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孙伟勇

今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先生的后人，我们怀著无比的崇敬与深切的缅怀，回望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振兴中华”伟业，更当思考：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先生的思想如何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又当如何继承先生遗志，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家族记忆中的孙中山

对许多人来说，孙中山是革命先驱，是教科书上的伟人符号；而在我作为后人的家族记忆里，他首先是一位被我们称作“太太叔公”的家人，一位有血有肉、勤勉坚毅的家族长辈。这两种形象并不冲突，而是互相呼应，共同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孙中山。

家族长辈的口述，为我提供了书本上难以触及的细节。我的叔公、孙中山的嫡长孙孙治平先生，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回忆，他大约三四岁时曾与祖父相处过一段短暂时光，“因年幼不大懂事，只知道称呼他为‘阿公’”。这个称呼本身，就将一个宏大的历史人物，还原为家庭中的长辈。

在家族晚辈的记忆里，孙中山先生有两个面向格外鲜活。其一，他是惊人的学习者。当年兄长孙眉将十二岁的他送往夏威夷求学，初到异国完全不懂英文，却仅用短短六个月就突破语言难关，甚至在当地英语赛事中获奖；家族后人私下笑称，孙中山先生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其二，他是极致勤勉的工作者。但凡没有应酬宴请，先生难得单独用餐时，目光从不落在饭碗上，而是埋首批阅文件、签发批示，一顿饭常常十分钟匆匆吃完。这种近乎苛刻的时间利用，折射出他一生为国奔走的赤诚，远比任何历史评价都更具体、更动人。

正是这些家族记忆，让我从小就明白：身份不是特权，而是鞭策。公众眼中的孙中山是伟人；家族记忆中的他，却是一个把国家命运放在个人安危之上、对自己苛刻、对理想执著的人。这让我自小对国家有天然的感情，也奠定了我价值观的核心——爱国爱港、务实为民、谦卑包容。

先生理念的时代回响

从家族后人的角度来看，中山精神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一套可以被反复验证的行动逻辑。

1919年，先生撰写《实业计划》时，中国积贫积弱，他提出开放主义、区域协调、轻重工业并举等构想。《建国方略》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包括交通、商港、铁路、水力、钢材、矿业、农业、灌溉、造林、移民在内的十大建设计划。彼时，这些构想曾被世人视为空想。百年之后，这些构想中的大部分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中国高铁里程远超先生设想，港珠澳大桥飞架伶仃洋，粤港澳大湾区欣欣向荣，先生“振兴中华”的梦想已在神州大地上化为现实。但“振兴中华”的命题并未因此终结——它已从“救亡”转向了“复兴”，从“能不能站起来”转向了“能不能走得更稳、更远”。

先生宣导的“天下为公”，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今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相互融通；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其精神内核——民族自强、民主进步、民生福祉——至今仍在启发我们努力的方向。先生曾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今日中国之发展成就，正是对先生信念的最好告慰。

香港的文化使命与国民教育

香港在先生的革命生涯中占有特殊地位。先生曾亲言：“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1883年，年仅17岁的先生从檀香山返国，途经香港时被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吸引；此后他在香港求学、行医、从事革命活动，拔萃书室、中央书院的求学经历开拓了他的世界视野，更坚定了他“医国”而非仅仅“医人”的志向。

香港既是孕育先生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也是组织革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在我看来，香港这座城市，恰恰是中山精神这套行动逻辑最完整的露天档案馆——问题只在于我们有没有主动去翻阅。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武昌起义，先生直接领导的南方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六次以香港为秘密策划基地，并使香港成为革命党人“东山再起”的根据地。这种逆境中保持行动力的韧性，对当下面对转型阵痛的香港社会，是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的示范。

正因如此，香港肩负著独特的文化使命——以先生留下的革命史迹为鲜活教材，讲好振兴中华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的故事，讲好强化青年责任担当的故事。今日香港已开启良政善治新篇，更需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些革命史迹本身就是一部鲜明生动的教材，我们应充分利用，引导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让“根”的意识深植心中。从政多年我最深的体会是：选民看的不是你是谁的后人，而是你有没有真正做好工作；无论推动社区改善、青年教育，还是支持孙中山史迹径这类历史文化工作，我都希望让年轻人认识香港与国家的连结。

香港得天独厚的优势，源于“一国两制”：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深度对接内地丰厚的文化资源与广阔市场，牢牢扎根中华优秀文脉；依托成熟的普通法制与自由经济体优势，接轨国际通用规则与话语体系，成为中外文明互通互鉴、中华文化“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桥梁。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是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关键在于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中西荟萃的城市特质，转化为切实的文化生产力与国际化影响力：以世界级场馆为展示平台，以高端交易平台为发展引擎，以人才培育为核心根基，结合非遗活化创新与大湾区文化联动深耕，推动香港从传统的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迈向新时代中华文化创新创造、对外传播的重要源头。香港的繁荣稳定本身，就是“一国两制”下对先生“振兴中华”理想的回应；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从来不是抽象口号，而是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础。

历史不能切割，同胞不能分隔，未来不能缺席

先生毕生最坚定的信念之一，便是国家的统一。他曾深刻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民国初创之时，他明确主张“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面对军阀割据、国土分裂的危局，他“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直至晚年，他抱病北上，仍心系山河一统，力主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先生的统一思想，根植于中华大一统的文明理念，于今日更具深刻的现实意义。台湾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在先生的《建国大纲》中已被纳入全国疆域一体建设的蓝图，其国土属性与战略定位清晰明确、不容置疑。台湾问题是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民族复兴而解决。中山精神中蕴含的民族智慧，恰可为化解两岸分歧提供正向价值。

我多年来一直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最希望传递的，不是“谁说服谁”，也不是单纯的参访热闹，而是一个很朴素、但也很迫切的信念：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理想，需要两岸青年一起完成；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才是台湾青年和台湾社会的长远出路。

台湾与大陆、香港一样，都与孙中山先生的生命和革命事业有深刻连结。先生曾三次赴台，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仍心向祖国，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这些都是两岸共同的历史。今天岛内一些人搞“去中国化”，想把台湾青年与中华民族的根脉割开，但交流能让台湾青年亲眼看到：语言、文化、信仰、节庆、家族记忆，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外人，是一家人。两岸青年应手牵手，将青年交流落到实处：实习、就业、创业、科技合作、公益服务、文化共创，让台湾青年带回去的，不只是照片，而是一份对历史的敬畏、一份对同胞的亲情、一份对民族复兴的责任。我最希望他们回到台湾后能说一句：“原来大陆不是课本里写的那样，原来我们真是一家人。”

历史不能切割，同胞不能分隔，未来不能缺席。作为后人，我最大的期待，就是两岸青年手牵手，把“振兴中华”从先人遗愿变成共同现实——和平、奋斗、兴中华，这既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我推动交流最深的初心。

我们在此郑重呼吁对岸主政者，应正视历史大势，倾听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先生一生面对革命数十载的沉浮起落，从未因失败而退缩，从未因艰险而改志。今天，祖国统一的道路或许仍有波折，但先生的足迹昭示我们，志之所向，虽千万人吾往矣；挫而愈奋，虽九死其犹未悔。和平才能兴台，和平才能交融；交流方能开创和平，合作必然带来互利。任何背弃中山精神、否定两岸同属一中历史与法理事实的分裂行径，都是对先生遗志的公然背叛，违背历史大势，注定失败。以先生为师，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为正道。

全球华人的共同担当

作为先生的后人，我们深知，先生毕生追求的理想——振兴中华、共进大同——远非一人一代所能完成，而是需要全体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先生尝言：“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既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更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家族记忆给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也让我知道自己不应只靠“是谁的后人”而被记住。从政路上，我希望做到的，是让“孙中山后人”这个身份，不是一个光环，而是一份服务香港、贡献国家的责任。面对政治风浪时，我也常提醒自己：从政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香港繁荣稳定、为了国家大局；坚持爱国爱港，支持“一国两制”，做实事、不投机，才是对先人最好的交代。

百年沧桑，换了人间。先生毕生追求的“天下为公”之理想、“振兴中华”之宏愿，今日正以蓬勃生机展现在世人面前。先生弥留之际，呼唤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今天我们说“和平、奋斗、民族复兴”，逻辑一脉相承。先生虽逝，而“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之精神，犹在人心。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路虽长，步步进之。志定则不移，行健则不息，则先生所望山河一统、民族复兴之日，终有可期。

（作者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孙中山先生玄侄孙、家族第五代成员）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