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端洪

《荀子·天论》曰：“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关于“由治及兴”，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绪上，更不能作有口无心之念颂。在政治层面，要看到行动；在学术层面，要讲出有逻辑的和有意义的话。

一、乱、治、兴释义

由乱到治，翻译成英文是“from chaos to order”。“乱”和“治”是反义词，“乱”是失序，“治”指的是秩序。这个成语是中国古代关于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终结的一种描述。直接针对紧急状态的格言是“治乱世用重典”，这道出了紧急措施的严酷性。现代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有两个基本的制度，一是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式制度，二是时间限制。由乱到治，包括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制乱，即紧急状态；一个是恢复期。紧急状态一般不超过半年，这是一种规范，不是描述。

类比经济的萧条——复苏，由乱到治，是秩序的恢复（recovery）。恢复秩序，不是简单的回到从前，一定程度上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形式和法律秩序形式。香港由乱到治的过程涉及到强力的使用，也涉及立法，涉及到香港特区政府，也涉及到中央，最终形成一种新的道德共识和政治共识，并以立法形式——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予以理性化、制度化。

“兴”作为动词，可以翻译为“rise”“raise”，最基本的意思是由下往上；用于描述社会，西方人更喜欢讲进步（progress），而进步的字面意思是由后往前。由治及兴，即由秩序到进步。“兴”字在中文里给人一种空间感，进步则蕴含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兴”字作为名词，英语一般意译为“prosperity”, 翻译回中文，是“繁荣”的意思。由治到兴，即由秩序到繁荣。人们普遍认为繁荣与经济增长相关，而繁荣在外延上不限于经济方面，且没有经济增长的繁荣也绝非不可想像。

综合起来，在社会科学上，我选择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社会）繁荣三个方面来理解“兴”字。

二、由乱到治的法律逻辑≠由治及兴的法律逻辑

香港由乱到治，没有走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的程序，中央主导立法在法理上名正言顺，但也未循常规套路。

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首次提出，“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揭示了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这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只知有基本法、不知有宪法，只讲自治、不讲一国的错误倾向，是一记警钟，也为2019年之后中央出手制乱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面管治权，官方翻译为“overall（comprehensive）jurisdiction”。“jurisdiction”一般指的是管辖权，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其实在公法上有一个对应的概念，拉丁文叫“plena potestas”，英文翻译是“plenary power”，也有人译成“full power”，中文字面意思是“全面的权力”（全权）。什么时候用这个概念？

在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全国各行政区域拥有全权，和地方自治权的非主权性、非固有性、有限性、法定性、次级性、从属性相对。一般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讲法治足矣。只有在地方自治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从源头上重述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讲中央全面管治权实质上是讲国家理性。

在联邦制国家，一个地区拟加入一个联邦国家，在宪法上的地位未确定时，可以说联邦对该地区具有全面权力；

在一国领土之内的外国人，不具有公民地位，不享有公民权利，该国对此等外国人行使全权。美国最初对印第安人也用过这个理论。

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下，公民权利受限制，政治哲学上可以讲全权。

常态下，讲权力就是讲（宪定）宪法权力、法定权力。特别行政区的管治应该区分统治（rule）和治理（governance）。在“一国两制”之下，统治权主要归于中央，日常治理以特区自治为主。统治服从国家理性，治理则讲究治理理性。

做了这么多阐释，意图是想告诉大家，中央直接诉诸全面管治权理论来处理香港问题，不是常规手段，由乱到治可以动用，但由治及兴则需要依靠另外一套逻辑，那就是法定权的逻辑，重点在特区自治。统治问题，主要责任在中央；日常治理，主要责任在特区。换言之，由乱到治如果解决不了，那是中央的责任，由治及兴能不能实现，主要责任归于特区。因此，当我们把由乱到治、由治及兴两个成语连在一起讲的时候，背后其实有分工的。

鉴此，要注意：一是常态下不要把全面管治权当作口头禅，要讲宪制法治，尊重特区依法自治；二不要用国家理性打压和替代治理理性，更不能用表面化献忠诚来贬低和替换治理能力。

三、由乱到治的治理逻辑≠由治及兴的治理逻辑

由乱到治和由治及兴是两种治理模式，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第一种模式针对的是具体个人和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人的恶的方面。为了制止破坏行为，恢复秩序，政府站在道德高地，制定法律、发布命令、采取强制措施、实施惩罚。第二种模式针对整个社会，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需要分析社会各阶层的诉求，观察他们的行为模式，发现他们行为模式的规律。同时，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香港的治理需要根据区域的、国家的以及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重新规划，以便及时改善条件，吸引人才和资金。

由第一种治理术到第二种治理术的转变，是一种知识模式的改变，也是一种思维的革新。不可否认，规训的任务并未终结，因此，香港治理很长时间内两种逻辑将并存。因此，需要明确两点：第一，要因时制宜，抓住主要矛盾；第二，要防止两种逻辑打架，把一种治理术滥用于另一种治理任务。

（作者系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来源：香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