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志鹏特区政府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实属疫情之下的无奈之举，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话来讲，是「香港疫情7个月以来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但对某些议员尤其是反对派议员而言，凭空多出一年的任期，乃是始料未及的，可以说是一种「意外收获」。8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根据决定，2020年9月30日后，香港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后，任期仍为四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和方案，最终作出的合法、合情、合理的决定，对立法会乃至整个政治体制有效运转意义重大。　　认清形势以免进退失据　　正如行政长官所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具权威性的决定，妥善解决立法机关因押后选举出现空缺的问题，既维护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又能确保特区政府可以正常施政和社会正常运行，再次展示中央对特区的关爱和支持」。　　这意味着，第六届立法会全体议员，包括早前被取消第七届立法会参选资格的四名反对派议员，都将继续延任履职。一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何更好地履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职责，是每一位议员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也是750万香港市民拭目以待的。对于某些反对派议员而言，倘若能够善加把握这意外得来的延任时间，对自己、对香港都可以说是多了一个选择，不失为天赐良机。　　认清形势之「机」。当前，香港内有严峻疫情、外有美国施压。所幸的是，国家始终是香港的有力后盾。国安法的实施，令本港告别了「不设防」的历史，迎来由乱到治的转折点。不少香港市民经历混乱的日子后，其心态及政治取向正在发生积极改变。从「香港各界撑国安立法」8天收集签名300万，到「撑立选押后网上联署」平均每分钟签名231个，都显示出绝大多数市民对于生活安宁的期盼、对于中央和特区政府施政的认可支持。只有把握历史的大势，才不至于判断失误、进退失据。　　放下分歧之「机」。近年香港社会争端不解、暴力不止、对立不和的状态，给所有港人上了沉痛的一课。愈来愈多的市民意识到，「社会撕裂」持续一日，安宁与繁荣的香港就无法再现。　　长期以来，反对派议员罔顾公众利益，浪费社会资源，执意「拉布」、「政治揽炒」，使得立法会乱象横生。事实证明，「拉布」不能解决问题，内耗令社会元气大伤，「政治揽炒」令香港陷入困境。倘若反对派继续误导民众、制造对立，为自己牟取政治私利，那就是对750万香港市民利益的背叛。如果本着一颗真诚救港之心，放下分歧，弥合裂痕，就不难发现香港的法治精神、多元包容、言论自由和有效施政等核心价值仍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基本法的全面保障仍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及营商环境仍在。美好的明天依然属于香港。　　「忠诚反对派」是唯一出路思考前路之「机」。一段时期以来，反对派的路越走越窄、政治空间越来越小，这不仅因为他们选择的所谓「抗争路线」已经走入死胡同，更是落实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港人政治觉醒的必然结果。勾连外力乱港、谋取个人政治私利是一条不归路，出卖的是香港市民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路线」何能为继？　　反对派应该知道不少国家的在野党，在国会内均担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这些政党虽然在政纲、政策、定位上与执政党不一样，甚至以批评政府为己任，但同样拥护宪法、忠于国家。倘若反对派议员能够真心拥护基本政治原则，正面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接受现时政体，放下心中执念，摒弃「非理性揽炒式」行事方法，多做利港利民的实事，则不枉为「民意代表」，不失为「忠诚反对派」。诚能如此，必将于危机中觅得生机，在变局中开创新局，未来道路依然广阔。　　「时乎时，不再来。」这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智者把握良机、顺势而为，愚者坐昧先机、逆势而动。何去何从，只在今日。（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编辑：严骏来源在：大公报

文/林志鹏长期以来，对香港政制的误读，莫过于“三权分立”说。事实上，香港从来没有存在过西方政治学意义上行政、立法、司法鼎足而居的政制形态，香港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而非“三权分立”。　　回归前，港督不仅牢牢掌握军政大权，甚至立法局议员也由其委任，并在所有议案上拥有“最终否决权”，试问这样的体制，何来“三权分立”？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全国人大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的制度安排，香港实行的是以行政为主导，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政治体制。这不仅具有坚实的法理依据，更是充分考虑到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的特殊性及其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合理选择。　　从来只是实行行政主导　　回归23年来，行政主导的特色早已渗入香港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表现在：　　其一，行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区的首长，又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领导”，这一双重身份使其具有相当广泛的职权。　　其二，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上，行政长官除有权解散立法会外，议员的提案权也受到一定限制。比如，凡涉及政府政策的提案，议员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这也体现了行政的主导作用。　　其三，行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其讨论的事项往往是除人事任免、纪律制裁和紧急情况下的措施以外的重大决定，是行政长官强有力的集体参谋，在行政决策中发挥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行政的主导作用。　　凡此种种，都清晰地表明，香港特区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以行政为主导，行政与立法既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司法独立。这一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行政权力比较大，行政长官具有较高的地位和较为广泛的权力，在特区的政权机构设置和运作中居于核心地位。　　倘若深究一步，香港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原因，还能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从“三权分立”理论与实践本身来看。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把“三权分立”理论发扬光大，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深刻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组织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但也必须看到，孟氏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种权力的制约和均衡关系绝对化，是一种过于理想化、模式化的设计。即便是现代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政治体制，也难以达到他所要求的“三权分立”标准。　　其实，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各国、各地区普遍适用的统一模式和绝对标准。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所在国家、地区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传统、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素分不开，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一种自然的演变过程，更是一种政治博弈的过程，而不完全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某种方案推进的。　　另一方面，从“一国两制”以及特别行政区的制度设计来看。本质上讲，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地方政治体制。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区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而不是自行决定的。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国家主席等宪法规定的政权机构，存在天然的隶属关系。　　地方政府岂有完整权力　　就权力来源而言，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均来自中央授权，其授权多少以及各种权力的分配和相互关系，都是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确定的。并且，特区在行使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时，也要受到中央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例如，立法会制定的法律要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备案等等。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虽然享有比内地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得多的权力，但就其政治体制的属性和定位来说，仍是一种地方政治体制，它上面还有国家的政治体制罩著，不能与一个国家简单类比。这也决定了香港不可能实行建立在主权国家完整权力基础上的“三权分立”制度。　　邓小平曾讲过：“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重温斯语，对“三权分立”的争论与迷思，可以休矣！（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编辑：严骏来源：大公报 　　

文/林志鹏近期，香港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央对此高度关注，心系香港同胞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全球率先取得抗疫防疫重大胜利、生产生活迅速恢复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上多次进行抗疫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完全有能力支持协助「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遏制疫情传播态势。因应特区政府请求及广大市民期盼，中央在紧要关头支援特区疫情防控工作，合情、合理、合法，体现了对750万香港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怀和重视，彰显了捍卫「一国两制」事业的坚定立场。倘若从更宏大的视野加以观察，香港的疫情防控尚有更高一层意义，因为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事关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中央对香港施以援手，不仅是必要之举，更是必然之举，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的具体实践。 香港「抗疫」事关总体国家安全大局 2014年4月15日，国家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总体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取得「抗疫」重大胜利，得益于中央提早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出台了有关政策措施，规划了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了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香港作为「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中国特别行政区，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香港的「抗疫」能否取得成功，早已超越一城一地疫情防控的意义，更应置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观照和考量。 香港以其独特的位置和作用，扮演著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角色，也极易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点和短板。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领域极其丰富，既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又包括公共卫生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等。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区，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因素也多种多样：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既有人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既有传统因素，又有非传统因素。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反中乱港分子宣扬、鼓吹「港独」，煽动、组织进行分裂国家行为，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实践和香港社会繁荣稳定，这是对总体国家安全的威胁和挑战；新一轮新冠疫情来势甚猛，连续多日确诊个案超过100宗，社区暴发迫在眉睫，严重威胁广大市民生命健康，同样是对总体国家安全的威胁和挑战。一直以来，中央团结带领香港社会各界爱国爱港人士，努力为维护多领域、全方位国家安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无论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设立驻港国家安全公署，抑或中央支持协助香港抗击疫情，都一以贯之地彰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应对疫情过程中，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在全球性危机面前，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抱著「零和思维」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国与国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本属一国的香港与内地呢？香港有什么理由在危难时刻闭关自守、画地为牢？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来自祖国内地的善意援手呢？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不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吗？ 内地医护是援港抗疫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香港疫情牵动著中央和内地人民的心。截至8月13日，本地确诊案例连续多日录得双位数增长，累计确诊案例4,312宗，死亡个案66宗。早在7月31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就已表示，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请求，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派遣内地检测人员赴港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帮助建设隔离治疗中心。本港市民普遍对此表示欢迎，认为可以通过检测、隔离治疗、升级防控措施、分享抗疫经验等协助香港尽快度过难关。8月2日，首批内地医护人员抵港，投入紧张工作。此前香港社会曾就内地医护人员来港支援的必要性进行讨论，也有过不同声音，但在目前社区暴发一触即发、检测资源短缺、病房病床不足的危急情况下，由内地派遣人员支持「抗疫」已成不刊之论。从内地经验来看，全面检测和隔离治疗是遏制疫情必不可少、行之有效的两大举措，而这两者实施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手充足、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也可以说是决定「抗疫」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防」，这是内地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无论「防控」抑或「防治」，只有「防」得好，才能使「控」取得最好效果，为「治」争取更多时间。香港目前已存在社区传染，但传播态势不像某些西方国家呈几何级数或连锁反应式增长，应对这种情况，需要加强全面检测，尤其是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筛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建议，应当面向全港进行核酸检测排查，只有早发现、早隔离，才能减少人传染人的机会。全面检测无疑是做到精准防控的关键所在，但是要对香港750万人进行核酸检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直以来，香港的病毒检测范围无法扩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手匮乏，设施不足。在疫情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本地医务系统已经不堪重负。前线医护人员均需持续加班工作，十分紧张和疲累，医疗中心以及公立医院的医护资源行将耗尽。多间医院的ICU病房的使用量接近、甚至超过100%，伊莉莎伯医院ICU病房一度只剩一张病床可供使用，不得不将病情稳定的病人转往其他医院。二是检测的费用高昂。内地现在进行一次核酸检验费用低至60元人民币，香港则要1,000多港元。在个人负担相关费用的前提下，自愿进行检验的港人为数甚少。内地援港「抗疫」，不仅提供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检测人员和其他医护，还能让内地低价、高效的检验设备为港人所用，正可谓「及时雨」，更是「雪中送炭」。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以内地战「疫」历练过的精兵强将紧急驰援，协助香港解当下之围、济燃眉之急，对打赢疫情阻击战意义重大。 因应目前香港疫情形势发展，只有坚持全面检测、隔离治疗二者双管齐下，方能取得实际效果。中央选派人员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需要，以期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港人生命健康。在加强检测力量方面，调配人员主要以广东医护为主。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从省内20余家公立医院选派约60名临床检验技术人员，队长来自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曾担任广东省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在强化隔离治疗方面，首批援港专业人员来自湖北。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由湖北省武汉市选派6名有「方舱医院」实战经验的专家，包括医院院长、护理、建筑和设计专家，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改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运营和管理经验的技术支持。接下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根据香港抗击疫情需要，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支持。 疫情如火，照出反对派抗拒中央支援的险恶居心 今次疫情汹汹来袭，防控形势相当严峻。特首林郑月娥已于8月7日宣布，在中央全力支持下，将推出自愿普及社区检测。两办（港澳办、中联办）表示，中央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香港的疫情发展，与特区政府保持紧密沟通，视特区需要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协助。有必要指出的是，此次中央组建「支援队」赴港「抗疫」，以挽救生命、遏制疫情、维护港人健康安全为目标，也已经对内地与香港医疗体制的不同以及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沟通协调问题作了充分考量。援助形式以项目协助为主，充分尊重香港现行医疗制度规则，不会冲击和影响香港医疗系统正常运作。 令人意想不到是，在香港疫情快速蔓延的非常时期，却有极少数反对派人士乃至医护机构在政治偏见和政治操弄企图的驱使下，置广大市民生命安危不顾，挖空心思抛出一些流言蜚语、奇谈怪论。有人声称「国内医护人员来港提供医务紧急施援不符合香港法例和专业守则的规定」，并指「香港医生均以英文沟通，大陆医护说普通话及写简体字，一旦来港会造成混乱」；有人罔顾香港医疗体系和前线医护人员承受的巨大压力，表示「本港医疗资源人手充足，无需内地支援」；有人不惜造谣构陷，宣称「内地医疗团队会把港人基因样本送往内地」，「内地机构的诊断中心可能播疫」。这些论调不仅充满政治偏见、自欺欺人、荒谬至极，而且用心险恶，已经到了丧失道德良知与人性底线的地步。其实，这些论调绝非空穴来风，其背后支撑是反对派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以政治标尺衡量一切，为反对而反对，鼓吹「政治揽炒」；抓住一切机会污名化中央和特区政府，不惜代价制造社会撕裂以及政治区隔；漠视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以及社会公益，只图一己私利。对此，明眼人早已看透，愈来愈多的市民也能够识破他们的政治把戏，对其行径表示不齿与唾弃。 一直以来，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坚强后盾，中央坚定支持是香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定海神针」。面对香港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中央适时介入，鼎力支援香港「抗疫」，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对「一国两制」负责、对750万香港同胞生命健康负责，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实践。我们坚信，有了中央大力支持，香港「抗疫」成功指日可待。（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编辑：严骏来源：紫荆论坛

文/林志鹏 “香港要么成为大湾区与外界的闪耀纽带，要么成为华南海岸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小城市。”近日，香港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烈显伦在《明报》和《南华早报》分别发表《是时候紧急改革了》和《New Legal Mindset》（新法律思维）二文，要言不烦，见解超卓，好比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又如同海上仙方，对症发药，可为认清形势、廓开迷途之一助。 挟“司法话语权”以误导市民 作为德高望重的法律界前辈和资深外籍法官，烈显伦说：“北京并没有偏离为香港设定的路线，‘一国两制’政策从未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某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翻炒所谓“政策空间收紧论”、“两制变一制论”，这些人尤以法律界人士居多。这不奇怪，一方面他们是专业人士，在社会上拥有较大“话语权”；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们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持“黄色”立场。不少香港市民受到蛊惑和裹挟，原因在于对基本法的真正精神，以及宪法和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不够了解乃至误读，近日关于香港有无“三权分立”的舆论交锋，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中央一直强调，要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正如烈显伦所指出的，“‘一国两制’政策从未改变”。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基本法“是一项宪法性文件，而不是一部用于管理香港日常事务的民法典”，中央一直致力于“以高度自治的方式，使得香港及其独特性兼容于内地的整体框架”。 反观香港司法界，由于法官群体整体“偏黄”，在涉及“政治运动”的案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左右和影响，往往表现出对违法分子的偏袒和纵容。在具体审判中，有些案件“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援引海外晦涩难明的规范和价值──这些价值和规范既与案件的具体问题无关，也完全不适合香港的情况”，因此“这种做法是根本错误的，也与普通法的宗旨相违背”；对待宪制原则上，有些法官“把自己抬高到了全国人大的位置，由此自我赋权击倒一项至关重要的主要立法”，难怪“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激烈批评”。试问这样的司法机构，如何取信于中央，又如何取信于广大香港市民？ 烈显伦指出：“中联办曾发表一项声明，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中央政府对特区享有‘全面管治权’。”他又说：“大律师公会主席对此（全面管治权）提出异议。在今年4月给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寻求解释的信中，他称之为‘新近主张的宪制立场’。‘新近主张’？难道他不接受那就是主权在1997年回归中国时的含义吗？”面对某些司法界人士对基本法22条的议论，他一针见血地戳穿是别有用心、故弄玄虚的伎俩。 “全面管治权”概念虽然在2014年6月《“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首次提及，但其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和行使方式，实际上始于香港回归之日。 中央全面管治权不容否定 中国政府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其实质就是收回治权。主权与治权不能分割，主权是治权的依据，是治权合法性的来源；治权是主权的行使方式，丧失治权，主权就成了空中楼阁。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不独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都拥有全面管治权。全面准确理解贯彻“一国两制”原则，就应该明白：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特区高度自治；对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这就是“一国两制”下，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统一。 正是有鉴于此，烈显伦尖锐指出：“香港大律师公会一再公开声明说北京‘干预’香港事务，这其中包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立场：‘高度自治’意味著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主权性的监督权。”由此可见，全面管治权在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那一刻就已存在，只要高度自治而抛弃“主权性的监督权”，何其悖谬！ 烈显伦言语犀利，救港心切，不仅为个人思想立言，更是为香港市民代言，道出了广大港人共同心声。三复斯言，令人感慨，启人深思。（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编辑：潘丽丽来源：香港大公报

文/林志鹏香港是一座高度开放的国际化都市。这里，高楼耸立、贸易繁荣，来自世界各地、操著不同语言的外籍人士随处可见，就连一些市井商贩都能以英语无障碍沟通，开放、多元、包容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标签。然而，这里有一批人，他们的心态却是保守而封闭的。这种封闭的心态交织形成一种自闭症文化(societal and culture aspect autism)，彷佛笼罩城市上空的雾霾，令向往健康的人们难以见到朗朗天日。　习惯「偏安」　试想，一个人罔顾中央政府有权为国家安全立法的通行规则，以「两制」之名抵制「一国」捍卫国家安全。一个人不愿承认香港国安法惩治极少数极端分子、保障大多数市民权利的道理，一味危言耸听、制造事端，难道不是「封闭」吗?一个人无视香港已回归祖国的事实，不是以中国人的底气昂首阔步、拥抱世界，反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甘为外国势力驱使，难道不是「封闭」吗?　这种封闭源于狭隘，而狭隘则源于「偏安」。本来，港人并非一个「偏安」的群体，「狮子山精神」曾是努力向上、奋斗不息的代名词。但随著多年大气候小环境的衍变，香港社会某些群体正渐渐沦入「偏安」之局。平心而论，「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之后的最大特色与优势，祖国大陆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对这一点，绝大多数港人内心深处是认同的。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与经济相互依存、密切合作相伴而行的，却是政治、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疏离，再加上某些人的挑拨离间，导致相当一部分港人缺乏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一个缺乏国家认同与核心价值认同的人，必然失去准确而牢固的身份认同，也就永远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这样的人，其观点、看法难免失于偏颇而鲜少客观，无法走出自得其乐的「同温层」(又称「资讯滤泡」filter bubble)，只能在少数人营造的「亚文化」圈子里打转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真正的开放心态也就无从谈起。　以香港的传媒为例，「港闻」(香港本地新闻)和经济新闻向来占据重要的位置，国际新闻和中国内地新闻往往被挤在边角，除非出现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事。据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回忆，他年轻时候(上世纪80年代)，国际新闻都放在报章头版，而现在不仅被移到内页不显眼的地方，篇幅也不断缩减。对此，传媒专业人士深有同感，《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就很怀念金庸时期的《明报》，认为那才是国际视野。没有了国际视野，也就没有了开放的胸怀，这恰恰反映了部分港人眼界之狭促、心态之偏安，窥一斑而见全豹也。　封闭心态 教育难辞其咎　封闭心态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教育难辞其咎。香港教育的问题在于政策制定团队缺乏具有家国情怀和历史知识的教育者代表。港英时期，教育作为一项本土事务，其政策的顶层设计全部以英国人为主，港人只有执行的权利。回归后，虽然所有政府资助的学校都由纳税人供养，但绝少看到教育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邀请公众参与和讨论;历次教育改革，也都照搬英美模式，并不是基于香港本土的实际调研。偶有学者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建议，很容易就被攻击为「利用教育进行洗脑」「祸害学子」等，2012年的「国民教育风波」就是例子。香港教育长期依赖欧洲和美国的「文化输出」，再加上通识教育课程的「神助攻」，利用有关媒体的发酵作用，塑造了一条囊括图书情报、课程设计、通识辅导与补习、印刷教育与运输的庞大产业链。个别人士一方面大赚其钱，一方面把持、操控香港的整个教育体系，在思想意识上进一步加剧了港人的偏执与封闭。这也是在文凭试中，出现「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这种考题的深层原因。　开放的城市，封闭的心态，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当前香港面临的困局，既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又有文化问题，同时还有心态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有待于以大格局、大智慧来化解，前提是必须破除封闭的心态。每一位港人都应当意识到，惟有扩大胸襟、张开眼目，才能真正把握未来，才能在危机中觅生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编辑：严骏来源：香港商报