誓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防止公职人员从事那些不效忠国家和香港以及不拥护基本法的行为，对强化行政机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强化行政机关的效能的问题，我在本文提出一些方向性的管见，部分管见参考了一些有心人过去曾经提出过的看法。 强化对主要官员的指导问责 首先，需要强化中央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甄选、指导、问责、考核、任免、联系和支持，确保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的有机和无缝结合，并保证在香港的治理过程中中央和特区政府形成强大合力。这对日后在制定、改革和推行有利于深层次问题解决的政策上非常重要。 第二，需要壮大和加强由特首和主要官员组成的领导班子对国家和中央的忠诚、对香港的承担、国际和历史视野、政治触觉、政治担当和勇气，以及其团结性和战斗力。领导班子与香港的爱国力量必须合作无间和同舟共济，更要担负起凝聚爱国力量和培训爱国人才的使命。领导班子和社会上的爱国力量属于“两张皮”、有时甚至“不咬弦”的情况不应该出现。 第三，要确保主要官员问责制和“行政主导”实现，除了要有一个团结和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外，这个班子能否有效领导公务员队伍非常重要。为此，领导班子对高层公务员的升迁要有一定的发言权。能否忠实执行领导班子的政策和决定应该是考虑升职和调迁的重要标准之一，但不必是唯一标准。与此同时，“任人唯才”和“任人唯贤”等行之有效的原则和传统必须保存，更要防止高层公务员的任命和升迁被过度“政治化”。制度的优良方面和完整性应该尽量受到保护。 第四，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应该有更大的调拨财政资源的法定权力，尤其在各政策和行政部门内。这样才能确保领导班子的政策能够快速和有效推行。 第五，有了主要官员问责制之后，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组成的领导班子应该全面和切实负起政治行政领导和统筹协调政府各个部门工作的职能。回归前，这些职能主要由“港督”和公务员队伍中的政务官员承担。在新的政治形势中和在新的行政架构内，政务官员在那些方面的职能的重要性持续有所下降，但并非完全失去。由于领导班子的成员不时有变动，所以政务官员在维系整个政府运作的连贯性上仍然有重要作用。而在那些“政治性”较明显和“吃重”的工作上，政务官员应该尤其擅长和受器重。 高层公务员应走向“专业化” 第六，高层公务员应该走向专业化。一直以来，大部分部门首长职位都是由熟悉政府运作和政治触角较敏锐的“通才”政务官员出掌。虽然香港的财经官员和其他官员之间存在一定分工，但整体而言高层官员的专业性仍嫌不足。这种安排在当今世界颇为罕见。除了英国等少数例子外，其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政府部门首长都是由长期在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或专家出任。香港目前和将来都要面对众多复杂棘手政策问题，涉及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民生改善、科技进步等方方面面，亟需吸引更多各种专才加入政府或法定机构工作以充实政府的治理能力。日后在选拔部门的领导官员时，不妨让政务职系以外的高级公务员有更多晋升机会，同时让他们在有关部门内任职较长一段时间并增强专业知识。同时，政府也应该从社会上以合约或其他方式、把各路专业精英招聘到政府内长期性或短期性地出任要职。 第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应该更多发挥领导班子在公务员队伍中的代表的作用，而非不少公务员所视为的“自己”的代表。其实，如果有合适人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也不一定要由有公务员背景的人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应该是领导班子有效领导和指挥公务员队伍的主要手段。同时，他也有责任确保公务员队伍的完整性，防止其政治化、内部政治分化和成为各方势力斗争的战场。 最后，既然中央要强化和完善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和问责制度，则同样原则也应该应用在公务员队伍的管理上。“只升不降”的预期在公务员群体中颇为普遍，而公务员降职的实例又确实不多。今后如何更好地运用“赏罚”和“任免”制度来严格提升公务员在执行政府政策时的责任感和工作表现无疑是一项重要任务。 以上管见并没有涉及到具体措施和安排，对此我持开放态度。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来源：大公报

为了稳定人心的需要和在维持香港原来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原则下，回归后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都没有把建构香港华人的新身份认同作为香港回归后的一项重要的、急迫的和关乎“一国两制”能否全面和准确贯彻的工作。以此之故，连带国民教育、思想和制度“去殖民化”、中国历史教育、宪法与基本法教育等都没有认真和大力推行。与此同时，“一国两制”虽然授予港人许多内地同胞都没有的权利，但对于他们对国家、民族和中央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却较少讲述，而其实对此不少香港华人茫然不知或假装不知。 相反，西方势力和香港的反对势力一早非常清楚这项“人心工程”的重大战略意义，并且乘虚而入，积极和锲而不舍地，从西方价值观和反共反中意识出发，把香港当作“独立政治实体”，杜撰与中国历史脱钩的“香港史”，歌颂“殖民管治”对香港的“贡献”，并在这些歪理基础上试图构建回归前后香港居民的新身份认同。 这个新身份认同把“香港人”与“中国人”割裂和对立起来，彻底否定“香港人”与国家和民族的联系，质疑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事实，更不承认香港居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由于香港内外敌对势力一直以来在学校、媒体、“公民社会”和西方宗教中占有优越地位，在公开宣扬和潜移默化双管并用下，内外敌对势力在建构其属意的香港华人新身份认同上取得了赫赫战果，在不少入世不深、知识浅薄却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当中的影响尤其恶劣。 回归以来，特别在过去十年左右，无数众所周知的乱象，包括各种挑战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否定中央权力、不尊重国家宪法与香港基本法、“港独”和其他分离主义、美化“殖民管治”、在香港制造暴乱、依仗西方势力抗衡中国，以及不少令人扼腕叹息的数典忘祖的行径等，都是因为一个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相切合的港人新身份认同缺位所致。 从“理想”的角度看，一个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相切合的港人新身份认同应该最低限度包括以下的内容： “认同”建基于正确的认识 1.认同自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愿意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责任，拒绝与外部势力勾结，反对“港独”、“台独”、“疆独”和“藏独”等分裂国家的主张。 2.对身为中国公民为荣，对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对国家民族过去的耻辱铭记于心，对国家民族的富强、独特的制度体制和未来前景怀抱信心和自信。 3.认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过去和现在所作出的贡献，懂得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和对中国所带来的破坏、剥削与压迫。 4.相信“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符合香港和自己的根本利益，明白从历史角度看舍此并无更周全的办法和安排。 5.明白香港与内地奉行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并衷心尊重和诚挚守护内地的社会主义体制，不但不会妄图改变内地的体制，而且乐意利用香港“一制”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为国家的崛起和内地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 6.明晰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原来的那些源于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得以保留，从而让香港可以继续担当中西方“桥梁”的角色，但却不能以此来排斥、贬损、冲击或挑战内地的制度和价值观。必须承认不同制度和价值观都有其历史渊源和优胜之处，特别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发展和富强的战略意义和作用。 7.明确知道在“一国两制”下，香港逐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是提升香港和报效国家的必要之举，更是香港在西方不断打压下寻求持续发展的唯一战略选择。 8.清楚知道和理解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居民和内地同胞同属中国公民，因历史和国家政策的原因在权利和义务上有所不同，但愿意与内地同胞平等共处、相互尊重、携手建设香港、并共同对国家民族效忠和输诚。 9.对香港“殖民地”的过去有客观、理性和正确的认识，了解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背后的民族屈辱的历史以及“殖民管治”所代表的民族不平等与歧视，知晓国际局势、中国内地、中央政府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以及香港华人在香港过去的发展成就上所作出的贡献。懂得“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思维、管治手法与公共政策的时空局限性，洞察英国人回归前在“光荣撤退”的幌子下，在香港单方面实施的种种旨在扭曲和妨碍回归后“一国两制”落实的举措，不会盲目以为“五十年不变”等于必须奉“殖民地”时期的典章制度为圭臬，反而需要因时制宜对其作出改革与完善甚至扬弃。 总之，港人的新身份认同必须能够让他们感到作为中国人自豪自信和奋发向上，必须让他们清楚香港对国家的价值和国家对香港的重要性，必须要有利于促进两地同胞的感情，必须要有利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须要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必须要有利于香港的安定、团结和发展，必须要有利于增强香港华人对国家的向心力以及必须要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全面和准确实践。 构建新的历史论述体系 2019年十月底中共第19届四中全会宣告了一整套旨在拨乱反正的对港方针政策。嗣后中央接连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厘清立法会议员的履职要求和彻底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和香港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后续的重要工作之一无疑是为港人建构一个以“一国两制”为基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新身份认同。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人士需要对此明确目标和方向，拟定行动纲领和路线图，按部就班积极落实。既然这项艰巨工作涉及到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则教育课程、考试制度与媒体改革，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宣传推广工作，爱国力量在社会中深耕细作便不可或缺。 较为迫切的具体工作则包括对香港历史特别是“殖民地”历史的“再认识”和“再编撰”、尤其是要摒弃英国和“亲西方”学者对香港历史的偏颇描述、还原香港历史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密切关联，推介对“一国两制”的初心和核心原则的认知；驳斥、纠正和消除内外敌对势力对国家状况、香港情势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另类解读”，大力开展国民、国情、历史和宪法／基本法教育；灌输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强化香港华人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国家面对的安全威胁，察觉西方势力对国家和香港的图谋；持平论述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利弊和其真实的实施情况，明晰西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知悉香港“脱西入中入亚”乃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强调和营造香港与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和情怀，推介国家发展为香港华人特别是年轻人所带来的机遇等。 一些上述的工作最近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努力下已经初步展开。我相信，香港华人的新身份认同基本上树立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局面和在国家内的境况必将焕然一新，而“一国两制”在香港更能行稳致远。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来源：大公报

3月30日，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获得全票通过，“爱国者治港”得到进一步落地。有了这层政治保障，香港也将尽快走上发展正轨。 其实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想法早已有之，只是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阻挠；如今，香港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生态脆弱，转型升级问题近乎燃眉之急。如何祛除香港经济中的沉屙痼疾，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观察者网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应是政府工作重中之重 观察者网：很多人在思考香港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确实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发展香港的经济，用经济受益助推政治认同。记得您也提议过搞科技创新、推动香港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但为什么香港转型这么难？ 刘兆佳：形势逼人，为势所逼，不能继续因循守旧。 其实香港需要产业转型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回归前就有人提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步变成夕阳工业，不能再这么持续下去，一定要推动新产业的出现。后来内地改革开放，珠三角突然间成为承接香港夕阳工业的重镇，那些本来要淘汰的厂子在珠三角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机会，不仅仍可以保留劳动密集、低技术含量的特征，还可以做大做强，一个原本只有少数人的厂可以发展出几百、几千人的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造就了香港服务业、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发展。 某种意义上，内地的改革开放也让香港的产业转型没法再继续进行下去。内地给香港带来的发展机遇对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有相当大的好处，从商人的角度来看，继续做地产、搞金融，风险小、回报多且回报快，他们不需要再作出很大的努力就可以获利，那为什么还要做那些比较困难和自己也不太擅长的事情呢？ 虽然长期依靠房地产和金融业也不是办法，但转到别的行业，是不是能得到更高的利润，特别是短期利润？而从事其他行业，特别是高新科技，可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连融资都成问题，香港也未必有足够的人才配套，且去做的时候市场又在哪里？这些都不清楚。再者，香港政府对此既无远见，也不扶持。因此，产业调整，也要看有没合适的条件去做。 为势所逼的意思，就是要改变当前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并不容易，但我们也已逐渐看到目前这情况若再继续下去，香港不仅产业转型不了，连经济发展速度也不会快，更麻烦的是年轻人得不到发展机会、财富越来越集中、贫穷问题愈益严峻、民愤民怨不断升温。 所以，我们要推动产业转型，特别是注重科技创新、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尤其是随著欧美市场的萎缩和西方国家对外的打压，我们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和亚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思考香港长远的出路问题，说服众多个体主动自觉作出调整，这点并不容易，所以现在只能依靠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努力。也就是，开拓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其中涉及到的人才供应、市场开拓、资金融通、政策优待等支持，既要来自特区政府，也要来自中央、内地。 政府如果不出手，人才、资金只会维持著旧有的产业结构，直到房地产和金融不再能提供机会——这时候再转型已太迟了；只有中央、特区政府从长远的角度、从居安思危的角度去想问题、联合出手，尽可能地利用内地所提供的市场、人才、资金、政策让一些新产业杀出“血路”，让港人对新产业逐渐生出关心和动力，才可能让香港的产业结构走向多元化。 可以参考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早就知道经济发展不能只靠几个行业，需要有不同的产业来维持经济增长、满足新加坡人的工作需求，所以新加坡一早就自己投资及引入外资开拓新的行业，譬如发展电子通讯科技、生物科技，甚至是炼油业，同时尽量保留一些原来的制造业。 新加坡是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进行长远思考，而香港基本是靠市场推动，因此产业难以转型。推进香港产业多元化，以政策甚至资金扶持，利用国家发展，特别是大湾区所提供的腹地和市场，让一些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做大做强，形成临界值（critical mass），达到一个足够的分量让它可以自己通过市场动力持续发展，这就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了。 观察者网：其实这些想法，香港之前也多次尝试过，比如建设所谓的数码港，如今国内芯片产业龙头中芯国际在最初选址建厂时也一度考虑过香港。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想法落实到最后，碰上房地产，就很难继续推进了。似乎一跟房地产挂钩，一扯到高房价、高房租，解决问题的难度系数就直线上升。 就香港的土地房屋问题，您有什么解决建议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香港代表团的审议时也说了，“解决香港住房问题难度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 刘兆佳：要将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当成特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还需用有力有效的办法去处理，特别是要从顶层设计著手。顶层设计不是粘粘贴贴、修修补补，而是拿出整套方案，在行政、立法、政治上定得清楚明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处理问题。 土地房屋问题在香港真的是“老大难”问题，因为推动土地房屋政策触及多方既得利益，面临不同原因的反对声音。房地产商等团体阻碍政府增加土地供应，是基于经济利益；环保、保育团体阻碍，是因为所谓的道德立场；而反对派阻碍，是出于政治原因。 如果政府解决了土地房屋问题，反对派在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就会萎缩；土地房屋问题解决不了，香港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就会更加不满，反对派更能借机削弱政府管治威信、打击政府管治能力，继而质疑、挑战香港的政治制度，认为现有政治制度非改革不可，要走向民主化。 面对这些情况，需要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意志，也就是中央、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要联手推动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香港政府需要强而有力，需要有魄力、有远见、有胆识，再加上中央的大力支持，才可以克服利益既得者的阻挠、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再或是来自法律、政治上的挑战。 具体来讲，香港政府可以大力用好现行的法律，赋予政府权力去收地及兴建新市镇，容许将部分郊野公园的土地用来兴建房屋及促进新产业发展。政府也应加快一些法规程序的执行进度，尤其是涉及城市规划、更改土地用途（如改变工厂大厦用途）或收回土地的程序。这些改善可能需要通过修改法律，甚至是重新立法。 当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后，新的选举委员会既可以负责选出行政长官，也可以选出部分立法会议员，而委员会里不少人应也是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的。这样一来，行政、立法也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合作去推动艰难的社会、经济、民生改革，包括土地房屋改革。 为什么讨论有没决心和毅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时，中央的角色也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中央摆明改革的决心，认为解决土地房屋问题是解决香港其他深层次社会、经济、民生问题的抓手，并真的拿出决心和勇气来支持特区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再加上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支持，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甚至包括贫富悬殊问题和年轻人“上楼”问题。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观察者网：今年两会期间，林郑月娥在社交媒体上特地提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事。记得您曾说过“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想法早已有之”，那为何先前迟迟不见真正落实？ 刘兆佳：其实当年邓小平在构思“一国两制”时，的确是想过加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否则香港怎么为国家发展作贡献呢？然而实际操作中，中央和香港两地最初各有顾虑。 开始时中央和香港都是想著由民间社会和工商界人士去推动两地经济往来，不一定需要由中央和特区政府通过合作联手推动。当时的主要顾虑是，如果由中央提出要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治上会引起一些人的质疑——香港究竟是不是高度自治？中央是不是要插手香港的事务？甚至香港是不是要走计划经济道路？ 当时就算有心想推动融合，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气候，所以香港最初想参加“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中央是抗拒的。后来中央觉得香港日后的经济发展如果不能与内地加强联系，不能利用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就很难推动自身产业升级、产业多元化和经济发展，才勉为其难让香港加入“十二五”规划。 虽然后来中央比较乐意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是香港本身内部也有很多阻力。 比如，政府里有很多官员都不是很热衷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因为这涉及改变他们一直以来的政策路向及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思想。 在两地经济融合过程中，政府一定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甚至要扮演规划角色。香港不规划，你怎么配合国家规划，是不是？而对于“规划”这两个字，香港很多官员既无经验，心理上又抗拒，甚至认为是错误的做法。有些官员觉得以前港英政府没有辅助产业发展，所以现在的政府也不应该有，否则不公平，而且随时会选错产业发展方向，结果得不偿失，还会在政治上又受到别人攻击。 此外，他们认为政府要慎用公帑，更加不能接受将公帑用在内地以扶持、协助推动两地经济合作。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香港要参与内地的发展，但香港不能投放资源在内地以协助香港人或香港企业在内地发展，这样能够做到的事情相对就少很多了。 社会上也有反对势力在抗拒，他们从根本原则上反对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认为这样不但令香港高度自治不保，还可能引入内地和中央的影响力，导致香港在政治、经济上受制于中央、内地。反对派阵营中有一帮人经常想搞本土分裂主义，在经济上肯定是想尽可能地与内地切割。 除了政治顾虑，香港社会上也有一些反对声音，两地融合导致部分港人利益受损。比如：内地大批企业来港上市，挤压了本地一些企业的融资空间；有一些行业受到来自内地的竞争，如内地地产商来港发展，冲击了香港地产商的利益；有一些人才觉得受到内地人才的挑战；内地同胞来港旅游，与本地人冲突增加，有一些地方的居民觉得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事情导致一些港人对两地经济融合产生抗拒感。 而香港这十几年来饱受政治斗争摧残，尤其在过去几年受到各种各样的动乱冲击，政府疲于奔命去处理这些政治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落实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拿大湾区举例，广东、澳门比香港积极很多，光是建港珠澳大桥，别人都建好了，我们还没有完成。 坦白说，大家都知道在西方不断打压香港、香港不能再依靠西方的背景下，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避免不等于他们就会踊跃接受，肯定还有很多犹疑在的，这样就不能全心全意去做好相关工作。 观察者网：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内地的支持。我在采访其他香港人士的时候，他们也都提议希望内地能提供更多优惠政策。不过如今，尤其是旁观修例风波后，很多内地网民有个疑问，当下的香港能为内地带来什么？ 刘兆佳：香港对国家的价值，中央政府看到的比内地不少人看到的要高很多，因为中央是从长远、宏观的角度出发，考虑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世界大势的变化。这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央为什么要在香港搞“一国两制”。 因为中国正自己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西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仍是相当重要的产生新科技、推出新管理模式、输出资金及为中国产品提供市场的地方。换而言之，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中国要与西方阵营共存，你不可以消灭我，我也不可以消灭你。西方有些人侈谈与中国“脱钩”，其实不切实际。 中西之间的制度差异确实妨碍了彼此间的合作，而香港可以作为中西方接触的桥梁，让大家通过香港接触到对方，进而利用对方带来的发展机会。譬如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的推进（跨境支付）、内地企业走出去、中企的融资问题、香港发挥国际仲裁中心作用等等，香港在这些方面扮演了内地任何大城市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具体举例，比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内地再怎么搞，也不会像香港这般资金自由出入，是不是？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可以帮助中央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逐步积累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知识，特别是监管和风险管理的知识。再比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摘牌”，这些企业如果要继续在全世界进行融资活动，香港可以提供一个很便利的市场。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弥补内地的不足，抵消西方对中国所施加的制裁的影响。当然，香港能为国家提供的服务种类，会随著香港本身受到西方的打压而有所减少。 总而言之，虽然长远来看，随著内地市场不断改革、香港同时也加强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角色，香港和内地在“两制”层面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不过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香港代表一种仍与西方接轨的独特制度，仍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一些内地其他大城市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和作用。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未来香港与国家战略发展衔接时要多注意哪些问题？ 刘兆佳：香港要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府的经济思维及管治模式都要出现某些改变，比如要进行长远的经济规划工作，一些执行方式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香港要与内地接轨，而接轨不是说要一模一样，但起码要拉近距离，方便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物流的流动。为此，政府需要在法律、政策、规则等方面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提供一些诱因，让香港的企业、个人参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 香港政府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因为香港要参与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就更加要争取到其他国家对香港的支持；香港想更好地发挥外资进入内地市场的桥梁作用，也牵涉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谈判。这些都是很繁重、很巨大的工作。 作者为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