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蔡之兵

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应以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这一重要指示既明确了我国企业的根本发展方向，也揭示了企业迈向世界一流的有效路径，是充分发挥我国企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支撑。

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企业竞争。企业发展水平越高、竞争能力越强，就越能让国家在全球竞争上占据优势。因此，加快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

所谓的世界一流企业，指的是企业在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营能力、创新能力、盈利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市场控制能力都远远强于一般性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世界一流企业的建设，我国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由2000年的19家已经上升至2024年的133家，是全球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一进程充分表明我国企业发展的显著成就，也极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近几年来，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和产业体系发生剧烈变革，全球经济增长压力逐步增大，这固然给各类企业发展带来较大挑战，但也要看到变化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意见》再次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我国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也必然将为这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大的动能。

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也必然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既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的内在“灵魂”，也是确保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持续前行的根本动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通过赢得市场竞争从而获取利润是企业行为的根本逻辑。然而，由于市场经济机制自身存在滞后性和盲目性等缺陷，完全由市场机制引领企业行为，不仅不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和国内外的经济实践，同时也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持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应著力完善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制度机制，明晰党委（党组）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边界，提高前置研究讨论的质量和效率。同时探索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有效模式。另一方面，也应重视、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党组织与企业管理层共同学习、沟通协商和恳谈等工作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以完善公司治理为重点

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确保企业效率的前提，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必然是具有高效率和高效益的企业类型。为此，应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的重点任务。

一方面，加快健全企业产权结构。产权问题是企业经营的关键问题，产权是否清晰，直接决定企业发展和运行效率。因此，应尊重企业独立法人财产权，形成归属清晰、结构合理、流转顺畅的企业产权制度。对国有企业而言，应加快建立健全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根据功能定位逐步调整优化股权结构，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对民营企业而言，支持民营企业优化法人治理结构，鼓励民营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伙制、公司制等多种组织形式，完善内部治理规则，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著重发挥资本市场对完善公司治理的推动作用。尤其要强化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诚信义务，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持股比例5%以上的机构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与此同时，严格落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设置独立董事占多数的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机制，提升决策管理的科学性。

以提升企业科学管理水平为基础

对企业发展而言，再好的产权结构，也需要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能力去落实。从企业经营的全周期、全流程和全环节看，应高度重视战略管理、内部管理、风险管理、民主管理四大重点。

第一，战略管理是决定企业发展方向的首要任务。应高度重视战略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引导企业科学制定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引导企业基于战略导向厘清主责主业，推动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向主业集中，防止盲目多元化扩张、无序扩张，确保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方向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第二，内部管理是决定企业发展稳定程度的核心条件。内部管理体制是否科学、是否合规，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长期性与规范性。为此，应鼓励企业设立独立的内控、法务机构，提升管理效率，引导民营企业完善内部反腐败制度，建立严格的审计监督体系和财会制度。第三，风险管理是决定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关键因素。随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加剧，企业面临的各类风险也在增加，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多层次风险预警和防范处置机制从而防范国内外投资经营风险，已是当务之急。第四，民主管理是决定企业发展效率的重要因素。企业内部民主管理效果对企业发展具有直接作用。为此，应引导企业重视职工切身利益，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注重发挥工会等群团组织作用，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符合企业实际、具备可操作性的集体协商机制，形成最大发展合力。

以企业家精神为依托

企业家精神是影响甚至是决定企业发展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指的是企业家锐意进取、勇于创新、敢于竞争的特征，是过去几十年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分别对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提出要求：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可见，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家精神都不可或缺。

随著我国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面临的发展压力和遭遇的发展挑战也在增大和增多，在这种背景下，继续发挥企业家“敢闯、敢试、敢干、敢拼”的精神，将是推动我国企业发展更上层楼的关键因素。为此，我们应引导各类企业家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员工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立足发展，著眼长远，优秀企业家必须把个人理想融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矢志不移地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顺利助推国家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以企业文化体系为支撑

《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体系。大量企业案例已经证明，社会责任不是负担，而是一种激励，能不能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不仅直接体现企业的经营理念，最终还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实际上，越是愿意将企业发展与国家命运绑定在一起、越是愿意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出相应贡献、越是愿意将发展收益与员工分享的企业，其发展水平往往越高。

在宏观层面，要鼓励企业将诚实守信、以义取利、守正创新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运用于企业管理实践，融入公司治理，引导企业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同时支持企业将文化建设融入战略管理、生产经营、员工培训、考核评价等全过程。支持企业、行业协会和商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推动完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塑造中国企业形象，做强做大民族品牌。在微观层面，应完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动企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建立科学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绩效考核制度，合理确定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在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推行工资总额预算周期制管理。巩固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成果，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责人薪酬、津贴补贴等。推动上市公司开展中长期激励，制定稳定、长期的现金分红政策。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在所有的创新主体中，企业对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具有天然的敏感性，能够将创新资源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其引领创新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这也是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出了重要部署，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供了根本遵循。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利于发挥企业在全链条创新中的作用，这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前提。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加强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在这种背景下，应将更多创新资源配置到科技领军企业，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增强企业向前贯通创新链、向后链接产业链、纵向融合资金链和人才链的能力，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大舞台。

以优化企业综合监管和服务体系为保障

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保驾护航。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的过程中，尤其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优监管”。应健全企业综合监管体系，加强对企业经营的跨部门联合监管，增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与此同时，应健全企业信用承诺制度，根据信用状况推进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减少企业合规成本。“强服务”。完善企业服务体系。分类推进涉企经营许可改革，同时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注销等市场退出机制，促进地区和行业涉企政策、标准、规则协调统一。完善涉企支持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机制。支持企业完善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制度。“增动力”。完善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机制，健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同时推动大型企业优化采购标准、提升技术标准、实现供应链互通，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创新资源、提供技术牵引和转化支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