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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思颖 |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首先论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的关系，提出以通用为纲，以差异为目。通过将词汇学习作为本文的讨论重点，建议词汇可划分为文言词、方言词、社区词、普通话词；以学习普通话词为核心，适当把文言词纳入教学当中，并系统比对方言词、社区词跟普通话词的异同。通过学习语言，进一步了解文化，以语言作为文化的传播载体，并以语言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加深对文化的认识。学习的大方向，是以文化为本，以形式为末。通过语文学习，增进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建设现代文明。秉纲而目张，执本而末从，期望语文教学的问题能迎刃而解。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早于1982年写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可谓宪法规定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言文字法》」）于2000年10月31日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在200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的制定，彰显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制保障。

《语言文字法》第一条明确说明，「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这是我国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的表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健康发展」这几个关键词，可谓该法的精髓。《语言文字法》的制定，让语言文字的使用有了明确的方向，并有可依照准绳，无论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亦或是应用等方面都非常重要。

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定义及范围，《语言文字法》第二条作了清楚的界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第三条中，有关语言文字的工作也有清晰的说明：「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由此可见，这两条确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为了行文方便，在不涉及文字讨论的语境里，本文也会采用「国家通用语言」一语。

至于「普通话」的定义，非常清晰。国务院在1956年2月6日所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有说明，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至于「规范汉字」，即是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该字表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制，整合了1955年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64／1986年的《简化字总表》、1988年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年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文献，于2013年正式颁布。简而言之，规范汉字就是经过整理规范后的简化字。

顺带一提，按照教育部在2009年7月21日公布的英文新闻公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英语翻译为「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根据这个翻译，「通用」一词的理解，可以对应英语的「standard」。至于「普通话」，则用汉语拼音的拼写「Putonghua」用于英语的语境，并用英语作说明：「a common speech with pronunciation based on the Beijing dialect」。此外，教育部的英文新闻公报偶尔采用「Mandarin」「standard Mandarin」等来对应「普通话」。国务院的英文网页中，用「Mandarin」的场合比用「Putonghua」的场合多得多。至于香港地区的情况，在英语语境中把「普通话」一词翻译为「Putonghua」或「Mandarin」都有，但前者较为常见，往往用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文件和公函。比如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在中小学普通话科的英文文件中，就是使用「Putonghua」一词。2020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以推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重点」作为指导思想之一，「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准进一步提高」等作为主要目标。这里所说的「规范化、标准化」，与《语言文字法》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至于「信息化」一点，更好突显了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新任务，以适应时代的急速变迁。《意见》中与香港相关的部分，主要有两点：第十二点谈及「提高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提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语言服务」，包括开展语言专项调查、开展语言生活状况监测、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等方面；第十五点谈及「深化与港澳台地区语言文化交流合作」，提出「支持和服务港澳地区开展普通话教育，合作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提高港澳地区普通话应用水平。加大与港澳台地区青少年语言文化交流力度，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展演、语言文化研修等活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在科技术语、中文信息技术、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综合上述这两点，与香港相关的语言文字工作，主要涉及加强语言服务，善用研究和应用成果，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语言需求。加强内地和香港交流合作，包括普通话教育、普通话测试、文化活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
 

回归后香港中国语文教学的发展

自回归祖国以来，香港语文教育的主要工作对象，可用四个字概括：「两文三语」，即重视「两文」的中文、英文，还有「三语」的普通话、粤语、英语。以中国语文教育为例，正如课程发展议会在2017年编订的《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中所指出，「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掌握规范的书面语，能说流利的粤语和能以普通话沟通」就是主要任务之一。中国语文教学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培养善用『两文三语』沟通的人才，以提高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和联系。『文』指书面语，『语』指口语」。除了兼顾包括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书面语」和普通话和粤语的「口语」外，该指引页特别重视「运用规范书面语的能力，以避免学生的表达受口语或网络语言影响」。除了中国语文科以外，自1998年以来，普通话科被正式纳入香港小学至初中的核心科目，目的是确保所有中小学生都能够学好普通话。至于普通话科的课程理念，课程发展议会在2017年编订的《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普通话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明确指出，「香港属于粤方言区，粤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同有异，本港普通话科的学与教，应以广东人学习普通话的难点作为重点，以提高学与教效果」。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2024年11月6日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所作的书面答覆中，清楚阐释「教育局一直积极推动普通话教学，并采取多元策略，从课程、学与教支援、学生活动、教师专业发展等各方面，推动学生在课堂内外学好普通话」。《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拨款约4.7亿元强化英语、普通话和其他语言的学与教」。蔡若莲在上述书面答覆中，更具体说明「教育局在语文基金预留约两亿元，于2024/25学年向每所公营中小学发放一笔过津贴，以营造丰富的普通话语言环境，加强普通话学习氛围」。由此可见，特区政府在推动普通话教学、提升普通话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综上所述，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主要以「两文三语」中的「一文两语」作为教学宗旨。「文」方面，重点在于「规范的书面语」；「语」方面，就是训练普通话和粤语的沟通能力。教学的目标，离不开两大方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辨认地区差异。 换句话说，「文」就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应平衡普通话和粤语，提升学生口语能力，加强学生对相关口语的语言知识。

语言是一个包含语音、音韵、词汇、语法、语义的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拥有「形音义」的系统。无论是语文学习还是语言使用，都不能把这个系统割裂。以普通话为例，普通话就是一个包含「形音义」的完整系统。「音」，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所谓「形义」的词汇语法等，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只有把「形音义」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普通话。「规范的书面语」教学，不能只管词汇语法；普通话的教学，也不能只抓发音。目前香港语言教育的现状，往往存在「白话文与文言文混用现象」「用粤方言读出中文书面材料的现象」。 这些情况，肯定是不适合的。

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语言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文」和「语」的教学和使用，应该要一致，不能割裂。理想中的中国语文教学，应该要把「文」和「语」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以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纲，用一个统一的系统讲授语言的形音义，那就是结合北京音、北方话、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的普通话；以辨认差异为目，通过对粤语、普通话的对比，了解两者的异同，加深认识。把两套不同的形音义系统区分开来，不能相混，从而做到秉纲而目张，学好语文，提升水平。
 

建议在教学中将词汇分为四大类

词汇作为组成语言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中，尤其是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中，尤为重要。没有科学的分类，往往难以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的词汇，也难以辨认出语言的地区差异。本文建议词汇可划分为以下几大类：文言词、方言词、社区词、普通话词。

文言词，又称「古语词」，即「书面保存下来的古代词，有文言色彩」，基本以先秦汉语为基础。国家通用语言即普通话，则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基础和规范。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文言文与白话文有别，文言文与国家通用语言有别。文言文的词汇语法，不能全盘用于国家通用语言。例如，古汉语第一人称的「吾」「余」等，还有第二人称的「汝」「尔」等代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收录了，但明确标注为书面上的文言词语。《荀子．劝学》中有一句：「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当中的「水」，用作动词，这是古汉语的用法。上述的代词，还有用作动词的「水」，显然并非普通话词语，不属于国家通用语言。然而，不少文言词仍然活用于当代语言里，如形容说话的「侃侃」、表示独一无二的「绝伦」、形容山高的「崴嵬」等，都属于文言词，用在一定的场合，往往能产生庄重典雅之效，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丰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方言词，在香港专指粤语词。香港的方言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有普通话的对译，可称为「可译方言词」，如名词「褛」（大衣）、动词「喊」（哭）、形容词「牙烟」（危险）、代词「佢」（他）、副词「正话」（刚刚）、句末助词「喇」（了）、「嗬」（吧，对吗）等。这些方言词，可以全转为普通话，用普通话已有的词汇来表达。关注可译方言词在普通话中的表达，可作为学习「粤普对应」的重要部分，力求避免把这一类方言词带入普通话里。

另一类方言词则不太容易找到普通话中的直接对译，可称为「特有方言词」，例如「肠粉」「烧味」「粉果」「鱼蛋」等生活词汇，尤其是饮食方面，很具地方特色。事实上，不少生活上的特有方言词，已被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如「河粉」「蛋挞」「埋单」等。这些特有方言词，反映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往往不能也不必翻译为普通话。在中国语文教学方面，特有方言词值得保留。通过特有方言词的教学，既可以让香港学生了解地域文化，认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又可以增强学习动机，提高投入感。

此外，香港不少地名也保留了方言词。这些方言词的普通话发音值得好好整理，并向学生有系统地介绍，帮助其掌握正确的普通话发音，准确用普通话表达身边熟悉的生活环境，例如「禾輋」的「輋」（shē）、「鲗鱼涌」的「鲗」（zé）和「涌」（chōng）、「深水埗」的「埗」（bù）、「大埔滘」的「滘」（jiào）、「黄埔」「大埔」的「pǔ」和「bù」两种不同读法等。这些方言词的学习，不仅是普通话发音的问题，也可以从中了解地域的地理特点，加强学生对香港以及华南地区的认识。

社区词的产生，则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不同，以及不同社区人们使用语言的心理差异」。 有些社区词，「直接因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可称为「核心社区词」；有些则「跟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只有间接的关系，甚至没有什么关系，纯粹因地域差异而有区别」，可称为「边缘社区词」。「核心社区词」的例子，如「安老院」「八达通」「回乡证」「居屋」「专线小巴」等常见的生活用语，流通于香港社会，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一旦离开香港，在内地和其他华人地区，这些词就不使用了。

至于「边缘社区词」，往往跟社会制度的差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以香港社会表示清点计算的「点算」为例， 那是香港社会继承了晚清民初的书面语，在香港的中文中保留下来的用法。严格来讲，既非文言词，又非方言词，但目前还没被普通话所接受。这种边缘社区词，值得广泛调查，并在中国语文教学中多加说明，让学生了解其独特性。如若放眼全球华人所使用的汉语，就会发现不少词汇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时也正好反映了地域上的差异。例如，中国内地所说的「出租车」，在不同的华人地区，会说成「计程车」「的士」「德士」。即使内地用「出租车」一词，加上动词「打」，还是普遍接受「打的」的说法，当中的「的」，就是「的士」。事实上，「打的」这个词，已被《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所收录，作为普通话的口语词。又如「自行车」「自由车」「脚踏车」「单车」「脚车」等，流通于不同的华人地区。又比如，「窝心」一词在不同的地区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表示贬义的恶心，另一种则表示褒义的温暖。又如英语的「digital」，可以翻译作「数字」「数码」「数位」，也有著地域间的差异。通过了解全球华人用语（包括社区词）的异同，建构能通用于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这就是所谓「大华语」的构思。

普通话词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的词汇，也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工具书中所收录的词汇，有一定的规范性。将其作为标准，组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核心部分。普通话词在不同的语境里，往往有不同的叫法，如「规范书面语」「标准中文」 「通用中文」等。

普通话词每年都会汇入新词语。例如，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每年都会公布口语、网络普遍接受的「汉语盘点」。以「汉语盘点2023」为例，「十大新词语」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全球文明倡议」「村超」「新质生产力」「全国生态日」「消费提振年」「特种兵式旅游」「显眼包」「百模大战」「墨子巡天」，而「十大网络用语」包括「爱达未来」「烟火气」「数智生活」「村BA」「特种兵式旅游」「显眼包」「主打一个XX」「多巴胺穿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新职人」。这些新词既反映了语言的生命力，又能让人们从中了解当代社会的最新发展。从规范化的角度来思考，加大广播影视、网络资讯等相关领域的「监督检查」，加强「监测研究和规范引导」，强化「规范和管理」是有必要的，务求做到新词的「规范」「标准」「健康发展」；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尤其是香港的中国语文科和普通话科，虽然课程发展议会于《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中曾指出「避免学生的表达受口语或网络语言影响」，但从普通话口语把新词适当引进到教学里看来，既可提升学习趣味，又可以让香港学生了解内地在新时代的新动态、新发展，吸收新资讯。如此，香港学生到内地学习旅游，遇到新词新事物，就不会觉得陌生。

综上所述，词汇学习可划分为文言词、方言词、社区词、普通话词学习。通过对文言词的学习，注意文言和白话之别，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写作中更显庄重典雅。通过辨认方言词，一方面作好粤语与普通话的对比（尤其是可译方言词），避免「方言入文」，另一方面通过特有方言词，了解地域文化特色，领略中华文化的丰富性。通过认识香港乃至全球华人的社区词，无论是核心社区词还是边缘社区词，可开拓学生视野，使其视野更开阔。

普通话词的学习是中国语文科和普通话科的基础，为掌握好现代汉语奠定扎实的根基，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的重要工具。语文学习以通用为纲，加强普通话词的学习，并适当把文言词纳入教学当中，提升语文修养；以差异为目，系统了解方言词、社区词跟普通话词的异同，务求做到秉纲而目张。
 

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

通过语言了解文化，由此把语言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建立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建基于两种情况：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以语言作为文化研究对象。

以语言作为学习文化的工具，一直以来都是基础教育所重视的一环。正如课程发展议会于《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普通话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所指出，香港的中国语文科，学习任务主要是要让学生「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培养语文学习的兴趣」，「透过文学的学习，可以引导学生感受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之美，培养善感的心灵，陶冶性情，发展个性，美化人格，促进全人发展」「鼓励学生熟读或背诵若干蕴含丰富文学、文化内涵的经典名篇，以积淀语感，提高语文素养」。无论研读现代篇章还是古代作品，都以语言作为形式。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欣赏文学，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至于后者，即以语言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属于以语言学的视角去考察语言，从而了解文化。所谓语言学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语音、音韵、词汇、语法等形式，观察语言有趣的一面，加深对其背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以词汇教学为例，从词汇的多样性，认识祖国的南北古今。例如，通过粤语方言词「颈」（脖子），我们可以认识古汉语的「颈」，学会《庄子．马蹄》「喜则交颈相靡」中「颈」的意思。再延伸到普通话的「脖子」，通过词汇的变化，还有加上「子」尾的要求，一并解说为什么普通话要加「子」尾，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加上「子」尾的名词，如「桌子」「椅子」「刀子」等。汉语名词从古到今，经历过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历时发展过程。以宏观的视野，体会语言的变与不变，从而加深我们对汉语及中华文化的认识，达到触类旁通、一叶知秋的效果。

又如「汉语盘点 2023」所选出来作为「十大网络用语」之一的「爱达未来」，原本来自2023年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的大会口号：「心心相融，@未来」，当中的「@」，读作「爱达」，即英语的「at」。为甚么「at」读作「爱达」呢？从语言学的角度，这个问题就很好说了。英语「at」的韵尾是个塞音「t」，但普通话音节结构中却不允许塞音做韵尾。因此，只能把「at」这个音节拆开为两个音节来读，即用「爱」来读「a」，用「达」来读「t」。这样拆开后，「爱达」表述更有意义，借此共迎美好的期许，寄托著面向未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愿望。 这样充满创意的语言事实，既突显汉语和英语音韵的差异，又可描绘出祖国在新时代的发展，让语文学习更具生动趣味。

从语言认识文化，学习的大方向，应以文化为本，以形式为末。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共通特点，彰显古今乃至地域差异所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进而鼓励年轻人积极投入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去。只有语言相通，才能心灵相通。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期望「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命运相通的共同体理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在新时代有重要的使命，并非为做而做，而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而进发。通过语文学习，增进文化认同，建设现代文明，可谓任重道远。只要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什么是语文学习的纲目本末：以通用为纲，以差异为目。以文化为本，以形式为末。秉纲而目张，执本而末从。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10-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