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紫荆杂志社和天大研究院主办的“第八届‘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讨会”11月23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以及高校系统、研究机构的13位专家学者分别发表演讲。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陈端洪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以《由治及兴 寻找新动能尤为重要》为题的演讲，以下为全文：

关于“由治及兴”，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绪上，更不能作有口无心之念颂。在政治层面，要看到行动；在学术层面，要讲出有逻辑的和有意义的话。

一、乱、治、兴释义

由乱到治，翻译成英文是from chaos to order。“乱”和“治”是反义词，“乱”是失序，“治”指的是秩序。这个成语是中国古代关于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终结的一种描述。直接针对紧急状态的格言是治乱世用重典，这道出了紧急措施的严酷性。现代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有两个基本的制度，一是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式制度，二是时间限制。由乱到治，包括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制乱，即紧急状态，一个是恢复期。紧急状态一般不超过半年，这是一种规范，不是描述。

类比经济的萧条——复苏，由乱到治，是秩序的恢复（recovery）。恢复秩序，不是简单的回到从前，一定程度上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形式和法律秩序形式。香港由乱到治的过程涉及到强力的使用，也涉及立法，涉及到香港特区政府，也涉及到中央，最终形成一种新的道德共识和政治共识，并以立法形式——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予以理性化、制度化。

“兴”作为动词，可以翻译为rise，raise，最基本的意思是由下往上，用于描述社会，西方人更喜欢讲进步（progress），而进步的字面意思是由后往前。由治及兴，即由秩序到进步。“兴”字在中文里给人一种空间感，进步则蕴含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兴”字作为名词，英语一般意译为prosperity，翻译回中文，是繁荣的意思。由治到兴，即由秩序到繁荣。人们普遍认为繁荣与经济增长相关，而繁荣在外延上不限于经济方面，且没有经济增长的繁荣也绝非不可想像。

综合起来，在社会科学上，我选择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社会）繁荣三个方面来理解“兴”字。

二、由乱到治的法律逻辑≠由治及兴的法律逻辑

香港由乱到治，没有走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的程式，中央主导立法在法理上名正言顺，但也未循常规套路。

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首次提出，“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揭示了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这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只知有基本法、不知有宪法，只讲自治，不讲一国的错误倾向，是一记警钟，也为2019年之后中央出手制乱提供了理论依据。

管治权的概念太笼统，实在要找对应的翻译，大概imperium最合适。特别行政区的管治应该区分统治（rule）和治理（governance）。在一国两制之下，统治权主要归于中央，日常治理以特区自治为主。统治服从国家理性，治理则讲究治理理性。

全面管治权官方翻译为comprehensive jurisdiction，这个翻译属于意译，与中文概念相比明显限缩了内涵，jurisdiction的字面意思是管辖权。这个片语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象一个专业概念。

其实在公法上有一个对应的概念，拉丁文叫plena potestas，英文翻译是plenary power，也有人译成full power，中文字面意思是“全面的权力”（全权）。什么时候用这个概念？

1、在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全国各行政区域拥有全权，和地方自治权的非主权性、非固有性、有限性、法定性、次级性、从属性相对。一般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讲法治足矣。只有在地方自治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从源头上重述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讲中央全面管治权实质上是讲国家理性。

2、在联邦制国家，一个地区拟加入一个联邦国家，在宪法上的地位未确定时，可以说联邦对该地区具有全面权力；

3、在一国领土之内的外国人，不具有公民地位，不享有公民权利，该国对此等外国人行使全权。美国最初对印第安人也用过这个理论。

4、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下，公民权利受限制，政治哲学上可以讲全权。

常态下，讲权力就是讲（宪定）宪法权力、法定权力。

做了这么多阐释，意图是想告诉大家，中央直接诉诸全面管治权理论来处理香港问题，不是常规手段，由乱到治可以动用，但由治及兴则需要依靠另外一套逻辑，那就是法定权的逻辑，重点在特区自治。统治问题，主要责任在中央；日常治理，主要责任在特区。换言之，由乱到治如果解决不了，那是中央的责任，由治及兴能不能实现，主要责任归于特区。因此，当我们把由乱到治、由治及兴两个成语连在一起讲的时候，背后其实有分工的。

鉴此，要注意：一是常态下不要把全面管治权当作口头禅，要讲宪制法治，尊重特区依法自治；二不要用国家理性打压和替代治理理性，更不能用表面化献忠诚来贬低和替换治理能力。

三、乱的动能、治的动能、兴的动能之间的不同

政治和法律秩序是兴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兴的充分条件。其他方面，比如经济、社会团结、市民信心、国际信誉，等等都可能因乱而受损，故而也都可能需要恢复到原有的水准。如果原有水准本来就很高，那么，复苏也就是兴。但是，复苏往往不是简单恢复原状，不是一仍照旧就可以达到的，需要发掘新的动能。

推动社会不断变化的动力，都源于人永不停歇的能量。寻找动能，最终都要回到人身上。在社会过程中，人的能量被融汇、疏导，创造秩序和平衡，或者被导入抗争和冲突，打破现有秩序，寻找新的秩序形式。在政治过程中，群体的合作与冲突中，人的能量最为强大，能量的表达或应用最充分。

要区分乱的动能、治的动能和兴的动能。

乱，是能量的一种表达形式。这种动能冲击现有的结构和系统，破坏既有秩序，企图达成新的共识和决断。由乱到治，就是要用建设性的能量去挤压、驱赶、抵消、转化、消灭破坏性的能量。

2019年暴乱，能量的源流何在？外部敌对势力，是一个方面；反对派是由来已久的对抗力量；作为运动主角的那些青少年临时汇聚起巨大的力量。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零星的无组织形态的能量汇入，参与、配合、支持了运动。

由乱到治，最重要的动能来自中央。由治及兴，国家支持固然重要，但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

国安法和新的选举法把外部敌对势力排挤出去了，遏制了反对派。但外部敌对势力，不会消解，反而会增强，只是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是香港由治及兴的阻力。一部分反对力量转移到了国外，也继续阻碍香港由治及兴。行为构成犯罪的青少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对社会能量是一种减损。经过一轮治乱，一些人和资本会外流，一部分社会能量会流失。

由此可见，由治及兴，一方面，需要调用的能量相比暴乱之前在总量上会大大增加，换言之，管治成本必然增加，另一方面，原有社会能量会流失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稳定人心是第一要务，寻找新的动能尤为重要。

去哪里寻找新的动能？一是向内，二是向外。向内，无非民间和政权当局。对民间，要给资本家信心，给专业界自由感，给普罗大众公平感和获得感。对政权当局，给司法以稳定和信任，给立法会换血，给政府增加赋权，增加责任。向外，一是融入国家发展，寻找共同利益，二是参与“一带一路”，开发新市场；三是引进人才和资金；四是与英美修和。

归纳起来，共十条：第一，用新人；第二，引进人才和资金；第三，融入国家发展，特别是大湾区；第四，内部开发新的区域；第五，参与一带一路，开辟新市场；第六，发展高科技，进行经济转型；第七，改革政府，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第八，对政府增加赋权，推行有为政府；第九，开展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公平；第十，与英美修和，重振国际声誉。

上述十个方面，存在几个难题。一是地缘政治新格局，二是固化的阶层利益格局，三是新一波技术革命下的产业布局，四是经济与政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