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简约之笔，向读者介绍李焯芬院士一生的志向、行止与功业，并非易事。

在香港，李焯芬教授以港大教授、工程学家、教育家和一系列社会公职名世。他早年本硕毕业于港大，博士毕业后在加国工作，做到华人最高管理岗位。1994年回港大执教，由讲座教授转任系主任、副校长。曾担任港大专业进修学院院长、香港珠海学院校监兼校长等多个职务。他亦是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众多国际组织的科技顾问，获邀担任多个学术组织如加拿大大坝安全委员会、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构造委员会等的主席。所研发的土钉加固法，解决了一度危害港岛楼宇安全的斜坡滑坡治理难题。

李焯芬教授今年已八十高龄，仍孜孜不倦、心怀苍生，主要公职仍有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等。由于其对社会的卓越贡献，去年特区政府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李焯芬教授是五名获奖人士之一。

而在中国内地，李焯芬教授则以风尘仆仆的行者形象，为学界所知。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李焯芬以国际著名岩土力学专家及水利专家的身份，频频回国参与三峡大坝等水利工程的勘探选址设计论证施工工作。他在加拿大水电大坝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知识和专业意见，为内地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镜鉴经验。几十年间，他踏遍大半个中国，横跨长江、黄河、珠江，用足迹丈量河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地的千山万水，见证了中国当代水利建设蓝图由擘画到完成的全过程。其间之艰辛劳苦，非外人所能想见：风餐露宿是常事，大坝选址往往在丛山峻岭人迹罕至之处，山路曲折，有时要骑马四五个小时，山径一侧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李焯芬由此练就“上坡时抱紧马脖，下坡时尽量后仰”的骑技。他当然也曾摔倒遇险，幸无受伤。特别需要介绍，他做这些，全是不收取报酬的义务付出。这也是他在学术贡献之外获得内地水利界同仁尊重的重要原因。

2003年，继陈清泉教授后，李焯芬被推举为香港第二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题词赞曰：“大禹传人。”

●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蒋湖

香港文汇报记者：李教授，您是知名水利工程专家，在近四十多年国家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专家顾问作用。而您从少年读书了解中国历史后，就坚定了未来要从事水利建设的志业。为何水利工程建设如此重要？

李焯芬：我成长于1950、1960年代的香港，很多像我一样的中学生最常见的爱好就是看书。今天中环靠近皇后大道、置地广场的地方，当时有两个书店，一个是中华书局，对面是商务印书馆，都蛮大的，中华书局四层楼都是书，很多讲中国文化历史，商务印书馆比较多文学的，五四以后的作家，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的都有。我每天放学后通常都往两个书店“打书钉”。那时中国还很贫穷落后，经常有灾害，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就感到中国老百姓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后来看到一本书，讲中国水的历史，原来水灾不单是当代才有，自古以来已经常发生。黄河下游有过6次大改道，荆江也是水灾后形成的，每次改道其实都是很大的灾难。

当时中国还是农业大国，80%以上人口住在农村。要搞农业，灌溉和水利是命脉。高中毕业时我就想，希望能为国家的水利事业做一点小小贡献。当时进了港大，港大不像清华大学有水利工程专业，只有土木工程系，有些课程跟水利有关，比如流体力学等。我就读本科的时候先修了一些水利课程，之后去国外读博士和工作，积累相关的水利研究经验。香港是个比较小的地方，没什么大水利工程可做，但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将来要为国家的水利工作服务。

香港文汇报记者：您今天说起来非常平静，云淡风轻，可回到当年，能做这个决定很了不起。您那时在加拿大已做到了高管位置，事业顺利，回国一趟其实非常辛苦。后来回港大任教，您来内地就更多了，听说每周都有两天到内地。从少年志向到终生事业，您的家国情怀是怎么形成的？

李焯芬：不敢这样说。我们那个年代人的理想主义是比较浓一点，也不单我这样，整个国家当年抱有理想的人很多。当时就是想干水利，在香港没什么大坝给你建，就想着去外边学习一些水利工作的经验，之后有机会可以回去做一点小小贡献，就是这个想法。干水利经常要跑野外，因为没可能在市区中心搞水利工程，野外工作当然就比较艰辛。工作就是这样，水利也好，考古也好，这个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好抱怨的。

当年港大念完硕士后，老师推荐我去一些美国名校，哈佛、MIT、加州伯克利都录取我了，也给了奖学金，最后我决定去加拿大，加拿大的水利工程比美国做得更大，五大湖区有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博士毕业后就进了加拿大政府的电力局工作，它有68个水电站，20个核电站，有机会可以学水电、核电。我1980年代已经算是高管成员了，工程部门的总经理、总工。当时国家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带了三位副部长来加拿大，政府让我陪他们去看加拿大的水电建设，从西边到东边，看安全怎么评估，地基怎么加固等等。钱部长走的时候问我：改革开放了，国家要推动水利电力工业，你能不能抽时间回来参加建设？

当时还没直航，一般先飞香港，香港再转机到内地去。我每年都回来，全国七大水系我做过很多项目，黄河、松花江——国家当时要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我也参加过。一年回来几次。1993年三峡建设要开工了，第一任总经理是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陆佑楣，陆总跟我说：你以前管过这类大公司，你最好每个礼拜能来一两天，碰到问题大家可以一块研究。那时从加拿大回来，要飞20多个小时，如果每个礼拜这样，那边的工作不好交代。我就乾脆把家搬回到香港。在港大当老师，我带研究生，旅行包就放在办公室，讲完课了就往内地跑。有大概十年时间，每个礼拜这样跑两天。我运气好，我这样技术背景的人，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参与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水利建设，到今天中国的水电行业已远远超过欧美国家了。

香港文汇报记者：当我们谈到新中国的水电建设成就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有关内地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讨论。比如1950年代兴建的黄河三门峡水库，最后与设计初衷相差甚远。而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勘测立项兴建的全过程，内地知识界也讨论多年。比如曾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也强烈反对三峡大坝的建设。当然还有环保主义者的反对等。时过境迁，作为曾深度参与三峡建设的专家，您怎样解释这段历史？

李焯芬：任何事情都有发展过程。我其实也是清华大学老师，在清华带博士30多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确实是一个失败经验。这是建国后修建的第一个现代型大坝，委托苏联专家来建。为什么交给苏联做呢？苏联建国后建过很多大坝，非常有建设经验。不过，苏联境内的河流，除了伏尔加是南流到里海，大部分是北流到北冰洋。跟中国不一样，它没有什么黄土高原，向北流的河流水非常清澈，没有泥沙问题。当时中国专家包括黄万里、张光斗等，很多人也都提到这个，但来华的苏联专家没有太多经验，也没引起重视。从黄土高原冲下来的泥沙就进了三门峡水库，越积越多。整个工程都是苏联在管，水轮机组也是苏联提供，没多久发电机组的叶片就被打爆。只用了一年左右，整个水电站就停了。此外，由于黄河水位高，渭河的水流不进来，又造成渭南地区出现水灾。中苏交恶、苏联专家组撤走后，水利部组织专家商讨如何处理，最后的办法是在河床实施人工爆破，形成隧道，利用黄河的高水位把泥沙冲出来。现在三门峡水电站还能运行，不过不是很高效。从这个失败教训后，国家再建的每一个大坝下边都会预留一排冲沙孔，保证泥沙能透过这些隧道冲出去。

这一块黄万里老师可能不是很熟悉。这个方案修建葛洲坝大坝时已开始实施，到三峡大坝时更设有26条冲沙道。而长江的泥沙远比黄河的少，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长江没有，长江是泥沙少、石头比较多，实施条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泥沙问题透过这些冲沙孔可以解决。黄万里老师后来没参加这些处理，他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搞泥沙的专家对三峡大坝的泥沙处理还是很有信心的。

国家对上游水土流失的整治问题非常重视，1998年后推动生态水利建设，确实减少了上游泥沙流量。我可以提供图表，比较中国七大江河水系的泥沙排放，现在黄河的泥沙排放相比以前，1/ 3都还不到。我去了一趟壶口瀑布，水源比较清，说明生态水利建设还是有成效的。现在回顾三门峡水库，确实是一个失败，这个钱正英部长也讲过，今后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工作做好。

香港文汇报记者：三峡工程后这几十年，国家一直推动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其目的除了兴利除弊、解除水患外，还可以利用水能发电，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未来还会有更多大型水电工程项目上马吗？如此多的大型水电工程建设，是否必要？从国际经验来看，比如美国、加拿大，它们现在的大坝是怎样的情况？

李焯芬：过去这些年，金沙江上游修了很多大型水电站，像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雅砻江上的锦屏一、锦屏二等，规模都相当大。像白鹤滩这些，一个电站的发电量就超过了香港的中华电力。

对比欧美国家，他们的起步比较早。美国的大坝大部分都是1950、1960年的，二战后根据经济建设需要建起来的，比如胡佛大坝。建设大坝主要用混凝土，混凝土的设计寿命是五十年。为什么是五十年？念化学就会知道，混凝土里的水泥成分有一些碱性化学品，那些成分大概四五十年就开始衰败。在香港我们也会偶然看到天花板上的混凝土掉下来。欧美国家的大坝大部分建于1950、1960年代，都过了设计期。也不单是大坝，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也一样。当然欧美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大坝等，当年建得很好，很多都过了五十年，这样现在就经常处于修修补补的情况。

我们国家起步比较晚。起步晚也有好处，就是可以用最先进的材料，最先进的设计方法。你想，60年前电脑都没有，就是用手来计算，今天全部都是电脑，连做图也是电脑，那这个技术水平就不一样了。我国这些大型水库多是过去十来年建的，还有很长的寿命期，而且现在中国做得远比当年欧美国家要超前。至于未来是不是还要上马项目，要看整个国家对能源的需求情况。我最早回内地的时候，国家还非常缺电，差不多每天都有停电时间。现在中国已是电力供应最大的国家，不但是中国用，周边国家我们也输送一些。

从未来国家的能源布局来看，中国已经向世界承诺，到2060年中国要达到碳中和的水平：就是少用煤炭，多用其他能源，减少碳排放。现实是目前大概2/3的全国发电量来自火电，其他大概15%是水电，4%至5%是核电，其他就是太阳能风电等。如果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那就要减少对火电的依赖，火电要从全国电力供应的三分之二减到20%左右，这是国家能源部专家的估算。那好了，如果不用火电，那用什么补上呢？现代社会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如何减少对火电的依赖？是不是要都改水电站，都改核电站，未来能不能有大规模的新能源？还不知道。可能要做一个方案，要不要建更多水电站或核电站？这是我们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