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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刚 |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2025年2月，美国以「对等关税」为名，实质性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将其纳入对华贸易战的打击范围，此举导致香港对美出口当月骤降18.5%；4月7日，因美国对华关税战加码，香港恒生指数单日暴跌13.22%，暴露关税战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系统性冲击。面对如此挑战，香港的转型机遇源于「一国两制」下的制度韧性与区域协同能力。本文聚焦两大命题：其一，关税战如何通过非对称传导机制重塑香港的经贸功能？其二，香港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构建系统性抗风险能力？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关乎香港的繁荣稳定，更为开放型经济体应对保护主义提供实践范式。香港的实践揭示，制度优势与战略主动性的结合，可在地缘压力下催生治理动能，为全球经贸秩序重构提供关键支点。

全球经贸治理的范式转变与香港的战略定位

21世纪以来，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正经历从「规则导向」向「权力导向」的重构。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框架的弱化与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CPTPP）的兴起，标志著传统贸易秩序往碎片化发展。美国对华发起的关税战已突破传统贸易摩擦范畴，演变为涵盖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的多维博弈。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长期承担著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其转口贸易规模达本地GDP的1.4倍。然而，关税战正重塑香港的经贸功能：其一，转口枢纽地位被削弱，供应链加速向越南、墨西哥等国转移；其二，通过金融市场震荡传导系统性风险；其三，侵蚀其作为单独关税区的制度优势。

香港的转型机遇源于「一国两制」下的制度韧性与区域协同能力。零关税政策、普通法体系及资金自由流动构成抵御风险的核心屏障。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和非美市场拓展，则为供应链重组提供战略纵深，这种协同效应验证了区域整合对单边主义的能力。

关税战的经济逻辑与香港的传导机制
 

关税作为贸易保护工具，其经济后果可通过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得到解释：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业实施关税保护，虽可短期内提升特定群体收入，但长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整体福利损失。美国对华关税战恰似当代「以邻为壑」的典型案例：制造业回流政策虽使美国部分蓝领工人获益，却推高消费物价，削弱企业竞争力。历史经验更揭示其破坏性——1930年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生效后，短短三四年，美国的对外贸易暴跌64%，并引发全球贸易量萎缩66%。

而当前中间品贸易占比超60%的全球化背景下，关税战的连锁反应呈更大范围的网状扩散。香港案例印证了这种传导的非对称性。2025年2月美国对华（包括香港）商品加征10%关税后，尽管香港制造业占比不到GDP的1%，以及香港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的约1%，但香港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下降18.5%，主要源于香港转口中国内地商品去美国大幅减少；香港葵青货柜码头重箱吞吐量是国际集装箱货物经香港转运的指标，当月减少6.7%。

关税战对香港经贸的冲击呈现三重特征：

一是转口转运枢纽功能弱化。香港对美贸易比重从2015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之前)的7.2%降至目前的约5%，供应链向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转移，不仅导致转口转运附加值流失，更引发物流、金融等高端服务业需求减弱。主要从事国际转运的葵青货柜码头的集装箱吞吐量，2024年比2015年下降了34%，反映出其航运中心功能的结构性转变。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华发动关税战所造成的。

二是金融市场呈现风险联动和传导。关税战主要从三方面冲击金融体系：地缘风险溢价推升市场波动，体现在恒指波动率攀升；行业估值体系重构，贸易及关联板块（航运、物流等）受关税成本转嫁影响，市值蒸发幅度远超市场平均水平；融资环境恶化，企业信用利差扩大，发债成本上升。值得关注的是，内地资金通过港股通流入香港股市，体现「一国两制」下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对冲功能，有效缓冲市场极端波动。

三是制度优势遭遇规则重构挑战。美国将香港纳入对华关税体系，实质是挑战其作为单独关税区的法律地位。此外，美国海关2025年4月份启动新原产地核查系统，使得第三方对来自香港转口转运的货物有额外原产地证明的要求，导致香港清关时间延长，行政成本增加。

香港的案例表明，关税战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冲击已超越传统贸易范畴，演变为涵盖供应链、金融定价权与制度成本的多维博弈。其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要求政策应对必须短中长期兼顾，创新与协同驱动并举。
 

香港的韧性基础：制度优势与区域协同

香港经贸韧性首先是制度韧性，源自三大支柱：自由港政策、普通法体系及资金自由流动机制。制度优势在与区域协同效应叠加后，形成抵御外部冲击的复合型屏障。

一是三大支柱的制度红利。香港的自由港政策、普通法体系及资金自由流动机制共同构成抵御关税战冲击的核心制度优势。作为全球极少数实行「零关税+简单低税制」的自由港经济体，香港可在货物进出口、转口及转运业务中展现出其竞争力：其简化的通关程序与高效的营运效率，使经香港转口转运至东盟、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的商品流量持续攀升。以2025年首季为例，输往东盟的出口额同比激增22.4%，显示香港正将传统欧美贸易网络加速重塑为连接亚非拉新兴市场的战略通道。

普通法体系为跨境商事活动提供了可预期的法治保障。香港国际仲裁中心2024年受理503宗案件，提交的案件有76.4%为国际商事仲裁，凸显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国际企业愈发将香港作为其区域总部驻扎地与商事纠纷解决平台的优选。

资金自由流动机制则为实体贸易注入金融活力，同时也强化了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2024年香港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日均交易额达3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的75%，这一体系为跨境贸易融资提供了关键流动性保障，更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向实体经济领域深度延伸。

二是大湾区供应链协同的「双循环」效应。香港2024年与内地修订CEPA下的《服务贸易协议》，进一步深化与内地的经贸合作。香港依托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与高效物流平台，构建跨境合作桥梁，为内地企业提供了灵活对接国际市场的窗口，助力其在全球贸易中降本增效。

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更加深入，为香港供应链重组提供战略纵深，推动香港发挥「双循环」枢纽作用，保障经济长远发展。硬件层面以先进物流、数字平台及跨境设施驱动供应链高效联动；软件方面依托金融创新、科技研发和制度对接，构建内外循环互动机制，提升经贸韧性与竞争力。

这同时催生了「香港—大湾区—东盟」贸易模式：香港企业承接欧美订单后，通过大湾区完成研发设计和关键部件生产，最终在东盟完成组装等中后期环节，并获取原产地资格。这种价值链重构不仅规避关税壁垒，更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转型，香港在其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规则转换器角色。

三是国际区域贸易协定的战略杠杆。香港通过多边与双边协定构建国际经贸合作的制度性保障。香港至今与20个经济体签订了8份自贸协定，亦与33个海外经济体签订了24份投资协定。此外，已提交加入RCEP的申请并得到东盟成员国的积极回应和支持，加入后有利于香港对RCEP成员的出口、转口和转运。

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参与将进一步强化竞争力。香港与内地探讨便利数据跨境流动安排，同时主动参与国际社会就数字经济发展的讨论和贸易协议磋商，包括WTO《电子商贸协定》的谈判，以推动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发展，促进贸易创新。
 

挑战与政策选择：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

香港在关税战中展现的经济韧性，构成了其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体系重构的转型基础。而要实现这种战略转型，需要突破结构性瓶颈，更要以主体身份介入国际规则重塑过程，最终形成「短期稳盘、中期重构、长期突破」的政策闭环，达至从规则适应向主动塑造的角色转变。

目前，香港主要面临三大结构性矛盾，制约其应对关税战的战略主动性：一是香港产业空心化引致价值链脱钩风险。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低于1%，导致研发设计环节缺乏产业载体，形成价值链多头在外的悬空链条，供应链调节能力不足、关税成本转嫁受限、产业升级动能被锁定。二是金融地产依赖形成结构性枷锁。作为支柱产业，金融业占GDP比重达25%（相关就业仅占7%），地产业虽经历调整，但房价租金仍高踞全球前列。这种过度依赖导致财富集中效应压缩实体投资空间，高昂运营成本挤压高新产业布局，路径锁定效应弱化经济韧性。三是人力资本错配加剧转型困境。2024年，劳动参与率降至57%，劳动人口仅约380万，整体劳动力不足。而且，产业结构单一化导致人才配置扭曲，人才集中于前景较有保障的传统行业，创科和高新产业的人才严重不足。叠加人口高龄化加速，未来人力资本缺口将持续扩大，将削弱关税战背景下的经济韧性。

建议从以下三个阶段探索战略转型，优化政策路径：

短期稳盘：金融稳定与市场突围。需构建「金融维稳—实体纾困—市场突围」的立体防护网。金融维度，通过专项信贷工具与外汇对冲机制，为受关税冲击企业提供流动性保障、锁定汇率风险，以稳定企业财务预期；同时，把握IPO市场阶段性回暖窗口，强化企业资本补充能力。市场维度，对内加速北部都会区开发形成区域增长引擎，一方面增加土地房屋供应缓解楼价房租压力，另一方面对接大湾区内地市场；对外深化东盟、中东及南美新兴市场布局，并依托跨境电商业态构建全球销售网络。

中期重构：供应链重构与技术创新。在供应链维度，适度放宽引进人才和劳工政策，以强化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本地环节；支持企业构建区域化物流网络与海外组装基地，通过关税规避策略实现供应链弹性优化；同步搭建全链条数字化平台，整合关税规则、物流动态及原产地认证数据，提供实时风险预警与合规解决方案。在创新维度，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通过资本引导机制加速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战略领域技术突破，同步激活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的创新生态，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业态培育的协同转型路径。

长期突破：制度创新与规则输出。构建「三位一体」规则塑造框架，实现从「规则跟随者」向「规则塑造者」的跃迁。在制度创新层面，深化政府决策架构改革，整合港航、海关、贸易数据形成政策仿真平台，以规则透明度提升市场效率，降低关税战引发的合规成本。区域协同层：依托大湾区供应链整合与市场一体化机制，以及深化与新兴市场经贸网络联结，强化规则衔接，构建「标准互认—数据互通—监管互助」的协同治理范式。在国际输出层面，主动参与数字贸易、绿色金融等方面的国际标准制定；设立「一带一路」商事法庭并提供中英双语仲裁服务，利用普通法确定性优势构建跨境争议解决方案，逐步形成以香港为枢纽的国际商事规则网络。
 

香港经验的全球治理启示

香港应对关税战的实践为全球开放型经济体提供了重要启示，揭示了开放型经济体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生存逻辑与战略路径。

制度嵌套强化抗风险能力。依托「一国两制」下的自由港政策、普通法体系与资金自由流动，香港构建起抵御外部冲击的「制度护城河」。这证明特殊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增强经济韧性，为WTO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区域协同重塑价值链韧性。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深度协同以及通过国际多边与双边协定，重塑了区域价值链韧性。制度的韧性又使得区域价值链韧性得到进一步强化，显示出区域整合对冲单边主义的有效性。这种区域合作经验表明，强化南方国家间的协同，是平衡权力导向型贸易体系的核心路径。

规则输出掌握治理主动权。从长期的战略思维出发，综合采取技术赋能、标准引领、法律创新等举措，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这种策略为小型经济体指明方向：通过精准政策措施替代传统关税对抗，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

香港的实践表明，开放型经济体需以制度供给能力为核心，通过「制度韧性—区域协同—规则输出」三维路径，主动将地缘压力转化为治理动能。这一经验不仅为香港抵御保护主义提供战略支点，更通过技术标准引领、区域规则协同等创新，为重构包容性全球经贸体系贡献实践范本。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4-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