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辉

每年的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选择这一天来刊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题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文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与哈佛大学甚至整个高教界硬刚到底，意义同样重大，影响同样深远。同样面对2035，中美两国在关乎未来国运的教育问题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并展开了新一轮教育治理与改革，这引起国际社会关于中美“教育竞赛”（甚至“教育冷战”）的广泛猜测。两国截然相反的改革路径，不仅反映了其政治制度与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更将深刻影响全球教育格局与未来人才竞争态势。在新的中美教育竞赛格局下，香港如何走好“教育强港”之路，确实值得广泛讨论。本人不揣浅陋，在此抛砖引玉。

龙文化与鹰文明的分野：中美教育改革的路线之争

中国龙与美国鹰的图腾象征，恰如两国教育体系的深层文化密码：东方文明崇尚集体智慧与家国情怀，西方文明标榜个体自由与竞争精神。这种文明基因的差异，在两国教育治理与建设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细析如下。

1. 资源配置：公共投入vs市场导向。

中国采取“国家主导型”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强调公共财政的均衡投入，尤其向农村、边远和欠发达地区倾斜。近年来，中国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贫困生资助体系等举措，大幅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这种模式确保了教育公平，但也面临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挑战。相比之下，美国教育更依赖市场机制，私立学校、特许学校和学券制（voucher system）赋予家庭更多选择权，竞争机制提升了部分学校的办学质量。然而，市场导向也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富裕学区与贫困学区的差距日益扩大。近年来，部分州尝试通过教育储蓄账户（ESA）等政策缓解不平等，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2. 价值导向：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

中国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感。思政课程贯穿各级教育，社会实践、红色教育等活动强化国家认同。这种模式有助于培养社会凝聚力，但也需警惕过度统一化对个体创造力的抑制。美国教育则推崇个人主义，注重批判性思维、独立人格和自由表达。然而，近年来美国社会价值观严重分化，围绕批判种族理论（CRT）、性别议题、历史叙事的争论演变为“文化内战”，甚至影响国家教育政策制定。这种意识形态对立可能削弱教育的共识基础，加剧美国社会撕裂。

3. 人才培养：国家需求vs市场需求。

中国的人才培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尤其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加大投入，推动产学研结合，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高校与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如“新工科”建设、强基计划）旨在提升科技自主能力，但需防范过度功利化对基础研究的削弱。美国的人才培养更依赖市场调节，学生根据就业趋势和个人兴趣选择专业，高校灵活调整课程以适应产业变化。这种模式增强了就业适应性，但也可能导致人文社科领域边缘化，以及短期利益导向下的技能培训取代长远创新能力培养。

4. 国际交流：开放合作vs闭关锁国。

中国持续推进教育国际化，通过“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外合作办学、海外办学、留学生奖学金计划等吸引全球人才，同时提升中国高校的国际影响力。这种开放姿态有助于知识流动与软实力建设，但也需平衡国际化与本土文化传承。美国近年却呈现“战略收缩”趋势，特朗普政府的签证限制、STEM领域留学审查、学术交流壁垒等“闭关锁国”措施，对中国学生和国际学者产生了寒蝉效应，导致未来科创人才的流失。这种“科技脱钩”与“教育闭关”的思维必然会削弱美国高校的全球竞争力，加速国际教育格局的重塑。

中美教育改革的分野，本质上是国家治理哲学的差异：中国强调“教育强国”服务于民族复兴，美国则陷入自由市场与意识形态之争的困境。未来，中国需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寻求平衡，美国则需化解公平与效率、开放与保护的矛盾。这场无声的“教育冷战”，不仅关乎两国竞争力，更将塑造全球知识体系的未来格局。

中美教育博弈下香港如何实现“教育强港”

在中美教育竞赛的全球背景下，香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国际枢纽，正面临建设“教育强港”的全新历史机遇。香港教育体系兼具中西合璧的独特优势：国际化课程体系、双语教学传统、世界百强高校集群，以及背靠祖国、面向全球的区位优势。然而，其深层矛盾也日益凸显：过度应试化导致创新乏力，国际学校与本地体系割裂，青年国家认同有待加强，以及科创人才培养与粤港澳大湾区需求存在落差等。

1. 做好顶层设计，走出“中西优化”的第三条道路。

在顶层设计上，可参考内地“教育强国”战略，制定《香港教育2035发展纲要》，明确“爱国者治教”原则，将国民教育与创科教育作为双核心。另外，全面分析与评估数智时代香港与内地科创发展的时代需求，推出面向2035年的基础教育改革蓝皮书和高等教育发展白皮书，以取代已经过时的2000年千禧教改蓝皮书和2002年宋达能高教白皮书。

2. 在基础教育领域推行“双轨革新”。

 一方面借鉴内地思政课程经验，开发符合香港实际的国情教育课程、教材建设；另一方面引入美国的项目式学习（PBL）模式，在中学全面推行STEM创新实验室计划。可设立“大湾区青少年科创基金”，资助深港跨境研究项目。

3. 在高等教育层面实施“枢纽战略”。

发挥香港高校国际排名优势，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教育枢纽：全面推动与内地共建各科联合实验室，继续扩大“国际生来港留学”计划，重点招收东南亚和一带一路顶尖生源。建议设立“粤港澳产学研转化基金”，促进高校成果在大湾区产业化。

4. 在教育制度创新方面突破本地和国际学校的“二元对立”。

可建立“动态平衡机制”，在保持国际课程体系的同时，将国民教育纳入IB课程认证标准；在维持自主招生传统的基础上，设立“大湾区专项奖学金”吸引内地优秀生源。参考内地“强基计划”，在香港推行“重点领域人才储备计划”，定向培养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人才。

5. 在教育公平方面需双管齐下。

香港可借鉴内地“精准扶贫”经验，建立跨区教师轮岗制度；也可参考美国特许学校模式，试点“公营民营”学校改革。建议将教育开支占比提高至GDP的5%，重点向基层学校倾斜。

香港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成为东西文明互鉴的“教育实验室”。我们既要做好国家战略的“转换器”，把内地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际认可的教育范式；又要做好全球教育的“过滤器”，将西方先进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在“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背景下，教育强港不仅关乎香港未来，更是国家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唯有坚持“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原则，方能在中美教育博弈中走出独特的第三条道路。香港，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善加把握，未来可期。

（作者系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及人类发展学院讲座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