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兆麟

英国外交、联邦与发展事务部十月二十二日发表第59期《香港半年报告》，延续对香港国安法律、司法案件与政制运作的政治评断，并再次声称中国“持续不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三十六页篇幅，事件罗列繁密，结论却依旧落在多年不变的框架之内。香港早已不是殖民时代的香港，英国却仍以一套旧日目光，试图为这座城市的制度与前途定调。这正是报告最根本的偏差。

香港回归祖国，是不容改写的历史与法律事实。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法履职。英国可以就《中英联合声明》表达自身理解，却不能把单方面的政治评语当作香港治理的最高裁准。条约义务的讨论应回到条文与具体事实，不能被无限扩张为昔日管治者对香港内部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常设评核权。

报告对国家安全立法尤其用力，将黎智英案、执法程序修订及有关司法案件接连编排，构成一条“法律收紧、自由受限”的叙事。然而，维护国家安全是任何主权国家的正当职责，香港亦有依法保障安全与社会安定的宪制责任。法庭依证据、法律及程序审理案件，不能因判决不符合外国政府的政治预期，就被视为法治倒退。将每一次依法执法都放进预设的政治结论，只会遮蔽法律条文、个案证据与司法理由本身。

更耐人寻味的是，报告自己亦记载香港普通法制度延续，特区法院保持终审权，海外普通法法官继续参与终审法院工作。它又写到，香港上诉庭推翻黎智英另一宗欺诈案件的定罪，律政司没有继续采取法律行动。这些可核对的司法事实，恰恰显示香港司法程序按自身法律运行。若对不合英方期待的判决大篇幅批评，对能够体现司法独立运作的事实却轻轻带过，报告便难言提供了均衡的全貌。

“一国两制”的生命力，正体现在国家主权与香港独特制度可以相互支撑。“一国”确立根本宪制秩序，为长期繁荣稳定提供坚实依托；“两制”让香港延续普通法、自由港、独立关税区、港元制度和国际化营商环境。香港既背靠祖国庞大市场，又能面向全球集聚资本、技术与人才。这不是抽象的政治标语，而是每日运作于法院、交易所、港口和企业之间的制度现实。报告承认这些制度事实，却没有给予其应有的整体评价。

数字尤其能说明问题。报告记载，香港二〇二六年上半年新股集资额位列全球第二，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第三；英港在截至当年第一季的连续四个季度，货物及服务贸易总额达三百二十三亿英镑，按现价上升百分之二十四。英国一面以政治措辞贬抑香港治理，一面又明言支持在港英资企业、深化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伦敦的政治评语与英国市场的实际选择之间，存在清楚可见的落差。香港的国际价值，从来不是由一份海外政府报告授予。

报告亦记述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深港合作及国际法律服务，却倾向把这些发展置于“与内地更加融合”的观察视角。对香港而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保持国际化特色，本就是“一国两制”相辅相成的实践。北部都会区联系深圳创科与产业能力，香港以金融、法治及专业服务接轨世界，发挥的是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桥梁功能。将国家支持与城市发展的紧密联系当作政治疑虑，显然低估香港主动开拓新机遇的能力。

英国还将其国民（海外）签证安排列入对港承诺，并以相关政策表达对香港人的关心。香港人的前途，不应成为外国政治论述的注脚。香港市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创业，对安全、繁荣、机遇与国际联系的追求具体而真切。真正尊重香港，便应尊重香港市民在“一国两制”下建设家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把整座城市简化为外交声明中的若干个案与标签。

香港珍惜与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商贸、教育、文化和民间往来。开放不是接受外部政治裁断的义务，自信也无须以切断联系来证明。香港有自己的宪制秩序，有国家的坚定支持，也有面向世界的成熟制度与实际能力。相互尊重，才是维持长久合作的基础；将香港问题反复政治化，只会让一份本可增进理解的报告，成为隔阂与成见的载体。

三十六页的报告，可以记录英国政府的立场，却写不尽香港的真实面貌。从法治运作到金融活力，从国家发展机遇到国际网络，香港正以自身实践展现“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伦敦应当明白，香港不是等待他人评分的旧殖民地，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活力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的今天，不能由旧日眼光定义；香港的明天，更应由香港在祖国支持下亲手开创。

（作者系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成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