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敏坤

肿瘤有分良性及恶性，恶性肿瘤又称为癌。如今，癌症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头号杀手，各国医疗团队都在攻克癌症上不遗余力，中医也在当中利用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治疗方法发挥作用。中医对肿瘤病的认识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期就有相关记载，历经两汉时期理论的成形，晋唐时期经验的积累，再到宋元明清学说的成熟。从历史的脉络可以看到，中医对肿瘤疾病在病因、病机、诊断、防治、预后等方面的认识。本文将以时间为主线，结合历代重要医籍，梳理中医对肿瘤的认知演变，这有助于了解中医药在肿瘤治疗当中的角色及作用，对我们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成果，指导中医临床对肿瘤病的防治，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殷商至先秦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221年）：肿瘤认识的萌芽

甲骨文中的「瘤」字记载

中医对肿瘤的认知可追溯至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瘤」字，虽未见到具体解释，但中华民族象形文字本身就包含了许多意义，其字形说明了「留聚不去」，反映古人对肿瘤「血聚成瘤」的朴素理解，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肿瘤相关文字记录。

《周礼》记载「疡医」与肿疡治疗

春秋时期《周礼．天官冢宰》就有记载专门治疗肿瘤疾病的医生，称为「疡医」。原文：「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其中「肿疡」指未溃的肿块，可能包括现代肿瘤；「祝」意为外敷药物；「劀」即刮除脓血；「杀」是用药腐蚀恶肉。该书还提出「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的内外结合治疗原则，初步体现了中医扶正祛邪的思想。

《山海经》中的肿瘤相关疾病与药物

《山海经》记载了多种可用于治疗「瘿」、「瘤」、「恶疮」的药物，如「杜衡」用于治疗「瘿」病，瘿即指现今的甲状腺肿瘤。

《五十二病方》对肿瘤相关疾病的治法方药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当中含有内、外、妇、儿及五官科疾病，亦载有与肿瘤病治疗相关的记载，如睢（疽）病方曰：「治白蔹、黄蓍、芍药、桂、姜、椒、茱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蔹，肉睢（疽）倍黄蓍，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足见当时对于疽病已经有通治之法，并强调在辨证基础上调整用药的剂量。

《黄帝内经》奠定肿瘤理论框架

《内经》奠定了中医肿瘤学的形成与发展基础，无论在肿瘤疾病的命名还是在诊断、病因病机、防治、预后等方面均有详细论述。

命名

严格来说中医并没有「肿瘤」这一词，古代中医是按肿瘤的生长部位、形态、症状、病机等提出了一些肿瘤的病名，如《黄帝内经》记载的：「积、聚、息贲、息积、伏梁、奔豚、肥气、瘕、血瘕、虫瘕、石瘕、瘕聚、水瘕痹、疝瘕、虑瘕、积气、肠覃、昔瘤、筋溜、肠溜」等。如文中记载的「肠覃」表现为「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与现代医学论述的腹腔肿瘤症状相似。「石瘕」的表现则为「生于胞中⋯⋯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与子宫、宫颈肿瘤症状相似。又如「伏梁」指邪气（肿块）伏藏在胸腹部，与现代医学论述的腹膜后肿瘤症状相似，「伏」指伏藏，「梁」是坚硬的意思。再如「息贲」症见气急上逆，右胁下有块，与现代医学论述的肺癌症状相似。可见《内经》其对肿瘤疾病的命名是精要地结合了该病的特点总结而出的。

病因病机

在肿瘤的病因病机方面，《内经》进行了较为精辟的归纳，《灵枢．上膈》曰：「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邪气胜之，积聚以留。」第一是情志失调，常常忧怒的人会令气机逆乱，导致经脉脏腑不通，积聚结块就容易形成。第二是饮食不节，过食肥甘厚味，导致脾胃运化失常，肠胃湿热凝结，如果再与气血搏结，久聚不散也会留聚成积。第三为外邪侵袭，如果不注意避免风、寒、湿、热等邪气，加上本身素体虚弱，易导致邪气深入人体，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积聚结块。

诊断

对于肿瘤疾病的脉诊，《内经》中涉及到三阴三阳脉法、寸口脉法、五脏脉法等不同方法。如《素问．大奇论》：「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又如《素问．平人气象论》：「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再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黄帝曰：请问脉之缓、急、细、大、滑、涩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请言五藏之病变也。心脉⋯⋯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时唾血⋯⋯肝脉⋯⋯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复杯⋯⋯微缓为水瘕痹也。」其中水瘕痹与现代医学之腹腔积液相似。

防治

在肿瘤的治疗方面，《内经》提出「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的治疗原则，但也提出了运用性味猛烈的「毒药」时应中病即止，避免损伤人体。即《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云：「大积大聚，其可犯也，哀其太半而止，过者死。」《内经》还提出了一些针灸方法，如《灵枢．四时气》提出刺上脘、下脘穴治疗「饮食不下，膈塞不通」。为针药并治肿瘤病奠定了基础。

《难经》发展「五脏积」理论

《难经》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理论，进一步将积聚的病位、属性、症状特点进行了区分，为后世辨治肿瘤提供了依据。《难经》还归纳了「五脏之积」的理论，详细描述了如肝积「肥气」、心积「伏梁」等内脏肿瘤的临床表现。《难经．五十六难》阐述：肝积：肥气（左胁下肿块）；心积：伏梁（上腹部肿块）；脾积：痞气（胃脘肿块）；肺积：息贲（右胁下肿块）；肾积：奔豚（少腹气冲）。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肿瘤理论雏形形成

《神农本草经》记载治疗肿瘤的药物

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中药治病的法则，曰：「欲疗病，先察其原，先候病机⋯⋯鬼注盅毒，以毒药；痈肿创瘤，以创药⋯⋯各随其所宜。」可见当时针对痈疽、肿毒、创伤、瘤病已有专门治法及药物。当中记载了百余种治疗「症瘕积聚」的药物，如记载的上品药乾地黄能治疗寒热积聚；中品药苦参能治心腹结气，祛症瘕积聚，去痈肿；下品药大黄能下瘀血，破症瘕积聚，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书中对药物特性及主治功效的记载，对后世防治肿瘤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仲景《伤寒杂病论》区分「积」与「聚」，完善理法方药

医圣张仲景明确了「积、聚」在临床表现和预后上的不同，如书中指出「积」为脏病，固定不移，预后差（类似今之恶性肿瘤）；「聚」为腑病，时聚时散，预后较好（类似今之良性肿瘤）。又如《金匮要略》曰：「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内有乾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其描述和肿瘤的恶液质极为类似，提出了治疗大法应该缓中补虚，以不伤正为度，并且创制了如大黄䗪虫丸用以破血症消、鳖甲煎丸用以软坚散结等，至今仍为治疗肿瘤的常用方药。

华佗开创肿瘤外科手术

《后汉书・华佗传》有关于用手术治疗「结积」的记载。书中：「若病结积在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其背，抽割积聚。」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内脏肿瘤手术记录，其技术虽未能流传今世，但体现了古代中医对肿瘤治疗的探索。

晋唐时期（公元265年—907年）：肿瘤理论与治疗经验的积累

王叔和《脉经》完善肿瘤脉诊

晋王叔和编著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当中载有「平五脏积聚脉证」等内容，如：「脉沉而紧，心下寒积；脉弦细，寒癖结聚。」，详记了肿瘤疾病的脉象。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用针刺方法治疗肿瘤相关疾病

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用针灸治疗某些与肿瘤或癌症相关的疾病。如：「饮食不，鬲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其所论病证与食管和贲门部位癌肿的临床表现非常相似，并提出了用针刺上脘穴、下脘穴治疗肿瘤疾病的方法。

葛洪《肘后备急方》描述肿瘤恶化过程

东晋葛洪指出：「凡症见之起，多以渐生⋯⋯腹中症有结节，便害饮食，转羸瘦。」这段描述与恶性肿瘤的消耗性特征相符。另外书中记载了使用咸寒的海藻治疗瘿病，至今仍用于甲状腺肿瘤的治疗。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系统论述肿瘤病因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分门别类详细记载多种肿瘤疾病病因、病机、症候，如积聚、症瘕、食噎、石痈、瘿瘤等病证。如对于石痈（类似骨肿瘤）的论述：「石痈者，亦是寒气客于肌肉，折于血气，结聚所。成其肿结确实，至牢有根，核皮相亲，不甚热，微痛，热时自歇。此寒多热少，坚如石，故谓之石痈也。热气乘之乃有脓也。」

孙思邈《千金方》记载「五瘿七瘤」，并善用虫类药治肿瘤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记载了五瘿即石瘿、气瘿、劳瘿、土瘿、忧瘿；七瘤即肉瘤、骨瘤、脂瘤、石瘤、脓瘤、血瘤、息瘤。在治疗方面，该书注重虫类药的应用，如僵蚕、全蝎、蜈蚣、蜣螂、虻虫、斑蝥等，为后世运用虫类药治疗癌肿，提供了珍贵的借鉴。孙思邈在书中还警告「肉瘤勿治，治则杀人，慎之」，表明对恶性肿瘤预后的认识。在《千金翼方》中记载了许多治疗肿瘤的方药，其中有专治固冷、积聚、腹痛、肠坚的中药，治癖积的方剂。另外，书中还记载了以「鹿靥」即梅花鹿的甲状腺治疗瘿瘤（甲状腺肿瘤）的记载。

宋元明清时期（960年-1911年）：肿瘤学说的成熟与完善

宋代：「癌」病名确立

关于「癌」一字的发生发展，宋代东轩居士所著《卫济寳书》中首次使用「嵒」字，以描述疮疡的发生，该字为「岩」的异体字，指「山岩也」，以此来形容肿瘤凹凸不平、边缘不齐、坚硬不移的形状与质地。同时期医家杨士瀛编写的《仁斋直指方论》中对肿瘤型态有详细的描述：「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从描述来看符合恶性肿瘤的病灶特点，并用「癌」字来概括定义命名。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癌」字在形、音、义上皆符合恶性肿瘤的特征，突出了本病的特点，因此恶性肿瘤称为「癌」便延续至今。

金元四大家推动肿瘤治疗多样化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提出六气皆能化火说，倡导寒凉用药以治疗火热病，如其《素问玄机原病式》云：「然则经言瘕，病亦有热者也，或阳气郁结，怫热壅滞，而坚硬不消者，非寒症瘕也，宜以脉证别之。」这对后世医家用清热解毒、清热泻火等法治疗肿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现代大量中药药理学研究证实，抗肿瘤活性物质以清热解毒类药物中分布最多。

另一位代表医家张子和倡导攻邪，他的观点十分鲜明，认为肿瘤是邪毒瘀结于内，所以倡导应用以毒攻毒、破坚散结的治法。他还提出了精神因素与肿瘤疾病的关系，其在所著《儒门事亲》中提到：「积之成之，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

滋阴派的代表人物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积聚痞块是由「痰饮、血块」积滞而成。治块当「降火，清痰，行死血块。去须大补，不可用下药，徒损真气，病亦不去，当用消积药使之融化，则根除矣。」朱氏大补喜用人参，消积行血常用大黄、朴硝、桃仁、红花、三棱、莪术、莱菔子、南星、石碱、水蛭、硇砂、鳖甲等。其主张「降火消痰」，为后世由「痰」论治肿瘤奠定基础。

李东垣为补土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乃生」的观点。他继承了《内经》、《难经》的思想，在《东垣先生试效方・五积门》云：「治之当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可补则补，可泻则泻，无逆天时，详脏腑之高下，如寒者热之，结者散之，客者除之，留者行之，坚者消之，按之磨之，咸以软之，苦以泻之，全其气，药补之，随其所利而行之，节饮食，慎起居，同其中外，可使毕矣不然，遽以大毒之剂攻之，积不能除，反伤正气，终难治也。」李东垣在强调辨证论治、因时制宜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正气，尤其是后天脾胃之气的作用。他著作《脾胃论》认为「人以胃气为本」，而癌症病机复杂，多为本虚标实之证，治疗当顾护患者胃气的强弱。且癌症以老年患者居多，老年人又以脾胃气虚者居多，加上属恶性消耗性疾病，治疗更应该扶正固本。另外，其在《兰室秘藏》中创立的通幽汤，用于噎嗝的治疗，至今仍常用于消化系统肿瘤的治疗。

明清时期：外科治疗与方剂创新

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详述「乳岩」（即今之乳癌），并创制了蟾酥丸等外科方药。书中记载了三种预后不良的乳岩患者的临床表现：「一妇人左乳结核，三年方生肿痛，诊之脉紧数而有力，此阳有余而阴不足也。况结肿如石，皮肉紫色不泽，此乳岩症也，辞不治。又一妇左乳结肿，或小或大，或软或硬，俱不为痛，已半年余，方发肿如复碗，坚硬木痛，近乳头垒垒遍生疙瘩，时痛时痒，诊之脉弦而数，肿皮惨黑不泽，此气血已死，辞不可治。又一妇已溃肿如泛莲，流血不禁，辞后果俱死。」

明代王惟德《外科证治全生集》创制的犀黄丸具有活血定痛，解毒消肿的作用，运用于乳癌、横痃、瘰疬、痰核、流注、肺痈、肠痈等证，为现今中医临床治疗的常用方。

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强调「血瘀成块」，创立了瘀血学说及使用活血化瘀法，其记载有关活血化瘀的方剂有二十二例，如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身痛逐瘀汤、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等。这些方剂在临床应用广泛，对后世使用行气活血法治疗癌症有很大的启发。

清代由吴谦编著的官方医学著作《医宗金鉴》认识到肿瘤生长的部位多与脏腑、经络有关，如认为「乳岩」属于肝、脾病变，崩漏、带下等属于肿瘤类病者多属冲、任二脉病变，口腔肿瘤多属于心脾两经的病变，喉部肿瘤是由肺经郁热等。《医宗金鉴．积聚治法》指出：「积聚宜攻，然胃强能食，始可用攻，若攻虚人，须兼补药，或一攻三补，或五补一攻，邪去而不伤正，养正而不助邪，则邪正相安也。」并提出温白丸、桃仁煎、控涎丹等方剂，同时特别提出以食量的多少，胃气的强弱，作为可攻与否的标准，对于治疗中晚期肿瘤有临床参考值价。

总结

中医对肿瘤形成的认识，可总结为「正虚邪凑」。以人的脏腑气血亏虚为本，再加上情志怫郁、饮食不节、外感邪气等导致痰瘀毒结为标，在这本虚标实的状态之下，病理产物稽留不去而成为肿瘤。在治疗方面，中医第一强调扶正固本，比如《医宗金鉴》谓：「养正积自除。」第二注重祛邪攻坚，如《黄帝内经》云：「坚者削之，结者散之。」而除了运用中药之外，历代医家还以针灸、外敷膏药甚至手术等方法来治疗肿瘤。现代，无论中西医都在奋力研究医治肿瘤疾病的方法，其中有医者提出「带瘤生存」的治疗方案，强调与肿瘤「和平共处」，注重保护人体的正气，虽然不消除肿瘤，但不令其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与中医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一致。历经数千年，中医肿瘤学已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更为现代肿瘤防治提供了独特思路，值得进一步挖掘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