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远举

在全国疫情吃紧、各种消息令人惴惴不安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发布，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部署。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个意见在社交媒体上，被错误解读了。

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夸张地说：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时代，中央对经济运行能够完全掌握，精准收集消费数据，然后形成一套算法，直接将社会的运转逻辑全方位运算出来，实现“按需生产”，避免产能过剩，就成为人工智能执行的完美的计划经济，美其名曰“智能经济”。在这样一个价值体系中，每一件产品在生产之前都知道它的消费者是谁，未来每一分钱的来龙去脉都将被追踪；每一个人所创造的价值都能被精准记录，所有的行为都将被监控，这样大家只需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去创造价值就可以了，这必然会使大家各归其位、各尽其才。中国经济正在切换到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统一的是市场，不是市场中的企业；是统一市场，不是一统市场。不是供销总社、各级分社，你要买东西，就找供销社的公务员送上两条烟。

某种程度上，这种误读，是我另一篇文章中所言的“民间舆论与改革失去互动”的又一例证。

考虑到现在市场预期的普遍现象，这些过度、错误的解读，可以理解，却需要澄清。

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一直是改革的目标。这不是一个新提法。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地方保护很难普遍发生。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以“财政包干”为核心的行政分权改革，在调动地方政府改革和发展积极性的同时，使地方政府产生了追求地方利益的动机，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保护。

199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有相关论述：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此后，建立统一市场的提法一直存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

2021年12月，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时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不过由于地方利益，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的今天，地方保护主义仍时有发生。地方政府确有动机搞地方保护主义，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根据经济学家陆铭、陈钊的观点，分割市场对于当地即期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的影响，对于超过96%的观察点来说，市场分割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增长。相关论文指出，为了避免省与省之间以分割市场的方式追求经济增长而陷于“囚徒困境”，就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协调，并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推动市场整合，获得经济增长的国内规模效应。

上面这段话，简单说就是，各省都有发展经济、获得更好的GDP增长的动机。如果他们同时选择不禁止外来产品，那么，中国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各省也能获益。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省份，禁止其他省份的产品，那么，这个省的企业既能把产品卖给其他省份，又能独占本省市场，就能获得更大的销量，从而提升GDP。当一个省这么做了，其他省份也会跟随，最后，各省发现，自己的东西都卖不到其他省份了，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地方保护主义。

在这样的“囚徒困境”当中，表面上各地都从分割市场中获益，但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当然也包括各省份，会为此付出规模不经济的代价。

在“囚徒困境”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在中国城市化聚集的大趋势下，地方政府为了对抗大城市化的聚集效应，也会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尽量避免虹吸效应。

但是，地方保护虽然提高了公司收入，却降低了要素资本（包括劳动力和原料）流动，使得该地区企业劳动工资率升高，推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微观组织经济效率。从更高层面看，地方保护也妨碍了产业聚集，阻碍了形成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竞争优势。从而阻碍了地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某市政府办公厅曾向各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下达喝酒指标，市政府接待处10万元，市公安局2.5万元，某镇7万元，全年共需完成200万元。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本地酒厂，把公款招待的费用花在本地酒上。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网络消除了地域的差距，厂家在网上可以直接接触各地的消费者，并通过物流把商品送到消费者的手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货物不再是同品牌的大宗货物，各地要审查这种商品流动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所以，无法阻碍一般消费商品在各地之间自由流动。消费者也无法察觉到地方保护主义。

所以，在某些微妙因素的影响下，面对统一市场的提法，就会产生错误解读，而恐惧又是自媒体的流量来源之一。

事实上，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审批密集型行业，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大量存在。2011年，一些省份受“电荒”影响，为保证省内电力用煤供应，通过征收或上调价格调节基金等方式限制煤炭出省。

地方政府重投入的行业，更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重灾区。比如，分布式光伏发电行业长期存在“路条”倒卖的问题，国家能源局也多次发文禁止“路条”倒卖。前几年光伏兴起，许多太阳能企业一哄而上，各地都有相应的企业。分布式能源开发需要行政审批，当地就会保护原有的企业，本地企业在土地审批和并网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其他地方的企业想进入当地市场会遭遇障碍，当地企业就可以倒卖自己手中的行政许可，这就是所谓的路条。显然，“路条”倒卖乱象之下，本地企业“空手套白狼”转手就挣大钱，但国内市场被割裂得七零八落，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发力，不能优胜劣汰，市场集中度高不上去，中国光伏就缺乏竞争力。

▲ 国家能源局曾在14年10月内连续三次发文治理光伏“路条”倒卖

新能源车也有这个问题。近几年在全国两会上，一直有汽车界的代表、委员呼吁推动建立新能源汽车全国统一市场。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2018年3月就曾直言，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标准，但地方仍然设立各自的新能源汽车目录或设定差异化的地方标准，进行地方保护。其实，新能源汽车设置地方标准、门槛，也是一个源于传统内燃机汽车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很多地方的出租车、公务车、公交车、网约车的采购中，都少不了保护本地品牌或地产车的土政策。

新能源汽车地方保护主义危害极大，属于政府之手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不但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还利用地方土标准干扰了国家既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路线，造成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扭曲。2020年10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意在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序发展，推动建立新能源汽车全国统一市场，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

五菱汽车生产的宏光MINI，适应了市场需求，成为爆款。这一车型将特斯拉拽下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榜第一，被誉为“五菱神车”。不过，紧接着，宏光MINI EV就无法拿到某市新能源免费牌照，而且，几乎全部微型电动车——车长4.6米以下、售价低于10万元的新能源汽车都可能无法获得新能源汽车牌照，而本土企业产品Ei5却刚刚完成改款，车长正好4.6米，价格也在10万元以上。

再比如各地对外地车牌的限制，就是明显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行为。各地本可以用道路通行费用、城市高架ETC等方式对全国车辆实行一视同仁的交通疏散措施。但实际上，最终成了歧视外地车牌。考虑到车牌背后的居住证、户籍、社保等前提，这就是对人的限制。

全国统一市场，不仅涉及到经济、贸易。

从更高层面看，它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地方保护主义很多时候，表现为限制人的流动。比如，前段时间，所谓呼吁救救县中的呼声，本质上是保护地方教育局的政绩，最终的政策结果就是在初三学生身上实行更严厉的户籍制度，把好学生留在本县，从而提升本县的高考成绩。但这些学生不能到本省更好的高中，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权益受到了损害。

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就是要让所有要素平等地流动起来，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从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从市场平台设施、要素和资源市场等维度，高标准和高水平推进全国市场统一性建设。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解决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的不正当干预、隐性壁垒门槛等突出问题，全面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各地企业优胜劣汰，促进经济向规模发展，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从长远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无论对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是本地区企业的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统一市场的建立，更重要的在于促进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某种程度上，人们对统一市场的误解有多深，证明加快建设统一市场有多必要。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南都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