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舟

2022年底疫情结束之后，外界曾经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反弹。然而，中国经济复苏并未如预期那般理想，特别是2023年第三季度以来又出现了减缓趋势。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全球大部分经济体股市都大涨的情况下，内地和香港的股市却“斯人独憔悴”。

这导致现在很多市场力量都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放水”，采用类似美国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的方式向市场大规模注资来刺激经济。但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虽然这段时间以来中央陆续使用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及农历新年前利用中央汇金公司扩大A股ETF增持范围等政策手段，但出台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刺激政策，整体来说并未有外界市场所期望的强力量化宽松刺激措施。这背后中央最高层的考虑其实是将整体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置于拉高经济增长速度之上，简单而言，即是转型优先于增速。

其实中央政府对这一点早已展示鲜明态度：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调整是从简单追求数量和增速的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发展，本质上是要以创新为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

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还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所谓“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是发挥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来推动产业创新，通过前沿科技催生新产业，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首次将“科技创新”列为首要工作任务，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上述这些“新兴产业”和“新赛道”，正是对“新质生产力”的最佳注脚。

实际上，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等理念的背后蕴藏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转型问题。第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防止经济脱实向虚，不走美国资本主义靠金融业膨胀推动经济繁荣的模式。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第一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后来更明确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经济进步和高质量发展，而不依赖金融膨胀拉动经济。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今年1月中旬召开的省部级干部金融研讨班都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显示出中国和美国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中国不会允许金融系统利用大量衍生工具自我膨胀和自我循环，从而制造泡沫风险形成对实体经济和民生的冲击。

第二个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打破原来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以“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的模式向地方下放了财政自主权，由各省和中央签订承包合同，确定上缴中央的税收数额，其余全部自留。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地方政府口袋里的钱多了，但因为上缴中央的税额是根据承包合同确定的，中央财政收入不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所以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对财政大局的控制力日渐削弱。为此，朱镕基在1994年推动了分税制改革，令增值税等一些主要税收归中央财政所有。

这个改革虽然解决了中央政府的财力问题，但一定程度上令后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增大，加上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向银行贷款，客观上造成地方在发展时面临资金不足的难题，从而导致它们在发展经济，特别是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中创造出“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

“经营城市”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成立当地政府所拥有的城市投资公司（简称“城投公司”），然后把土地资产注入城投公司，由城投公司拿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利用贷款获得的资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此吸引企业在当地落户投资。企业的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还能带动地价上涨。之后，城投公司可以利用地方政府新注入的增值土地作为抵押品继续融资，不断提升融资额，进入“城投公司融资—基建投资—招商引资—经济发展—地价进一步上升”的循环，最终形成地方政府财力、房地产公司和经济发展这三者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

但是后来地价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投资炒楼的利润率远高于一般实业投资，甚至曾经出现一家上市公司本来处于经营亏损状态，但卖了两个旧楼的住宅单位后就将财务报表扭亏为盈了。这种情况令整体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趋势。第二则是楼价上涨过快带来了民生问题，特别是大城市的高楼价令老百姓怨声载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改变这种状况，限制房地产公司用高杠杆的融资模式，严格控制楼价上涨。

当房地产价格被打压下去之后，又衍生出新的矛盾。第一是从经济结构上看，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强。仅房地产行业自身占中国GDP比重就达到近7%，算上建筑、家私、物业等房地产相关行业，对GDP的拉动作用更是达到17%左右。如果房地产行业快速下降，无疑将对整体经济有很大影响，因为不只是地产行业本身，与其相关的家用电器、建材装修等一系列产业都会被波及。第二则是地方政府原先将卖地收入作为财政资金的补充和基建投入的重要来源，现在由于地价下跌，土地卖不出去，城投公司先前的模式就维持不下去。而且许多城投公司自身高负债，实际上构成了地方政府的大量隐形债务问题。

近年，中央在政策上开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等地方债券来融资，但这些融资的规模偏小，难以弥补城投公司的土地融资。土地融资可以利用土地的快速升值来不断提高融资额，城投公司随地价上升能够借到更多的钱，其融资能力强于仅依赖地方税收来偿还的发债融资。由于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下降，原来在地产商、地方政府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的循环就被打破了。固有的发展模式打破后，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也面临着较为困难的局面。

要解决目前的局面并非简单选择“放不放水”，而是要把握处理好两个重点。第一是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要“先立后破”。虽然都希望新动能替代旧动能，但是维持旧动能仍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很大，旧动能的占比和绝对数量依然很高，新动能尚处于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短时间内不足以完全取代旧动能。

新动能的代表之一是中国制造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蓄电池。从进出口的角度看，尽管2023年“新三样”合计出口比上年增长29.9%，但其规模也才首次突破1万亿元，不足出口总额的5%。从整体产值看，即使算上其他新动能产业，目前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还不足15%。

如今人们常说的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概念，虽然前景很好，但大部分尚未进入大规模商业化普及应用的阶段。从历史上看，伴随新技术突破的大规模商业革命往往需要技术积累成熟到某个时点才会来临，互联网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皆是如此。所以在这个突破的时间节点来临之前，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发展新动能的势头，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旧动能“一刀切”，应该在维持旧动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发展新动能的转型。

第二就是要解决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眼下的关键不是使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这么简单，更不是赤字率应提高到多少或减息几个点子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旧有发展模式被打破的结构性问题。原先地产公司、地方政府城投融资和经济发展的“三位一体”循环被打破了，未来需要创造新的增长模式，包括要维持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和积极性。

针对这个困境，其实可以借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央采取结构性手段处理四大国有银行负债的模式。当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率很高，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即将破产。但后来中央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央行和财政部特别注资四大资管公司，购买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成功将旧的债务包袱剥离出来，令这些银行得以轻装上阵。今天，这四大银行都是在世界最大银行之列，中国工商银行更长期居于全球商业银行第一位。

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手法解决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的债务问题。虽然理论上说“谁家的孩子谁家抱”，要防止出现“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但现在并非个别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整体的结构性问题，所以还是有必要由中央出手成立资管公司来承接地方债，帮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

这两个转型显然都需要时间来解决，但中央推动转型的决心同样坚定。

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口也开始负增长，确实有声音认为中国在步九十年代日本的后尘陷入长期停滞期，但两者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区别。当时日本基本上是饱和型的发达社会，而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刚过1.2万美元，还有10亿人未坐过飞机。对许多中国家庭而言，很多消费品还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例如，虽然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23年中国汽车生产量达到3016万辆，但中国内地的汽车普及率还远未及三十年前的日本。如果要达到当时日本的水平（约每千人拥有400辆），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将达到5000万辆以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的消费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如果观察另一个“亚洲四小龙”台湾的历史数据，在其人均GDP处于1万至2万美元的阶段，GDP年平均增速也超过5.2%。所以其实在内地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之前，每年应该可以实现5%至6%的增速。未来只要处理得当，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本文转自《信报》

（作者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