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伟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国内外多方面困难与挑战,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强劲,未来保持5%左右持续发展的前景不会改变。
历经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已从1978年的1,495.4亿美元发展到2023年的177,947.8亿美元,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经济规模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从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156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2023年人均收入12,614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随著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走势也备受全球关注,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之后,国内外各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争议颇多。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看,中国经济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客观现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后,与欧美发达经济体贸易摩擦增多,也是大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国际市场竞争难以规避的现实。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国内外多方面困难与挑战,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强劲,未来保持5%左右持续发展的前景不会改变。
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客观规律
准确把握一国经济走势,首先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近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看,工业化时期各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规律性。无论是西蒙.库茨涅兹(Simon Smith Kuznets)对先行实现工业化的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的研究,还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对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阶段性增长特点的实证分析,以及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诸多学者的研究都揭示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的一个共同特征,即各国经济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演进过程中,经济增速呈倒U型发展,在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工业经济的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迁移到城镇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带动整个经济增速会不断提升。伴随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从食品消费为主向工业耐用消费品消费为主的转变,各国工业发展也基本遵循从食品加工制造逐步向轻纺工业转型升级、最后转型升级到重化工业的演变历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由于重化工业消费品产业链更长、中间投入更多,重化工业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长对投资拉动作用较大,在产业结构从轻工业升级为重化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都会出现加速增长。随著居民耐用消费品需求日渐饱和,经济的重化工业化进程进入重化工业增速不断下降的工业化后期,在这一时期整个经济会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速。在居民耐用消费品需求基本饱和之后,居民消费从商品消费为主升级为服务消费为主,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进入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服务业产业链相对较短,服务消费需求对投资拉动作用相对较低,这一时期经济增速将保持中低速增长。
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经济发展同样遵循了一般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贯彻落实生产资料优先发展战略,把建国初期工业经济基础薄弱、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成功发展为工业门类集全的工业经济体系,但也存在轻重工业结构失衡、农业与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突出问题。改革开放后,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1978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提高到8.3%。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轻纺工业和家电快速发展的新一轮轻工业快速发展阶段,1991年到200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进一步提高到10.4%。2000年以后,住房和汽车消费逐步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在房地产和汽车工业快速发展拉动下,中国经济步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2001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进一步提高到10.6%。2010年以后,随著城乡居民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逐步饱和,汽车、住房等重化工业消费品需求跨越快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旅游等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进入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并逐步向后工业化时期演进,经济增速趋于下降,从2010年的10.64%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7.04%,2016年到2023年期间,尽管经济发展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冲击,经济增速也基本稳定在年均5.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状态。
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重大转型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后,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开始显露,如部分地区地方债务负担过重问题显现并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人口规模与结构的转折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构成了多方面新挑战,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变得更为复杂等。这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是转型发展过程中难以规避的,无疑会成为制约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已积累了深厚的基础和创新发展能力,在宏观调控方面也有充裕的空间和能力应对各方面挑战,未来中国经济有充足的潜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化债举措将为地方政府释放更强发展活力。在过去持续高速发展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专项债、融资平台抵押贷款与发行城投债等方式积累了大量债务负担,这些债务主要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所形成的资产对促进地方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债务发行是建立在地方经济中高速发展基础上,全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各地经济增速回调的幅度不同,部分地区经济增速下行幅度远超过债务发行时的预期,规模庞大的债务还本付息超越了地方经济与财政可负担能力,成为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为解决地方债务负担过重问题,中央政府在严格控制地方新增隐形债务基础上,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等举措置换地方政府债务,近期公布的新一轮债务置换规模预计在人民币6万元到10万元。通过实施债务置换政策,将地方政府原本用来化债的资源腾出来,改善金融资产质量,增强信贷投放能力,可以更大力度支持投资和消费、科技创新,促进地方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调整。
劳动力供给结构改善和全社会能力总量提高,是未来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助力因素。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人口规模进入趋势性下降阶段、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少子化。我国人口规模从2022年开始出现下降,已从2021年的141,260万人缩减到2023年的140,967万人,预计到2035年将缩减到136,732万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从2021年的17.5%下降到2023年的16.36%,预计到203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9.8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从14.2%提高到2023年的15.4%,预计到2035年将进一步提高到23.8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已从2021年的68.3%下降到2023年的68.24%,预计到203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66.29%。人口规模与结构的这一演变趋势,意味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持续下降,预计将从2021年的72,176万人缩减到2035年的65,308万人。作为决定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供给规模的持续下降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看,未来10年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呈上升趋势,16-18周岁、19-22周岁、23-30周岁三个年龄段人口规模的峰值分别在2030年(5,578万人)、2033年(7,344万人)和2037年(14,201万人),从人的能力发展规律看,年轻劳动人口的劳动能力不断上升,在30岁左右会达到高峰期。我们的研究表明,受年轻劳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我国全社会劳动力的能力总量在2035年之前仍将不断提高,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规模缩减,但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改善和能力总量的提升,将成为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依然充沛。创新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创造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重要动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特别是2000年以后,我国自主创新发展能力持续增强,自主创新成为中国技术进步日益重要的来源。2000年以后中国专利申请量及其在全球专利申请量中的占比都在迅速提升,分别从2000年的782件和0.84%,提高到2019年的59,187件和22.3%,从2019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申请量最大、占比最高的国家,中国已发展为全球重要的创新发展国家。近年来,美国为保持其全球技术领先地位,持续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依然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2022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及其占比分别提高到70,017件和25.22%,远超美国的58,841件和21.19%,202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下降到69,598件,但占比进一步提高到25.55%,依然领先于美国的55,578件和20.41%。强劲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撑。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在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除以上因素之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增多,近期典型的案例是欧美针对中国新能源车加征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这些贸易摩擦固然会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速的回升幅度,但中国贸易结构正在优化,凭藉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和突出的比较优势,中国对非洲、拉丁美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正在提升,近年来进出口贸易仍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综合各方面因素看,贸易摩擦增多会加大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幅度,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中长期潜力,在劳动力素质提升、能力增强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的支持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依然具有保持5%的中高速潜在增长能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