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今日（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出席电台节目后会见传媒的谈话内容：

记者：昨日男婴Danny的案件，其实父母都有说曾向社会福利署（社署）提议一些替代措施，包括他们可以定期带小孩去医院，亦可以提供联络地址让社工去探视，社署其实有没有考虑过这些措施是否可行？另外，刚刚都有提到会继续思考是否可以扩大去找一些高危个案的方向，其实现在目前有否觉得最有效的是甚么数据？未来会以甚么方向去探讨？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大家也很关心男婴Danny的状况，大家可以理解政府联同多专业团体，当然社署是居中去做工夫，都是再三考量过情况之后，才向法庭作出建议，将男婴Danny通过保护令在收容所生活，保护令的时限是三年。过程中当然也有考虑到男婴Danny父母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但大家要明白在过程中，我相信专业同事都要考虑，第一，他能否做到？如果他做不到怎么办？在过去一段日子，其实我们都很难接触男婴Danny的父母，包括他们没有提供联络办法。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资讯，不可以单凭口说的，他也要给一些真实凭证让我们知道，据我理解，他们都未能提供，即是我们无法得到有关资讯。很多问题、细节我不便透露，但如果很多凭证都拿不出来，很多地方令到我们专业同事没有办法可以放心觉得他们能妥善照顾男婴Danny，政府在法律下也要建基于男婴Danny的最佳利益，所以向法庭建议发出保护令并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一般而言，婴儿由父母照顾是最好的，任何婴儿由父母照顾是最好的，从来我们都认为小孩最好由父母照料。但为何有时我们会建议即使父母都在，都建议发出保护令，是因为一定有些让我们更担心的事情，认为如果没有保护令，会对这个婴儿，即是Danny，我们很担心会造成更多大家不愿意见到的状况。所以想请大家明白，政府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而法庭又接纳了，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但我们都相信，今次法庭判的保护令是建基于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为男婴Danny的成长提供最好的环境。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用大数据开始了不到一年，由上年的暑假开始，我们用政府、主要是社署、房署（房屋署）和医管局（医院管理局）的数据去做，以找出主要是高风险的长者，我们会持续考量有否其他的途径、数据可以做的。但是构思的过程里，都是要建基于私隐的考虑，任何下一步想再扩展的话，我们都会先找私隐专员讨论，看看他们觉得我们的做法会否仍然可以符合到《私隐条例》（《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严格要求，另外效益又是怎样，我们会逐步逐步去探讨。但世界各地使用大数据的经验是这样的，一旦使用了后会有很多新的想法。我们尽可能用好我们掌握的数据，尽量编织一个更紧密的网，提早用数据去找出一些风险高的住户，提早找到他们，如果需要就介入，大原则都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