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人初选案”已经于月初正式开审，西方国家及关联媒体一如既往借机“抽水”，先质疑人大常委会早前就香港国安法释法可能破坏司法独立，后抹黑香港的人权法治状况。这些指鹿为马，企图误导市民的言论实属可笑。就人大常委会释法而言，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款，人大常委会有“解释法律”的职权，而香港国安法的第六十五条亦明确指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国安法有著宪制地位，加上国安法相关的案件经常涉及敏感资料，故不能简单套用一般原则、程序和习惯来约束。因此，人大常委会释法是合情、合理、合法，更是厘清问题的唯一途径。释法后能有效确保往后案件能依法办事，是进一步维持香港的法治水平，与西方政客所指的“扩大行政当局权力且缺乏司法机构监察”观点完全相反。另外，西方政客又经常以偏概全地将香港国安法与海外人士离港拉上关系，甚至不理会实际数字作胡乱猜测。事实上，香港市民和全球资本对香港的信心指数持续回升，2021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驻港公司达9,049家，创历史新高。过去数天，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当地官员和机构从未有询问关于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他们反而在会谈中清楚表述香港有“一国两制”的优势，最终促成签订13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国际机构及商界的举动显示出人们对香港营商环境和法制上的信任，可见香港国安法为香港带来了正面影响。至于“47人初选案”方面，有媒体指出案中多数被告已“未审先囚”两年，强调部分人属温和反对派，企图争取市民同情。但在众多报导中却未能提出不公的理据，皆因今次的案件是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进行，体现了香港法治的公平、公义。在聆讯中，控方曾在庭上曾播出初选协调会议片段，显示戴耀廷表示有意争取主导立法会，并运用基本法赋予立法会议员的权力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企图瘫痪特区政府运作，以实现“揽炒十步”。接下来，相信仍会有更多新证据提堂，法院一定会以公平、公正的准则作出审判和考虑，将反中乱港、危害社会的人士绳之于法。从上述各个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对香港国安法的抹黑是完全站不住脚，每每只是希望以歪理煽动人民。日前，有人就以怀疑BB弹射穿西九龙法院玻璃幕墙，这才是对特区政府及香港法治的挑衅，警方必须全力缉凶，以防西方政客又再说三道四，抹黑香港未能依法办事。（作者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云浮市青联委员，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经过三年的艰难岁月，新冠疫情终于迎来曙光，全球正逐步走上复常之路。不过，疫情对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打击仍有待振兴，核心商业区涌现大量“吉舖”，企业在复苏步伐未明的情况下，在招聘人手和调整薪酬时亦更为审慎。中小企及市民仍然“手紧”，正是需要休养生息之际，两电却日前宣布大幅提高电费，影响民生，引起了社会非议。作为一家为超过8成香港人口提供电力的公共事业公司，中电的首要任务是做好为市民发电、输电、供电的工作。其企业宗旨清楚列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方案及服务”，并“成为亚太区具领导地位及负责任的能源供应商”。然而，中电不但未有思考如何尽企业责任，尽可能降低电费，与市民同舟共济，其附属公司更拟投入大量资源将葵涌青山公路变电站重建为一幢21层高的变电站兼数据中心，上月向城规会申请放宽地积比率及建筑物高度限制。值得深思是，建立数据中心与中电的供电本业有何直接关系？以提供稳定供电来说，重建变电站兼数据中心有何逼切性？为何要改划这块用于公用事业的土地？根据资料，重建项目总楼面面积逾48万呎，相信投资金额不菲，然而未见如何急市民所急，更好帮助市民减少电费开支，或如何提高供电效能，令人怀疑中电只是纯粹从商业角度出发，开展收入稳定的业务，好让增加股东收益。对一般企业而言，为股东赚取最大利益是无可厚非，但中电并非一家普通企业，理应先考虑市民的福祉。自1964年起，政府透过与中电每15年续签《管制计划协议》，确保其股东获得合理回报。或许有人会表示2022年上半年中电出现了48.55亿元的亏损，有需要发展新业务扭转困局。可是，在细阅财报后会发现成因是来自澳洲能源对冲合约的79.57亿元的未变现亏损。通过大幅加价“赚尽”协议定出的准许回报，以市民的血汗钱支持中电进行“投资”，这实在是说不通的。就算要开展新业务，中电亦应利用自身长处，向各数据中心营运者提供节能方案，而非冒险自行营运。事实上，中电发展数据中心有不少未明确的地方，例如有关项目的收益会如何处理？是否归入利润管制之下？如果是，中电能否承诺有关项目未来能持续带来盈利，令市民不会因中电的投资失利而需要承受大幅加电费之苦？倘若不是，中电申请改划用于公用事业的土地为股东以谋取私利，有著公器私用的嫌疑。特区政府作为“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在监管电费的事宜上，有著与两电进行磋商以稳定电价，保障市民的利益不会被损害的责任。因此，相关政府部门有必要与中电沟通，跟进事件，并释除公众疑惑。2022年，元朗中电电缆桥起火令新界西北大停电，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受到影响。中电的调查报告指出这是一宗意外，往后也会作出全面检查。不过，事件也引起了人们对中电设施的保安感到关注。倘若未来有人刻意袭击供电设施，便可以轻易瘫痪香港，在停电时随时会引起市民伤亡。中电在大洒金钱开拓副业前，倒不如先升级保安系统，思考如何减轻市民的电费负担，优先考虑社会和公众利益，不忘公共事业公司应有的责任。总的来说，中电发展数据中心的计划与其身份角色并不配合，也未见对市民带来好处，应该多作三思。中电应牢记其使命，为市民提供可负担的稳定供电，而非贸然开展新业务，让公众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作者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云浮市青联委员，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特别是就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来港抗辩一事更引起了争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就香港国安法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并会就案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笔者对李家超特首的行动表示支持。有社会声音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到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其中包括“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使香港可以继续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而禁止海外律师来港抗辩，与《基本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九十四条以及《法律执业者条例》有所违背，不利维持香港法治中心的形象，未能跟随习主席的指示。在普通的案件，上述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黎智英犯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及外部势力等相关内容。要是简单套用一般原则、程序和习惯来约束香港国安法的适用和执行，是未能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宪制地位，更是无视国安法的权威性。而且容许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大律师及律师参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件，将会有实际操作问题。倘若让有关人士查阅敏感文件，将会造成国家安全漏洞和风险，有违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精神。相反地，要是限制海外大律师及律师阅读相关文件，将会令审讯不公，甚至使他们无法为被告进行辩护。事实上，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款，人大常委会有“解释法律”的职权；而香港国安法的第六十五条更明确指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今次释法完全是符合法规，根本不会影响香港的法治水平。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所有人民必须切法维护。李家超特首今次提请释法是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使香港国安法可以完整准确贯彻实施。中央必定会持续“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以维护香港的繁荣安定和保持法治优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云浮市青联委员

近年，香港人才流失情况严重，据政府资料，2021年中至2022年中共有11万多人净移出。为了维持香港的竞争力，吸引非本地人才来港发展，社会上有声音表示应撤销楼市“辣招”，特别是买家印花税的部分，透过置业增加他们对香港的归属感。要评论这个建议是否上策，笔者会问三个问题。 第一，香港的楼价是否处于合理水平，“减辣”会带来什么后果？根据Demographia的年度全球城市楼价负担能力报告，香港连续12年成为了全球最难负担的城市，楼价收入比率高达23.2倍，而第二位及第三位分别是15.3倍的澳洲悉尼和13.3倍的加拿大温哥华。虽然香港近月楼价有所下跌，但价格仍远超一般市民的负担能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也提到“当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务实有为、不负人民”。在楼价刚开始调整之际，政府要是“减辣”只会令炒卖活动有机会卷土重来，以“接火棒”形式托起楼价。对大部分市民来说，经济环境转差、股汇市场波动会导致他们收入不稳定及资产减少，不让楼市自行调整，只会令他们失去长远的置业机会，带来更大的贫富差距，甚至引发出生率下降的恶果，不利香港的长远发展。 第二，香港需要吸纳什么人才，现行的人才计划能否达标？对香港而言，吸纳人才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善用他们的力量落实“十四五”规划中香港被赋予的八大中心定位，为经济带来新动力。过去日子，金融人才是香港的主要吸纳对象，但在新时代中，香港欠缺新兴产业人才的问题逐渐突出，科创企业高管、大文化专才等均难以聘请。因此，香港需要吸纳更多相关产业的老行尊及高技术人才，弥补现时的缺口。可是，2021年经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的人才，只有28%属于资讯科技及电讯领域，而艺术、文化及体育运动产业的加起来更少于2%，未能完全对标实际需求。而且在财政上的要求只需要证明能独力负担其本人及受养人居港期间的生活和住宿，他们到底能带来多少经济贡献是一个疑问。反观新加坡，近月推出了海外网络和专业签证，旨在吸纳月薪达到3万坡元的顶级人才，让他们在工作限期内支持新加坡经济发展，目标具体清晰，成效也亦较容易估算，香港应作出参考。 第三，在港置业是否能提高顶级人才的归属感？对一般“打工仔”而言，让他们在一个地方置业，的确会提高他们对该处的归属感。但对于上述提到的顶级人才而言，按道理不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亦未必只在一个地方投资物业。倘若“减辣”协助他们在港置业，到底是否单纯令他们全球众多的投资中增添一项，实在值得我们思考。要是这些人才看好香港的前景，居住7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也并非什么难事。相反地，如果这些人才只是希望透过专才身份来炒卖房子，他们随时会被其他国家的政策吸引，花大量资源抢夺也没有意义。 在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后，我们可以知道现香港阶段“减辣”对香港长远发展是弊多于利的，而此举也未必能留住顶尖人才，现有的人才政策有优化的必要。与其这样冒险，政府倒不如参考其他国家，提供住房准贴或人才公寓，对人才来说可能更为实在。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云浮市青联委员

旅游是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在疫情前为超过25万人提供工作机会，也贡献了约4.5%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多年来，香港旅游都是以购物为卖点，特别是名牌产品，随著港元升值、海南免税购物等挑战，这种旅游模式逐渐失去优势。加上香港缺少新旅游景点，入境检疫措施亦较邻近地方严格，海外游客不愿将香港列为旅游首选地。虽然特区政府早前提出了「双城三圈」的发展理念，建议将北部都会区的东边发展成生态旅游景点，但有关模式没有善用香港自身中西文化融合的优势，亦难以持续发展，预期效果有限。要令香港再次吸引到全球游客的焦点，笔者建议善用离岛资源，发展文化特色深度游。 在讨论前，必须对“离岛文化深度游”作出定义。顾名思义，有关的旅游计划是希望善用离岛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故事资源，以创新手法进行展示及活化，并创作出更多商标，借此打造出跳岛文化旅游的国际品牌，最终实现文化输出的愿景。笔者建议发展离岛，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它们有著海岛的渡假风情，同时传统文化元素仍然保留，为游客带来新鲜的体验；第二，濑户内国际艺术祭的跳岛游模式在日本成功实践，吸引大量游客参观，2019年就有118万人参观，带来180亿日元的经济收益，是值得参考并在离岛优化实践的模式，弥补离岛缺少大型盛事的不足；第三，离岛是香港十八区面积最大的一区，占全港面积的16%，具有扩充发展的可行性；第四，离岛算是租金最便宜的游客区，可以为年轻创作者提供创作和销售产品的机会，让他们在文创产业中找到自身的职业路向，共同实践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 第一，政府应增加离岛的公共设施数目，应付未来大幅增加的游客数目。现时，政府在兴建公共设施的标准是参考区内居住的人数，但离岛作为游客区应将游客人数一并计算，而且是以每个岛作单位，并非以整个离岛区作考虑，避免大多数设施都落户到大屿山，而忽略其他岛屿的需求。 第二，离岛旅游的瓶颈往往来自渡轮班次、住宿、餐饮等旅客接待能力的不足，政府有必要作出加强。回看过去日子，太平清醮时期每天就有数万人涌入长洲，旅客接待尚算能勉强应付，可是不少岛屿的配套仍未达到长洲的标准，在发展跳岛游时应加以考虑作出支援。要是成本问题无法加开岛屿间的渡轮班次，政府应考虑让岛民申请街渡牌照，并严厉打击无牌船只，让岛民在安全的情况下提供交通服务，以作辅助。 第三，善用空置场地，供非牟利团体和专业团体租用，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创作及产品销售的空间。正如上述所言，因为政府跟随人口基数兴建设施，因此离岛的设施较其他地区少，特别是文化相关的场地。在“离岛文化深度游”起动之初，投入大量金钱兴建文化设施亦未必符合成本效益。笔者认为应善用空置校舍，加快对非牟利团体和专业团体的申请审批，特别是与岛屿相关的团体，在促进离岛成为国际品牌旅游景点的同时，让其变成年轻艺术家的摇篮。 第四，成立离岛文化深度游发展委员会，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声音，确保计划按时间表推行。“离岛文化深度游”涉及大量的岛屿合作和规例改变，因此有必要像大屿山般发展专责小组，让不同岛屿的代表及各个专业的人士担任委员，让事情可以有更全面的思考，最终把计划更好落实。 旅游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产业，我们必须将文化软实力融入社区、融入生活，透过旅游做好文化输出，善用香港接国际的经验，并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笔者深信只要做好“离岛文化深度游”，将会为香港带来数以百亿元的经济得益和实现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及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定位。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云浮市青联委员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重大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将会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表现出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对未来发展的期盼，同时也是代表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支持。全港上下都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过去25年，香港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从1997年金融危机、非典型肺炎、金融海啸、非法占中，到2019年的「黑暴」事件及历时2年多的新冠疫情，每次都是伤及香港元气的重大难关。今时今日，香港依然可以维持自身的制度优势，继续保持著国际城市的地位，市民有高水平的生活质素，全赖中央对香港的关顾，在每次的困境中伸出援手。 中央先后推出港澳个人游、港股通等措施，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力，确保市民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在「黑暴」事件中，当市民感到惶恐不安和绝望之际，中央及时推动香港国安法立法及完善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贯彻、「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协助香港拨乱反正「由乱转治」。而近月的第五波新冠疫情，确诊病例每天多达数万宗，中央把支援香港抗疫列为头等大事，督促地方有关部门迅速协调，派出援港医疗队、兴建方舱医院、开辟水上及铁路物资运输线路，再一次带领香港渡过难关。中央一直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香港提供全面的支持，绝对值得市民的铭记和感谢！ 现在，国家已经进入了新征程，必须始终把握高品质发展主题；而香港亦迈进「一国两制」实践的新阶段，处于「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全球都正在面对挑战，对香港来说也是关键时刻。未来，香港在对内对外都要做好定位，不但要继续做好国家安全教育，确保社会稳定，并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香港和内地城市产生协同效应；同时要善用香港的制度优势，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发挥功能，落实好中央在「十四五」规划中赋予的八个中心定位，支持国家的长期发展。 「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相信这个全球独有的制度能行稳致远。盼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典上会发表讲话，为香港未来发展作出指引，继续善用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云浮市青联委员、新界青年联会执行委员

随著全球经济发展，各国人口持续增加，一级产业却逐渐被轻视，令粮食危机蔓延。2021年，全球共有53个国家，约1.93亿人经历了危机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俄乌冲突相信会进一步刷新受影响人数的历史新高。粮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部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今年“两会”中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提出了“必须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应对有关问题上当然不可以袖手旁观。 当细看统计处的数据，会发现香港的农业已经式微，全港只有4.5%土地为农地，务农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0.1%，而蔬菜供应量只占香港市场的1.6%。在土地及工资成本高昂的情况下，要增加产量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可谓天方夜谭。因此，香港要参与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可以落实的工作实在有限，而改变市民浪费食物的思维才是最佳的切入点。 现时，香港市民每日丢弃的垃圾中有超过3成是食物。虽然市面上有不少团体推动“惜食”的概念，推出了包括收集罐头及可安全食用之剩余食物的计划，但对食物的质素要求较高，回收点亦有限，同时市民欠缺参与的诱因，计划效果成疑。只有从小开始进行教育，让学生明白种植的辛劳和困难，才可以养成真正“惜食”的思维。 事实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自2001年起举办“一人一花”计划，旨在向全港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及幼稚园学生推广绿化意识、培养他们对种植的兴趣及对社区的关怀。笔者建议优化有关计划，由种花改为种植食材。“民以食为天”，在中华文化的众多范畴中，饮食文化向来都是最能令人民引以为傲。烹调美食的食材，与农业、各种菜系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以种植各式各样的香料、食材为手段，重拾青年对粮食安全作出反思，同时建立“惜食”思维。要是能为他们提供食谱，青年将烹调好的𩠌菜照片上载到社交平台，将能令大众认识更多中国菜系和不同省市的知识，更能作为文化输出，提高青年的文化自信。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年轻一辈难以想像面对粮食短缺的情况。倘若迟迟未有作出教育，将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无论政府和民间都应当积极关注有关议题，避免加重国家压力。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吴子伦为云浮市青联委员、新界青年联会执行委员作者颜隽为新界青年联会执行委员

特首候选人李家超先生早前发布了其参选政纲，内容全面，从提高政府施政效率，到社会关注的热点民生议题都有所涵盖。李先生的演辞中，多次提到政策研究相关的内容，此举能让政府制定政策时有据可依，笔者对此表示极为赞同。不过，香港的政策研究界别发展仍然未完全成熟，例如缺乏人才培养系统及资格认证、就业困难亦缺乏明确晋升阶梯、未能为国家带来直接经济贡献等，新一届特区政府有必要作出优化，订立出专业化、职业化及产业化的“三化”发展目标。 专业化方面，政府应考虑建构政策研究培训系统，并对研究员作出官方资格认证。香港的正规教育，特别在中学阶段，关于政治的内容甚少，使青年普遍对特区政府架构、施政理念、政策历史都缺乏认知。事实上，在进行政策研究时，必须清楚现有政策订立的缘由，才能提出合理的方案。因此，特区政府应考虑在中学课程中大幅增加特区政府及国情的相关内容。此举不但可以找出具潜质的研究人才，同时可以让市民从小对政府有更深入和正确的认识。此外，政府更能与不同大学合作，开办政策研究课程，为有意入行的人士提供进阶的技能培训，并设立官方资格认证考试，确保研究员的质素。 职业化方面，政府应考虑为智库分级，建立智库名册，为合资格的智库提供研究项目，促进政策研究相关职位的出现。现时，香港不少智库都是民间成立，大多数研究员都是义务性质。它们不但缺乏营运资金，更遑论有预算作出大型研究项目，因此文章和报告较为参差。要是政府能定期为智库作出能力评测，审视一篮子与研究能力相关的因素后为它们进行评分，适时向具有一定研究水准的组织提供研究项目邀请，让它们有足够资源聘请全职研究员，将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质素。同时，分级的智库名册可以让不同国家及地方的智库有据可以，较容易促成水平接近的智库进行交流与合作，最终为政策研究人才提供更多潜在的出路。 产业化方面，建立政策研究产业生态，为智库提供更多获利机会。政府的研究项目数会按时变动，倘若长期依靠政府为智库提供研究项目及各类资助，将不利于智库的财政，无法维持产业成长。笔者认为依靠市场力量让智库成长才是最终目标。因此，政府可以考虑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具水平的智库转型，让它们有能力为企业提供服务。此外，亦可以考虑每年举办香港智库年会，供各地的智库和企业进行交流，找寻合作的空间。最终，让政策研究成果为为社会、为企业带来正面的改变，让更多企业愿意使用智库的服务。 总的来说，要优化香港政策研究界别的发展是一个大工程，不但要制定目标和蓝图，同时政府亦要投入资金和提供各方面的配套。盼望新一届政府会考虑“三化”发展目标，让政策研究界别为社会发展出力。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云浮市青联委员

全国「两会」已经在3月11日圆满落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出中央一直坚持人民至上，各项工作都是以提高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目标。对香港市民而言，最关注的当然港澳部分。当中提及落实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引起了部分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未来走向产生了疑虑。 事实上，「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宪制权力，以往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中央落实绝无不妥。「两会」中曾多次明确表达出中央会继续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加上中央近日在支援香港第五波抗疫工作上，让特区政府肩负起主体责任，也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50年后「一国两制」是否会继续维持？这是香港市民的另一个大疑问。夏宝龙主任在会见全国政协港区委员时，引述了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见解，解答了市民的问题。邓小平在1984年曾指出「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因此，「一国两制」能维持多久，在于方向是否正确。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要了解「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和预测其未来走向，必须回顾其历史及初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国两制」的创造者，措施的出发点是以人民为本，不但为了保持香港市民原有的生活不变，让香港继续繁荣稳定；同时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善用香港引入外资，为全国人民带来好处。因此，笔者认为正确的方向可以理解为符合国家发展大方向。 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及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国际局势混乱的局面中，香港奉行「一国两制」是有战略价值的。虽然国家正在不停完善法规，但依然是采用大陆法系，香港的普通法系和低税率仍是吸引外资的好方式。而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央赋予香港八个中心的定位，香港依然需要「两制」优势才能有效实践。由此可见，「一国两制」是配合国家的发展大方向，实在没有任何改变的必要。 香港回归接近25年，期间经历了不少风浪，但至今依然是全球最优越的城市之一，可看出「一国两制」是正确的道路。不过，市民要谨记「一国」是本源，没有「一国」就不可能有「两制」。只要香港能继续贯彻「爱国者治港」，促进香港良政善治，并跟随中央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让香港不会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相信中央也能让香港市民继续保持现有生活。 环球局势持续紧张，香港更受到第五波疫情打击，往后需要香港市民团结一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善用两制的优势，才能使香港再次起飞！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云浮市青联委员、华文国际传播协会主席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越趋严重，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下令全力支援香港抗疫，并要求特区政府做到三个「一切」两个「确保」，中央时刻关顾香港的心清晰可见。一直以来，特区政府采取「动态清零」的抗疫方式，主要是因为关顾人民的生命，以他们的幸福为首要任务。倘若香港跟随西方国家「躺平」的处理手法，最终只会落得60岁以上的市民大批感染而大量死亡的下场，所以有关的抗疫原则绝不能放弃。在中央的支持下，特区政府已经逐步落实措施，相信可以快速控制疫情，为此笔者对特区政府在落实工作上有三点建议： 第一，提供心理咨询热线，关顾市民心理健康。现时，特区政府的检测能力仍未有效增加，检测报告济后3至7天不等，而且医院及隔离设施亦未能满足需求，让不少快速检测阳性或出现新冠病征的人士感到徬徨，甚至有怀疑染疫的人因为误会政府不作为而既不上报，亦不自我隔离，对抗疫工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倘若社工及社会人士能组织义工队作心理咨询热线，将可以纾解市民的不安，增强他们对政府的信心，让更多人积极配合防疫工作。 第二，推行全民禁足检测，切断所有潜在传播链。在确诊数字严重滞后的情况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教授按外国情况推算，香港每天确诊数字或许高达1至2万，社区的实际确诊人数随时超过10万。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应该「长痛不如短痛」，推行全民禁足检测，务求切断所有隐形传播链。在全民禁足前，政府应做足准备，在餐饮业界组织义工队负责安排膳食，同时让地区人士协调义工负责送餐及派日用品的工作，并设立紧急热线供市民求助或索取药物，令所有市民都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 第三，做好物资及义工安排，避免疫情进一步蔓延。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工作指示后，不少爱国爱港的人士都积极动员身边的一切资源，包括到社区协助防疫抗疫工作、捐赠各类物资到医院，可是在没有统筹的情况下只会大幅增加政府或受惠机构的行政成本。因此，有必要做好中央统筹，在综合网站提供急需物资清单及质量要求让热心人士认购，同时也要做好前往社区工作的义工个人资料登记，并提供足够快速检测套装及保护装备予有关人士，避免义工在不幸感染后于社区进一步散播病毒。 要有效抗击疫情，并非单靠政府去做便能成事，而是必须全民齐心配合。不过，在第五波疫情被压制后，特区政府应检讨以往的入境机制，防范第六波的疫情的发生。过去数月，香港其实并没有任何本地感染个案，所有染疫者均是来自境外，这一波疫情的源头亦是来自机组人员。特区政府必要严格执行及监管入境人士和机组人员的隔离规定，并把航班熔断机制常态化，避免防线再次失守而影响香港的长远发展。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吴子伦为云浮市青联委员、华文国际传播协会主席颜隽为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华文国际传播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