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集贤殿书院”、宋代“翰林图画院”、清代“如意馆”，直到当代的画院体制，中国画院这一既古老又全新的模式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在新时代的发展中，画院需要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形成当代语境下发展的新范式，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特征的优秀画作。文｜北京     高祥恒图为明代画家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中画工为后妃画像的场景画院体制经历了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自战国中晚期开始形成的“稷下学宫”，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官学的发展，以及诸子百家的形成和交融。从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可知当时宫廷内已有职业画师，如《汉书‧霍光传》载：“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从颜师古的注中可知，“黄门”作为一个机构，有百工之属，自然也包括了画工。不过，两汉时期虽然有画工服务于宫廷，但尚未有专门的画院机构。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仍然存在。唐代的宫廷绘画机构主要有左尚书画作、集贤殿书院和翰林院三部分，但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画院，也没有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集贤殿书院是宫廷内设立的管理图书、法书、绘画的综合性机构，类似于“宫廷图书馆”，机构内有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关于集贤殿书院内的绘画活动，记载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士，常侍一人为副知院士，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尝选耆儒，曰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至是，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又置画直。至十九年，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唐玄宗设立集贤殿最初的目的是诵读、考辨书籍，到了后期才设立画直。直院既包括绘画，也涉及书法、造笔等功能。关于唐代出现“画院”之名，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就实际情况而言，尽管唐代出现了“画院”的名称，但是唐代的“画院”仍处于正式画院的萌芽阶段。《旧唐书》《新唐书》等官修史籍中并不见记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集贤殿书院在唐人眼中并不是专门的画院。五代时期社会陷入战乱之中，自唐代以来形成的盛世局面遭到破坏。安史之乱后，许多画家纷纷逃往西蜀、南唐两地，这两地的统治者又在不同程度上雅好绘画，遂出于装饰和玩赏需求，开创了画院。五代西蜀政权在明德二年创立“翰林图画院”，这是古代绘画史中明确记载的宫廷专业画院。后南唐和北宋政权均设立了画院机构，北宋最著名的当属由宋徽宗设立的“宣和画院”，并开创了“宣和体”。南宋时期，宋高宗重立画院，收拢乱局中南渡的原宣和画院的画师。宋代画院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招揽美术人才进行绘画创作，又对绘画人才进行培养。其以“画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对于当代中国画院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李可染《丹霞枫林图》70cm×46cm 1963年宋以后，宫廷画院制度走向衰落。元代宫廷并未设立专门的绘画机构，但有大量的绘画人才供职于宫廷的各个机构中，他们不是专业的画师，有的擅长绘画，如翰林文字朱德润。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也有不少朝臣善画，他们当属于文人画家，如赵孟𫖯、李衎。元宫廷秘书监掌管历代图书和书画名品，管理人员负责与图书、书画相关的事务，如鉴藏、修复、装裱、著录等。元昭文馆中有何澄、溥光等人供职。秘书监和昭文馆的人员多是有文化底蕴的画师，与前述文人画家不同。此外，工部、将作院、大都留守司下设有“梵像提举司”、“画局”等，当属于专职的绘画机构。卢禹舜《采风系列之一》 43cm×59cm 2020年（图：中国国家画院网站）明朝没有同于两宋那样场地固定、机构设置明确、制度明晰的“画院”。明初立国，朱元璋征召画家，有的编入文渊阁等机构，给予画家的官职、品阶均没有定制。此后，宫廷画家多供职于文华殿、武英殿、仁智殿和工部文思院、营缮所等处，如边景昭为武英殿待诏。明文华殿、武英殿和仁智殿分别隶属于司礼监和御用监。因此，明宫廷画家主要在内官太监的领导和管理之下，多授予锦衣卫官衔。但这些画家的工作并不同于武职的锦衣卫，他们只是领此官衔和俸禄，如商喜官衔为锦衣卫指挥使，林良官衔为锦衣卫千户。有清一代，宫廷画家被称为“南匠”，后又称“画画人”，工作场地在各宫殿，如“慈宁宫画画人”、“如意馆画画人”等。另有一部分画师在宫廷转而做官，跻身文人画家行列，如张宗苍、徐扬等。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由皇帝和朝廷直接设立和统领的画院，经历了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至五代两宋时期，画院达到顶峰，有固定的工作场地，有明确的招收、考核标准和执行机构，有明确的画学理念或主导思想，工作人员也有明确的官职俸禄。宋代画院制度在宋亡后解体，元明清大体延续了两宋画院的基本特征，但各有不同，且没有再形成宋画院那样规模和体系的专业机构。从元明清三朝的绘画机构来看，绘画机构的设立和特征与帝王个人的态度、喜好有著莫大的联系。从画院的职能来看，有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搜访名画，收入画院，修补、装裱等，著录收藏。如《宣和画谱》《石渠宝笈》等。其二，摹古，临摹学习，备存副本。如《虢国夫人游春图》前题签有金章宗题“天水摹”字。其三，招收画工，培养人才。如崔白、武宗元、梁楷、王翚等人都是从民间招募的，受到了当朝皇帝的喜爱而被允许进入画院。再如著名山水画家王希孟就曾亲受宋徽宗的指点。其四，为皇帝和皇亲国戚、宗室、官员提供创作服务。如历代帝王、后妃的御容肖像、纪实纪功、行乐题材等作品，多出自宫廷画家之手。其五，空间装饰。如创作宫廷建筑壁画，制作大轴屏风。这五个方面大体可以归为画院的鉴藏职能、招收培养职能和创作职能。鉴藏职能是画院的基本职能，偏重于“吸收”；创作职能是体现画院人员的创新能力，侧重于成果；而招收培养职能是上面两个职能落实的关键。如果将以上职能与历朝画院的发展历程相结合，便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画院从勃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常常涌现出不少创作能力很强的画家，他们既承担宫廷画家的职能，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而当画院从顶峰走向衰落时，往往伴随著画家创新能力的下降。例如，清初“四王”中，王鉴、王原祁都参与了宫廷的艺术创作活动，在清初画坛发挥了重要影响。如方薰说：“海内绘事家，不为石谷牢笼，即为麓台械纽。”然而，观其后学，大都是继承大于创新的画家。至清中期，与民间的扬州画派等群体相比，画院画家的创造力就明显不及了。张江舟《人物写生》138cm×68cm 2020年（图：中国国家画院网站）“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画院的宗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保护民族传统、安置中国画家等目的，各地纷纷成立中国画院。1956年2月，陈半丁、叶恭绰等人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提案，希望“继承中国古典（包括民间）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使它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次年，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北京中国画院成立。此后，江苏、广东、上海等地也相继建立中国画院。与古代画院相比，新中国画院在职能、地位、性质等方面都有全新的发展。在等级制下的宫廷画院，画师的社会地位低下，如明代宫廷画师编入锦衣卫，归太监管理，画家的创作题材、风格等也多受到帝王审美趣味的影响。新中国的画院画家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拥有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各地画院都是非盈利性质的事业单位，以繁荣艺术创作和推动美术人才培养为目的，而非像古代画院一样，围绕皇帝个人的兴趣爱好而开展创作活动。宋濂《画原》载：“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偶可观者焉。”宋濂所论，鲜明地表现出古人对绘画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即强调绘画的“政教功能”。与皇权最近的宫廷画院，自然而然地会触及这一课题。从殷周时期，宫廷中就开始有了专门从事绘画的美术宫奴，他们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到了宋代，统治者聚拢人才，正式建立画院机制，并将原本的雇佣关系，改变为可以晋升官职的新型关系。由此，这样一种体制化了的画院模式从古代流传下来，其功能始终是为封建统治者及贵族服务，满足他们的政治和审美需求。绘画以图像来显示“以史为鉴”的功能。如宋代《折槛图》《却坐图》等历史故事画，图解古代政治中的典故，来起到“规谏”的作用。再如宋徽宗在《瑞鹤图》《五色鹦鹉图》中都试图粉饰出一个“丰亨豫大”的场面。传为萧照绘制的《中兴瑞应图》，展示了赵构在乱局中能聚拢力量，扎根于临安，守住半壁河山的辛苦历程，但也有不少谶纬、天人感应等思想杂糅其中。这反映出古代画家的历史局限性，也反映出古代一些“政治教化”的图像作品带有迷惑性和欺骗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权体制发生了根本改变。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与政策。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的引导之下，新中国画院的画作表现国家重大历史题材，表现人民的新生活，反映时代精神。 龙瑞《蜀中纪游》136cm×68cm 2020 年（图：中国国家画院网站）当代中国画院体制的问题与挑战关于画院体制的存在与价值，吴冠中先生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提出“取消画院，取消美协”的主张。甚至有人戏称“画院似养鸡场，国家出资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前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说：“当前画院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学术氛围不浓、责任使命意识淡薄、缺乏大文化思考以及对民族传统认识不足和价值观的混乱等。受市场机制的影响，不少画家们满足于小圈子的经营，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从而忽略对艺术本体的探索。部分画家已经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偶发性。”这些言论促使人们开始反思。综合来看，当代画院存在以下四个问题：其一，艺术商品化促使部分画院画家不安心于学术研究，不坚持审美原则，有意或无可奈何地曲意迎逢市场，把市场变为“新皇帝”，把自己变成“旧画工”。在火爆的艺术市场中，人们更加偏爱有“卖相”的产品。艺术评论家杨小彦在其著作《2007艺术中国》中指出，“艺术市场的火爆使艺术成了艺术生产，艺术家变成了符号资本家，他的任务就是找一个现成的图像改造一下变成自己的图像符号，将这个符号炒红；再不停地复制这个符号，这个模式直接带来两大后果，一是艺术的生产化，交易的资本化，展示和评论的营销化；二是艺术水准的平均化，艺术精神的虚无化和艺术图像的模仿化。”其二，画院招收考核有人情大于规则的情况，进入画院的画家有“混”的现象，有些人有意将画院变成名利场。其三，画院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有一种声音认为政府为什么要“养”著画院？针对这种声音，有学者认为政府应当谨慎，选择出有学术价值的课题，政府的资金支持应紧跟项目和课题。政府也可以支持民间建设“画院”，让市场检验画家。其四，画院风格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如何处理？有些人认为画院应当坚持“正统”画法和艺术准则，而当代艺术一般与画院画风不太一样，是否存在在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可能？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换言之，画院在随著时代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既“拥有自身的独特性”又“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更具体地讲，建设画院的初衷是抵制针对中国画的历史虚无主义，当下不少画院的主要画种仍是中国画，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中国画显得十分迫切。以上几个问题涉及当下中国画院发展的各个方面。对于画院画家于今的发展而言，“市场”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艺术市场繁荣，让艺术家的生活有了更多保障；另一方面，画院的画家们在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时，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关于画院未来的发展，江苏画院院长赵绪成说：“在目前各种机制还不健全的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阶段性的，只要沿著这个正确的方向走，我对画院的未来，对美术事业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随著时间向前推移，画院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终将找到自己的位置。（作者系艺术史研究者）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邸倩监制：张晶晶 

这是一群与中华民族走向世界、重塑世界同行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经历中，既有生存奋斗的艰辛，也有诗和远方的浪漫。在他们的生命里，老家是根，远方是梦，青春正是这根与梦之间奏响的乐章。他们的成长，亦是民族的成长。惟愿，走过千山，阅尽万帆，归来仍少年！文｜北京     陈林家国情怀自当从小培养。图为全港中小学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知识竞赛总决赛上获奖的香港学生合影（本刊记者 李博扬 摄）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参加香港菁英会主席曾凤珠组织的新界郊野60公里单车挑战。出发前，我把活动启动照片发到一个微信朋友群里。大家纷纷点赞，鼓励我加油。华菁会副主席赵佳音写道：部长少年感十足。我回复：青春无敌，行走无涯，归来仍少年。这个小插曲，让我产生诸多联想。菁英会和华菁会都是香港重要的青年团体，一个主要联系本地青年才俊，一个主要联系内地来港青年。华菁会会员是在内地念完中学或大学后，赴香港或海外求学，再留港和来港就业创业。目前，这类青年有7.6万人左右，其中经优才、专才计划引入的近3.3万人，从香港专上院校毕业后留港或出国深造后返港就业的近4.3万人。如果加上2万多名在港就读的内地生，新港青年有10万之众。他们来自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大江南北，齐聚香江，在金融、商贸、创科等领域发挥著重要作用。迎著清爽的海风，边骑边想，思绪回到多年以前。那是我刚调到青工部不久，第一次参加青年团体组织的两地交流活动。活动由华菁会组织，目的地是河南。河南，中原大地，是亿万华夏儿女的心灵故乡，被海内外游子称作“老家河南”。作为华夏民族的主要发祥地，这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华姓氏的发端。所谓“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海外华人四大姓均源自河南。来到河南，有一种漂泊天涯终回老家的心动。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 年）的嵩阳书院因地处河南嵩山之阳而得名，为宋代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来此讲学授业、游访览胜者，古往今来络绎不绝（吴文辉 摄）此次参访交流，恰逢第八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在郑州举行。八方宾朋云集，让我们收获了热情洋溢的中原印象。在参观访问、领导会见、座谈交流之外，中博会组委会还精心安排了文艺活动。我们一行赴开封观看大型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当北宋王朝鼎盛时期的风情画卷，在著名宋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的水景舞台上徐徐展开，我们仿佛被带回公元11世纪，去领略中华民族曾经繁荣富庶、雄视天下的岁月。整场演出分为六幕四场，由八首经典宋词串联而成。随著剧情的铺陈，八首宋词的意境渐次展开：李煜的《虞美人》，辛弃疾的《青玉案》，苏轼的《蝶恋花》，柳永的《雨霖玲》，周邦彦的《少年游》，辛弃疾的《破阵子》，岳飞的《满江红》，苏轼的《水调唱头》。全剧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乐章中，载著千年的辉煌和祝福，走向了现代。沉浸在天籁悠扬、舞影蹁跹、吟唱婉转之中，我不禁神往：这世上还有哪一台戏剧，能请到这么多词曲大咖共同为它谱写台词呢？河南之行，迄今记忆犹新。来自河南的赵佳音，从国外留学返港不久，是此次交流活动的联络人。七八年过去了，当年刚走出校门的小姑娘，已成长为一家央企驻港基金公司的负责人。从她身上，我看到华菁会数百名会员的影子。这批成长于内地的青年英才，带著红色文化基因，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在香港这片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热土上追求人生梦想。华菁会成立近十年来，经历了三位主席。创会主席方方，时任摩根大通亚洲区副主席兼中国首席执行官。第二任主席陈晴，时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主席。现任主席陈爽，就职时是光大控股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一个是跨国公司代表，一个服务于联合国机构，一个担任央企高管，如此跨度极大的职业身份，代表了华菁会群体广阔的事业空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生逢其时，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生命是一场匆匆而过的旅行，每个人心里都有诗与远方，走过千山，阅尽万帆，归来仍少年。图为蓝天白云下的呼伦贝尔草原（张万生 摄）2015年春分时节，华菁会在香港黄金海岸酒店举行换届集思会，那是多么富有朝气和充满希望的聚会呀！受激情感染，我即兴写了一首《趣贺华菁会换届》，发在微信朋友圈：华天苍苍，菁野茫茫；五湖四海，汇聚一堂。北望神州，南据香江；青春热血，只为卿狂。创会有方，七八条枪；长袖善舞，拓土开疆。接力正晴，玉露朝阳；枝繁叶茂，旗帜恒扬。河南之行还有一段难忘的故事，发生在豫西南的尧山景区。尧山景区由河南省著名企业天瑞集团打造，以中原大佛和天瑞吉祥钟闻名天下。中原大佛矗立于尧山脚下佛泉寺，整体高度208米，是全世界最高铜铸立佛。2008年9月开光盛典，云集了大陆、台湾、香港108位高僧大德，包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大佛不远处，安放著世界上最大的外击式青铜铸钟——天瑞吉祥钟，重达116吨，被誉为钟文化的里程碑。那天正是佛诞节，天气极好，我们去佛泉寺礼佛撞钟。晨晖灿烂，清风徐徐，心底弥漫著虔诚的忐忑，也生出些会心的顿悟。在中原大佛营造出来的强大气场里，我隐隐感受到宗教情怀与历史文化的联结，感受到精神的追求离不开物质的载体，感受到个人融入悠远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我把这感受，凝结在一首名为《中原大佛》的小诗里：屹立在中原沃野，满怀慈悲注视著芸芸众生。沐浴初升的阳光拾级而上，让晨风轻抚漂泊的苍凉。虔诚的忐忑隐隐触及，古老文明悠然搏动的心房。佛祖说菩提本无树，菩提花却在朝圣路上绽放。精神的修炼和祟拜，外化为活佛摸顶开光。有形承载著无形，有限寄托著无限。一次次拈花微笑的顿悟，拂去妄念的尘埃。撞击天瑞吉祥钟，轰鸣声仿佛来自心底。拥抱厚实的钟身，颤抖悠长而充满力量。天瑞集团创始人李留法，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0年入河南大学，1985年辞职下海，终成就一番大事业。正是千千万万的李留法，扎根家乡，建功立业，与数以百万计的海外留学人员形成互补，共同书写了改革开放一代中国人的故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77年7月甫一复出，就抓住恢复高考这一关键环节，从培养人才入手，为全面拨乱反正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7月，邓小平向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希望启动中美教育交流，向美国派出数千名中国留学生。这成为中美恢复建交的前奏，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从1978年底第一批52人赴美留学，到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各类海外留学人员已突破每年60万人，总人数达52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从观念、视野、技术、资金等多方面，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独特贡献。其中，以华菁会为代表的新港青年是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说这支力量在支持中国对外开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今天双向开放、双循环新格局下，这一作用还会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随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一国两制”优势的充分发挥，香港因素的深度介入，都将成为他们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有一部动漫大片叫《大圣归来》，片中有几句台词，听来莫名悲壮，也让人激情满怀：大圣，此去欲何？踏南天，碎凌霄。若一去不回……那便一去不回！每每想起这几句台词，我都会联想到金庸《神雕侠侣》中杨过那句洒脱豪迈的道别：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进而，会不自觉地想到那些负笈海外、心系神州的学子，想到他们远离故土的家国情怀，想到他们的努力和使命。1983年，19岁的北大法律系学生查海生﹙笔名海子﹚即将毕业。他在未名湖畔油印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小站》，其中写道：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跟稚嫩的自己告别。也许路途有点艰辛，有点孤独，但熬过了痛苦，我们才能得以成长。我们最终都要远行，人生正是我们行走的轨迹。而贯穿这行走的，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紧紧纠缠。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屡有华菁会朋友对我说，希望把事业发展与爱国结合起来，但香港的局势太错综复杂了，很多时候搞不清楚怎样做才有效果。这让我陷入沉思，瞬间，意识到了作为青工部部长的责任。这是一群与中华民族走向世界、重塑世界同行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经历中，既有生存奋斗的艰辛，也有诗和远方的浪漫。在他们的生命里，老家是根，远方是梦，青春正是这根与梦之间奏响的乐章。他们的成长，亦是民族的成长。惟愿，走过千山，阅尽万帆，归来仍少年！（作者系香港中联办青年工作部前部长）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邸倩监制：刘可扬

2月4日，中国国防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这是中国军方公开宣布成功进行的第四次陆基中段反导试验。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是否部署及何时部署战略反导系统，还要根据大国竞争态势演变而定。文｜北京    文正美国是开展陆基中段反导系统试验最多的国家。当地时间2019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0 点 32 分，美国空军第 30 空间联队、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国北方司令部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北部测试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图:美国国防部网站)开展中段反导技术试验“坚盾利矛”陆基中段反导拦截系统组成庞杂、技术难度极高，中国是继美国后第二个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的国家。此次是中国军方公开宣布成功进行的第四次陆基中段反导试验，至此已成功进行五次反导试验。其中，2010年1月11日、2013年1月27日以及2018年2月6日均为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并达到预期目的；2014年7月23日反导试验未公开是否为中段反导。中国探索弹道导弹防御技术起步较早。1964年2月，毛主席与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钱学森专门谈到反导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后续相关研究项目代号被定为“640工程”。1967年10月，中国正式提出反导弹采用核弹头的研制方案。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分别进行了“反击一号”到“反击三号”的全系统研制。尽管最后无果而终，但取得了一批重要技术积累，其中有些填补了国内空白。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的“863计划”属于技术储备与可行性探索，“先进防御技术”是其中一大领域，研究了导弹防御的全天候监视、探测、预警、分析，以及拦截武器、指挥信息系统等相关技术。尽管在当时的技术和环境下无法进行试验，但这并不妨碍中国进行反导防御方面的先进技术储备。中段拦截是反导系统中重要的关键技术之一。中国再次成功实施陆基中段拦截试验，表明已经掌握中段反导拦截相关技术，拦截成功率、可靠性都有了较大提升，对于未来打造完整可靠的反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中国是否部署及何时部署战略反导系统，还要根据大国竞争态势演变而定。与此同时，弹道导弹与反导系统作为“矛”与“盾”，一直在动态对抗之中交替发展。一方面，少数国家大力推进反导系统部署和反导技术升级，试图强化战略防御之盾牌，必然会促进其他国家加快推进弹道导弹技术和装备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中国掌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反推使用，即可不断促进洲际弹道导弹综合突防技术的显著提升，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对于反导系统这张“盾牌”，弹道导弹这把“利矛”必须永保锋利。 何为陆基中段反导拦截陆基中段反导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弹道导弹一般借助多级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点火起飞后进行有动力飞行，这就是助推段，也称为初始段或主动段；当弹道导弹即将飞离大气层时火箭发动机关机，弹道导弹进行头体分离（少数老旧型号弹道导弹不具备此项能力），即战斗部与火箭发动机推进段分离，进入无动力惯性自由飞行的被动段，当战斗部到达弹道最高点后速度降为零，由于地球引力作用再自由下落，在外层空间直到再入大气层之前的飞行弹道称为中段；重新进入大气层以后的飞行弹道称为再入段，也称为末段。反导系统可选择在弹道导弹不同的飞行弹道阶段进行拦截。一些国家现已部署的反导系统大多是末段拦截系统，即在弹道导弹战斗部再入大气层前后进行拦截。如美国部署的海基舰载标准 - 3反导拦截弹和陆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俗称“萨德”系统），都属于末段高层反导拦截系统，通常在70-120公里高度对来袭的弹道导弹战斗部进行拦截；美国陆军部署的PAC - 3“爱国者”反导系统则属于末段低空反导拦截系统，反导拦截高度约30公里，主要用于掩护重要目标的反导作战。近年来，美国打著所谓“航行自由”的幌子，频繁派军用舰机来中国东海、南海挑衅，对中方实施高频度抵近侦察，举行针对性极强的军事演习，严重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破坏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图为 2020 年 7 月 6 日，“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右)和“里根”号航母闯入中国南海航行，美军机编队正从两艘航母上空飞过(图:美国国防部网站)末段反导拦截有先天不足，就是拦截目标即弹道导弹战斗部通常已经飞临己方区域上空，即使拦截成功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是配备核战斗部的战略弹道导弹，在拦截后往往会造成核材料散布污染。所以，末段反导拦截系统对于常规弹头中近程弹道导弹有一定的反导防御效果，但对于核弹头的战略洲际弹道导弹往往无能为力，更好的反导拦截方式是在战略洲际弹道导弹飞行弹道的中段对其进行拦截，这就是中段反导。中段反导系统在弹道导弹飞行的中段对其进行拦截，通常采用动能碰撞杀伤方式直接撞毁目标，主要用于拦截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中段弹道是洲际弹道导弹飞行中最长的阶段，从火箭发动机关机到再入大气层的全程飞行时间接近30分钟，弹道高度在数百公里以上，空气十分稀薄，除地球重力之外弹道导弹不受其他外力作用，依靠惯性自由飞行。中段反导系统具有拦截高度高、拦截距离远、保卫面积大、控制范围广等特点，中段反导拦截弹体积较大，需要在地下发射井或地面进行部署，故称为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其实，从反导拦截效果看，助推段拦截效果最好，即在敌方弹道导弹刚刚发射之后进行拦截。这时，弹道导弹的多级火箭发动机接续点火工作，弹道导弹处于加速飞行状态，弹体与战斗部结合在一起，体积大、拦截目标显著，一旦被拦截则毁伤效果最佳，弹道导弹被拦截后可能坠落在敌方发射阵地附近并造成附带毁伤。但实施难度最大，因为弹道导弹发射阵地通常位于敌方领土纵深部署，反导武器通常难以达成实际拦截目的。美国空军曾经大力研制和试验YAL - 1A机载反导激光武器，利用波音747大型客机作为激光武器的机载平台，成功进行过用激光束摧毁弹道导弹目标的拦截试验，但激光拦截目标的作战距离只有400公里。很难设想，这样一个庞大的空中平台本身没有什么防卫能力，怎能在距离敌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400公里的范围内有效生存并进行作战？结果，美国空军耗费巨资改装的这两架试验飞机几年前已被送到了大沙漠中的军用飞机墓地封存。 中段反导拦截三大技术难关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包括极其庞大复杂的预警、探测、跟踪、识别、指挥控制、拦截及效果评估分系统，具有广域分散、多域协同、敏捷响应的作战特点，建设周期长、技术难度大、投资金额高，目前只有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GMD）投入部署。“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是美国分层反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在大气层外拦截处于中段飞行的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它继承了美国1975年部署、1976年撤除的“哨兵”战略反导系统和1983年开始实施的“战略防御倡议”（又称“星球大战”计划）的技术成果，1993年正式启动研制，起初称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后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合并称为导弹防御系统（MD），1999年进行首次反导拦截飞行试验。其近期发展目标是具备对远程弹道导弹的有限拦截能力，长远目标是保护美国本土免遭远程及洲际弹道导弹袭击。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为巨浪- 2 导弹方队和东风- 31 甲改核导弹方队接受检阅(图:新华社)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采用全球分布式部署结构，主要包括跟踪识别、指控通信、制导拦截三大功能分系统，由陆基拦截弹（GBI）、天基导弹预警卫星、改进型早期预警雷达、X波段雷达、指控通信作战管理系统（C2BMC）以及火力控制系统等组成。GBI是“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的核心作战装备，用于在大气层外摧毁处于中段飞行的弹道导弹弹头，主要由固体助推火箭和大气层外杀伤器组成。大气层外杀伤器可以自主寻的和机动飞行，通过直接碰撞方式拦截并摧毁弹道导弹战斗部，现已发展和部署多种型号。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还在继续研制更高性能的新型大气层外杀伤器。与其他反导拦截系统相比，中段反导拦截系统不仅结构复杂、规模大，整体技术难度也比较大，主要面临三大难关。一是探测关。导弹预警探测系统通常由导弹预警卫星和远程预警雷达等组成。弹道导弹发射后即进入主动段弹道，至火箭发动机关机，飞行时间一般约70-120秒。在此期间，导弹预警卫星的红外探测器居高临下，可在60-90秒内捕捉到弹道导弹火箭发动机尾焰喷射的强红外信号，并将信息传至地面控制站。远程预警雷达也能探测、跟踪弹道导弹，但受探测距离、视距等技术因素限制更多，难度也更大，探测精度相对较低。二是拦截关。弹道导弹再入大气层时飞行速度极高，如6,000公里弹道导弹再入速度超过20马赫。稠密大气层能减缓其飞行速度，为末段拦截提供较大可能性。对于中段拦截，在外层空间自由飞行的弹道导弹战斗部目标小、速度快，再加上新型弹道导弹战斗部普遍采用假目标诱饵、电子干扰、多弹头机动飞行等综合突防技术，使得反导拦截系统识别、跟踪真目标难度较大；再加上中段反导拦截弹自身速度也极高，拦截弹与来袭导弹的相对运动速度大，一错而过，对拦截弹的控制精度和杀伤技术要求很高。用核弹头固然能增大拦截概率，但有可能给防御方雪上加霜；采用动能碰撞弹头等常规战斗部的技术实现难度极大。三是指挥关。弹道导弹全程飞行时间很短，洲际弹道导弹飞行一万多公里的时间不超过32分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完成从探测到拦截的整个反导作战过程，必须依赖于高度自动化的指挥信息系统。同时，反导作战又是三军联合一体化行动，指挥协调难度很大。而且，反导作战的整个指挥控制是由人机一体化系统完成的，作战人员的素质高低起著决定性作用。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自2004年部署后虽已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但仍面临目标识别能力差、可靠性不足等多项难题。为此，美国正在采取多种措施提升系统能力：一是增加部署地基拦截弹，到2025年部署64枚，后续还可能继续增加。二是研制多部新型雷达，如“远程识别雷达”和“夏威夷本土防御雷达”，不断提高“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的目标识别能力，并持续对其地面系统进行能力升级和现代化改进。三是针对现有陆基拦截弹能力不足的问题，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启动“下一代拦截弹”研发工作。新型拦截弹预计将具备一次可拦截多个目标的能力，并显著提升对携带复杂突防措施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除了技术难度大以外，陆基中段反导系统通常耗资巨大，政治风险也很高。目前实际部署并担负作战任务的中段反导系统只有美国“陆基中段反导系统”。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地区部署A - 135（正在升级为A - 235）战略反导系统，包括近程拦截弹和远程拦截弹，采取传统的“以核反核”反导拦截作战方式，还不能归类为真正意义上的陆基中段反导系统。 中段反导拦截试验价值所在1999年10月12日，美国军方进行了首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并取得成功，但在2000年1月18日和7月8日进行的两次拦载试验均告失败。这也促使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暂缓部署“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小布什从竞选开始就高调宣布计划部署100枚陆基拦截弹，但在其8年总统任期内仅部署31枚。奥巴马上任后增加部署13枚陆基拦截弹。特朗普在任期间决定将陆基拦截弹部署数量增加20枚，到2025年部署64枚。从2004年到2020年底，美国已经部署44枚（现正扩展至64枚）陆基拦截弹，其中在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空军基地部署40枚，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部署4枚。其拦截作战对象是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最大拦截高度2,500公里，最大拦截斜距（即射程）5,000公里，拦截弹起飞质量21.6吨，最大飞行速度大于6.99公里／秒，采用动能碰撞杀伤方式。尽管“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受到美国军方高层领导人的高度认可，但其实际拦截试验记录结果却是成败参半。截至2020年底，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共进行20次反导拦截试验，其中11次成功，成功率仅55％。2019年3月25日，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首次进行齐射拦截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发射2枚陆基拦截弹，采用“二拦一”方式成功拦截了带有干扰措施的远程弹道导弹，是迄今为止“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最复杂的实弹拦截试验，试验场景更趋于实战。在那次试验中，模拟洲际弹道导弹的靶弹从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发射后进入太空，之后向东往美国方向飞去。天基预警卫星通过红外传感器发现目标，部署在威克岛上的前置X波段雷达探测到导弹并进行跟踪，观察到了靶弹释放的干扰，将相关数据传送至C2BMC指挥控制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将目标信息发送至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空军基地和格里利堡的火控站，火控站再将信息传给太平洋的海基X波段雷达；海基X波段雷达在导弹靶标飞越其探测区域时捕捉到目标，将更多更精确的信息传回火控站；作战人员收到信息后，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首枚地基拦截弹，不到1分钟又发射了第二枚拦截弹。拦截弹在上升过程中，三级火箭发动机将杀伤器送向目标附近。在从雷达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后，2枚杀伤器开始使用红外导引头在目标云中寻找目标。发现目标后，第一枚拦截弹开始机动撞击并摧毁了主要目标，第二枚拦截弹则透过火光和碎片选择了其认为“最具威胁的目标”进行了撞击摧毁。目前，美国正在加速改进升级“陆基中段防御系统”，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技术难度不断提高，试验条件愈加复杂，试验场景更趋实战，已经具备较强的实战能力。美国本土导弹防御发展将在能力和规模上双管齐下，以升级后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为主力，增加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标准” - 3ⅡA拦截弹、增程型“萨德”系统，构建分层多段防御体系，提高对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效能，试图进一步巩固其战略优势地位。（作者系知名军事专家）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莫洁莹校对：邸倩监制：刘可扬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工联会作为香港最大的劳工团体，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多项议案和建议，建议涵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华文化历史传承和教育、民生便利、医疗和安老等范畴，当中在推动两地融通，加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凝聚家国情怀方面著墨最多。文｜本刊记者     莫洁莹今年两会期间，吴秋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留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关心国家大事亦聚焦民生议题工联会作为香港最大的劳工团体，希望在参与国家政务时，除了关心国家大事，让香港可以继续发挥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亦反映港人关心的议题，发挥好沟通两地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反映民意、为民解困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次两会上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建议中央政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为“共同家园”；建议设立“湾区生活一站通”，便利港人办理内地事务。在社情民意方面，工联会提议：一是放宽港人参与内地安老按揭贷款；二是解决两地政府出生、死亡、婚姻证明、无结婚纪录证明书（俗称“寡佬证”）的文书互认问题；三是完善港人在“粤港澳大湾区”医疗保障；四是容许已接种疫苗港人回内地免隔离14天。工联会在广东省设有5个服务中心，分别位于广州、惠州、东莞、中山及深圳，这5个服务中心长期服务在粤港人，同时配合香港方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在养老方面，工联会注意到港人到内地养老需要配套服务支持，我们关注香港的养老政策能否延伸到大湾区，比如医疗医药过境等问题。我们建议将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扩大至大湾区三甲医院，容许香港医疗券可直接购买内地城镇居民医保；病人病历在获得病人确认后，可于大湾区内医院互联互通，等等。以此长远解决港人在内地的医疗服务需求等等。针对目前香港疫情是阻碍两地通关的最大问题，我们提出联防联控的建议，希望两地把防疫标准统一，形成联防联控，让通关不再有隔阂。此外，还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建议，比如人民币数字化如何惠及香港的各行各业。我们也希望香港雇员、我们的“打工仔”可以分享大湾区发展成果。今年年初我们与内地签署了一些协议，也召开了大湾区工会联席会议，共同推动有利于雇员发展的培训政策。 2021 年春节期间，工联会深圳中心组织义工探望在深港人（图片由工联会提供）“十四五”规划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十四五”规划在今年两会备受关注，这份规划是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规划中多次提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信可以带动香港各方面的发展，也能进一步升级转型。“十四五”规划为香港带来了无限机遇，香港如何积极有效地配合规划，如何进一步融入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决定著香港今后的发展前途。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产业链最完备、人口最多的都会经济区之一，估计未来可能达到上亿人口，经济体量极为庞大。香港要紧抓大湾区建设的发展机遇，在大湾区产业链中积极担当重要角色，发挥其金融投资、国际贸易、科技研发等方面的优势。香港有很强的科技研发实力，具备完善的私隐法规及数据保护系统，有潜力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互信机制。工联会建议，当香港建立大数据中心暨大数据检测及认证中心之后，可以在香港建设大数据交易中心，容许国家的大数据透过香港和外地互通，进行交易，在香港一站式完成大数据管理、检测、认证和交易。青年是国家和香港的未来，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能没有香港青年的参与。在这次两会前，工联会跟广州市总工会合作，在广州为穗港澳职工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暨工匠学院揭牌。基地搭建起穗港澳三地职工青年的交流平台，为青年提供资源，包括定期组织开展国情教育、就业创业培训、实习培训、技能竞赛等活动，有助推动两地青年合作，把青年人的活力注入整个大湾区。 以共同家园理念加速湾区深度融合香港处于国家“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键节点，外部势力试图利用香港作为渗透内地的桥头堡。现在，全国人大以高票通过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香港国安法为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已逐步回稳，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香港依然是分裂势力活动的高风险地区。一些港人特别是青少年对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的认识不足，以致近年来“港独”思想乘虚而入，令港人迟迟未能有“共同家园”的观念，阻碍了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共同家园”理念是大湾区文化的核心，是整个大湾区软实力所在。香港需要拨乱反正，港人需要主动了解祖国。“十四五”规划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在中华历史文化方面也要做好内循环交流，让经济建设与文化软实力相辅相成。为此，工联会在这次两会中建议：中央政府以“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家园”理念凝聚大湾区人，全方位推动中华历史文化交流；中央政府担当“文化湾区”推手，筹办“9+2”湾区中华历史文化展览，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加强大湾区内各博物馆、美术馆及艺术组织的合作；内地出版社向特区政府提供教材编写参考，让学生对国家历史及发展有更准确、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等。在建设大湾区共同家园理念下加强各地的文化交流，有助推动文化融合，形成向心力，使民众更有归属感，更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邸倩校对：莫洁莹监制：黎知明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和动力，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至关重要。2020年12月，中国正式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首次系统地对外阐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能源革命的重大举措和成就。为了更全面详实地了解中国能源事业发展的有关情况，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文｜本刊记者     冯琳杜祥琬院士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本刊记者 冯琳 摄)十八大以来中国能源事业发展成就显著记者：能源革命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怎样以一个历史纵深视角来看待全球能源革命的发展过程？杜祥琬：我们可以从人类文明形态的进步来认识能源革命。人类文明形态的不断进步是历史的必然，而能源革命是其基础和动力。世界能源结构的转型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煤炭为主，1913年全球的一次能源中70%是煤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世界能源结构进入到以油、气为主的第二阶段，此时，油、气占到全球一次能源50%以上。可以说化石能源——煤、油、气的发现和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这是一次典型的能源革命。但是工业文明在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和不可持续性。现在世界能源结构正处于向非化石能源为主的阶段转型，非化石能源可以推动人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也是当前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定位目标。记者：我们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也是如此吗？杜祥琬：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也有三个阶段，但情况和全球不太一样。第一阶段与全球相同，中国能源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但分析表明中国不会有一个油、气为主的阶段，因为中国“油＋气”不会超过一次能源的40%，所以中国的第二个阶段是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多元发展、协调互补、此消彼长、逐步转型的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中国最后也要走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阶段，这也是中国能源结构的第三个阶段。我国将通过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转型，来实现电气化、智能化、网络化，从而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驱动力。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推动能源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杜祥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推进能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最快的国家。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推动能源革命。我们过去讲的是能源发展，他提出能源革命，这个提法就不只是文字问题。这意味著，中国能源要有革命性的变革，要有质量的提高。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能源事业发展成就显著，能源保证了我国整体比较健康也比较高速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约2.8%，经济年均增长约7%，也就是说，年均2.8%的能源增长保证了年均7%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能源结构在不断地优化，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非化石能源占比显著提升，能源转型稳步推进。比如，中国现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装机总量都分别超过2亿千瓦，全球太阳能、风能增长的30%都在中国。其它水电、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也取得明显发展。核电也取得显著的进展。除此之外，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也在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这一倍值现在降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我认为，这些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不过还要看到，当前中国的能源结构偏煤，能源供应、环境影响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还有一些短板和弱项，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产业偏重、能效偏低、结构高碳这种粗放型的增长使环境问题日趋尖锐，于是也推动了中国关于转变发展方式和能源革命的觉醒。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潜力巨大，目前中国已开发的太阳能、风能资源还不到技术可开发资源总量的 1/10。图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河北省威县一家风电设施生产企业的工人调校大型风电机组叶片平整度(图:新华社)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十四五”能源增量主体记者：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四五”期间中国推动能源革命的主要目标和举措是什么？杜祥琬：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接点就在“十四五”，因此“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期。第一，“十四五”期间中国需要对节能提效有明确要求。节能提效应为中国能源战略之首，是绿色、低碳的第一能源，也是保障国家能源供需安全和能源环境安全的要素。特别是在当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下，节能提效应是减排的主力。就比如，如果我们能够把单位GDP能耗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再进步到1.0倍，就意味著同等规模的GDP每年可以节约十几亿吨标煤。所以能源消费概括起来说就是由粗放、低效走向节约、高效；从能源生产来说，就是由黑色、高碳逐步转向绿色、低碳，从以化石能源为主逐步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第二，“十四五”期间中国能源行业要走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化石能源要尽可能适应能源转型需要，如煤炭要实现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行业仍要“稳油增气”，且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中国若要以小于0.4的较低的能源弹性系数来满足能源消费2%的年增速，可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天然气”。这是对内推进能源革命、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融合点，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抓手。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正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不难看到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储能等成本都有了显著下降。从2010年到2019年，全球范围内光伏发电、光热发电、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项目的成本已分别下降82%、47%、39%和29%。让可再生能源从十年前的“微不足道”变得“举足轻重”，相信进一步会“担当大任”，它必将从一个“补充能源”逐步发展为“主流能源”。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到，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在我看来，通过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以及储能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技术领域，和综合能源服务、智能电网、微网、虚拟电厂等新业态的进一步发展，预计到2025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将达到20%；电力在终端能源中占比将大于30%；非化石电力装机占比达50%，发电量超40%。届时，可再生能源将担当大任，成为“十四五”期间能源增量主体，煤炭消耗不再增长，率先实现“煤达峰”，甚至“煤过峰”。“十四五”期间，中国能源的增量大约每年有2%的增长，这个增长基本上由非化石能源加上天然气的增长就可以满足。通过水电、风电等能源储能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技术领域和新业态的进一步发展，预计到 2025 年，中国非化 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将达到 20%。图为 2020 年 7 月 9 日，位于青海省境内的黄河上游李家峡水电站提门 泄水(图:新华社)中国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完全可行记者：根据您的描述，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是中国未来持续推进能源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向。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杜祥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一是能源供给安全的要素，就是供应跟上需求。长期以来，提及能源供给安全，大家会想到煤、油、气，但随著可再生能源占比的逐年递增，它对供给安全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的能源供给安全里面不能不考虑可再生能源。二是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利于能源的环境安全。目前中国面临的很多环境问题，比如大气的质量，都是与能源排放有关的。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非常有利于环境安全、有助于改善大气质量。三是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加剧，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利用是我们国家自己可以掌控的。太阳能、风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和海洋里，不受国际地缘政治变换的影响，不会因国际政治而变化，资源是稳定的，所以大规模、高比例地发展可再生能源还有利于中国能源体系的独立性和安全性。记者：目前来看，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如何？杜祥琬：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对中国来说是完全可行的。首先，我们有资源。过去人们常用“富煤、缺油、少气”来形容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这是基于化石能源的视角，然而在推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分析就会发现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是中国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已经达到15.3%，而且每年都有持续增长。中国已开发的太阳能、风能资源其实还不到技术可开发资源总量的1/10，再加上可观的水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太阳能热利用等等，所以我国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基础是十分丰厚的、潜力巨大。其次，技术可行。技术可行除了非化石能源本身以外，还包括跟它相配合的储能技术。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技术正在飞速进步，已被实践证明。其它跟可再生能源需要配合的多项储能技术也在进步当中。最后，经济可行性。可再生能源再好，经济上不可行也不行。十几年前，可再生能源成本比较高，所以发展比较慢。近一二十年，太阳能、风电的成本大幅下降，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平价的状态。资源可行、技术可行、经济可行，所以整体上看中国完全可以高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未来，可再生能源自身也要不断推动创新，拓宽行业增长的边界；同时，要与能源计算、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电动汽车、5G技术等新基建深度融合，开展数字化经营管理，推动数字化服务。中国可再生能源现在发展得很快，但是在整个能源和电力比例中还是一个小量。我们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可再生能源要能够担当能源转型的大任，所以必须实现更为标准化、更高质量的发展。未来，可再生能源自身也要与智能制造、电动汽车、5G 技术等新基建深度融合。图为 2020 年 12 月 2 日，在 云南昆明，一名卡车司机准备扫码充电(图:新华社)中国始终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推动全球低碳发展记者：2020年，习近平主席多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的重点任务。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怎样看待中国提出这两个目标的深远意义？杜祥琬：世界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多种，主要是二氧化碳（占73%），而90%的二氧化碳来自于化石能源的燃烧。目前全球一次能源的利用当中，84%来自于化石能源，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8年是375亿吨。自2006年以后，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2017年中国排放98.4亿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值大于美国、欧盟的总和。所谓碳达峰，指碳排放在某一特定时期达到总量峰值，随后进入平台期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最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碳中和，则要根据三个公式来理解。第一个公式：能源碳排放=能源消耗量×化石能源的占比×单位化石能源排放（需计及多种化石能源）。第二个公式：碳汇=林业等碳吸收+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碳移除。第三个公式：碳排放=碳汇。也就是说，当碳排放与碳汇基本相等时，即实现了碳中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实现碳中和的三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节能提效，在化石能源为主的今天，节能提效是全球和中国降碳的首要措施。第二个要素是能源替代，即在能源结构中降低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占比，高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第三个要素是移除，也就是增加碳汇及CCUS。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而且近半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都重申了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两个目标，意义非常重大。这两个目标可以说不仅表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重要姿态，而且也更加明确了中国能源革命、碳减排定量的阶段目标。2030年前要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低碳发展。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这句话就体现在这两个目标上，而这两个目标又引导著整个中国的能源发展。碳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前提，达峰年份、达峰时的碳排放总量以及平台期时长都会决定达峰后碳中和实现的难易。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一般少则45年，长则70年。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只留出了30年的时间，当然更困难、更有挑战性，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将带来新产业、新增长点、新投资，实现经济、能源、环境、气候的共赢。中国要用比较快的步伐从碳达峰走向碳中和，要看准碳中和这个目标来做碳达峰，要让这个峰值尽可能不要太高，这样接下来的碳中和才比较容易实现。如果现在就把这个峰值抬得很高，那么将来为了实现碳中和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投资代价都会比较大。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两个目标可以说是相关联的，也是方向性的、战略性的。这既是中国能源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记者：您如何评价多年来中国在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杜祥琬：中国的贡献，第一是节能，近年来世界节能总量的1/2都在中国；第二，将非化石能源作为发展和增长的重点。譬如说，中国正在大力推行用清洁取暖替代散烧煤，这样不仅带来了空气质量的改善，同时也使碳排放逐渐减少。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做符合自己国情、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选择。当然，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要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始终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比如，发达国家是绝对量的减排，而中国目前是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虽然绝对量还是会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会慢慢减少，最后趋于饱和，也就是到2030年达到碳峰值。总之，中国一直在努力扮演著全球低碳发展的促进者、贡献者，我觉得这一点中国还是很明确的。“无废”是指废弃物的高度资源化再利用。青海省西宁市是中国西北地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2020 年 11 月 24 日，在该市首家投运的“无废”市场内，每个摊位均挂有可降解分类购物袋(图:中新社)建设“无废城市”，香港有基础可领先示范记者：从2019年开始，中国一项重大绿色发展举措——“无废城市”建设在内地“11+5”个城市和地区试点展开。您是中国“无废城市”发起人之一，同时还担任著“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一名能源战略专家，您为什么倡议发起了这一项目？杜祥琬：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一个搞能源研究的，却搞起了垃圾。其实我也是从能源研究入手，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2005年，我因为参与中国工程院和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合作的可再生能源与环境项目而赴瑞典考察。在瑞典，我发现当地的垃圾处理水平非常高，真可以称得上“化腐朽为神奇”。瑞典49%的垃圾用来焚烧发电，36%垃圾用来做沼气，14%的垃圾用作有机肥料，只有1%的垃圾实在无法资源化利用才最终填埋。我回国后和同事们聊起这个情况，但有同事说，东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垃圾中汤汤水水很多，影响资源回收利用。2013年前后，我又去台湾就两岸可再生能源与环境合作项目进行考察。我在台北、新北和台中都看到，当地的垃圾处理从源头上就做到减量化，在此基础上严格分类，资源的回收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例如，生活垃圾可焚烧发电，建筑垃圾可以回收再做成建材，电子垃圾可以从中提取贵重金属。这让我很有触动，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基本相同，我想台湾同胞能做得很好，我们大陆这边一定也能做到。回到大陆后，我又和同事们说起这件事。“台湾和大陆的垃圾差不多，他们可行，我们也是可行的，只不过他们比我们先行了几十年。”我们大陆幅员辽阔，积累了大量垃圾，截至目前的固废存量有700多亿吨，每年还在产生100多亿吨的垃圾。我们要建设美丽中国，垃圾围城可是问题啊！于是在做了充分的调研后，大约在2017年上半年，我与多位院士一起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提出了建设“无废城市”的建议。中央领导很快就批示了，批示之快，让我们完全没想到。所谓“无废”不是说不产生废物，而是废弃物的高度资源化再利用。这一理念非常符合中央高度重视的生态文明建设，也非常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于是很快就在国内开展起来了。记者：目前，两年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已经结束，将在全国范围陆续推开。您认为，香港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今后在“无废城市”建设方面能够发挥哪些作用？杜祥琬：“无废城市”建设第一批试点是在内地“11+5”个城市和地区，试点两年只是一个开头，包括这“11+5”也不能指望两年之内就成为“无废城市”。废弃物的高度资源化再利用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才能把它真正做好。因为这牵扯到技术问题，比如各种类型的垃圾如何资源化；牵扯到管理问题，比如如何把大数据应用到垃圾资源分类中；还牵扯到老百姓的参与，各家各户要学会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量、把分类工作做好等等。所以，建设“无废城市”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一个“铁三角”来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中，包括香港，企业和民众都是要生产和生活的，所以会产生不少的废弃物。如果把这些废弃物重新利用起来，就可以发展出一项循环经济。十九大提出，要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实际上，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就是一个典型的循环经济问题。我想，香港本身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要利用这个基础树立循环经济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也在海内外很多地方有了非常成功的实践。我们内地也一定要在这方面走到前面去，这也符合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总之，建设“无废城市”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希望香港及大湾区能够在这方面做好领先示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崔磊磊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李博扬校对：莫洁莹监制：周马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中国在迈入“十四五”时期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起步阶段，为什么如此重视知识产权工作？中国又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知识产权发展之路？面向未来，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将怎样谋新局、谱新篇？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文｜本刊记者       冯琳申长雨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记者：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就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发表讲话。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申长雨：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要求明确，充分体现了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为新时代全面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部署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行动、规划，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坚决依法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引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记者：概括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知识产权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哪些发展成就？申长雨：回望我国知识产权发展历程，我们用了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成就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党对知识产权事业的领导不断强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知识产权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知识产权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多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等重要文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建立了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等制度机制。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现了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集中统一管理和专利、商标的综合执法，管理效能大幅提升。成立多家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挂牌成立知识产权法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跃升。几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从零起步、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跃升，核心专利、知名商标、精品版权、优质地理标志产品等持续增加。2020年国内（不含港澳台）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8件，有效注册商标量达到3,017.3万件，均为2012年的4倍多。2019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全球第一，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居全球第三。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由2012年的63.69分提高到2020年的80.05分。世界领先的5,000个品牌中，中国占408个，总价值达1.6万亿美元。在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91位大幅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连续两年进入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2019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6%。最新统计显示，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企业直接产值达6,398亿元（人民币，下同）。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跃升，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日益完善。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陆续制定出台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较为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特别是近年来，新制定的民法典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法律原则，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修改，建立了国际上高标准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我国还陆续加入了知识产权领域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公约，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各项责任义务，日益成为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重要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 多年来，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朋友圈”越来越大，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2020年 11月4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在开幕式上以视频方式致辞（图：新华社）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记者：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水平和地位如何？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重点开展了哪些国际合作？申长雨：多年来，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朋友圈”越来越大，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我们统筹推进多边、周边、小多边、双边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多边事务，坚决维护知识产权多边体制，构建“四边联动、协调推进”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特别是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国知识产权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步推进疫情防控环境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在此基础上，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国际合作成果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设立运行；首个在中国签署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正式生效；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8个务实合作项目取得重要成果，涵盖保护合作、审查业务合作、基础能力建设、公众意识提升等多个方面；积极推进中美欧日韩、金砖五国、中国—东盟、中非等知识产权深入务实合作；与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历经22轮谈判的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成功签署并正式生效，涉及双方共计超500个地理标志产品，有力密切了中欧经贸关系；参与完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磋商谈判；成功举办世界地理标志大会；主导制定的创新过程知识产权管理标准获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从各项指标来看，“十三五”期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由2015年的231.1亿美元提升到2020年的463.1亿美元，年均增长14.9%；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130项，创造新增销售额超1万亿元。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由2015年的第29位提升到2020年的第14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记者：尽管中国知识产权的多项指标数据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在中国知识产权问题上“大作文章”。对此您作何回应？申长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和标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要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合作，倡导知识共享。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知识产权在国际合作中的竞争要求。我们要著眼国家改革开放大局，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特别是要藉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带一路”、中美欧日韩、金砖五国等知识产权合作平台，推动知识产权国际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要加强内外平衡保护，既依法严格保护在华外资企业的合法知识产权，也要推动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大力加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保护，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未来中国将继续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启动实施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图为已被列入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行列的“高台辣椒乾”（图：中新社）“十四五”期间将全面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记者：面向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您如何看待当前新的国内国际形势给知识产权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申长雨：从国内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这需要知识产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为我们清晰指明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接续奋斗的方向。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要认清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总结成绩，查找不足，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面，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记者：展望“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如何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助力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申长雨：“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同时，也是我们顺利完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十三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做好“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意义重大。未来，知识产权工作要更加突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以更高的标准全面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知识产权事业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树立系统观念，把握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做到统筹推进、一体落实。一是著眼未来，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加快出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明确目标、任务、举措和实施蓝图，制定年度计划，推进有序实施。大力提高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助力破解“卡脖子”问题；配合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促进相关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继续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启动实施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与时俱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严格执行民法典知识产权相关制度规定，做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修订，建立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工作机制。做好商标法进一步修改调研论证，加强地理标志立法。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对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重拳出击、整治到底。三是协同发力，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加强部门间的工作协同配合，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构建大保护格局。努力打造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深入推进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试点，推动知识产权诚信体系建设。四是持续创新，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实行差别化的产业和区域知识产权政策，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促进审查理念更新、技术革新、工作创新，持续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业态新领域发展。五是积极作为，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多边治理，加快完成我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工作，积极参与相关自贸区协定知识产权章节谈判，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和标准。拓宽知识产权对外宣传渠道，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进一步树立我国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形象。深化“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共建创新之路。全面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知识产权章节和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促进贸易往来。六是坚守底线，坚决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保护，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公平竞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正当有力的制约手段。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加快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建设，加强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维权援助，切实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切实增强新形势下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本领，不断开创知识产权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支持香港特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2014年3月7日，时任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同知识产权署署长访问北京，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就推动知识产权方面的发展交换意见（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继续助力香港特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记者：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香港方面有过哪些交流合作？申长雨：自香港回归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断推动内地与香港特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特区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多次签署交流合作安排，支持特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在体系建设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支持特区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改革探索，为特区新专利制度实施提供必要协助，推动特区知识产权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在业务交流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与特区知识产权主管部门通过互派专家等形式加强业务领域交流，支持特区在专利审查、自动化系统建设等领域业务能力提升。在交流平台方面，自2000年起，国家知识产权局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部门在内地与港澳轮流举办“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目前，研讨会已成功举办20届，对深化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多次派员参加由香港特区政府、香港特区贸易发展局和香港特区设计中心举办的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进一步加强交流，支持特区更好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积极推动大湾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供给等措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和激励创新创业方面的作用，促进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事业共同发展。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工作，稳步推进专利制度改革，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动力。未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特区知识产权工作，继续助力香港特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充分发挥香港特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中的作用。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邸倩校对：莫洁莹监制：冯琳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反映了中央对香港创科的高度重视，香港创科发展迎来黄金期。创科是香港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创科生态日趋蓬勃。数码港作为香港的数码科技“大本营”，目前已经汇聚了约1,600家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数码港有什么优势？它能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什么支撑？香港创科如何能搭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快车？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香港数码港主席林家礼。文｜本刊记者      连振海  李博扬香港数码港主席林家礼（本刊记者 李博扬 摄）香港金融科技“大本营”记者：“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您认为香港创科发展的优势是什么？数码港将在哪些方面助力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目标？林家礼：香港有“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雄厚的科研实力、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以及简单透明的税制，这些都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优势。香港有三十至四十万的高水平专业人士，包括银行家、基金经理、保险专家、会计师、律师、教育员、估值分析员等，这是我们的人才库，是我们庞大的宝贵资产。我觉得这几年香港创科确实有很好的势头了，我们是后起之秀，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散步，也不是慢跑，我们是在快跑了。数码港其实就是香港数码经济的旗舰、数码科技的推手。数码港和普通的百货公司一样，百货公司摆的是商品，而我们上架的是在数字经济里面的所有生态系统。数码港集中发展六个数码科技领域，包括金融科技、智慧生活、数码娱乐及电子竞技，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得来不易，是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奋斗积累而来的，要保持这一地位，金融科技是重中之重，这也是香港创科发展的四大领域之一，是数码港的职责所在。目前，数码港已经成为香港金融科技的“大本营”，拥有全港最大的金融科技社群。截至今年2月，数码港汇聚近400间金融科技公司，占全港600余间金融科技公司近三分之二。数码港金融科技社群可与大湾区内的金融机构及科技公司合作，跨境推动电子支付、区块链、财富管理科技及智慧金融数据分析等创新技术。“十四五”规划提出，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这将会进一步推动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展，也是数码港一展身手的黄金机会。我们还在做数字化转型，尤其在疫情之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主流，包括新零售、新金融、房地产业等，各行各业都正进行着数字科技的转型升级。透过数字化转型，教育、医疗等各行各业都能在疫情下继续运作。我们的目标是配合特区政府，将数码港打造成为全球最尖端科技人才安居乐业的地方。数码港有一种包容、开放的创新创业的氛围。我记起几年前刚到数码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使用微信，也没有太多人讲普通话。现在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普通话和微信已经是我们这里的标配了。这里可以讲广东话、英语，也可以讲普通话。大量的社会资源进入我们的生态系统，包括一些科技龙头企业。我们也拉动了一批科技投资者进来，目前数码港的投资机构已经超过120家，当中包括风投、私募基金，其中很多是上市公司。3月12日，香港数码港举行虚拟互动招聘博览，首日吸引逾2,000人参与（图片由香港数码港提供） 深港创科合作“天下无敌”记者：就如您刚刚所提到的，香港背靠内地庞大市场，与大湾区发展紧密联动。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的创科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您觉得香港应该如何把握这一机遇呢？林家礼：不夸张地说，大湾区确实是现在全世界最好的市场。总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2019年底总人口逾7,200万，地区生产总值达16,795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23,371美元。粤港澳大湾区出口和内需都很大，是我们国家经济“双循环”最好的体现。香港背靠内地庞大市场，可望凭藉这些优势，在“十四五”规划中发挥所长，于国际创科领域中穿针引线，成为大湾区创科接轨世界市场的桥头堡。香港应全力参与、推动与内地创科合作，从“外循环”及“内循环”方面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同时，包括数码港在内的香港创科基地还可以作为一个国际跳板，帮助优秀的内地企业走出去，进军国际市场。数码港与大湾区中的7个内地城市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城市的合作伙伴超过10家。透过这些城市的合作伙伴，我们为有意在内地拓展业务的香港初创团队提供公司注册、法律税务、政策申报、企业营运、人才招聘、生活配套等各方面的支持。目前香港－深圳已经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创新科技走廊了，我们很快就能超过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科技走廊。所以我常说，深港合作“天下无敌”。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等于十一了。截至去年10月，深圳前海注册的港资企业超过11,000家，当中包括不少著名的企业，前海青年梦工场孵化的香港创业团队也累计超过200个。今年1 月 26 日，数码港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合作，共同促进香港与前海深港合作区、深圳市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合作。通过这个合作备忘录，数码港将与前海管理局为两地创科企业提供包括人才、资金、市场商机、市场拓展、技术支援及投资机会等各种资源，帮助香港初创企业对接更多的内地资源，更顺利地落户深圳，为这些企业进军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市场提供更佳的土壤。我们还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数码港创意微型基金”、“数码港培育计划”、“数码港加速器支援计划”和“海外及内地市场推广计划”等项目，按1:1的比例追加资助金额，协助它们开拓内地市场。除了加强与深圳的合作，数码港还与珠海大横琴签订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投资、科技创业活动、科技公司跨境渠道合作及创业孵化合作等。大横琴亦在香港设立2亿元港币的发展资金，参与投资“数码港投资创业基金”的项目。1月26日，数码港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合作（图片由香港数码港提供） 创科为香港青年带来无限机会 记者：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会给香港青年带来哪些发展机遇？数码港为香港青年就业与创业提供了哪些支持？林家礼：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这个超级平台，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可以给香港青年提供无限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很多科技发明，哪怕很小的一件实用型产品，在内地就有巨大的需求。数码港致力于帮助年轻人把握数码科技带来的机遇。最近我们成立了数码港学院，旨在透过与顶尖科技企业、商业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合作，为香港青年人做系统的培训，帮助青年人掌握新的技能，培训内容包括云计算、网络安全、电竞、金融科技等，从而帮助、推动这些学员创业。过去一年，数码港学院推出各种创业和实习计划，包括“数码科技实习计划”及“数码港金融从业员金融科技培训计划”等，开设横跨六大范畴的课程，包括金融科技、区块链、智慧生活、网络安全、创业和一般科技知识等，吸引了超过3,500名香港青年人参与。如果数码港学院做得好的话，它就是数字科技跟数字经济的少林寺了。自2015年起，数码港每年都举办招聘博览，为有志投身创科行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有效的配对平台。因应疫情，数码港今年的招聘会改为线上举行，我们的虚拟互动招聘博览汇聚了超过170间大型企业、科技公司及初创公司，总共提供逾1,300个创科相关职位，更提供超过200个与拓展大湾区业务相关的职位空缺。与此同时，我们还新增了“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虚拟专题展位，专门为青年人提供了逾80个职位。疫情下，这种招聘博览对青年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截至今年2月，数码港汇聚逾370间金融科技公司，占全港600余间金融公司近三分之二（图片由香港数码港提供）记者：多年来数码港担当着香港创科的重要角色，随著香港创科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数码港的发展遇到什么挑战？林家礼：数码港多年来推动香港创新科技行业发展，支持初创企业，已渐见成效。目前，数码港的场地出租率超过9成，已接近饱和。随著“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各行各业加快数码转型，对数码科技的需求有增无减，数码港现有的空间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要把握“十四五”规划带来的历史机遇，我们有必要及早部署，增加相应的基础设施扩建。数码港的扩建计划非常重要，它能优化我们的海滨长廊，优化我们的创业氛围，使得数码港成为全球高端人才、最好的科技投资者创业投资的好场所。如果扩建计划顺利的话，可以容纳100家科技公司、850家初创企业，还能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这样我们就能不断把最高端的科研人才、创业人才、创投人才从世界各地吸引到香港，使得香港真正成为国际创新科技的人才汇集之地。（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

“十四五”规划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1日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十四五”规划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的第一份五年规划，被誉为“开启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十四五”期间，港澳有望更加安全稳定，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文｜北京     林东晓香港的城市交通建设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图为横亘在蓝天碧海间的香港汀九桥(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三个鲜明特点均与港澳长远发展密切相关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较，“十四五”规划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均与港澳的长远发展密切相关。一是布局新发展阶段。按照我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简言之，未来1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未来5年是乘势而上的起步阶段。“十四五”规划是布局长远、落子谋势的发展蓝图。这5年，“一国两制”实践也将步入“五十年不变”的中期阶段，制度体系、治理模式、发展思路将更加成熟。“十四五”规划明确了这一关键阶段港澳的发展路向、赋予了发展机遇。二是贯穿“三新”主线，追求高质量发展。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十四五”规划勇开“顶风之船”，著眼长远、大胆探索，贯穿“三新”主线，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港澳作为“双循环”的交汇点，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三是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面对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十四五”规划明确“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指导思想，首次设立“统筹发展和安全”专篇，强调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港澳作为两种制度、两种文明的交汇点，亟需统筹安全与发展，补齐安全短板、堵塞制度漏洞，“十四五”规划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首次将五年规划延伸到“一国两制”的制度层面“十四五”规划涉港澳内容的最大亮点，是首次将五年规划延伸到“一国两制”的制度层面，强调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十四五”规划通过当天，贯彻“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也在同一个会场高票通过。巩固“爱国者治澳”良好局面，也迅速成为澳门社会的高度共识。“爱国者治理特别行政区”是保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治本之策。一是有助于香港从由乱而治走向长治久安。近年来，政治乱象已成为香港发展的最突出障碍。在内外复杂因素作用下，香港社会围绕国家安全立法和发展民主政制两项议题衍生过多政治争拗，内耗不断、“港版颜色革命”愈演愈烈，甚至出现“港独”暴力恐怖活动，一再耽误发展机遇。解决香港问题只能靠发展，不能靠“变天”。明确“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并改革香港选举制度，可以堵塞制度漏洞，有效防止外部势力及其代理人继续蚕食香港管治权。二是有助于维护港澳同胞的根本福祉。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为真正落实行政主导，增强管治团队执行力提供了机会；也为“泛民主派”中的爱国者摆脱激进分离路线捆绑，重返理性议政路线提供了机会。可以更好地把国家利益和港澳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把社会整体利益和部分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三是有助于构建保障长远发展的制度体系。目前，港澳均已实施国安法、成立国安委、组建专门执法机构，并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未来一年，香港将系统修订多部选举法例；港澳两地将相继举行多场重要选举，选出由爱国者组成的管治团队。这将为港澳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破解深层次问题扫除障碍，为更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观光船行驶在澳门与横琴之间的夹马口水道上，远处为澳门路环高层住宅区（陆山 摄）港澳更多产业纳入规划获国家级支持“十四五”规划结合“国家所需、港澳所长”，支持港澳巩固既有优势、明确新定位、培育新优势。这是对港澳迫切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香港市场容量有限、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破解青年“上楼难”“上流难”的突出问题，不仅需要“分好蛋糕”，更应思考“做大蛋糕”，培育更多优势产业、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对澳门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凸显过度依赖博彩观光业导致的经济脆弱性，亟需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十四五”规划在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原有“1个枢纽、5个中心”也就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增加“1个枢纽、4个中心”的新定位。把香港发展为国际航空枢纽、风险管理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十四五”规划在支持澳门继续发展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也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基础上，支持粤澳合作共建横琴，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等产业。港澳更多相关产业被写入“十四五”规划，获得国家级支持，有重要意义。第一，国家级支持意味著对港澳相关产业竞争优势的认可。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金融、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和旅游，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57%左右，提供174万个就业岗位，举足轻重。“十四五”规划涉及的航空、风险管理、知识产权贸易等行业，整体上属于物流、金融、专业服务等范畴，具备做大做强的基础。澳门发展特色金融、会展商贸等也有独特优势。“十四五”时期，内地将深化与港澳经贸、科创合作关系，扩大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港澳优势产业可面向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服务，得以继续发展壮大，还可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第二，国家级支持意味著更有力的政策助力。“十三五”规划明确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以来，香港人民币存量已占全球离岸人民币约一半，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横琴数年之内从远郊荒岛崛起为现代化新区。可以预见，“十四五”规划将为港澳相关行业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如新增的“国际航空枢纽”定位，有望使香港国际机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的领头雁。第三，国家级支持意味著更开放的国内市场。“十三五”时期已基本实现内地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开启港澳服务业“全面北上”的新局面。“十四五”规划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支持港澳参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将使香港保险业等行业有机会通过高质量“港式”服务打开内地更广阔的市场，把消费者从香港的700万人，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的7,000万人，以至全国的14亿人。图为从澳门路氹城生态保护区远眺珠海横琴。澳门与横琴之间的夹马口水道，最窄处仅187米，目前由莲花大桥连接，桥头（图中白色方形建筑）即为横琴口岸（陆山 摄）大湾区建设为港澳提供高质量发展空间和动力“十四五”规划明确，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明确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定位，为港澳提供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和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央高度重视的区域重大战略。“十三五”时期，中央成立第一个邀请香港、澳门特首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系列政策，支持建成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标志性工程，开通粤澳新横琴口岸、粤港莲塘/香园围口岸，出台专业资格互认、“港澳居民居住证”等配套措施政策。粤港澳大湾区已跻身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是2020年我国实现经济正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十四五”规划把大湾区定位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澳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意味著港澳既需要承担重要使命，又需要主动抓住历史机遇。“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建设创科中心所需要的配套政策体系，形成“点、线、面”协调推进、有机统一的发展布局。增加“点”的支撑。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在原有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新增“深港河套地区”作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香港历来最大的创科平台。完善“线”的布局。以广州为顶点，沿珠江口两岸，分别构建东岸的“广州—深圳—香港”、西岸的“广州—珠海—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发展深港河套、粤澳横琴科技创新极点，完善“两廊两点”架构体系。充实“面”的内涵。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化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推动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发展，使香港、澳门的世界级高校和科研实力、国际化市场环境、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内地的庞大市场、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和先进制造能力相结合。大湾区内存在“两种制度、三种法系、四种关税区（含自贸区）”，区域协同发展需要解决路网相连、通关便利、规则对接等现实问题。对此，“十四五”规划也明确了保障性措施，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一是加快城际铁路建设，统筹港口和机场功能布局，优化航运和航空资源配置。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实现大湾区内部、与广东其他地级城市、与相邻省会城市之间1－3小时通达。二是深化通关模式改革，实现人、货、车便捷高效通行。在粤港澳之间的口岸中，将出现更多类似粤澳横琴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便捷通关模式。三是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使港澳专业人才可以更方便地到内地提供服务，更好地适应大湾区的制度环境。四是进一步便利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学、就业、创业，打造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加强内地与港澳各领域交流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在发挥港澳国际联系优势方面，“十四五”规划继续明确支持港澳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同各国各地区开展交流合作，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发挥独特作用。位于珠海市横琴岛的澳门大学，以围墙和人工河与横琴岛其他区域隔离，通过人车两用河底隧道与隔河相望的澳门连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由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澳门法律管辖，被称为“境内的境外大学”。澳门大学现有3所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大湾区创新科技的高地之一（陆山 摄）港澳需善于抓住发展新机遇港澳需善于抓住发展新机遇。一是全社会共同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根本原则。香港、澳门将相继迎来多场重要选举，事关特区政权能否继续由爱国者牢牢掌握、“十四五”规划能否积极推进、顺利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完善相关法例、制度，依法审核候选人资格。选民要珍惜每一张选票，选出德才兼备的爱国者。二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心怀国之大者”，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和视野，谋划港澳自身发展。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的发展蓝图上看，港澳是“八纵八横”高铁路网、“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第一梯队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节点和关键组成部分，港澳自身发展需要以服务国家发展为前提。同时，港澳要从各地区、各城市的追赶竞争中脱颖而出，还需善用“两制”的活力和优势，与内地实现错位发展、补位发展、协同发展，共同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三是港澳要主动、深度对接国家发展蓝图。“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十四五”规划作为宏观蓝图，需要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落实到地区性发展规划、配套方案、具体施政措施、发展项目中去。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把港澳参与新发展格局、推进大湾区建设、打造创科高地等部署结合起来，把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一体推进，形成综合性的整体优势。四是要加强对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保障。各地政府需要精准、科学施策，打通“十四五”规划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充分调动广大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的积极性。加强对“十四五”规划的宣传，办好“4·15”全民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等活动，增加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对宪法、基本法、国情等的认识，巩固爱国社会基础。五是港澳青年要勇于到内地发展。目前，共有2.3万名港澳青年在内地求学。广东吸引了数百支港澳青年创新团队，也已招录首批港澳青年公职人员。内地特别是大湾区建设需要更多人才，将继续出台激励措施。港澳青年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优势，有条件有优势先行一步。（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李博扬校对：莫洁莹监制：刘可扬

3月11日，全国两会圆满结束，当晚我们带著兴奋激动的心情马上乘飞机回港，次日凌晨顺利到家。回顾从3月5日至11日的7天会议，无疑是一次在特殊时期成功召开的大会，一次凝心聚力的大会，也是一次令人非常振奋和倍受鼓舞的大会，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再次证明，中央出手，香港有救。文｜陈勇作者于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和港区国安法是两针国家级抗毒疫苗相信港人今年全国两会中最关注的内容，首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当决定以2,895票极高票通过时，全场掌声长鸣，所有人大代表特别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内心激动不已。这是继实施港区国安法后的又一重大举措，帮助香港特区由乱及治，是香港再出发、再腾飞的基础，保障香港未来的长治久安。近年来，香港受“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的双重打击，经济陷入寒冬，社会百业萧条，民生日益艰困，若再不从源头和根本上解决问题，香港何以为安，市民的幸福从何来？因而，此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无疑为清除“港独”分裂势力的病毒，为香港繁荣稳定、长治久安及七百多万香港市民安居乐业提供了信心和制度保障。在此，我们感恩感激及全力支持中央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所做的一切努力，并衷心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以至所有治港部门能以更高的爱国标准和治港能力，尽快修改完善本地选举法例，帮助香港更快选出兼具政治判断、把握大局、体察民情和推陈出新能力的爱国爱港贤能领袖。港区代表委员在去往北京的航班上自拍 “十四五”规划与香港息息相关在全球疫情防控仍然严峻的背景下，我国今年能如期召开全国两会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也是对国家防疫工作最大的肯定，体现了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制度优势。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了“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当中，“十四五”规划与香港息息相关，归纳起来，内容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强调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二是对香港提出了五方面的新定位；三是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相信这将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并对此全力在香港宣传推广。针对加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方面，我们香港民建联和新社联收集民意提出了不少建议，例如建立跨境快速支付系统、便利港澳居民为购房目的的跨境转入资金来往等。同时，呼吁广大香港青年深入了解“十四五”规划，尤其涉港部分，这是实现个人理想不可错失的重大机遇和希望所在。作者在做核酸检测政府致力增进民生福祉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注重解民忧，纾民困……种种民生承诺直抵民心，令人深受感动，我们的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我们的国家才是真正为人民著想的国家。我身为资深注册社工，来自香港民建联和新社联，天天与香港基层民众接触，这次继续将民心民意带到两会，并就慈善和社会福利等重点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完善和推进国家康复服务，为老弱残疾等家庭照顾者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培训；二是建议持续加强粤港澳三地社工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福利服务国际化；三是建议进一步促进养老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等。 望将“抗战史加入港本地教材”真正落实令人意外惊喜的是，由央视采访笔者提出建议“建立中国香港抗战历史纪念馆、保护好香港的抗战遗迹，将抗战历史加入香港本地教材”的视频，竟上了一回网络热搜，有超过1.2亿人次观看，网友纷纷点赞评论。而此次热搜的背后，实质上是亿万中国人血脉深处炽热的中国心。笔者大学毕业后就在香港新界区工作，追随多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受国家民政部、广东省民政厅及退役军人事务部和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委托，长期慰问、优抚香港的抗日老战士、老烈属，熟知香港那段被日军残暴侵占的三年零八个月黑暗岁月，经常被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热血抗日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热血青年，但与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救民族。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也是香港最好的国民教育的内容和教程，然而在香港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提到。特别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香港回归20多年了，对这段历史的重视仍不理想，所以我们只能运用民间力量到处宣传讲述，同时也继承前辈们的心愿和希望，坚持呼吁，每年在两会期间提出上述建议，呼吁国家助力特区政府切实做好历史教育、国民教育和民族教育。这项宣传抗日历史的建议能冲上热搜，令人鼓舞。更期盼这次的呼吁能同样有令人振奋的进展和成绩，不辜负亿万炎黄子孙的鼓励和鞭策。作者在两会精神座谈会上发言担当记录者传播好两会声音这次两会，除了是一名参会者、亲历者，笔者还多了一个新身份，即全国两会的记录者和传播者。带上了脚架、灯光等拍摄设备，运用新学的技术，拍摄了不少视频，全天候连结新媒体，及时记录和传播了此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们所关注的议题、途中见闻，以及感想感言。希望通过分享让更多香港市民了解我们履职尽责、参政议政的过程，了解全国两会和我们的国家，也希望更多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能够多到内地走走，真正了解和把握国家的发展大局。因为了解是爱的开始。今年，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和肆虐。为尽可能地保障香港市民和内地人民的健康，我们出发前在香港做了一次核酸检测，3月2号到达深圳后又做了一次，飞到北京后及回港前又各做了一次，到香港机场后又做了一次，前后共做了五次核酸检测。而且，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深圳接种了2针国药疫苗；另外与会期间，大家就餐皆是安排单独位置等，这些严谨的安排令大家更加安心。如今，全国两会已圆满落幕，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向各界宣讲和推广两会精神及内容，帮助大家共同了解国家政策，为香港融入国家大局谋求更多发展，奋力推动香港融入“十四五”规划、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开好局，起好步，一起腾飞。（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联副主席、新社联理事长）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李博扬校对：邸   倩监制：高   峰

采访题记：就“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主题，本刊记者于行前准备了较为细致的采访提纲。在3月10日的专访现场，当记者仅问出第一个主题问题后，盛智文便几乎毫无停顿地讲述近40分钟之久，并且涵盖角度之多面，令采访提纲近乎毫无用武之地。这位“兰桂坊”之父、2008年由加拿大籍转为中国籍的犹太商人，滔滔不绝地谈及全国人大的决定，谈及香港前路，谈及教育和青年的发展等等。为尽量还原采访现场中盛智文对这一问题关切之深刻、角度之丰富、情感之恳切，本文不再沿用以往的问答形式，而整理为自述形式。原文为英文。为简明和整体性考虑，部分内容经删减和编辑。文｜本刊记者     周马丽盛智文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李博扬 摄）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我认为这对香港而言，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把这看作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的“第二次回归（the new 1997）”。1997年回归时，香港开始实行“一国两制”，但由于这对那时的大部分香港普通百姓而言，非常新、也比较抽象，难以短时间充分理解，所以他们对此的理解不甚完善，对自己身份认同也有困惑和迷茫。尤其是年轻人，“我究竟是英国人？还是香港人？”整个香港社会可以说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一直比较没有章法，大多靠著身边不知来自何处、未加核实的消息来源来拼凑著一知半解。这种不够成熟的理解，或者说是迷茫，自然会导致社会问题，包括2014年的“占中”和2019年的“修例风波”。“一国两制”，“一国”在前、“两制”在后，香港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长久以来，一些对“一国两制”未得甚解的香港人以为“‘两制’在前、‘一国’在后”，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是完全不以个人理解而改变的。所幸，也是这些事件让香港社会和中国政府知道，香港必须生活在一个遵纪守法的社会里。也正是由于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香港社会得以逐渐恢复平静，因为人们知道了法律的具体条款，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人们开始遵守这个法律。（当然，那些此前犯了法的人，就要在监狱里偿还他们的罪行。）我很期待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之后，将给香港带来的崭新起点。“爱国者治港”将能真正帮助到香港。盛智文表示，“爱国者治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这对香港和中国整体而言，都是正确的决定，是体现和保障“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式。图为3月17日，盛智文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在香港举办的座谈会后见记者(图:中新社)香港之于美国：“就像一片三明治里的肉”为什么一些人会错误认为“‘两制’在前、‘一国’在后”？我认为不负责任的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误导作用，甚至导致一部分人失去理智、做出突破底线的事情。这背后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媒体的背后几乎都有著居心叵测的外国势力（foreign influence）的导航。香港，在西方国家眼中，并不是他们口中真正“关心”的一个地区，而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工具——钳制中国的工具。在我看来，在美国眼里，香港甚至就像一片三明治里的肉，而美国和中国内地则是外面的两片面包——通过伤害香港、伤害香港人的生活，包括制裁香港，来伤害中国内地，伤害中国这个整体。美国把香港当做挟持中国的工具，达到牵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当然，间接地，也的确会影响到中国整体。然而实际上他们伤害最多的是香港民众的利益，切身利益。但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从来不相信这些西方国家真的把香港的利益放在心里，他们根本一点儿也不在乎香港的利益，他们只想进行所谓“西方民主体制输出”，实现自己的盘算。美国自己有超过20部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却因为香港有了国安法而试图声称香港“失去自由”。这多么奇怪。再举个例子，看看新加坡，那里的许多法律都比香港严苛得多；新加坡是一个符合西方眼里的举行民主选举的“民主”国家，但那里实质上也是长期一个政党执政。但我们却从没听到西方国家指责新加坡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为什么？因为这无法让他们影响和钳制中国——这个他们眼中正在崛起、威胁自己地位和利益的最大“对手”。当然，我知道，在未来一段时期里，一些西方国家仍将持续不断地抨击中国，抨击“中央夺走了香港的自由”，这这那那的；但我也亲眼见到曾经参与抨击中国的西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转变看法，他们开始理解中国，理解了“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国度，中国必须采用这种体制”，他们看到了这种体制的行之有效，也看到了这种体制让这里的人们生活的更好。“一国两制”提出和实践之初，这在全球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构想，在全球都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过类似的制度，在全球也找不到任何国家或地区可以借鉴经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只能不断摸索，寻找正确的脚步。这就像是试图在一片森林里找到正确的方向，是极难的事情。然而中国走出了这条路，在摸索中坚定地前进，把这条路走的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扎实。这令我，一个转变了国籍的犹太裔中国人，对中国非常有信心。“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不是符合香港的利益？”我知道，“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令许多“泛民”强烈不满，说“这是不给我们机会”。但“你们有没有机会”，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而“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不是符合香港的利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怎样做才最符合香港的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泛民”想要“独立”，这在香港可行吗？香港总人口750万，离开中国内地，香港应该如何长远发展？如何才能做到长远发展？所以“香港独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是外国势力塞给香港年轻人的所谓思路，甚至让他们在游行中举起某些西方国家的国旗。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人试图在美国或者英国的街头挥舞某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国旗，会有怎样的后果？那么为什么容许在香港发生这样的事情？而西方国家竟然还在抹黑香港警察，声称“中央令香港失去自由”。我一直生活在香港，我从没失去自由。我遵守法律，生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于我而言，生活从未发生改变：我每天还在读一直读著的报纸，用一直用著的社交媒体……但是对一些人而言，他们的的确确地试图挑战底线——挑战基本法。不论“占中”还是“修例风波”，中央没有让驻军介入，而是从立法上完善了香港的法律漏洞——立法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非常尊重“两制”。若真像某些人或势力试图让人们相信的那样——“两制”“名存实亡”，那么中央原本可以直接在香港推行和内地一样的国安法，这对中央而言更简便易行。然而中央绝对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6个月时间讨论研究，充分考虑了香港的独特制度和社会情况，然后通过了基于基本法的香港国安法。这对香港享有的“两制”非常公平。所以这根本没可能成为那些人攻击的目标或由头，因为这毫无漏洞。我非常理解中央的做法，我甚至觉得早就该这样做了。这样做只会令香港变得强大。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能够真正帮助香港重新赢得中央的信任，此前，这一信任一度消失。 让“真正爱国者”不仅仅是“治港”的人此前，香港社会失去了平等。住房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住进了㓥房、纳米公寓（nano flat）——150呎（大约15平方米）竟然同时住著6个人；孩子们要在床上做作业，因为家里放不下桌子……在香港这样一个大都市，这样的场景是很令人哀伤的。而当年轻人看不到向上流动的机会，看不到自己的位置、看不到拥有一个得体的住房的前景，那么他们当然就会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会反叛。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一切得到改变的可能。当实现了真正的爱国者治理香港，他们就能够做出真正为香港好、帮到香港的决定，比如解决房屋问题，让人们生活的更好。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提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是香港年轻人很好的发展之地，是香港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地方。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从政的中年人需要是真正的爱国者，我们还要看到现在的青年，我们希望青年也真正的爱国。青年是香港的未来。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香港青年仍是延续过去那种更熟悉西方的思路，比如去西方国家留学等等，而对于中国内地如今究竟是什么样，完全没有概念，或者说没有真实准确的概念。所以我们想让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到内地看看。只有看到，才能相信。“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大湾区2019年的GDP达到1.67万亿美元，超过了包括韩国在内一些国家同期GDP。有著如此庞大GDP的地区，如果得到充分发展，将产生多么惊人的成果；如果香港得以正确参与其中，又将产生多么惊人的美好结果（也在1个半小时的高铁生活圈之内）。这将令香港开启下一个崭新发展的阶段，这是共赢。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也希望香港能够真正开展严谨的国民教育，这也是我们已经等了太久的事情。这也是香港一直存在的巨大问题之一——香港推行的是通识教育，由教师自行决定教授的内容，很显然这种方式行不通——绝大多数香港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没能受到正确的指导、没能充分理解和认识自己是谁。香港已经有了迷茫的一代。我为这些年轻人感到遗憾。一个国家的国民理应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自己从哪里来，理应找到内心的归属感。我在加拿大长大，5、6岁上学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在学校向英国国旗敬礼，唱《天佑女王》；美国也同样，美国人也在各种大型场合开场前面向国旗唱“the star-spangled banner（星条旗）……”（美国国歌歌词——编注），说“I pledge allegiance（我宣誓）……”（美国《效忠宣誓》誓词——编注）效忠誓词，宣誓效忠国家。国民教育让每个人从小就懂得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国旗，热爱和尊重代表国家的事物。这在全球都是正确和普遍的做法。以前我们在香港没有这么做，所幸，现在香港终于可能在学校系统推行国民教育了，香港的孩子们将会更加全面和充分地成长。在香港，一直以来施政受到的阻挠太大。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意味著发生在权力机构的闹剧和荒 唐的循环终于将被终结。图为2020年5月18日，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 席选举现场，反对派议员拉开黑布掩饰暴力行为， 企图冲击主席台（资料图片）睡狮猛醒 “眼见为实”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到了2003年仍没能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甚至一些市民上街游行抗议第23条立法。这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不理解中国内地，不理解中国内地一直以来成就的这些奇迹。我在内地有不少公司，我亲眼看著我在内地的员工生活越来越好，经常出国旅行、在网上买到各式各样的商品……让人感到他们拥有生活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我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内地人去到外国，然后选择回到祖国。我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经商生活了45年，我见过当时的内地，也见到了现在的内地，所以我知道内地的巨变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我放弃了加拿大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对此我很骄傲。我这样做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就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一直以来中国内地作出的这些难以想象的成就。“眼见为实”。过去，中国内地的人们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是“二等公民”，觉得其他国家的公民都比自己优越。现在，似乎是突然之间，这种感受发生了完全的转变。现在，绝大多数内地人对生活、对政府有信心，他们非常自信——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感到自信，对自己的生活有信心。我见证了这种转变。过去，中国不怎么敢于、也不习惯于在国际上发声；现在，似乎也是突然之间，中国人有了自信，意识到，面对国际上的不公对待，我们也能义正言辞地发声批评和抵制，告诉世界，中国不会挑起矛盾，中国不希望战争和纷争，中国希望各国和平共处。但中国也不会再任人欺负。要我说，过去的中国在沉睡，而现在，她醒过来了。香港也正应加入中国这一整体的觉醒的发展势头。终结香港权力机构里闹剧和荒诞的循环“爱国者治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这对香港和中国整体而言，都是正确的决定，是体现和保障“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式。“爱国者治港”，在我看来，除了需要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之外，还需要是一位真正有能力、有胸怀的人。放眼全球，不论是某国的议会、众议院、参议院，还是香港的立法会，你会发现许多人都“德不配位”，胸怀和能力根本配不上他们所坐的位置、所代表的权利——为了“分歧”而“分歧”，毫不理会百姓选他们坐上这个位置是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很多时候，这些权力机构里发生的事情都很荒诞。香港当然有足够有能力的人。各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人。但是在香港，一直以来一个不小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真正爱国并真正有能力的人，愿意走进政坛、参政议政，乃至成为特首。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都是，施政受到的阻挠太大。比如在立法会，一部分“泛民”议员用各种方式阻挠，举著反对标语、大喊大叫，等等。这些故意激怒的行为当然会激起负面情绪，有些建制派议员甚至被逼到说出“我再也不去立法会了”的气话。（当然，“泛民”的这种行为也逐渐被香港市民了解并失去人心。）这就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决定出来之前，香港立法会，乃至香港社会治理长期遭受的境遇。现在，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将被完善，这种闹剧和荒唐的循环终于将被终结。当然，作为爱国者，我想也不意味著凡事都不假思索地认同，但是重要的是，要真心尊重国家，尊重这个自己生活的城市。在我心里，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曾经，香港在众多方面都如此领先和出众，是全亚洲瞩目的“东方之珠”，那时，许多国家和城市的人都希望来到香港，包括内地人。而如今，香港的发展已经落后于内地的不少城市。香港需要再度振奋起来，努力找回当初的势头。有些人希望留在这里，帮助重建香港，那么我们非常欢迎。有些人不想这样做，那么他们可以随时离开，没有人阻止。香港需要稳定，需要繁荣，需要认识到中国内地取得的难得且可观的发展成果，并且加入其中；并且意识到，离开了内地，香港没有可能取得今天的地位。也是因此，我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这一决定感到高兴——我们已经容忍了太久，终于可以开启一个健康的新阶段了。在我心里，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这里几乎什么都有，包罗万象。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李博扬校对：邸   倩监制：周马丽

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继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后，国家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又一重大举措。法治是在完善选举制度中凝聚共识的根本基础，也是对香港社会普遍关切的合理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关于《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提出了完善选举制度的五项重要原则，其中第三项原则是“坚持依法治港”，指出“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轨道上完善有关选举制度和相关机制，严格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本地法律组织有关选举活动，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本文结合《决定》以及《决定》草案的说明，谈谈如何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的问题。文｜北京      韩大元3月1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街站签名联署，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左图：林郑月娥在位于港铁坚尼地城站的街站展示签名；右图：林郑月娥的签名（图：新华社）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具有充分法律依据《决定》指出，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发展适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2项、第14项、第16项的规定，以及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全国人大作出《决定》的首要依据是宪法。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作为授权条款，宪法第31条明确授权全国人大设立特别行政区，并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这为特别行政区所有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奠定了宪法基础。选举制度作为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自然是由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31条建立，并根据实践的需要由全国人大不断完善。同时，宪法第62条第14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这一规定在宪法第31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权力主体，即只有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体现主权机关的主权意志。因此，由全国人大对香港选举制度完善作出《决定》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宪法第62条第2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赋予全国人大宪法监督的职权。宪法是主权的最高体现，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维护国家主权，首先要维护宪法权威与尊严。长期以来，对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律效力，香港社会存在认识偏差，缺乏高度的共识，由此出现了将宪法和基本法对立、相互隔离甚至以基本法替代宪法等现象。基于宪法监督机关的地位，全国人大有宪制权力，也有宪制义务监督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包括基本法规定的选举制度运行是否符合宪法。同时，全国人大行使宪法第62条第16项规定“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以应对国家生活的变化，始终保持全国人大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决定》还指出以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作为依据。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全国人大有权依据基本法对完善选举制度作出决定。香港国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制定的法律，通过一系列“根本性条款”的规范再造，构建了香港基本法与香港国安法之间的特殊规范逻辑链条，体现了香港国安法的特殊性质与功能。因为基本法第1条和第12条是有关国家主权和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核心规范，构成基本法规范体系的基础。选举制度完善关系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关系香港的繁荣稳定，这种核心利益体现在香港国安法之中，有必要成为《决定》的依据之一。总之，全国人大作出《决定》的宪法和法律依据是明确的，由此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中央享有并行使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主导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央有宪制责任推动特区政治体制向著有效运作和渐进民主的目标发展，从而保证“一国两制”实践和香港基本法的正确实施。选举制度是香港特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推动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对特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本质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在于，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授权享有高度自治权。香港基本法在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明确划分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各自负责管理或享有的职权，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体现为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基本法在第四章“政治体制”第45条和第68条分别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的方式、原则、目标，具体办法则由附件一和附件二分别作出具体的程序和制度设计。因此，香港政治体制所据以产生的香港选举制度属于中央管理的事务，而不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围的事务。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由中央（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并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决定启动。中央主导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中央行使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具体体现。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通过香港基本法作出规定。其直接依据是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三段和第11条第1款。基本法序言第三段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第11条第1款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由此可知，特别行政区制度必须以香港基本法为依据，而不得违背基本法。二是通过符合基本法的其他法律或决定对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作出发展和完善。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并不依据基本法第159条启动对基本法的修改程序，而是通过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实现对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例如，香港回归以前，全国人大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对特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产生机制和原则作出了规定。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进行了原则规定和制度设计。 当务之急是在法治的轨道上修改完善选举制度，填补选举制度漏洞，筑牢选举制度屏障，确保“爱国者治港”。图为香港小朋友挥舞国旗和区旗完善选举制度应体现社会整体利益和维护行政主导制《决定》在完善选举制度方面设计的重要制度机制是“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 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议员，并不是新建立的机制，实质上是根据新情况，恢复其曾经承担的职能，是一种新型的选举委员会。按照新的选举委员会设计，立法会的部分议员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这有助于在立法会形成稳定的力量，消除“政治碎片化”，维护基本法确定的行政长官主导制。回归以来，香港社会一直存在所谓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争，但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各方都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内活动。然而近年来，香港政治局势日趋复杂，社会撕裂不断加重，“政治碎片化”现象愈发明显。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分歧不断增加，在立法会内部的分歧愈发严重；不同势力之间立场对立加深，反对派在立法会多次恶意“拉布”，立法会的正常议事时常遭到破坏，政府高效施政受到阻扰。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曾有人主张香港效仿英国实行议会内阁制，有人主张采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也有人认为香港可采用内地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基本法起草者经过反复权衡和研究，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和中英联合声明，考虑香港的现实情况，设计出了现行香港特区政治体制，即行政主导制。在此体制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同时司法独立。这是“一国两制”下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政权形式。从行政主导表现看，行政长官在政治体制架构设置及运行中处于主导和核心位置，行政长官是整个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享有超出行政机关首长的广泛权力。从基本法条文看，行政主导制有坚实的法律依据。基本法不仅从整体上确立了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同时以20多个条文具体规定了行政主导制的原则与架构。比如，基本法第四章“政治体制”共六节，分别涉及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区域组织与公务人员。其中，第一节是行政长官，第二节是行政机关。从法律文本对不同机关顺序的安排以及条文内容看，行政长官与行政机关在政治体制中居于特殊地位。从具体条文规定看，如基本法第43条和第60条明确规定，行政长官不仅是特区政府的首长，也是特区的首长，行政长官代表特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一代表”、“双首长”和“双负责”，集中体现了行政长官在特区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和特殊重要性。确保“爱国者治港”是完善选举制度的必然要求“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作为“一国两制”的设计者，他从政治家的眼光反复强调爱国者治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有爱国者治港，才能确保国家主权，保证政权的安全性。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权落到反中乱港分子，或者是外国的代理人手中，香港市民无法安居乐业，甚至会危及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时指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这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爱国者治港”既是对作为治港者的政治伦理要求，也是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明确要求。如宪法第5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宪法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进一步明确宣誓效忠是参选或者出任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香港国安法第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2020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这些规范实际上构成判断爱国者的法律标准，使“爱国者治港”成为清晰可辨的法律要求。“爱国者治港”作为治港者的政治伦理与法律要求，理应成为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自觉行为准则。爱国者“起码都有民族自豪感”，具有基本的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具有国家认同的人，必然诚心诚意地拥护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安全，同破坏国家统一与安全的行为作斗争。代议机关中存在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也是现代代议政治的重要特征，但每个立法会议员都必须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内活动，不能滥用议员职权扰乱立法会的有效运作和破坏基本法确定的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行，更不得利用议员职权从事对抗中央政府和支持“港独”等非法活动。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基本法的核心要义，是作为爱国者的所有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近年来，“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了种种政治乱象，暴露出香港民主政制，特别是选举制度运行存在漏洞和短板，集中体现在有些人模糊、冲击或者抹煞“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一些反中乱港分子企图通过组织策划或参与实施所谓“35+”“真揽炒十步”等政治阴谋，利用现行选举制度漏洞，取得立法会的控制权，进而瘫痪特区政府并最终夺取香港管治权。一些立法会议员利用议员身份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反华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还有一些区议会议员利用区议会平台煽动暴力、宣扬“港独”，谋取政治私利，严重扭曲了区议会的非政权性区域组织的性质以及增进地区公共利益和市民福祉的功能。这些在民主政制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乱象直接危及“爱国者治港”这个根本原则，冲击破坏特区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对抗中央政府管治权威，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从根本上威胁著国家主权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因此，我们需要从完善选举制度入手，使选举制度回归到基本法所确定的原则和轨道上来，为“爱国者治港”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事实告诉我们，选举制度设计是否科学，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著什么样的人进入治港行列、掌握政权的问题。选举是实现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而谁掌握政权是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当务之急，是在法治的轨道上修改完善选举制度，填补选举制度漏洞，筑牢选举制度屏障，确保“爱国者治港”。（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邸倩校对：李博扬监制：张晶晶

自2019年夏季以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接连做出两大决定：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标志著中央对港政策的重大战略调整，香港政治生态逐渐发生结构性改变，“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年来香港形势的演变，引起港人和内地民众密切关注，如何正确认识中央对港政策和“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从一个内地学者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文｜北京      饶戈平完善选举制度是民心所向——香港市民踊跃支持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图为香港市民在添马公园展示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支持落实“爱国者治港”（图：新华社）全国人大两大决定的先后出台并非偶然。这一庄严权威的国家行为，既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必要举措，也是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需要，是人们期待已久、众望所归的；既反映出中央领导集体对“一国两制”实践科学总结的最新认识，也彰显了习近平治港治澳新理念的最新成果。中央对港政策的重大发展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治国理政方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需要而且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故步自封、一成不变是不现实、不可取的；而人们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中央的对港政策也需要不断随实践发展而深化提升。如何治理回归后的香港，要远比收回过程复杂艰难得多，要求主政者在一种历史新事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固属合理期待，但是一项政策的成熟完善总是要与时俱进，要经过一个不断实践、总结和发展的认识过程。香港回归初期似曾流行过一种看法：回归了，“一国两制”大功告成了；有基本法约束，让香港自己管理自己、高度自治就好了，中央不必操心费力，无需多管。对港政策多少表现出井水河水互不干犯的无为而治特征，也不存在一个统一指导对港工作的机构。这一阶段除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外，香港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大事，对港工作的方向感、紧迫性不明朗了，也难以感受到过渡期的那种主动主导、章法分明的工作节奏了。树欲静而风不止。2003年的23条立法受挫或许是个风向标：香港社会的表象平静被打破了，国家安全问题开始显露出来，政制发展争议随即冒头了，建制和反建制的博弈也公开化了。形势发展推动中央重新审视对港工作思路，回归后的治理问题开始引起高度重视。“不干预、有所为”遂成为此后一个时期对港政策的主要特征，中央还专门成立了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加强对港工作的指导协调。不过从历史的视角看，这一阶段虽然意识到了“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但看来尚未能抓住问题症结和解决要领，未见出台重大的结构性决策和措施，给人的观感是“不干预有余、有所为不足”，香港政治生态依旧，泛政治化浪潮时起时落，社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2014年以后，新问题、新挑战日愈凸显。以普选争议为由头，反中乱港势力、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在香港策划的非法“占中”、旺角暴乱、“港独”喧嚣等一系列活动陆续登场，矛头直指国家安全和中央管治权，“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面临严峻挑战。中央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先后将“一国两制”列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方略，因时制宜，发布了香港问题白皮书和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了一系列治港治澳新理念，提出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两点论”，强调中央全面管治权和港澳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要求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这些治港治澳新理念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为新时期中央对港工作指明了方向，客观上也为下一阶段中央有关香港的重大决定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铺垫。2019年“修例风波”的爆发无疑是香港回归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重大转捩点，标志著坚持还是抗拒“一国两制”的大决战。伴随反“修例”而生的“黑暴” “港独”“揽炒”行为严重破坏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香港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把对抗“一国两制”和中央权威的恶行推向了极致，充分暴露了境内外反中乱港势力、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政治图谋，震撼了香港、国家与世界，也从反面惊醒、教育了人们，促使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香港社会的种种乱象，如何止暴制乱、把坏事变好事，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中央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坚守“一国两制”初衷和底线，审时度势，采取重大战略决策，从国家层面，从完善基本法相关制度机制入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快手、下重拳，制定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升格为领导小组，运筹帷幄，顺势发力，果断行使国家宪制权力，保障“一国两制”正确发展。香港社会治安和国安形势明显好转，政治生态出现积极变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展现出新局面。 实践表明，回归后的香港不论在国家安全还是在选举制度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和漏洞，客观上为反中乱港势力留下了可乘之机。前者关系国家主权安全，后者涉及香港管治权的争夺，都攸关“一国两制”成败。这两大问题拖延经年，一日不得妥善解决，香港社会就一日不得安宁，“一国两制”也无法行稳致远。事实表明，仅凭香港一己之力尚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最终解决之道端赖国家出手。中央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者、实施主导者、第一责任人，维护香港国家安全、完善香港民主政制，本来就属中央事权。中央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必须挺身站出来履行自己的宪制权力和责任。不到一年时间，中央接连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从国家层面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采取重大举措。前者为中央和香港共同预防、阻遏、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和机制，后者将建立起“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保障，都属于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建设，必要、正当、合法，效果明显，是“一国两制”实践中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标志著中央对港政策的重大发展。香港各界发起系列活动支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图为3月11日，在香港街头，香港市民签名支持（图：新华社）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进入中期的序幕香港国安法的制定，选举制度的完善，有望扫除香港社会的安全隐患和政制痼疾，把正“一国两制”航船的发展方向，但他们所解决的仅仅是“一国两制”实践中一个阶段、一个方面的问题，既非全部、也非永久，还需要有长期、持续作战的思想准备，断不可过于乐观、止步不前。似有必要意识到，这或许是一场新战役的开始，是“一国两制”进入中期实践的序幕，更严峻、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国安法的各项规定尚待全面落实，配套的制度和队伍建设才刚刚起步，内外抗拒、破坏势力决不会轻易偃旗息鼓，较量肯定会有反复。选举制度的完善措施尚待出笼，结构性修改关系香港民主政制成败，涉及各阶层利益调整，必然会经历多番博弈，难免触发新的社会波动。期望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能够高瞻远瞩、再接再厉，迎艰克难，稳扎稳打；表现出集中统一、顽强高效的领导能力，组织起敢于担当、善于创新的执行团队，创造出香港繁荣稳定的新业绩。全国人大两大决定的出台标志著对港政策的重大发展，力度之大、制度之新，出乎常人预料。有人对此似存疑虑，担忧“一国两制”方针有变。其实，习近平治港治澳新理念早已预见性地回答了这种忧虑。“一国两制”被公认为治理回归后香港的最佳制度安排，被实践证明是行得通、办得到、得民心的。中央把“一国两制”列为一项基本国策，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方略，就是把它确定为国家一项长期实施的战略方针，决非权宜之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两点论”，第一点就是强调要“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诚非戏言，而是一种庄严的国家承诺、自我约束，敢于承受监督。至于第二点“全面准确，不走样、不变形”，强调的是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和宗旨，严格按照宪法基本法办事，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掌控“一国两制”正确方向，目的也是为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制定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恰恰不是要改变或放弃、而是要全面准确地坚守、奉行“一国两制”。国家安全和选举制度都属于政治层面事务，不直接介入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保持香港经济的发展繁荣既是“一国两制”的一个根本目标，也是特区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近期来看，香港经济发展渐现步履缓慢，或将面临一个为时不短的波动期、收缩期。诚如有专家指出，香港经济的旧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雪上加霜：美英连番围堵打压，国际发展空间在缩小；资金人才外流，内生活力减弱；疫情持续困扰，对外交往受阻，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人们有理由期待，特区政府的良政善治应该表现在能够处理好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政府有必要下大力气投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越是专注于政治问题处理的时候，越不能放松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必须政治、经济齐抓并举，以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来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人们对特区政府在提振香港经济方面的能力的期待正在与日俱增。中央既不会空置职守也不会越俎代庖国安法的颁布和选举制度的修改在香港掀起了一场政治飓风，形成对反中乱港势力的摧毁性打击，彰显出国家宪制力量的压倒性优势。香港政治版图正在呈现出更加有利于爱国爱港力量的调整组合，社会舆情也显现了不同以往的政治倾向。在这种政治风向出现一边倒的情势下，有必要保持清醒理性头脑，要借鉴、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防止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形，避免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要牢牢遵循习近平主席关于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念，掌握政策分际，实事求是，把好事办好。在全面落实香港国安法、防范、阻遏和惩治反中乱港犯罪活动的同时，要理解、尊重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维护香港社会的多元构成，切实保障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严守法治原则，处理好国家安全和人权的关系。在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选举制度的过程中，要统筹、兼顾各阶层利益，团结大多数市民，最大限度扩展爱国爱港统一战线，筑牢“一国两制”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应实心实意做好温和反对派的工作，真正建立起同他们对话、沟通的机制与平台，为其保留合法的政治发展空间。人们乐见香港发展出理性、温和、成熟的反对派，出现求同存异的政治和谐。中央管治权的全面落实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必须同时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充分尊重、保障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真正做到两种管治权的有机结合。中央既不会空置职守，也不会越俎代庖，而是会尽力充当好“一国两制”主导者、实施者和守护神角色。任重道远，前路光明。香港回归祖国快24年了，“一国两制”即将迈入实施中期。中央对港政策在史无前例的开创性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成熟，坚守、丰富与发展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华丽乐章。人们有理由期待“一国两制”这艘巨轮能够在时代风雨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书写出中国和香港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李博扬校对：莫洁莹监制：姚润泽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文｜上海     薛峰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这是 31 日上午，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图：新华社）这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100年前，13位身著长衫、中山装、西装，怀揣著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怀著对马克思主义的憧憬，从四面八方赶到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幽静小院，轻轻叩响铜环，围坐在长方形条桌前，压低声音，兴奋而热烈地讨论著，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秘密召开了。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征程。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属典型上海石库门风格建筑，建于1920年秋，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和他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一楼餐厅举行，房间占地18平方米。中共一大召开了7次会议，其中前6次都在这里举行。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也出席了大会。7月30日，一个法租界的侦探突然闯进会场，环视一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便匆匆退出。代表们迅速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结果扑了空。会议被迫中止。当晚代表们决定：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工作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革命前程，由此点亮。为纪念这一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提议，并经市委讨论决定寻找中共一大会址。1951年，几经周折，中共一大会议旧址被找到，随后根据相关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进行修缮复原。1952年9月，中共一大会址修缮完成，建立纪念馆并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宣布中共一大会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青色砖墙、红色窗棂、精致条桌、硬木椅、小圆凳、雕花茶杯、粉色花瓶、紫铜烟缸……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时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见证历史的一台打字机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厅里，常年陈设著一架黑色的“CORONA”牌英文打字机，在悠悠的冷光灯下，闪耀著历经沧桑的光泽。别小看这架老式打字机，在曾经的历史岁月中，它先后为两位伟人——孙中山和李大钊——服役立功，牵繋著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革命事业。这台打字机原是吴弱男在英国购买。吴弱男为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夫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早期会员，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后，英语娴熟的吴弱男担任了他的英文秘书。二次革命期间，孙中山发表的铿锵有力、义正严辞的讨袁檄文，不少是吴弱男用这架打字机打印出来的。191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同盟会会员大会，发表演说，痛斥袁世凯。会后，孙中山请吴弱男将所发表的演说用这架打字机打印成英文电报稿，并嘱以吴弱男的名义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以正视听。打字机虽小，但它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后来，这架打字机又与李大钊结下了不解之缘。1925年秋，为了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字机长达一个月，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华代办保持密切联系。李大钊就义后，为了怀念李大钊，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著李大钊送给她的签名照、书信等，当然也包括这台先为孙中山服役、后被李大钊借用过的打字机。1964年7月，上海市政协向吴弱男征集到这台打字机，现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飘荡在青纱帐里的旋律纪念馆还陈列著一张陈旧泛黄的纸片，晕开的水渍流露出岁月的沧桑，在锈迹斑斑的骑马钉两侧，布满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钢笔字。这张不起眼的纸片正是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原曲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赴南京、武汉等地演出，最后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指战员们指著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贺绿汀受八路军巧妙运用游击战术所启发，被八路军沉重打击日军的事迹而打动。一时间，神枪手凝神的气息，飞行军跋山涉水的步伐，宿营地里危机四伏的静谧，与仇敌拼杀的惊天怒吼，这些画面在他的脑海里翻腾，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和旋律喷涌而出。几天后，贺绿汀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诞生在日寇铁蹄蹂躏、哀鸿遍野的腥风血雨中，吟唱在敌后的青纱帐、地道里，响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呈现出“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酣畅淋漓的场景，唱响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荡气回肠的旋律。1938年春，歌曲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举行的晚会上首演，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此后迅即在各部队中传开，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激励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61年8月，贺绿汀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游击队歌创作经过》，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专程上门拜访，从贺绿汀家中征集到了这份无比珍贵的手稿。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被称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五四”前后，一些进步期刊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零星片断式地摘译，但欠缺通篇译文，将《共产党宣言》全本译成中文非常迫切。经邵力子引荐，陈独秀向陈望道发出邀请，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陈望道欣然应邀，立即起身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翻译。为了躲避敌人搜捕、避开亲友邻居，陈望道躲在老家一间僻静的柴屋里，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著一块铺板当做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做凳子。入夜后，他点上一盏油灯，借著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年久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陈母见他连日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外加一碟红糖，让他补一补身子。为了不打扰儿子，陈母放下粽子便转身离去，片刻后在屋外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但当陈母进屋收拾碗碟，只见他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吃了满嘴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粽子吃。就这样，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了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著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的故事。信仰也是有味道的，正因为这种无以言喻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无数的革命先烈才情愿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难。这些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文物。左上：李大钊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左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右上：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原曲稿；右下：《共产党》月刊党领导下的第一份理论刊物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的理论机关刊物。该刊在全国秘密发行，以各种方式分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为主要撰稿人，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创刊日的选择颇具匠心与历史意义，这一天恰逢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选择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成功日为创刊日，就是希望中国革命走上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月刊创办初期，不仅经费十分紧张，共产党人还要冒著被反动势力监控和迫害的危险，采用化名的办法来保护作者和刊物的安全。但是，运营经费短缺、工作环境艰苦、办刊处境危险，这些困难丝毫没有动摇《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决心。在军阀政府反动统治的年代，《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对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起到了宣传、组织和推动作用。由于该刊是适应建党需要的产物，所以它一出刊，就受到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当时曾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材料，在大批革命者中间广为流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个刊物。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月刊时，还把其中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1921年，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谈到建党问题时，曾热情赞扬“上海的《共产党》杂志，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这𥚃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足迹，奠定了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色，滋养著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2019年8月31日，新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工建设，项目选址紧邻中共一大会址，计划于2021年7月前建成并对外开放。建成后的纪念馆将以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纪念馆为主要展示空间，展陈设计以初心使命贯穿全篇，全面讲好建党故事，深入阐述建党精神。建成之后，新展馆将有更敞亮的空间，更丰富的展品，更现代的设施，更完备的功能，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建党历程，用实际行动建设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以良好面貌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4月号编辑：邸倩校对：李博扬监制：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