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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悠 |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

梁嘉豪 | 澳门经济民生智库理事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澳门近年来也不例外。本文通过对2019-2024年澳门生育状况进行简要分析，探讨近年澳门生育率下跌的原因，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完善澳门居民生育政策的建议。

引言

2018年，澳门每千名女性的活产婴儿数再次跌破1,000名，此后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586名，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的最低要求（2,100名）；2024年前三季度澳门出生婴儿数量为2,620名，仍处于近年的低水平。如不能及早延缓并改变这种少子化趋势，澳门作为人口不足70万的微型城市，将面临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短期内，少子化意味着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并进一步导致澳门总体人口规模呈现缩减趋势。由于澳门人口基数小，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将更为显著。同时，少子化会导致教育资源供需失衡，幼稚园至中学阶段出现收生不足现象，影响中小学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在消费市场方面，少年儿童人口数的减少导致儿童用品、教育服务、少儿保险等消费需求下降，影响相关行业发展。

中长期内，新生儿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澳门的劳动人口供给。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短缺问题将逐渐显现；同时消费内需下降，影响各行业运作，进而影响澳门中长期经济增长。此外，少子化还使青壮年劳动力承担更重的养老负担，对澳门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青年人口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技艺的学习和传承，使文化传承难度有所增大。

面对少子化所带来的各种现实挑战，澳门特区政府已明确政策方向，《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提出，「为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创造多生优育的条件，持续推行家庭友善政策，为妇女提供配套的支援措施，发放生育津贴等。」过去五年中，澳门受到三年疫情冲击，市民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尽管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如发放生育津贴、提供生育扶助、增加托额等，但成效尚未明显；疫情后，澳门宏观经济复苏趋势持续，数据表现亮眼，全社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逐步恢复。第六任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先生在其竞选纲领《奋发同行 持正革新》中提到重视解决澳门少子化问题，并具体提出「研究完善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这一政策思路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全链条、体系化的系统工程，旨在从生育、养育到教育等各个环节为家庭提供全面且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激励，以更好应对澳门少子化问题。
 

近年澳门生育状况简析

新生婴儿数量与生育率双双下滑。新生婴儿数量的变化是反映生育状况的重要及直接指标之一。官方数据显示，澳门新生婴儿数量由2019年的5,979名大幅下跌至2023年的3,712名，四年间累计跌幅高达约38%；与此同时，本地人口总和生育率也呈现下滑趋势，由2019年的每千名女性活产婴儿1,340名下降至2023年的799名，统计纳入非本地居民后，2023年总和生育率为586名。

值得注意的是，澳门的生育率与香港相近。2023年，香港总和生育率（按每千名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的女性人口计算）为751名，与澳门的799名接近，说明澳门和香港情况相近。

初婚初育年龄上升，适婚适育人口减少。近年来，澳门社会的晚婚现象愈发普遍，初婚初育年龄持续上升及适婚适育人口减少的情况尤为引人关注。据澳门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从2019年的29.1岁上升至2023年的29.5岁，男性则从2019年的30.2岁上升至2023年的31.2岁。2023年新生婴儿母亲的年龄中位数由2019年的30.7岁上升至2023年的31岁，父亲则由2019年的32.5岁上升至2023年的33.4岁。数据反映了澳门青年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态度愈发谨慎，晚婚晚育现象愈发普遍，并且有持断推迟的可能。

在澳门本地人口中，适婚适育年龄人口的减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数据来看，不包括居澳外地雇员及外地学生的澳门居民中，25-34岁组的适婚适育年龄人口由2019年的8.6万人下跌至2023年的8.2万人，其占本地人口的比例也由15.4%下降至14.4%。此外，随着适婚适育年龄人口的减少，结婚宗数也相应下降，从2019年的3,724宗下降至2023年的3,168宗。适婚适育年龄人口的减少与结婚宗数下降情况密切相关，加上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有所降低，出生人口数量直接受到影响，在市民收入未完全恢复、缺乏有效创新政策等情况下，预计未来几年内难以大幅提升新生婴儿数量，出生率或会维持低位徘徊。

住户结构变化与生育率下降的关联。住户结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生育率下降的情况。据统计数据显示，澳门的住户数由2019年的19.75万户增加至2023年的20.44万户，然而平均成员人数却从每户3.03人减少至每户2.85人。其中，1人户数量由2019年的3.01万户增加至2023年的3.39万户，2人户数量由2019年的4.68万户增加至2023年的5.92万户，而3人和3人以上住户数均呈现下跌趋势。伴随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及社会老龄化，澳门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少于3人小住户，无子、单亲、独居老人、单身人士等小型化、核心化家庭住户结构逐渐成为主流，住户规模不断缩小。

澳门新一代青年婚育意愿不高。为更深入了解澳门居民的婚育意愿，澳门妇联总会长期关注家庭发展议题，积极开展相关调查。继2019年、2022年进行生育意愿调查后，该社团于2024年4月再度开展了澳门居民婚育意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五成半受访者认为25-29岁是最佳婚育年龄，然而实际数据显示，居民婚育年龄普遍晚于这一理想年龄，反映出现实中居民的婚育年龄与理想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在生育意愿方面，居民生育意愿平均分为4.76分（满分10分），相比2022年生育调查的6.33分下降了1.57分，说明居民生育意愿有所降低。从年龄分组看，「零零后」（2000年后出生居民）受访者生育意愿最低，仅为4.02分，「九零后」（1990-1999年出生居民）受访者生育意愿为4.54分，而「八零后」（1980-1989年出生居民）受访者生育意愿为4.81分，适婚适育青年的生育意愿普遍不高。

由此可见，澳门社会近年来呈现出初婚初育年龄推迟、适婚适育人口下降、新生婴儿数量和生育率双降、住户结构小型化等特点。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澳门人口发展的现状，也对未来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和社会各界需有效探索其原因，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生育的环境，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
 

澳门生育率下降成因初析

一是生育成本高。房价高昂、物价上涨等现实问题，使得结婚、养育子女的成本节节攀升。然而，近年青年工作收入增长不明显，疫情后部分工种的收入甚至大不如前，与养儿成本增加的情况不相匹配。在澳门，置业是许多青年的奋斗目标，但有能力置业的年轻家庭在购房后亦需耗用大量积蓄，已置业青年需为房贷还款，未置业青年则需负担房屋租住开支；在居住成本已占收入大部分的情况下，如再额外增加食物、衣物、教育、医疗等各项生育支出，家庭经济状况较难维持。因此许多青年在面对生育问题时，在家庭经济及养育质量两方面产生忧虑，从而不得不选择推迟或放弃，以免给家庭经济带来更大负担。经济负担及对未来的不确定，直接导致了青年人口生育意愿降低。

二是社会供养老龄人口压力增加。随着澳门人口老龄化发展及家庭结构转变，越来越多家庭面临供养照顾长辈的重担。过去，多数家庭秉持「多子多福」观念，单位家庭中兄弟姐妹众多，父母步入晚年后，供养责任由子女共同分担，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各自的经济压力；现时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往往需要由夫妇双方共同承担供养双方父母四人的重任，生育将意味著要在本就紧张的经济状况下，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负担，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在面对生育问题时，不得不进行更加详细与长远的考量。

三是青年工时长及工作压力大。在当今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中，青年人工时越来越长，工作及生活压力日益增大。双职及轮班工作家庭增加，低薪酬、高工时、过劳等情况常态化，「上班定时打卡、下班待命、线上隐形加班」的现象使得青年很难在繁忙的工作与家庭间找到平衡。长工时和工作压力削弱了青年对生育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无法分配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部分青年索性选择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事业和个人发展上，期望先赚钱而非生育和养育孩子。

四是青年人生规划与生育间的矛盾。青年的教育水平、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婚育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随著社会对学历的要求提高，一般青年大学毕业后已达22-23岁，部分青年选择继续修读更高学历学位，初出社会时间延迟，青年成家及生育计划同步延迟。此外，青年更加注重个人兴趣及发展，追求自由多样的生活体验，与传统的、较为单一的家庭生活相比，更倾向于充满挑战和乐趣的生活方式。此外，青年人口的兴趣爱好也更加广泛多样，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如旅游、健身、饲养宠物等。当生育与兴趣爱好或人生计划发生冲突时，青年往往选择优先考虑自己的发展和兴趣，选择推迟或放弃婚姻及生育，以免影响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生活质量。

五是女性角色转变影响生育决定。随着时代变迁，女性在当今社会的角色发生巨大转变，不再只是家庭中的生育者和照顾者，而是成为了职场上的重要力量。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使得女性在生育决定上拥有更多自主权和选择权；与此同时，职场工作占用时间越来越长，成为母亲需要克服的困难较过往增大，对女性生育意愿构成负面影响。

六是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增多与优生优育理念。随著澳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层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也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子女的教育质量，在生育问题上更倾向于优生优育理念。他们认为，与数量相比，孩子的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更为重要，因此他们往往选择只生育1-2个孩子，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已出生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上。

七是房屋政策与生育激励机制不完善。澳门的房屋政策未能对生育提供有效支援或激励，例如经济房屋。经济房屋是指澳门政府直接出资兴建，或通过开发商兴建的资助出售房屋，然而法律明确规定，曾转售经济房屋单位的所有人（业主）及其家团成员将不得再次申请取得经济房屋，这意味著在政策限制下，家庭无法因为生育子女而转换至面积更大或条件更好的经济房屋居住；此外，生育相关的经济补贴、产假等家庭友善措施相对邻近地区也趋向保守，较难满足当代家庭的需求。在缺乏激励机制的政策环境下，较高的育儿成本和有限的居住空间令一些家庭对生育望而却步，现有房屋政策又进一步降低了青年人的生育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问题并非当下青年人口面临的全部问题，青年人往往需要面对多个问题叠加的情况，在这些困难和负担面前，他们对养育孩子感到不自信，从而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完善澳门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议

提升澳门生育水平，除推动澳门经济持续复苏，增强年轻家庭对未来前景的信心外，还必须构建一个多维度、全链条的政策体系，即从生育、养育到教育等各个环节为生育家庭提供政策支持。接下来本文将从营造社会氛围、支持生育、养育、教育和资源整合等方面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营造生育社会氛围。新一代青年人的生育观念正在改变，许多人更倾向于追求自由独处、饲养宠物等新型生活方式，与上一代父母的成家立业观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全社会需要从小培养青年一代的家庭观念，这不仅关乎他们个人的成长与幸福，也是对社会未来的责任担当。

为此，建议特区政府充分利用各种社团和公共宣传力量，与全社会合力营造一个更加积极的、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一方面，推动民间社团组织等各类家庭亲子活动，如亲子工作坊、家庭运动会等，让人们在参与中体会家庭的温暖与育儿的乐趣；另一方面，政府、媒体和学校应携手合作，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种形式，正面宣传生育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对生育家庭的支持政策。例如，制作一系列以生育和家庭教育为主题的公益广告、短视频、专题节目等，展现家庭生活的美好瞬间和幸福故事，潜移默化增强青年对生育的积极印象，共同营造一个重视家庭、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

二是对生育环节的相关建议。在经济激励方面，建议大幅调升澳门出生津贴，给予每名出生婴儿父母各1万澳门元津贴，合共2万澳门元，从而更好地支持新生儿家庭，减轻其经济负担，体现政府对家庭福祉的重视。

在生育保障方面，进一步加强孕期保健服务，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产前检查、分娩服务，以及产后恢复指导，确保母婴健康。由于澳门都市压力增大等原因，不孕不育问题并非罕见。当前，澳门已有私立医院成功运作医学辅助生殖中心，为面临生育难题的夫妇提供专业支持与治疗服务。鉴于不孕不育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患者对医疗服务个性化、高效化等需求的日益增长，建议将现有辅助生育的《补助计划》扩展至更多资质符合的私立医疗机构，而不仅限于当前的公立医院。这一举措将为不孕不育夫妇提供更多服务选择，缩短辅助生育服务轮候时间。

三是养育及家庭友善的相关建议。养育子女至成年是一项长期且重要的经济支出，建议特区政府研究发放持续性育儿津贴，同时设置津贴发放年限，如从孩子出生至完成初中教育，每月向父母发放定额育儿津贴(如每月2,000澳门元)。此举旨在为家庭提供长期稳定的经济支持，缓解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经济压力，确保子女能够获得良好成长环境和教育机会。

家长的陪伴是子女成长的重要助力。为增进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和谐，建议特区政府为父母双方设立专门的育儿假期制度。具体而言，建议规定父母双方每年可各享有最多三天的有薪育儿假期，子女年龄应设定上限（如六岁以下），这些假期应灵活安排，以便父母能够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和家庭情况，选择最适合的陪伴时间。

同时，持续向企业推广家庭友善政策。鼓励企业实施灵活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模式，以便父母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自2020年5月26日起实施的第8/2020号法律《修改第7/2008号法律〈劳动关系法〉》将产假期限从56天延长至70天，并针对产假薪酬作出了过渡性规定。在此期间，雇主在三年过渡期内被部分豁免支付产假薪酬的责任；同时，特区政府向符合条件的本地女性雇员发放产假薪酬补贴，金额上限等同于14天的基本薪酬。未来，建议研究统一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的妇女产假天数，透过补贴措施支持澳门妇女享有逐步调升的产假天数。

在托育服务方面，建议不断完善公共及私营部门托育服务体系，提供安全、优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减轻家庭照料负担。在亲职支持服务上，建议政府与专业团体合作，为新手父母提供家庭咨询、家政服务等支持，帮助家庭解决育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育儿知识培训、整合亲职资源、家庭矛盾调解等。

家政服务员是澳门双职工家庭照料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为了进一步满足这一需求，建议特区政府持续拓宽家政服务员引进渠道，加强对其进行职前专业培训，并建立优、劣质家政服务员信息数据库。同时，提升职业中介服务质量，确保本地有育儿需求的家庭能够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找到具备良好素质的家政服务员，有效减轻家务和儿童照料的负担。

四是教育和亲职的相关建议。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高效的教育体系，建议特区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这意味着确保每所学校都能有先进的教学设施、优秀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教学资源，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此外，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整合，特别关注弱势儿童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保障教育公平。

为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建议设立多样化的奖学金项目，鼓励和支持在学术、艺术、体育等方面表现良好的学生，并定期扩大受惠学生范围。同时，还须为优秀学生提供海外交流、实习实践等拓展机会，通过这些措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鼓励他们勇敢追梦。

当前，澳门学生面临着较高的课业要求。在追求高质量教育的同时，建议教育部门适度减轻学童课业负担，引导学校合理安排作业和考试时间，让孩子们有更多时间用于休息和身心放松。同时，应加强对课余补习班的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避免学童在校内学习和课余补习时间过长，影响睡眠休息。此外，还可积极拓展海内外升学渠道，为青年提供更多学习和发展机会，例如为学生提供更多留学和交换生项目，帮助他们拓宽视野、增广见闻、提升竞争力和抗逆力。

综上所述，通过构建组合拳式的政策体系，全面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就业等多个环节，为家庭提供全方位支持，从而有效激励生育，缓解少子化问题，逐步促进澳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1-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