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意外的发现

我在整理恩师谢宗万教授留下的藏书时，意外发现了一册与众不同的硬皮红书。说它特别，是因为这不是一本正式出版物，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赵燏黄先生亲手设计的一本“无名书——论文汇编”

这本书的特别之处有二：

一是制作人的用心，封面由赵燏黄先生亲自设计装帧图案，书内还贴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背后有赵先生用圆珠笔的亲笔加注："朝比奈太彦博士"——那是日本一位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生药学教授。封面上还钤着一方朱砂印章："赵药农藏书之印"。"药农"是赵先生的号，这方印透露出主人对这本书的珍视。

二是书里夹着一张发黄的发票，上面写着：1955年，北洋印刷局，总计叁元。这是当年制作论文合集的费用，一本是石户谷勉博士的论文合集，一本是东丈夫博士的论文合集，两位都是日本著名生药学家的著作。

赵先生用毛笔工整地写下蝇头小楷，还曾设想在封面上加注"Chinesische Drogen”，乍一看我还以为写的是“Chinese dragen"（中国龙），后经曹晖教授提示，这是德文“中药”的意思。此语出自石户谷勉在京城帝国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Chinesische Drogen I–Ⅲ（《中药》），该论文于1933年在京城帝国大学药理学研究所出版，是赵燏黄先生关注日本生药学文献的重要例证。

可见赵燏黄先生对这些学术论文的关注与这册论文集倾注的心血，也体现了对日本生药学文献的重视与学术珍视。一件件翻看下来，这些纸页虽已泛黄，却都够得上进入博物馆的文物了。

赵燏黄——鼎鼎大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是我国近代生药学、本草学的奠基人、先驱和开拓者，中药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要说我对赵燏黄先生的认识，还得追溯到1983年。

二、初闻赵燏黄

1982年，我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考入了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上完一年基础课后，1983年正式进入中药研究所，享受的第一场学术大餐，就是1983年2月，有幸参加了在刚落成的骨伤科研究所报告厅，举行的赵燏黄先生100周年诞辰学术纪念大会。

那天医药界的名人几乎都到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有赵老弟子谢海洲先生、朱晨先生，还有谢宗万教授、副所长章国镇先生。

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详细了解到了赵先生的生平：赵燏（yù）黄——这个"燏"字很少用，我也是第一次认得。赵燏黄又名一黄，字午乔，号药农、老迟、高翁，笔名去非。1883年2月27日（清光绪九年，农历正月二十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

赵先生不仅是生药学大家，还是位大收藏家，为我国文化传承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生前生活简朴，但为研究需要，不惜重金购买图书，共收藏古籍本草图书五千六百余册，全部捐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中历代本草八十余部近千册，仅明刻善本就有四百余册，在海内外本草界可谓首屈一指。

纪念大会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医史研究所的李经纬研究员（后任研究所所长）兴奋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他今天见到了赵燏黄先生的老伴儿，老夫人告诉李所长。

老夫人说：“当年赵先生去世后，几乎把所有的书都捐了。但最近又发现了一本书，中研院还要不要？”李经纬研究员问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老夫人说：“我文化水平不高，这本书啊，我不认识这个字儿。这个字不常见，好像是上面有三个兔字的，小白兔的兔。”

李经纬老师是医药史文献学大家，对中医药古籍了如指掌。他心想，书名与三个"兔"相关的，是不是南宋的那本《履巉岩本草》呢？李老师到赵先生家里一看，果不其然，正是这本“沧海遗珠”。

《履巉岩本草》成书于1220年（南宋嘉定十三年），作者为王介根据杭州附近的植物记录绘制而成，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地方本草彩绘图谱。书中插图共206幅，细致精美，其中有一幅彩色车前图，清晰地描绘出了车前叶基生、须根系的性状，栩栩如生。

原来赵老先生当年的藏书，正是《履巉岩本草》的副本。说起这本书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宋版《履巉岩本草》原本今已不存，现存的是明代抄本，1950年，书商王某拿着明代抄宋本的彩色图绘《履巉岩本草》请赵燏黄题跋。赵先生一见这七百年前未刊行的海内孤本，爱不释手，无奈这是书主人的传家宝，他一时无力购买，经他推荐，此书后被北京图书馆收藏。赵老先生为了研究需要，又自费请书画家摹抄了一部，视若珍宝。如今这部摹本收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的中国医史博物馆。

听着老前辈们的回忆，让我感到格外亲切——不禁回想起当年我们几个研究生所在中药研究所的116室，那是一间约20平方米的大房间，正是赵先生当年的办公室。坐在那里，仿佛还能感受到老先生留下的气息。而隔壁115室，正是我恩师谢宗万教授约10平方米的办公室。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学术的薪火在延续。

三、五赴安国：沿着赵先生的足迹

河北省安国，旧称祁州，是中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与江西省的樟树并称南北两大药都。

赵燏黄先生不是闭门造车的学者，而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大家。20世纪30年代，他曾到北药都安国进行实地考察，并完成了《祁州药志》。

1985年，我跟随谢宗万教授、谢海洲教授和中国药史学会的专家们一起前往安国，缅怀赵先生并进行学术考察。那里是北方药材的集散地，也是赵先生当年实地调查、采集标本的地方。此后，受到赵先生的影响，我又去了五次安国，完成了安国药材的系列报告，详见另文《草到祁州方成药-北国药都》。

说来也巧，后来日本津村研究所所长武田修已先生送了我一套《祁州药志》——那正是赵燏黄先生当年在安国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原始论著。谢宗万老师也留给我一套。捧着这两本著作，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赵先生在药市上忙碌的身影。

四、留学日本：与赵先生成校友

1987年，我东渡扶桑，进入东京药科大学学习。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东京药学专门学校，说来真是缘分——我与赵燏黄先生成了校友。

赵燏黄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药学专门学校，1908年在东京参与创建中华药学会（今中国药学会），次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药学科攻读生药学及药物化学。他先在下山顺一郎的生药学研究室学习"和汉生药"，后又在长井长义博士的药物化学教室深造。长井长义1887年从麻黄中发现麻黄素，名震一时，成为日本现代药学奠基人，日本药学会的纪念大楼就是以他命名的。而赵燏黄尽得其学，回国后，他将西法生药学与传统本草相结合，创办了中华药学会（中国药学会的前身），编著《现代本草生药学》、《祁州药志》等巨著。

1908年，赵燏黄与王焕文、伍晟等留日学生，在东京神田区水道桥明乐园的中华料理店，召开了中华药学会成立大会。当时仅有会员27名，出席20名，公推比他高一级的王焕文为会长，同班同学伍晟为总干事，赵燏黄任书记。中国药学会从此在日本诞生。

在日本，学药学的中国人不多，学生药的更是凤毛麟角。日本药学史学会的川濑清教授见我姓赵，又学生药，好奇地问我："你和赵燏黄先生有血缘关系吗？"我笑着摇头，心里却涌起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五、从革命者到学问家

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远渡重洋，前往日本留学，探寻救国真理。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当年的留日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如孙中山、周恩来、蒋介石、李叔同、鲁迅等，赵燏黄便是其中的一位。

赵燏黄不仅是学者，还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同盟会会员。为响应武昌起义，1911年他与留日医药学生组织红十字会归国，参加辛亥革命，在浙军都督府任药局长，后转沪军都督府军医处卫生科主持医药行政。1912年，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任内务部卫生局科长，政府迁都北平后续任内务部佥事、卫生司科长、代理司长

1914年因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政府改组，他卸职出京。1915年，任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教授，教学之余钻研本草、生药学。从此他转入教育和学术界，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六、培育人才的摇篮

药学界公认，他是中国现代本草学和生药学研究的先驱与奠基人。

他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期间，一边在中药研究所做研究员，一边四处奔走参与筹建医学院药学系[2]。他以人力物力支持教学工作，生药学教室所用的参考书、药物标本，甚至显微镜用的染色试剂，都是他从自己实验室带去的。这就是后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的前身。

后续在北平陆军医院工作时，又挤出时间到市立药学讲习所、沈阳医学院兼课，还在药学会一次次提方案、递提案，呼吁以北大医学院药学系为基础，成立独立的药学院。他那种"只要能培养出药学人才，什么都行"的执着劲儿，是老一辈学人身上才有的赤诚。

1941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中药研究所（今北京大学药学院前身）研究员，1943年兼任该院药学系生药学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教授，并兼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顾问和研究员。1955年任中医研究院生药研究室研究员，并任中国药学会理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

正是他亲手奠基的这片园地，后来走出了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这个摇篮里开出最亮的那朵花，终究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七、学术泰斗，光耀千秋

赵先生毕生致力于本草、中药教学、科研工作，为中国培育了数代药学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学术成就，在于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本草、研究中药，考订药品名实，为编修中国新本草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先生著述甚丰，学术声望名驰海外。

他一生十分重视发展中国制药工业，重视中药资源调查、开发与研究，长期从事中药材实地考察调研，本草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以及麻黄素生产和工艺的改进，发表数以百计的科研论文、生药学专着。1934年他与徐伯鋆教授在《生药学讲义》基础上，编著出版了《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被誉为中国现代生药学之首著，还有《中国新本草图志》（第一、二集）、《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等许多论著的发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赵先生更加励精图业，1955年以来，先后发表有《回顾历代本草沿革概况与研究国产生药的意见》《新药典内国产生药中关于采用生药原植物的基本问题》等。据不完全统计，赵老一生发表论文和专著达80多篇。此外，赵老对药学教育、整理本草、研究中药、编纂国药典、出版本草书籍等工作也提过积极而宝贵的建议。

在现代本草生药学这本书上，有赵燏黄先生与徐伯鋆先生的印章。这叫"邮花"，是当时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做法——出版社卖出多少本，作者有知情权和控制权。这本书由蔡元培先生亲自作序，评现代本草生药学"诚是一新两千年来吾国本草学之壁垒，而其对于医药界之贡献将未可限量”[6]，开创了中国自己的生药学学科方向，赵先生因此被称为中国生药学的先驱和奠基人。

他晚年将毕生经验进行总结，编撰成《本草新诠》，可惜书未完稿，终因久劳成疾，而不幸辞世，实为中药事业之极大憾事。后来，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指定专人，整理该书上册总论部分，1988年终于在黑龙江科技出版社得以出版。

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制药工业，是他一贯的主张，他也身体力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克服重重困难，利用华北丰富的麻黄资源，设厂提取生产麻黄素，改变了以往麻黄运到日本提取麻黄素再返销我国的局面，为我国新兴的民族制药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药学学术上，赵燏黄极力主张中西结合。他认为科学的用药法则中外都是一样，科学的医药实在是分不出中西界限的。

他学风严谨，谦虚务实，酷爱收藏善本医药典籍、名人字画等。他临终立遗嘱，将本草医药书籍5600余册捐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

赵燏黄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海内外药学界的公认。1953年，楼之岑院士在其所著《生药学》中，即称赵氏《现代本草生药学》为中国最早的生药学著作。1957年徐国钧院士着《生药学》、1960年南京药学院编撰《药材学》，均尊称赵先生为著名生药学家。1976年，台湾那琦教授着《本草学》，多次尊称赵燏黄为中国生药学泰斗和本草学大师。

曾用20年时间，把《本草纲目》全文翻译成英文的享誉中外的德国汉学家文树德教授（Paul Unschuld）便是那琦教授的学生，他也曾多次向我提起这段与赵先生的学术传承渊源。

赵先生早在1930年代就预言："一部《本草纲目》中所载之药物，不知含有几许未发现之化学成分在其中……其前途正未可限量也。"他还建议地方设立地道药材研究所，中央设立中药研究院、中药试植场、中外药用植物园。这些设想，在今天已逐步成为现实。

在现代中医药发展史上，《中华本草》是一大里程碑，而这恰恰实现了赵燏黄先生当年的夙愿。也正是在纪念赵燏黄先生100周年大会时，时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章国镇先生提出，成立本草研究室，建议启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中华本草》大工程。《中华本草》编纂项目于1989年正式启动，由全国65家单位、507名专家历时17年完成，全书34卷约4000万字，收载药物10620味，是明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官修本草，被誉为“新的《本草纲目》”。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赵燏黄先生的梦想——编纂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华本草》，如今已由后人完成。这部巨著，正是对赵先生最好的告慰。

后记

如今，我手捧这本红色硬皮的论文汇编，望着赵先生亲笔题写的字迹，仿佛能感受到半个多世纪前一位老学者伏案设计、装帧、题字时的专注与深情。

从东京水道桥的中华料理店，到北京中医研究院的116办公室；从安国药市的尘土飞扬，到《中华本草》的书香四溢——赵燏黄先生开创的事业，已如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而我，有幸在这棵大树下，接过一片绿叶，继续前行。

（特别鸣谢：曹晖教授、洪远霞女士提供珍贵史料并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