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鸿鹄

香港终审法院日前裁定，已解散的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就“拒交资料案”提出的终极上诉得值，撤销定罪。终审法院作为香港承担维护国家安全责任的组成部分，获《港区国安法》授权裁决国家安全相关案件，不管其裁决结果如何，我们都应充分尊重。然而，有别于一般刑事案件，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工作本身具备一定特殊性，鉴于法院对相关法规的演绎，跟警方国安处有极大差距，笔者支持行政长官会同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尽快检视相关条文，堵塞当中的漏洞。

支联会被指为“外国代理人”

支联会于2021年时被警方国安处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并根据《港区国安法》的〈实施细则〉附表5，向支联会索取资料。时任常委们拒绝按警方的要求提交资料，前副主席邹幸彤等人其后被控；终审法院法官在是次终极上诉中表示，警方须证明支联会“事实上”是“外国代理人”，才可要求其提交资料，单凭“合理相信”并不足够。

终审法院认为，〈实施细则〉附表5的条文，授权警方证明某组织是“外国代理人”的情况下，不必向法庭申请命令，可直接发出索取资料通知书；附表7的要求则有所不同，要求警方透过律政司长向法庭申请，法庭信纳后才会发出要求某单位提交物料或资料的命令。故此，法院认为附表5赋权警方在无法院监督下行事，涉及门槛理应较高，须证明涉事组织实际是外国代理人，若仅以警务处处长“合理相信”为由，则须引用附表7的程序。

绝对尊重终院裁决

首先，笔者必须重申，绝对尊重香港法院的裁决。事实上，法院和执法部门对个别条文的演绎和理解有所不同，本身并非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类似情况在香港和其他普通法司法区都极为常见。惟另一方面，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性质极为特殊，国安案件的侦查和执法往往需要加倍“快、狠、准”；以涉及“外国代理人”的案件为例，若要求警务处处长须证明某单位是“外国代理人”后，才能要求对方提交资料，很容易会错失戎机，令涉案单位有机会率先销毁证据，疑犯逃之夭夭，妨碍司法公正之余，甚至因此未能有效阻止国安危机发生。

《港区国安法》和相关〈实施细则〉的核心思想之一，正正是要确保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公正、及时办理，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为了履行上述的要求，合理的做法及安排，理应是在警务处处长合理地相信某单位是“外国代理人”时，便可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向该单位发出通知书，要求对方提交所需的资料。

支持修订〈实施细则〉条文

有见及此，笔者认为，在法院跟执法单位对〈实施细则〉上条文的理解有严重出入的情况下，负责按《港区国安法》要求制订〈实施细则〉的国安委，实应尽快考虑修订〈实施细则〉相关的条文，确保警方国安处可以不失时机地侦查和介入与“外国代理人”相关的国安案件。

笔者相信，若国安委最终决定修订〈实施细则〉，必定会惹来闲言闲语，甚至是无的放矢的谩骂和攻击，质疑此举是“输打赢要”；提出类似质疑的人，若不是有心煽动市民对执法部门的憎恨，就是对“法治”二字极度无知，完全不明白正常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关系是什么一回事。首先，即使国安委将来真的决定修订〈实施细则〉，惟由于修订必然不具追溯力的关系，是次“拒交资料案”中的一众被告都不会因此重新被定罪，修例绝对合乎法治原则。

因应法院裁决修订法规实属正常

第二，套用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2023年1月出席“年度法律开启典礼”后会见传媒时的说法，法庭的判决与修改法例两者并无牴触，他当时说：“政府、国会、立法会，佢唔钟意个判例，觉得个例唔系咁解，或者唔应该咁用嘅，或者有漏洞嘅，去改个法例系好常见，当喺极端嘅情况甚至系改到有追溯嘅能力，都唔出奇。”法院的责任，乃是按现行的法例，以及适用的法律原则去作裁决，至于如何修订法例，则是行政和立法单位的权责，彼此互不干涉，亦无冲突。

另一方面，虽然法院今次裁定支联会上诉得值，然而终院在判辞中亦强调，只要法庭信纳警方有合理理由相信索取的资料有助防止国安罪行，则无论资料何时出现，即使是追溯至《港区国安法》生效前的资料，相关单位亦必须提交。在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性质往往属于“持续犯罪”一类，终院在此问题上的裁决，合乎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值得大家注意。

总括而言，侦查和办理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案件，执法部门必须争分夺秒、不失时机行动，借以尽量减少国家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的时间和机会。据报，邹幸彤在上诉得值后一度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事件“道歉”，笔者认为此要求绝对是天大的笑话。警方在今次事件中对〈实施细则〉的理解和终审法院确有不同，但这并不构成任何“犯错”，相反法律观点上的争议，正正是香港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的体现；警方依法办事，每一步都紧跟法律程序，彰显了香港的法治精神，绝对值得香港市民自豪和支持。

（作者系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