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舟2月28日，政府公布了最新的《财政预算案》，其中显示上一年度（2023/24）政府的综合赤字为1016亿元，预计本年度（2024/25）的赤字为481亿元。其实涉及财政赤字的计算有两种算法，一种是“现金收付制”，另一种是“应计制”，两者有较明显的差别。在现金收付制下，政府举债筹集的资金会被列作抵消财政赤字。在应计制下，可以更全面地看到政府的资产及负债，包括现金收付制未涵盖的外汇基金、房委会及其他政府基金的盈亏。以2020/21和2022/23两个财政年度为例：在2020/21财政年度，按应计制编制的综合财务表现表录得569亿港元亏损，现金收付制账目则录得2325亿港元赤字；在2022/23财政年度，按应计制编制的综合财务表现表录得2943亿元亏损，现金收付制账目则录得1223亿元赤字。两种算法各有长处，现在《财政预算案》中公布的赤字是在现金收付制下计算得出的。 基建投资具积极效应 由于公布的预算案中还提到政府本年将发行1200亿元债券，并在未来5年每年发债约950亿至1350亿元，如果加上2023/24年度已发行的650亿元各类政府债券，7年内政府的总发债金额将达6600亿至8600亿元。于是坊间有声音质疑香港可能走向赤字财政之路，甚至陷入用“债冚债”令库房乾塘的困境。那么现在是否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具体地分析来判断和厘清真实的情况。首先是分析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结构。从财政收入结构看，有五大项来源，分别是利得税、地价收入、印花税、薪俸税和投资收入。其中受市场周期性影响比较大的是地价收入、印花税和投资收入。2023/24财政年度的地价收入仅为194亿元，较原来预算减少656亿元，也远低于过去的财政年度。在过去的十个财政年度中，平均每年度的地价收入是1076亿元。地价收入的变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周期相关。现在政府开展土地储备的工作比较积极，所以“弹药库”比较充足。虽然近年出现地价收入下降，未来可能也有涨跌的波动，但一定不会长期持续下降，必将有所回升。印花税其实也是如此，2023/24财政年度的印花税收入为500亿元，较原来预算低350亿元，也低于过去十个年度平均的742亿元。但在撤辣措施公布后，地产的交投量已出现上升，也将带动相关印花税收入回升。投资收入也受大环境影响明显，包括外部的国际环境，今年政府投资收入较好的原因之一就是受益于外围股市涨幅较快。从财政支出的结构看，经常开支最大的三部分分别是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其中教育支出整体比较稳定，约占财政支出近两成。社会福利方面，由于上一届政府推出了一些新的福利政策，导致过去几年社会福利开支增长比较快。在这三大项主要的经常开支中，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随着香港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整体的福利和医疗支出方面会有一定的刚性增长。另外一项大的支出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建投资整体来说不仅有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对社会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香港政府过去许多的大型基建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包括地铁新线路、新市镇发展以及赤𫚭角机场等基建项目，既产生了经济效益，也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所以从投资基建的角度看，整体是能够取得不错回报的。未来的北部都会区、交椅洲填海等几个大基建，从财政来说都是有回报率的，同时由此带来的产业发展和改善市民居住环境的社会效益就更大了。 发债不弥补经常性开支 虽然政府在未来几年发债额的数字看上去较大，但从横向的政府债务对比看，香港特区政府的债务率仍然是比较低的。2023年法国政府债务占其GDP比重约110%，意大利约140%，日本更高达215%，而香港仅约50%。而且财政司特别强调，发债所得资金全数用于投资基建和工务工程，不会用在经常性开支。所以香港明显有别于美国等用发债弥补经常性开支缺口的经济体，特区政府的发债集资实际上是用于投资未来的。因此，香港目前的财政状况并不会陷入“债冚债”的境地。从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财政收入的低谷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原因造成的，是暂时而非长期的结构性减少。支出部分则主要是老龄化给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支出带来了一定的增长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探讨怎么结构性增加财政收入的问题。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削减开支。比如政府内部减少其自身的开支，但这种更多是以一种政治姿态来表明“共渡时艰”的态度，实际能削减的空间对增加整体财政盈亏的影响较为有限。而在投资性支出上，更不应该轻易削减。由于香港采用联系汇率制，实际上政府已经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所以在财政政策上，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需要通过逆周期调节，即使用扩大的投资性开支来刺激经济。如果是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时候，进一步减少投资性的财政支出，实际上会阻碍经济复苏的步伐。第二个是用增加税种或者提高税率的办法来提高收入。但这在香港现在的情况下，能够操作的空间也是很小的。在增加税种方面，由于香港税制简单，特别是没有消费税，所以二十年前就有人尝试讨论香港是否应增加消费税，但最后大家普遍都不赞同，关于这个的讨论也就无疾而终。目前香港也没有增开消费税的共识，所以想靠增加税种是很困难的。在提高税率方面其实也很不容易。因为利得税和薪俸税的低税率是香港的传统优势，所以调整税率的空间也不大。政府现在做了一个调整高收入人士薪俸税税率的试水，对年薪超出500万元以上的部分提高1%的税率，即超出500万元的部分需缴16%的税。虽然相比新加坡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不超过22%而言，香港提高之后的税率依然也是低的，未来也有适当调高一点的空间，但也不可能持续性上调过多。所以增加税种和提高税率两者都很难给财政收入带来明显的增加。 引进更多中产税基人才 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办法：扩大税基。扩大税基其实就是要靠香港经济的整体发展来增加有缴税能力的企业和个人。其中有两个路径，一是像通过增加基建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在北部都会区等新开发地区培育新的企业并创造高质素的就业机会。二是要更多地引进外部企业和人才。在引进企业方面，现在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包括设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等举措都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未来要推动创科产业进一步发展，不仅要培育本地初创企业，更重要的是引进外部龙头创科产业来营造整体的创科生态。如果能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那将大幅增加在港的创科企业数量，从而有利于扩大香港未来的企业税基。同时，这也能避免现在产业结构上过分依赖商贸和金融产业的问题，为香港加入新的一个支柱产业。在引进人才方面，需要对香港未来整体的人口布局有长远的规划。香港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成为共识，而目前香港人口的最大补充源是依靠单程证来港实现家庭团聚的人员，平均每年有4万余人。但这部分人员中从事基层工作的偏多，不属于纳税人口的税基，下一步的关键是要为香港引进更多中产以上的、能够成为税基的人才。现在香港仅有不到50%的工作人口是薪俸税纳税人，未来仍有提高空间。过去“优才计划”和现在“高才通”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不需要通过在港有工作才取得移民资格，所以很多人获得资格后并不一定会长期留在香港工作生活。未来有必要扩展以雇佣工作为基础的人才引进计划。尤其是未来引进科技企业时，需大量引进工程师等技术人才，不仅仅是个别的顶尖人才。这批通过工作计划引进的人才更容易长留香港，而且本身他们也是中产阶级，所以能够很自然地成为新增的薪俸税的基础。另外一点是要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增加高等教育乃至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的教育机会，吸引更多内地和国际学生来港就读。通过教育令更多外来学生产生归属感，提高将来他们融入香港社会和留港工作生活的可能性。这批人将来也会成为香港税基的基础。 本文转自《信报》 （作者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文｜方舟2019年2月，国家公开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至今已有5年。虽然5年期间香港经历了社会风波及新冠疫情等大事件，但如今站在5周年的时间节点，仍然值得做一番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基于此来展望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关键突破口。谈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首先要理解国家设计大湾区规划的初衷。其实在有“大湾区”这个概念之前，这块区域被称为“大珠三角地区”。“大珠三角”源自“珠三角”的地域概念，当时的珠三角地区就是今天大湾区的9个内地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所谓的“大珠三角地区”则是“9+2”，即这9个城市再加上香港和澳门。既然地理区域都一样，为什么不再沿用“大珠三角”的叫法，而是另创“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名字呢？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国家深刻的战略考虑。在大珠三角“9+2”的概念下，广东的9个内地城市是主体，而港澳的“2”则是拓展增加的两个特别行政区。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看起来的地理区域仍是“9+2”，但其战略思维则完全不同，其中蕴藏了两个重要的含义。 中央冀为香港创腹地 一是大湾区的战略目标是希望在两种社会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和三种货币的背景下推动区域一体化，解决粤港澳之间都市群整合及协同的问题。考虑到澳门体量较小，所以大湾区的核心实质上是粤港合作关系。这就与“大珠三角”的概念有明显区别。从中央的角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为香港创造一个联系更紧密的腹地。这其实与当时香港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有关。过去中央领导人每次来香港视察时，都会提到“香港要解决深层次矛盾”。除了政治层面的矛盾，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之间的矛盾，二是土地供应和房屋需求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中央已经看到这些矛盾靠香港自身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所以有意通过大湾区的城市群整合为香港创造更广阔的腹地。它既是增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发展的腹地，也是拓展生活空间的腹地，两者都针对性地着眼于香港当时的深层次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打通香港和广东之间的壁垒，使香港能够更好地与腹地相连接，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最核心的目标之一。从几份涉及大湾区的中央关键文件的铺排看，也能够感受到中央的良苦用心：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以及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谈到“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时是在经济发展的章节，唯独“粤港澳大湾区”的部分是放在港澳台章节进行阐述的。由这种铺排可见，大湾区的规划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港澳，尤其是为了香港。同时，另一个《规划》中值得留意的是使用了“湾区”的概念。选择湾区这个概念就是要与世界另外三个最重要的湾区都会圈对标，即纽约、东京和三藩市湾区。所以《规划》的另一个目标是将粤港澳大湾区培育成具有世界影响力和领导力的都会圈。这个目标又恰恰是在当前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考虑的。工业革命近三百年来，如果不算规模较小的区域，全球真正实现现代化的人口主要是英语系的五眼联盟、欧盟以及日本，加起来其实只有约10.5亿人口。而中国一国就超过14亿人口，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比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人口的总和还多。所以曾经有英国历史学家评论道，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这个体量之巨大对整个世界体系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在这样一个改变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有两三个在全球具有领导力的都市核心区。所以选择纽约、东京和三藩市湾区作为参照，也是因为这三大湾区分别在金融、高端制造、创新科技三方面具有全球领导地位。国家将粤港澳以“湾区”的概念进行定位，实质上也是希望粤港澳大湾区能发展成为在产业领域有全球领导力的核心区域。过去五年虽然经历各种事件的干扰，但是大湾区的发展步伐没有停滞，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微观小事看，原本港人即使到内地也很难在内地银行开设人民币户口，但现在他们甚至可以不进内地，仅在香港就可以实现见证开户。这正是因为有了大湾区规划，包括民生在内的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成果。从宏观大局看，5年来大湾区在制度设计上最大的突破是广东和澳门之间的横琴深度合作区。虽然大湾区是一个人流物流来往非常密切的区域，但在区域内两种制度、不同货币以及关税区的存在客观上给区域整合筑造了壁垒，是大湾区发展的最大挑战。尽管过去各地之间也有合作，但更多是物理拼盘式的。横琴却实现了两制融合的化学反应式的突破：它不仅首次试验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货物管理模式，更创造性地采用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四共同”新体制。这种创造性设计的目的是希望在特定区域把两个制度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尽管横琴目前在具体操作层面也遇到了挑战，因为“四共同”模式需要两地官员合作运作，中间少不了磨合环节。但这种体制创新本身而言，已经是5年来大湾区最大的制度性突破。未来香港和广东的合作，虽然不一定要照抄横琴的设计理念，但确实可以认真借鉴参考横琴的经验。 推进五方面更好发展 如今进入第二个5年，在大湾区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应如何推动其未来更好的发展呢？可以重点推进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充分借鉴横琴方案及其实践经验，在粤港合作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可以藉助现有的粤港重大合作平台，尝试制度创新来丰富新时代下“一国两制”的新实践。譬如，前海合作区是粤港较早的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在其从15平方公里的基础上扩区后，未来有了新的发展空间。位于其合作区北部的海洋新城是一块相对完整和较封闭的区域，可以考虑参考横琴方案设立一个境内关外合作区，并创新性地由香港和内地两边共同注资成立运营管理公司，以企业运作的形式实现开发机制和管理模式上的共同开发、共同管理、共享成果。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也是一个重大的粤港合作平台。目前，河套虽有“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说法，但河套的深港园区实际上还是处于一种“各有各管”的状态。虽然目前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由深港双方各自提名董事，深圳园区亦已预留部分楼宇由香港科技园公司承租、采用“港式管理”，但这些安排实际上也是深港两种模式“平行发展”，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建议河套也可以仿效横琴的做法，实现两边园区的一体化管理，在一个共同的管理机制之下运作，同时通过共同招商来吸引国家实验室、龙头科技企业的大型国际研发中心跨园区布局，推动河套高质量发展。第二，积极推动高水平的产业协同合作，特别是在创新科技和金融领域。尤其是在创科方面要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目前香港一方面科研开支占GDP比重小，仅有0.92%，大幅低于深圳的4.93%和整个中国内地的2.23%。另一方面科研开支结构不合理，特区政府所投入的科研资金占总开支近50%，而其他创科产业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企业投入为主。由于香港自身的产业力量弱，本地企业对科技应用的需求不大，因此有必要藉助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广阔腹地，创造条件给内地科技企业和本港的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利用内地科技企业投资推动优质科研成果商业化。同时要加快推动要素的跨境便利化流动以及规则对接。推动进“七通一平”。争取在大湾区早日实现人员、车辆、货物、资金、讯息、数据、生物制品七项互通，拉平个人和相关企业的税率。第三，扩展交通基础设施和新型基建网络的互联互通，在硬件完备的基础上推进通关等“软”层面的政策配套。港珠澳大桥现在的使用率并不如预期般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配套的政策还不够到位，比如跨境巴士司机的资格互认还不畅通，人员汽车的通关便利程度不够高。未来也需要在硬件联通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配套的各类规则衔接畅通。第四，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的协同，扩大税务、养老、医疗等领域合作，构建共同的生活家园。比如，考虑扩大香港长者医疗券在内地医院的使用范围，为港澳居民在内地申领养老金建设畅通渠道等。第五，高质量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令其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的关键平台。 本文转自《信报》 （作者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文｜方舟2022年底疫情结束之后，外界曾经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反弹。然而，中国经济复苏并未如预期那般理想，特别是2023年第三季度以来又出现了减缓趋势。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全球大部分经济体股市都大涨的情况下，内地和香港的股市却“斯人独憔悴”。这导致现在很多市场力量都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放水”，采用类似美国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的方式向市场大规模注资来刺激经济。但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坚决不搞大水漫灌”。虽然这段时间以来中央陆续使用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及农历新年前利用中央汇金公司扩大A股ETF增持范围等政策手段，但出台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刺激政策，整体来说并未有外界市场所期望的强力量化宽松刺激措施。这背后中央最高层的考虑其实是将整体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置于拉高经济增长速度之上，简单而言，即是转型优先于增速。其实中央政府对这一点早已展示鲜明态度：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调整是从简单追求数量和增速的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发展，本质上是要以创新为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还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所谓“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是发挥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来推动产业创新，通过前沿科技催生新产业，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首次将“科技创新”列为首要工作任务，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上述这些“新兴产业”和“新赛道”，正是对“新质生产力”的最佳注脚。实际上，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等理念的背后蕴藏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转型问题。第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防止经济脱实向虚，不走美国资本主义靠金融业膨胀推动经济繁荣的模式。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第一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后来更明确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经济进步和高质量发展，而不依赖金融膨胀拉动经济。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今年1月中旬召开的省部级干部金融研讨班都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显示出中国和美国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中国不会允许金融系统利用大量衍生工具自我膨胀和自我循环，从而制造泡沫风险形成对实体经济和民生的冲击。第二个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打破原来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以“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的模式向地方下放了财政自主权，由各省和中央签订承包合同，确定上缴中央的税收数额，其余全部自留。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地方政府口袋里的钱多了，但因为上缴中央的税额是根据承包合同确定的，中央财政收入不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所以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对财政大局的控制力日渐削弱。为此，朱镕基在1994年推动了分税制改革，令增值税等一些主要税收归中央财政所有。这个改革虽然解决了中央政府的财力问题，但一定程度上令后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增大，加上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向银行贷款，客观上造成地方在发展时面临资金不足的难题，从而导致它们在发展经济，特别是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中创造出“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经营城市”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成立当地政府所拥有的城市投资公司（简称“城投公司”），然后把土地资产注入城投公司，由城投公司拿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利用贷款获得的资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此吸引企业在当地落户投资。企业的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还能带动地价上涨。之后，城投公司可以利用地方政府新注入的增值土地作为抵押品继续融资，不断提升融资额，进入“城投公司融资—基建投资—招商引资—经济发展—地价进一步上升”的循环，最终形成地方政府财力、房地产公司和经济发展这三者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但是后来地价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投资炒楼的利润率远高于一般实业投资，甚至曾经出现一家上市公司本来处于经营亏损状态，但卖了两个旧楼的住宅单位后就将财务报表扭亏为盈了。这种情况令整体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趋势。第二则是楼价上涨过快带来了民生问题，特别是大城市的高楼价令老百姓怨声载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改变这种状况，限制房地产公司用高杠杆的融资模式，严格控制楼价上涨。当房地产价格被打压下去之后，又衍生出新的矛盾。第一是从经济结构上看，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强。仅房地产行业自身占中国GDP比重就达到近7%，算上建筑、家私、物业等房地产相关行业，对GDP的拉动作用更是达到17%左右。如果房地产行业快速下降，无疑将对整体经济有很大影响，因为不只是地产行业本身，与其相关的家用电器、建材装修等一系列产业都会被波及。第二则是地方政府原先将卖地收入作为财政资金的补充和基建投入的重要来源，现在由于地价下跌，土地卖不出去，城投公司先前的模式就维持不下去。而且许多城投公司自身高负债，实际上构成了地方政府的大量隐形债务问题。近年，中央在政策上开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等地方债券来融资，但这些融资的规模偏小，难以弥补城投公司的土地融资。土地融资可以利用土地的快速升值来不断提高融资额，城投公司随地价上升能够借到更多的钱，其融资能力强于仅依赖地方税收来偿还的发债融资。由于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下降，原来在地产商、地方政府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的循环就被打破了。固有的发展模式打破后，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也面临着较为困难的局面。要解决目前的局面并非简单选择“放不放水”，而是要把握处理好两个重点。第一是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要“先立后破”。虽然都希望新动能替代旧动能，但是维持旧动能仍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很大，旧动能的占比和绝对数量依然很高，新动能尚处于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短时间内不足以完全取代旧动能。新动能的代表之一是中国制造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蓄电池。从进出口的角度看，尽管2023年“新三样”合计出口比上年增长29.9%，但其规模也才首次突破1万亿元，不足出口总额的5%。从整体产值看，即使算上其他新动能产业，目前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还不足15%。如今人们常说的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概念，虽然前景很好，但大部分尚未进入大规模商业化普及应用的阶段。从历史上看，伴随新技术突破的大规模商业革命往往需要技术积累成熟到某个时点才会来临，互联网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皆是如此。所以在这个突破的时间节点来临之前，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发展新动能的势头，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旧动能“一刀切”，应该在维持旧动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发展新动能的转型。第二就是要解决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眼下的关键不是使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这么简单，更不是赤字率应提高到多少或减息几个点子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旧有发展模式被打破的结构性问题。原先地产公司、地方政府城投融资和经济发展的“三位一体”循环被打破了，未来需要创造新的增长模式，包括要维持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和积极性。针对这个困境，其实可以借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央采取结构性手段处理四大国有银行负债的模式。当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率很高，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即将破产。但后来中央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央行和财政部特别注资四大资管公司，购买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成功将旧的债务包袱剥离出来，令这些银行得以轻装上阵。今天，这四大银行都是在世界最大银行之列，中国工商银行更长期居于全球商业银行第一位。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手法解决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的债务问题。虽然理论上说“谁家的孩子谁家抱”，要防止出现“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但现在并非个别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整体的结构性问题，所以还是有必要由中央出手成立资管公司来承接地方债，帮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这两个转型显然都需要时间来解决，但中央推动转型的决心同样坚定。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口也开始负增长，确实有声音认为中国在步九十年代日本的后尘陷入长期停滞期，但两者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区别。当时日本基本上是饱和型的发达社会，而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刚过1.2万美元，还有10亿人未坐过飞机。对许多中国家庭而言，很多消费品还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例如，虽然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23年中国汽车生产量达到3016万辆，但中国内地的汽车普及率还远未及三十年前的日本。如果要达到当时日本的水平（约每千人拥有400辆），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将达到5000万辆以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的消费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如果观察另一个“亚洲四小龙”台湾的历史数据，在其人均GDP处于1万至2万美元的阶段，GDP年平均增速也超过5.2%。所以其实在内地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之前，每年应该可以实现5%至6%的增速。未来只要处理得当，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本文转自《信报》 （作者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文｜方舟1月26日，由大湾区科学论坛、香港生物科技协会、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及大湾区香港中心联合举办的“河套香港园区在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功能作用研讨会”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会上说了一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话：香港未来“食粥食饭”就是看创新科技产业能否发展起来。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在会上带来了河套园区的最新进展，园区首批三座大楼将于今年年底陆续落成，另外五座大楼亦会在社区隔离设施（方舱）拆除及土地平整后尽快启动兴建。未来政府其实也会考虑将河套剩余的其他方舱区域逐步释放出来，变为科技发展用地。 总楼面超科学园3倍 现在河套香港园区的土地面积（87公顷）是位于沙田的香港科学园（22公顷）的4倍，总楼面面积将来至少会达到香港科学园（40万方米）的3倍以上。可以说，河套园区是香港到目前为止对创科产业最重要的，也是规模和投入最大的一个基建。2022年底，特区政府发布了《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其中明确提出目标：到2030年，研发总开支（R&D）相对GDP的比率由0.99%提升至2%，制造业占GDP由2020年的1%提升至5%。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创科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支撑，而这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用地。虽然近期陆续有知名企业落户香港，例如全球最大电动车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英国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智能驾驶技术龙头科企地平线等，但是现在香港科学园能提供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如果我们希望这些龙头企业能够把具规模的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放在香港，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空间。然而，现在政府手上掌握的，中短期内可直接提供给企业作为创科发展的土地空间相当有限。包括近期提出准备在沙岭建设的数据中心，其面积仅有2公顷（虽然将来有可能进一步扩展），而且尚未完成将土地改作创科用途的法定程序。另一个在规划中的新田科技城虽然更大，但是规划和土地征收都未完成，真正要大规模投入使用至少需等到2030年之后。因此，在2030年之前香港主要可运用的创科用地就基本集中在河套园区了。未来要吸引具备规模的创科企业，无论是建设大型研发中心或实验室，还是中试生产线，都有赖于河套的建设进度和发展模式。所以河套的成败对未来10年香港创科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也是创科蓝图中2030年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但是，目前河套的发展中还存在3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河套香港园区的定位和产业规划，尚未能够与国家整体科技规划和战略布局有良好的配合。香港过往善于做土地空间规划，却缺乏做产业规划的成功经验。所以，相信河套将来会有很好的空间和建筑规划，也符合绿色环保理念的标准和要求。可是对于河套来讲，建楼不是关键，把这些楼宇填满也不是问题，关键是能够争取到什么层级的产业项目，以及这些项目能否在国家科技战略中发挥作用，并拉动香港创科产业有实质突破。 应有更清晰战略定位 虽然香港河套园区初步规划了包括生命健康科技区、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区、新科技先进制造区等在内的不同产业主题片区，但这只是较为宽泛的产业范围层面，并没有明确香港要如何吸引哪些关键项目和如何培育产业链，而这恰恰是河套成败的所在。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应有更清晰的战略定位，通过规划布局产业项目来配合国家科技战略。比如，有必要针对性地围绕国家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聚焦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引进核心龙头科技企业，建立产业化为导向的国际大型研发中心。还可以积极利用香港国际自贸港的特殊地位，发挥税率低、国际化、法治化、出入境自由等优势，以河套为平台吸引相关领域的国际尖端产业人才，打造掌握关键技术的高端人才汇集地。之前中美关系紧张，美欧等国在科技领域排斥华人的时候，香港政府也曾制定过特别政策，拨款予大学，用于招聘海外学术界的知名教授。但这项政策给予的名额相对有限，而且只能通过大学来进行人才招揽。背后的原因其实是香港没有产业支撑，无法吸收产业界的高端国际科技人才。所以，河套需要通过培育创科产业，打造国际一流的产业平台来吸纳海外产业界的科技人才，与国家的宏观科技战略形成配合。除了吸引关键企业之外，香港也可以考虑和内地合作，结合香港的学科优势，谋划在河套建立国家实验室。所谓“国家实验室”其实和平常高校中所提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不同，很多人会因为“重点”两字，感觉后者比前者要厉害，含金量更高，事实上恰恰相反。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大学和科研机构内的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建立的实验室，达到国家认可的标准，就可以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现在有数百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而国家实验室的规模则大得多，代表了某一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核心，其运行与研究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在本学科领域代表国家最高水准，基本上包括本学科领域所有研究方向。所以到目前为止，国家实验室仅有9个。 宜争取建国家实验室 现时在粤港澳大湾区有两个国家实验室，分别是位于深圳南山的“鹏城实验室”和位于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广州实验室”。鹏城实验室始建于2018年，是中央批准的网络通讯领域新型科研机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通讯、网络空间和网络智能，其核心任务是服务国家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战略。广州实验室成立于2021年，由钟南山院士牵头，该实验室聚焦重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致力于打造成防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大型综合研究基地。香港如今实力最强的学科之一就是生物医学。未来可以发挥香港的这个优势，创造条件争取在河套园区布局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个国家实验室，吸引生物医药产业领域的高端人才，为国家生物医学发展培育战略科技力量。第二个问题是在河套“一区两园”设计下，现在香港园区与深圳园区的互动性、联动性不足。未来几年，随着河套合作区的楼宇陆续落成，两个园区将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招商引资阶段。如果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之间没有很好的互动，未能形成产业联动布局的情况，两个园区很容易变成竞争关系。因为河套深圳园区正在努力打造趋同于香港的环境，比如开展一二线的分线管理，推动资金、数据等要素的便利化流动。所以两个园区如无法形成协同效应，而是各自为政、各自招商、各自管理，那就有可能陷入负面的竞争中。其实，当年深圳设立前海合作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前海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与香港合作，在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率先对香港开放。但是当前海提出要发展金融和现代服务业之后，反而第一时间引发了香港一些人的疑虑，甚至当时的立法会议员都质疑前海是不是和香港在“抢生意”。今天河套的“一区两园”比前海在地理上更接近，两个园区紧连着，而且将来因为深圳园区实施的一二线分离管理，在环境上会和香港更加相近。“一区两园”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结合港深各自优势，将香港的自由港优势和深圳的产业基础优势在河套这一个区域共同发挥出“合金效应”。如果双方各行其是，那非但不能达成当时的初衷，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未来两个园区一定要增强互动性，尤其是要共同争取一些重大的项目在两个园区跨河布局。第三个问题就是整个河套香港园区的规划设计理念需要更新。现在香港园区的设计还是将其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园区来安排，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面积用于建造宿舍和公寓。这是因为在香港传统的观念中，河套处于香港最偏远的边境地区，人们很难在市区和河套园区之间通勤。所以香港园区的建设一开始就考虑到宿舍问题。2024年底河套园区将落成的第一幢楼就是宿舍楼，比两幢实验室大楼落成还要早。 可利用深圳市区配套 其实河套的香港园区紧贴着深圳的市中心区，尽管离香港的传统市区很远。所以选择去河套香港园区的企业必然是那些与深圳有很密切业务联系的企业，相关的产业人才和科研人员将来可以很方便地在两个园区以及港深两地间流动。香港园区可以充分利用深圳的很多基础设施，包括电力、公寓、污水处理等。在紧邻河套深圳园区的南华村，深圳政府已经规划了一个重建项目，预计将建成一个服务于河套园区的国际人才生活社区，提供近5000套住宅单位。所以实际上香港园区并不需要在有限的空间规划建设过多公寓。因此，未来在发展河套香港园区时，整体的规划思维和理念应有所转变，有必要更加充分地用好深圳的产业优势和基建设施，因为许多重大基础设施其实是可以共用共享的。例如以后河套香港园区如果建设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耗电量大的设施，那也可以和深圳的电网合作，令处于香港园区的机构也能够使用到成本更低的电力。套用日前研讨会上梁振英先生所讲的那句话，未来十年香港创科产业是“食粥”还是“食饭”，就取决于河套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作者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