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樊小菊

中日两国政府应本著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加强合作协调，应对地区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共同承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双方仍需继续相向而行，并不懈努力，使得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长期持续。

2024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首都利马会见了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双方就“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达成一致。此前，日本国家安保局长秋叶刚男于11月初访华，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其举行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确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大方向，为领导人会晤做好了前期准备。利马会晤一周后，中方宣布，自11月30日起，对包括日本在内的9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12月25日，日本外相岩屋毅于圣诞假期访华，中日就人文交流达成10点共识，岩屋外相表示，将放宽中国人赴日旅游签证发放条件，便利双方人员往来。其后，石破首相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一再通过媒体对外强调加强两国高层交往的重要性。可以看出，近期中日高层以各种方式持续互动，两国关系呈现相向而行、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

日本新一届政府对华认知出现积极转变

长期以来，中方秉持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希望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展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而日本的领导和决策层则长期是中日关系的最大“变量”之一。近年来，日本政治精英的对华认知负面倾向明显，以防范、警惕为主。官方文件如2022年底推出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称为“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几年出版的《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等，都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乃至“威胁”。而新闻媒体则集中关注中日海上执法力量对峙、台海局势紧张等，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如前首相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甚至一再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对外展示出与美国一起共同实施对华“威慑”的姿态。这推升了日本社会的对华嫌恶情绪，历年的民调显示，日本受访民众对华没有好感的比例长期在80％以上。而这一社会氛围又进一步牵制了日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意愿和动力，使得日本在跟随美国遏制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甚至开始主动塑造冷战式的阵营化对抗，中日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在此背景下，日本新首相石破茂上任就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重要契机。石破首相虽自称保守政治家，但他与安倍等传统的自民党保守政治家有著明显区别，不仅在历史问题上有著较为客观的认识，对于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亚洲人民也表达过明确的歉意，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也展现出更加理性和稳重的一面。石破对于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表态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当前日本的对华舆论较为负面的氛围下，反复强调中日高层交往的重要性，反映出石破本人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和决心，对于引领日本社会转变对华认知无疑将起到积极作用。同时，石破在其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形成了独特的安全政策理念，他在强调美日同盟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主张与美国构建更加对等的同盟关系。石破任命的外相岩屋毅在访华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曾采取错误的国策，不能重蹈覆辙，应坚持走和平道路，中国不是日本的“威胁”等，反映出石破内阁更加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而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前提。

内外困境促使日本转变对华政策

石破本人及其阁僚的政策主张是促使日本转变对华政策的主观因素，而从客观因素上看，日本政府面临的内外困境进一步助推了其对华的政策转变。内政层面，自2023年底以来，执政的自民党一直受困于“黑金”丑闻，在2024年10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落败，失去众议院多数政党地位，使得石破政权沦为弱势政权。为了维持政权稳定运营，石破领导的自民党不得不在内外政策上本著更为谦虚、谨慎的态度，采取更加务实、稳重的措施，避免出现重大失误遭致“倒阁”命运。从对外政策来看，此前岸田政府奉行对美“一边倒”政策，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更是以美西方集团的重要成员自居，主动塑造“新冷战”对抗，利用主办2024年G7峰会等多边外交场合推行所谓“新现实主义外交”，实则加大力度跟随美国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外交政策明显失衡。因此，石破需要在岸田对外政策基础上进行回调，以使日本外交更加平衡，对冲一味追随美国可能产生的风险。

从外部环境看，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日本外交形成了新的挑战和巨大压力。由于特朗普要求盟友分担更多责任，尤其是提高防卫预算，在贸易战中并不对盟友网开一面，这使得日本面临维护美日同盟和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的两难选择。早在美国大选开始前，日本国内就在热烈讨论“假如特朗普再次当选”这一议题，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和警惕。因此，特朗普再次当选对日本而言可谓“噩梦成真”。第一次特朗普执政时期，时任日本首相安倍竭尽所能拉近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试图缓解困境，然而石破首相似乎缺乏此种沟通渠道和性格特质，与美国正面的讨价还价将不可避免。如果任由中日关系一直低位徘徊，日本可能面临对美、对华关系同时恶化的不利局面。同时，中日关系不好无疑将使日本在与美国的交涉中更加被动；而中日关系取得进展，将使日本在对美交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不管是提升军费开支的交涉还是贸易方面的谈判都是如此。因此，作为冷静、理性的决策者，石破首相应该能看到其中的利害，著力改善中日关系是其理性选择。

积累信任共同应对不确定性

高层交往因疫情中断是近几年中日关系持续僵冷的重要原因之一。2023年11月，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重新确认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24年5月，李强总理在韩国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确认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各层级对话沟通；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致电石破茂祝贺他当选首相，强调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2024年11月的利马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释放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的积极信号。高层交往的逐步恢复，使得中日关系在政治引领下逐步回暖向好。

随著高层交往逐步恢复、相向而行，中日各层级交往和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为两国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积累了相互信任。2024年7月，中日副外长在东京时隔四年半重启战略对话；11月，王毅与日本国家安保局长秋叶刚男举行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重申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致力于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两国党际和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得以重启：2024年5月，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访日，与日本政要广泛接触；7月，时任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访华，确认协调重启“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同月，日本众议院副议长率跨党派议员团访华，为2018年以来首次；8月，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2025年1月，日本执政党代表团时隔6年多再次访华。

安全领域，通过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青年军官互访交流等，中日海洋及防务层面的合作逐步重启。2025年1月，解放军东部战区代表团访问日本，与日方举行指挥官级别的防务沟通，受到高度关注。

经济层面，日本仍然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而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2024年，两国经济界积极恢复和强化双边交流，双方企业代表团恢复互访，进一步确认深化互利合作。10月，两国央行续签双边货币互换协议；11月，约220家日本企业参加了第七届中国进博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面对美国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执政为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带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中日两国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显著上升。11月，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在会晤中积极评价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中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组启动并取得良好成效，同意举行中日服务贸易对话。此外，中日还就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问题达成共识。

中日关系行稳致远需不懈努力

上述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是双方相向而行的具体体现，为双方增强各领域相互信任奠定了基础。中方认为，当前的中日关系仍处于改善发展的关键时期。“关键”意味著对于未来的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意味著当前的改善势头并非完全不可逆转，需要著眼长远稳步推进。应当看到，制约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因素既有认知层面的，也有客观现实层面的。认知层面，日本高层对华认知的积极转变，助推双方增进高层交往和政治互信，有利于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创造良好氛围。客观现实层面，美日同盟对中日关系形成的结构性制约，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执政背景下可能出现局部松动，这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同样是有利因素。但同时，中日之间历史、领土等老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安全上的互不信任，仍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加上两国国民间的相互好感度长期低迷，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仍然薄弱。

中日关系对于两国而言都是事关国家发展与和平稳定的重要双边关系。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日本一直是挑起中日关系矛盾、冲突的主动方，而挑起矛盾后日本政府往往通过媒体进行舆论塑造，将责任推给中方，这是日本国民对华感情恶化的主要原因，而国民感情的恶化反过来又助推日本政府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形成恶性循环。当前，日本方面显现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这是中国引导、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契机。

于中国而言，让日本国民了解真实的中国、形成客观理性的中国观，是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2024年底，“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达成10项共识，涉及教育、旅游、体育、文娱、地方交流等多个方面，其中特别提到“著力改善民意和舆论环境”。虽然中日关系未来还可能面临日本政局变化等不确定性，但两国加强各层级、多领域、全社会的交流和对话，对于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2025年日本将举办世博会，2025—2026年也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年，中日两国民众有望通过更多的交流、互动增进了解。两国政府应本著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加强合作协调，应对地区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共同承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为此，双方仍需继续相向而行，不懈努力，使得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长期持续。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5年2月号，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