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本文初探四点思路与建议。

认识“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改革的三个“跨越性转变”

“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所处的国内外大势是制定科学合理发展策略的基础。从国际环境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大幅开放市场，顺应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数字化浪潮，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顺畅的阶段。然而，当前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地缘紧张局势持续发酵，对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造成冲击，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可能遭遇较大的风浪和较强的冲击，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从国内发展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发展与改革正面临着三个“跨越性转变”。

第一，由“规模速度型”向“高质量发展型”的跨越性转变。我们国家正义无反顾地向过去那种过多依靠扩大产能、增加产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告别”，而使经济转向追求质量与效益的新阶段。这要求在经济增速合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科技创新上，应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进行转型，这场转型不仅关乎产业升级，更是国家竞争力重构的战略抉择。

第二，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跨越性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力规模随人口的增加而扩大，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现在我国劳动力依然充沛，但“人口红利”的明显减少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笔者在研究《人本体制论》和《创新立国战略》过程中，深感随着国人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人才红利”已经明显呈现。因此，在“十五五”时期，更应注重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笔者认为，中国实现“三高”（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需“高人”，“高人”重点有三大人群，即：劳动者、科研人员、企业家。人本根基扎得深，就能激励调动人，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活力。

第三，中国市场化改革由“商品市场化”向“要素市场化”的跨越性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贯穿一个改革亮点——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重在完善要素市场制度，这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我国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在2022年就已经达到97.5%，但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大生产要素在内的要素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需要从市场配置改革入手，提高要素市场化的程度。

建议将“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相关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在《新发展观：基本原则》一书中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也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十五五”时期，我们应注重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的全面发展。在此，笔者建议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时期设置的相关指标。

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健康长寿、知识的获取和生活水平三部分内容构成，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衡量“每个人”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将“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相关指标，一则，有助于促进中央提出的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将公共资金和国家资源优先用于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二则，促进各地区各部门更加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以满足全社会各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新需求。三则，在国际上，切实提高我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的排名，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

从应对国际变局的“保、进、创”高度，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十五五”时期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立意”，应该再“高”一些——不仅从中国国内现实切入，而且从应对“国际变局”高度思考和把握。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特别是大国战略利益“移向亚太”的新局势下，我们怎么办？笔者认为，可抓“保”“进”“创”三个关键。

一是“保”，即力保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宁。如何确保？“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浪或挑战，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势在必行。全体国民，无论何人，所有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应团结一致。基于此，建议对民营经济要有这种新的思维，即从“增强全民族凝聚力”这一战略高度，思考并确立民营经济的战略地位及发展价值。

二是“进”，即中国应积极参与“进”国际新秩序的制定中。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理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从推动经济发展上来说，中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双边+诸边”协定重构，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调整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从地域上来说，中国在加强全球经贸合作上应继续“进入”相关地区。在这方面，全国应学习浙江发展“地瓜经济”的经验，把对外开放的“藤蔓”延伸到域外更多地方去。

三是“创”，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2024年，笔者在杭州调研了一批新兴民营企业，它们在AI技术革命领域迸发出澎湃活力。进一步调研发现，浙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在创新上不断取得成果，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牵好线、搭把手”，营造宽松包容的创新环境。尤其是对于初创型科技企业，浙江给予它们足够的空间，让年轻创业者“心灵放飞”敢闯敢干。

把握好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三个层次的“倒逼”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科技创新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影响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荀子在《天论》中有名言，“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此处讲的“常”,就是客观规律，如能顺应规律治理国家,其结果必然“吉祥”。“十五五”应从时代的高度“应之以治”。建议把握好科技创新带来的三个层次“倒逼”。

第一个层次是对“生产方式”的倒逼，特别是倒逼其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革。经济研究表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部，有个“生产方式”问题，突出表现为“经济结构”。一是供需结构：重在进一步“拓需”，即以拓展需求为重点，着力创建需求导向的“需求与供给相结合”的供需结构。二是产业结构：重在进一步“拓数”，即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因地制宜创新产业结构。近年来，数字科技、能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倒逼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及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十五五”时期要继续瞄准发展新兴产业，同时还要以更大力度以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同时谋划“未来产业”。三是区域结构：“开拓”区域经济协调化新局。四是“拓绿”：以“绿色”为底色，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结构。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关乎“十五五”时期，而且也关乎未来。

第二个层次的“倒逼”是对“生产关系”的倒逼，要求生产关系及其制度与之适应。这是必然的趋势。但这里笔者特别提请注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了最新表述，即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改变了以往的单一传统定义，这体现了党中央对“经济制度体系”认识的深化。并且这一表述在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中得到确认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在“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方面，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改革创新。

第三个层次是对某些社会事业部门的倒逼。随着人工智能的爆火，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等部门，都将遇到新的挑战。例如，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同行来说，面对DeepSeek的记忆力、捕捉力、分析力和概括力，如果你没有新思想、新观点，净说别人说过的话，显然不行。而当前，社会领域的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仍不太理想，这就倒逼着推动某些社会事业部门的改革。

总体而言，“十五五”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面对国内国际最新发展态势，我们要有战略眼光，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引领全社会力量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前进。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