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李金强

“我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我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

——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

孙中山一生之功业，实皆源起于香港，目睹香港城市“建筑闳美”，官员亦能“洁己奉公”。而清廷御外无能，丧权辱国，孙中山逐渐产生改良清廷“恶政府”之理念。及至中法越南战争（1883-1885）及甲午战争（1894-1895）之发生，遂起而联合志士，谋求“兴中”，继而革命，救国救民于水火。及至革命成功，创立民国，然而内乱外患，仍不绝如缕，遂又起而撰著，是为《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之面世。孙中山一生倡导革命，关心国家建设，其言行足以为国人楷模。他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孕育了其革命及建国之理念，故孙中山的香港故事，深值香港年轻一代的关注。

革命思想孕育于香港上环

1883年孙中山南下香港，先后于拔萃书室（今拔萃男书院）、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完成中学教育。1886年至广州博济医院接受医科教育，在区凤墀（1847-1914）建议下，翌年转学至香港开埠后第一间为华人而设之专上学院——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习医，前后五年（1887-1892），完成其大学教育，并以“极优成绩”（High Distinction）荣誉，取得毕业文凭而具内外科专业医师的资格。香港西医书院即为日后香港大学医学院之前身。然而孙氏只在澳门、广州短暂行医而最终成立兴中会，走上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险途。

南下香港就学的孙中山，其中学、大学时期的寓居、学习与生活，不离上环东西走向的荷李活道、必列啫士街、士丹顿街、歌赋街及南北走向的鸭巴甸街之华人社区。此区为中国文化之文武庙、东华医院及其所办之义学所在，而来港的基督教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则为西方文化之东来，于此建立教堂——愉宁堂、道济会堂；办学——英华书院及香港西医书院；并开设印刷所，出版西学及宗教书刊，促成华人于此区从事印刷业及办报，最著名者为王韬（1828-1897）创办的《循环日报》。而更值得注意者为，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建议港府开办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College），此一设于歌赋街之首间官立英文中学，招收华人子弟入学，此区遂酝酿出一批认识世局之中英双语华人精英，使香港得以中西文化结合而有所创新，上环华人社区遂成19世纪下半叶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之核心地带，而孙中山即在此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新文化”环境中完成其中学、大学教育而具备革新思想。面对十九世纪下半叶，列强侵华，清政府屡战屡败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遂生爱国义愤之心，与同辈好友同生反清之言行。进而得识清季首倡改革的辅仁文社社长杨衢云（1861-1901）及社员谢缵泰（1872-1938），共同组织兴中会总会于史丹顿街，策动反清起义，此孙中山反清革命之所由起。

学医五年踏上革命征途

1883年孙中山南下香港，于拔萃书室短暂走读后，翌年入学中央书院，该校乃中英双语教学的官立英文中学，而以英文研习西方史地、格致之科目，并需学习香港及中国现况，由是该校毕业生如胡礼垣、何启（1859-1914）、谢缵泰、黄咏商（1856-1897）等，均关注朝局，呼吁清廷改革，且最后多有投身革命，孙氏在此学习，耳濡目染。此外，孙中山就读期间，寄宿必列啫士街之公理会布道所，得识传教士喜嘉理牧师（Charles Hager, 1851-1917），表示慕道而最终于1884年受洗成为信徒。孙中山亦因此于中央书院毕业后，由喜牧推荐至广州博济医院习医，并结识时伦敦传道会广州传道区凤墀（1847-1914），情同师友，得悉香港将办一所英语教学的医学院，告知“彼新设者，强胜广州”之博济医院。孙氏遂决定转投新校，并由其介绍，于1887年10月3日转学至位于荷李活道与鸭巴甸街交界的香港西医书院习医，而在其接受医科教育见识日广之际，渐生革新思想。

位于荷李活道的雅丽氏纪念医院之源起，乃由伦敦传道会第一位香港华人教牧何进善（字福堂，1817-1871）之子何启，为纪念亡妻雅丽氏（Alice Walkden, 1852-1883），遂于1887年2月，捐资成立雅丽氏纪念医院（今那打素医院）。开院后，求诊者众，遂计划兴办医学院，培训华人青年学习西医。何启早年至英国习医，毕业于鸭巴甸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至此，与其同校校友并在香港行医之孟逊（Patrick Marison, 1844-1922）、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1-1926）等合作，创办一所以英国医学院课程为蓝本的五年制医校，并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内。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接受五年制英语医科教学，其学习成绩由第二学年起至毕业时皆名列前茅，并先后获颁屈臣氏奖学金、植物学奖、化学奖及临床诊疗等奖项。毕业时由港督罗便臣手中取得“极优成绩”荣衔的毕业证书。由于其学习成绩优异，深得师长如康德黎及孟逊之赏识，日后1896年孙中山奔走革命于伦敦蒙难，即由二人营救得以脱身，继续其革命征途。

在港师友亦成其革命伙伴

在西医学院期间，孙中山与同年入学之关景良（1869-1945）同住二楼宿舍，稍后由区凤墀介绍认识了陈少白（1869-1934）亦入学西医书院，三人同居一室，情同手足。其间孙氏学习勤奋，日间上课，夜间研习，尤好中文文史，爱读《法国革命史》及达尔文进化论，同窗互相学习而友情渐见深厚，日后陈少白成为其革命事业之亲密战友。其时又与同乡杨鹤龄、博济医院旧识尢列及陈少白，常聚于歌赋街杨耀记商号，此乃鹤龄父亲所开之商店，四人于此高谈阔论，四人均仰慕洪秀全（1814-1864）之反清，而以“成王败寇”之“寇”称自况，故被时人称之为“四大寇”。继而由尢列推介，认识杨衢云，亦时相聚首，孙、杨二人一见如故，相处甚欢，此交友志同道合之乐也。众人气味相投，而互相砥砺，日后共同成立兴中会总会，而同为反清之革命伙伴。

孙氏于习医期间，受该校化学教师古路（W.Edward Crow）及植物学教师福尔德（Charles Ford）之教导，二人启迪孙氏对此二科之学习兴趣，并先后因成绩优异而获奖。期间孙氏对农学尤感兴趣，即由此二科知识之启导，并因其农家子弟之出身，又目睹清季农村经济面临破产，激发其思考如何改良农业，为民谋食。先后撰写《致郑藻如书》（1890）、《农功》（1891）等，提出我国农业改良，需要吸收西方农业技术、农产品商业化及讲求西方农学新知，借此振兴农业，此其学有所成而得以立言，由是成为近代中国农业改良的先驱。

与此同时，亦受教于何启，时何启心怀祖国，目睹满清颓败，与其中学校友胡礼垣（1847-1916）合撰《新政真诠》一书，主张清廷应学效以英日二国为首之西方政治、经济及教育，孙氏自受影响，日后曾明言何启乃其革新思想启迪之导师。孙氏改革中国之思想，日见成形。至1894年所撰《上李鸿章书》，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即源自乃师之改革思想。

（作者系孙中山博物馆名誉顾问，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