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屠海鸣

近日，证监会与港交所联合推出“科企专线”，为特专科技及生物科技企业开辟上市“绿色通道”。此举显示出香港加速创科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令金融赋能创科。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去年10月公布的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一系列推进创新科技的举措，“金融赋能创科”是其中之一。应该说，特区政府推进创新科技的方向、路径和举措都是比较务实的。香港创科已破题，但须看到，香港的创新科技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香港整个社会一齐发力才能见到实效。

中央对香港的创科发展寄予厚望，从科研资金、发展空间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香港还需拿出更大的魄力持续推进。那么，香港如何爬坡过坎谋大势呢？我们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观察。

推进创科力度超乎过往

本届特区政府推进创新科技的力度超乎过往，应该说，已经破题开局，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重大科研有新成就。比如，航空航天领域，香港科技大学主导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研发多功能月面作业机械人暨移动充电站，助力国家嫦娥八号探月任务，实现月球采样与设备供电；在材料科学领域，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凭四项技术斩获2025年爱迪生奖“两金两银”。

其二，创新产业生态建设有进展。在创科平台建设方面，香港科学园集聚约2200家科技企业、1.5万名科研人员，孵化思谋科技等独角兽企业；在发展新兴产业集群方面，超算中心运算速度达每秒3000千万亿次，香港微电子研发院成立，两条中试线2025年投产，推动第三代半导体技术产业化。2024年香港初创企业数量同比增10%，雇员总数增7%，创历史新高。

其三，协同创新有新变化。尤其是“香港研发——深圳制造”的一体化运作有新突破。比如，思谋科技等企业与深圳的企业紧密衔接，香港团队上午调试算法，深圳下午测试产线，当晚产出样品，大幅缩短研发周期。同时，香港还向全球推介自由港、普通法及税制优势，吸引创新要素汇聚香港。比如，2025年举办国际创科展、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等，旨在强化国际创科枢纽角色。

其四，“给政策”和“抢人才”力度大。特区政府设立了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重点投资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五大产业；推出 1.8亿港元“创科加速器计划”，吸引全球服务机构来港；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投资90家科企，力图以“1：4”的配比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创科领域。特区政府自2022年实施“抢人才”计划，到今年3月底，各项人才计划一共收到超过46万份申请，超过30万份获批，约20万名人才已经来港。看特区政府在创科方面的举措，颇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势。

发展差距不可忽视

本港在创新科技方面虽然进步不小，但由于香港创新科技的起步较晚，有些方面的短板明显，甚至可以说是“断层”，弥补不足并非一日之功。对比国际国内科技创新领先的城市，香港的差距不容忽视。

其一、产业化的差距。香港科研实力强，但转化率偏低。香港在分子科学、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等领域全球领先，但本地制造业占GDP仅1%，而深圳该指标已超过30%以上；深圳已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全链条生态，研发投入占GDP达5.8%—6.5%，而香港仅约1%。

其二，中试能力的差距。“研发—中试—量产”是形成产业化的路径，香港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中试”这个环节非常重要。现在，中试平台还远远不够，对比内地一些城市已建成千亿级集成电路中试基地，香港差距较大。

其三，产业集群的差距。深圳南山科技园单园区超5000家企业，包括华为、腾讯等巨头，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集群；杭州的数字经济占GDP 26%，形成了阿里巴巴生态链；香港科学园、数码港近年来迅速聚集了众多科技企业，但与深圳、杭州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其四，人才结构的差距。香港“抢人才”的总量大，但有两种情况须引起重视：一是传统产业人才较多，创科专才较少。二是研发型人才较多、应用型人才较少。这种情况若长期保持下去，会降低人才支撑创科的力度。

其五，创新文化的差距。香港因港口而兴，擅长做贸易，人们喜欢“赚快钱”，这种文化传统造就了港人灵活应变的特性，也给香港金融、贸易、航运、零售等产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但要看到，创新科技属于“赚慢钱”的行当，需要“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和韧性，香港创新文化的培育任重道远。

如今，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在推进创新科技上很给力，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比较积极，但工商界的步子小了一些。究其原因，大家都习惯了“中间商吃差价”的赚钱模式，对“创造新产业、新需求、新场景”的赚钱模式，或不感兴趣，或认知不清，或不敢探索。

瞄准短板力求突破

纵观香港创新科技的优势与差距，笔者认为，香港须在以下方面聚力突破：

其一，补齐“科研—产业”转化断层。要做大“香港研发+深圳制造”，当务之急是在中试平台建设上著力。一方面，以河套合作区为突破点，在河套香港园区设立跨境中试共享平台，为半导体、生物医药提供“一次过关、两地认证”的快速通关通道；另一方面，扩建香港微电子研发院产能，力争两年实现本地中试项目占比超40%。

其二，明确“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比如，设立成果转化“风险共担”机制，政府牵头设立“科研成果转化保险池”；得到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须预留一定比例经费用于产业合作；政府每年预留一定比例公共采购预算，定向购买本地创科产品。又比如，新增“专利盒”制度，对技术转让的所得税，在现有基础上降低税率。

其三，优化人才结构、降低人才成本。在培育应用型人才方面，香港的高校可以探索与深圳的企业合作办学，比如，与华为、比亚迪、大疆等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在降低人才成本方面，由于香港的居住成本较高，重点应在这些方面著力。比如，对企业引进的工程师，给予更大比例的住房补贴，同时，允许香港企业将部分研发岗位设在珠海横琴、深圳前海，享受当地人力成本优势。

其四、以“共建”走“捷径”。在“香港研发+深圳制造”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打造“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闭环。比如，参考苏州新加坡工业园模式，探索“香港法律管辖+内地生产成本”的特殊园区，这样可以极大地降低用人成本和用地成本。又比如，香港和深圳共享科研设备，可减少设备重复购置成本。

其五，工商界应主动求变。香港疫后经济复苏之路非常艰难，究其原因，是发展环境变了，而香港的思维模式还没有变。时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新能源为主要方向的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发展迅猛，香港工商界对此敏感度不高，对这些领域还比较陌生，工商界应该看到危机，主动参与创新科技，与本港的科研机构和大湾区的企业合作，一起推进创新科技的香港实践。若墨守成规，不仅不能抢到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先机，连同现在的红利也会丢失。香港市民“北上消费”常态化，这一现象是一个鲜明的信号，工商界应从中悟出变革的紧迫感和前瞻性。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非常关注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今年春节假期，他专门到浙江调研了“杭州六小龙”，在他的指导协调下，今年4月，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浙江，首次建立了浙港合作机制，签署了涉及创新科技的诸多合作协议。

推进创新科技，香港应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每隔一段时间，梳理一下存在的问题，谋划突破的策略，才能令创新科技工作走实走深。因此，推进本港创新科技进程，不能浮在面上，须用“绣花功夫”。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