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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佳 |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

由于缺乏对西方全面且深入的认知、西方话语霸权长期存在及对西方的经济依赖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不少香港人形成了对西方盲目仰慕、尊崇的幻想心态。这种心态在香港回归前后，从多方面实际妨碍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全面和准确实践，致使香港在政治管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诸多关键领域问题频发。近二十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美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紊乱、社会矛盾激化、对外政策转向，中西关系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亦深刻重塑了香港人对西方的认知与观感，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清醒认识西方，对西方的幻想逐步破灭。这一转变为香港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实现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与新的发展契机。

香港人对西方复杂幻想心态的成因
 

长期以来，不少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精英分子，对西方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这种心态包含了仰慕、膜拜、自卑，同时又会因为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和“礼貌”对待或接受而感到羞辱和愤怒。这种复杂心态在那些有较多机会接触西方人的精英分子中尤其突出。产生这种对西方的心态的原因主要包括：超过一个半世纪的被一些人揶揄为灌输“奴化”或“顺民”思想的殖民教育，西方长期在国际上拥有的文化和思想话语权，西方在全球的政治、经济霸权，香港在经济上对西方市场、资金和人才的依赖，以及近代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欺凌、贫困落后等因素。

不少香港人对西方盲目崇拜，并非源于对其的正确与深刻认知。他们多通过西方媒体、文化作品等片面认识西方，认知流于理想化和过度美化，对西方真实情况了解不足，即便留洋精英也不例外。他们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西方的全球霸权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公平和剥削性质缺乏认知和批判，因此会在中西冲突时倾向西方，认为中国应“全盘西化”。随著冷战爆发，奉行资本主义的西方更竭尽全力诋毁和打击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为优越的思想，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更是成为备受众多亲西方或反共反中势力抹黑和攻击的对象。

作为“一国两制”方针的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对香港人的“亲西方”倾向非常清楚。相反，为了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和让香港平稳回归，中国政府承诺香港在回归后可以保留原有的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文化和制度，同时谆谆告诫香港人不能让香港变成“颠覆基地”，因此香港人必须警惕和遏制对中国图谋不轨的境外敌对势力，并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如此一来，在香港人眼中，中央实际上通过“一国两制”方针肯定了香港带有西方特色的文化与制度的特殊价值。与此同时，中央又希望香港在回归后继续成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桥梁和通道，因此保留香港的“西方特性”，尤其是香港与西方接轨的制度和规则，更能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独特和难以取代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不少香港人更加认定西方文化的优越性。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和外部势力亦趁机更肆无忌惮地以维护源于西方的“核心价值”来怂恿香港市民抗拒中央、批评香港特区政府破坏香港原有的优势、阻挠必须的制度与政策改革和创新。

对西方的幻想妨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全面准确实践

香港人这种对西方的尊崇和敬畏，在以下几个方面妨碍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全面和准确实践。

首先，香港人更愿意相信西方对“一国两制”的“错误诠释”。之所以是“错误诠释”，是因为这个诠释与中央一直作出的诠释在核心原则和主要内容上南辕北辙。在回归前后，西方和中央在争夺对“一国两制”的诠释权方面不断交锋，但令人惋惜的是西方的“错误诠释”长期处于上风。事实上，西方对“一国两制”不但“一知半解”，更多是刻意歪曲，还与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相互呼应，导致部分香港人觉得中央违反或者放弃了“一国两制”方针中的一些重要承诺。这些“错误诠释”的核心观点包括将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认为香港享有完全（而非高度）的自治权，认为香港事务不容中央干涉，否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且因此认为基本法第23条便是不合理的“恶法”，是中央用来保卫政权的法律工具，也是中国共产党用来钳制香港人权和自由的手段，而因此拒绝落实基本法第23条的“莫须有”的宪制责任。

第二，这样的“错误诠释”导致一些香港人认为既然香港是“独立政治实体”，则国家宪法便不能在香港应用，而香港的唯一“宪法”就是基本法。中央依据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它的所谓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根本不存在，任何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行为都是要控制香港，因此不能被接受。

第三，在一些香港人看来，“一国两制”方针的主要目标是在香港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发展，而香港成功的民主发展则会在内地产生“示范作用”。既然中央也肯定了“西方民主”的价值，则中央容许香港尽快推行民主改革，让那些在香港和西方拥有广泛政治支持的势力（即“反中乱港”势力）得以领导特区政权。中央任何“拖延”香港民主发展步伐的行为都违反了中央对香港人的“庄严承诺”。至于“一国两制”在特区政权落在“反中乱港”分子手上后会否难以实施则不在考虑之列。

第四，在这样的错误认知下，香港的制度和政策不能因应内外形势的巨变而作出改革。当前，最大的转变是国家的迅速崛起，而香港面对越来越复杂和险恶的国际环境、愈趋严峻的社会矛盾、单一的产业结构和持续下降的国际经济竞争力等挑战。不过，不少香港人仍然认为英国人留下来的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公务员治港”“公务员政治中立”和“积极不干预”原则无需改革。那些因为担心利益受损的人更加会利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项政策来搪塞、阻挠和破坏任何改革。如此一来，香港便难以快速通过改革创新来应对世局的丕变，而原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性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

最后，“爱国者治港”方针难以实现。既然西方在各方面无比优越，则那些饱受西方文化熏陶和获得西方厚爱和青睐的人便理所当然是治港港人的首选。在这种扭曲和偏执的心态下，“爱国者”被视为异类，他们作为香港与内地桥梁角色的价值不单被漠视，更甚者被视为中央插入香港、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第五纵队”（泛指隐藏在对方内部的间谍——编者注）。

总的来说，导致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难以全面和准确实践、特区政府管治困难重重、香港政治斗争此起彼落、“爱国者治港”无法落实、香港的产业结构过於单一、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民生问题愈趋严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香港成为了国家安全隐患等的原因很多，但这与香港人普遍对西方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莫大关系。在内外敌对势力的蛊惑和教唆下，不少香港人甚至相信西方才是香港人根本利益的“捍卫者”和“守护神”，特别是当中央对香港人“不好”或“背信弃义”的时候。因此，只要这些幻想继续存在，香港的种种乱象便难以消除。

香港人对西方幻想破灭的原因

然而，过去十多二十年来西方国家和中西方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香港人对西方的观感，磨蚀了他们对西方的幻想。

首先，西方出现了很多让香港人感到失望和错愕的现象。西方的政治乱局愈趋严重，民主素质每况愈下，政党不断弱化，右翼民粹主义强势冒起，政府管治乏力，社会矛盾突出，种族和宗教冲突愈演愈烈，财富愈趋集中，中下层民众生活停滞不前，源于西方但祸及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多次发生等。简言之，香港人越来越看清楚西方所标榜的“民主理想”与西方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香港人越来越清醒觉得那些不断吹嘘西方民主的西方政客、媒体和学者极为虚伪、阴险和“离地”。香港人普遍觉得西方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而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也肯定与西方的衰落有密切关系，甚至是西方衰落的主因。

第二，美西方的对外杀伐不断。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口头上虽然不断强调世界和平、“普世价值”和人道主义，但却不断以不同名义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和侵略，如科索沃战争，两次海湾战争，美西方对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动武，美国支持和欧洲默许以色列在加沙地区进行“种族灭绝”等。这些战争无不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财富尽毁和基础设施毁坏，严重破损了美西方在香港人心目中长期以来的崇高道德形象。

第三，美国一反过去积极推动全球化的立场，反而实行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全世界的经济、金融和民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世界各国所造成的损害迄今尚未消除。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上任伊始便悍然发动针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税战和贸易战，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冲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推翻了美国自身的典章制度，粉碎了其设计和主导的那个所谓“自由国际秩序”。

第四，纵使不少香港人怀有“反共反中”思想，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扶贫脱贫、尖端科技和国防军事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让这些人难以视若无睹。更重要的是，中国所取得的骄人成就是在美西方无底线打击、制裁和遏制下达到的。即使不少香港人对西方仍有憧憬和景仰，但他们作为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在感情上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总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产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慕和感激之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和其部分西方盟友在过去十多年彻底改变对港立场，将香港作为打压孤立对象。 这与美西方对华战略和政策丕变有莫大关联。美西方长期企图藉香港推动中国走向“和平演变”，实际上是希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而，即使中国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并急速全面崛起，却并没有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反而别树一帜，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西方越来越认为中国成为了它们的战略和安全威胁，而这一“威胁感”又伴随西方的衰落而愈加严重。美西方因此断定香港难以完成它们“记付”的“任务”，反而因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成为了助力中国崛起的“帮凶”，并因此认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不再符合美西方的安全和利益。大概从2010年开始，美国把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更把亚太地区扩展到印太地区，企图拉拢印度和澳大利亚一起对付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一些西方盟友对中国的战略便越来越多包含围堵、孤立和遏制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又越来越成为它们对华战略的核心。为了压制中国的崛起，美国越来越把香港当作“棋子”，而最好的办法是要让“反中乱港”分子夺取香港特区管治权，退而求其次则是毁坏香港的繁荣稳定，让一个动荡不安、经济倒退和民生凋敝的香港成为国家的负累和麻烦来源，不再能够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所有这些都让越来越多香港人对美西方的险恶图谋醒觉，并改变了其对美西方的认知和态度。

早在十年前，笔者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2015）一书中已经预告美西方对华政策转变将会在相当程度上令香港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凶险。笔者认为：“美国和西方对香港的意图也会越来越难捉摸，但估计它们倾向更多地介入香港事务。过去外部势力一向支持主流的反对党派，主要是那些意图利用香港来影响内地的政局的党派。今后外部势力对近年来涌现的各式各样的‘本土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也会加以留意。”“中西方在香港的较量肯定会在香港社会造成政治分化。毕竟，几乎所有香港的反对势力都认同西方的信仰、依仗西方的支持和保持反共心态，任何来自中央或特区政府的意在排拒西方插手香港事务的行为都会引起香港反对派的不满和反弹。相反，‘爱国爱港’力量则肯定会站在中央和要求政府的一方。双方原来的政治分歧会因为中西方的角力而加剧。反对派与‘爱国爱港’力量在这方面的冲突又必然会加深反对派与中央的芥蒂。”

香港之后形势和事态的发展的确被笔者不幸言中。美国和其一些西方盟友越来越公开和明目张胆地插手香港事务。美西方在2012年“国教风波”和2014年“占领中环”事件中的角色虽然重要，但却较为“隐蔽”“低调”和“克制”，当然西方媒体和一些西方政客公开表达了对“反中乱港”分子的支持。然而，随著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幅度和力度不断提升，美西方插手香港事务的意图和行动也越来越明显。美西方一些擅长在其他国家搞“颜色革命”的机构，尤其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它的属下机构，在香港积极物色、拉拢、资助、训练和指挥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并通过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吹捧将他们打造为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民运人士”和“人权斗士”。过去十多年，美西方和“反中乱港”分子联手在香港策动一连串动乱，破坏性最强的莫过于2014年“占领中环”和2019年“修例风波”。这些动乱严重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治安、法治和国际形象，让香港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近几年，通过对那些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反中乱港”分子的审讯，不少香港人才猛然得知香港自回归以来的各种冲突和动乱背后都有美西方的插手。有了这种得来不易的认知后，越来越多香港人对美西方的嘴脸有了较准确的认识，也因此对西方多了一份反感、不安和警惕。

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和2024年香港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美西方和 “反中乱港”分子再难在香港兴风作浪，而不少那些过去不断宣扬“西方优越论”的人士和机构不是锒铛入狱、潜逃海外，便是偃旗息鼓，充其量搞点“软对抗”。爱国爱港力量则在思想、媒体、文化和教育阵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主导权，并有机会在香港推动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让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国家和民族有更真实的认知，让他们不再盲目迷信、相信和敬仰西方文明。

过去十年左右，美西方一改对香港的“友好”姿态，越来越敌视、歧视和诋毁香港。美国更不断出台旨在打击、抹黑和分化香港的法律，包括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和“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等。美国不再承认香港在中国国家中的特殊地位，把香港当作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美国对香港的官员施加“制裁”，禁止香港从美国取得尖端科技、阻止美国资金到香港投资、终止与香港的司法合作和削减与香港的文化与教育交流。2025年特朗普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美国更对香港进一步打压，包括不承认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对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重税和制裁香港负责维护国家安全的官员等。特朗普政府的种种行径的目的是要伤害香港，削弱香港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和贡献。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妄图打垮中国。越来越多香港人包括部分“亲美”精英对美国的所作所为甚感愤概。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在美国和世界制造破坏和混乱，彻底背离了美国过去一直宣示的价值观，放弃了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和承担。美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软实力大幅下降、国际信用荡然无存。凡此种种都让不少原来倾慕美国的香港人瞠目结舌、惊慌失措、幻想破灭。在欧洲，英国脱欧、英国和欧洲政局混乱动荡、反民主和反移民的右翼势力抬头乃至欧洲经济陷入停滞，都令不少“亲西方”香港人感到难堪和失落。总而言之，西方过去在香港的美好与光辉形象正在迅速而难以逆转地褪色。

今天，越来越多香港人对西方的好感、仰慕和幻想正在不断滑落。美西方越来越无底线地遏制中国的崛起，这让不少香港人感到愤怒和困惑，更觉得西方歧视中国人，拒绝平等对待中国。这种感受在那些饱受西方教育熏陶的香港精英中尤其深刻和痛苦，摧毁了他们对西方的爱慕和膜拜，更在部分精英中滋生了反西方特别是反美情绪。

香港人对西方幻想破灭的正面效果

展望将来，随著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没落，香港人对西方的幻想破灭对香港往后的发展会带来不少正面效果。

首先，西方政客、媒体和学者对“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和中央对港政策的种种指控会越来越受到香港人的质疑。他们对“一国两制”的“错误诠释”在香港的市场和受众会不断萎缩。在对西方幻想破灭后，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教育将得以更顺利和有效地开展。越来越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初心和核心内容会有更清晰和正确的理解和掌握，“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全面和准确实践也会更有保证。

第二，香港人对西方幻想破灭会让他们对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和行动有更确切的了解和警惕。香港人会更明白那个正在走向衰落的不归路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负隅顽抗，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和孤立中国，阻挠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香港则会是它们用来对付中国的“棋子”，却同时又是它们的“弃子”。各种美西方针对中国和香港的破坏行动都越来越会引起香港人对西方的反感，并提高香港人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香港人对国安法和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从而让香港的各种国家安全法律更能获得香港各界的支持和响应。

第三，香港人对西方幻想破灭有利于铸牢香港人与内地同胞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美国和其一些西方盟友不再承认香港在中国享有独特地位和高度自治，并把香港与内地大城市等量齐观，实际上让香港人更加意识到自己与国家和内地同胞已经是同命运、同利益和同呼吸，要说服西方人认同香港在中国有特殊地位不啻是缘木求鱼。特朗普对中国货品施加巨额关税，却又同时对一向实施零关税和自由港政策的香港征收同等关税，这让香港人猛然警醒，让那些对美国和西方还存有不切实际幻想的香港人明白，香港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不能切割，香港必须与国家联手反击美国的霸凌行为，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

第四，香港人对西方幻想破灭让他们对“反中乱港”分子有新的体会和认识，明白他们原来一直以来是美西方用来遏制中国的“棋子”。他们会了解，“反中乱港”分子过去一直鼓吹的“政制改革”和为了争取香港民主而发动的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夺取特区管治权，让香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颠覆基地”，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担当美西方在香港的代理人。过去几年，香港人对“反中乱港”分子的本质已经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他们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遏制不表同情，更遑论以实际行动支持。“支联会”“职工盟”“公民党”“民主党”等“反中乱港”组织的解散、“47人颠覆政权案”的审判、“反中乱港”头目黎智英的审讯等事态发展在香港波澜不惊，反映了“反中乱港”分子在香港已经是穷途末路、人心尽失。那些潜逃海外并继续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抹黑香港，以及仍在香港进行“软对抗”的“反中乱港”分子，即便在香港仍有少数残余“拥趸”，但他们的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了。

第五，经过超过一个半世纪英国人的管治，香港政府的公务员中不乏崇尚西方的人。他们往往把西方和港英政府的管治思想和模式奉为“金科玉律”，并把中央的“五十年不变”作为拒绝改革的“尚方宝剑”。不过，回归以来香港内外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又不断显露，越来越多人感觉到香港已经到了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来蒙混过关的时候，必须推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开拓美好将来，包括重塑政府的心态和思路，扭转香港人的因循守旧思维。对西方幻想破灭的人也包括不少政府公务员，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早已对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积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教条开始动摇。越来越多高层公务员对西方幻想破灭会减少政府体制和政策改革创新所遇到的障碍。

最后，香港人对西方幻想破灭有利于增强香港人的团结。过去，香港的精英阶层乃至普罗大众对西方和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分歧，而“亲西方”的精英和群众则在社会上是多数。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亲西方”精英和群众对美西方的对华和对港政策乃至它们对“反中乱港”分子的支持和包庇感到不满。不少人因为西方乱象频生和礼乐崩坏而产生了对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反思和反省，对过去的“西方优越论”作出修正，并对悠久的中华文化和缔造了举世瞩目成就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和欣赏。日后，所谓“亲中”和“亲西方”的思想隔膜将会加快消除，从而让香港那些存在已久的相关政治和社会矛盾加快缓和。

总而言之，不少香港人对西方的顶礼膜拜是众多香港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而香港人对西方幻想破灭则为香港往后“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和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当然，这并不表示香港人需要敌视和排斥西方，或者在香港推行“去西方化”，但却需要对西方有更全面、深刻、客观、真实和带批判性的认识和警惕，并以“平等”和“平视”心态对待西方，如此一来香港方能更好地担当联系中国和西方的桥梁角色。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4-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