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端洪《荀子·天论》曰：“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关于“由治及兴”，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绪上，更不能作有口无心之念颂。在政治层面，要看到行动；在学术层面，要讲出有逻辑的和有意义的话。四、乱的动能、治的动能、兴的动能之间的不同推动社会不断变化的动力，都源于人永不停歇的能量。寻找动能，最终都要回到人身上。在社会过程中，人的能量被融汇、疏导，创造秩序和平衡，或者被导入抗争和冲突，打破现有秩序，寻找新的秩序形式。在政治过程中，群体的合作与冲突中，人的能量最为强大，能量的表达或应用最充分。要区分乱的动能、治的动能和兴的动能。乱，也是社会能量的一种表达形式。这种动能冲击现有的结构和系统，破坏既有秩序，企图达成新的共识和决断。由乱到治，就是要用建设性的能量去对抗和压制破坏性的能量。2019年暴乱，能量的源流何在？外部敌对势力是一个方面；反对派是由来已久的对抗力量；作为运动主角的那些青少年临时汇聚起巨大的力量。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零星的无组织形态的能量汇入，参与、配合、支持了运动。由乱到治，最重要的动能来自中央。由治及兴，国家支持固然重要，但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安法和新的选举法把外部敌对势力排挤出去了，遏制了反对派。但外部敌对势力，不会消解，反而会增强，只是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是香港由治及兴的阻力。一部分反对力量转移到了国外，也继续阻碍香港由治及兴。行为构成犯罪的青少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对社会能量是一种减损。经过一轮治乱，一些人和资本会外流，一部分社会能量会流失。由此可见，由治及兴，需要调用的能量，相比暴乱之前，在总量上会大大增加；换言之，管治成本必然增加。另一方面，原有社会能量会流失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稳定人心是第一要务，寻找新的动能尤为重要。五、去哪里寻找新的动能？政治和法律秩序是兴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兴的充分条件。其他方面，比如经济、社会团结、市民信心、国际信誉等等都可能因乱而受损，故而也都可能需要恢复到原有的水准。如果原有水准本来就很高，那么复苏也就是兴。但是，复苏往往不是简单的恢复原状，不是一仍照旧就可以达到的，需要发掘新的动能。去哪里寻找新的动能？逻辑上不外乎向内和向外。向内，无非民间和政权当局。对民间，要给企业家信心，给专业界安全感，给普罗大众公平感和获得感。对政权当局，要给司法以稳定和信任，给立法会换血，给政府增加赋权，增加责任。向外，一是融入国家发展，寻找共同利益；二是参与“一带一路”，开发新市场；三是引进人才和资金；四是与英美修和，重振国际声誉。归纳起来，共十条：第一，用新人；第二，引进人才和资金；第三，融入国家发展，特别是融入大湾区发展；第四，内部开发新的区域和新项目；第五，参与“一带一路”，开辟新市场；第六，发展高科技，进行经济转型；第七，改革政府，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第八，对政府增加赋权，推行有为政府；第九，开展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公平；第十，与英美修和，重振国际声誉。上述十个方面，存在几个难题。一是地缘政治新格局，二是固化的阶层利益格局，三是新一波技术革命下的产业布局，四是经济与政治的矛盾。 （作者系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香港01

文｜陈端洪《荀子·天论》曰：“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关于“由治及兴”，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绪上，更不能作有口无心之念颂。在政治层面，要看到行动；在学术层面，要讲出有逻辑的和有意义的话。一、乱、治、兴释义由乱到治，翻译成英文是“from chaos to order”。“乱”和“治”是反义词，“乱”是失序，“治”指的是秩序。这个成语是中国古代关于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终结的一种描述。直接针对紧急状态的格言是“治乱世用重典”，这道出了紧急措施的严酷性。现代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有两个基本的制度，一是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式制度，二是时间限制。由乱到治，包括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制乱，即紧急状态；一个是恢复期。紧急状态一般不超过半年，这是一种规范，不是描述。类比经济的萧条——复苏，由乱到治，是秩序的恢复（recovery）。恢复秩序，不是简单的回到从前，一定程度上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形式和法律秩序形式。香港由乱到治的过程涉及到强力的使用，也涉及立法，涉及到香港特区政府，也涉及到中央，最终形成一种新的道德共识和政治共识，并以立法形式——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予以理性化、制度化。“兴”作为动词，可以翻译为“rise”“raise”，最基本的意思是由下往上；用于描述社会，西方人更喜欢讲进步（progress），而进步的字面意思是由后往前。由治及兴，即由秩序到进步。“兴”字在中文里给人一种空间感，进步则蕴含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兴”字作为名词，英语一般意译为“prosperity”, 翻译回中文，是“繁荣”的意思。由治到兴，即由秩序到繁荣。人们普遍认为繁荣与经济增长相关，而繁荣在外延上不限于经济方面，且没有经济增长的繁荣也绝非不可想像。综合起来，在社会科学上，我选择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社会）繁荣三个方面来理解“兴”字。二、由乱到治的法律逻辑≠由治及兴的法律逻辑香港由乱到治，没有走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的程序，中央主导立法在法理上名正言顺，但也未循常规套路。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首次提出，“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揭示了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这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只知有基本法、不知有宪法，只讲自治、不讲一国的错误倾向，是一记警钟，也为2019年之后中央出手制乱提供了理论依据。全面管治权，官方翻译为“overall（comprehensive）jurisdiction”。“jurisdiction”一般指的是管辖权，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其实在公法上有一个对应的概念，拉丁文叫“plena potestas”，英文翻译是“plenary power”，也有人译成“full power”，中文字面意思是“全面的权力”（全权）。什么时候用这个概念？在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全国各行政区域拥有全权，和地方自治权的非主权性、非固有性、有限性、法定性、次级性、从属性相对。一般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讲法治足矣。只有在地方自治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从源头上重述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讲中央全面管治权实质上是讲国家理性。在联邦制国家，一个地区拟加入一个联邦国家，在宪法上的地位未确定时，可以说联邦对该地区具有全面权力；在一国领土之内的外国人，不具有公民地位，不享有公民权利，该国对此等外国人行使全权。美国最初对印第安人也用过这个理论。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下，公民权利受限制，政治哲学上可以讲全权。常态下，讲权力就是讲（宪定）宪法权力、法定权力。特别行政区的管治应该区分统治（rule）和治理（governance）。在“一国两制”之下，统治权主要归于中央，日常治理以特区自治为主。统治服从国家理性，治理则讲究治理理性。做了这么多阐释，意图是想告诉大家，中央直接诉诸全面管治权理论来处理香港问题，不是常规手段，由乱到治可以动用，但由治及兴则需要依靠另外一套逻辑，那就是法定权的逻辑，重点在特区自治。统治问题，主要责任在中央；日常治理，主要责任在特区。换言之，由乱到治如果解决不了，那是中央的责任，由治及兴能不能实现，主要责任归于特区。因此，当我们把由乱到治、由治及兴两个成语连在一起讲的时候，背后其实有分工的。鉴此，要注意：一是常态下不要把全面管治权当作口头禅，要讲宪制法治，尊重特区依法自治；二不要用国家理性打压和替代治理理性，更不能用表面化献忠诚来贬低和替换治理能力。三、由乱到治的治理逻辑≠由治及兴的治理逻辑由乱到治和由治及兴是两种治理模式，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第一种模式针对的是具体个人和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人的恶的方面。为了制止破坏行为，恢复秩序，政府站在道德高地，制定法律、发布命令、采取强制措施、实施惩罚。第二种模式针对整个社会，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需要分析社会各阶层的诉求，观察他们的行为模式，发现他们行为模式的规律。同时，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香港的治理需要根据区域的、国家的以及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重新规划，以便及时改善条件，吸引人才和资金。由第一种治理术到第二种治理术的转变，是一种知识模式的改变，也是一种思维的革新。不可否认，规训的任务并未终结，因此，香港治理很长时间内两种逻辑将并存。因此，需要明确两点：第一，要因时制宜，抓住主要矛盾；第二，要防止两种逻辑打架，把一种治理术滥用于另一种治理任务。 （作者系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香港01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香港国安法已顺利实施一周年，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接下来香港即将依据新的选举法例依次进行三场选举，“一国两制”进入新时代。著眼香港未来发展，落实“爱国者治港”，是未来香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文｜北京     陈端洪 著眼香港未来发展，落实“爱国者治港”，是未来香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图为香港市民庆祝香港回归和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 发展是打开港人心门的密钥 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之一。在现代世界，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要保持繁荣稳定，就不能停滞不前，而必须发展，不断进步。发展的完成时是相对的，发展的进行时才具有绝对的意义。 香港社会长期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矛盾，经历2014年非法“占中”之后，香港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裂痕。2019年“修例风波”将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香港国安法和新的选举制度出台，为清理“反中乱港分子”、重新整合香港社会，确立了政治准则和法律机制。然而，健全的政治准则如果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现实的利益，终归是难以落实的。正如卢梭所言，“每一个个人所喜欢的政府计划，不外是与他自己的个别利益有关的计划，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可以从良好的法律要求他们所做的不断牺牲之中得到怎样的好处”。 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功利原则。在新的时代，只有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解决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才能打开港人心门，重新树立他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建立社会团结；只有依靠发展，才能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一国两制”的信誉。 落实“爱国者治港” 是香港发展的政治前提 香港要发展，就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若继续被反对派的魔笛吹奏出来的迷魂曲所迷惑，任由“反中乱港分子”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群魔乱舞，港人必受其殃。 只有落实“爱国者治港”，才能有效制止“港独”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只有落实“爱国者治港”，才能防止外国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渗透。只有落实“爱国者治港”，才能遏制本土极端分子与外国和境外势力相勾结，出卖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只有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社会才能风清气正，正道畅行。只有落实“爱国者治港”，才能使香港得到中央信任、国人信任，才能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只有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才能培养出爱国爱港的下一代，“一国两制”才能可持续发展。为子孙计，当计长远。为子孙计，当计正道。 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 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社会心理基础 为确保“爱国者治港”，香港新的选举法例从制度和机制两个层面进行了系统的改革。通过设立资格审查机制、严控提名程序、减少直选议席、剥离区议会、增设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赋权选举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参选人并选举较大比例立法会议员等方式，新选举制度将有效防止“反中乱港分子”进入管治队伍。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新的选举制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一方面取决于相关的提名机制、资格审查机制能否有效运作，另一方面取决于有投票权的香港选民对新的游戏规则的认同，说到底，取决于香港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民主者也，有什么样的选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落实“爱国者治港”，需要诉诸全港选民的理性。爱国作为公民的一种道德义务，可以进行理性论证。将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联系起来，将香港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将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联系起来，香港选民就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落实“爱国者治港”，更要诉诸香港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和政治良知。爱国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无需精致计算，不可以作为资本拿来讨价还价。 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清除港英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民族自卑的心理污垢，树立当家做主的精神，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必须丢掉“世界公民”的幻想，确立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清当前国际斗争的本质；必须刮除“本土主义”和“港独”思潮的余毒，领悟“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捍卫国家主权；必须打碎“揽炒派”利用选举制度进行港版“颜色革命”的图谋，承认和尊重国家的制度选择，循序渐进地发展香港民主；必须认清“违法达义”的无政府主义本质，将自由与服从有机结合，维护“一国两制”下的良法善治。 笔者衷心希望香港同胞在经历了“修例风波”和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制裁”导致的“破坏性变化”之后，加快政治成熟，深刻领悟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一片苦心，在接下来的三场选举中做出明智的选择，用选票维护“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用选票建构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8月号 编辑：李博扬 监制：张晶晶

关于“由治及兴”，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绪上，更不能作有口无心之念颂。在政治层面，要看到行动；在学术层面，要讲出有逻辑的和有意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