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家骅在英国被刑事拘押五年的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终于与美国执法部门达成协议，「承认」干犯了间谍罪而重获自由。大家可能记得阿桑奇透过维基解密多次揭露美国机密情报，引起国际关注美国一些违反人权公义的不法行为，因此被迫不断以四海为家，逃避美国的拘控。2010年12月，阿桑奇向伦敦警察厅投案，他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之后在大使馆居住长达近七年，但最终仍逃不过英国法院受理美国移交疑犯之要求，面临被英国引渡回美国受审的厄运。对一般人而言，这个令人慨叹的故事只代表着得罪了美国可能会导致在世界上了无安身之所；但对关心人权和公义的律师而言，这是一宗令人感到百般无奈的反面教材。要知道移交疑犯的制度是为了打击跨境犯罪行为，令犯了严重刑事罪行的人不能因为逃离犯罪现场到其他国家便可逍遥法外。这制度针对的，是严重犯罪者而非政治异见者。可惜美国却不断利用这制度，以国家安全为由追捕政治疑犯。联合国于2014年制订了一套移交疑犯的模范法例。法例第二条明确指出移交疑犯制度并不适用于涉嫌触犯政治罪行的人；第三条进一步解释所谓政治罪行是指一些危害国家政治体制或国家安全有关的罪行。刑事罪与政治罪之基本分野早已有国际共识，香港早于回归前制订的《逃犯条例》清楚列明条例不适用于「属政治性质的罪行」，也不适用于「或因应其政治意见而被检控之疑犯」。在此条例下把关的是法庭及行政长官，这双重把关机制确保无论在司法上或行政上，疑犯也不能因应其政治背景或立场而被移交到其他司法领域受审。法律上这有相当高门槛的政治保障，突显了2019年修例风波中所谓「送中」谎言的无稽和缺乏事实根据。无奈部分香港人，特别是一些知识水平高的香港人竟那么的轻易受骗，更因此引起社会动乱，更令中央不得不出手，通过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一国两制」。没错，从阿桑奇事件，以至孟晚舟事件可见，美国一贯以来都视移交疑犯制度为一有力政治工具。当然，这不代表其他国家或地方与美国一样漠视基本人权的保障；相反，绝大多数国家或地方均以联合国公布有关移交疑犯之国际共识为移交疑犯制度之基本原则。从这角度看，以美国为首之西方国家滥用移交疑犯制度之行为并不代表国际移交疑犯制度之正统思维。奈何美国为首之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到了今天，我国虽然已与接近五十个国家，包括欧洲多国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签署移交疑犯条约，但英美等西方国家仍拒绝与中国建立移交疑犯安排。相对而言，香港特区现时只与十一个国家签订有效的移交逃犯协议；另外，有十个主要西方国家如英、美、澳等则声称因修例风波而「暂停」早前有效之移交协议。这是何等的无稽和具讽刺性！滥用移交疑犯制度的国家贼喊捉贼反而指控特区「可能」滥用移交疑犯而「暂停」移交疑犯安排。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移交疑犯制度下，他们的法庭可以拒绝把罪犯移交回特区，所以主动权完全在他们手上，而若特区把罪犯移回他们国家受审则完全不可能有违反人权之嫌，那他们怕什么？说穿了，这又是政治凌驾法治之另一铁证！  （作者系行政会议成员、民主思路召集人、资深大律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文｜汤家骅最近，两名英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下称「终院」）职务，再次引发为何终院需要邀请海外法官参与审讯之争议。世上绝少地方允许外国法官在其法院参与审讯，更莫说是最高法院。中央允许香港特区这样做个中是有其历史因素。毋庸置疑，司法独立是香港赖以成功基石之一。更有人说「一国两制」之成功与否将取决于能否维持司法独立。《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列明「法官应根据本人的司法才能选用，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基本法第82条、第85条分别列明「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遗憾的是，自2019年以来，英国政府不断公开宣称英国法官不应留任终院，为特区提供「认受性」。此言当然有违常理；特区之宪制或法制之认受性实际来自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设立法院的事实；在法制上，特区法院之认受性乃来自其公开、公平之审判与其判决之理据及其法理深度，而非一两名法官之存在与否。英国政府的行为无疑是漠视中国对特区行使主权之事实，亦是意图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破坏特区司法独立之卑劣政治伎俩。但到底迫使英国法官辞任终院非常任法官是否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如果司法独立只靠一两名英国法官的存在，这无疑是忽视其他为数不少的外籍及本地法官的付出，亦是暗地里指控他们缺乏专业操守，这指控理据何在？再者，我注意到辞职的两名法官中，郝廉思（Lord Collins）强调对香港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充满信心。那么，迫使英国法官辞职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海外法官在终院的存在之效果，事实是观感多于一切。即使没有海外法官参与终院审讯，我们仍然会参考普通法判例，包括适用的英国判例，所以英国法官的法律智慧并不会就此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消失。以个别案件而言，外国法官只是五名法官中的一员，所以只有在其他法官意见分歧之极具争议情况下，例如最近涉及同性权利的案件中，外国法官才可在判决上起关键作用。但社会另一看法是，正正因为议题极具争议性，决定原则上更不应交由外国法官为香港人作出。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已27年了，我们的终院亦已坚实地矗立起来，成为一个法理显赫、值得国际尊重的法院，所作的判决不仅受到广泛尊重，亦经常被其他普通法地区引用。那么，我们还需要海外法官来支撑我们的声誉吗？相信不少人会说不需要。我并不主张禁止外国法官参与终院审讯。这不但需要修改基本法，更可能引致英国反过来说这是所谓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问题是，每次外国法官因政治理由辞职是否值得太过重视？尤其是当整件事情只不过是一场硬将法官卷入抹黑「一国两制」之政治把戏。或许现在该是进一步完善邀请外国法官安排的时候了，也许我们应订下一套明确机制更谨慎地选择我们的外国法官，如果一个国家对中国或香港特区持敌对态度，也许我们应该避免邀请他们的法官加入终院。毕竟，世界上有许多杰出的法官，我们有很多选择。没有英国法官，终院的声誉不会有任何损失。至少它不会让自己受到敌对国家的政治勒索。  （作者系行政会议成员、民主思路召集人、资深大律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港台节目被问到收藏《苹果日报》是否违法，他笑指“我都唔知我屋企有冇”，需视乎意图，举例称如不时给予访客阅览便有机会违法。汤家骅又认为：“我觉得最简单就扔咗佢，或收埋喺床下底啦，唔会瓜田李下喇。如果你话我想冒呢个险喇，咁你就要好自为之啰。”汤家骅：神职人员有责任举报关于增设的“隐匿叛国罪”，汤家骅指属普通法国家已实行数百年，本港亦有相关罪行，监禁上限为七年，认为以成文法列明元素有助于公众了解罪行，亦对执法“有用”。对于立法会议员管浩鸣提及的“告解”，汤家骅指神职人员保密“告解”内容，一般而言不受法律承认，如涉严重犯罪行为有责任举报，又指有案例神职人员不作举报而被检控，著他们额外小心。汤家骅认为判断内容是否涉叛国仅是“普通常识”， 举例指如有人称正勾结美国CIA，要颠覆中国，望其派海军陆战队到港，称如认为不属叛国“你个人就有好大问题”。对于叛国罪可判终身，汤家骅称全世界皆然，更指如未取消死刑的国家更可判死刑，代表是“最严重的罪行，高过所有其他罪行，包括杀人放火、打劫、绑架”，需严肃处理。他指知道而不作举报，在道德观念及法治精神而言皆有问题。“叛乱罪”方面，汤家骅称只属扰乱秩序，与叛国罪“有少少分别”，后者定义相当狭窄。惟“叛乱罪”不同，属有可能发生，形容2019年的事件便相当接近。对于何谓“煽惑公职人员离叛”？汤家骅认为同样可以“普通常识”理解，即煽惑公职人员进行与宣誓内容相反的行为。至于“煽动意图”罪，汤家骅指法例源自英联邦，英国至2009年取消，原因为有其他罪行替代。他指列明的辩护理由清晰，只要依合法途经促使政府改变并不违法。汤家骅：如冒险收藏涉违法刊物“好自为之”主持问及在家中收藏《苹果日报》是否违反“管有煽惑性质物品”？汤家骅笑称行为本身并不犯法，需具犯罪意图，“我都唔知我屋企有冇，我以前都有睇”，举例指放在床下底作为纪念、去洗手间时看，并不具犯罪意图。不过他指如不时给予到访的人看《苹果日报》，称：“你睇下依家就唔系咁，果阵时讲嘅嘢就系真嘅，咁你就有机会犯咗所谓煽动罪。”他认为：“咁如果你话我扔咗佢算数喇，咁呢个当然系最安全嘅方法啦。”主持问及管有过往民主派或支联会的刊物是否同告犯法？汤家骅指同样道理，指如家中有民主女神像留为纪念并无问题，但如拿住高呼打倒共产党或打倒一党专政便违法。他称“我觉得最简单就扔咗佢，或收埋喺床下底啦，唔会瓜田李下喇。如果你话我想冒呢个险喇，咁你就要好自为之啰。”“披露国家秘密”方面，2003年的辩护理由曾列可揭官员滥权。汤家骅称以20年前的标准比较并不公平，认为应与其他国家比较，指英国国会曾有建议列为答辩理由，但政府拒绝，而加拿大只适用于个别官员个人犯法，并需先向有关部门举报，在合理时间下无回应才可披露。他再次称可以“普通常识”判断某些资料是否属“国家秘密”。 来源：《独立媒体》

文｜汤家骅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近发布了一份由美国国务院赞助，题为“2020年以来香港自治权的削弱：对美国意义”的报告。一如所料，该报告得出的结论与近来不少西方智库在此课题上之所谓研究如出一辙，同样对核心问题认知不足。首先，报告将特区政府依法处理2019年黑暴和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香港特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宣称是所谓“香港高度自治被削弱的实证”。报告明显地对《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列明的高度自治定义存有严重误解。在“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并不等于绝对或完全自治。高度自治不涉及国家问题，更与国家安全问题、国防或国际关系沾不上边。报告的作者在不了解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界限时就试图对高度自治定义，无异于在评论美国宪法时不参考其修正案一般，是指鹿为马。世上没有损害国安的权利如果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例限制了港人的“权利”，那就等同意味着港人拥有损害国家安全的权利和自由，这种说法不但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违，更扭曲了基本法下高度自治的界限。没有权利，何来剥削？事实是，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方会给予人民损害国家安全的权利，子虚乌有的“权利”根本与高度自治拉不上关系。在基本法下，香港的高度自治乃建基于三大支柱：“港人治港”、司法独立和在中央政府赋权下维持我们的国际地位。就“港人治港”而言，毋庸置疑，历届行政长官均是香港人，也是依据香港法律由选举产生。诚然，香港还没有普选行政长官，但在港英时期又何曾有普选“港督”？《中英联合声明》从来没有提及政改，只有中央政府制定的基本法才给予香港人普选的承诺。中央政府于2014年主动提出了普选行政长官政改方案，但可惜的是最后在立法会遭到所谓的“泛民”否决了。该次不幸地是政改失败而非香港人权利被剥削。在司法独立上，我们从没见到丝毫受损迹象；反之我们目睹法治不断彰显，继续让香港生机勃勃。CSIS报告硬套政客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例削弱了司法独立论调，不过，报告并没有举出任何例子来支持其说法。恰恰相反，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特区制订实施维护国安条例，均不约而同强调香港持之有效的法治精神之重要性。今天，外国法官仍继续在香港各级法院进行审判，法院也继续使用英文作为预设语言；所有呈堂证据也是公开的；所有判决皆是经审慎考量后公诸于众及接受所有人监察的，可见香港司法独立受损之说实属无稽之谈。CSIS报告没有提及香港在中央赋权下之特殊国际地位。该报告提到本港经济濒倒退；然而，报告避谈疫情、地缘政治冲突、香港和内地的密切联系和外国制裁中国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另外，报告只单看香港下跌的贸易数字，却不研究香港在各种国际机构和论坛中的单独地位，是非常肤浅的。香港作为单独经济体的地位不仅没有改变，况且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我们将不断前进。纵观整份报告，其论据可说是完全与事实脱节及欠缺说服力。当中唯一比较可取的部分只有其建议美国对香港采取“策略交流”方式，以巩固彼此官方和非官方持份者间之实际协作。然而，即便是在这建议中，报告仍以重点“惩罚措施”为“策略交流”之基础，谈不上就事实作公平合理之对等交流，借以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实乃此报告之最大败笔。 （作者系行政会议成员、民主思路召集人、资深大律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政府就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23条立法中有关国家秘密罪的公众利益免责辩护，涵盖面比加拿大的相关法例广阔；加拿大法例下，被告须要先向政府举报，在政府合理时间内无回应下，才可以披露秘密，但今次香港的立法并无相关的要求。 对于煽动意图相关罪行的建议罚则，较现行《刑事罪行条例》重。汤家骅表示，《刑事罪行条例》是半个世纪前的法例，港英政府制订时的情况与现时相比已经非常不同，尤其香港经历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相信大家会认同须用较严厉的法律，“治乱世、用重典”，最重要是法庭会把关，市民毋须过虑。 草案建议警方可向法庭申请延长羁留期限多14天，汤家骅认为相关条文写得严谨，需要由高级警官作出誓章下，向法庭作出申请，交由法庭判断。他指，香港法官的公正性有目共睹，相信市民都会认同做法。 至于草案建议减省初级侦讯的程序，汤家骅不认为会影响被告的权利，又指国安案件的被告申请保释一般都较难，减省程序可避免审讯被拖长，对被告有益。他又指，不少律师都觉得，毋须在初级侦讯给控方“彩排”机会，希望在正审时才出动“杀手锏”。对于23条立法收紧国安囚犯提早获释的安排，除非惩教署署长信纳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囚犯不得获减刑或提早获释，被问到初选案的被告是否将会适用，汤家骅指，如果草案成为法例的一部分，在法例生效后被判刑的被告如果申请假释，相关安排就会适用。今次立法亦提及赋权保安局长对潜逃人士采取的措施，包括撤销特区护照和暂停专业资格等。被问到相关做法在海外是否普遍，汤家骅指，香港法庭较宽松，处理保释问题时比较愿意接受被告的谎言，海外的潜逃人士未必有香港那么多。他又指，如果被告潜逃，相信已经不稀罕香港的东西，需时观察措施的实际效用，但认为相关条文仍有阻吓作用。  来源：《商业电台》

文｜汤家骅读毕英国政府最新发布的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下称“报告”），一些人或会轻易相信香港已是一个暗无天日、充满忌讳的城市。这当然与事实相去甚远，可惜世界上仍有人信以为真，因而驳斥报告的谬误是应有之义。首先，英国外相卡梅伦在报告之前言肆意宣称“香港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难以想像卡梅伦没有看过《联合声明》，但令人费解的是这说法正正跟《联合声明》第一条有所抵触。第一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主权回归当然代表国家有责任维护主权及领土完整。2019年黑暴期间，有人寻求“港独”或恢复“殖民地”地位时，卡梅伦或英国政府有没有发声维护《联合声明》明确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事实？香港国安法能够确保《联合声明》第一条的落实，他反而拐弯抹角，诬称香港国安法剥夺港人权利，有违《联合声明》。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联合声明》赋予人有“反对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权利”。这不是贼喊捉贼、颠倒了《联合声明》的本意吗？此外，卡梅伦还诬蔑特区刚通过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称“国安条例”）不符合“国际标准”。如果卡梅伦有细阅立法前之咨询文件或国安条例条文的话，他理应知道特区政府已广泛汲取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普通法适用地区的经验，选择了一种温和而合理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例如国安条例采纳了对非法泄露国家机密罪能以公共利益作豁免理由之建议。反观英国却在法律改革委员会多番敦促下，仍拒绝以公众利益作答辩理由。此外，国安条例的豁免范围亦比加拿大的相应答辩理由范围广阔得多。说国安条例“达不到”国际标准，简直是歪曲事实之说。“报告”没有提及在执行国家安全法中香港司法机构见称于世之绝对独立性：我们的审讯是公开的；呈上法庭的证据是可供大众参阅的；所有裁决均具详细且合理的论据支持，可公开供大众监察的。卡梅伦肯定亦理应知道我们的终审法院有来自英国的法官参与审讯工作，并会竭力捍卫法治的。那为什么他偏偏就此略过不谈，彷佛在执法方面毫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从未发生过一宗所谓“滥用国安法针对不同意见人士”的例子。遗憾的是，“报告”反而坚持政治挂帅，罔顾事实攻击抹黑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报告”还提到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新闻媒体作出自我审查，缺乏言论自由。这是相当肤浅的观点。众所周知，公众对任何新法律出台持谨慎态度是很自然不过之事。这是相当普遍的。时间会证明国安法例只带来暂时的审慎反应。事实是，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特区传媒还是一如既往不会放弃任何合理批评政府施政的机会。最后，卡梅伦指香港国安法例具域外效力的威胁，并声称英国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企图恐吓、骚扰或伤害在英国的每一个人”，令人不禁啼笑皆非，怎么堂堂一名外相竟然会如此无知？世上差不多所有国家安全法，包括英国均自我声称具域外效力。执法者因应罪犯逃至他国而发出通缉令亦是国际惯例，根本与“恐吓、骚扰或伤害”他人风马牛不相及，难道他完全忘记了这些基本事实吗？卡梅伦对中国、对香港特区的无理指控是出于无知还是失误，可能见仁见智。也许疑点利益需归于他。不过，若有人认为“报告”实出于刻意政治诽谤，应予以谴责亦不无道理。 （作者系行政会议成员、民主思路召集人、资深大律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来源：大公网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此前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内容令他感到很安心。并且，通过草案正式生效前一个月的咨询，凝聚了理性、有建设性的意见，且大部分在条例里得到回应；第二，一如香港国安法的条文，今次草案也都开宗明义，清楚列出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处理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除了维护国家安全外，还包括了尊重人权的条文，也清楚列明基本法里面所保障的所有权利都得到了尊重，“这是其他的国家、地区国安法做不到的。”他续指，原则上，条例草案里面处理的每条罪行的主要定义都相当明确清晰。另一方面，虽然有不少条文，参考外国国安法，但处理方式和他们不同，“我们的处理方法比较温和，不像英国国安法一样漠视基本人权”。他举例指，有关一个受到外国势力而破坏香港设施的罪行，和英国的破坏罪相比，清晰很多，“英国没有讲明破坏的东西是什么、需要达到多少价值等，总之有任何破坏只要是外国干预，都可能构成犯罪，但我们写的罪行元素清楚、确实。”汤家骅强调，草案内容体现“一国两制”下香港行使普通法的法治特色。 来源：《香港商报》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此前于电台节目中表示，这个世界上无公众利益是伤害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与公众利益不会重叠，“如果说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会产生矛盾及重叠，我觉得这个是相当自我矛盾的说法”。汤家骅指出，香港是多元社会，信息交流相当公开及畅通，所以只要不触犯或无意图触犯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所有讯息都可以自由流通，这是一种常识的问题，大家可以作出详细讨论。国家已经通过国家秘密法，没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是国家秘密，来到香港就不是秘密，或香港认为是秘密，去到内地就不是秘密，有关法律上要有一致性。他表示，同意“国家秘密”这条线要划得很清晰。被问到假如有传媒报道引述消息影响到楼市股市等，有关消息算不算是“国家秘密”，汤家骅形容机会相当低，指即使在内地商业讯息都不是“国家秘密”，很多时“国家秘密”是与政府政策或重要决定有关。至于“煽动意图”等相关罪行，涵盖包括意图引起香港特区居民间或中国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憎恨或敌意。汤家骅说，相关建议的重点是广泛引起对政府或制度的憎恨，普通的批评未去到这个程度，批评未必会引起憎恨。23条立法新增的“境外干预”罪，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势力干预国家或特区事务，汤家骅指“境外干预罪”并非新的法例，在外国亦有有关法例，23条立法中的相关条目与外国相比是相当温和的。被问到如果有人将内地旅客一些行为拍照并放上社交平台，或内地旅客在网上发布香港待客之道不好的问题，会否算作引起敌意而有煽动意图。汤家骅表示，如果夸大其词将日常矛盾无限放大，呼吁其他人对某个群体产生憎恨，应属法律规管，并且他强调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来源：《大公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